第一部分 -- 一人生路（1）

有人說：人生如夢幻，夢醒一場空；也有人說，人生如浮萍，漂泊不定，聚散無常。其實，人生好比一條“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發展；如果前途沒有路，應該就表示人生已經走到盡頭了。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來，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總是沒有把人生活得淋漓盡致，因此每個人都要重視自己的“生涯規劃”。

我曾經把自己的一生規劃為八個時期，以每十年為一時期，第一個十年是“成長時期”，第二個十年是“閱讀時期”，第三個十年是“參學時期”，之後依次是“弘法時期”、“歷史時期”、“哲學時期”、“倫理時期”、“佛學時期”。

我能到人間來，得感謝父母生養了我的身體，他們幫助我在世間成長；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緣，讓我今生能夠依照自己的理想，朝著自己既定的目標發展，更是值得慶幸。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苦惱的小孩，由於家裡貧窮，出了母胎連母奶都不足飽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滿足。對於童年往事，現在已經不復記憶，只是偶爾聽母親敘說，我經常把家裡僅有的一點食物拿出來，分享給其他小孩子吃；其實家貧，也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分享給別人，母親的話只不過說明，我從小就有喜捨的性格罷了。

我還依稀記得，三四歲的時候就和外祖母學會念《般若心經》，也和七八歲的姐姐比賽吃素，這一切大概都是受外婆的影響。童年的我，經常跟著外婆進出“道場”。其實當時我並不懂得什麼宗、什麼教、什麼神，只記得大多數的道場裡，都懸掛了“十殿閻羅”的圖：一殿閻君秦廣王蕭，二殿閻君楚江王曹，三殿閻君宋帝王廉，四殿閻君五官王黃……當時在小小的心靈上，就刻印了“人不能做壞事”的觀念，做了壞事，上刀山，下油鍋，那是多麼痛苦、可怕的罪業呀！

我雖然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讀過什麼書，但在童年時，就會背誦寺廟牆上所貼的《三世因果經》：“有食有穿為何因？前世茶飯施窮人；無食無穿為何因？前世不捨半分文。高樓大廈為何因？前世造庵起涼亭；福祿俱足為何因？前世施米寺庵前。相貌端嚴為何因？前世花果供佛前；相貌醜陋為何因？前世噁心嫉妒人。聰明智慧為何因？前世誦經念佛人……”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養我，不但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最重要的是，給我一個影響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謂“性格”，我生性勤勞，從小就喜歡幫助做家務，舉凡掃地、洗碗、擦桌子，我都會主動去做。再者，就是我有一顆“仁慈”的心。

我從小就喜愛小動物，一群螞蟻被圍困在路邊的水塘中，我會替它們搭橋，讓它們通過。幼小的昆蟲，我也細心把它養大再放生。我喜歡養小雞、小鴨，尤其喜愛養鴿子。記得有一次，為了一隻鴿子飛失了沒有回來，我最初急得飯都吃不下，最後竟至投河自盡。所幸我深諳水性，自己又浮了上來。但是這一切，都被大人責怪，認為簡直是小孩子胡鬧。

我對家中所養的小狗，每天只准餵食一餐，甚為不滿，總想：人可以吃三餐，為什麼狗隻能吃一餐呢？家人說：只有給牠吃晚餐，它才肯看家守夜。我無法認同這種說法，經常在吃飯的時候，偷偷把碗盛滿了飯菜，再將狗引到僻遠的地方讓牠吃，我寧可自己少吃，也要替狗加餐。

一隻殘缺的小雞，破殼而出還不到十天，有一次被雨水淋濕了羽毛，我怕小雞受寒，就把它擺在爐灶的入口，想藉爐火幫牠把羽毛烤乾。哪知小雞見了人，受到驚嚇就往爐子裡鑽去。我一見大驚，趕快伸手把它從爐火裡搶救出來。但是它的羽毛已被燒光，一隻腳也燒掉了，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

被燒成這個樣子，照說小雞應該是必死無疑，但我想出種種方法照顧它。起初餵食很麻煩，因為小雞隻剩上喙，不能啄食，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滿米穀餵牠。如此養了一年多，小雞不但沒有夭折，反而大到可以下蛋，儘管所下的蛋小如鴿蛋，但總是活了下來。這件事讓我感覺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業一樣，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對生命的愛護。

另外關於勤勞，記得是八九歲的時候，因為家裡貧窮，看到父母為家庭日用艱難而辛苦，於是就有心想要幫忙。但是一個年幼的兒童，能有什麼辦法呢？想到狗在路上屙屎，我每天早晨天濛濛亮就起床，然後到路上撿“狗屎”，把它堆積在一起，幾天后也能賣給人家當肥料，而能賺得幾個銅板。

或者我常也在下午時分，出門撿拾路上的牛糞，然後學習大人的做法，把稻草剪碎，將牛糞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貼在牆上曬乾後，一塊牛糞幾角錢賣給人當木炭燒，如此也能賺錢。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開始，我的家鄉揚州江都被戰火摧毀，燒得只剩下一片瓦礫，到處都有鐵釘，以及各種器皿損壞後的破銅爛鐵。我把這些撿起來賣，雖然不值錢，但當時小小年紀，也覺得為數可觀。甚至在桃李銀杏出產季節，鄉人吃過桃子、李子、杏子，裡面的核到處亂丟，我也滿街滿巷地撿拾，累積起來也可以賣點小錢。

過去自己一直覺得很難為情，不敢把這些事告訴別人；現在環保意識抬頭，我覺得自己童年所做的，不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也是對環保的實踐，同時也增強自己的信念。不論什麼人，只要對公益有所幫助，我覺得都非常有意義。

十歲以前的童年，我把它稱之為“成長時期”；十歲以後，我就步入了讀書學習的時期了。我在出家前的一兩年中，斷斷續續也讀過幾年“私塾”。所謂“斷斷續續”，原因是我們每天讀書要繳四個銅板，有錢的時候就帶著四個銅板去讀書，如果沒有錢，當天就主動為自己放假。私塾的老師也習慣如此，學生來了，就教他一段四書，不來也不會責怪。

斷斷續續當中，也不知道自己能認得幾個字，直到十二歲那年，我在師父志開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初在南京棲霞佛學院讀書，全班約有學生五十人，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許多，大部分在二十歲以上，只有我還在幼童之齡。同學當中，不要說青年，連少年都沒有，我只有自慚形穢地混雜在那些大人學生之中。他們都曾經聽講過《成唯識論》《因明學》《般若心經》等，而我對這些經論，都如鴨子聽雷，老師的語言，對我而言，只有聲音，完全不知道講的是何義。

所幸在私塾裡認得幾個字，這時總算能夠派上用場，我經常到棲霞佛學院的圖書館，借幾本文學書籍來閱讀。我記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說，就是《精忠岳傳》。對於岳飛的“精忠報國”，以及他的兄弟們“英勇果敢”的表現，都讓我產生非常強烈的尊敬與嚮往。

後來又接觸《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經常看得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廢寢忘食。之後又閱讀不少西洋文學，先後看過英國《莎士比亞全集》、印度泰戈爾的詩集、俄國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以及法國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小仲馬的《茶花女》，美國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還有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等。

這時候感覺到知識無涯，慧海無邊，每天雖然在叢林裡過著專制、無理要求的生活，受著無情的打罵教育，但是我樂在閱讀之中，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計較了。

在那個時候，我愛看小說，終於慢慢被老師發現了，成為黑名單上的學生。老師認為，一個不用功閱讀經論，只是沉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罷了！但是不管別人怎麼樣嘲笑、歧視，我對東西方的小說、文學作品、歷史傳記，還是讀得津津有味，樂此不疲。因為經論看不懂，只有閱讀這些世間著作，能夠增添我的知識見聞。

那個時候，因為閱讀，我也漸漸展現了自己的學習成績，例如《水滸傳》裡的一百零八將，他們叫什麼名字，什麼綽號，用什麼武器，穿什麼衣服，我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甚至我還列出三四十人，覺得他們不夠資格當一百零八將中的好漢。

對於《三國演義》，我則崇拜不已，尤其當中對於人物武功的鋪陳，很有層次，例如“呂布戰三英”，可以看出呂布的武功勝過關雲長、張翼德；而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可見關雲長的武功又是遠遠勝過一般的英雄武將。

對於《三國演義》中，把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黃忠、馬超，列為“五虎將”，我認為最為公正。當中尤以趙子龍那種不計較、不比較、不鬧情緒，只是一心輔佐劉備，令我最為欽佩。

我在棲霞佛學院讀書的六七年當中，可以說都是被人歧視、打壓。例如，有一次語文課中，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目，叫做“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在那種年齡，對於什麼叫做“菩提”，什麼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議論？如何能暢所欲言呢？結果老師給我的批語是：“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我當時一看，還揚揚得意，以為老師寫了詩句讚美我，後來經過別人說明，才知道老師是在嘲笑我。所謂“兩隻黃鸝鳴翠柳”，它在叫什麼你知道嗎？ “一行白鷺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麼呢？所以總說老師的意思，就是說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又有一次，作文題目是“故鄉”。這種淺顯易懂的題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關，加上我讀過一些文學小說，懂得怎麼樣形容故鄉，所以就寫道：“我的故鄉有彎彎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橋，兩岸翠綠的楊柳低垂。每當黃昏落日餘暉下，農舍的屋頂炊煙裊裊升起……”老師又給我批語：“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這一看就很明白，老師認為這篇文章是我抄襲而來，不是自己所作。

寫得好，是抄襲而來；寫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於轉化，沒有輕易被摧殘、打倒，所以後來我一直主張，對青年學子要用愛的教育，要鼓勵他上進。所謂“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師的一句話，一點鼓勵，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可是對一位青年學子而言，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是多麼需要師長大人的鼓勵啊！

 

不過，在我人生的學習之路上，也遇到過很多好的老師。十八歲我升學上焦山佛學院，有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薛劍園教授，為我們上文學課程，還有思想開放的聖璞法師，指導我們的國學。另外還有芝峰法師、大醒法師、圓湛法師、戒如學長、普蓮學長，尤其在家的教授為數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經不復記憶了。

這麼多年輕優秀的師長，為我們教授數學、外文、生物學等，我一時只覺心開意解，世間學問向我蜂擁而來。我忽然思想大開，進步神速，所以就不斷向江蘇省鎮江的各大報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詩，有散文，有語體文，不但皆被錄取，後來他們竟然還要請我當副刊編輯。這對一個沒有進過正式學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勵。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樂，也是最短暫的一段學習過程了。

二十歲那年冬天，我離開了焦山佛學院，就此結束了我十年的學習生涯，接著就邁入了我人生另一個十年的參學時期了。

離開焦山佛學院以後，我回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在白塔國民小學服務不到兩年，之後就到南京華藏寺，參加同學們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可惜因為時局動盪，國共戰爭開始，已經不容許自己有所作為了。因此在得到家師志開上人允許下，只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其他東西一概捨棄，贈送給同學智勇等親友，我率領了七十餘名的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台灣。

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用“走投無路”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所幸獲得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為我保證，辦理戶口，才得以留台。當然，更要感謝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掛單，才能免於流離失所之苦。在當時，即使窮途潦倒，我仍然堅守自己對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後曾經拜訪過慈航法師，聽過道源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也曾和大醒法師長談，並且幫他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乃至和東初法師講說佛教的未來，同時幫他主編《人生雜誌》。

我也曾經親近過章嘉活佛，尤其印順長老初到台灣時，駐錫在我教書的“台灣佛教講習會”，因此得以朝夕親近請教。我對於長老治學的嚴謹，思想理路之通達，無限欽佩。

記得那個時候，承慈航法師送我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六十冊，以及印順法師的著作。另外，我也擁有《印光大師文鈔》《虛雲老和尚法彙》、圓瑛法師的著作，還有一套《胡適文存》，等等。我坐擁書城，面聆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這十年中，真是其樂無比。

我除了參學、教學以外，偶爾也在報章雜誌寫些護教的文章。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承中興大學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從台北親臨圓光寺給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起軒然大波。尤其在《覺生月刊》上寫給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導致他把《覺生月刊》停刊，另創《菩提樹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

我感嘆自己只是在佛教裡生事，對佛教沒有真正的貢獻。所幸章嘉活佛護衛我當選“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但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同時也不想連累容我掛單的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以就設法到了山後交通不甚方便的宜蘭，一方面韜光養晦，一方面在那裡實踐我對佛教新教團的設立，就類似太虛大師的“菩薩學處”。從此我告別了十年的參學期，開始邁入另一個以文學弘法的十年了。

 

我在宜蘭，最初成立念佛會、歌詠隊、學生會、文藝寫作班；我有“教育部” 登記在案的光華文理補習班，我創辦幼兒園，也成立幼教師資訓練班。我把宜蘭市四十八個村，用佛教的義理，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淨班、慈悲班……四十八個班，每班選出一個班長，有系統、有組織地弘揚佛法。

雖然一下子辦了這麼多活動，但我並不會太忙碌，因為歌詠隊有楊勇溥老師幫我教授，太極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聯合起來都不是對手的熊養和老先生幫我指導。另外還有宜蘭中學、蘭陽女中的多位老師幫忙領導各種社團。

我在忙碌之餘還能抽空撰寫文章，我的《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蘭十年的初期完成的。 《釋迦牟尼佛傳》和《十大弟子傳》，我都是用文學的筆調撰寫，尤其《釋迦牟尼佛傳》，曾由“監察委員”遊娟女士編成連續劇，在台視八點檔期播出；也曾拍成電影，在金國戲院上映。 《玉琳國師》更加發揮威力，曾被空軍廣播電台列為小說選播，也拍成電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編成電視劇《再世情緣》，在電視台連續播出一個多月。

我在這個時候，鼓勵慈莊、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開設“佛教文化服務處”，除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務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眾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說選集，如唱片的發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迴講演之餘，努力撰寫文藝作品，尤其作了許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樹》《鐘聲》 《佛化婚禮祝歌》等。通過雷音寺歌詠隊隊員的演唱，甚至編成舞台劇，在台灣各地表演，一時造成轟動。但這也引起傳統佛教人士對我的不滿，認為我荒腔走板，怎麼佛教還唱起歌來，真是大逆不道，這不是要滅亡佛教嗎？

但是佛教並沒有因為唱歌而給唱完了，反而在幾十年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惠法師主辦的“人間音緣”，每年都把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見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沒有傷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優秀的青年進入佛教，對於帶動佛教的年輕化、知識化，發揮很大的作用。

我在宜蘭弘法十多年後，一九六四年時年三十八歲，先在高雄創辦壽山佛學院，接著購買了大樹鄉麻竹園五十多公頃的土地，就此開創佛光山，想為佛教創造歷史，開創佛教的另一個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山建設，初意是想設立佛教學院，為佛教培養弘法人才。後來基於發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辦道以外，並且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諸如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以及幼兒園、初級中學、高級中學的設立等。

初建佛光山時，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進入為佛教創造歷史的階段，於是為佛光山訂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養人才；二、以文化弘揚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會；四、以共修淨化人心。

我同時也為隨從的弟子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我希望他們能在工作生活中，確實奉行“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的原則。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漸加以實現，我把青少年時期醞釀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實，所謂“國際化、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的人間佛教，就這樣確立了。

 

從四十到五十歲的十年之間，因為是佛光山開山初期，點點滴滴，只要是善舉，我從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甚至後來相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真的都是“以無為有”，正如《般若心經》所謂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為了“以教育培養人才”，我創辦佛教學院，聘請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王淮、唐亦男老師等人，到佛學院教授《老子》《莊子》，啟發同學的哲學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韓國的金知見，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請他們講學。

另外，為了帶動佛教文化，我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林海音、高陽、司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劉枋女士還曾在佛光山長住過一段時間。

我對一些學術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陸續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註解，重新編印成《佛光大藏經》，同時還邀請大陸學者王志遠、賴永海、方立天、樓宇烈、王堯、楊曾文、王雷泉、陳兵、方廣錩、程恭讓等人，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

我主辦各種學術會議，出版《佛光學報》，後來又發行《普門學報》等。儘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為佛教推展文教事業，但是在佛光山開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領導人放話，揚言要打倒佛光山叢林學院，不准我興辦教育。其實，天主教、基督教在台灣創辦了東海、輔仁、東吳等多所大學，佛教界也沒有人要打倒它們，為什麼我為佛教所辦的一所小小佛學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當時我要召開“世界漢藏佛教會議”，因為我獲選為“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召開這樣的會議有義不容辭的正當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參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經常帶著一種悲憫的心情，想到可憐的佛教，就只剩這麼一點生機在苟延殘喘，難道我們不能愛惜它、維護它嗎？

此外，佛光山開山數年之後，由於各種因緣推動，我分別在高雄、彰化、台北設立分院。雖然來自教界與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順應時勢的需要，不但沒有被打壓、阻礙，反而以創造歷史的精神，後來陸續到美國創建西來寺、中美寺，到澳洲創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歐洲創建巴黎道場、德國禪淨中心，到非洲創建南華寺，到馬來西亞創建東禪寺等。我為海內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場訂定“傳統與現代融和”、“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作為佛光教團推展人間佛教的方向，我想這也是佛教發展的時代趨勢，所以後來又成立國際佛光會，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個協會、分會，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時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歲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興建道場，創辦佛教事業以外，這時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應該要有一些實質的內涵。雖然多年來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間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才想到“哲學的人生”，因此我對人間佛教開始做了一些規劃，我要確立自己的模式來宣揚人間佛教。

 

首先為了讓人間佛教有特殊的內涵，我不能不考慮哲學思想上的建立，所以歷年來國際佛光會召開世界會員大會，每次我都發表一篇主題演說，例如，《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圓滿與自在》《自然與生命》《公是與公非》《人間與生活》《發心與發展》《自覺與行佛》《化世與益人》等，這些都是我在這十年期間所醞釀的思想。甚至對當代的問題，如戰爭與和平、宗教之間、族群問題、生態環保、安樂死、優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學等，我都給予重新詮釋。

為了詮釋這些問題，我在世界各地舉辦講座，或是召開座談會，現在都已經結集出書。尤其我在《怎樣做個佛光人》裡，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度死、先生活後生死、先縮小後擴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觀念、有慚恥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緣、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佛光人“以佛法為重、以世法為輕，以道情為重、以俗情為輕，以實踐為重、以空談為輕，以是非為重、以利害為輕” ；佛光人“不以經懺為職業、不以遊方為逍遙、不以自了為修行、不以無求為清高”；佛光人要“光榮歸於佛陀、利益歸於常住、成就歸於大眾、功德歸於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設立“參禪規約”，並且為建設人間佛教規劃藍圖。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顧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讓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為發展藍圖；對社會，從個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區佛化，乃至以服務社會為工作的意義，都加以敘述、闡揚。

在此期間，我為了替人間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傳統與現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學提出來，作為人間佛教的思想依據。在戒學方面，我主張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諸佛化世的本源，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見。但是戒律要合乎時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當初佛陀也倡導“小小戒可舍”，現在的憲法都能順應時代而改革，戒律也應該因時制宜，隨著時代發展而融通應變，但是在應世化俗之餘，不可過分方便而流於庸俗化，因為戒律必定是維護僧團最重要的法寶。

在定學方面，我認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門。過去在台灣少有禪堂的設立，但現在佛光山在國內外的分別院，每家都設有禪堂和念佛堂。這也說明，佛光山雖然主張“八宗兼弘”，但重在“禪淨雙修”，多年來對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動。

在慧學方面，佛教是不同於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學般若，講究對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討。遺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視信仰，不太重視閱藏讀經，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讀書會，目前大概有兩千個讀書會，至少有數百萬人在讀書。不過，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學，大概還要看將來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導生活的佛教，以促進人際間的和諧，帶來社會的公平，達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讓所有人都能幸福安樂地生活為目標。所以，人間佛教希望大家講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發揚人間的美德，散發人性的光輝，才能共創人間的淨土。

 

對於人間佛教的弘揚，我除了著有《人間佛教系列》的各類書籍以外，在《人間佛教的戒定慧》裡，更把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有人間的性格、人間的倫理、人間的秩序；人間佛教要從“人”做起，甚至要從“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別人。為了不把報恩的責任推給阿彌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會”，把信徒定位為“佛教的老闆”，並且訂定各種功德主的福利辦法，一方面替佛教報恩，同時也讓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給他們的福利，讓他們都能“往生”佛光淨土。

尤其到了六十歲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屆花甲之年，跟隨我的徒眾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餘人之多，我在退位時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眾的師徒關係沒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愛的父母，他們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隨我出家，其中多數都是經過父母培養，受過大專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級中學畢業後，再經過佛光山叢林學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學學士了。

雖然我年幼離開故鄉、親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長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為了對所有徒眾的父母表示尊敬，舉辦了“佛光親屬會”，讓所有徒眾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團聚兩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暢敘親情，也讓我有機會跟他們報告子弟出家後的前途希望。所以這時的思想，又轉入到應該為人間的“倫理關係”有所建立的階段。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麼多的“佛門親家”，雖然一年只聚會一次，但是大家都為兒女能得到一個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場，感到歡喜、榮耀。有的上台講演，表達他的歡喜，有的述說當初送子學道的心情。佛光山這許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負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學教書；有的從事文化事業，編輯報紙雜誌；有的從事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繼續各種研究……佛光山二百多個寺院道場的行政、社教、法務，都是由這一群人擔當，所有的父母親家，也經常在世界各地來去旅行，到處為家。甚至佛光山還優待徒眾父母，將來可以隨子弟住進佛光山養老機構安養，或者百年之後，歸葬佛光山萬壽園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個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從一兩個子弟之家，到幾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樂，真是難以言說。

《梵網經》說，一切長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長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輕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誠哉斯言。當初我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寫到佛陀為逝世的父親擔棺，為報答母親之恩而親上忉利天為母說法，甚至為迦旃延的弟子均頭沙彌，鋪設床位，讓他在自己的房中暫住。佛陀對尊師重道、孝養慈親，以及愛護後學，樹立了典範，誰說佛門不重視倫理呢？

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意味著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遺世獨立，所以我倡導寺院道場為“四眾共有”，我倡導各種不同種族要“同體共生”，我鼓勵佛光山的兒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時，回俗家省親祝壽。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倫理道德來維護，就如儒家的《禮運大同篇》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讓“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動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業以外，對於人一生的完成，養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別給予關注。

 

人的一生，其實只有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時候固然要死得無牽無掛，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時候，更要活得無憂無慮，活得平安快樂。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不斷、“恐怖分子”猖獗，擾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發揮人性的慈悲、無私，還要講究緣起性空、六度四攝、因果報應等，這些佛教的教義都是促進世界和平的無形力量。

我認為世界和平的促進，宗教應該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從宗教之間推展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各個團體，這是宗教界的責任，也是對現代社會的貢獻。

我一生倡導“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於“宗教融和”。為了結合宗教力量來共同促進世界和平，多年來我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宗教進行互訪、對談、交流。久遠的不談，就拿近幾年來說，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應邀前往梵蒂岡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譽為“世紀性的宗教對談”。

一九九八年，我應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弘法，同時與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會面，為中國佛教與馬來西亞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頁。

二〇〇一年，我在澳洲與臥龍崗市長George Harrison，及英國國教臥龍崗地區的主教Bishop Pipen，針對宗教與文化交流，彼此交換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針對“宗教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我也應邀與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對話”。

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Dom Claudio，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對話”。

此外，美國西來寺於一九八八年落成後，二十多年來一直與相距五分鐘路程的摩門教會保持友好關係。西來寺每年舉辦世界和平祈願法會，邀請各宗教領袖以各自獨特的宗教儀式，共同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還為北港媽祖宮撰寫《媽祖紀念歌》，我認為宗教之間應該要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體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對於宗教之間的往來，我主張：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義各有所宗，應該各自發揮；教徒之間則可以彼此溝通往來。

由於我經常與各宗教之間保持密切的互動，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例如，我與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羅光總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辦的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台灣輔仁大學、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先後頒贈給我榮譽博士學位等。

其實說來慚愧，由於自己從小基本教育沒有打好基礎，雖然在佛門裡有禪、淨、律各宗的參學，稱得上資歷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來也有一些起伏，崎嶇不平，變化莫測，很多難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隨順因緣所轉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時間，雖然也有一些為教為眾的理念，但由於自己沒有“學有專精”，對佛教縱有些許的貢獻，也不值得自我誇耀。尤其過去為了弘揚人間佛教，所寫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雖然已如預期，發揮了接引社會人士普遍認識佛教的功能，可是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直到七十歲古稀之齡後，我發現自己的佛學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〇〇一年發行《普門學報》，一方面提供學者有發表學術論文的園地，希望進一步提升佛教義理研究，為人間佛教建立思想體系，同時我也親自為學報撰寫論文。

近十年來，我在《普門學報》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性芻議》《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和的開展》《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人間佛教的藍圖》《比丘尼僧團的發展》《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佛教與花的因緣》《佛教與自然生態》《佛教叢林語言規範》《山林寺院與都市寺院》《人間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這時，我才真正對佛教的學術問題有所留意。不過在此之前數十年，因為出身在臨濟宗門下，對禪門的思想、語錄，我一直喜愛撰文，對淨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參加過的佛七不下數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過去青少年時期，在佛教學院所受的課程，大都是唯識學的經論，現在也不禁在心頭慢慢明亮起來。雖然我的心中還是喜歡般若空性、緣起中道，不過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總是為各種眾生所喜愛，所以我對於佛學的基本信念，並不喜歡分宗立派，分別你我，造成宗派之間的相互對立。

我尤其不希望學者們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這是自相殘害，對佛教並無益處。我主張佛教的“聖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罷了，但不可以用此經論，打倒彼學說，用彼學說，打倒此經論，這樣只會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絲毫無助於佛心證道。

因此，我認為佛學是一大總相法門，佛教雖然“方便有多門”，但是“歸元無二路”，就等於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雖然遙遠，只要我們樹立生命的指針，假以時日，必定都能同證佛道，圓滿菩提，這才是人生道路的終究歸處。

 

生死邊緣（1）

我出生在國民軍北閥的一九二七年，當時軍閥孫傳芳擔任八省聯軍總司令，反抗國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隊在我家門口槍決一名民眾。就在這個時候，我呱呱墜地，來到了人間。

我出生時，根據母親說，我的臉半邊是紅色，半邊是白色，她認為自己生了一個妖怪，幾乎不敢撫養我。後來經過一段時日，我才逐漸恢復得和一般正常嬰兒一樣。

我從小家庭貧窮，母親多病，父親是一位樸實的普通平民，介乎農、工、商之間。父母生養了四個兒女，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個弟弟。猶記得八歲那年，正當歲末冬殘，年關將近的時候，家人都出外張羅年貨，準備要過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歲的哥哥和我。這一天，大哥李國華興匆匆地從外面回來，告訴我河水都結冰了，他剛剛才從上面走了一趟回來。我一聽，好奇心驅使，就說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當我走出家門後，大哥就把門關上，並且上了門閂，大概是想讓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時候吧！我一個人來到冰河上，興高采烈地走著，忽然見到遠遠的地方好像有一個鴨蛋，心中不禁暗暗竊喜：鴨子在冰上生蛋，沒有人發現，我可以去拿。

於是我一步步地走向“鴨蛋”。豈知這時突然“轟隆”一聲，整片冰應聲碎裂，我就這樣掉進了冰窟裡。原來所謂的“鴨蛋”，其實是冰將破裂時的冰印，因為狀似蛋形，所以讓我誤以為是鴨蛋。

生長在寒帶地區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一旦不慎掉進冰窟裡，即使旁邊有人，也很難救援，因為上有厚冰覆蓋，必須把冰塊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經過一番周折以後，人在裡面早已凍死，何況在我掉入冰窟時，四周並無一人。

我在冰窟裡究竟掙扎多久，已經不復記憶！只記得我回到家門口敲門時，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大哥開門一看，整個人都嚇呆了。事後家人怎麼樣也想不到，在這樣的遭遇下，我竟然還能撿回一條小命。如今回想起來，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難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其實我這一生，類似這樣走過“生死邊緣”的經驗，不止十次、八次以上。由於我自幼經常跟隨外婆進出佛堂，四五歲時就懂得茹素，也會背誦《般若心經》，因此一生對佛教的信心，反而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危險遭遇中，更加長養，更加堅定不移。

經過了第一次的死裡逃生，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記得那年農曆十二月十三日，是一個大雪飄飄的日子，日軍攻進南京城，當時十歲的我，身上扛了一條被單，跟著一幫民眾開始了逃亡的生活。我們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沖天，真是燒紅了半邊天。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就是日軍正式展開大屠殺的時刻。

記憶中，我們先在興化縣一個車棚裡住宿，後來又在村子裡一間神廟安身。不多日，整個江蘇就全部淪陷了。逃難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從日軍刺刀下逃過一劫，也曾經泡在江水中，所幸靠著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興化與我們會合。

大概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日軍全部佔領了江蘇，外婆掛念家產，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輕重的我，也吵著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於是我們祖孫二人又花了兩天的時間，步行到江都。這時候江都的小鎮已完全被戰火摧毀，幾成一片瓦礫廢墟。外婆的家比較有規模，倒塌的瓦礫中，餘煙還在裊裊上升，我家的四間草屋，也都成為一堆灰燼。

 

正當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憑弔時，外婆看著燒毀的房子，捨不得一生心血就這樣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礫堆裡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燒完的破銅爛鐵。就在這個時候，不幸被日軍看到，馬上就將外婆帶走了。我一路哭喊著在後面跟隨。不知走了多遠，日軍用刺刀攔住我，不准我前進，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開，之後也不知外婆被帶往何方。

後來，聽說年過六十的外婆被日軍帶到營房里當伙夫。因為當時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殺光，日軍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倖免於難。我和外婆分開之後，獨自留在小鎮上，舉目所見，屍骨遍野，有的屍體漂在河流之中，頭下腳上；也有的陳屍路邊，只剩下手腳，內臟已被飢餓的野狗飽餐充飢。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隻只看起來都是一臉凶相，甚至當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兩隻眼睛也是露出紅色的光，兇惡的眼神令人恐懼。不過由於過去我對它們一直愛護有加，因此它們看到我，還是表現得十分親熱。

人的求生潛能是無限的。當時我只是一個十歲的幼童，與外婆分散之後，四顧茫茫，不知道回頭路途如何走法，前進也沒有方向。這時候，偶爾遠遠看到日軍，我就急忙朝死人堆裡一躲，裝著我也是死屍之一。因為時值歲末，天寒地凍，大地已成為一個大冰櫃，所以屍體雖多，卻未曾腐爛，除了血跡斑斑以外，整個人體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幾次聽著日軍的軍靴踢踏踢踏走過，僥倖未被發現，讓我從“生死邊緣”中，第一次深刻體悟到生命的無常與恐怖。

後來，外婆從日軍的伙夫房裡偷偷逃了出來，竟然又找到了我，我們祖孫得以再見。外婆於是又帶著我，一路躲躲藏藏，我們又逃到興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這樣我在興化居住兩個多月，從此再也不敢吵著要回家了。

在日軍攻占南京的時候，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實施所謂“三光”政策，也就是燒光、搶光、殺光，所以從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見到的景象，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親，想是在逃難回家的途中，不幸死於戰亂，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父親的面。直到十八歲那年，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有一堂作文課，我寫下了《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表示我對父親的哀悼，用以追憶。

回顧歷史，當年日軍攻占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慘劇，日本士兵泯滅人性，固然令人髮指，其實中國的軍隊派系之多，彼此傾軋，互不團結，尤其守軍將領唐生智是一個庸碌無能之輩，完全沒有大將應變的智慧與能力。當日軍兵臨城下時，他第一個棄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長江以北的一切船隻，完全封鎖，所以在日軍進城以後，軍民過江不易，致使數十萬軍民慘死在石頭城下，或揚子江邊，傷亡之慘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年多以後，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和母親從江都出發，沿途尋找失去音訊的父親。其時京滬路上一片蕭條，人煙稀少，到處都有日軍站崗，我們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掛著一個“紅太陽”的臂章，日軍大都放行。

我在尋父的途中，路經棲霞山寺，雖然當時年幼無知，也感覺到前途茫茫。不過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緣吧，由於戰爭，反而成就我在棲霞山剃髮出家。回憶從抗戰開始到我出家，一年多的歲月裡，游擊隊和日軍不斷在家鄉的小鎮上，進行拉鋸戰。白天日軍掃蕩，夜間游擊隊反攻。那個時候，兒童並不知道槍砲子彈的兇殘，經常在戰爭過後，爭相跑到剛才作戰的區域，以數死屍為樂，看誰數得最多，誰就是贏家。後來出家為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邊緣”遊走的日子，真不知道當時是如何打發過去的。

 

只是，日子雖然走過來了，但苦難並沒有完全過去。就在出家後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歲那年，我忽然染上瘧疾。記得那時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據老一輩的說法，在秋天染上瘧疾，存活的機會很少。我自己也抱著等死的心情，其實應該說死活都沒有想，因為覺得在十七年的歲月中，人生並沒有什麼享受與快樂，所以不覺得活著很好，也不覺得死亡有什麼可怕。在那個年代裡，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叢林裡，如果一個人死了，也沒有人知道，甚至連死亡證明都不必開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場火化。大眾要到早晚課時，發現靈前多了一個牌位，程序多了一個靈前迴向，才知道又有一個人死了。

染患瘧疾最明顯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熱。當我在病榻上寒熱交加的時候，恩師志開上人不知從哪裡聽到消息，得知我已臥病半個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來半碗鹹菜。大概因為無鹽無油，最適合病患食用，所以後來我竟然不藥而愈。回想當時接到半碗鹹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為自從出家以來，從未受過別人的關愛，因此雖然只是半碗鹹菜，但我內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動，覺得我的師父真好。同時就在這個時候，我在心中默默發願：將來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報師恩。

翌年，我升學到鎮江焦山佛學院，那是全國佛教界最高學府，一般學生很難考進。在焦山佛學院三年的時間裡，記憶最深刻的是，二十歲那年，我全身皮膚生膿，長出一顆顆的“膿瘡”。因為步行艱難，有一天同學們都去過堂用午齋，我一個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顧學院。忽然一對年輕的夫婦看到我，好奇地走過來問我：“你今年幾歲了？”經他這一問，我忽然想起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剛好二十歲。”問者可能沒有聽出我話中的意義，他把我的話當成“我今年二十歲”。

在我全身長滿膿瘡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為什麼會罹患這樣的惡疾呢？記得當時全身的皮膚潰爛流膿，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個粘貼在皮膚上。每回要把衣服脫下來換洗，就像脫了一層皮一樣，血肉模糊，到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驚人。

當時我閱讀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達國師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瘡”，也就是傷口像人面一樣，甚至還有嘴巴，必須餵以飲食，才能抑止疼痛。後來遇到一位聖僧，告訴他這是業障所致，不是肉體之病。悟達國師經聖僧指點，以水洗滌，消除罪業。後來為了啟示後人，悟達國師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懺》，流傳至今。

在那個青澀的年歲裡，我想起了悟達國師的故事，只有虔誠皈依觀世音菩薩，禮拜懺悔。當時也沒有人談到這種病可以醫治，但記不清是如何獲得同學給我一粒“消治膿”的藥，吃下去後隔天立刻消腫，不數日也就完全康復了。

後來根據別人的說法，這是因為在抗戰期間，死人的屍體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飲用之後，瘴毒積在體內，經過一段時間，瘴癘之氣發作，所以產生的怪病。別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聽之，因為能夠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萬分慶幸，感謝佛恩，因此更加堅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議”。

一九四八年，我時年二十一歲，應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覺寺邊上一間國民小學擔任校長。說來慚愧，我一生不但從未進過小學，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承蒙宜興教育局委任我當校長，大概因為鄉村人才難找，他們聽說我從南京回來，以為我必然見過世面，學有專長。其實我毫無經驗，不過為了振興佛教，在我的生涯規劃裡，早就希望為佛教開辦一間農場，興設一所國民義務學校。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這個機會，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時我也相信“做中學”，自覺能力應該可以勝任。

 

可惜，當時國共戰爭又起，經常在學校裡上課，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附近又槍殺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經常聽到狗吠，都讓人膽戰心驚。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部隊毫無軍紀，我不知道是哪個營隊，只要他們從寺裡經過，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飛，其他能順手帶走的東西，也都被那些窮苦的軍人搜刮一空。

終於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裡被人叫醒，睜開雙眼一看，幾十個武裝軍士用長槍短槍對著我，喝令道：“不要動！”我當時並不害怕，只是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軍隊。正當我還在納悶時，不由分說地已被五花大綁，強帶著跟他們在黑夜裡穿過田野，越過荒原。大約一小時後，我被帶到一所空屋，裡面早已捆綁了數十人。我一到達，其中一個看起來像是長官的樣子，大吼一聲：“把他吊起來！”所謂吊起來，就是用繩子扣著兩手的大拇指，懸空垂掛在那裡。

我當時一聽，心想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隨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邊耳語兩句，他馬上說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綁在一旁。於是我就待在這間空屋子裡，看到今天槍斃兩個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帶出去，不多久就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了回來。

這時候我想到佛教說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就這樣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繩索捆綁著帶出空屋，也不知道將會被帶往何處。只見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大家如臨大敵一般。我心想，這必定是要把我綁赴刑場，應該是要被槍決了。

一個人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心裡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這種經歷。當時我並不畏懼，只是感到萬分遺憾，心想：我才二十二歲，到這個世間上來，什麼事情都還沒做，就這樣又悄悄地離開了人間。師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槍決了，母親也不知道，她的這個兒子只能活到二十二歲！人生真像水泡一樣，“啵”一聲，水泡破滅了，世間一切又歸於平靜。

這樣想著想著，已被帶到另一間屋子裡，只見裡面放著各種刑具，包括老虎凳、鐵鉗子、鐵鍊、三角帶、狼牙棒、木棍等。我以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沒有在刑場上被槍斃，也是活罪難逃，最後也會跟其他難友一樣，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當場釋放了我。我記得當天由師兄帶我回寺，途中所經的道路雖然屈曲，但還算平坦，可是我的雙腳卻不聽使喚，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樣地回到寺中。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顫抖，只是經過十多天的關閉，兩隻腳已經不善於步行了。

我在宜興的那段歲月，被關了十多天的土牢，竟連對方是什麼黨、什麼部隊都沒有搞清楚。這時我思忖著，雖然又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但是當地的治安如此惡化，實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別師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華藏寺監院，再任住持。但因時局實在動盪，尤其徐蚌會戰，國民黨失敗，南京已經陷入一片紛亂。在京滬的路途上，逃亡的難民之多，大家爭先恐後地搶搭交通工具，有的抱著火車頭，有的人盤踞在火車上，一腳在車內，一腳在車外。路邊的死屍隨處可見。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發願集合同道，希望組織“僧侶救護隊”，救傷卹亡。

 

然而，“僧侶救護隊”豈是民間之力所能組成？只有寄望公家機關能夠成全。那時我指望“僧侶救護隊”能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唯一可去的，就是台灣。所以在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領導了七十餘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達了事前茫無所知的台灣。只是從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險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來到台灣，但是沒有入台證，幸經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的尊翁，時任“警民協會”會長的吳鴻麟老先生出面為我作保，我才得以獲准留台。但是當時台灣省政府聽信廣播，說大陸派遣五百位僧侶到台灣從事間諜工作，因此我和來自大陸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紅皂白被分別關在台北、桃園等地。

其中，慈航法師被關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師等一行十餘人，被關進桃園的一所倉庫裡。有一天，忽然傳來命令，將我們綁起來拉去遊街。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到一所警察局，裡面一人見狀，大罵一聲：“誰叫你們把這些和尚帶來的，趕快帶回去！”於是我們又被帶回倉庫，就此在裡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後幸經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曾任“台灣省主席”吳國禎先生的父親吳經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監察委員”丁俊生先生等人營救，才把我們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裡，人民只要一經逮捕，很少能活著出去的。即使僥倖獲釋，也已遭刑求而傷筋斷骨，體無完膚了。我們雖然沒有死於冤屈，也沒有受到刑罰，但從此難獲台灣各地寺院的信賴，他們不能接受來自大陸的僧青年。不少人到處掛單遭拒，在生存艱難的情況下，許多有為的僧青年就這樣流失了，殊為可惜。

其實也難怪，因為當時距離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為時不久，我們在台灣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誤解。事實上，“二二八”的悲劇，是民族的不幸，當時台灣人民死傷很多，但是大陸人士傷亡也不在少數。今日評論“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視大陸人民死難的事實，坦白說也並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歲月裡，我非常感謝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以及妙果老和尚對我的厚愛，特別留我在圓光寺安單。我也感恩圖報，盡力為寺中的大眾服務。只是我在台灣，還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請到台中編《覺群週報》，這是太虛大師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於上海發行的一份刊物。我從中壢到台中，只編了一期，聽說警察要逮捕我，嚇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後，台灣的“警備總部”經常有人密告我，有時說我偷聽大陸廣播，有時說我晚間換裝出外和人聚會。其實我一生從來沒有使用過收音機，哪裡會收聽廣播？我平時除了講經說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習慣於在世俗的場合裡聚會。甚至佛光山開山以後，也有人檢舉我藏有兩百支長槍。事實上佛光山至今兩百支棍棒都沒有，哪裡有兩百支長槍呢？

曾經有一次，我在宜蘭歡迎章嘉活佛到訪，致辭時我說：“歡迎我們的領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員竟然說我要造反，要擁護章嘉活佛當領袖。根據台灣南區“警備總部”常持琇司令說，我遭人檢舉的密函，在他那裡少說有一二尺高，可見我被人誣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說我走在“生死邊緣”上，都能化險為夷，平安歸來。

 

雖然我自身的安危難保，但我記得當時有一位陳秀平先生，服務於電力公司，被冤屈為“匪諜”，我為了保證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後來陳秀平先生幫我在台北創建智光中學，並且擔任校長。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誣指為“匪諜”，三天兩頭被叫去問話，有時一問就是一整夜，有時半天，甚至一連幾天地疲勞審訊，並且還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後也在我的全力營救下，終於獲得昭雪。

我初到台灣那幾年，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掛單在圓光寺時，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然後拉著手拉車到中壢鎮上，六時抵達市場，喚醒賣菜的小販，為寺中八十人備辦生活所需的油鹽米菜等，來回總得五六小時。

為了爭取時間，我也學會騎腳踏車，有時購買的東西不多，我就騎腳踏車就近到“大崙”的小街上購買。我騎腳踏車的技術並不純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樣，我騎著腳踏車準備上街。當車行在羊腸小道上，忽然看到遠遠的前方，有兩位幼童迎面走來，我一急，大喊一聲：“讓開！”由於喊的聲音力道太大，人車倏地騰空彈了起來，然後掉進大約有三層樓高的深溝裡。

由於我掉下去的時候，頭先著地，而且結結實實地撞上一塊大石頭，所以頓時頭暈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覺得天旋地轉，日月無光，心想：這下子我必死無疑！

不知經過多久，我坐了起來，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後的世界，怎麼也和人間差不多！你看，黃土地上，石子累累；溝渠岸邊，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遠的地方，已經摔得支離破碎的腳踏車，輪胎、零件散落一地。這時我才慢慢回過神來，發現原來我並沒死，還活在人間。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點傷痕也沒有，連頭上撞擊的地方，也是毫髮無傷，甚至沒有疼痛的感覺。因為沒有摔死，我不禁興奮地一躍而起，不過還是捨不得我的腳踏車，於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塊塊撿起來，再拿出車後的繩索加以捆綁。我想把它當成廢鐵出售，至少也能賣個三兩塊錢，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當天的日記上，我寫下這樣一段話：“平時都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我被腳踏車所騎；人騎車，車騎人，偶爾轉換一下立場，倒也公平。”

這一次從“死亡邊緣”回來，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樣，僥倖自己又撿回一命，所以我在圓光寺居住一年有餘，每天為常住拉車購物，掃除四周落葉，供應六百桶井水。勞動之餘，偶爾抽空寫些短文，投稿給台北的報章雜誌，一經獲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費，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勵。

在這個時期裡，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個妄念，認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癆”的念頭一直在腦海裡縈繞，身心飽受煎熬。原因是曾經聽過一位老師說，一個人如果過度辛苦勞累，營養不足時，很容易罹患肺癆。

或許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謂“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圓光寺的這段時光裡，一面為常住勞動服務，一面憂慮著自己的肺癆。有時候我也想，自己身強體壯，應該不會有肺癆才對！但是肺癆的陰影，仍然盤旋在心中，始終揮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產季節，有人說，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聽，太好了！那時候自己雖是一介貧僧，但買番茄的能力還有，所以一口氣買了一抽屜的番茄，有時間就吃。一段時間後，我心想：吃了那麼多的番茄，肺病應該好了吧！

 

實際上，我並沒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過我吃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體也跟著健康起來。所以我感覺，世上有許多人“庸人自擾”，自己疑慮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人要自我調整思想，自我改正觀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對佛教的傳播，一向熱心於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為了編輯《人生雜誌》，我曾在台北善導寺納骨堂骨灰龕下的櫥子裡，掛單數月之久。期間遭逢花蓮大地震，那時寺中重重疊疊直擺放到屋頂的骨灰壇，幾乎全被震下，我擔心壓到我身上，還跟那些靈骨開玩笑說：“拜託，不能壓傷我！ ”

地震過後，花蓮市區死傷慘重，我雖然無力無錢，但是仍用《人生雜誌》的名義，四處奔波，為花蓮災區裡那些活在“生死邊緣”的災民，聊盡綿薄之力。

佛教講“世事無常”，世間眾生有誰能不在“生死邊緣”上受著威脅呢？記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領宜蘭二十幾位青年信徒，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展開為期四十四天的環島宣傳布教活動。一路從台北，經花蓮、台東而到屏東。就在台東到屏東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寶貴的一台錄音機受不了石子路的顛簸而受損，就把這個重二十公斤以上的東西放在腿上，抱在懷中。

當經過五六小時的路程，車抵屏東後，在一間寺院掛單、禮佛時，我感到雙腿疼痛，曲伸困難。原以為是一路上受到錄音機壓迫的結果，心想一段時間以後疼痛應該就會過去。哪知回到宜蘭，在一個小講堂的閣樓上，一躺就是一月餘，疼痛不已，寸步難行，不得已，只有延醫治療。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我得了急性關節炎，雙腿必須立刻截肢，否則會蔓延，不但影響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一旁的信徒聽了，無不驚惶失色。但是我卻不自覺地生起一個歡喜的念頭，覺得雙腿鋸斷也很好，從此我就可以不必到處辛苦地奔波勞動，行腳弘法，而能安住一處，好好地著書立說，可能對我未來的生命，更有意義。

不過，鋸斷雙腿，總是茲事體大，我也沒有全然聽信醫生的建議。就這樣經過一段時日後，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長坐、跪拜時，雙膝稍感不便。醫生囑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現在，即使再怎麼炎熱的夏天，我都穿著衛生褲，以免吹到電風扇或冷氣時，讓關節炎復發。

數年後，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數十年來，除了血管硬化、筋脈老化以外，絲毫沒有對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響。不過因為自己這一生，經常在生死危難的邊緣走過，因此對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熱愛。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來順受，不要計較，不要執著，所謂“山重水復疑無路”，只要你懂得轉個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經過“關節炎”的事件以後，應該是五十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榮民總醫院做身體檢查。當時因為創建佛光山的關係，小有名氣，承蒙榮民總醫院各科主任醫師對我特別厚待。經過兩天檢查後，一位主任級醫師為我做檢查結果說明。看他似乎很為難，幾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難啟口的樣子，我立刻告訴他：“檢查結果如何，直說無妨！”

醫生反問我：“你曾經跌過跤嗎？”當時五十歲的我，自信身體健壯如牛，怎麼會跌跤呢？因此很肯定地回答說：“沒有。”

 

醫師又問：“出家人怕死嗎？”這就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了。因為如果我說“不怕死”，感覺太過矯情，螻蟻尚且貪生，人怎麼會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醫生要笑我是個沒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為疼痛有極限，超過能忍受的極限，疼痛的反應會喊叫，會呻吟，那時可就英雄變狗熊了。”

聽了我的這番話，醫生這才直接告訴我：“你的背上有一個黑點，經過切片檢查，還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請你明天再來複檢一次。”我說：“不行，明天我要到宜蘭，為一位圓寂的老比丘尼達德法師舉火荼毘。”他說：“後天也沒有關係。”我說：“也不行，後天我要到高雄，有個會議要開。”

醫生苦笑著對我說：“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視呀！”我只有謝謝醫生，說：“我會再來。”

從榮民總醫院回到台北普門寺，徒弟們關心，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訴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們並不懂得什麼叫“切片”，我說：“就是從身上割下一塊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聽，急忙再問：“切的是哪一塊肉？”其實這是一句玩笑的話，所謂“切片”檢查者，就是從身上採取一些組織，抹在玻璃片上，以顯微鏡觀察，以此判斷身體的健康狀況，哪裡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見，當時一般人對醫學名詞的無知，對醫療常識的見解是如何膚淺了。

經過兩個月後，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門寺，徒眾告訴我，榮民總醫院來了幾次電話，一直催我複檢。我這時突然想到，醫生曾經問我是否跌過跤。我驚覺到，幾個月前颱風過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寶殿前的一棵大樹，我爬到欄杆上，想把樹幹扶正，一個不慎，整個人往後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這大概就是背後出現淤血、黑點的原因。

於是我馬上趕到榮民總醫院，把這個發現告訴醫生。醫生也如釋重負般“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同時不禁為我歡喜。

這段過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從“生死邊緣”再次安然歷劫歸來一樣。直到一九九五年，國際佛光會理監事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臟一陣陣地刺痛，整夜難以入眠。當時以為是晚餐吃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過回台後，我還是隨即到榮民總醫院看診。結果經心臟科專家江志桓醫師做“心導管”檢查後，他說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開刀。

承蒙時任副院長，並曾擔任兩位“蔣總統”御醫的薑必寧醫師為我成立了一個心臟手術的小組，要我選擇一個主刀的醫師，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選擇了相當年輕，曾在南非開普敦接受心臟開刀訓練的張燕醫師為我主刀。當時我並不認識張燕醫師，但是我知道，在那個心臟手術還不普遍的時候，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年紀又輕的醫師，比較能接受挑戰。

後來，張燕醫師升任台中“榮民總醫院”心臟科主任，我們成為互動良好的朋友。他曾隨我到過加拿大的落基山脈，也到過意大利、法國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曆史。回想當年他在開刀房為我進行八小時的手術，事後他很自豪地對我的弟子說：“你們關心你們的師父，但是只有我看過你們師父的心是什麼樣子！”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說：“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我以疾病的因緣，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後，他們邀請我擔任“台灣心臟協會”的理事，我欣然應命，至今一直以參加此會為榮。

最近，我又再次於“生死邊緣”走了一回。那是二〇〇六年，為了日內瓦佛光山會議中心落成，我前往歐洲，在瑞士一個小山區住宿時，忽然中風。所幸只是造成輕微的手臂動彈不得，但我仍帶著衰殘老邁的身軀，主持巴黎道場的破土典禮，以及日內瓦會議中心落成開幕。在會中，我請海峽兩岸的大使歡聚一堂，握手言歡，自覺得意。

我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邊緣”來回無數次，也曾為別人的生死做過一些服務。例如，曾經照顧過一位第三期肺癆的同道，直到痊癒；也曾為往生的老僧擔負棺木，送至火葬場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戰後期，不少難民紛紛逃亡，我曾獻金購船，幫助難民逃離戰火。後來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難民，都成為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關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為他們說法。乃至香港赤柱監獄，一些被判終身監禁的死刑犯，我曾與他們做過“生死邊緣”的談話。也曾在台灣的土城監獄，聆聽一些垂死囚犯的心聲。我覺得一個人縱使犯法判刑，也要用愛去教育他們，例如蘇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從死亡邊緣又被救了回來。我曾在土城監獄和他們面對面講說生死，講說因果，講說冤屈，講說緣起緣滅。

其實，人生本來就一直在“因緣果報”裡流轉，也在“死亡邊緣”接受考驗。有信心的人，無論生死危亡，一切盡付笑談之中。實在說，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於人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生，未嘗可喜，死，也未嘗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時鐘一樣，輪轉不息。死亡，並沒有邊際；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間，如此而已。

 

關鍵時刻（1）

人生走過數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頭一想，在幾十年的歲月裡，功過成敗，總有一些“關鍵時刻”。別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須經過自我的客觀檢討，才能找到真正的關鍵所在。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故鄉江都是一個經濟落後，教育不興，民風淳樸的鄉村小鎮。我的成長背景，既沒有顯赫的門第庇蔭，也沒有風光的親戚助威，加上從小沒有上過正式學堂，更無師友同學扶持。

所幸十二歲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機緣，便在宜興大覺寺出家，接著在南京棲霞佛學院接受教育，從此得以在大冶洪爐的叢林寺院裡學習、成長，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關鍵時刻。

說起我的出家因緣，記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一路長驅直下，經過上海會戰，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並且進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我的父親外出經商，在這場劫難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當時父親沒有了音訊，於是我便跟隨母親外出尋父。

我與母親走遍京滬一帶，始終沒有找到父親的下落。就在失望之餘，途經棲霞山，看到一支軍隊正在出操訓練。我一時好奇，停下來觀看。突然，身邊站著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師，不經意地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

由於我從小受到外婆的影響，早有信佛、拜佛的習慣，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儀莊嚴，總是心生羨慕，所以潛在意識裡聽到“出家”兩個字，也來不及思索就回答說：“要啊！”

大約經過一小時，當我還在興致勃勃、專心一意地看著軍隊操練之際，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當家師父找你！”

在當時那樣一個“人生地疏”的情況下，忽然說有人找我，這真是個奇蹟。不過我與母親還是隨著那個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請母親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暫等，我便一個人跟著那個人走進了棲霞山寺裡。

進入山門後，轉了兩個彎，來到一幢小樓上。只見屋內清淨莊嚴，在我幼小的心靈裡，感覺就像進入皇宮一樣。這時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約三十歲的法師，對著我點頭微笑，然後叫我在他面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一連問我：“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今年幾歲？”

我一時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害羞，好像聽不懂他的話。於是他遞給我一張紙，叫我把名字寫在上面。我嚇了一跳，幾乎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他又問我：“你哪里人？”我寫上“江蘇”，他說應該寫“江都”才對。其實說來慚愧，當時我連“江蘇”、“江都”都分不清楚。

這時，師父又說：“聽說你要出家，我是這裡的當家師，你就跟我出家好嗎？”我看他慈悲善良，當即說“好”。

答應之後，他說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說：“我母親就在外面。”他要我前去請問母親，如果獲得首肯，就把母親請來和他見面。

我找到母親，跟她說我要在這裡出家了！母親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說：“我回去之後怎麼向親人交代，怎麼跟鄰居說明！”

我一聽，眼淚隨即流了下來，我說：“我已經承諾人家，沒有辦法反悔了！”

偉大的母親聽我這麼一說，立刻說：“沒有關係，我去替你回絕當家師！”

 

我說：“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絕不行！因為我也已經決定要出家了！”

於是，我把母親帶到師父面前。依稀記得，當時師父好像跟母親說，將來他會怎麼樣栽培我，我的未來會如何成長、如何有前途……說得母親也動了心，於是同意讓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這樣剃度出家了。

出家後才知道師父的法號叫“志開上人”，他是棲霞山寺掌有實權的監院。照講，棲霞山是十方叢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納眾，為人剃度。但是家師告訴我，在棲霞山寺為我剃度，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興白塔山的大覺寺。

當時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只記得出家當天，來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馬大，身相莊嚴。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著笑容，他代替師父為我提取法名“悟徹”，外號叫“今覺”。

出家後，第一個讓師父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全棲霞山寺有數百名僧侶，但沒有一個是十幾歲小孩。雖然寺裡有一所棲霞律學院，但都是二十歲以上受過戒的比丘。另外還有一間禪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壯年的老參。

在這樣的環境裡，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裡呢？這一點困難當然難不倒精明能幹的師父，他讓我把母親送走之後，即刻安排我住進客堂邊的一間小淨室裡，並且找了一位書記大實法師，叫我跟隨他念“禪門課誦”，學習“五堂功課”。

母親和我離別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我想，雖然我從小跟隨外婆長大，和母親相處的時間不多，但儘管如此，母子分離，還是難免會傷心、難過。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來，就在此“出家”一舉，我也只有義無反顧了。

母親走後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淨室裡，聽到外面傳來高亢的吼叫聲，夾雜著棍棒擊打的聲音，很是訝異，就偷偷地從門縫裡往外觀看。只見之前問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彌光法師，正拿著一根門閂，死命地打著一位跪在地上、負責照顧大雄寶殿的香燈師，甚至還用腳踢他。因為打的力道很大，門閂都給打斷了，碎裂的木屑四處飛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憐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饒。原來他在大雄寶殿裡私自化緣，接受信徒的五塊錢供養，因此受到嚴厲懲戒。當時我並未心生膽怯，只感到這也是對我的當頭一棒，我知道做一個出家人，不應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緣，所以後來佛光山的建設，點滴歸公，從來沒有人敢私自化緣。

到了第二天，我想師父也感覺到，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整天把他關在一間小屋子裡，總不是辦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棲霞律學院，和那些比我年長許多的學長同住、同學，於是我就這樣開始了將近十年苦難的叢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棲霞律學院就讀，六年後升學到焦山佛學院。兩年後，也就是我二十歲那年的冬天，我離開焦山回到祖庭大覺寺。在大覺寺期間，我做過短期的小學校長、寺廟監院、雜誌主編，後來還到南京擔任華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歲那年，我率領了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這是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當時我剛接任南京華藏寺住持不久，同學智勇法師自告奮勇，要組織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因為當時各地戰俘、傷兵眾多，死難的軍民亟需救助。初時我並未動心想要參與，但在籌備兩個月後，他們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組織僧侶救護隊前往台灣了。

 

我一生最不喜歡人“退票”，因此就說：“你們不去，我去！”智勇法師欣然同意。我即刻請人從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時的路程到棲霞山寺，禀告當時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開上人，說我有意到台灣。師父即刻贊成，並且叫來人帶回十二塊銀元，以壯成行之志。

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的僧侶救護隊，已經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達台灣後，人數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願意收留我們。經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台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所倉庫裡。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並在台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台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為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後，他已經回到香港，彼此緣慳一面，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西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布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為旅費無著，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然前往，於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地在台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壢圓光寺，後來掛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誌》，以及為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餘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慢慢轉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村弘法布教。

我於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我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成立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連環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布教、監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村同樂會、佛誕遊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颱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區，給予受災民眾關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台北弘法十餘年，感覺在台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這裡的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地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招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為了跟大家合作，為了看得起大家，更為了應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常到處應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同時，因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多次前往高雄講經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眾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

 

當時高雄的信徒，像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似的，經常想出種種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終於，我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承諾南下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為我人生的第四個關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著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答應，但後來她向我道歉，說她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我聽聞之後，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為應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有六十人，已經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裡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著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後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於慈莊、慈惠、慈容，把坐落於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售，得款五百五十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餘公頃，著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為“東方佛教學院”。之後陸續建設，成為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很大的志願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眾，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之所以創建佛光山，一是因為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二是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為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於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們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址。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於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迷的時期，因為“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面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為“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滿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兩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係，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著手開山之後，才出乎意外地發現，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像，現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三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條深溝裡，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這片土地，雖然不是很大，只有十餘公頃，但是因為經年累月遭受雨水沖刷，土壤流失嚴重，有的山溝真是深不見底。我從山下高屏溪，總計大約買了上萬輛卡車的沙石，才填出現在佛光山的這塊建地。

之後我又陸續收購旁邊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價一萬元，到後來竟然每坪要價十萬元。當時因為經費拮据，記得建設第一棟房子時，我想應該要建一間齋堂，以供大眾過堂吃飯之用，但是限於經費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節省經費。

當八尺高的牆砌好，窗戶也有了，正要建屋頂時，一位叫吳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獻新台幣十萬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齋堂增高為十二尺，但是窗戶已經做好了，怎麼辦呢？當時我就說：“那有什麼關係，就在窗戶的上面，再加設一層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現在佛光山的舊齋堂，一層樓的房子有兩層窗戶，這在建築學上，也算是奇事一樁。

為了感謝吳大海先生的捐獻，我把東山所建的水塔，取名為“大海之水”。佛光山開山初期，將近二十年內，都靠這個水塔蓄水，供應數百人飲用，不但解決山上大眾的用水問題，也讓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設之初，統一的吳修齊先生、南豐的潘孝銳先生、虹牌油漆的張添永夫婦，對山上的資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棟房子，也就是“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時，上山參加典禮的人數超過五萬人；大悲殿落成當天，“內政部”部長徐慶鍾先生親自上山主持，參與的信眾、遊客，超過十萬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來，便獲得海內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雖然未曾出外化緣，但是感謝十方信徒，以及護法龍天的護持，在諸佛菩薩的加被之下，開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佛光山開山後，我擔任主管十八年，當硬件建設和弘法事業稍具規模時，我宣布退位，經過“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共同推選，產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師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問題，做個示範。那年我五十九歲，正當身強體壯的時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裡，自從懂事以來，曾經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想做一個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為應該以弘揚如來家業為職志，所以對文化、教育，我樂此不疲，尤其對弘揚佛法，到處講經，一直表示我的“樂說”。

我在宜蘭數十年，雖然雷音寺只是一間小廟，我將之重建兩次，但都沒有擔任住持。我創建高雄壽山寺，也是請來善定、慧定兩位法師當家。我總想盡量地遠離寺院行政，但後來為了發展佛教事業，我知道還是需要有一個據點，因此不得已才開山，卻從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創建佛光山期間，雖然我仍然在佛教學院上課，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規劃、監管，以及經費的籌措等，我都親自負責。當一切都有了相當的成果，可以做一個交代時，我想到，為什麼不培養後代弟子來繼承呢？於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記得當時對外發布消息以後，意外地接到“總統府”給我的電話，說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為“傳位”，因為有影射蔣經國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後來改為“傳法”。

 

由於當時電視台的採訪，報章雜誌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導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為佛教和台灣的企業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有計劃地發展，才能永續經營。那個時候，台灣企業界的第一代創辦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為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後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於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 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的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一位善士，主動發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額捐款，將來他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麼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沒有經營世俗的商業。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後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為傳播佛法，這也是為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麼大的後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產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總之，他們認為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年八十三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來推廣佛法，發展佛教事業。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捨，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作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只辦一所大學，我除創辦四所大學之外，還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十所中華學校、佛教專科學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為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願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餘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這使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只有佛菩薩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後，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後，就飛往美國洛杉磯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在關房裡，我籌思著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禪寺”，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只是由於政治上的台海風雲，兩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後的因緣了。

不過，我繼一九九一年在台灣成立“中華佛光協會”後，翌年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我邀請時任“內政部”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穀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遊象卿等人擔任副會長。

成立大會選在曾舉辦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洛杉磯音樂廳舉行，當天約有五千人與會，美國總統裡根親自電函祝賀，台灣“社工會”主任鍾榮吉先生特別赴美出席大會，甚至遠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總統先諾勒爵士，不但親往美國參加大會，並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之後相繼多年，“國際佛光會”分別在多倫多、巴黎、倫敦、悉尼、東京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大會”，每次都有五千餘人參加，這是華人在海外難得僅有的盛大集會。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來寺落成之際，不但傳授“三壇大戒”，同時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此之後，我也一再應邀在美國各大學講演佛法，包括柏克萊、耶魯、加州、康乃爾、哈佛、夏威夷等大學。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大學，我也經常應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時，“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紛紛成立協會、分會，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餘個協會，數千個分會。甚至佛光山也在這些地方設立道場，總數在二百所以上。所謂“人間化”、“國際化”的佛教，此時已經蔚為風氣。

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會，我到過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羅納，以及北歐的冰島、挪威、瑞典，東歐的南斯拉夫、波蘭等地。我立誌發願要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這種“國際化”佛教的推動，應該是繼我推動“人間佛教”之後，又把佛教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也應該是我人生中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時刻了。所以當初我從佛光山退位後，雖然兩袖清風，口袋裡除了裝些衛生紙，再有的就是一雙芒鞋、一身袈裟，我靠著徒眾為我購買飛機票，開始雲遊世界，到處講經說法，開始了推動國際佛教的生涯。

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正當佛教走上“國際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時候，我又想到，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於是推動“本土化”的佛教，又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

其實，從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來，除了前面提及的幾個重大因緣轉折，成為我人生的“關鍵時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對我的人生關係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監獄弘法布教，當時獄方就有意要請我當正式的教誨師，並說要替我向上級呈報。但是我認為當一名教誨師，是為社會服務，是要做眾生的義工，如果把它當成職業，就失去了意義，所以當時並沒有應允。

另外，台北“中央廣播電台”也曾有意請我專職為他們撰寫廣播稿，然而我寧可免費為佛教的雜誌撰文，也不願意一篇一百元地為了稿費而賣文維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雜誌社的秦江潮社長，因為讀了我撰寫的一篇《茶花再開的時候》，特地親到中壢，邀請我到台北擔任編輯，我也斷然婉謝，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麼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個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龍寺要請我擔任住持，由於當時慈航法師告訴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後才正式晉山當住持。我當即回絕，因為我不想當個小媳婦。

乃至初到台灣時，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後都想請我前去負責領導。但是在佛光山開山之前，我立志不擔任住持。建設佛光山以後，我規定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的寺院。由於我“不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餘所寺院道場，從來沒有產權糾紛的問題發生，自然也就不會橫生枝節而造成無謂的困擾。

另外，長期以來在台灣地區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單位、團體，先後邀請我前往從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為“中國佛教會”工作，偏偏沒有這個機會。不過雖然“事與願違”，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我認為重要的是“非義不取”、“非禮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時空上的，都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有時因緣指導我們，但是性格也會影響我們。有的關鍵時刻，因緣稍有錯失，對未來就是彌補不了的遺憾。

人生的關鍵時刻，不只是事業的轉換，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緣，我想內在的起心動念，對人生、社會，都有重大影響。我一生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關鍵時刻以外，我的思想、觀念、精神、習慣等內在的因素，也都影響了我的人生，成為關鍵時刻，例如：

第一，正確的觀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眾為我、以團體為依歸、以別人的需要為需要”。例如，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到某一個地方去，也從未一個人居住在哪個房子裡。幾十年的歲月，我都活在“大眾”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裡，都是一群人跟著我，他們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們當成是老闆、上司、領導，他們都是我的師友，我的助緣，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時除了到寺廟，或者到各個學術團體講演之外，我不會走訪世俗人家，也不會到百貨公司、市場、商店去採購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產、財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銀行里也沒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饋贈，我都分享給大眾。

我堅持“以無為有”、“以眾為我”，因為這樣的觀念，讓我深深體會到“眾”的力量、“無”的無限、無量，但是這種觀念的養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憶二十歲那年，雖然學生生涯“一窮二白”，但出家十年，總有一些衣單、文具。當我離開焦山的時候，連一個手提袋都沒帶走，只有留下一句話，我告訴同寮的同學：“你們喜歡的話，就分別拿去吧！”

我二十三歲時又聚積了一些衣物，當我決意到台灣時，也只是交代說：“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單、枕頭，交給我正外出謀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單、物品，就交給同學智勇法師。”

我經過了這兩次“喜捨”的實踐以後，自知我有“能捨”的性格。所以後來一直本著香嚴智閒禪師的“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我自覺“能有能無”、“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捨能得” 。人有無限的“潛能”，為什麼我不能做一個無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學道，最待養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個人忍飢忍餓、忍貧忍窮、忍苦忍難，都還容易。忍氣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我出家之初，在叢林裡參訪、學習，接受一連串無情的打罵教育，我在“委屈受氣”之餘仍能“忍辱負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無怨恨”，我自覺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門的排擠、長老的歧視，也經歷了一些讓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緣，尤其是在佛教會所受到的難堪。

記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場“密勒日巴學人會議”，會中我提出一些建議，有位長老當眾要大家不可以參考我的意見。雖然他傷害我，給我難堪，但是事後我自覺“忍辱”的功夫，讓自己增加了無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說：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這一生當中，雖然經常遭受別人的譏諷、毀謗、批評、打擊，但是多次的忍辱，對我的修行，何止增長數十年甚至百年。

第三，認錯的勇氣：我覺得世人有一種“不肯認錯”的習慣，凡事總喜歡說理。例如，開會遲到，認錯就好了，但他偏要說“天雨”、“塞車”等，總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認錯。講話得罪別人，或者行事妨礙了他人，應該道歉就沒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認錯，總說“我是無心的”、“這是不得已的”，總之一句話，就是說自己沒有錯。

其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想到過去的賢能君主“下詔罪己”，專制時代的帝王，都能有這種雅量，何況我們凡夫在世間做人，哪能處處圓滿，處處被人肯定。有時候不經意對人語言上的冒犯、行為上的不夠禮敬，認錯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在佛光山，經常有徒眾向我報告說：外界有人批評我們這裡不對，那裡不好，為此感到氣憤，深不以為然。我總是及時開導他：我們有犯這些錯嗎？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評我們，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沒有，不去介意也就沒事了。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一生堅持，認錯就是美德。

第四，勤奮的習慣：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許小小的成就，最大的關鍵，應該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奮的習慣。

在我一生的行事當中，從來沒有為自己放過假，而且例假日比平時更忙。尤其新春過年，我不是在大寮裡煮飯炒麵，供應信徒用餐，就是在頭山門前指揮交通。

佛光山開山期中，每天除了上課教學以外，經常混在工人當中，肩挑沙石，搬運水泥。乃至自從《人間福報》創刊起，我就每天為專欄撰寫文章，不但從來沒有脫過稿，也沒有讓徒眾催過一次稿。雖然不能創金氏紀錄，但是在一般的文人作家當中，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能夠十年如一日地寫作不斷，我想應該也是創下了一個紀錄。

甚至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應邀遊走在“台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台。雖然每天各家只有五分鐘的節目，但是累積下來，也是多少的時間、多少的歲月！

我一生參加、主持過佛七、禪七，不下百次以上，那也是需要多少時間、多少心力的付出。所以我說“人生三百歲”，我一直努力，要讓一天能當五天用，一個人能做五個人的事。假如我有六十年服務於佛教、社會，五乘六十等於三百，所以自覺“人生三百歲”，於願足矣！

人生，有許多關鍵的時刻，也有許多關鍵的想法；細數一生的歲月，點點滴滴，其實“一念三千”，哪一分、哪一秒，不是足以影響我們一生的“關鍵時刻”呢？

 

四外婆

在記憶的搖籃裡，搖啊搖，搖回我童稚無憂的時光。外婆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尊敬的人，她如同萬能的天神，口袋裡變化出糖果餅乾；她溫柔的話語，如同溫暖燭光下那尊觀音菩薩，撫慰我幼小的心靈，陪伴我走過兵荒馬亂，親人離散，而能使我身心安然，無有恐懼。

我一生最懷念的是外婆。現在只要眼睛閉起來，外婆禮佛的身影，臉上慈祥的笑容，都非常清晰。太虛大師也是由他的外婆帶大的，他在《五十歲生日感言》的文章中提及“我母之母德罕儔”，對外婆的感念，我頗有同感。

人都有偶像的觀念，而外婆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也是我的偶像。她沒有讀過書，甚至沒有名字。她賢良、勤奮、溫順、敦厚、慈祥、助人、和藹可親，從不說人的閒話是非……這許多美德，影響了我的一生。外婆是集合中國女性美德的縮影，更是我記憶中最溫馨的回憶，最美麗的一道彩虹，是我人生旅途上一顆最閃亮的明星。

撰寫此文時，中國、歐美等地，都傳出雪患的災情。雪，對我是不陌生的。弘揚佛法雲遊一甲子，世界各地的雪景，我都有幸觀賞過。但生命中有一場雪景，是再美的風景都比不上的。這場絕美的雪色，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揚州，外婆還在我身邊的日子。即使昔日物資如此簡約，環境如此鄙陋，但外婆給予我的一切卻是豐盛無比的。

冬天雪花飄飄，外婆到菜園裡鋤菜。

勤奮的外婆，天還未亮，安靜地下床，怕吵醒沉睡的我。一個人到菜園採收，再挑到街市上賣。感覺光線透進窗口後，外婆笑呵呵地帶回熱熱的燒餅油條。

“快趁熱吃！”屋外的雪花在飄，我口裡的燒餅油條勝過山珍海味。坐在板凳上的小人兒，像個王子快意地享受外婆給他的疼愛。

夜晚一燈如豆，外婆輕輕地唱經文，向她心目中崇敬的神明跪拜祈禱著。外婆吟唱經文比河流更悅耳。她虔誠的身影，散發的光彩，就像肅穆的神明，就像慈悲的觀音。

嚴冬酷寒，細心的外婆會用暖爐烘暖被單後，再喚我鑽進去睡覺。

數十年後，我住過五大洲舒適的旅館，看過全世界最棒的雪景，但我多麼希望再回到童年的小屋子裡，那裡有外婆，有屋外的雪花紛飛，屋裡的外婆，用她的愛，為我擋住所有的風雪。

記憶裡聽外婆說過，她姓王，嫁給外公時十八歲，以後就以“劉王氏”為名。她篤信佛教，一生茹素，直到現在，連我都搞不清楚她信的佛教是什麼宗派，也不是淨土，也不是禪宗，現在想起來，應該屬於民間的善門社團。她也拜過師父，但師父不是出家人。

記憶裡，外婆每個月都會多次去參加各庵堂的信徒集會，叫做“上供”（注：在一個廳堂裡舉行，供碗堆疊起來像一座山一樣的叫一供），有一堂一供、一堂三供，或是一堂五供，幾堂幾供，任人隨喜發心。主要的齋主跪在供桌前，其他的人，就站在兩邊。外婆帶我去參加過，念什麼也記不得了，印像中的善書詩偈，念著“叫你修來你不修，變個老牛拉軛頭”、“善似青松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前生穿你一雙鞋，今生馱你十里來”等，庵堂裡迴盪著善詩的吟誦，像海潮似的聲音，聽起來很悅耳。

我最初信仰的啟蒙，外婆是最重要的因緣。

 

當時很少看到出家人，但是外婆很尊重出家人。她常常告訴我：“三寶最好，三寶最重要，三寶功德無邊，做人要尊敬三寶。”我當時根本不懂三寶，只知有觀音老母。

外婆去參加上供，我偶爾會跟隨她去參加，也因為這樣，在四五歲就學會了《般若心經》，也懂得要吃素，我的性格和外婆是比較接近的。有時候，沒有跟隨外婆出門，她從外面回來會帶一包的餅食回來，我就在門口等，所以我知道台灣話“等路”是什麼意思。能夠在庵堂分得到一點供果，也算是有一點地位的，就等於是現在說的“功德主”。給我的印像是，她帶東西回來，沒有讓我感覺到她盛氣凌人，她是高高在上的施主，她很偉大，而是感覺她很慈祥，很體貼安詳地拿東西給我們吃。讓人吃得很有尊嚴，很溫馨，不是一種賞賜。她的勸善不是買賣性的，是沒有條件的。她不會說：“你吃了要用功，吃了會開智慧，吃了會很有功德，吃了會消災，吃了會健康……”她帶回供果，很歡喜地分給我們。日後，我才稍稍懂得，外婆為我示範布施要做到“自他歡喜”的身教。

七八歲我與外婆長住的時候，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她二十歲時生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二十五歲時生我，我為什麼會去跟外婆住？因為我很喜歡外婆。

從小我學到外婆的勤奮、正派、勇敢、不計較。在家裡，雖然不是排行長男，但是家裡的人都顧忌我，對我的發言，我的意見，都會尊重。現在回想起來，是由於我的正派，我的懂事，我不頑皮，才讓家人接受。我母親喜歡打打小牌，贏了錢，是春風滿面，輸了錢就不是了。她身體不好，所以我從小就會煮飯、煮菜給家人吃，沒去計較誰要去煮。對於家務，我自認我是認真用心地學習。像煮早餐，早上起來，一把米放到鍋裡煮，煮得快爛了，就要把一把麵糊放進鍋裡頭，也有幾粒米，叫“糝兒粥”。配一點蘿蔔乾等鹹的東西，就是一頓簡單的早餐了。假如“糝兒粥”餿了、壞了，我也會處理，就到田裡割一些韭菜回來，洗一洗，在鍋裡炒一炒，混到粥裡，就能把異味消除掉。

到了中午，沒的東西吃，就繼續吃“糝兒粥”。如果媽媽上街，會買一些菜、飯回來。雖然我不到十歲，煮飯給家人吃是難不倒我的。這種樂意為人服務的個性，也是遺傳自我外婆。不過大部分時間都是外婆買來煮給我們吃，因為，外婆疼愛我們，小孩吃飽了，外婆要離開時，我就跟著回到她的家了。

外婆住的地方離我媽媽家很近，很早就一個人獨居，但她沒有獨居老人的悲觀落寞。每天精神奕奕，天未亮就到菜園勞動，幫街坊鄰舍排憂解難，到善堂去共修……屋里屋外，始終是窗明幾淨。我常常感覺外婆的家，像童話故事裡仙人的住處，四周飄著五色的雲彩。

一九三一年左右，我的大舅母被大水淹死了。後來大舅又討了一個後舅母，很兇，不久就分家出去了。外婆和二舅住，二舅不常在家，他是個牛販子，現在的話叫牛的經紀人，就是牛在買賣的時候，專門幫人家評鑑這牛值多少錢。在那個時代，牛是一家的財產。人家要買牛，就找他看一下。他為人敦厚，是一個老實人。我比較喜歡他。

三舅活到近九十歲，實在了不起。他先是國民黨，後來是和平軍，再後來又在日本兵里工作，之後又在游擊隊，跳來跳去。我記得他最高做過“鄉隊長”，很神氣，但我不喜歡和他親近。

 

外婆與二舅的感情好一點，二舅也比較孝順外婆，基本上當時外婆等於沒有兒女了。因為外婆這三個兒子，各自成家立業，也各有各的路要走。因此，外婆離開他們早早就獨居。不過她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人。也許，由於我外公的早逝，讓外婆看透人間的無常，內心堅強起來。外公是做裁縫的，在我五六歲時，外公就去世了。當時不懂，還在玩鬧，不知道什麼叫做死亡，只覺得他怎麼老是在睡覺。記憶中，外婆面對外公的死亡，並沒太激烈的驚慌，只記得她輕聲地哭唱著，像幽幽的祭文：“你為什麼狠心拋下我，叫我一個人怎麼辦？”哀而不傷，但讓人感受到夫妻之間情深義重的想念。我會和外婆住，是祖孫兩人習性相近，她也是得其所哉。

不識字的外婆，是個有見識的人，堅持讓我受教育，送我去唸書。

記得，第一天到私塾去唸書，念了一個字：“人”。這個“人”字，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我把“做人”列為最重要的課題。試想，一個人行得不像個人，說的話也不像個人，再嚴重一點，禮義羞愧之心都沒有，所謂“人面獸心”，人到了已經不像個人，那多沒有價值呀！第二天，再學“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這些念誦的單字，都是生活上具體可見的實物，先生從我們看過的東西教起，這樣的教育方式很有成效。

外婆送我去唸書，一天要給四個銅板。十個銅板一角錢，也就是每天交四分錢。外婆每天給我四分錢交給老師，四分錢讓我吃早餐，兩分錢一個燒餅，得吃兩個才能飽，天還沒有亮就去唸書了。

那時候念的書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都要背誦。由於戰亂，時常要更換上課的場所，老師也是有一課沒一課地教。由於學習無法連貫，加上也沒有大人可以幫助溫習課業，課文就不容易會背，經常記不起來。記得有一次，明天要背書了，內文老師也沒有教，教了也記不得，嚇得晚上睡不著。我就慢慢體會睡覺前回憶所念的書，嘴不動，苦思，醒來起床之前回想一下昨天晚上所想的，就記得了，這是我發明的“睡眠記憶法”，百試不爽。

那時候，戰亂貧窮是社會的普遍寫照。有錢就拿四個銅板去唸書，沒有錢就去不了。老師也諒解，他不會問你昨天為什麼不來。他知道你家裡沒有錢。外婆給我幾次去讀書的錢，因為後來戰亂、打仗、遷徙……難以有完整的學習環境。但不論遷徙到哪裡，她都會想辦法找到私塾供給我讀書。那時候，我不大懂，有書讀、沒書讀無所謂，因為我喜歡做家務，掃地、洗碗、抹窗子、整理廚房……

外婆獨立自主，從沒在她的口裡聽到她怨兒女的不孝，嘆時局命運的不好，不論環境人事如何的險惡艱難，外婆總是安忍如一座山，平靜如一泓泉。外婆的“忍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性格，讓我在青年時期，隻身渡海來台，只為一腔弘法的熱血，不畏茫茫的未來，這種“忍得住”的性格，我想，是外婆影響了我。

外婆從不疾言厲色，好像也很少睡覺。她對任何人都是輕言細語。每當夜晚我睡覺了，她還在做晚課。有時候我還沒有睡著，她端坐在床上打坐運功，肚子就“嘩啦嘩啦”翻江倒海地響著，有時候我還會被這聲音吵醒。我就問她：“外婆，您肚子的聲音為什麼這麼響？”她說：“這是功夫啊！”

 

一九四八年，我離開大陸前回到家鄉去看她，問她：“外婆，功夫還在嗎？” 外婆說：“當然，功夫怎麼能丟了？”那時候她應該已經六十幾歲了。那時候，我自以為懂得一些佛法了，剛好有日本的飛機從空中飛過，我說：“外婆，飛機引擎聲更響，那生死能了嗎？對煩惱能解脫嗎？對道德能增加嗎？”外婆聽完，臉色都變了。那時候的我，揚揚得意，自以為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念佛學院，並且在外面參學，我所知道的大和尚們的肚子都不會叫，他們都是講究要道德、要慈悲、要有智慧。

數年後，我才驚覺，我的無知、我的殘忍。外婆的功夫是她幾十年的努力所成。我摧毀她心目中信仰的“成績單”，我的得意換來她的失意，我對外婆很抱歉，我這樣做是很不該的。

信仰是超越言語的文字。老太太虔誠禮敬，堅信舉頭三尺有神明，有善惡報應的觀念，能行善助人。我想這樣的心，比一個知識分子自私自利，只想圖利自己的心高尚、神聖多了。外婆到底是一個有信仰善根的人，雖然不識字，但《金剛經》《普門品》《阿彌陀經》都會背誦。很多的偈語，她也都會唱，也唱得很好聽。

外婆對我們的教育，是一種鼓勵的教育。她也不會指使我們要怎麼做事，但是在我們的工作中，例如，我掃地的時候，她就會說：“有志沒志，就看燒火掃地。”讓人聽了很歡喜，覺得要掃得更好、更乾淨。一般人認為打掃的“鄙事”，外婆視為是一種“品人”的方法，能不能成就，要從小地方著手。近年大企業在用人時，也都是從小細節觀察一個人有沒有用。像有個公司在招聘新人時，以在門口的鞋子有沒有擺放整齊，作為錄用的標準。他們的觀點是：“連雙鞋子脫下來都擺不正的人，如何放心交給他重要的任務？”

外婆經常帶糖果回來。有時候我會拿一顆糖給別的小孩。她見了也很高興，會滿面笑容地說：“能分一點給別人吃，你很好啊！懂得結善緣！”外婆鼓勵我把擁有的分享給別人的教育，我覺得現代的父母如果也能教小孩，把玩具、糖果，甚至把故事書、零用錢也分給貧窮的孩子，培養小孩“給”的性格，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會是個溫暖互助的人間淨土。

有時候，賣小雞的來了。她鼓勵我：“你買一隻！黑的、白的、花的，給你選。”幫我出錢，讓我自己養。我養了幾次小雞、小鴨，細心地照顧它們。她看出我對小動物的愛心，告訴我：“你要愛護它，不要給它餓肚子哦，要給它有地方住，給它睡覺。”她教我要愛惜生命。外婆的“生命教育”是成功的，讓我看到一隻缺嘴的小雞，會替它心疼流淚。如果我們的生命教育培養出的小孩心地柔軟，懂得愛惜小動物，那麼自然對人不會去侵犯，不會去傷害別人。

記得，鄰家有個小女孩患有小兒麻痺症，常被一些頑皮的孩童欺負、嘲笑，甚至用石子砸。外婆叮嚀我：“你不可以欺負她，不可以看不起她哦！殘缺也是一種美麗。”是呀，外在的殘缺還可以補救，心靈的殘缺，像貪、嗔、痴，忘恩負義，對人的苦難沒有慈悲心，這樣的心靈殘障比肢體的缺陷更讓人痛心。

盧溝橋事變後，南京發生大屠殺，波及故鄉揚州。日本軍人四處放火殺人。外婆家很大，必定成為戰火下摧殘的目標。她招集家族成員說：“不要同歸於盡。”意思是說：“你們都往後方逃難吧，讓我留下來，我來看家。”她已經計劃要犧牲了。外婆一介弱女子卻有巾幗不輸鬚眉的英雄氣概。當時，我感覺外婆像大廳堂的神明，這樣的偉大、崇高。

 

日本人轟炸家鄉，把房子都燒了，四處有很多的破銅爛鐵。外婆從廢墟里把它撿回來，重新再使用。她叫我們愛惜，要節儉。外婆說：“破銅爛鐵也能成鋼！”她教我不要只看到表相上的“無用”，要能看到“無用的大用”。外婆的“慧眼”，看出破銅也具有鋼鐵的質地，讓我在日後課徒或弘法度眾的歷程中，不輕易捨棄一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年冬歲殘，我扛了一條被單，在大雪飄飄中隨著人潮往後方逃難，第一站到興化。第一天就住在一個善人的寺廟裡，沒有出家人，滿清幽的。裡頭擠滿了逃難的人，沒的地方住，就給我們住在水車棚裡。我們幾十個人，就在那里安身，棚裡的空間很大，容納我們綽綽有餘。逃難的人如驚弓之鳥，有棲身處，大家都萬分感念這份萍水相逢的恩情。至於廁所、洗澡的問題怎麼解決我已不復記憶了。

當時，我們隨身都帶一個鍋，隨地把兩塊磚頭一放，隨便抓點草啊什麼東西來煮，填飽肚皮不為難也。冷天，大夥拾柴烤火取暖，還算能度日。遙望一百公里以外的南京城，火光沖天，佈滿整個天空。

就像杜甫的詩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場戰火不知要延燒到何時？留在家鄉的外婆可否平安？雖有母親在身邊，但我小小的心靈，還是時時記掛著外婆的安危，只是不敢開口詢問，怕母親擔心。

不知過了幾天，外婆找到我們，來到水車棚。

劫後餘生的外婆，告訴我們她一路驚險的情況，她怎麼逃出日本兵的槍砲刺刀。她說，日本人一到，他們就燒我們的房子，在門外圍滿了稻草，眼看就要把她燒死。那個日本人正要擦火柴時，剛好另一邊有個日本兵大聲地叫喚他，他趕緊放下火柴，跑上前去。外婆就趁這“千鈞一發”之際，逃開這場火劫。

兩天后，外婆不放心家裡被燒得怎麼樣，想回家看看。那時候我十歲，我跟外婆說，我跟她去。外婆最初不答應，但禁不起我的央求。我和外婆一起回到家。都過了大半個月後了，家裡的屋子還在燒著，為什麼呢？因為有黃豆、米穀在悶燒。

後來日本人又來把外婆抓去，我在後面追趕，日本人就踢我、打我。她近六十歲的老人，日本人抓她去煮飯。我二度和外婆失散，認不得路，回不到逃難的棲身處，自此過著流浪亂走的日子。

當年我才十歲，和外婆走散了，心裡很想念外婆，但很奇怪沒有害怕。因為，只要回想和外婆住在一起的清晨夜晚，外婆買回的燒餅油條，外婆在如豆的燈下，安詳地誦著經文的聲音，這些畫面和音聲具有強大的力量，讓我感覺外婆還陪在我的身邊。

這一路上，我看見了很多的死人，人間無數悲慘的情況。你問我當時吃什麼，我現在也不記得了。可能沿路有善心人，給我一點米粥吧。亂世的悲歌，不是現在太平歲月的我們可以想像的。那時候，我看到一條狗，在吃死人，把整個死人的內臟掏出來，啃著咬著。死人肚裡的腸子都沒有了，只剩下兩隻手、兩條腿、一個頭。江面上，露出一具屍體，頭朝下，兩隻腳朝上。我心裡想，怎麼會這樣？再看下去，看到一堆一堆的屍體，也不腐爛。因為是冬天，都冰凍了。

過了幾天，外婆找到了我。外婆說，她給日本人丟到河裡去，好在外面穿著棉襖，沉不下去。流著流著，外婆抓到一條船的鐵絲，就在叫三民橋的地方，看到一個幫日本人翻譯華語的同鄉，她急忙地向他揮手，那個人看到浮沉在大運河的外婆，趕快向日本人示意，說外婆是他認識的長輩。日本人就幫忙把我外婆拉了上來。

 

抗戰時期，外婆為了愛護家族，誓守家園，差點葬身火窟。外婆逃出家鄉找到我們藏身的水車棚，後來，又被拋到大運河。外婆逃過“火劫水難”兩大災禍，似乎冥冥之中有神明的保佑。而我想，這是外婆平時助人為善，才可能有奇蹟的發生。

這些點點滴滴的往事，多年後，我才發覺，外婆在訴說時，平靜無奇，好像在說別人家發生的故事。一個不識字的婦女，卻具有無比的勇敢和智慧。為了家庭，為了親情，走過暗暗的長路。如果不是她的信仰給她依靠，如果不是她對家庭的責任，她怎能當下決斷，要疏散家族，要我們不要“同歸於盡”。現在憶想起來，對外婆除了有深重的敬佩，還有一份感恩不捨的心情。

當時，日本人在我們家鄉見人就殺，後來由地方上的士紳組成的“維持會”，出來跟他們交涉、協調，要他們不要再殺人，答應供給日本人所需，這樣才停止無辜的殺戮。

戰火稍微平息後，眼見住房都燒掉了。母親賣了一塊田，建了一排大約六間的草屋。家裡沒幾個人，外婆就跟我們一起住。

我應該是在那個時候，學會了“不怕”。不怕鬼，怕人；不怕死人，怕活人。我在死人堆裡都能夠跟他們睡覺。我的勇敢、沉穩，除了時代的洗禮，戰爭的磨煉之外，應該還要再加上外婆的“身教”。

經歷這種艱苦的生活再加上外婆的影響，讓我很勤奮。最初是撿鐵釘來賣，還能賣一點錢。後來就撿桃核、杏核，可以賣給藥房做藥。也撿洋片（香煙盒裡的鐵片，可以把香煙撐持住），洋片上都畫了一些歷史故事。現在“金玉滿堂”教材卡片的構想（為弘法布教的圖文教材，有十二套，一千二百張卡。有法語、古德語錄、菜根譚、祈願文等），也是有一點來自這洋片的構想。

那時候兒童的遊戲，就是把桃核、杏核拿來玩，還有像丟手帕、老鷹抓小雞，官兵抓強盜……小孩總會貪玩，有時候遲歸了，心也會慌，會怕被大人責怪。外婆總是站在門口等我，昏暗的天色下，我的外婆像黑夜裡的燈塔，指引著我。

“洗手，吃飯去！”

外婆沒一句呵斥，從未有疾言厲色，只問我吃飽沒有，關心我的衣服穿得夠暖否。

外婆擅長做醃醬菜，因此家裡經年累月都不用去外面買菜。那時候，生活貧瘠到甚至看到油就想喝一口，現在富裕的生活，沒有油水是怎樣的日子，大家是想像不到的。沒有油水，吃什麼都會刮到胃，澀澀的不好吃。

我早晨撿狗屎，傍晚去拾牛糞，狗屎做肥料，牛糞做燃料，賣給人家。那時候能賺錢，我心裡也很高興。賺的錢，外婆要我交給母親，因為母親要供應全家生活所需。我賺了錢，外婆要我給母親，外婆教我要報答父母恩，要我懂得母親的辛苦。

以前我不敢將這件事告訴人，覺得拾牛糞撿狗屎，是一些卑賤的事。現在敢說了，因為，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環保行為，更是教導小孩如何懂得“人間生活不易”，能為家庭分擔負擔、能自立工作，才是有尊嚴的人生。

外婆為人公平公正，人家有什麼事，都來請她評個理。她有這種能量，人家跟她講什麼，她講一下，大家都能歡歡喜喜地回去。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大舅母很不孝順，常常對我外婆大聲說話、忤逆、無理，鄰居看不下去，和她說：“你的大媳婦非常不孝哦！”外婆很溫和地回答說：“不會啊！她對我很好呀，有時候我去她家裡吃飯，她會請我上座，還幫我夾菜。”此時，我的大舅母正在門外，聽到了外婆的話深受感動，後來脾氣改了很多。因此，我在佛光山大悲殿外刻《普門品》的壁畫：“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若人持刀槍來了，慈悲對他，刀槍就沒有了，說的就是我外婆的故事。

 

我的外婆是大腳，穿青布衣，一個何其平凡渺小的老太婆，她雖渺小如宇宙的微粒浮塵，但在我的心裡，卻有如巨星的光輝。

外婆陪我走過戰火，我們祖孫兩人相依為命，四處流浪逃難。看見那些屍體，就想起一句話：“當初永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里人。”路邊的死人，都被野狗吃了，很可怕。外婆怕我心靈受傷害，就告訴我“面對死亡，不要驚慌”。

外婆的一生，她從信仰裡得到安住身心，從慈悲裡面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外婆常常讚美我“從小一看，到老一半”，“李家的這一棵樹，就看你這顆李子紅了”。意思是，看一個人小的時候怎樣，就知道長大以後是什麼樣子了，也是鼓勵我要上進的意思。

我十二歲出家後，二十二歲時曾和外婆見過一面，這之後就沒有再見過外婆。一九八一年，我和弟弟國民在美國見面。他說，外婆在我離開大陸不久後就往生了。料想不到，二十二歲那年一會，竟是和外婆天人永隔。

記得最後一次看到外婆，她坐在一棵樹下，手裡一面做著針線——那麼年老了，還是閒不住。一面跟我講：“我的身後事，靠你那幾個舅舅是沒有指望了，希望我把後事都交代給你。”我那時候年輕，不懂什麼叫後事，不過心裡想，外婆交代的事我一定照做。想不到，海峽兩岸一相隔就是數十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但是，就算隔了多久的歲月，外婆安詳的面目，慈悲的言行，都清楚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據大陸的家人說，外婆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四年間往生的。

我當時將五千美元，托國民弟返鄉時為外婆建塔紀念。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國民弟未遵守我的託付為外婆建塔，只蓋了個紀念堂。紀念堂中間有他剛逝世的妻子秀華的遺像。我為外婆感到委屈，外婆疼愛我們的情義，幫助多病的媽媽照顧我們的三餐，難道這個恩惠，我們可以不回報嗎？記得有首詩寫著：“記得當初我養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由他餓，莫教孫兒餓我兒。”這是天下父母心，難道後代兒孫，連起碼反哺親恩的心都沒有了嗎？

因為想念至極，有次做夢終於夢到了她老人家。

我對著來來往往的路人，焦急地詢問：“有看到我的外婆嗎？”我到了一間寬大而破舊的屋中，在一個壁櫥裡見到了外婆。她面黃肌瘦，好像不願再看這世事滄桑，雙目緊閉，面無表情。我向前握住外婆的手，外婆微微地張開眼，像是很意外的樣子，她從櫥櫃裡一步一步走出來，沉默地對著我，只是搖頭嘆息。我想，外婆心中一定有很多話要說，只是旁邊站了人。那是慧龍、道悟、楊慈滿等，我支開他們。外婆說：“人間有不同的人，樹上結不同的果子……”再沒說什麼，就快步在雲霧裡飄散了。我立即大叫：“外婆！外婆！”

醒來，我才知是一場夢，這也是外婆唯一一次入夢來。

二〇〇七年，寒山寺贈送“和平鐘”時，我寫了一首詩：“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台灣。”

寫這一段，不禁想到與外婆楊柳樹下一別竟成永訣，不禁淚眼潸潸。

至於外婆葬在哪裡，只有以一句“踏破茫海無覓處，不知何處葬外婆”來形容了。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們沒有外婆，我們都要餓死的。

 

我的父親應該是在我十歲時外出經商，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在南京大屠殺中殉難。那時候，如果沒有外婆的扶助，多病的母親是養不活我們的。

我外婆有一弟二妹，有一位也是出家的比丘尼，我們叫她“師公”，我也曾在她的庵堂住過一個月。還有我出生不久後，拜一個庵堂的比丘尼做師父，因為按照家鄉習俗，小嬰兒拜個“師父”比較容易平安長大。

十八歲那年，我這位嬰儿期的比丘尼師父，請託外婆，一定要和我見一面。我不肯，和外婆說：“我是比丘，不能認比丘尼做師父。”外婆似乎聽不懂我的說明，還是再三地要我和這位比丘尼師父見一面。我無法推辭掉外婆的好意，只好退讓一步。我告訴外婆說：“我可以和她見面，但不要和她說話。”這段和我嬰儿期的比丘尼師父十八年後再見的情景，已渺渺不復記憶了。因為我的心中裝滿了外婆溫厚的話語，還有她信守對人承諾的諸多忍耐，當然是裝不下其他人事的印象了。

我出生後“拜師”，應該也是我外婆的意思吧！外婆有所用意地為我“穿針引線”。我想，這是外婆希望把我接引到三寶門中，可免受戰爭無情的苦難，遠離人間無常的折磨。

外婆是萬能的，讓我在童年的夜晚，不懼怕鬼怪野獸，有了外婆，我什麼都不怕。

初出家那幾年，佛堂供奉的觀音菩薩常常變換成外婆的面貌，外婆安詳溫暖的聲音，常常讓我想念，使我在午夜夢迴時，淚濕枕巾，不知何年何月能與外婆重逢？

現在我八十多歲了，外婆去世已經近一甲子，外婆笑容可掬的神態，至今還刻在我的心版上。外婆並沒有離我而去，她溫順、謙恭、柔和、勇敢、承擔，她的與人為善，她的給人歡喜……這些精神思想，都流入我身心的血液了。

我想起外婆醃漬醬菜的壇口封著緊密的漬物，經過時間的醞釀，入口最為香脆，人又何嘗不是如此？沉得住、耐得住，才會有所成。外婆從善堂帶回的果品，讓我在稚嫩的心靈種下佛緣。因此，我鼓勵佛光山派下的別、分院道場，在法會或活動時，要備辦結緣品分給大家帶回去。因為，帶回的不是糖果、餅乾，而是有禮佛敬佛心意的芳香。這若干的果品，散到哪裡，都會為眾生種下妙因善緣。

我想念外婆肚子“咕嚕嚕”的聲響。她引以為傲的信仰成就的神功。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深深生起對外婆懺悔的心情。當年我自以為了不起、有學問，無的放矢的輕率言語，傷害了外婆的信心，也讓溫柔敦厚的外婆黯然神傷。

我感謝我的外婆，感謝她撫養教養我的恩德。最要緊的是，她的慈善言行，她的正義勇敢，她的不和人計較的寬大心量，讓我看到傳統婦女的勤練忍耐裡洋溢著大智慧；在為親人家族的付出中，她們所持守的是無有怨悔，不求回報的菩薩心腸。

“偶像”是內心崇拜的聖賢。外婆的慈悲，從不疾言厲色的溫柔，她的賢惠勤勞，使她成為我幼年時的偶像；她的仗義執言，常為左鄰右舍排難解紛，更使她成為我童年時的英雄。

童年揚州的雪景不復再現，我與外婆共住的小屋已人事全非。外婆當年跌落的河流今猶在，立在橋邊的我，望著流不斷的水流，遙想那時候外婆豪邁的言語，述說她逃過日本兵的英勇經過。今日憶及，除了緬懷感念，還有一份對外婆的疼惜與不捨。

六十年悠悠過去了，外婆的形體雖遍尋無踪，但我視每位長輩為我的外婆，讓外婆活在我的心裡，長長久久。雖然我與外婆已生死隔絕，長大成年後，我不斷有新的偶像群，但外婆永遠是我生命的第一個偶像。一片森林，如果沒有最初小小根芽支撐著，呵護著，提供它們所需的養分，怎能有希望長成枝葉繁盛，綠意灑遍的叢林呢？

外婆的音容、形象、精神已深植在我的心田。感謝外婆，讓我結下深厚的佛緣；感謝外婆，讓我在童年時學習到應該愛護生命，懂得勤奮精進，無私地奉獻自己的熱心熱情，六十年來，無怨無悔地弘法利生。

 

母親，大家的老奶奶（1）

歷經民國締造，北伐統一，國共戰爭，吾母即為現代史；

走遍大陸河山，遊行美日，終歸淨土，慈親好似活地圖。

這是我為九十五歲高齡的老母——李劉玉英居士（大家稱她老奶奶），所寫的一副輓聯。

守在靈前，我再一次深深地凝視著母親：皤皤的銀絲，整齊地襯托著她安詳的容顏，使我憶起小時候守在床邊，等待母親起床的情景。

這一次，她終於放下了一生的牽掛、辛勞，永遠地休息了。

就在她往生之前的二十分鐘——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凌晨四時，在美國洛杉磯的惠提爾醫院中，她還叮嚀陪伴在身邊的現任西來寺住持慈容法師： “謝謝你們為我念佛，我現在要走了，千萬不要讓二太爺（'二太爺'是母親對我的暱稱）知道，免得他掛心。”

十幾小時的飛行，我從台灣趕到母親的身邊，隨行的有母親熟悉的慈莊、慈惠、依空、慧華等。

母親，請您原諒孩兒的不孝，雖然您苦心吩咐不要讓我掛心，但我也了解：您是多麼渴望在一生的最後一刻，讓孩兒握著您的手送您一程。

前幾天，一場小小的感冒，把母親送進了惠提爾醫院。五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母親精神出奇的好，對圍在床邊的家人及法師，講說著她永遠講不倦的“勸世文”，西來寺法師們還興高采烈地討論著如何慶祝她即將到來的九十六歲生日。

如果我向她報告：在台北佛誕的法會上，有兩萬多人聽我講話。她一定會高興地笑著說：“兩萬人聽你講話，但是你得聽我一個人講話。”

現在，我只有用“心靈傳真”說給她聽了。

我遵照她的遺願，不讓人知道。四天后，六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我們把她送到西來寺附近的玫瑰崗公墓火葬。

在眾人的誦經念佛聲中，我輕輕地按下了綠色的電鈕，一陣火、一陣風、一陣光，永遠地送別了母親。

當初，二十五歲的母親，生下了我的身體。現在，七十年後，母親的身體卻被我火化了。

母親好像一艘船，載著我，慢慢地駛向人間。而我卻像航天飛機，載著母親，瞬間航向另一個時空世界。

母親，在風火光中，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的聖蓮上，請您穩穩地坐好，不要掛念這個世界，不用擔心您的兒孫。

我在心中默默地念著：

娑婆極樂，來去不變母子情；

人間天上，永遠都是好慈親。

從玫瑰崗回西來寺，突然覺得少掉了很多，又增加了很多。在心理上，雖然我早有準備，但仍免不了會有濃濃的懷念。生死是世人解不開的謎，佛陀當初領導著信仰他教法的弟子，要解開生死的秘密。很多信徒關心我的悲傷，但我感覺：生者何嘗生？死者又何嘗死？生死只是永遠生命中的一個段落而已。

心定法師捧著母親的靈骨，我抱著母親的遺像，回到佛光山，舉行了懷恩法會之後，母親一生的影像，更加清晰地映現於腦海。

母親出生於江蘇揚州一個貧苦的鄉村家庭，也因此養成一生勤儉的習慣。沒有念過書、不識字的母親，卻經常口誦一些令人深思的詩句。例如，“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這就是五十五年前聽她誦念的蘇東坡詩句。事實上，不只口念、心念，母親甚至以一生的生命來實踐這些詩句。所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她幾乎都能隨口說來，也就不足為奇了。

 

童年跟著母親過苦日子，從未見過她為貧窮煩惱憂愁。她常告訴我們：“一個人要能'貧而不窮'，見到琳瑯滿目的物品，只要你不想買，你就是富有的人。”基於這樣的理念，她一生不好置物。有幾次，家裡的錢比平時多了些，她立即拿去換了很多零錢，隨緣施捨，以施捨為富。她的理由是：“一文逼死英雄漢，一文也可救英雄。”

經常，家裡都是家徒四壁、無三日之糧。但她一點都不罣礙，照樣到處為人排難解紛。只要聽到某人有困難，或有人上門訴苦，她立即把胸膛一拍，保證為對方效勞。有一次，鄰居的媳婦被婆婆欺負，哭鬧著要回娘家。母親告訴她：“你婆婆剛才來過，都說你好話，說你賢惠、說你勤儉、說你會持家，怎麼你現在倒懷恨起婆婆來？”媳婦聽得目瞪口呆。從此婆媳和好，再也沒有類似的問題發生。

母親對飲食的需求很淡薄。童年時期，家中因為經濟能力有限無法購買大魚大肉，但在十八年前母子聯絡上時，七十七歲的母親，看來仍健壯高大。很少人相信，在“文革”時期被定為“黑五類”（因我在台灣的關係），每個月收入只有十一元，三餐不飽的母親，能夠健康良好。

說穿了，母親不以飲食為主要的養分。她以對人的熱心相助、見義勇為、樂善好施為營養。

十多年前，我有機會把母親接到美國奉養，滿心歡喜地準備各式素菜，孝敬她老人家。誰知每一餐，她的筷子動來動去，永遠只是豆腐乳、醬瓜兩樣，再配上稀飯，偶爾加上一杯茶，這就是她最中意的佳餚美膳。如果要讓營養專家來檢驗母親的養生食品，恐怕他們要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美國副總統戈爾訪問西來寺期間，我隨侍在母親身邊。她雖不像幾年前那樣健步如飛，卻也是談笑風生、慈祥愷悌。最令她皺眉的是：物質豐富的現代人，既不知惜物，又不好好惜福。她對此很不以為然。她常訓誡兒孫：“一個人要知福、惜福，才有福。福報就像銀行存款一般，不可隨意花用。”對於這些話，她一生力行不渝。她在房間四處取用方便的衛生紙，抽出來之後，首先把薄薄的兩張分開，再撕成四等份，這樣至少可以使用八次以上。所以對於有些人竟然絲毫不知疼惜，隨意把潔白柔軟的衛生紙，輕忽地一抽，就用來抹桌子，真是讓她看在眼裡、疼在心裡，難怪她要皺眉了。

安貧、知足，甚至“以貧苦為氣節”，是母親一生最好的寫照。

母親一生中有幾件得意的事情：其一是她雖自奉十分勤儉，卻樂善好施。六年前，她終於來到她兒子創建的台灣佛光山。在兩萬人的信徒大會上，大家熱烈地對著她高呼：“老奶奶好。”她一生未曾經歷過這樣的場面，但她既不怯場，也不慌張，高興而熱絡地揮著雙手與大家打招呼，接著又用揚州話給大家做了一段“開示”。我也臨時充當了母親的翻譯員。她說：“佛光山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天堂就在人間，希望大家好好地修行。過去觀音菩薩在大香山得道，我希望大家在佛光山得道。大家對我這麼好，我沒有東西給你們，我只有把我的兒子送給大家。”

親自把兒子“送”給大家之後，母親打從心底里高興了起來。我想，如果她年輕時就知道有“器官捐贈”這種事，恐怕連頭目腦髓、五臟六腑，統統簽下捐贈同意書。可能也是因為這一片捨己的慈心，母親另一件得意的事情就是：外婆生下他們四個兄弟姐妹，直至母親往生以前，四個人都健在，加起來的年齡有三百六十多歲。母親自己生了四個孩子：長子國華、長女素華、我和小弟國民，平均都有七十多歲，四個人合起來也有二百八十幾歲。尤其歷經“文化大革命”時期，多少人妻離子散、死於非命……我們這樣“黑五類”的家庭，竟然每個人都能夠無恙，母親認為是仗著佛菩薩的光明，大家才能平安無事。

 

除了安貧、知足、惜緣、惜福、能捨，信仰就是母親一生最深厚的財富。而端莊的威儀、當仁不讓的勇敢，則可說是她與生俱來的兩種特性吧！

可能是受到外婆的身教的影響，母親一生都注重威儀，“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著，她從不晃動身體，坐下來絕不蹺腿，而且一生從不倚靠椅背，即使坐在床上，也不倚靠枕頭、棉被。

近年來，我有能力孝養她，就為她備置一套沙發靠椅，希望她可以坐得舒服些，但是多年來從未見她使用過。

不管何時見到母親，她總是衣著整齊。對於衣服，無論如何破舊、縫補過，她都不計較，但是一定要穿著整潔。這些年，慈莊、慧華等人很熱心地為她添置了許多新衣，但是她從不輕易更換，母親念舊與惜物之情，可見一斑。後來我又發現，母親不重視外形，只重視心意。有一次，我陪伴著她走到西來寺，我說：“母親，我們今天改走後門，上去比較近。”母親回答：“上等人，主人迎上門；中等人，有人接待人；下等人，求人都無人。前門後門不要緊，只要到了西來寺可以看到人。”

在西來寺的佛殿，我說：“我來點香給您拜佛。”母親回答：“不要緊，佛祖哪裡要我們的香？哪裡要我們的花？佛祖只要我們凡夫的一點心。”

和母親在一起，通常都是她在演說佛法，我在旁洗耳恭聽。有一次我講《金剛經》，不知道母親就坐在後面聽，等我下來了，她批評我講得太高深了，怎麼可以告訴大家“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呢？ “無我相”倒也罷了，如果“無人相”，心中眼中都沒有他人，還修什麼行呢？

我聽了母親這一席話，啞口無言，同時也領悟到母親堅持要“有人相”，正是我努力推行人間佛教的批註。

母親無論說話、走路，向來是安詳有序。即使天大的事情發生，她都不亂方寸。許多在佛教學院受了多年教育，後來又出家受戒的徒眾，都萬分敬佩母親這種與生俱來的威儀、風範。

母親一生歷經許多戰爭、多次的悲歡離合，幾度面臨國破家亡，我們兄姐弟四人，沒有人看到過母親掉眼淚。

七七事變，日軍在盧溝橋發動戰爭。這一年冬天，戰事蔓延到南京，母親站在揚州的一條公路上，看著自己的家遭到日軍恣意的焚燒，當時還年幼的我，緊緊跟隨在她身邊，親眼見她若無其事的樣子。就在抗日戰爭期間，國軍部隊極力搜尋壯丁，幾乎每天都要應付好幾次這種事情。當時二舅劉貴生正好在我家，那天又來了一批抓壯丁的人，二舅立即到廚房的稻草堆中躲藏，可惜一條腿露在外面，還是被拖出來帶走了。過了一兩天，母親找到了當地的警察局局長，提出申訴：“我兄弟上有老母，如果你抓走了他，一家孤兒寡母，生活無人負擔，只有統統到你家生活。 ”那位警察局局長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很快釋放了二舅。旁人見了這一幕，以為母親是有辦法、有後台的貴夫人，朝她面前一跪，請求搭救親人，後來竟也讓她救了出來。

這類事情很多，母親也以此自豪，但有一次卻發生人命關天的無妄之災。一位母親尊為義父的鄰居，竟然在家裡被水桶的繩子一絆，跌了一跤，死了。這家姓解的鄰居家貧，無力負擔喪葬費，有人建議母親設法代買一副棺木料理後事。母親當下點頭同意，並即刻搭船上街去備辦所需。

 

誰知解家的兒子解仁保，竟找了很多人將屍體抬到我家裡來，說我家打死人了。人多口雜，一下子閒言四起，群情嘩然，議論紛紛。當時正是盛夏季節，家家戶戶的農田都缺水，經常發生搶水事件。被水桶繩絆死的人，被說成是因搶水被人打死，許多人也就順理成章地相信了。

揚州派了很多人來驗屍，母親在回程的船上聽說這件事，立即將棺木、壽衣退回，準備面對這場官司（由於這起事端，後來屍體直至腐爛、滴血，仍無人聞問）。當晚家裡來了好多人，要把父親抓走。當時年幼的我，被這擾攘的聲音驚嚇得躲在床下探看，不敢出來。父親被逮捕送到揚州。兩天后，父親經過初審回來了。隨後案子被送往蘇州高等法院審判，父母親是被告，所以都去了蘇州，而原告解仁保不知何故沒有到庭。可能因為蘇州是個大城，而鄰居解家誣告我們，原來只希望圖個小利，沒想到現在卻要備辦經費，萬一輸了，後果更是不堪設想，所以他缺席了。

法官問母親：“原告為何沒來？”

母親答：“不知道。”

法官再問：“人是你們打死的嗎？”

母親答：“不是。”

由於母親神態自若，不像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所答也都清楚明了，所以當下被宣判無罪。

後來母親一生都很自豪於“很會打官司”。

我出家以後，在佛學院讀書，母親還熱心地託我為解仁保找工作，一點都不以當年解家的誣告為忤。母親實在是位寬厚、豪爽的女中英雄。

戰爭期間死了好多人。有一次，母親走路時居然踢到躺在地上的一個阿兵哥，阿兵哥還活著，母親寬慰他：“你不要動，讓我來幫助你。”說完立即回家，找了一塊門板，並且請鄰居將這位阿兵哥帶到後方。過了一段時間，我還親見這位阿兵哥升了官，身上帶了一把手槍，到我家來感謝母親的救命之恩。

在這樣的槍林彈雨中討生活，我們這些不知人間悲苦的戰爭兒童，無聊時，常在一場戰役過後，跑到戰場去，以點數死人為樂。母親雖然三令五申警告我們兄弟不准去，我們還是有一兩次溜去。有一次，在牌桌上，母親聽說有兩個小孩在點數死人時被臨時引爆的砲彈炸死了，她立即匆匆忙忙出來尋找，見到我們安好無恙，才放下心來。這是我記憶中，母親最著急緊張的一次。　

前幾年，我在南京雨花台，李先念先生公子的居所附近買下一個精舍，環境十分清幽，我請母親安住於此。許多信徒從台灣趕來探望母親，比如，台灣省生命線的創辦人曹仲植居士、為善長樂的電視製作人周志敏居士、“立法委員”潘維剛小姐、“小王爺”陳麗麗小姐、企業家劉昭明居士、作家符芝瑛小姐等。母親好客，總是歡喜熱情地招呼大家。一本數十年的傳統，家中若有六個人，必定預備八個人的飯菜，免得客人遠來，臨時張羅，讓人家久等。每天一早，家裡必定預備一大壺茶，以備客人一到，立刻可以奉上。有一次我回家探親，家裡來了子子孫孫好幾十個人，一齊圍繞著她。母親愉悅之情溢於言表，她說：“萬朵桃花一個根。”母親就是這樣一個重視家庭倫理的人。

一九八九年，母親第一次在西來寺過年，我陪伴在她身邊。說起當年她嫁給父親，只憑著外婆的一句話——因為父親是個忠厚的老實人。父親曾經營過香燭鋪、成衣店，但都經營不善，家裡的田產也都賠了進去。唯有經營素菜館時，一流廚藝受到遠親近鄰的讚美。在中日戰爭南京大屠殺時，父親失踪。當時未滿四十歲的母親，帶著十二歲的我到城裡尋找父親。路過棲霞山時，無意之中，因為一句話，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緣。我曾問過母親，當時怎麼答應我出家呢？母親說：“我看你是一個有前途的孩子，母親沒有力量培養你，你能在佛教中讀書上進，有什麼不好呢？”真感謝母親開明的觀念。

 

母親受人點滴之恩，都是湧泉以報。當年唐山大地震，她唯恐受波及，不得不由揚州前往上海表兄家避難，暫住數月。我和她相逢這十八年來，她不斷地要我給表兄家送去收音機、電視機、電冰箱等各種物品，以答謝當年表兄的收容之恩。由於母親重視懷恩報德，後來我在佛光山台北道場、佛光山台南講堂等處都設立了“滴水坊”，就是取源於母親“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精神。

常有人讚嘆與我說話如沐春風，心開意解，但是在母親跟前，我幾乎沒有說話的機會。只要母親開口，大家都自然地屏息傾聽，往往從三皇五帝定乾坤開始，一直到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乃至鄧小平、江澤民等，她都能津津樂道，侃侃而談。

有一次，我到大陸去探望她老人家，一陣寒暄過後，我打開皮箱，將送給母親的衣物奉上。母親看了說：“你買衣服給我，我也要給你一些東西。”說完，從枕邊拿出十幾雙襪子放在我手中。我對母親說：“我一雙襪子要穿一兩年，您買了這麼多襪子給我做什麼？”母親回答：“兒子啊，你可以活到兩百歲。”

過一會兒，母親又如數家珍般，將她收集的名片，一一翻出來給我看。這時，我也從口袋裡摸出了一張我的名片遞給她，母親笑瞇瞇地說：“哦，這是佛陀的名片啊。”母親就是這麼一位幽默風趣的人。　

有一年春節前夕，她為孫子李春來買了一雙新鞋。誰知在回程的路上，看見一個窮人在寒冬中赤足而行，她自然而然就將鞋子送給了那個人。春來回家聽說奶奶為他上街買新鞋，雀躍歡喜，但奇怪的是到處都找不到，看見孫子找得愈來愈心焦，母親連忙說：“找得到，是好兆；找不到，是佛光普照。”春來聽了，覺得“禪機隱隱”，知道奶奶向來樂善好施，於是他穿著舊鞋，也過了個愉快的年。　

一九四九年，我率領“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從此與母親音訊隔絕。當時，大陸謠傳我在台灣已易服從軍，位居師長高位，從此一家人都被打入“黑五類”，母親也因此連累受苦，每天都要靠做工換取口糧。 “文化大革命”期間，公安人員將母親抓去，嚴厲地威嚇她：“你兒子在哪裡？快說出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母親回答：“天下父母養育兒女，都希望能留在身邊孝順；腿長在他身上，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

“你兒子寫給你的信我都收到了，你怎麼會沒跟他聯絡呢？”

母親並沒有被公安人員咄咄逼人的話嚇倒，鎮靜地說：“我兒子的信你既然收到了，你就應該知道他在哪裡，我不知道。如果你真的要找他，你拿路費給我，我去找。”接著還“勸告”他說，“我生兒子沒享福，反倒惹來了一身霉氣，所以我奉勸你以後不要養兒子。”

一九九〇年，她到台灣佛光山來，有記者問她：“您覺得台灣好，還是大陸好？”對這樣的問題，我當時在旁邊為她暗暗地捏了一把汗。沒想到，母親神色自若地回答：“台灣經濟繁榮，民生富裕，但是我年紀大了，比較習慣在大陸居住。”她自然而得體的應對，折服了在場所有的人。

其實母親的機智，在她年輕的時候就已經表露無遺。她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因為事事留心，再加上從香火神的戲碼裡得知許多中國民間忠孝節義、因果報應的故事，也學會不少成語詩句，所以不但出口成章，而且還常常糾正我念錯的字。直至今日，我經常告訴徒眾：“我是從不識字的母親那裡，認識許多字的。”

 

有一個徒眾問她：“奶奶，出家有什麼好處呢？”

母親信手拈來，自然地順口誦出：

一修不受公婆氣，二修不受丈夫纏，

三修沒有廚房苦，四修沒有家事忙，

五修懷中不抱子，六修沒有閨房冷，

七修不愁柴米貴，八修不受妯娌嫌，

九修成為丈夫相，十修善果功行圓。

說完，爆出一陣熱烈的掌聲。連我也想像不出，為何母親能出口即刻成章？

來佛光山的信徒問她修持法門，她說：“我一個老太婆有什麼修持？我只知道本住一心，從善心出發，地獄、天堂隨心轉，當下發心，即是天堂。清淨佛道、榮華富貴全在我們一念之間。”

母親的機智幽默及富含禪機的言語，為她贏得很好的人緣。她自己也很得意，不隻大家聽她說話，連平時要說話給人聽的兒子，也歡喜聽她講古。

母親是一個天生“老婆心切”的人，我到各地弘法時，母親還幫我教育弟子。有一次，她向就讀西來大學的法師們說：“你們僧團里人多，可以有意見，但要懂得融和哦，因為你們師父事業大、佛法大、發心大，你們也要跟著他，把心發得大起來。”

當時勝鬘書院的同學正好到西來寺遊學參訪。母親見到她們，又換另一種語氣：“小姐在家也可以修行。以前我常鼓勵一個做法官的朋友，告訴他，公門裡好修行。後來他把死刑犯改判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十年的改判五年。這些受刑的人得到恩惠，都改過向善，真是功德無量。帶發修行，更方便在各行各業中積德。”

有一次，我讚美她說：“您老人家好慈悲啊！”

她回答：“如果我不慈悲，你會投胎到我這裡來嗎？”

我回想起來，在揚州老家時，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每天都到運河挑水回家，將水煮開以後，親自倒在碗裡（當時沒有茶杯），一一放在凳子上，供附近小學的師生們飲用，後來大家一致稱呼她為“老奶奶”，以示尊敬。沒想到“老奶奶”三個字，也可以跨越海峽兩岸，甚至響遍世界。

記得有一年，我在香港紅磡體育館主持佛學講座，母親特地從上海遠渡關山到九龍看我。在前往會場前，她告訴我：“我知道你今天要去演講，怕你分心，我就不去了，在家裡等你回來。我們是'多年枯木又逢春'，你要用心把大家帶到極樂世界去。”

是的，母親大人，孩兒謹遵教示。

每次我到美國弘法，儘管十分忙碌，但每天仍抽空到母親那裡晨昏定省，略盡孝思。每次見到她對我那種殷切盼望的神情，總是心中不忍，所以雖然身邊有許多事情還未處理，我也都坐上一兩小時，和她閒話家常，有時甚至談到深夜時分。後來兒孫輩知道了，就常提醒她：“二太爺該去睡覺了。”“二太爺還沒吃飯。”“二太爺等會兒要開會。”“有客人在等二太爺。”母親十分體貼人意，每次一聽到這些話，總是催促我趕快回去。

母親往生後，我在美國寓所設置靈堂。在香煙裊裊中，往事一幕幕襲上心頭。六年前，就在這間屋子裡，母親從樓梯上摔下來，跌斷腿骨。當時我正搭機前往澳洲弘法，得知消息時，她已開刀完畢，正在療養恢復當中。她知道自己骨折後，第一句話就叮嚀西來寺的住眾：“不可以通知你們的師父，他在外面弘法，不要讓他掛念我。”

母親有她自己的人生觀：“人要存好心，給人欺負不要緊。你看，我經過北伐，經過抗戰，經過'文化大革命'，多少的磨難，多少的艱辛，我還不是照樣活到九十幾歲？”

母親來到台灣佛光山那一年，萬國道德會正在編寫《賢母傳》，想採訪母親。我徵詢她老人家的意見，問她要不要讓人家寫。母親連忙搖頭說：“不要，人愈小愈好。”然後不勝憐惜地對我說，“你這樣'大'，不苦嗎？”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這一切，言猶在耳，而母親已經離開了。

六月十六日，承佛光山徒眾的孝心，為母親舉辦了懷恩法會。事先我一再告訴徒眾不可驚擾信徒，沒想到，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擁入如來殿大會堂悼念母親的賓客絡繹不絕，竟達五千餘人。此情此景，讓我想起母親初來佛光山時，曾經向大家說：“佛光山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人人心中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我要我兒子好好接引大家，讓大家都能成佛。”

如今，母親世緣已了，應該會回到另一個地方，整裝待發，就像移民出國一樣。以她這樣一位“有人相”，充滿人間佛教性格的人，必定不捨眾生，相信不久以後，她必定乘願再來。

 

第二部分 -- 六苦行（1）

苦行，是指佛教修行人所過的一種刻苦自勵的修持生活。當初佛陀曾有六年的苦行生活。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大迦葉尊者，每天“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平日或在山崖靜坐，或在水邊觀想，甚至在塚間修行，都視之為“苦行”。由於大迦葉尊者專修頭陀苦行，所以在諸弟子中，有“頭陀第一”之稱。

在中國佛教裡，歷代的祖師大德們，多數也都是從苦行中出身。例如，雪峰禪師任飯頭，慶諸禪師任米頭，義懷禪師任水頭，佛心禪師任淨頭；乃至六祖慧能大師磨房舂米，稽山禪師入山採薪，臨濟禪師鋤地栽松，仰山禪師開荒牧牛，丹霞禪師蒔花除草，洞山禪師耘鋤茶園，趙州禪師掃地，雲門禪師擔米，玄沙禪師砍柴，懶融禪師典座等，都稱為“苦行”。

苦行是出家人應有的修行過程，也是僧侶應有的密行。我回想起自己從小出家到現在，七十餘年的僧侶生涯，說我多麼有修行，自己不敢直下承擔。不過一路走來，已經到了人生的風燭殘年，我總應該有些許的生活點滴可以略微表述。

我青少年時，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勤苦耐勞，熱心服務。所以在棲霞律學院六年的生活中，除了讀書以外，平日上山砍柴，到兩公里外的地方挑水，尤其六年的行堂，為人添飯加菜等服務，我都做過。那時叢林的寺院建築，沒有現代化的動線規劃，齋堂（餐廳）離大寮（廚房），可能都有二三百公尺之遠。每日三餐，不但要挑飯擔菜，尤其要挑水洗碗，來來去去，三餐所花費的時間，總共加起來就佔去了整個生活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另外，清晨三點半起床做早課，加上還有晚課、午殿，就是所謂的“五堂功課”。

一般說，行堂、典座在佛門裡都被列為“苦行”的行單，但我並不以為苦，反而覺得“服務為快樂之本”。在這一段“苦行”的歲月裡，我從行堂工作中，練就了“神乎其技”的身手，可以把碗筷玩弄於手掌之中，收放自如，得心應手；挑水打飯，更是如同騰雲駕霧，毫不費力。從作務裡我感到無比快樂，從來沒有生起厭倦之心。

修行，有所謂“樂行”，有所謂“苦行”。我在“苦行”的生活中，能夠感覺到生命活得很踏實、很快樂。在自己後來的人生歲月中，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寺院是我們學習的地方，過去稱為“叢林”。所謂“叢林”者，要能接受十方僧眾掛單；在接待十方時，都有很嚴苛的要求，才能讓雲遊的僧侶奉行規律，接受調教。

回憶起十五歲那年，我在棲霞山接受佛教的比丘三壇大戒。記得第一天報到時，戒師問我：

“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的，還是你自己發心要來？”

“弟子自己發心來的！”我這麼回答。

哪知說過以後，戒師拿了一把楊柳枝，在我頭上猛打一陣，我頓時眼冒金星，感到很錯愕：我有什麼錯嗎？這時只聽得戒師慢條斯理地說：

“你很大膽，師父沒有叫你來，你沒有得到師父的允許，自己就敢來受戒。”

聽了這話，覺得“說得也是”，心里平服不少。

第一位戒師問過以後，走到第二位戒師面前（戒師就等於現在的口試官一樣），結果他問了同樣的問題：

“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的，還是你自己要來？”

剛才被打過，懂得應該要“尊師重道”，因此趕快說：

“是師父命令我來的！”

 

哪知話才說完，戒師也拿起一把楊柳枝，在我頭上猛打，一邊打一邊說：

“豈有此理，假如師父沒有叫你來，你連受戒都不要了！”

想想也對，說得不無道理。這時他叫我再到第三位戒師那裡，問題還是一樣：

“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的，還是你自己要來？”

前面被打過兩次，有了經驗，就回答：

“戒師慈悲，弟子來此受戒，是師父叫我來，我自己也發心要來。”

我自覺這種回答應該天衣無縫，合情合理。哪知戒師仍然拿起楊柳枝，一陣抽打後責怪說：

“你說話模棱兩可，真是滑頭。”

到了第四位戒師那裡，問話改變了，他問：

“你殺生過沒有？”

殺生是嚴重的犯戒，我既然來受戒，怎麼可以說有殺生呢？因此毫不考慮地說：

“我沒有殺生！”

哪知戒師即刻反問：

“你平時沒有踩死過一隻螞蟻，沒有打死過一隻蚊子嗎？你打妄語，明顯是在說謊嘛！”說過以後，楊柳枝再度狠狠地打在身上。

又再換另一個戒師，他同樣問：

“你殺生過沒有？”

因為剛才被打過，只有承認：

“弟子殺過！”

“你怎麼能殺生呢，真是罪過！罪過！”每說一句“罪過”，都要打上好幾下楊柳枝。

下面再有戒師，他還沒有開口，我就把頭伸出去，說：

“老師，你要打就打吧！”

所謂“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這種“以無理對有理，以無情對有情”的教育，就是要把你“打得念頭死”，然後才能“許汝法身活”。當初我心中雖有不服，但後來確實感覺到，這樣的訓練，讓一個人在無理之前都能委屈服從，將來在真理之前，還能不低頭接受嗎？

除無情打罵的教育以外，在五十三天的戒期當中，每次聽戒師講話，都得跪在地上。如果是地板或地磚，倒也還好。有時候要到大雄寶殿的丹墀教授儀禮，經常一跪就是幾小時。等到起來時，地上的碎石子都嵌進皮肉裡，雖然隔了兩層的海青、袈裟和衣褲，但是鮮血還是從褲子裡滲透出來。這讓我想起在一個漫畫故事裡，講到孫悟空的修行，需要一千天的時間才能有成就。其間一百天站著不許動，一百天坐著不許動，一百天蹲著不許動，一百天跪著不許動，一百天睡著不許動，一百天除了頭以外全身浸在水中……孫悟空能大鬧天宮，神通廣大，也是苦練出來的。我想自己只不過才五十三天，有什麼不能忍耐的呢？

不過，皮肉之苦其實還比較容易忍耐。更大的考驗是，受戒時我才十五歲，正是精力充沛，好奇心強烈的時候，對於身旁的事事物物，難免好奇地想要看一眼。但是每次只要被戒場的引禮師父看到了，楊柳枝馬上就狠狠地打在身上，並且大聲罵道：“眼睛東瞟西看的，這裡有哪一樣東西是你的？”有時候聽到一些風吹草動的聲音，也會興致勃勃地聆聽，結果又是招來一陣責打與呵斥：“把耳朵收起來！小孩子聽一些閒話做什麼？”

確實，沒什麼東西是我的！因此，我閉目不看，收耳不聽。在五十三天的戒期中，我生活在漆黑、無聲的世界裡，但是雖然如此，我的心中卻燃起了一盞明燈，我發現世界上的一切，原來都在我們自己的心中。於是我學會了不看外而看內，不看有而看無，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

直到戒期結束那一天，我在長廊上睜開眼睛，忽然見到外界的青山綠水、藍天白雲，感覺真是美不勝收！尤其經過這一番反觀自照的日子，雖然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但是心裡的感覺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了。所以到了現在，我走夜路，上下樓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能無礙自如。我甚至常覺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間事，比用肉眼去觀察還要來得如實真切。

 

我在棲霞山受戒，並且參學了六年。每天的生活，大致都和戒期一樣，連上個廁所都有老師沿途監管。晚上開大靜後，一聲喝令：“趕快睡覺！”包括上廁所、脫衣服，然後躺在床上，三分鐘之內要迅速完成，之後就不能再有半點動靜了。即使在夜裡，老師也是靜坐監管。每天早晨三點半起床做早課，因為早起的關係，常常感覺睡眠不足，因此早課禮拜時，往往拜下去就不知道要起來，因為睡著了。這時糾察老師就會走到前面，踢踢頭，喝令：“起來！”

經過這樣多年的訓練，到現在我不但坐著能睡覺，連站著也能睡，甚至走路都能睡。所以經過當初嚴格要求的苦修，現在回想起來，真是獲益良多。

十八歲時，我升學上了焦山佛學院。因為是新生，立刻被分配到大寮典座，也就是負責三餐煮飯燒菜的職務。我擔任兩年的典座，除了擇菜、洗菜，也學會了烹調的方法。至今我對菜餚的煮法，烹調的技藝，雖不能稱為一流，但自覺有些心得。

在焦山佛學院期間，因為年輕，什麼事情都覺得應該當仁不讓，勇於維護正義；但也因為心直口快，經常惹來麻煩，因此自覺應該有“禁語”的必要。剛開始自己很不習慣，不知不覺就會脫口而出，明明知道不能說話，偏偏忘記而說漏了嘴。為了處罰自己，我經常獨自跑到大雄寶殿後面，人跡罕至的海島，摑打自己的耳光，並且自我責罵：“你真是豈有此理，自己歡喜持禁語，又沒有人勉強你，卻出爾反爾，不能持好。 ”

為了根除自己的習性，務必要給自己刻骨銘心的教訓，因此我重重地處罰自己，有時打得嘴角都滲出鮮血。就這樣實踐了一年的“禁語”，這一年不講話的經驗，對於青年時代初學佛法的我，在學習過程中，有很深的意義。因為我體會到，“禁語”不只是口中無聲，更重要的是心中無聲。有時我們受了一點委屈，表面上雖然若無其事，但是內心的不平、怨憤，卻如澎湃的浪濤一樣，發出巨大的響聲。如果我們能夠止息內心煩惱的聲音，那就是寧靜無聲的證悟世界了。

二十歲離開焦山佛學院時，我捨棄所有的衣單行囊，孑然一身回到祖庭宜興大覺寺，重新過著一無所有的生活。在此大約三年的生活中，我編過雜誌，做過小學教師，擔任過寺院的監院、住持。當時我訂立“新生活規約”，明定寺中僧眾早晚功課正常。三餐飲食定時，不可隨便外出。雖然遭受守舊派的反對，但我自許是新一代僧眾中的佼佼者，是新時代的青年，是太虛大師的仰慕者，自覺應該有瀝血革命的勇氣。雖然這些與苦行生活沒有太大的關聯，但也可以看出我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有革新佛教、整頓綱紀的勇氣。只是當時諸多奮發為教的行為，也就不足再述了。

二十三歲時，我又把自己所有的身外物，悉數送給同參道友，然後孑然一身來到台灣。我在《人生百事》裡說：“一個人一生當中，應該有一至兩次，將身邊的物品全部送人，體會空無一物的境界。”所以，在我離開焦山時，以及這次來台前的“喜捨”，對我一生的修行，幫助很大，讓我體會很深。

到了台灣，一時舉目無親，掛單無著，我幾乎淪為流浪的乞丐。幸虧中壢圓光寺的妙果老和尚收留了我。我懺悔此身之業障，每天過午不食、刺血寫經，同時為圓光寺常住勞役服務，例如拉車採購，收租擔米，尤其要打井水，供應八十餘名寺眾的生活用水，還要掃除廣場落葉、清理水溝、打掃廁所等。前後兩年的時間，我自覺自己雖然衣單不全，甚至只穿一件短褂過了一個嚴冬，但心中覺得溫暖安樂。當時的“行單”再加“懺悔”的行持，對一個血氣方剛、還在成長中的青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佛教裡，一般出家人的修行，大部分都是以念佛、參禪，或是自我禮拜為密行，但每日早晚課與三餐，“五堂功課”一定要隨眾。我在大陸的棲霞、焦山參學期間，每年到了冬天，不是打七個“佛七”，就是打七個“禪七”，每次都是四十九天。在那個還是青澀不成熟的年齡，哪裡有心去參禪念佛。只是當時在焦山，每天晚上的一支大板香，一點三刻鐘後，都會分一個大菜包給我們。就是為了這個大菜包，每天都盼望這支一點三刻鐘，很長的大板香。

我住過金山及天寧的禪堂，雖然為時不長，但我經歷了所謂“各家禪林”的風味。尤其我連續幾年到寶華山參加戒期，名義上說是當義工，實際上是想參學寶華山傳戒的儀規。寶華山傳戒，在大陸是第一風範，每年春秋季都有數百名戒子。尤其每三年一次的有千餘人參加的戒會，成就戒子的袈裟、衣缽，而稱為“羅漢戒期”。

總說我出家時雖然年齡很小，也沒有很好的學習環境，因為當時正逢抗戰期中，在棲霞山所過的生活，三餐經常是水已煮開，下鍋的米在哪裡還沒有著落。晚上睡覺，美軍的飛機來轟炸，床鋪震動，整個人從床上被震得摔落到地上，甚至把床鋪都給震壞了。有幾次，我還看到飛機上的人把炸彈丟下來，所幸都沒有造成傷亡。

儘管生活艱苦，但我在佛門裡的學習，從“禪宗”的金山到天寧， “律宗”的古林律寺到寶華戒堂，“教下”的棲霞到焦山，我都曾經參學過。尤其棲霞山本來是三論宗的道場，毀於太平天國洪楊之亂以後，宗仰上人前來復興，改為金山寺的法脈，但實際上棲霞山有念佛堂，尤其早晚課都要念很長的楞嚴咒。

在我參學的十年當中，因為遊走在許多叢林之間，所以也就懂得律宗、淨土宗、禪宗，甚至密宗等四大宗派的修行。可以說，我童年在佛門接受的叢林教育，用現在的話來說，等於一個軍官在陸、海、空三軍都受訓過，資歷完整。這是當時小小年紀的我，除了為常住勞動服務外，自己參學得來的經歷。

總計我未到台灣之前，所參加過的“禪七”、“佛七”，應該各有五十次以上，每次都是七七四十九天，所以算起來至少也有數百個日子。後來我到了台灣，在中壢圓光寺每年也要打七，但是這裡只打三個七，不打七個七。

一九五三年我到宜蘭之後，在雷音寺前後二十六年，每年都要住持一次“佛七”。從早上五點第一炷香開始，一直到晚上圓滿，從來沒有缺席過一炷香。那時雷音寺雖小，但坐落在中山路的市中心，每次“佛七”，在家的信眾參加踴躍，遲到的人往往進不了門。尤其每年一次的“佛七”，宜蘭人簡直把它當成過年一樣，平時在外地工作的人，都會特地回鄉參加，大家念佛念得法喜充滿，當然我也非常認真。每到“佛七”，我就在紅綠招貼紙上，用毛筆寫一些念佛標語，把整個佛殿佈置得煥然一新，每次總要寫上兩天，才夠貼滿佛堂。

我一生沒有練過書法，如果說我能寫毛筆字，就是在這二十六年的“佛七”當中，不但念佛，也讓我有機會寫字和信徒結緣。我寫的標語，內容大都是摘錄自《西齋淨土詩》，如：

一朵蓮含一聖胎，一生功就一華開；

稱身瓔珞隨心現，盈器酥酡逐念來。

遙指家鄉落日邊，一條歸路直如弦；

 

空中韻奏般般樂，水上華開朵朵蓮。

不向娑婆界上行，要來安養國中生；

此非念佛工夫到，安得超凡願力成？

香霧八天浮蓋影，暖風吹樹作琴聲；

分明識得真如意，肯認摩尼作水晶。

一寸光陰一寸金，勸君念佛早回心；

直饒鳳閣龍樓貴，難免雞皮鶴髮侵。

鼎內香煙初未散，空中法駕已遙臨；

塵塵剎剎雖清淨，獨有彌陀願力深。

娑婆苦海泛慈舟，此岸能超彼岸否？

直指迷源須念佛，橫波徑度免隨流。

千生萬劫長安泰，五趣三塗盡罷休；

縱使身沾下下品，也勝豪貴王閻浮。

我從一九五三年正月到宜蘭雷音寺，五十多年來一直沒有離開過宜蘭，雖然我後來創建佛光山，到南部創辦佛學院，但我的戶口一直都留在宜蘭。其間我也在虎尾、龍嚴、台北、三重、頭城、高雄等地舉辦“佛七”。當時一般信眾並不太了解念佛的儀軌和心要。我告訴大家：念佛可以“歡歡喜喜”地念，也可以“悲悲切切”地念，或是“實實在在”地念，乃至“空空虛虛”地念；念佛最重要的，不但要以“正念”對治“妄念”，最後還要以“無念”對治“正念”。

經過我的說明、指導，大家都樂於參加。幾十年來已經成為台灣的盛事，我也算是藉機為自己增加一些密行。

算來在我八十一年的人生歲月中，光是念佛花去的時間，大概就有上千個日子。一個出家人，一生當中能有上千天沒有雜務，只是念佛、參禪，說都沒有心得也不盡然。

記得一九五四年，我在宜蘭住持“佛七”，七天當中，我感覺走路輕飄飄的，好像騰雲駕霧一般。早上起床刷牙，牙縫裡好像蹦出一句句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吃稀飯的時候，一口一口地吃著稀飯，好像也是在念著一句一句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睡覺了，外面的一切事情歷歷如繪，心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七天的時間，宛如一剎那，一下子就過去了。真是念得天也空，地也空，人我也都空，只有一句阿彌陀佛在其中。從那個“佛七”裡，我對念佛，增長了無比的信心！

空空虛虛地念佛，使我體會到忘卻時空、身心脫落的快樂；從老老實實的參禪裡，我也有過“身心俱泯，大地空曠”，乃至“時間、空間、天地萬物都為之一空”的修行體驗。不過說來慚愧，我沒有開悟，也沒有證果，直到今天，我只是安分地吃飯，安分地睡覺，安分地做佛事，所謂“心懷度眾慈悲願，身如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這是我一生念茲在茲的願心。

其實，在各種修持當中，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應該是“拜佛”。雖然近年來因為腿部開刀，不能跪拜，但是在過去，我每天早晚都要各拜佛半小時，雖然時間不長，但每天持之以恆，盡量不讓它間斷。尤其早在我十五歲那年，因為受戒時燒戒疤，把頭蓋骨給燒得陷了下去，之後我忽然好像失去記憶的能力，讀《古文觀止》《四書讀本》，怎麼念就是背不起來，並不是我不用功，而是任我怎麼努力念誦，就是沒有記憶力。

因為無法背書，被教我的覺民法師罰跪、打手心，這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又再次為了不會背書而挨打，教務主任覺民法師一面打，一面罵：“你真笨哦！你要多拜觀世音菩薩，祈求聰明智慧哦！”真奇怪，那個時候不管老師怎麼打手心，我竟然一點痛的感覺都沒有，只覺心中好像忽然亮起了一盞明燈：“哦，原來拜觀世音菩薩就可以有聰明智慧，我有希望了！我有希望了！”

 

生來雖然不是很聰明，但也不是很笨的我，自從受戒失去記憶力以後，感覺人生好像從此沒有了未來。現在忽然聽到拜觀世音菩薩，可以有聰明智慧，一下子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只是當時在叢林古寺裡，想要拜觀世音菩薩，也沒有地方可以拜。因為大雄寶殿除了早晚課的時間以外，不能隨便進入，其他的殿堂也都各有堂主。我在學院裡，除了一間共享的小禮堂以外，又能到哪裡去拜觀音菩薩呢？

所以，之後每到夜深人靜，我就偷偷起來到禮堂去，一個人面對觀世音菩薩。首先稱念：“悉發菩提心，蓮花遍地生，弟子心朦朧，禮拜觀世音。求聰明，拜智慧，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稱念之後就拜下去，大概留停半分鐘，自己垂淚感動地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這樣，我一邊唸，一邊拜，拜了一拜又一拜。

禮拜觀世音菩薩的靈感很多，聽說有人拜到後來，蒙觀世音菩薩甘露灌頂，或是摩頂授記。但是很慚愧，這些我都沒有。不過，時間過了三四個月之後，奇異的現象發生了，從此之後我的記憶力忽然好了起來，而且是出奇的好。過去唸書，一篇《古文觀止》念了二三十次，還是無法背誦，現在只要兩三次就會背了。甚至《戰國策》《史記》上的短論，未經老師教授，自己看一遍就能記得。至今時隔六十餘年，這些文章在我口邊，還是能夠朗朗上口。

尤其很幸運的是，就在這個時候，學院派我管理圖書館。那原本是棲霞師範學校所有，因為他們隨軍隊撤退到後方重慶，所以所有的書都留給棲霞佛學院。這麼多書，該看哪一本，剛開始我也不懂，不過我很留心注意，看看哪些書經常被老師、學長借出去，等他們還回來，我就拿來看。當中，尤其是鄉村師範學校的活頁文選，以及各種文藝小說，對我幫助最大。

坦白地說，我一生經歷的各種苦行修行，雖然都能接受，但並不是太喜歡，可是閱讀小說，我真是興味盎然，樂趣無窮。那個時候，舉凡《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蕩寇志》等，我幾乎看過一遍就能記住。所以多年以後，偶爾和徒眾小參，我就跟大家講，我說一段《三國演義》給你們聽。於是我把“諸葛亮借東風”、“曹孟德敗走華容道”等精彩的情節說上一段。因為我說的都是書中的原句，弟子們也都聽得目瞪口呆。

有時我也信手拈來，順口說上一段《水滸傳》。由於我對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名字、綽號、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弟子們對我在年輕時曾經看過的書，至今還記憶這麼深刻，都表示佩服不已。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不得不感謝觀世音菩薩跟我的因緣。一直到現在，我對於一些年輕徒眾的修行，總認為他們應該要從拜佛開始。因為禮拜可以莊嚴身心，可以折服我慢、增加謙虛，可以跟佛陀傾吐心事。拜佛時，人雖拜下去了，心裡的情感卻昇華而與佛相應。所謂“鼓聲有打則響，鐘聲有叩則鳴”；人有誠心禮拜，佛怎麼會不垂慈感應呢？

一九八五年，在我開創佛光山十八年後，我卸下住持之任，傳位給心平和尚，之後就搭機到美國西來寺。感謝住持慈莊法師為我安排關房，我在西來寺關房開始了“閉關”的生活。

 

過去在團體裡生活慣了的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大眾，每次出門都是一群人，走到哪裡坐下來，也是一群人。現在閉關了，偌大的關房裡只有我一個人。不過閉關期間正是很好苦修的時候，所以我一樣早上四點起床，盥洗後，禮拜、讀經，然後經行、寫作……只是很慚愧，在關房裡的五個月時間，每天我都希望能看到報紙。可見心還是不容易關閉，心像猿猴，心猿意馬，不斷向外奔馳。為了安心，先要“降伏其心”，因此我想出很多“降伏其心”的辦法。例如，佛教的“五停心觀”可以對治五蓋，“九想觀”可以對治貪欲，“九住心”可以勘察自己的心是否安住一處。乃至過去所學過的禪門公案，都一一拿出來實踐。所以在五個月的閉關期間，我終於完成了一部《星雲禪話》，後來一直在電視上播出，這也是拜閉關所賜。

過去我一直提倡“禪淨雙修”，我指導信徒也主張“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雙修”。但是我的母親認為我的“雙修”還不夠，因此教我一個“十修法門”：“一修人我不計較，二修彼此不比較，三修處事有禮貌，四修見人要微笑，五修吃虧不要緊，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內無煩惱，八修口中多說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脩大家成佛道。”後來我把它編成《十修歌》。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十修，真是佛國淨土樂逍遙。

說到苦行，我一生最感激的，應該就是很多的人事讓我有機會修持“忍辱波羅蜜”了。我從小出家，就受到前輩的歧視。因為我沒有經過小寺院的基礎養成，一下子就進入大叢林裡參學，當然陋習、缺點很多，所以學長經常取笑我，例如說我走路不威儀，叫我走來走去，訓練我走路，有時一走就是幾小時，他們以教我為樂。

三餐吃飯時，雖然他只是一個小職事，都可以叫我站在身旁，為他添飯、夾菜，我的師兄就是其中一個。他們吃飯時，還不忘揶揄我，一個說：“星雲是沒有出息的！”一個搭腔說：“哎呀，不可以小看他，他也會像某某人那樣聰明！”我師兄則說： “他如果能像某某人那樣聰明，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我是被人看輕到如此的地步，但是我一點也不洩氣，因為一個人有沒有出息，豈是現在就可以看得出來的？還要十年、二十年以後呢！不過這倒是讓我聯想到外面的一些境界，就像打棒球，壞球來了，不要接，就不會被三振出局，根本也不需要什麼忍耐。

說到“忍耐”，在我一生中，有好幾次的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修行的確需要有極大的忍耐力，試舉二例：

第一，在六十年代，台灣佛教沒有什麼事業可言。當時我想，在我的發心、能力之內，應該可以辦一所幼兒園。因此特地派了幾個宜蘭的青年，鼓勵她們到外地接受幼教訓練。她們真的前往受訓了，我在宜蘭也開始籌設幼兒園。一時之間也沒有經費，後來就在雷音寺旁，把一個倒垃圾的小池塘填平，想在上面建兩間教室。工程進度很慢，因為沒有經費，信徒雖也發心幫忙，但還是沒有辦法加快速度。

有一天，我接到慈惠、慈容她們受訓即將畢業的消息，因此就想幼兒園的工程非要加快不可。這一天我到工地巡視，看到工人在慢慢裝潢、修飾，但四周牆壁都沒有粉刷。我上前告訴工人：“你們要趕快把牆壁粉刷一下。”

正當我說此話的時候，有位老太太出現，她大聲說：“不可以，我家侄兒松年說，沒有錢再買石灰粉刷牆壁了。”我一聽，這也是事實，沒有錢，怎麼能粉刷呢？我覺得她說得很對。

 

過幾天，我又去查看工程，看到工人在刷牆。我說：“不能刷呀，沒有錢啊！”那位老太太又出現了，她說：“我家侄兒松年說，還是要刷一下比較好看。”

當時我只覺得羞辱、慚愧，我在這裡創建幼兒園，你在那裡跟我左一句你家松年說，右一句你家松年說；一下子不刷，一下子又要刷，那我算什麼呢？但是這個事情又不能發作，想想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來了，也要忍氣吞聲。

過了幾天，我想籌設董事會，準備向政府申請幼兒園備案。這時大家七嘴八舌，說要請社會上的什麼名人士紳來擔任幼兒園董事，我一概都接受。到了會議這一天，來了十幾個人，一位在宜蘭高中教書的程郁尊先生負責記錄。會議開始，我上台感謝大家出席，就說：“今天來的，都是我們的董事，但現在我們要選出一位董事長。”

當時我心裡在想，我雖然年輕，沒有學歷、經歷，但幼兒園是我倡議創辦的，我應該是當然的董事長。但是有一個人忽然冒出來說：“董事長就請張振茂先生來擔任。”

張先生是一位宜蘭市公所退休的老人，我一聽要請他擔任董事長，馬上想到，現在幼兒園急於要立案，以便趕在青年回來前開學，由他擔任董事長，他能達成這個要求嗎？但是既然有人提名他，我就說：“張先生，你已被選為董事長，請你上台主持會議。”

當張先生慢慢走上講台，此時在台下記錄的程先生忽然站起來，把筆往地上一摜，憤怒退席，邊走，口中還罵了一些不好聽的話。當時本省的人很多，大家也聽不懂他的話。這時剛才提名張先生的郭居士問我：“他說什麼呀？”我說：“他說不高興參加。”又再追問：“為什麼呢？”旁邊的人就告訴他：“他不高興由張先生擔任董事長，認為應該讓法師擔任。”郭居士說：“法師任園長就好了！”

後來他們又經過一番討論，這位郭居士只好自認錯誤，對張先生說：“你下台吧，董事長還是請法師擔任。”然後對著我說，“法師，請你上台。”

這一刻，從台下到台上，雖然只有幾步路，但是我感覺比現在的海峽兩岸還要遙遠，實在沒有面子，也沒有勇氣再回到講台上。只是想到，如果我不上去，董事會沒有開成，也就不能完成幼兒園的立案，那麼勢必延遲開學……

想到這裡，我掙扎著告訴自己，只這幾步路都不能忍嗎？就是上刀山、下油鍋，只要我走過去了，幼兒園的設立就能成功。於是我重新上台，主持會議，終於順利成立董事會，同時也結束了這場鬧劇。這件事之後，我覺得至少給自己增加了十年的修行。

第二，一九六五年的某天，我接到越南佛教會的通知，要我參加“世界佛教服務社會大會”。之後又接到“中國佛教會”的通知，要我到台北參加“會前會”。我隨即買了夜間的火車票，第二天到達台北，直接就到“中國佛教會”開會。

到了會場，我找個位置坐定後，會議準時開始。理事長白聖法師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也想去嗎？你去，我就不去。”

我一聽，即刻就說：“這個團需要老法師領導，老法師要去，我可以不去。”

白聖法師馬上說：“不去，那就請你退席吧！”

我愣了一下，但隨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然後從容、溫和地退出會場。

當我走出會場，“立法委員”莫淡雲女士從後面追了出來，問我：“你就這樣回去嗎？”

 

我回答說：“我不回去，做什麼呢？”

於是我又買了一張車票，趕回高雄，已經是黃昏用晚餐的時候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忍受的場面，尤其我自許是個熱血青年，有革新佛教的理想，在頑固的惡勢力之前，我是不會低頭的。但是因為當天有不少社會賢達與會，我不希望把佛教的“家醜”外揚，所以只有忍下來。我告訴自己：為了佛教，有什麼不能忍的呢？

發生這些事情，每次事後我都感覺，自己的修行又增加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所以後來我說：一個人能忍受多少屈辱，就能有多少成就！我認為，假如要論苦行，要論修行，並不是禪淨禮拜而已，應該在生活裡實踐六度萬行，奉行度眾的四攝法，學習四大菩薩的悲智願行，那麼我們才能在人間推行佛教，人間佛教的淨土才能實現。

自此以後，我在推動人間佛教的生活中，一直警告自己，要“把人做好”，要“自覺行佛”。苦行只是自己的密行，不足以向人炫耀，應該從行為上改變自己。要讓自己的行住坐臥、食衣住行、語默動靜都有佛法。例如，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你大我小、你有我無、學習吃虧、認錯改過、明理感恩、尊重包容，乃至待人好、不計較、不比較、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等；能夠讓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契合佛法，那才是修行。

常有人問我，你創建佛光山，以及全世界二百多個寺院道場，甚至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以及美術館、電視台、報紙等佛教事業，你一個人怎麼能做這麼多事業，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我一生從來沒有儲錢的習慣，也沒有擁有金錢。佛光山的信徒幾乎沒有人看到過我上街買東西，佛光山的信徒也沒有人看我上他們家去喝茶、串門子，佛光山的信徒更沒有人聽到我向他們化緣。我自己一向奉行“以無為有”，從“無”裡面創建一切。但是佛光山承受外面打擊最嚴重的，大概就是說“星雲大師很有錢”！實際上這句話應該是：“星雲庸碌無能，沒有奇異的本領。”但我自許有一個特長，是別人所不及的，那就是所有的金錢，我一概不要。

近二十年來，偶爾有信徒給我紅包，我都叫侍者全部退還給他們。因為我又不買東西，私人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常住有飯給我吃，有車給我坐，我還要儲錢做什麼呢？尤其在飲食上，我曾有過對麵食的嗜好，但現在已經減退，也是可有可無了。我從小就在叢林裡苦修、苦學，過慣了節衣縮食的生活，所以現在佛光山的兩菜一湯，對我而言，已經是非常美好，非常滿足了。

我一生沒有學過建築，但會建房子；我沒有學過書法，但會寫毛筆字；我沒有學過文學，但會寫文章；我沒有受過駢文、韻文的寫作訓練，但會作詞寫歌；我不懂外文，但時常與國際人士接觸往來。因此，承蒙有些人誇讚我很聰明。

所謂聰明，是從何而來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點聰明的話，我想都是從“為人服務”的苦行中修來的。

當初我創建佛光山，並沒有建築師，都是我與建築工人蹲在地上，拿著樹枝在地上比畫，這裡要多長，那裡要多寬、多高，就這樣一棟一棟建了起來。但是，佛光山儘管建了很多客房，經常還是不夠給來山的信徒大眾掛單。有時候大活動期間，有些法師如煮雲法師等人上山，我都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他們，自己睡在人走不到的陽台上。我就想到，朱元璋在當沙彌的時候，有一次皇覺寺的大門已關，他只有睡在外面。他說：“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人生只要歡喜、自在，到處都是淨土，哪裡一定要什麼床鋪、座位呢？所以我從開山到現在，沒有坐過有抽屜的辦公桌，也沒有使用過房間鑰匙。我不重視物質享受，也不為自己儲財；有了錢，都是用來弘法，用來結緣。佛光山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即使是我自己的著作，也是自己付錢買來送人。

佛光山的長老執事，偶爾會說：“師父，我們到滴水坊喝茶！”說好了是他們請客，但實際上都是我付錢。雖然他們也搶著要結賬，不過我都說：“師父與徒弟在一起，沒有徒弟付錢的道理。”

我自認自己是一個自律很高、用心很細的人。到現在我荷包裡經常幾個月一文不名。也知道沒有金錢的苦處，可是早已養成的習慣，就是這種性格。不過事實上，因為我沒有錢，因為我不要錢，所以才能“以無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為如果有錢，人都有貪心，就會把錢存到銀行里，就要積聚，就不能創建事業；因為我不要錢，不擁有錢，錢來了，我覺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錢用了，才是錢的價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在著意於某一種法門，更重要的是，要能培養出一顆篤定踏實的向道之心，以及發起“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菩提心。修行不是片面的個人解脫，而是全方位的弘法與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時的功課，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夠懂得“苦行”的意義，那才是“行佛”的宗要。

 

飢餓的歲月（1）

“飢餓”是人生至難忍受的痛苦經歷。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飢”，一個“飽食終日”的人，當然不知道掙扎在飢餓邊緣的人之苦。我們看歷代以來，每逢災荒飢年，廣大災區的民眾，因為沒有食物果腹，只得吃草皮、樹根、觀音土等，真是名副其實的“飢不擇食”。甚至有的人還“易子而食”，其慘狀可想而知。

世間上，黃金最貴，但遭遇飢荒時，即使十根金條，也不一定能換得一個麵包。所以一有戰爭，主帥都需準備好充足的糧草；軍糧不夠，最後不是戰敗，就是投降。

中國許多偏遠山區，尤其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終年生活在“半飢餓”的狀態下，這種事例多不勝舉。所謂“民以食為天”，生命就是要靠食物來維持。雖然有些文人為了表示自己人格清高，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但長期三餐不繼時，仍不免賦詩感嘆“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

在佛教裡，禪者有說“禪悅為食”，儒家也有以“詩書禮樂”為食，但那畢竟是少數人，或者也只是一時“望梅止渴”罷了。佛教的出家人，所謂“上乞諸佛之法，以養慧命；下乞眾生之食，以滋色身”。人的色身肉體，還是要靠飲食來滋養的；如果長期吃不飽，飢餓過度，不但營養不良，還會導致人百病叢生。

回想我罹患糖尿病近半個世紀，有一次和台北“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蔡世澤主任談起，我問他：“為什麼會有糖尿病？”他說：“現在還找不出原因！我也曾問過西方一些糖尿病專家，他們也說現在還沒研究出真正的病因！”

有一天，我想到自己這一生，既不好吃，家族中也沒有糖尿病的遺傳史，為什麼會年紀輕輕就患有糖尿病？這時心中忽然生起一個念頭，我想大概是與“飢餓”過度，導致胰臟受損，因而影響胰島素的分泌有關吧！

人體的胰臟，主要負責分泌胰島素，胰島素是促使細胞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的重要激素。當我們吃飽飯後，血液中的血糖會隨著升高，這時胰島素就會被釋放到血液中，讓葡萄糖進入細胞內，供給細胞利用而降低血糖；當胰島素不足時，就會導致糖尿病。

當然，糖尿病或許不純然是由於飢餓所造成，甚至基因遺傳也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對於我為什麼會罹患糖尿病，雖然讓我百思不解，但我一向“與病為友”，糖尿病伴隨我大半生，並沒有給我造成嚴重的威脅。尤其初患糖尿病時，走路舉步維艱，拿東西手軟無力，但由於我不太介意，慢慢地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不便了。

不過，在我最初罹病時，雖然也有一般常見的“吃多、喝多、尿多”等糖尿病特有的“三多”現象，後來這些症狀很快消失，所以也不太去關注自己的身體。一直到四五十年後，由於糖尿病並發眼底鈣化，導致視神經受損，以及心肌梗死、腎臟積水而出現浮腫等現象，我才慢慢思索著：糖尿病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由於幾次與醫界的朋友談起，我認為糖尿病是與飢餓有關，他們都不予採信，因此我就想把自己這一生，幾次處在飢餓狀態中的回憶，記錄下來，或許有助於未來對這項病症的研究。

一

說起“飢餓”的回憶，還是得從幼年敘述起。

我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農商之家，父親最初務農，但不慣於耕種，所以莊稼收成變賣後，他把微薄所得拿來開店經商。先後開過香鋪、醬園、成衣店，但短期經營後，最後都是賠本，失敗以終，因此家計愈加絀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難了。我們兄姐四人，用現代話來說，可以說都是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度過了童年。所幸我們並沒有因為飢餓而淪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在外遊蕩。

 

對於童年，除了“苦”的印像以外，已記不起成長過程的細節了。只依稀記得，外婆偶爾會拿些食物來周濟我們。當然，我們老家也薄有祖產，幾次變賣田地，也曾風光一時。但由於家父沒有求生的技能與職業，一家數口，坐吃山空，所以風光不久，半飢餓的苦難歲月便又再度降臨。

那個時候，我只有七八歲，每天清晨天還未亮，我就起床外出撿狗屎，等累積到相當數量就賣給人當肥料，多少總能換得幾個銅板。或者一到黃昏，農夫趕著牛群回家，牛群總會在路上留下不少糞便。我就把牛糞撿回家。當堆積到相當分量，我也學習大人的做法，用草把牛糞和起來，貼在牆上曬乾，可以供人當柴燒，如此也可以賺個幾塊錢。

雖然我生在貧寒之家，但感謝父母，培養我勤勞的品格，讓我懂得自食其力，懂得自求多福，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工作、勞作。因此，童年時我雖然沒有進過學校，甚至沒有報過戶口，但慢慢長大後，也知道要讀書。好在那時鄉間有私塾先生，經常也會有二三十個學生。只不過讀私塾要錢，記得是一天四個銅板，只要今天有四個銅板，就去讀書；沒有四個銅板，就不去。老師也都能諒解，也沒有責怪，大家都相安無事。

如此斷斷續續，並沒有讀太久的時間。因為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的煙火升起。不到數月，日軍就打到揚州，距離我的家鄉很近。

那年我才十一歲，在戰亂中告別了家鄉，也不唸書，也不工作，身上扛著兩條被單，在大雪飄飄的冬天，隨著難民潮開始流浪、逃亡。一時之間，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要流浪到何方，更不知能逃亡到哪裡。我只知道，“留”就有被殺死的可能，“逃”才有活命的希望。

在逃亡的途中，走過崎嶇的小路，越過荒涼的原野，沿途所見，都是窮苦的農村。不但農家的煙囪沒有了炊煙，屋中也聽不到人聲，可以說“十室九空”，只有狗兒懶散地遊走，見了人也不狂吠。

如此不知走了多遠，也不知經過多少時日，後來又慢慢回到家鄉，途中飢寒交迫的困頓、辛苦，那就不是幾句話所能概括的了。

二

在抗戰期間，由於父親外出經商，許久未見返家，後來被列為失踪人口。我因為尋找父親的因緣，途中就在南京棲霞山寺剃度出家。

棲霞山寺雖然是六朝聖地、千佛名藍，是江南的重點寺院，但是歷經朝代興亡，飽受戰爭蹂躪，已經殘破不堪。例如太平天國的洪楊之亂，大火燒了幾天幾夜，一座隋朝的石砌寶塔，整個被燒得體無完膚。

我在這座歷史古寺裡，權宜出家。由於師父在此當家，有特別的去留機會。只是，“去”因為年齡太小，連掛單的資格都不夠；“留”，此寺實在窮得三餐無以為繼。師父雖然很開放，但自己也知道，能蒙他收留，已經恩同再造，也不敢再存有多一點的奢望。

那時正逢抗戰期，日軍的騷擾、難民的流徙，加上漢奸、和平軍的敲詐，我們也只有艱難地與環境作生死搏鬥。尤其到了“珍珠港事變”發生，美軍開始轟炸南京，我記得自己曾睡在雙層上鋪，因飛機轟炸時劇烈震動，整個人就被震落到地板上。

有時一個炸彈升空，如同天崩地裂，不但火光四射，把黑暗的天空照得亮得如同白晝，室內的玻璃也被震碎，房屋更是不停地搖動。但是對於這一切，那時我並不感到恐懼，唯一害怕的是，三餐無法吃得飽。

 

記得《古文觀止》裡，有一篇柳宗元先生寫的《捕蛇者說》。文中大意是說：祖父捕蛇，被蛇咬致死，父親同樣因捕蛇而被蛇咬死。到了兒子這一代，還是以捕蛇為業。有人問他，既然有過這樣的死亡經歷，還敢捕蛇嗎？他說：“吃飯要緊！”由此可見，飢餓比死亡更可怕。

在棲霞山寺裡，記得有幾次，本來應該十一點半打板吃午餐，但是到了十二點，甚至一點過後，還沒聽到板聲。為什麼會這麼異常？一經查問，原來大寮裡沒有米下鍋！當時一些年輕的同參，也不敢聲張，只偶爾派人到大寮查看，到底米回來了沒有！

就這樣，好幾次中飯一直延到下午三四點才有的吃。如果早餐吃的是乾飯或牛奶麵包，那麼到三四點吃午餐，也算平常；可是我們的早餐是沒有米的“糝薯粥”，根本是粒米未下肚。那時年紀輕輕，正值發育年齡，能挨餓到三四點，實在也稱得上是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了。

我在棲霞山寺度過七年的歲月，後來到江蘇常州天寧寺，討了一份行單的苦工。一段時間後又轉學到焦山，這才慢慢懂得讀書。大約經過了兩年，再從焦山回到祖庭宜興大覺寺，日子雖然還是窮苦，但每日三餐，飯食供應無缺，應該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光了。

三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才到台灣沒多久，隊員們很快便各自離散，並沒有人真正有興趣想要從事救護工作。不得已，我只得找個寺院掛單。

此時想起了焦山佛學院的學長大同法師。一年前他曾經跟我通信，說想辦一所三千人的佛學院，邀請我到台灣教書。那時我連台灣在哪裡都不知道，對於當時佛教的情形，說要辦個三千人的佛學院，我也無法相信，所以沒有應邀而來。現在既然已經到了台灣，心想去找他也可以問問在台灣的各種情況。

其時，大同法師在台中寶覺寺擔任當家。當我到達時，聽說他因被疑有間諜之嫌，已經逃奔香港。我因投親不遇，正在徬徨之際，曾在金山參學過的慈藹法師，也在寶覺寺掛單，他私下告訴我：“你要在寶覺寺居住，事實上是有困難的，不如到觀音山找慈航法師。他目前正在籌辦佛學院，需要師資。你此去，他必然會聘請你當老師。”

我想，當不當老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有一個棲身之所，每天要有飯吃！只是路途不熟，不知道觀音山在哪裡。這時寶覺寺的一位住眾，自告奮勇說要帶我去，讓我喜出望外。

當我們搭乘台鐵普通車到台北站時，正逢大雨，本想轉乘公路局班車前往姜子寮，但公路被大雨衝斷，公交車已經停駛。不得已，幫我帶路的人說，有位大陸法師在南昌街買了一座寺廟，可以試著去掛單。

於是我們來到十普寺，但是寺裡的人見到我們，用嘲笑的口氣說：“你們怎麼也跑來台灣？”一听就知道碰了壁，於是顧不得外面還在下著大雨，只得告辭十普寺，往台北善導寺討單。因為聽說大醒法師正在善導寺，我們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導寺的途中，經過新生南北路時，瑠公圳的水已經淹沒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況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進，哪知一個不慎，竟跌入水中。

這時水流湍急，水勢兇猛，雖然略諳水性，我也感到難以抵抗。在這種情況下，照說應該是難以活命，但說來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應，應該是趕快喊救命！我完全沒有這個念頭，心裡隻掛念我的錢包就要被水沖走了。我記得里面大概有十塊銀元，是臨到台灣時，師父給我的，這也是我們師徒一場，師父給我最大的一次賞賜。

 

我一心想著錢包，便拼命掙扎，順著水流游去，終於爬到路上。這時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錢”，我卻是“落水要錢”。因為我知道，沒有錢，未來的前途艱難；沒有錢，飢餓難耐，小命也難以存活。

這時的我全身濕透，雨依然還在不停地下著。在雨中無法更衣，事實上也無衣可換。就這樣穿著濕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導寺，這時天色已經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寶覺寺住眾，至此便跟我道別，離我而去了。

我在善導寺約莫等了兩小時。大醒法師一直不肯出見，只叫當家法師出面，他說：“你看，我們寺裡，右面住了'交通警察大隊'，左邊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實在沒有餘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難，就跟他要求說：“我聽說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有數名外省的青年法師，我想前去投靠。現在天色已晚，可否讓我在佛殿的大鐘下借住一宿？”

他說：“只要警察不來驅趕，應該沒有關係！”

那時雖是春夏之交，但夜裡仍透著濃濃的涼意。所幸當時年輕體壯，也不計較這一點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著上路，到台北火車站，乘火車到八堵，然後轉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車時，已是下午一點多。

到了靈泉寺，一群年輕的同學見到我非常歡喜，雖然過去彼此並不認識，但總有僧情法愛。他們滿口讚歎，說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領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灣。

大家正談得歡喜之際，傳來默如法師的指示，說不能留我們吃飯，更不能居住下來。因為來寺的外省僧侶多，生活已經很困難了，不能再增加人數。

這些青年朋友一聽，深感不平，義氣凜然地說，常住不給飯吃不要緊，他們願自掏腰包，外出買米煮稀飯請我。當我吃著他們煮好的稀飯時，已是下午三點多。回想自己中飯沒吃、早餐沒吃，昨天的晚飯也沒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發抖，但是碗裡熱騰騰的稀飯，吃起來真是美味無比。

後來經過商量，他們讓我在此暫住三天。由於我的衣物都已隨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師的妹妹送給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換，因此向靈泉寺借了裁縫車，縫製一件短褂褲，以便替換。

由於“此處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處”。此時聽說原本在觀音山籌辦佛學院的慈航法師，事實上並不在觀音山，而是在中壢圓光寺籌辦台灣佛學院的畢業典禮。我心想，如果到圓光寺能見到慈航法師，也許問題能解決，因此就轉而前往中壢圓光寺。

圓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輕的智道法師，待人非常熱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講了我許多好話，說我在大陸曾主編過雜誌，也曾當過校長，這些經歷他們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見到我，真是一見如故，私下跟我說：“他們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圓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會（包括桃園、苗栗）的理事長。在當時那樣一個好像人人都有間諜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緣分。他要我當他的秘書。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動打水、掃地、拉車、採買。這些苦役本來就為我所長，因此做起來並不覺得太吃力，也不以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謝妙果老和尚，由於他的慈悲收留，讓我能在寺中安住，總算脫離了逃難途中的“飢餓”窘境。

一直到現在，每當回憶起初來台灣時，這段掛單無著、三餐不繼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四

在中壢圓光寺安住下來後，為了安全起見，首先要去報戶口。雖然我有身份證，但報戶口要有入台證。我沒有入台證，戶口勢必報不成。所幸智道法師告訴我，如果能找到吳鴻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幫忙，問題就能解決。

吳鴻麟先生就是吳伯雄居士的父親，當時是台灣省“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會長，更是一位名醫。對於這樣的社會賢達，我哪裡敢到他的家中拜訪？幸虧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別人告訴我，他就是吳鴻麟先生。

我鼓起勇氣，勇敢地走向前，對他說：“吳先生，我是在圓光寺掛單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證，想要報戶口，您能幫助我嗎？”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還不知道報戶口需要入台證，因此聽完他就說：“來！來！”由於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壢分局，他帶我走了進去。門口的警衛問都沒問，裡面的警察看到他，趕快起立向他敬禮。他說：“幫助這位法師辦戶口！”說完便走了出去。警察聽後則連連稱是！

於是我就這樣順利地報了戶口。有了戶口，我在台灣居住，心裡就更踏實了。

這件事情過後一個多月，有一天，我拉車外出採購，在街上被警察攔住，莫名其妙地遭到拘禁。由於我不會講閩南語，語言不通，也沒辦法問人，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聽說全台所有外省的出家人，有一百人左右，悉數遭到逮捕。其中還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師，以及跟我們同住圓光寺，原為陸軍中將的出家的律航法師。

原因是，台灣當局聽到大陸廣播，說他們派了五百位僧侶到台灣當間諜。台灣當局就把我們拘捕了。後來警察把我送到桃園，與律航法師一同拘禁在一所倉庫裡。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發生的事，當時是陳辭修先生當“省主席”。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自從“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人殺外省人，外省人報復台灣人，不時有凶殺案發生。但是不管族群仇視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治迫害也好，我都不太關心。我所關心的是，肚子好餓！

由於當時被逮捕的人很多，沒有牢房，就用大倉庫暫做拘留所。被關在裡面，雖然每天也總有一餐飯可吃，但是吃過之後，肚子很快就餓了。記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覺得他很和氣、善良，就大膽地跟他說：“我肚子餓！”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麵給我，真是美味無比。我吃過以後，他又來看我。這時候律航法師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場誤會，早就被釋放出去了，但是裡面仍有二三十個出家人被關著，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著肚子餓，只有忍耐。

後來再見到這位警官時，我跟他說：“我們掛單在中壢圓光寺，如果我有被釋放回去的一天，歡迎你去看我們！”他聽了很歡喜。這位警官就是後來隨律航法師出家，並且創建淨律寺，在台灣很有名的書法家廣元法師。

在桃園拘留所關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難以盡述。只是現在回想起來，什麼也不復記憶，所記得的就是飢餓！每天早上醒來，我就盼望有東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覺，也是飢腸轆轆，餓得難以入眠，很希望能有東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謂“餓鬼”，大概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吧！

好在當時因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驚動了很多護法居士，包括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台灣省主席”吳國禎的父親吳經熊先生、“立法委員”董正之、 “監察委員”丁俊生，以及趙恆惕、鍾伯毅居士等人。在各方努力營救下，我們這群出家人才能倖免於難，否則在台灣“三武一宗”的教難，恐怕又將再添一樁！

 

五

在中壢生活兩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了一年多，為台灣省佛教會所辦的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雖然沒有待遇，但三餐總能吃得飽，感覺溫飽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一九五三年，宜蘭的居士成立念佛會，邀請我前往宜蘭，我應邀而去。到達之後，只見在一個龍華派的小寺院裡，有三家軍眷各據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間佛殿。他們在佛殿旁邊為我設立一個床位，要我留下來講經，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開始，我以二十天的時間講說《觀音菩薩普門品》。圓滿當天，並有一百零八人皈依。在那個時候的台灣，這已經算是盛況空前了。

創辦念佛會的會員當中，有慈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慈惠法師的父親張輝水居士等人。因為他們創立念佛會，要有很多人參加念佛，才能將法師留住，因此多方鼓勵自己的子女參加。也因此，我在宜蘭弘法期間，老、中、小的信徒都有。當中有一位才華橫溢的張優理小姐，擔任我的台語翻譯，後來她出家，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

因為感於青年的重要，我先後成立學生會、歌詠隊、文藝班、弘法隊等，青年紛紛加入，一時之間也讓我感覺佛教充滿了蓬勃朝氣。因此儘管寺院破舊、設備簡陋，不但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甚至談話的客堂、座位也沒有，但我就在外面的丹墀交代你做什麼、他做什麼，整個團隊裡的青年，大家都熱心無比，他們幫忙組織群眾，參與活動，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當時宜蘭中學的音樂老師楊詠譜先生，所教授的歌詠隊已經頗有成就。尤其我作詞、他譜曲，寫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聲》《弘法者之歌》《菩提樹》《西方》，等等。此時的宜蘭念佛會，真可說是梵音繚繞，法音宣流。

為了擴大影響，我們從寺院走上社會。因此與台北“中國廣播公司”接洽，商借他們的錄音室，供給我們錄製唱片。

我邀請了歌詠隊裡優秀的歌手十餘人，請他們到台北“中國廣播公司”錄音。這在現在看來，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但在當初，別說路費是一個問題，青年請假，需要家長同意，尤其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甚至從來沒有到過台北。

經過一番籌備，終於有一天，我們乘坐五點十二分的早班車，三個半小時後抵達台北。從車站走路到“中國廣播公司”，開始進行錄音。等錄音結束，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由於我們在台北沒有地方居住，只有趕最後八點四十分的晚班車回宜蘭。

在趕火車的時候，我想到大家都還沒吃晚餐。因此買完車票，我又急忙買了麵包，帶到車上分給大家，剛好一人一個。

青年們問我：“師父，您呢？”我說：“我剛才吃過了！”事實上，麵包就是少了我的一個。

在佛教裡有“過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緊，不過那是原始佛教，教徒生活單純，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時年輕，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體力很多，晚上不吃飯，事實上是不容易度過的。所以我經常餓得發抖、流汗、心悸，不過忍耐一下，也就過去了。

那一天，我們好不容易回到宜蘭，已經午夜十二點。青年們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幾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進入廚房，只有非常知趣地在床上打坐。後來不知不覺睡著了，但是半夜裡，我幾度因為飢餓醒來，之後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蘭，將近一個甲子的歲月，至今我的戶口一直留在宜蘭。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蘭縣、宜蘭市同時頒發給我榮譽縣、市民證書，總算我在宜蘭五十多年的歲月，沒有白住。

不過，我在宜蘭這麼多年，經常遠赴各地講經弘法，對於三餐飲食，我經常是飽飽餓餓，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這樣不懂得憐惜自己的色身，也難怪糖尿病會找到我的身上來。

六

在宜蘭弘法期間，我也經常到台北編輯雜誌。從《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到《覺世旬刊》，前後有數十年的時間。每次從宜蘭出發，要經過二十一個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車乘坐下來，鼻孔裡經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體諒我，便結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區買了一間小型精舍，作為我的棲身之所。

由於我經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趙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達德師，願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時也在廚房裡幫忙燒煮。記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時候，有一天夜裡，達德師突然不停地狂吼喊叫，甚至用腳踢床，因為她病痛難忍。我一見這種情形，也慌了手腳，不知道該怎麼辦。一旁的趙老太太跟我說：“應該趕快把她送到醫院治療！”

於是我急忙將她送到鐵路醫院。但醫院不肯接受，我馬上又將她轉送到台大醫院。這時台大醫院的急診室裡，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我掛了號，辦理好住院手續後，有一位實習醫師跟我說：“這個時候也不可能開刀，必須等到明天檢查過後，才能決定該怎麼處理。”接著他說，“你把病人留在急診室，我們會照顧的，你先回去吧！”

這時候回北投，已經沒有公共汽車可以搭乘，於是我就近到三重埔，過去三重文化服務處的辦公室，權且住了一晚。臨睡時，我感到肚子很餓，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頭暈，只得起來找東西吃。

由於文化服務處平時無人居住，當然也沒有存糧，而那時已是深夜三四點，別說我平時就沒有購物的習慣，即使想買，已經是深夜，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得到東西。我只得在櫥櫃里東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漁人牌的麥片，趕快把它打開來，用開水沖泡，然後一連喝了好幾大碗。

奇怪！怎麼一直吃都不覺得飽？自己忽然也害怕起來！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無底深坑，怎麼能一下子吃得了那麼多麥片，又喝了那麼多碗水呢？

後來我發現，人在極度飢餓的情況下，即使吃了很多東西，由於養分還沒有輸送到血液裡，無法供給細胞所需，所以仍然會感到飢餓。因為我一直覺得肚子餓，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感覺不再冒汗，手腳也不顫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裡。

從極度飢餓到極度疲倦，現在回想起來，一個人在極度飢餓時，感覺就跟忍受病痛折騰一樣，都是痛苦的經驗。由於自己曾有這樣的體會，因此若問：糖尿病是怎麼引起的？以我的經驗，飢餓應該是最大的元兇。

七

在我一生的歲月裡，早期由於生活艱難，後來則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門在外，飲食不便，因此日子經常是在飢餓、半飢餓中度過的。但最嚴重的一次飢餓，卻成為我創建普門寺的因緣。

話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編《人生》雜誌時，有一天，發行人東初法師跟我說，希望當月的《人生》雜誌能提早出刊。

 

我應允以後，就在印刷廠趕工加班。那時候的印刷廠，對於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來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設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經理承諾後，我從送稿、校稿，到最後三校當天，一早從善導寺走路到位於萬華大理街的印刷廠。那時我連公交車都捨不得坐，因為即使一塊錢也不容易擁有，走路則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在印刷廠校稿時，中午時分，李經理說：“星雲法師，下班吃飯了！”我看他們的員工都在吃便當，心想：自己哪有福氣吃便當？即便想要買個麵包，也沒有錢！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間，雜誌終於出爐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給東初法師，從大理街走路到萬華，大約半小時。從萬華坐火車到老北投，再轉往新北投，下了火車已將近十點。這時外面下著毛毛細雨，我把長衫脫下來包裹雜誌，以免被雨淋濕。

我扛著二百本《人生》雜誌，從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鐘，然後再爬四百個坡坎。當我到達法藏寺時，已經是晚間十點多鐘了。

見到東初老法師，我把雜誌送給他。他看過之後很高興地對我說：“你很負責！”聽了這句鼓勵的話，我也很歡喜。這時他跟我說：“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橫豎也沒地方住，因此就隨緣答應住了下來。他叫寺中的人幫我送單。

那時候外省人，特別是像我們年輕的外省人，在台灣居住，尤其在女眾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賴。他送我進入室內，就從外面把門反鎖，我也不以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後，七八點了，都不見有人來開門，我也不敢隨便叫人。一直到了九點，才有人來把門打開，他連聲向我道歉，說是忘記了！

我出了房門，準備下山，就去向老法師告假。他說：“今天中午我要請客，你就留下來幫忙吧！”

東初法師是我在焦山佛學院的副院長，也是常住的監院，現在是我的長輩，對他吩咐的事我當然義不容辭。再說，請客，幫忙排桌椅、擺碗筷，也是我擅長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單工作累積下來的專長。

可是哪裡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難請，一直等到下午一點才姍姍來了十個人左右。我心想：兩桌可以坐二十個人，老法師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幾個人吃飯。

我自信滿滿，自以為想的不會錯。但是到了入席時，我讓客人先坐，自己等著老法師吩咐。豈知東初法師說：你這個孩子（其實當時我應該有三十歲了），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

我一聽，哦！原來請吃飯，我是沒有份的，只能到廚房去吃飯！想想，也真窩囊。在大陸，至少我也當過校長、住持；在台灣，也曾編過雜誌，擔任過教務主任，也是宜蘭佛教支會的理事長，現在卻只能到廚房去吃飯，真是可憐。

當我走到廚房時，裡面好熱鬧，大家正忙著做齋菜。我在門口張望了一下，裡面一個人也不認識，要我跟他們說“我要吃飯”，實在說不出口，於是我就從邊門悄悄下山了。

印像中，我當天的中飯、早餐都沒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飯也是粒米未進，一直都在忙著雜誌，忙著要請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經虛脫無力了，身體搖搖晃晃。下山時踩著四百多個台階，就像踩在雲端裡，感覺像是騰雲駕霧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走下山的。不過我生性沒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將來我有能力建寺時，我要給人吃飯！

現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處都有分、別院道場。其實說來慚愧，最早建設分、別院，我也不是有什麼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飯。

當初從高雄到台北，從台北迴宜蘭，車程十幾小時，中途肚子餓，要有地方吃飯，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為了中途能有飯吃。後來在台北建普門寺，想到台北吃飯更難，素菜館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門寺，意謂“普門大開”，想要吃飯的人，都歡迎大家進來。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訴普門寺的住持、當家，凡是來吃飯的人，不問姓名，只要他肯吃我們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圓滿我們的心願，我們都應該對他心存感謝。

今日佛光山的發展，或許當中有許許多多的因緣，但是“給人吃飯”，應該是眾多因緣中一個很重要的助力。

現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這一段飢餓往事，應該是我多次飢餓經歷中，比較嚴重的一次。因為當時如果不是三寶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腳踩空，墜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嗎？

其實，人在世間，都是受著業力的牽引，都是受著因緣的安排。我覺得飢餓是難堪的，但佛祖也不會誤人，一切的一切，應該都有佛緣在安排吧！

 

弘法（1）

“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這兩句話說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應負的責任。只是一般僧侶並不容易達到這種標準，他們大多數隻流於寺務照顧，或者遊方參學，頂多誦經服務；真正想要做一個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學問、德行，還要有人緣。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陸期間是我成長和學習的時期，在此也就不多贅述。但說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灣，最初住在桃園縣，除了幫助掛單的寺院從事苦工雜務以外，一時只覺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希望在哪裡。自己既不願意從事經懺佛事，也無意於當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寫文章投稿到報章雜誌，以言論來護衛佛教。

記得當時有位京劇名伶，在台北永樂戲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戲劇，我毅然挺身而出，寫信公開向她抗議。其實我也知道，她只不過像顆棋子般任人擺佈而已，並非故意要毀謗佛教。但是正當我埋首為文護教時，一位老太太走過我的身旁，跟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工作會沒有飯吃哦！”

當下我驚覺到，寫文章弘法，在寺院裡並不被認為是正當的工作，甚至他們還認為我是偷懶在看書、寫字呢。因此後來陸續在報章雜誌上投稿，都不敢公開在飯桌上撰文（當時沒有辦公桌），只有找個隱秘的地方偷偷寫作。那時候《自由青年》《中華》副刊、《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都發表過我的文章。

當然，弘法並不一定只限於撰文發表，還可以講經說法。但是當時並沒有這種風氣，也沒有人集眾講演，因此我先是應邀到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於宜蘭念佛會馬騰居士寫信邀請，開啟了我前往宜蘭弘法的契機。

說來慚愧，那個時候我連宜蘭在哪裡都不知道，後來一再延到十二月。正當快要過年時，李決和居士從宜蘭到台北，當面邀請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愷悌的中年紳士，一見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誠恭敬的態度，很讓人感動，因此，當下答應前往宜蘭弘法。

記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過後，我從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車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點出發，一共開了三個半小時才抵達宜蘭。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宜蘭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蘭北門口的一間小廟，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裡，大大小小供了一百餘尊佛道的塑像，旁邊幾間廂房已有三家軍眷居住了。我到達當天，看見佛殿前的丹墀裡正掛著春節未吃完的臘肉、鹹魚，同時還晾曬著一些婦女、兒童的衣服。整個雷音寺的外觀看起來，應該說比起中國過去的大雜院還不如。

我抵達時，並沒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邊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為信徒消災誦經的六七十歲的老尼師念完經，她看看我，又去唸經。再過了一會兒，她才走向前問我。雖然我聽不懂她的話，但知道她的話意是說“你是來講經的嗎？”因此回答她：“是。”

過了十分鐘，她端來半杯水給我，沒有講話。不過我知道應該沒有走錯路，因為她能給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約莫坐了一個鐘頭以後，時間已是下午兩點鐘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裡吃飯。飯桌是由兩塊木板臨時釘起來的，中間的隙縫至少有五公分寬；筷子、湯匙，也是她們用鉛皮自己製作出來的，可見老尼師們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過飯後，她送我到一間與佛殿並排，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里安單。裡面除一張竹床、一台裁縫機以外，別無他物。由於我從早上直到此刻，還沒有上過廁所，四處張望，也沒有洗手間。不過我不用跟人說明，就一個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鐘，回到緊靠宜蘭火車站，也就是剛才下車的公路局車站上過洗手間，然後如釋重負般，歡喜悠閒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靜待情況發展。

由於時近黃昏，房間裡的蚊子綿密飛舞，可以說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幾隻。我心想，過去佛陀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餵鷹，捨身飼虎”，看起來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養蚊子，以此跟它們結緣不可了。

就這樣一直等到晚間七點多，總算聽到佛殿裡有聲音問：“法師來了嗎？”回答的聲音很細小，不過不用講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經來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鐘，聽到外面人聲嘈雜，應該有一二十人。終於有人敲我的門：“法師，請你出來跟我們講話。”

當時正盼望著有人說話，聽到信徒請我，我便離開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裡。在佛殿的一角，他們安排了一個小凳子，供做講者的位置，信徒則坐在木板釘成的拜墊上，聽說還是被軍眷搬去當枕頭，臨時再跟他們商議借來當座位。就這樣，我開始了在宜蘭第一天的生活。

宜蘭是一個淳樸的鄉村小鎮，雷音寺則是“龍華派”遺留下來的一間小廟，平時沒有僧人居住，偶爾有遊方的僧尼暫住，但是因為實在無法生活，只得又再遊走他方。我到的時候，正是一位妙專老尼師被邀請在寺中住持。我在這裡講演二十天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先後經過四位翻譯，都無法稱職。最後有一位在稅捐處服務的張優理小姐，由於她口齒清晰，記憶力強，可以像錄音機一樣，把我的話原原本本用閩南話翻譯出來，是公論最好的翻譯。她就是後來出家，一直跟隨我翻譯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師。

我講完《普門品》後，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寶，這也是我第一次為信徒主持皈依。當時我並沒有嫌棄雷音寺，但也沒有打算長久居住，因為這裡實在沒有居住的條件。於是講完經之後，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兩位法師，同擠在圓山臨濟寺的一間小屋子裡。他們兩位是福州的同鄉，學問很好，不嫌棄而接受我成為朋友，總算讓我在台北也有一個落腳處。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後，宜蘭信徒每天絡繹不絕地到台北，邀請我再回宜蘭。此中尤其是愛姑、免姑兩位老太太，她們虔誠的態度最令人感動。由於當時年輕，實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維，我於是允諾再回宜蘭。

我在宜蘭，沒有桌子可用，只有將一台破舊的裁縫機，將就權充寫作的桌子；沒有凳子可坐，於是好幾個信徒湊了三十元，到監獄買了一張藤椅給我，坐起來感覺無比舒適。

我住的小房間裡，沒有電燈，但我不以為苦。因為過去我也沒有使用過電燈。記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歲。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華藏寺短期享用過電燈以外，在大陸住過的棲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灣中壢的圓光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也都沒有水電設施。

不過，信徒把我請回來，他們也很殷勤，都想為我解決困難，因此把佛前燈的電線加長，拉到我的房門口。儘管加長的電線也只能拉到門口，只得把電燈掛在臥室門口，但是我就這樣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讀書。雖然不能關門，好在這間小廟，晚間也沒有人走動。

 

後來，我發現在一個小鍋爐的後面有一間小廁所。雖然使用時必須把鍋爐搬開，尤其廁所實在太小，連轉身都不容易，但總是解決了生活上的一個大問題。除此以外，在那段歲月裡，我是怎麼解決盥洗問題的，現在已經不復記憶了。不過那個時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車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溫泉，但是我從來不曾動過這個念頭。

我在雷音寺住下來之後，三家軍眷跟我互動良好。他們的態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動，還主動表示會盡快搬離寺院。當中一位四川的陳存鋒軍官夫婦，之前已參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後最先遷離，接著他的親戚馬姓等兩家人也相繼搬遷。數十年後，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榮民總醫院，忽然看到那位陳姓軍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動不已，後來還寄了五千塊錢作為供養。我覺得自己這一生，經常遇到一些奇異的因緣；因為有很多好因好緣，因此感到人生真是無比美好。

自從這三戶軍眷搬走之後，整個寺院頓感清淨單純。看起來已經像個道場了，而且因為寺院空間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閱覽室，要大家來看書。另外還多了一間小客廳，可以談論佛法；也有兩間客房，雖然只有四個榻榻米大，有時候也可以擠進三四個人掛單。

這時，相繼有東初、演培、煮雲、南亭法師，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們請到宜蘭。這些大德每來宜蘭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廚房的碗盤用具，也增加餐廳的桌椅，甚至枕頭、棉被等生活用品。因為要接待貴賓，信徒們自然努力捐助，增購接待客人的設備。

另外，我還把美國的蘇悉地、法國的阿難陀法師，先後請到宜蘭弘法，讓宜蘭人大開眼界，原來不只有年輕的外省和尚，還有外國的高鼻子、藍眼睛的比丘，一時整個宜蘭小鎮為之轟動。看到大家對佛教如此興味昂揚，我知道宜蘭的佛教已經慢慢在起步了。

這期間，我每個月必須從宜蘭回台北編雜誌，然後再從台北迴宜蘭。每次來去，不管是從雷音寺走到火車站，或者從火車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圍觀的市民很多。由於從小在叢林裡參學，一向注重威儀，所謂“行如風”，我走在馬路上都是兩眼平視，從來不東張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當時我心裡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於言教。果然後來有人告訴我，每當我走路經過宜蘭電信局，裡面值班的話務小姐們不接電話，紛紛放下工作，一起出來看這個外來的年輕和尚。她們從看我走路，也對佛教生起好感。可見佛門裡，僧相威儀，甚至連袈裟的一角，都能度眾。

就在我初到宜蘭的一兩年中，便陸續成立了青年會、歌詠隊、弘法團、兒童班，甚至創辦幼兒園，啟建講堂，並向“教育部”立案申辦光華文理補習班。 “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委鄭石岩教授，就是當時補習班傑出的青年之一。

為了弘法，我把宜蘭中學優秀的老師請到補習班教書，還把蘭陽女中優秀的師生請來參加弘法隊、歌詠隊。另外，宜蘭農校、頭城中學都有師生前來參加團體活動。那時的雷音寺儼然就是宜蘭一所不具名的大學。

這當中，我最要感謝的是楊勇溥先生，他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連一餐飯都沒有請他吃過。現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樹》《祈求》《鐘聲》等，都是他為我譜曲，甚至幫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個歌唱高手，還有程郁尊、李浩然、鐘鈞梁，都是宜蘭念佛會的成員，也都是講座中的台柱。當然，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還是要數李決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們兩人分任宜蘭念佛會的弘法主任和總務主任，熱心而有恆心毅力，很能負托。所以我在宜蘭終能把佛教弘揚出一片天空來。

我初到宜蘭時，有一批優秀的青年跟隨我學佛，後來出家入道，這是我在宜蘭弘法的另一項成果。例如，佛光山繼我之後擔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蘭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師等人，也都是宜蘭優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們都是我學生會的學生，後來每周到監獄義務弘法，三十年從未間斷。現在林清志是宜蘭大學的教授。張肇居士也是學生會的學員，高中教職退休後，現在發心在佛光大學照顧園藝，其夫人張黃素貞在佛光學舍負責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屆滿三十週年，宜蘭歌詠隊特地在講座中高歌一曲，後來又在高雄演出一場。現在這些隊員們都已是白髮皤皤，年近七十高齡了。想當初他們是一群可愛的青年，跟隨我的弘法腳步，真是南征北討，上山下海，走遍鄉村廣場，到處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灣還沒有電視。每回到鄉村廣場布教，由於我們有幻燈機，錄音機，有歌聲，有講座，所以內容精彩豐富。每場都受到鄉民的熱烈歡迎。

這許多青年隨著我弘法，每次在我講演開始前，都會拿著鑼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傳，說明今晚在哪裡弘法；或者乘坐三輪車，車上綁個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裡廣播。

當時的廣播詞：“咱們的佛教來了！”讓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為在那時，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強而有力的排擠、壓迫。所幸當時有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有詹煜齋成立大專佛學社團的獎學金，以及曾任孫中山先生軍需處處長的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灣印經處；乃至李炳南、許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辦有蓮社及編輯佛教雜誌等，總算讓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間。

尤其，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國民黨元老李子寬居士，以舊台幣一千五百萬元買下善導寺，作為台北市佛教會的中心。台灣佛教於是有了些許的活動。後來“中國佛教會”與“內政部”交涉，每年輪流在一間寺院傳授三壇大戒，佛教就這樣更加如火如荼地發展開來。再加上我們宜蘭佛教的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到台北錄影，灌製唱片，或在電台製作廣播節目，乃至隨喜隨緣地在鄉村弘法布教等。佛教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會。

我最初在台灣弘法，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挫折不斷。記得當年宜蘭青年鄭秀雄先生在台北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讀書，要我前去主持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台北。但是當天鄭秀雄跑到車站，跟我說：“師父，對不起，講座的海報貼出以後，學校下令取消了。”

由於這次事件，引發之後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學校講演。但是儘管如此，我仍想辦法解決困難。我邀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師，到台灣各大學講演，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台灣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但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台灣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台灣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過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應該要算與警察捉迷藏了。舉個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龍潭一個村莊布教，廣場上有數千名聽眾，大家正聚精會神聽我講說，忽然身邊有個聲音傳來：“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講演正在進行中，台下那麼多聽眾，我怎麼能下去呢？但是警察執行公務，也不能違抗。於是我請慈容法師上台帶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講話。

我下去之後，問他：“你要我下來做什麼？”

他說：“立刻解散，停止講演。”

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當然不敢上台宣布講演停止。正在僵持時，我說：“你讓我上去講，只要我講完，自然就會解散，不會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台繼續講。當我講完之後，大家當然也就自然解散，總算相安無事，圓滿結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事前三輪車出去廣播，說明今晚七點半，某人在某某廣場弘法……

警察得到訊息後，即刻到處找我。我也知道沒有辦法躲避，只有單槍匹馬走進警察局。警察見了我，質問道：“誰叫你宣傳，要在花蓮集眾弘法的？”

我當即說：“我在台北每天都集眾弘法，花蓮又不是什麼化外之區，為什麼就不可以呢？”

他聽我說是“台北來的”，那個時候所謂“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從台北來，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會無端生事，或者得罪什麼人物，因此自己製造台階下，就說：“你要把秩序維持好！”

我只有諾諾應命，當然也就得以順利在花蓮弘法了。

還有一次，我在宜蘭念佛會的講堂播放日本幻燈影片。這件事在當局看來，也是大逆不道。於是有個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關閉我的講堂。我知道他是嚇唬我的，只要跟他說幾句好話，也就沒事了。但是過了沒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來跟我借講堂，當做考試的考場。我拒不出借。之後警察局局長親自登門商借，我滿口答應，並且告訴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為你們有一位警察，一再乾擾道場集會。

第二天，這位警察就被調到太平山去了。後來，他回來見到我，說我太厲害了。我想想也是的，為了弘法，需要如此與公務人員為難。不過在我初到宜蘭時，他經常在旁邊監視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報告，應該也是為數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創建壽山寺，五層樓的寺院才剛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築超高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都不敢申訴反駁，即使“市政府”也沒有辦法抵擋。因為軍事第一，凡是軍事需要的，民間都得讓步。

乍聽剛建好的壽山寺，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這固然是法運不濟，自己也太沒有福德因緣，太沒有面子了。

正當信徒們焦急、求助無門時，我拿了身份證，直闖要塞司令部。我在門口登記後，進到裡面就問：“是誰下令要拆除壽山寺的？”

一位上校軍官站了起來，說：“是我！”

我當時很冷靜地跟他說：“你要拆除壽山寺，我是一個出家人，這個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別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後果，我必須告訴你。你要知道，壽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於拆他們的房子。不但會引發民怨，尤其萬一事情喧騰開來，被記者照一張相片登在報紙上，只怕國際輿論會認為台灣對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說，前不久越南'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於他燒毀佛教教旗，導致民怨沸騰。我不忍見到那種後果，所以來給你表示意見。”

 

上校一聽，十分驚慌，馬上問我：“那要怎麼辦呢？”

我說：“你只要發個公文給'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沒事了嗎？”

他即刻回答：“我照辦！”

漫天的風雲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其實，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溫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講演，他們把神明都抬出來迎接，甚至連“肅靜”、“迴避”的牌子也出動了。我到溪州弘法，當時台糖總公司設在溪州，台糖的高級專員特地用火車，專車把我從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蓮富裡弘法時，當地是一個小鄉村，過去從來沒有人到此傳播佛法，但當地人們很熱情，特地裝了一個大喇叭，到火車站前唱著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葉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們以我作詞的歌曲來迎接我，讓我不禁深受感動。

那時候我到處弘法，有時坐牛車，有時坐礦場的“輕便車”，有時坐檯糖的小火車。甚至“國防部”曾經邀請我到三軍官校弘法，承蒙他們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等交通工具。當然，在中國香港、泰國、美國，也都坐過直升機、汽艇、渡輪等。

近二十年來，我在島內外弘法，可以說都非常順利，尤其許多大學紛紛邀請我前去講演。例如，我在台灣的“清華”、“中央大學”作過演說，在台灣大學主持過“世界青年論壇”，除了在成功、中興等公、私立大學講演以外，甚至應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所長，並在東海大學哲學係做過六年的客座教授。

島外大學部分，如美國柏克萊、西雅圖、加州、康奈爾、哈佛、耶魯大學等，都曾留下弘法記錄。乃至巴西的聖保羅大學，澳洲的邦德大學，中國香港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甚至歐洲的瑞典、瑞士、英國等多所大學，都曾前往結緣。不過，近年來由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我感覺時間實在不夠用，所以在各地學校乃至監獄的弘法，也就慢慢減少了。

說到弘法，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從寺院帶入到“國家會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國立藝術館”弘法，之後到台北“國父紀念館”，每年舉辦大型講座三天，持續到二〇〇六年，整整三十個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講演三天，每天都有數万人聽講，到二〇〇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歲時，曾經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與香港紅磡體育館的例行大型講座，因為年紀老邁，行動不便，所以到二〇〇六年為止，今後不再舉辦。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再接觸信徒，今後一些小型的講演、活動，我仍然樂意隨喜和大家結緣。

例如，二〇〇六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場講演，承鳳凰衛視實況錄像轉播。二〇〇七年我在南京大學，受到校長、院長、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場講話。過去我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也作過演說，其中影響深遠的，要算長沙岳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建於北宋開寶九年，為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繼承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的基礎而創立。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朱熹先生曾在這裡講學，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蔡鍔、譚嗣同、毛澤東等人，也都曾在此受業。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九日我應邀到此講演時，適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學生都在雨中聆聽，最是讓我感動。當天，吳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現場為我助講，稱得上是盛事一樁。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還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從台灣有電視台開播以來，我以一個出家人的身份，第一個打破慣例，遊走在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台，為他們講說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講的“星雲法語”、“星雲說喻”、“星雲說偈”等，達數千條之多。

其實說到弘法，一個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辦好，能夠領眾有方，也就算是盡到弘法責任了。但是我的志趣並不在此，我希望從事佛教教育，只是礙於自己並沒有受過完整的社會教育，同時也沒有佛教的教育事業願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時走不通，那麼就來從事慈善事業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沒有支持我的因緣。想想，只有走上“說法度眾”一途了。因為講經說法不需要什麼人幫助，只要自己隨意在街頭巷尾站下來，就可以和民眾講話；即使借用神廟的廣場弘法，只要花個十二塊錢，向電力公司申請一盞電燈，也就可以集眾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換另一個地方弘法。於是就在這樣的信念，以及感謝各種因緣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終有個信念，就是要弘揚“人間佛教”。這固然是因為自己的性格近於人間，再一方面，我長期從事弘法布教，這當中與其說我增長了信徒的信心，其實更重要的是，信徒們也告訴了我“他們需要什麼”。

記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鳳山的露天廣場，講說“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當天講演，從晚間七點講到十一點，真像馬拉松賽跑，已經整整講了四個鐘頭，可是現場聽眾的情緒沸騰，使我欲罷不能，一再喊著：“請再繼續講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見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後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過兩小時以上的情況發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實神道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台灣所有的神廟廣場都是“來者不拒”，並不限定什麼人，只要你來商借，他都樂意提供給你使用。台灣各地的廟觀廣場，諸如萬華的龍山寺、新竹的城隍廟、台北的指南宮、玉裡的華山宮、北港的朝天宮、高雄的三鳳宮等，我都曾經借用作為弘法場所。另外，像各地的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尤其監獄是我弘法結緣最多的地方。

可以說，自從我到宜蘭，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來，一路從山區講到平地，從廣場講到禮堂，從工廠講到學校，從監獄講到國家殿堂，從寺院講到講堂，從省內講到省外。我曾經接受“法務部”的聘請，擔任正式的監獄布教師，台灣全省的監獄，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個別與受刑人談話。

我自己在說法時，也經常深思一個問題：佛法不是為自己而講，佛法是要講給人聽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視“契理契機”。然而所謂“契理容易契機難”。尤其佛光山開山四十年來，不斷有各行各業的團體上山，例如教師協會、作家學會、新聞媒體、農田水利，乃至演藝、外交、經濟、財政、國際人士等。各種團體來山，都要找人開示，為了要講說與大眾能相契的佛法，我經常挖空心思，費心思索。

 

多年來我講演的對象與內容，包括對青年談“讀書做人”，對婦女談“佛化家庭”，對老人談“安度晚年之道”，對兒童談“四小不可輕”，對建築業談“命運的建築師”，對企業人士談“現代管理學”，對美容師談“美容與美心”，對文藝作家談“文學之美”，對科學家談“佛觀一缽水，八萬四千蟲”，對宗教界談“宗教之間”，對政治界談“佛教的政治觀”等。

說到政治，其實我並不喜歡政治。只是我生長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我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歷年來，就拿高雄市來講，歷任的“市長”，如許水德、吳敦義、謝長廷先生等，他們經常帶領一級主管上山參加講座。其他如台南等各“縣市長”，也經常像這樣在佛光山舉辦“幹部會議”，同時聆聽佛法或參禪等。

邱創煥先生擔任“省主席”時，曾經多次把“縣市長”、“議長”等，集合到佛光山參與講座；林豐正先生擔任“台北縣長”時，有感於台北縣的外來人口過多，流動性太大，特地邀請我在台北縣的體育館，對萬名縣民講說“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來，我在台灣弘揚“人間佛教”，繼而從台灣跨步走向國際，也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讓佛教能走上國際化道路，我經常應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諸如澳洲悉尼市政府大禮堂、歐洲巴黎歌劇院、美國林肯中心、加拿大多倫多藝術中心、巴西SE大教堂、日本國會議事廳、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大講堂、馬來西亞東姑禮堂等地，我都曾講演過。馬來西亞檳城首席部長許子根，甚至發願要為我建一座可容納兩萬人以上聽講的大禮堂。

平時我在世界各國講演，除了現場有當地的語言翻譯之外，事後的講演記錄，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國語言，同時被某些大學用來當做教材。例如，宜蘭大學便將《人間佛教》列入通識教育的課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〇〇五年五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在《國會圖書分類法》之佛教分類號下，為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設立單獨號碼，並將《人間佛教》及《佛光山教團》正式編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之中，可見人間佛教已經受到普世的重視。

最近知名教育家陳之藩先生寫信給永芸法師，談到要我把多年來弘法的文稿，乃至寫作的文章，翻譯成法文或英文，他認為應該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慚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時舞文弄墨，只是為了宣揚佛法也，哪敢躍登龍門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嘆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沙石，激不起海洋的一絲漣漪。我覺得佛法的弘傳，要由上而下。綜觀歷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麼佛法的弘傳就會快速地普及，甚至像佛世時，也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等人的護持。但是現在我們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辦法獲得社會的重視，政府對佛教總是“取締有之，維護很少”。

尤其，長期以來媒體對佛教的偏見。他們認為只是報導一些社會正面的好事，報紙沒有人看，因此喜歡報導負面的消息，哪裡有鬥爭，大家莫不爭相報導。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體更是樂於誇大宣傳，反而平時正經的講演弘法，即使是數万人的聚會，媒體也不會青睞，根本不會把它當成一回事。

不過，近年來情況已稍見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談等活動，能在報紙、電視上博得一些版面和畫面，偶爾一些評論性的文章或節目，提到佛光山，總結一句話，都說“佛光山是一個正派的佛教團體”。能獲得社會如此的評價，我可謂於願足矣！

其實，佛光山多年來努力、辛苦弘揚人間佛教，目的只希望佛教能維護社會秩序、淨化社會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端正人生行為，這是佛教應負的社會責任，也是佛教對國家所能作出的貢獻。

過去東南亞的佛教，數百年來都是靠著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們在隨同兒女漂洋過海移民到東南亞的同時，也把佛菩薩的聖像一起帶過去，所以才有現在的東南亞佛教。

現在台灣的佛教很興盛，台灣現在有百萬人在大陸經商，這些台商們有把台灣的佛教傳布到中國大陸嗎？我自己一向有“立足台灣，放眼中國，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著現在是兩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時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陸各大學接受教育，同時鼓勵大陸青年到台灣的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修學。

我自己多年來更是一再努力，盡量不辭勞苦地到大陸弘法，除了曾經在上海、南京、揚州、杭州等地，隨著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的表演而隨機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學講演。

一直到了今年，蘇州寒山寺把他們的“和合對鍾”，贈送其一給佛光山，作為和平的獻禮。這口鐘由於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而名聞世界。

現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義分燈檯灣，希望通過宗教交流，促進兩岸和平，因為兩岸為了“統獨”問題而戰火瀰漫，實非全民之福；反之，兩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諧，才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雖然不善賦詩，為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賦一首：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台灣。承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也和我一首：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莫道佛光千里遠，兄弟和合鐘相連。

假如說我弘法的成就，真能達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目標，那麼同為炎黃子孫的十三億人，我怎能不將佛法均霑他們，滋長他們的性靈，以期帶動中國未來和諧社會的發展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歷程，有時候感覺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雖然弱小，但總是努力地在閃耀；又像天上的白雲，儘管飄浮不定，但是在無限時空中，一顆顆星星，一片片白雲，所結合起來的“星雲”，卻是能超越時空，亙古長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