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不立文字
終於到家了。美國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黃昏悠長。幾個小時之前,我坐在飛機上,從自家所在的小鎮頭頂低低掠過,透過舷窗,分明可以看見家門口的那片黃杉林。離開了兩個多月,院子裏的草坪大概已是蕪蔓不堪。機身在空中轉過一個彎,小鎮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時後,飛機在西雅圖著陸,我從機場出來,打車去了科爾曼碼頭,坐輪渡過普捷灣,再換兩趟公交車到達湯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夥計費恩?威爾克斯在超市門口接上我,然後開車穿過那片兩公頃大小的黃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國的陰曆四月初八日,佛陀誕辰。在這一天,佛教徒要為悉達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湯以資紀念。我躺在樓上浴室的貓腳浴缸裏,開始回味剛剛結束的旅程——這大概是我的私人慶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覺,可是心緒還停留在中國。我又從床上爬起來,開始寫這本書。
這次旅行始於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國,農曆新年標志著春季的開始,這一天新月初升,距離冬至日(太陽直射南回歸線)與春分日(太陽直射赤道)的等分點最為接近。2006年的農曆新年是公曆1月29日,而我到達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說,春天已經開始了將近一個月。但是,決定春天何時開始的中國古人居住在黃河流域,北京則遠在他們北方千裏之外。在北京,現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達時天色已晚,站在機場航站樓外的寒風裏等出租車的一會兒工夫,我竟不得不打開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實是秋褲,但顯然我不能不顧體面地在大庭廣眾之下穿秋褲。
通常我會去找一家旅館住下。不過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讓我住在他那兒。他的住處位於北京城東部一個漆黑小區裏一座漆黑的六層公寓樓漆黑的頂樓。出租車司機成功地找到了小區的大門,然後便迷失在黑暗的樓群之中了。沒有路燈和門牌號的指引,在多次嘗試碰壁之後,我終於找到了那座樓,爬上了正確的樓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國參加電影節,展映他那部關於中國隱士的紀錄片《共坐白雲中》。他的美國室友給我開了門。公寓很小,陳設簡單——年輕人的家都是這樣,大概是因為不打算長期停留,所以能省則省,就算有錢也寧願花在更直接的享樂上,比如買瓶好酒。不過屋裏暖和極了,每個房間都裝了暖氣片,晚上睡覺的時候我不得不開著窗戶。泰德給我安排的房間屬於他的另一位中國室友,因為我的到來,她暫時回父母家住了。房間裏除了一張床,一只床頭櫃和一個衣櫃之外別無長物。我的旅程就將從這個樸素的小房間裏開始。很好。
這將是一次朝聖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禪在中國的發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禪宗六位祖師——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
——開創的道場。禪的歷史地位由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們都沒來過北京,不過,在向古代大師們致敬之前,我還有些基本問題需要解決,語言是其中之一。從北京開始是必要的。
禪素以輕慢甚至蔑視語言著稱。禪師們常說,“不可說,不可說”,“一說便錯”。然而禪宗的文獻卻遠遠多於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對於這樣一種特別倡導“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東方卻都有大量著作行世,這本身看上去就是個自相矛盾的難題。我並不指望解決它,只想繞到它的身後做一番試探,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獲。第二天一早,我給明堯打了個電話。明堯是佛教刊物《禪》的主編。
“禪”的發音在英語(Zen)和漢語(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國,每次我說到“Zen”,人們總是糾正我:“應該是‘Chan’。”他們說,“‘Zen’是日本的禪。中國禪和日本禪是不一樣的。”這可以算是一種文化現象。但不管是中國的“Chan”,日本的“Zen”,還是朝鮮的“Son”,它們都指向同一種心境。
我願意說“Zen”而不是“Chan”,是因為我更習慣“Z”的發音。而且這也是禪誕生時人們的念法(語言學家對“禪”字古音的訂正傾向於
“dzian”)。在禪宗得以發揚光大的中國南方,或者更准確地說是江西贛江流域,今日當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禪”念作“Zen”。十七世紀滿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國之後,他們按照自己的方言規定官話的標准,禪在官方語言裏的發音才變成今天這樣。更何況,禪早已不再是中國的或者日本的,它屬於一切發願見性成佛的人,一切心無所住、笑對如此瘋狂時代的人。
在電話裏,明堯邀我一起吃午飯。他的妻子明潔也會來。明潔是我上一本書的中文版譯者,所有人都喜歡她給中譯本起的名字:《空穀幽蘭》。在此之前,還真沒有人寫過一本關於中國隱士的書。《空穀幽蘭》的出版產生了一些影響: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個隱士協會。隱士協會將終南山區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記造冊,定期派人到山中分發藥品和食物,甚至郵件。
明堯和明潔約我在一家素食餐廳見面。餐廳在北京城東北部的柳芳南裏,取名“荷塘月色”。淨慧法師的一幅字掛在門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①。淨慧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明堯、明潔,還有這家餐廳的主人夏澤紅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廳的主人過來打了招呼,然後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包間。明堯後來告訴我,夏居士是他主編的刊物《禪》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我找明堯的目的正與他這本刊物有關。我想知道,在中國出版一本與禪有關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資源和努力。就著一桌子素食和一種用新鮮梅花釀制的飲料,明堯向我娓娓道來。
是淨慧創辦了《禪》。他在媒體領域的另外一項成就是把《法音》締造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期刊。這本雜志的內容包括佛教哲學和經典的討論,以及佛教界的新聞故事。1989年之後,淨慧決定創辦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禪師,禪的要義在於將修行與生活融會貫通,他覺得中國需要一本專門討論這種修行方式的刊物,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禪》,明堯主動參與了它的編輯工作。
《禪》最初是一本發行量僅三千冊的季刊,隨後改為雙月刊,發行量也增加到兩萬五千冊。如此規模的雜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約六萬元人民幣用於編輯、印刷和發行,折算下來,每冊的成本差不多是兩塊五。雜志是免費贈閱的,它的經營完全依靠外界的資助。主要資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廳的老板,以及擁有服裝品牌“真維斯”的一個香港家族企業。不過普通讀者也會捐助一些錢。
印刷和郵寄費占去了絕大部分成本。雜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間辦公室,但明堯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編輯工作。雜志被分發到各地的寺廟中供人取閱,同時,人們也可以寫信給明堯告知他們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後,柏林寺就會把雜志按地址寄過去。
這本雜志從未在審查方面遇到過麻煩。明堯並不需要在出刊前將稿件送審,只要在雜志印出之後寄幾本給宗教管理部門。明堯告訴我,政府其實對這本刊物相當贊賞,把它視為其他宗教組織都應效法的榜樣。
內容方面,《禪》接受來自全國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過大多數文章還是出自淨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們的共同點在於著重推廣“生活禪”——一種不論在小區公寓還是寺院裏都能實踐的修行。
明堯告訴我,中國人正在重新點燃對佛教的熱情,但這種熱情還很膚淺,並經常是出於誤解。他說:“大多數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異能吸引,要么是在淨土宗裏尋求逃避,他們並不對完全的解脫感興趣。但其實任何修行都要立足於禪,包括密宗和淨土宗。禪是佛心,學佛的人早晚都會走向禪修這條路。禪在中國曾經瀕臨滅亡,這兩年剛剛有點好轉,將來怎么樣還很難說。”
“對禪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年輕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讓人們真正理解禪,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禪宗的寺院現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禪的精神。這就是我們的雜志想做的事情。重現唐朝時的繁榮是不可能了,現在需要的是讓人們理解:怎樣在現代世界、日常生活裏實踐禪的思想。這是禪的根本,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禪關心的是我們當下的生命狀態,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東西。”
盡管對禪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但明堯認為,缺少合格的導師是個很大的問題。人們不知道從哪兒開始,怎么開始。而《禪》可以在這一點上提供幫助。它提供相關的知識和必要的鼓勵,但它不能代替導師的作用。明堯承認,真正有資格教授禪的人實在太少了。許多自稱能教人學禪的人其實不能,他們只是在空談。
我終於等到了真正想問的問題:如何解決語言的問題?禪宗大師們的確一貫看不起語言。他回答我:“不用語言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雜志會盡量用普通讀者能看懂的語言。語言是為了區別事物才產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語言上的區別。從這一點看,語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礙,但是在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前,需要有人用語言來告訴我們怎樣才能意識到這一點。自己悟道和教人學道都離不開語言。當禪宗大師們直指人心,告訴弟子不要受制於語言的時候,他們的意思是:道並不在語言之中。他們並不是要我們不看書,不讀經。以文字見道,就如以手指月。語言的作用如此,我們的雜志作用也如此。它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們想知道月亮的樣子,他們還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這頓飯吃了很長時間。明堯還談到別的事情。飯後,他帶我去見了一群比丘尼,大約有十幾人。這些比丘尼也是淨慧的弟子。我和淨慧相識於1989年,如果不是他為我指點中國隱士的蹤跡,我不可能寫出《空穀幽蘭》。所以,某種程度上,我也接受過淨慧“傳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
比丘尼們暫時借住在北京的一處公寓樓裏。她們的庵院眼下正在南方一千公裏外的湖北黃梅興建,那裏離禪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門口,我們換上拖鞋,跟著比丘尼宏用進了前廳。幾位比丘尼在給我們沏茶,是那種放了龍眼和紅棗的清真茶。宏用告訴我,她們正在准備參加念誦《大般若經》的法會。長達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在七世紀中葉由玄奘(602-664)從印度帶回並譯成中文,它是大藏經中篇幅最長的單篇佛經,是所有講授般若的經典的老祖宗。念誦法會是淨慧組織的,將在兩天以後舉行。地點是趙州柏林寺。
宏用對我說,她希望我能給比丘尼們講講般若。我一時無語。出家人請在家居士開示,這是非常罕見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確禁止居士開示。我想她大概是出於對遠來客人的禮貌,讓我簡單說幾句,於是答應了。宏用站起身,帶我們走進客廳,這裏已經被改造成一間禪堂。比丘尼們跟著進來,各自在蒲團上坐下。宏用重複了她的請求,我只好就《心經》發表了些看法。《心經》是所有關於般若波羅蜜多的經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實在講不出太多,而比丘尼們也慈悲為懷,沒有繼續為難我。
基督教時代開啟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貴霜帝國(范圍大致覆蓋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識的”,沒有被知識或者分別心所汙染的本心——相當於吃下善惡果之前的亞當、夏娃。簡單地說,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羅蜜多”,意思就變成“無上的智慧”
或者“完美的智慧”。獲得這種智慧能令人看見事物的本來面目,看見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羅蜜多一系的佛經在公元二世紀到三世紀傳入中國,為其後禪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學基礎。隨著這些強調智慧的經典一同傳來的,還有教授禪那的經卷。“禪那”,是梵語“dhyana”的音譯,它指的是進入禪定的修行。禪那隨後就被簡稱為禪。但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禪,則是般若與禪那相結合所產生的體系。這一切並沒有隨著般若和禪那傳入立刻發生,而是一直等到幾百年後的五世紀末,禪宗初祖菩提達摩來到中國之時。在這之前,禪那和般若還是兩碼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沒有人修禪。禪修意味著將兩者合二為一,行住坐臥,了無分別。沒有禪那的般若是口頭禪畫餅充饑,而沒有般若的禪那則是無本之木。修禪意味著取消般若與禪那之間、智慧與靜慮之間的分別,同時它又必須以二者為基礎。
我如此簡略地解釋了般若之後,又把《心經》逐句解說一番。宏用和眾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謝。正要離開的時候,宏用告訴我,淨慧托她帶話,邀請我參加念誦《大般若經》的法會。我本來另有打算,但這樣的邀請是無法拒絕的。於是約好,第二天下午我們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偉下班後來接我。莫德偉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一等秘書,曾經和我一起在台灣待過。他接上我,開車出城,向機場方向駛去。德偉的兒子在北京順義國際學校讀書,今晚他要參加一場學校舉辦的音樂會。一百多個孩子演奏著各種西方管弦樂器,雖說這是在中國,可是根本看不見古箏、琵琶和二胡之類的樂器。德偉的兒子演奏的是鼓。他們的水平都不賴。五年級的時候我也學過小提琴,不過我真正的愛好是玩彈球——塵土飛揚的戶外,鋪著地毯的客廳,都是我戰鬥過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愛的瑪瑙石彈球,想起當年令人難忘的告別賽。它們曾經帶給我太多快樂。我把它們都扔哪兒去了?我不禁出神癡想,自己當年是因為什么拋棄了它們。大概是電視罷。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從音樂會離場的時候,我見到了德偉的妻子懋華。她坐在音樂廳的後排,一開始沒看到我們。我們都有點餓,沒有堅持到音樂會結束便中途離場,去了附近的一家馬來西亞餐廳。懋華在惠普公司上班,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她就在那兒,現在已經做到了中國區市場部經理的位置。她總是能同時做兩件事——我指的當然不是一邊走路一邊嚼口香糖,而是同時跟兩個人對話。這會兒她正同時跟三個人對話:她老公、兒子,還有我,而且三場對話之間毫不相幹。如果我試著這么做,就會覺得自己的魂丟了一半。我一直沒能學會那種輪流把三四個球拋向空中的雜技。我已經完全不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說了什么,吃了什么。當然,除了美味的沙嗲。對了,還有椰子布丁。
吃完飯已經很晚,趕回泰德那間熱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現實,於是德偉夫婦留我過夜。他們就住在附近的一處別墅小區裏,這個由一百多幢帶花園的獨立住宅組成的居住區有個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園”。開發商是個台灣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區裏,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個街區。我們開車經過她門前,看到臥室還亮著燈。懋華低聲告訴我:那女人離過婚,而且還很漂亮。我不知道她為什么要跟我說這些,而且還要壓低聲音。不過他們沒讓我就地下車——我只能按著他們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開房門,跟女主人搭訕說,能跟你喝杯酒么?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偉家的客房裏醒來,跟他一起回到城裏。下雪了,北京城一時之間安靜了許多。在泰德的公寓門口,德偉把我放下,我上樓待了幾個小時,然後出門打車去找明堯、明潔和比丘尼們。我們乘著由三輛黑色奧迪組成的車隊離開了北京。司機們在高速路上的車流裏以一百二十公裏的時速呼嘯穿梭。三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位於趙縣的柏林寺。
公元858
年,從諗和尚結束了他二十多年的雲遊生涯,駐錫趙州城弘法,成為禪門一代宗師,世稱趙州禪師。趙州就是今天的趙縣。從高速公路上下來,我們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只好迂回至縣城南面,恰好路過趙州橋——這是世上現存最古老的石拱橋,建於公元600年。關於趙州禪師的公案裏曾提到過此橋,有人問趙州:“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這就是我所說的禪宗對待語言的態度。語言在此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可是仍有成千上萬的禪門弟子坐在蒲團上冥思苦想,試圖領會禪師給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義。或者再舉一個著名的例子,有人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回答說:“無。”在另一個場合,有人問了同一個問題,他的回答卻是:“有。”過了趙州橋,我們開上了一條土路,鑽進縣城裏的一片舊城區,七拐八拐之後,終於到了柏林寺。
下了車,就有一名僧人引著我們走過錯綜複雜的長廊,來到寺院最裏面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199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華很快得到淨慧的賞識,2003年,淨慧把方丈之位傳給了當時年僅三十五歲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門口歡迎我們,把我們帶進客堂。
淨慧正在房間的最裏面和幾個富有的施主交談。他一看見我,就站起身沖了過來,拉著我在他身邊坐下。淨慧總是抓著我的胳膊,帶著我到處走,就像我奶奶。
淨慧問我最近在幹嗎,我告訴他自己剛剛翻譯完《六祖壇經》。我還主動提到,譯稿參照了新出的楊曾文編《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淨慧聞言皺起了眉,並且大搖其頭。於是,突然之間,我想起他曾經寫過一本關於《壇經》的書,去年還送了我一冊。
《壇經》的關鍵在於一則偈子。禪宗五祖弘忍大師有一天交代弟子:誰能作出體悟佛性的偈頌,就把禪宗的衣缽傳給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另一名負責舂米的初學弟子看見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這名目不識丁的弟子名叫惠能,他的偈子是這樣的: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佛性常清淨,
何處惹塵埃。
弘忍從惠能的偈子裏看到了真佛性,於是惠能成了禪宗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師。他的道場將是我此次朝聖之旅的倒數第二站。突然之間,在我滿是塵埃的心中分明看到,朝聖之旅上塵土飛揚。
淨慧打斷了我的走神。他告訴我,敦煌發現的《壇經》所錄惠能詩第三句是錯的,正確的版本應該是“本來無一物”(晚出的版本都寫作此)。這一句是禪宗的根本。但是,讓淨慧煩惱的是,敦煌發現的兩個《壇經》手抄卷子比後世通行的版本更古,都寫於惠能圓寂後一百年之內。這裏出現的分歧基本上就是後世佛教大乘空宗與唯識宗之間爭論的關鍵所在,可現在淨慧批評我翻譯了“錯誤”的版本。我一時無語。他卻突然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大笑起來,仿佛是在說:“跟你開玩笑呢。上當了吧!”
幸運的是,寺院裏宣布開飯的齋板突然響了起來。我們全都站起身,向專供方丈的客人使用的齋堂走去。自助式的午餐十分美味,我吃完一輪又去盛第二輪。以前來中國旅行總能讓我減肥,現在不會了。飯後,一名僧人領著明堯和我,還有另外兩名居士到房間休息。這幾個房間通常是給掛單的僧人准備的。時間還早,但是因為房間裏太冷,所有人都上了床。我把身體緊緊蜷縮在一床十斤重的厚棉被下面。窗外,有人在燃放鞭炮慶祝即將來臨的般若法會,但我還是很快就睡著了。明天將會忙個不亦樂乎,早課淩晨三點開始,預計會有數千人參加。我決定行使自己作為客人的權力,睡個懶覺,等到太陽出來,外面暖和了之後,再去參加《大般若經》的集體念誦不遲。
我的如意算盤落空了。2:45,明堯把我叫醒。到時間了,他說,法會開幕的儀式就要開始。我不想動,但是作為一名客人,是不可以說“不”的。看見我還在磨蹭,明堯又說,“老和尚”,也就是淨慧,特別說明希望我能參加。我趕忙鑽出熱被窩下了床。我是穿著襪子睡的,所以只要套上褲子和鞋,就可以抓起襯衣和大衣一邊穿一邊半夢遊地向外走。不過剛走到室外,我立刻醒了。空氣冷得徹骨,漫天繁星都仿佛被凍得直哆嗦。
我扣上襯衫的紐扣,拉上大衣的拉鏈,跟著明堯穿過一個足球場般大的院子,來到一座巨大而冰冷的佛堂。裏面已經來了上千人,還有更多人在我們身後陸續趕來。大殿的一端靠牆立著五座巨大的鎏金佛像,另有一萬尊一尺高的佛像布滿了所有牆面。這是我見過的最大佛殿,建造它據說花費了三千多萬人民幣。
我很快發現,淨慧確實是希望我來參加。佛堂中間放了一百零八張小桌子,每張桌子都鋪了黃色的錦緞,上面放著一套三只細致的瓷缽:中間那只用來燒香,左邊那只放著檀香粉末,右邊那只裝著整支的檀香。瓷缽後面是一只木制的讀經架。除此之外,每張桌上還放了一張卡片,上面用漢字寫著人名。我被人領著來到一張桌子前面,看見卡片上寫著:“比爾”。這下逃不掉了。
我痛恨儀式。小時候,我痛恨教堂;後來,我痛恨軍校;再後來,我痛恨軍隊。1967年3月,在撤軍回國前的最後一天,軍士長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我是他見過的最差勁的士兵。這一點兒也不奇怪。我不喜歡儀式。在我看來,所有的儀式都跟巫術差不了多少,雖然也許並不都是又唱又跳。而現在,我坐在一萬尊佛和數千名也許即將成佛的人中間,向十方神靈禱告,乞求法會得到佑護。我後來聽說,佛堂裏擠進了三千人,門外還站了一千多。我猜想所有的儀式目的都在於此:聚集更多的參與者,讓眾人形成一種集體歸屬感。而我一旦意識到自己成了集體的一部分,就立刻生起奪路而逃的念頭——這一定是我前世的業障。
一開始還不算太糟糕。所有人都還在從睡意中醒來。我忙著點燃檀香,把它們插進香爐,然後在上面鋪撒檀香末,時不時還要停下手裏的忙活,跟著大家一起誦經和頂禮。過了一會兒,我決定把檀香像點篝火那樣層層疊疊地架起來,好讓它燒得更旺些。一名和尚發現了我的小動作,走過來把篝火撲滅了。儀式期間不准貪玩。
一百零八只香爐裏升起的檀香煙霧和幾千人呼出的水汽充滿了黑洞洞的佛堂。按理說,這么多人的身體應該能讓佛堂裏漸漸暖和起來,但我的手腳在第二個鍾頭完全失去了知覺。唯一讓人感覺到些許放松的是頂禮的過程。伏下身,讓前額貼住蒲團,眼睛盯著蒲團上刺繡的荷花,我的意識仿佛也因此出淤泥而不染,帶著荷花的香氣慢慢升起,消失在煙霧繚繞的空中。偶爾,我能跟上眾人的節奏,念一段經文,但大多數時候我只是搖搖欲墜地幹坐著,等著儀式結束,仿佛一朵夏日將盡時的殘荷。經過漫長的三小時,儀式終於告一段落——但只不過是中場休息。接下來是一小時的早飯時間。
早飯吃完,所有人重新回到佛堂,開始念誦六百卷的《大般若經》。我匆匆跑去臥室,穿上我的秋褲,又匆匆跑回,剛好趕上鍾板敲響,法會正式開始。至少這回不會被凍僵了。
放在我面前讀經架上的《大般若經》是第五百一十至五百一十三卷,旁邊幾張桌上放著跟我同樣的經文。這樣做是為了保證如果有人走神,誦經不至於中斷。我開了一會兒小差,讀了第五百一十卷中的幾段,它們在標准版《大藏經》裏位於第604頁的最下方: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種種天妙花香,遙散世尊,而為供養。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俱白佛言: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天子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空、無相、無願為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無性無相。非斷非常,非一非異,無來無去,虛空為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如是等無量諸相。天子當知,如是諸相,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世俗說,不依勝義。
我反複讀了幾遍,特別是最後一行:“天子當知,如是諸相(也就是前文所說的那些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的無相的相),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世俗說,不依勝義。”佛祖使用語言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放棄語言。如果佛祖根據般若波羅蜜多的“勝義”來教導我們的話,他必定不會使用語言,那樣的話,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將一無用處,佛堂裏也就不會有數千名想要成佛的聽眾。這一切不過是某人茶杯裏的幻影。很可能是趙州禪師的茶杯——趙州禪師不僅修建了柏林寺,還把茶引入了禪。
就這樣,在我們用世俗語言表達勝義的集體誦經聲中,世俗與神聖融為了一體。接下來的一段按規定是眾人在心中默念,可以站著也可以以跪拜的姿勢,快慢任意,只要自己覺得舒服就好。沒過多久,默念變成了喃喃自語,然後喃喃自語聲越來越大,很快,佛堂裏喧鬧起來,仿佛變成了寵物店。念誦《大般若經》的進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不到兩小時便已結束。不過接下來又念了一小時,念的是為法會捐錢捐物者的名字:“無量功德保佑某某某。”然後是三鞠躬。數百名供養人的慷慨由此得到了回報。
終於結束了。僧人們魚貫而出,我緊跟在他們後面,搭車回了北京。
第二章不見如來
嘗試過以語言體悟佛心之後,接下來該試著感受一下具體的形象了。這項任務在北京也能完成,但是我想去見識一下中國人迄今為此所做的最偉大的嘗試。
佛祖曾經問他的弟子須菩提:“於意雲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金剛經》)他是在提示弟子注意觀照自己的內心。但是對弟子們來說,觀瞻佛祖真容遠比觀照內心要容易得多。面對佛像,弟子們想象著自己仿佛也擁有了種種妙相:金色的皮膚,整齊的儀容,目光清靜,光照身而行——對外表的執著不僅令普通人煩惱,也同樣煩惱著那些想要從欲界紅塵中解脫出來的修行者。佛陀入滅後一千兩百年,禪門臨濟宗的開山祖師臨濟義玄如此教導弟子:“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這也許是個辦法。但我和佛祖沒什么過節,我不介意見到他。北京以西約三百六十公裏之外,長城腳下的邊塞古城大同是我這次打算探訪的地方。
我考慮過坐火車前往。但是在中國乘火車總是麻煩多多——並不是火車旅行本身,而是買票的過程,尤其是如果你想買到一張座位票的話。長途汽車的票價要貴一點,但是往往更快,更舒適,班次也更多。北京城裏的長途汽車站有六七個之多,我打過問訊電話,找到了正確的那一個:六裏橋長途汽車站。但我發現,從泰德的公寓到六裏橋,要穿越半個北京城,而且那地方沒通地鐵。出發前,泰德帶我去了趟女人街附近的舊貨市場,花八十塊錢買了部舊手機,又充了八十塊錢話費。跟泰德道別時,我祝他好運——他正打算拍一部關於皮影戲的紀錄片——然後奢侈了一把,打車去了六裏橋長途汽車站。司機選擇走三環,因為這樣雖然繞遠可速度快。他說的沒錯,我們開到六裏橋只用了半個鍾頭,但車費達六十元之巨。
車站剛剛翻修過。它的表面被玻璃幕牆包裹了起來,而內部的裝修更是氣派,售票處已經是電腦聯網的了。不到一分鍾,我買好了車票,十分鍾以後發車,剛好還有時間上趟洗手間,再買瓶茉莉茶飲料,一包花生。開往大同的長途車每小時一班,票價不過八十一塊錢。
與車站相比,大巴的嶄新程度不遑多讓。盡管是周末,車上卻只有十來個人。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在中國能遇上一輛空蕩蕩的大巴實屬難得,一輛嶄新而又空蕩蕩的大巴則無疑是稀世之珍。大巴的後排座位都空著,我走過去坐下,幾乎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然而緊接著,我抬眼看見了前方高懸的車載電視和DVD播放器,更注意到每個座位都安裝了微型揚聲器,心中大呼不妙。不出所料,我們剛一出發,電視裏就開始播放電視劇,但總算老天有眼,司機把音量開到足夠低,隨著車速越來越快,公路上傳來的噪音迅速淹沒了它。
大巴從三環的西段開向北段,然後拐上通往張家口的高速公路——張藝謀導演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就是在張家口拍攝的。出城不久,高速公路進入山區,開始蜿蜒起來,八達嶺長城在窗外閃現。旅遊部門統計過,八達嶺每年接待的遊客都在四百萬到五百萬之間。如果把這些遊客全都抓了壯丁,讓每個來訪者為長城添一塊磚,只需一塊,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東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長城。我在車裏胡思亂想著。經過過去幾天的奔波和一場小感冒,我的身體還沒從疲勞中恢複。大巴駛過八達嶺出口,我試圖讀一本中國佛教造像史方面的書,但很快便告放棄。最後,我拿出國航贈送的小枕頭,靠在車窗上睡著了。
沒有人知道佛陀的追隨者何時開始為他們的導師造像。根據一部被許多人認為是佛教早期大眾部傳本的佛經記載,佛陀成道後,曾升至須彌山頂的天界,為他的母親說法三月。在此期間,附近的兩位國王命令手下工匠造佛像兩軀,以此稍解弟子們內心之中因佛陀的短暫離去所帶來的空虛與不安。兩座佛像均與佛祖等身大小,一座以牛頭旃檀木雕就,另一座為黃金鑄成。(《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八)
佛陀入滅於公元前383年①,而《增一阿含經》修成於此後的二三百年間,其中所述事跡真假難辨,但不管怎樣,我們仍能由此看出佛陀的形象對於他的追隨者而言有多么重要。從已知的考古資料來看,最早被用來象征佛陀的並不是他的肉身形象,而是那些暗示其存在的事物:佛陀於菩提伽耶成道時為他遮陰的那棵無花果樹,說法時趺坐其上的獅子座,象征佛法“八正道”的有著八根輻條的法輪,裝有佛骨舍利的堵波,或者象征他已出離塵世的腳印等等。直到公元前一世紀,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的工匠們才開始逐漸從這些含蓄的象征轉向直接刻畫佛祖肉身形象,大夏(今阿富汗)和秣菟羅(今印度北方邦)的工匠們也在公元一世紀和稍晚些時候分別步上犍陀羅的後塵。
在這些最早的造像中,佛陀頭蓋骨中部的隆起被刻畫為螺發盤旋的肉髻,耳輪模仿年幼大象的特征,雙臂頎長宛如猩猩,眼廓的形狀則像蓮花瓣一般。佛陀穿著通肩式的袈裟,他通常站著而不是坐著,右手施無畏印,仿佛在跟眾生打招呼。學者們至今仍在爭論這類人性化藝術造型的文化淵源(是印度本土的還是源自希臘?),而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陸的造像僅限於刻畫地方神。盡管《增一阿含經》這類早期大眾部經典中記述了為佛陀造像的事跡,但在佛陀最初的教導中,教法是比導師本人更為重要的。我們在另外一些早期佛經,比如《相應部》之中,就可以讀到這種對偶像的回避態度——佛陀對弟子跋迦梨說:“見法則見我,見我乃見法。”(上座部巴利藏經《相應部?犍度篇?八七?第五?十三》)
然而佛陀還告訴弟子,在他入滅後五百年,佛法的追隨者們就會從教法本身轉向對形象的癡迷。他說對了,而且他們並沒有等那么久。僅僅到了公元前一世紀,犍陀羅和大夏地區的印度希臘王國以及貴霜王朝的統治者就在他們的棺材和錢幣上浮雕了釋迦牟尼的形象。隨後的兩個世紀裏,秣菟羅地區又湧現出更為精致的石雕佛像。
這一切並非偶然。大乘佛教就崛起於大夏、犍陀羅和秣菟羅所在的這片土地,這一派的佛教徒倡導通過積累功德,而不是寂寞艱苦的修行,最終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當地的統治者和商人很快開始資助這種新興的、向世俗開放的佛教運動,佛陀的形象也隨之變得典雅高貴起來。到了四、五世紀,他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神,而是作為宏偉而萬能的超級偶像出現了。如今,阿富汗巴米揚的大佛已經化為齏粉,佛教徒早年為佛祖樹立的巨大造像,也就只有在大同還能一窺究竟。我一路向著它飛馳而去,直到售票員把我從夢中叫醒。
開出北京兩小時之後,大巴停在一個中石化的加油站,讓乘客下車放水。盡管中國的石油工業已經向民營資本開放,中石化仍然基本壟斷著華北市場,不過它的加油站總算也開始提供抽水馬桶了。在過去,廁所的全部只不過是一道牆圍著一條溝。同車的乘客們都抓住機會向廁所沖去,我換了個姿勢,打算接著做夢,但沒能成功。通常,長途汽車中途停車,會至少給乘客留出一根煙的時間,可是人們剛剛從廁所冒出頭來,這輛車的售票員就大喊著把他們趕回了車上。於是我們繼續趕路。
快到宣化出口的時候,我們離開京張高速,進入宣大高速往西南方向駛去。在中國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對應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①,因為一切重要的交通線在這裏都是收費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建成完善的道路系統。無論收費幾何,我相信物有所值。當然,那些超載的大貨車一刻不停地摧殘著這些高速路,但普通公路的狀況更糟,常常滿布陷阱。以前在中國乘車旅行,平均時速能達到四十公裏我就謝天謝地了,如今有了高速公路,大巴輕易就能開上九十公裏,而私家車常常時速超過一百公裏。雖然高速公路讓旅途少了幾分探險的樂趣,但同時也的確讓長途旅行變得更加靠譜。
繼續前行,公路將泥河灣盆地幹枯而廣袤的地表撕開,橫穿而過。在最近幾年裏,這裏成了古人類和古生物學家的樂園,對於學者們來說,泥河灣已成為比周口店更為重要的地點。就在這距離北京一百二十公裏的高速公路旁邊,考古學家將中國境內早期人類活動遺跡的出現時間前推至一百七十萬年前,比周口店早了一百多萬年,從而成為世界范圍內已知最早的人類起源地之一。
高速公路與路旁的景致同樣荒涼。路上甚至看不見一輛大貨車。一片死寂。偶爾,窗外冒出一兩條河流,它們出現在這不毛之地讓人感到驚訝。河水還沒化凍,黑白兩色的喜鵲在冰面上蹣跚跳躍,尋找著冰層的裂縫。在一條河中央,有個老頭把冰面鑿了個洞,坐在馬紮上垂釣。過去曾經嘯聚於這片土地的遊牧民族對於開春的第一場漁獲非常重視。吃了一冬天的羊肉,這時候能來條魚當然是打牙祭了。
除此之外,枯黃的視野裏僅有的變化就剩下去年秋收之後農田裏殘留的秸稈和隨風飄散的塑料袋了。進入大同之前,我們終於看見了一點綠色的東西。那是一片綿延數公裏的松樹林。它看上去簡直不合時宜。駛過松林,我們又重新回到枯黃的世界。
自從印度板塊向北漂移切入歐亞板塊,將中亞抬升起來之後,季風就再也沒有光顧過這片土地。它變得一天比一天更為幹旱,但這並不是一片沙漠,或者至少還沒變成沙漠。它位於一片曾經廣闊無垠的大草原的最南端,遊牧民族曾在這裏逐水草而居,同時覬覦著附近那些居住在土黃色城市中的居民擁有的財富。中國的早期曆史就是這兩群人的關系史。
遊牧民族並不是由新石器時代的采獵者演化而來,他們形成於成熟的文明社會,或者至少是在文明出現之前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人類學會了馴化動物,開始豢養家畜,而馬、牛和羊這類家畜的飼養需要廣闊的草場放牧,遊牧民族由此出現。農業文明與遊牧社會長期處於緊張關系之中,但他們卻又互相依賴。遊牧人需要文明世界出產的穀物和諸如織物和金屬器具一類的產品,文明世界則渴望獲得遊牧人擁有的馬匹和皮革,但他們更渴望得到的則是遊牧人的軍事技術。遊牧民族正是靠著他們的軍事才能,才從農業居民那裏掠得物品和財富,而定居在黃河流域的農業中國人也同樣依賴遊牧民族的軍事技術與敵人抗衡——他們的敵人不僅來自北方草原,也來自農業文明內部。
公元前三世紀,當中國在秦帝國的統治下第一次結成統一的政體,它的遊牧鄰居也締造出了第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匈奴。隨著中原王朝的興亡,草原上的部落聯盟也經曆著分分合合——匈奴之後是鮮卑,鮮卑之後還有突厥
大多數時間裏,中原的王朝總是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拓跋鮮卑首次打破了這一局面,他們不僅攻破了農業文明的防線,並且征服了中原,在公元386年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非漢王朝——北魏。拓跋氏的鮮卑人早已湮沒於曆史,但在其故地,鮮卑人的遺產依然有跡可尋。離開北京四個半小時之後,我們終於抵達了拓跋鮮卑王朝的故都。
走出大同汽車站之前,我先在車站裏找人打聽了下一個目的地——五台山的發車班次。先把退路找好,這是我老早就養成的習慣。售票窗口裏的女士說,每天只有一趟去往五台山的班車,早晨七點半出發,上車地點在另一個車站。我把這些都記在小本上,出了車站,把背包扔進一輛等在門口的出租車,告訴司機:給我找間像樣的旅館。旅途才剛開了個頭,我的內心正豪邁得不行。
大同已經完全變了樣子。我上次來訪時還是1989年,那會兒的人們如果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馬車和公共汽車之間做選擇,它們的共同之處是車身上都刷著諸如“在黨的領導下闊步向前”之類的大字標語。
出租車司機顯然過高地估計了我的實力。他帶我去了花園大飯店——他眼裏的“像樣的旅館”。這家四星級酒店一晚住宿的價格是四百二十元人民幣,大大超出了我這名“老外”的支付能力,兩位年輕的前台小姐對此大感驚訝,不過她們依然熱心地幫我聯系了雲岡賓館——三百六十元,還是太貴。最後,她們帶著幾分不情願,向我推薦了泰和春,但又憂心忡忡地指出,那只是一家三星級賓館。她們幾乎要為讓我如此屈尊而感到羞愧了。泰和春一晚只要二百元,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價格,它位於大同城的東邊,不過反正城市也沒多大。幾分鍾之後,我們就到了。辦完入住手續,我回到車上拿我的行李,然後跟司機商量包他的車。最終談好的價格是一天一百六十元,大約相當於北京的三分之一。
二百塊的房間相當超值,連地毯都是幹淨的,一個煙疤也沒有。飲水設備已經和中國的大多數旅館一樣,不再是從前的暖瓶,換成了電熱水壺。恭喜過自己之後,我用水壺燒了點開水,一邊等水開,一邊打開行李,拿出茶具:一只橘子大小的陶壺,兩只小瓷杯
——一只給我自己,一只留給客人,或者兩只都給我自己。茶葉是一包台灣烏龍。除此之外,還有我從西雅圖對面的班布裏基島上一家兩元店裏淘來的圓形手工木托盤。盤底上刻著一座山,山上立著一間俯瞰瀑布的小亭子,還有一首到現在我也沒看明白的日文詩。做這只托盤的人大概和我一樣,總在幻想另一個世界。這是我在旅館度過的第一個晚上,我盡情享受著眼前的奢華。
第二天早晨,為了通便,我改喝了咖啡,並准備好去見識拓跋氏鮮卑人的成就。和許多遊牧民族一樣,鮮卑人的宗教信仰中充斥著薩滿的成分,但是也像其他征服了定居居民的遊牧民族一樣,作為征服者的鮮卑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信仰。拓跋氏尤其看重佛教。他們不僅支持佛教僧侶的活動,更宣稱“皇帝即如來”,以此牢牢控制了篤信佛教的子民。
但這種安排也有不利的一面。僧侶和寺院因為免於征稅,成了許多人逃避賦稅的避難所,而那些沒有選擇逃避的人則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終於,在公元446
年,北魏太武帝忍無可忍,發動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滅佛運動。寺院被搗毀,沒來得及逃走的僧尼被強迫還俗。然而就在452年太武帝去世之後,他的孫子,繼位的文成帝立刻掉頭開始修複那些被他祖父毀掉的寺院。他還在都城西面的砂岩峭壁上啟動了中國曆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佛教藝術工程。這片名叫雲岡的山崖被當地人視為聖地,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尋找神跡的地方。文成皇帝則在這裏用石頭雕刻出了自己心中的神跡。
最初的方案由文成帝指派僧人曇曜負責籌劃,這一方案包括開鑿五座洞窟,每窟中供奉不同的佛像,以此象征佛祖擁有的五種智慧:法界體性智,大圓滿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和成所作智。因為石窟由皇家出錢開鑿,於是窟中的五座佛像分別按照拓跋氏已逝的四位皇帝和文成帝沒能當上皇帝的父親的容貌雕刻。正所謂“皇帝即如來”,這些造像用石頭重申了鮮卑人的主張。根據皇家的記錄,有超過四萬名工人參與了工程,招募的工匠來自絲綢之路沿途各地,甚至遠達印度。工程開始於460年,到了全部完工的524年,雲岡的峭壁上已經被鑿出五十多個洞窟,裏面雕滿了五萬多尊佛像。到了唐朝,來自中原的工匠又為雲岡增添了一些佛像,但除了其中的一尊巨型阿彌陀佛造像,其他都無法與拓跋氏的成績比肩。
第三章無山
收拾好行李,下樓退房的時候,值夜班的前台還在睡覺。六點剛過,三月初的大同依然籠罩在夜色之中,只有東方地平線上泛出微弱的曦光。開往五台山的班車七點半出發,但我有了一項臨時計劃。昨晚,我在旅館房間裏的一本旅遊手冊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裏處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稱為“禪窟”。
中國人說到禪,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禪修,而不是菩提達摩所開創的禪境。這並不奇怪,禪最初的含義就是入定。也許中國禪宗的創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跡?我的好奇並非全無根據。根據唐朝和尚道宣(596-667)留下的記錄,菩提達摩於公元475年前後從印度南部渡海到達廣州。在南中國當時的劉宋朝廷,他沒有獲得期望中的禮遇,於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獻記載無誤的話,五世紀晚期訪問中國北方的達摩肯定來過大同,因為此時的大同正是占有整個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年,鮮卑人才將都城遷至洛陽,達摩很可能也在那時隨著他們一道去了洛陽。不管怎樣,前往禪窟拜謁一番是必要的。
旅館門前的大街上闃無一人,等了二十分鍾,終於駛過一輛出租車。司機雖然聽說過鹿野苑石窟,但他從沒去過。我們共同掌握的唯一線索是它在城北。於是,我們就沿著城外向北的大路開去。這是一條還沒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異常顛簸,而且路程顯然遠遠不止手冊上宣稱的“五公裏”——如果它不是謊報軍情,那就是從市區最北的邊界開始計算距離的。
大約開了十公裏,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兩條岔路,左邊是鋪好的公路,右邊是土路,我們選了左邊那條。路牌顯示這條路通向新榮——天知道那是哪兒,連司機都沒聽說過這個地名。公路進入了一座山穀,並開始爬坡,我開始擔心,照眼下的情形,別說找不著達摩用過的蒲團,連五台山的班車也趕不上了。又開了兩公裏,路邊出現了一個不起眼的標志。停下車仔細觀瞧,上寫:鹿野苑禪窟。路標後面,就在山路轉彎處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著一座小廟。
司機告訴我,他之所以聽說過這地方,是因為有朋友到這兒來上過香。與大多數經曆過“文革”的中國人一樣,司機本人僅有的宗教活動只包括逢年過節時給自己的祖宗上幾炷香,燒點紙錢。對他來說,一個人跑這么遠來燒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幹嗎不在家燒呢?這是個好問題,但眼下沒有時間深入探討了。我感興趣的是那座廟,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廟裏的石窟。
司機又說,他那些來過的朋友曾經告訴他,石窟在廟後面的山穀裏,有的石窟裏面有佛像,有的沒有。我一面猜想著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禪窟,還是沒有佛像的是,一面從背包裏掏出鬧鍾(我沒帶手表,看時間和按時起床都得靠它)。已經6:50了。也就是說,出租車開到這裏花了半小時。達摩也許會在這兒停留更長時間,但我必須撤了。我拿出GPS,記下此地的坐標,決定下次再來。回到車上,司機在坑窪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趕到長途車站時,才7:15,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車場裏停著。我額外給了司機一筆小費,然後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錢買了張車票。還有幾分鍾時間,我又在路邊的早點攤上買了張剛攤好還熱乎的雞蛋灌餅,這才跟著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車。
司機還在熱車,我走過去問他,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車去五台山。他告訴我說,從四月到十月是五台山的旅遊旺季,那時候每天有四班車,而這會兒才三月。車上裝著大概十名乘客,沒有一個人是去五台山旅遊的。我在車廂後部一人占了兩排座位——一排給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後兩排座位和中間的過道都埋在了堆積如山的紙箱下面,紙箱裏裝著素蝦、素蟹、素幹貝、素鮑魚、素肝、素糖醋排骨……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齋美食應有盡有,它們都來自深圳的一家工廠,是為香客們准備的。
五台山是黃河以北最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聖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三月顯然不是理想的季節。大多數朝聖者選擇在夏季造訪,而石家莊、太原或者大同則是他們經停中轉的主要驛站,五台山與這三座城市的距離都在二百公裏之內。也就是說,我乘坐的這趟班車將在中午之前到達——但這只是在途中一切順利的前提之下。
開車後沒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縫,透過裂縫可以直接看到車下的路面。還沒出城,兩條腿已經凍得失去了知覺,我從背包裏掏出羊毛襪套在腳上,總算聊勝於無。幾分鍾之後,車廂裏傳來一股燃燒橡膠的怪味,緊接著,靠窗的座位下面開始散發熱量。看來是有人向司機投訴過了。然而好景不長,腳趾剛開始恢複知覺,暖氣就消失了。接著,大巴開始不斷拋錨,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次拋錨停車,司機就把駕駛位旁邊的發動機罩掀開,在變速箱或者連杆上撥弄幾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以前在軍校裏學過的汽車機械常識,自從我逃出軍隊之後就全忘了。我曾經在佐治亞州本寧堡軍事基地的吉普車機械學校當過汽車兵。培訓期結束前的一個星期,我們全班接到了被派往越南的通知。所有人都歡呼雀躍。一幫半大小子就要上陣殺敵了,而敵人都是些看起來比隔壁鄰居還要安詳的人。同學們為此表現出的熱情讓人難以置信。那是1964年夏天,電視裏還沒開始出現大批屍體袋被運回的鏡頭。那年春天,我剛從大學裏退學(這已經是我第三次退學了),正好接到服兵役通知。國家規定的服役期限是兩年,而我主動要求多待一年,條件是把我派到德國去。在當年,服兵役是可以談條件的:只要答應多幹一年,就可以挑選地點和專業培訓項目。結果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個越南,之前談好的一切自然只能作廢。第二天,我就離開了本寧堡基地,那天剛好是發餉日。
一名二等兵的月餉在當時是七十八美元。有了這筆錢,再加上頭兩個月的節餘,足夠我逃出佐治亞州,搭順風車橫穿美國了。過了不到一個月,在經曆了一場車禍、一次拘留和一個女色狼的騷擾之後,我被八月下旬的一場暴雪困在了蒙大拿州的公路上,饑寒交迫,窮困潦倒,風雪中一輛車也看不到。最後,我只好步行至附近的小鎮,到警察局裏去自首。局裏的號子每間有兩張上下鋪,上鋪已經有人了。我在下鋪安頓好,轉頭要跟室友攀談,結果他那副尊容把我嚇得差點越獄。那是個已經幾乎不成人樣的流浪漢,他的臉上和身上布滿了劃傷、淤青和腫塊。鐵路警察把他從一列全速行駛的貨車上拋了下去,後來,有人在鐵軌邊發現了他,於是送到警察局。醫院才是他該去的地方,但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當天下午,警察開車把我送到蒙大拿州東部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邁爾斯城。接下來會怎樣,我一無所知,只能做好最壞的打算。事實上,最壞的情況就發生在邁爾斯城監獄,那裏面根本沒有床,只有一排鐵架子。運氣好的話,你能找到幾本雜志當枕頭。這兒的人都不喜歡流浪漢。過了一個星期,軍方才派人來把我領出去。那是無比漫長的一個星期,整整七個寒冷難捱的漫長夜晚——每天晚上你都會被監獄對面射擊場上的槍聲驚醒——和七個無所事事的漫長白天。我翻來覆去地看那幾本兼職做枕頭的雜志,裏面盡是些關於怎樣打獵、垂釣和到海底尋寶的文章。我打定主意,如果有朝一日能離開軍隊,定要如此享樂一番。
帶我出去的人來自附近的一處空軍導彈基地,他把我送上了火車。因為我是主動自首,所以軍方也懶得專門派人過來押解我。四五天之後,我又回到了本寧堡,向我所在的小隊報到。軍士長問我為什么擅離職守,我一一坦白了我的理由。奇怪的是,他不僅沒把我送上軍事法庭,反而居然遵守了之前的約定,即使後來我在他手下依然吊兒郎當也沒為難我。我先是被派到炊事班幹了一個月,接著又去接受文職培訓,然後就被派往德國的一個醫務營總部服役。我的汽車機械知識也就此停留在開小差之前的水平:變速箱、連杆,不是變速箱就是連杆。
司機修著他的車,我胡思亂想著我的往事。在中國,我從不擔心汽車拋錨。中國司機能自己解決所有故障。我們這位一開始只是用螺絲刀鼓搗了兩下,車就又能走了。後來情況越發嚴重,他也認真起來,拎著鉗子、扳手和一股金屬線消失在車輪下面。半小時之後,他鑽了出來,跳進駕駛室,車子又繼續盤旋在山路上,翻過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黃的山峰向大同東南方向開去。
開進第二道山脈的時候,我們在峽穀裏看到了懸空寺。顧名思義,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懸崖之上的建築。這裏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團都會停留的景點,我自己就已經來過兩次。盡管看起來像座寺廟,它的修建其實是出於軍事目的:過去駐紮在附近的戍邊軍人常到此焚香禱告,祈求上天神靈保佑邊疆安寧,免受遊牧民族侵擾之苦。我們的車不是旅行團包車,因此並沒有停下。從車窗向外看去,懸空寺的空中樓閣在晨曦中淩空危立,不似人間。
繼續向前,車子開進了一條隧道,懸空寺消失在黑暗中。從隧道另一端冒出來的時候,眼前出現了一座水庫。冰凍的水面一片潔白,如同我在黃河源頭見過的那些鹽湖。冰面上沒有輪胎印,也沒有釣魚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肅殺的冰面之間一片蒼涼。再往前行去,路邊的田野中出現了幾個揮著鋤頭,在去年殘留的秸稈之間翻地的農夫,蒼涼之氣稍減。田邊站著幾頭牛,眼睛正望著農夫,大概在猜想何時會輪到它們上場,開始新一年的勞作。我們還經過了一大群黑白相間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國北方的無上美味。
在七十公裏界碑處,我們經過青瓷窯煤礦擁有的一座附屬礦井。農閑時節,農民們會到礦上掙點外快,還有些倒黴蛋一年到頭在這裏挖煤。蜿蜒的山路終於把我們送出這道山脈,然後向西進入一條無比寬闊平坦的山穀,那一定是遠古冰川運動的傑作。司機突然又把車停下了。他跳出駕駛室,在一個車輪上踹了兩腳。那條車胎在慢撒氣。但仍然不必擔心——中國的道路兩旁,哪怕是再荒涼的地方,補胎的小鋪子也隨處可見。果不其然,前方幾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門口掛著塊牌子:補胎。
司機找出千斤頂撬起車身,卸下輪胎,一路扶著它滾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車,站在路邊抽煙、放水或者活動著腿腳。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個男人聊了起來。這是個八十多歲的蒙古族老漢。在他幹癟的嘴裏,我只發現了兩顆牙齒。大概他每天只能就著稀粥吃點饅頭了。他以為我是維族人,我以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對方的身份之後,他告訴我,他認識五台山上一座廟裏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會去廟裏修行一段時間,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堅持了七年。我跟他打聽山上的住宿情況,他推薦了幾家比較適合香客的旅館。
我們正聊著,另一個蒙古族人走了過來,遞給老漢一瓶白酒,老漢又遞給了我。我笑著把酒瓶推了回去。這么一大早就喝酒太奇怪了,更何況還是在車上。另外,中國白酒是最讓我難以接受的酒精飲料,只要想到它,我就能渾身一激靈。把酒還給老漢之後,我走開去和旁邊的一名僧人聊天,他一個人站在路邊,手裏默默轉動著念珠。僧人來自五台山的寶華寺,幾天前到大同的華嚴上寺見了一些同修,現在正要返回五台山。寶華寺在北台的山腳下,靠近碧山寺。我告訴他我去過碧山寺,但從來沒聽說過寶華寺。他解釋說,寶華寺裏僧人不多,因此也沒有多少香客——清靜的道場好修行。他邀請我到廟裏住上一段時間,但我已經有別的安排了。也許下次吧,我說。
司機回來了。裝好輪胎,我們繼續西行,開進破爛不堪的砂河鎮,從滿街的行人身邊呼嘯而過。每天有兩趟從北京出發的列車經停砂河鎮,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聖的香客和遊人之後,繼續開往終點站太原。1989年,我曾來過砂河,如今十幾年過去了,鎮上幾乎看不出什么變化:一條大街從鎮中穿過,鎮上的一切都雜亂無章地堆在大街兩邊。有人向司機招手,但司機沒有理會,繼續向前開去。正常情況下,中國的巴士總是盡可能的拉客,也不管車上還有沒有座位。現在碰上這么一位高傲的司機,讓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語地嘟囔了幾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漢聽到了,他轉過頭來為我解惑:在砂河鎮坐車的人,只能坐砂河鎮的車,這是這兒的規矩。
司機循規蹈矩地開出了砂河,然後轉而向南,沿著一條河往山裏開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開始出現積雪,河裏的水變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積雪漸漸擴展到了已經結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幾米就能看見一個沙土堆,大概是用來融雪的。也許本該接受老漢的好意,來上兩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這時,一輛微型越野車從山上沖了下來,將要會車的時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轉了一個二百七十度的彎,堪堪停在落差超過百米的懸崖邊上。我們的司機為了躲避來車,也向道路內側急打方向,一頭栽進了路邊的積雪堆裏。
所有人都下了車,聚在一起察看險情。越野車裏也鑽出四個和尚,三個年輕的和一個年長的,他們都穿著正式的黃色僧袍。和尚們自我介紹說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個年輕和尚要去砂河鎮趕火車。四個和尚一邊察看事故現場,一邊不停地念著西方極樂世界教主的名號:阿彌陀佛。這是中國佛教徒用以應付一切場面的標准用語。大事不妙——沒關系:阿彌陀佛。有好消息——別太激動:阿彌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夢幻泡影:阿彌陀佛。五台山也不例外:阿彌陀佛。開車的和尚鑽進駕駛室,掛上倒擋,旁邊的六七個人一起幫忙把車推回了路中間。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禮,向我們道謝,然後上了車,繼續向夢幻泡影組成的五台山下開去。
送走了僧人,回過頭繼續解決自己的問題——人們先試著把車往前推,可陷在雪裏的車輪打著滑賴在原地不肯動。我們又把車輪下的雪挖開,墊上沙土,還是打滑。最後,司機掛上倒擋,所有人一起使勁把車往回推,終於動了。我們回到車上,繼續趕路。
越往上走,結冰的路面越多,車子開始明顯出現側滑。考慮到路邊就是百米懸崖,沒有人願意繼續待在車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車後面步行,時不時還得推它兩把。
結冰路面終於消失了,我們的運氣開始好轉。沒過多久,車子翻過山口,進入到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況相當不錯。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風景區售票處,車又停下了。門票七十五塊。和尚、尼姑、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買票。而車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這些免票條款,除了我。賣票的接過我手裏的錢,熱心地告訴我,再過不到兩個月,進入旅遊旺季,票價將會翻一倍。二十分鍾以後,我們終於到達了坐落在五個“台”懷抱之中的台懷鎮,其時已是下午三點多。路上一共用去了將近八小時。但不管怎樣,總算到了。
室外的空氣非常寒冷,呼嘯的風聲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鎮上人跡寥寥,除了三五個匆匆走過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個還在堅持營業的當地生意人了。這時節即便有遊客,此時多半也已乘車離開,或者鑽進旅館躲了起來。我謝過司機,向大街旁邊的小巷裏走去,去給自己找個地方落腳。不幸的是,看過的幾家客棧都沒有帶浴缸的房間,而我實在是太想泡個熱水澡了。最後,我放棄了在鎮上尋找,往東過了一座橋,來到鎮外。
與台懷鎮隔河相望的山腳下,盤踞著三層樓的金界山莊。這是個二星級的賓館,擁有上百個房間,門市價四百塊。我顯然是今天上門的頭一個客人,因此即使還價到一百六十塊,他們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間,我轉身出門回到鎮上,在書店裏買了兩本關於五台山的書,又去郵局發了封信——郵局居然禮拜天也開門——
然後在小巷子裏找了個網吧,上網查了查郵件。網吧裏坐滿了玩遊戲的年輕和尚和半大小子們。
出了網吧,開始到處找飯館。大街上走過來兩名比丘尼,一來二去,跟我聊了起來。年紀大一點的比丘尼告訴我,她們來自中國最著名的尼眾學院:五台山普壽寺。至於吃飯的地方,她們推薦了山西飯店,並且主動為我引路。到了飯店,兩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來。她們已經吃過飯了,但並不介意跟我聊天。我於是拿起菜單,為自己點了一盤蒜蓉菠菜、一盤洋蔥木耳炒土豆。
我問兩位比丘尼: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擠滿了遊客,為什么要在這兒修行?她們回答說,冷不是問題,多穿些衣服就好了;而遊客從來不去她們的寺院,那裏相當清靜,是個修行的好地方。但這些其實都不重要,讓她們選擇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為這兒是文殊菩薩的道場。我問她們是否見過大智文殊菩薩本人,她們說不僅見過,還見過兩次呢。她們還見過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問佛光和北極光有何不同,她們解釋說,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們主要出現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頂,尤其是南台。
飯館的老板娘聽見了我們的談話。當她聽說我打算明天上山,立刻插話說她的一個朋友有輛越野車,可以明天一早來接我。包車的價錢她不太清楚,我可以跟她的朋友直接談。兩位比丘尼在半年之前跟隨她們的方丈、還有六十五個來自內蒙的居士一起,步行朝遍了五台山的每一座主峰。但畢竟她們是夏天去的。
吃完飯結賬,花了二十七塊,就五台山而言,價錢算是相當公道。我在飯館門口和比丘尼道了別,目送兩人穿過大街,消失在對面的一條巷子裏。普壽寺在山上,但她們明天一早要搭長途車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鎮上的一座小廟裏過夜。天色已經暗了下來,西邊天際泛起一抹紫色。我頂著滿天星光走回了旅館。
第四章無家
售票員把我從夢中喚醒時,我們已開出太行山,行駛在一望無際的黃河沖積扇上。這片平坦的沖積平原西起太行,東到渤海,北達北京,南抵洛陽,是華北平原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完全由黃河中的泥沙堆積而成。一百多萬年以前,青藏高原的猛烈抬升造就了黃河,從那以後,它每年從黃土高原攜帶大量泥沙入海,最終填成這塊三十九萬平方公裏的陸地。此時,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只無人看管的消防水龍,它以每年十億噸的速度向大海噴射黃泥漿。公元前
3000年左右,華夏文明就在這穩步擴張的泥漿帝國之中誕生。
車子開進了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穿著藍色制服的售票員宣布,下車放水的時間到了。我跟著她下了車,外面刮著漫天黃土,加油站看起來如同一部火星電影的外景地,又像是在做夢。我低下頭,眯起眼,跟著售票員的黑色高筒靴向洗手間走去。
一個鍾頭之後,也就是離開五台山八個鍾頭之後,石家莊到了。我曾經多次乘車穿過這座千萬人口的省會城市,卻從沒想過要在此停留,這次也不例外。石家莊只是我前往趙縣柏林寺的必經中轉之地,但此時天色已晚,我渴望著回到暖和的房間,洗上一個熱水澡。我出了車站,攔下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幫我在河北省博物館附近找間旅館。每次路過石家莊,我都會冒出訪問省博的念頭,但從未付諸行動,這次機會來了。出租車開到了石家莊國際大廈,碩大無朋、裝滿河北省各種奇珍異寶的博物館就盤踞在它對面的廣場上。
國際大廈是一間四星級酒店,它那滿鋪著大理石的大堂令人望而卻步,不料價錢卻格外公道:二百九十塊人民幣。房間裏甚至還配了台電腦。我試了試上網,沒能成功,但好歹也算是見識了四星級的待遇。除了電腦之外,四星級的享受還包括一套細瓷功夫茶具和一只電茶壺。我立刻拿出烏龍茶,為它們找到了用武之地。正在燒水的時候,服務生敲門進來,送了我一盤水果。這種事情在我通常下榻的那些低星級甚至沒星級的旅館裏可從來沒發生過。
我手端茶杯憑窗眺望,為自己終於逃離塵土飛揚的室外感到欣慰。但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八個小時的長途車貌似讓我的後背發生了點故障,我沒辦法挺直腰杆,只能弓著身子行動,而且必須咬緊牙關才能做到。問題不解決,還是不能踏實的休息。我出了門,下樓向門童打聽附近的盲人按摩——這是中國盲人最為擅長的行業,中國的每座城市裏都有一條街上彙聚著一群長於此道的盲人,但不幸的是,石家莊的盲人按摩一條街離國際大廈太遠了,門童給我推薦了附近一家普通的按摩中心。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穿過大街,向北走了幾個街區,看到一塊寫著“健康洗浴”的招牌。推門進去,五個穿著白色短袖工作服的女人正擠坐在一張橘紅色人造革沙發上。我的第一印象是,這裏看起來像個妓院。我問她們“有沒有按摩”的時候,自己先心虛起來。“當然有”,女人們回答道。真是明知故問,難道她們會說“不,我們這兒沒有按摩”?我意識到了自己的愚蠢,便推說我不想讓女孩子給我按摩,便要轉身離開。其中一個女人笑了起來,對我說她們不是女孩子。她說話的樣子好像這事很可笑,於是我又回過頭問價錢。她說按摩一節四十五分鍾,十五塊錢。我對自己說,這個價錢只可能是按摩,不可能是別的。給我報價的女人掀開一塊白色門簾,把我帶進房間,裏面是四張鋪著白色床單的按摩床。我脫下外套掛在衣架上,掏空口袋裏的東西放在旁邊的板凳上,然後脫鞋上床趴下。我向按摩女簡單報告了後背肌肉痙攣的病情,接著她便投入了工作。
我們聊了幾句。她的口音聽起來與眾不同,不像普通話那么硬。她說她的家鄉是靠近朝鮮邊境的一個小城。我問她為什么到石家莊來,她不肯說。按摩女的按摩手法極其嫻熟,她看起來將近四十歲,絕不像剛入行的新手。她說做這行已經七年了。我開始琢磨,七年前她的生活中發生了什么,讓她走上另一條謀生之路?最先想到的是婚姻失敗:她和老公一起來石家莊打工,離婚,於是不願意再回家鄉。但這也太爛俗了。我又突發奇想:會不會是牢獄之災?那也太慘了點。而且她看起來性格開朗,不像是有過那種經曆的人。我又重新回到婚姻失敗的小事故上,繼續推演著。
終於,按摩女打破沉默,把我從胡思亂想中解救出來。她問我是哪兒人。我本以為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但看來並非如此。當我告訴她我是美國人時,她十分激動,立刻把她的四個同事都叫了進來,讓她們猜我的身份。她們全都說“新疆人”。我再一次被誤認為維族人,這都是那把大胡子的功勞。按摩女得意地笑起來,說她們都猜錯了,我是美國人。她們不肯相信,直到最後付錢時,我拿出護照給她們看過方才信了。這家按摩中心離國際大廈咫尺之遙,我以為肯定曾有其他外籍人士光顧過,但她們說我是頭一個。她們還特別留意了我的出生日期,然後說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至少年輕十五歲。聽了這話,再加上剛才的按摩,我感覺渾身骨頭大輕。彎著腰進來,挺直著出去,老夫煥然回到了四十五歲。
出門之際,我請按摩女推薦一個吃飯的地方。她跟我一起走到門外,隆重推薦了按摩中心隔壁的飯館。那兒看上去挺幹淨,還鋪著地磚——根據以往的經驗,這說明飯館很靠譜。它看起來像是家新裝修的餐廳,以前可能只是個面館,而現在則供應各種炒菜。屋裏放著五張橘紅色桌面的飯桌,一對年輕人占用了其中一張,一個小姑娘坐在另外一張前面做作業。小姑娘的母親就是飯館的老板娘,她站在櫃台後面。我挑了張桌子坐下,她拿來了菜單。
我已經不知道如何在中國飯館裏點菜了。哪怕是街邊的小吃店,也能拿出一本密密麻麻好幾頁的菜單,所有的菜名都讓人眼花繚亂,只有熟客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實在懶得一道道菜問過去,就讓老板娘建議幾款。她推薦了一道煎蘑菇和一個青椒腐竹。聽上去不賴。
老板娘下單去了,她女兒走過來,自我介紹說,她今年十歲,已經開始學英語了。她的詞彙量還不足以向我發問,但並不因此膽怯。她用中文問我從哪兒來,在中國幹什么
幾乎什么都問到了。看得出來她是真的對我感興趣。我很享受這樣的談話,巴不得飯菜慢點上。可惜事與願違,我的菜很快端了上來,小姑娘也乖乖地回去繼續寫作業了。
老板娘的推薦棒極了,尤其是煎蘑菇。我向老板娘致敬,而她則向我傳授了秘訣:她用的是特別適合油煎的雙孢菇,而不是香菇。一盤煎蘑菇、一盤青椒腐竹,加上一碗米飯,一共十五塊人民幣,跟按摩的價錢一樣。
已經節約了一晚上,現在該奢侈一把了。在國際大廈樓下,我走進一家哈根達斯,揮霍掉當日預算中省吃儉用出的二十八元人民幣,換來一個抹茶口味的冰激淩球。我一面享受著這豪華的自我犒賞,一面恭喜自己曆盡千辛萬苦終於從五台山來到此地。我的腰板挺得很直。接下來的熱水澡和我想象的一樣熱氣騰騰。更有甚者,我終於又能洗衣服了。我是個快樂的旅行者。
次日醒來我依然快樂,腰板依然挺直。我為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感到幸運:這個時代的朝聖之路上,有按摩,有熱水澡,甚至還有冰激淩球。喝完例行公事的早咖啡,又在馬桶上寫了日記——旅行者的一日之計全在其中了——我下了樓,穿過大街和廣場,來到期待已久的河北省博物館。
廣場中間,一群系著紅腰帶、揮舞著紅綢子的人正整齊有致地扭著秧歌,旁邊還有一個人敲著一面大鼓為他們伴奏。中國各地的城市廣場上都活躍著這樣一批人,他們除了扭秧歌,還跳交誼舞,曾經活躍一時的各種氣功反倒日漸式微了。不過,與氣功類似的太極拳如今還有市場。此刻,博物館廣場上的秧歌隊旁邊就有兩群打太極的人,其中一群看起來敷衍潦草,另一群則氣定神閑,一招一式慢得簡直讓人難以卒睹。
博物館建築是典型的蘇聯風格,類似的建築盤踞在中國的每一個省會城市中心。它們體量巨大,充滿壓迫感,設計者的意圖顯然是要令外來者心中產生這樣的印象:房子裏面裝著很重要的東西,閑人勿擾。就此而言,這是非常成功的設計——博物館裏除了保安和我之外就再沒別人了。我在各地旅行時曾經一再碰到這樣的情況:我想看的那座石碑、造像或是石棺已經被文物部門移送至省博物館保存起來,看來今天終於可以一睹為快了。
很不幸,我的期待落空了。河北省博的底層被“今日河北”所占據:這裏展出著從摩托車到拖拉機,從化纖到電器的所有事物。我把它們拋在身後,徑直向二樓的
“古代河北”走去。看得出來,這裏也是經過精心布展的,但這仍然是我見過的最糟糕的省級博物館。要知道,河北處在中國古代世界的核心地區,緊挨著那個巨大的噴射黃色泥漿的水龍頭。而它的省級博物館就只有這點東西?出門的時候,保安為我解惑:所有我想看的東西都在庫房裏藏著,要等到若幹年後新博物館建成才會展出。原來相見恨早。
回到酒店,正式與四星級享受作別。退了房,重新回到火星般的天空下,我猶豫了一下要不要再去做一次按摩,最後還是決定趕路要緊。天氣已經比前幾天暖和了,但天空完全被黃土籠罩。這是我第一次見識華北的三月,我本以為漫天沙塵只是暫時的氣候現象,但事實上,一直到我幾天之後離開黃河沖積扇,進入洛陽地界,才徹底告別了黃色的天空。
我從國際大廈樓下打車去汽車南站。五分鍾之後,上了一輛去趙縣的公交車。趙縣在東南方向,距離石家莊只有四十公裏。我熱愛中國的公交系統,它能把你帶到任何地方。當然,這是因為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但不管怎樣,它是我喜歡在中國旅行的原因之一。我不能理解為什么如今每個人都想買輛車。另外,原來那些自行車怎么都不見了?幸好公交車還在,而且比以前更多了,公路也修得更多更好了。從國際大廈出發後不到一個小時,我已經進了柏林寺的山門,沿著東廊向客堂走去——要想在寺院掛單,必先去客堂報到。
第五章無始
在客堂背後的停車場,明海幫我把行李塞進一輛黑色轎車的後備廂,然後介紹車裏的其他人給我認識。我們再次道別。“一路平安。”明海說。黑色轎車徑向萬丈黃塵中飛馳而去。
揚塵的天氣已經持續了許多日,而今天幹脆不辨東西了。我們仿佛身在蒙古。如果不是萬有引力在起作用,我大概連上下也分辨不出了。眼前的能見度不超過百米,但司機毫不在乎,他輕車熟路找到了高速入口,然後立刻提速飛奔,輕快得如同一匹馳騁在藍天之下碧草之上的駿馬。我坐在後排,左邊是名穿黃色袈裟的僧人,右邊是個佛協的幹部,兩人把我緊緊卡在中間。我的病情變得越發嚴重,鼻腔裏像是在開閘行洪。這可比長途車遭罪多了,但我又怎能拒絕方丈的好意呢。
坐在我左邊的僧人四十歲上下,身體粗壯。他來自北京附近的一座寺院,這次來柏林寺是和明海商量一些與世界佛教論壇有關的事情。一個月之後,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將在杭州舉辦,據說將有數百位來自海外的僧侶參加。他希望能和他們探討在全世界弘揚佛法的思路。只在中國恢複佛教是不夠的,他說,我們要把佛法傳向海外,傳向世界。他准備在杭州的論壇上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廣傳教法的最佳途徑是修建寺廟,他還准備在論壇上發起一項募款的倡議。
僧人問我有什么看法。我正被出了問題的鼻子折磨得不知如何是好,顧不上禮貌,便直接告訴他這是在浪費工夫——在西方,修廟只能吸引到一些發燒友和好奇的人,還不如派遣一些會講英語的僧人到西方傳法,場所並不需要太隆重,在私人住宅或者公寓裏也沒什么不好,氣氛要隨意,同時也方便僧人們熟悉西方人的特點,找到他們的需求。我甚至覺得開世界佛教論壇還不如組織西方人來中國打禪七有意義。我還對他說,中國的僧人向西方傳法時,不注意變通,往往執著於其固有的外在形式,所以對西方人無法產生吸引力。但這位僧人顯然主意已定,我說了半天絲毫沒能影響他。
坐在我另一邊的是河北省佛教協會的副會長高士濤。他剛才一直在聽,這會兒我轉過頭來,開始對著他嘮叨:如果中國僧人去美國修廟,對美籍華人和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倒是件好事,但對於那些他們原本想吸引的西方人來說,則依然沒有解決門檻高企的問題,即便這些西方人有脫離苦海的想法,文化壕溝和語言吊橋依然令他們不能得其門而入。令我驚訝的是,高士濤居然同意了我的看法。他也覺得如果要把佛法傳到外國,必須先盡可能地清除文化上的障礙。西方人需要佛法,但不一定需要中國的寺廟。於是我又轉過頭對僧人說,如果他決定去外國修廟,最好建成沒有院牆的那種。然後大家都不說話了。這正合我意。
在大貨車之間像穿花蝴蝶般鑽進鑽出了九十分鍾之後,我們終於從邯鄲出口下了高速,沿著一條省道向東又開了約二十公裏,到了成安縣城附近,司機在一座外牆刷成粉藍色的基督教堂門口拐上一條向南的小路,繼續駛出不到二百米,把車停在匡教寺的山門外。
我的目的地到了:這裏就是禪的第一位中國傳人駐錫弘法的地方。中國佛協的前任會長趙樸初說過:“沒有慧可,就沒有中國禪宗。”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菩提達摩把禪帶到中國,慧可正是他的衣缽傳人。可惜我們對禪宗二祖的生平事跡所知極為有限。關於慧可,目前已知的最早記載說他於公元487年出生於洛陽以東大約一百公裏外的滎陽。慧可的父母信仰道教,他本人則從小熟習儒家經典,立志走上仕途。然而父母的突然亡故改變了他的生命軌跡,慧可從此對世俗功名無心戀棧,開始轉向佛教。
公元519年,三十二歲的慧可皈依佛門,依止在洛陽龍門香山寺寶靜大師門下學法。當時在此地流行的北朝佛教,是一種混合了小乘佛教和一些早期大乘教法的修行流派,慧可對自己所學並不十分滿意。跟隨寶靜八年之後,慧可決定離開香山寺尋找新的啟示。他並沒走太遠。聽人說,嵩山少林寺裏有位印度來的高僧菩提達摩,而著名的嵩山就在離香山寺兩天腳程的地方。於是慧可向少林寺走去。
關於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流傳最廣的版本出自唐代僧人法琳於公元634年所撰《慧可碑》碑文:慧可沿著少林寺後山的小徑走到菩提達摩面壁入定的山洞前,請求祖師傳授教法。達摩祖師對他完全不予理睬,於是慧可便站在山洞外面等待。他一連等了幾天。山中下起雪來,他依然站在原地等著。
為了證明誠意和決心,慧可將自己的左臂砍了下來,獻給達摩。祖師見此壯舉,便問慧可所來為何。慧可說,他無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祖師的幫助。達摩說:把你的心拿來,我幫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說:我找來找去,都沒找到我那顆心。達摩於是說道: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經安心了。慧可聞言,幡然有所悟,從此成為達摩的弟子。
慧可跟隨達摩學法六年,到了公元534年,得傳達摩衣缽,就此成為中國禪宗二代祖師。達摩還傳給他一部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羅所譯的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並囑咐他將所學禪法發揚光大,然後便遣他下山自去了。
其時已是北魏末年,中國北方正陷入一連串大規模的動亂之中,各地割據勢力紛紛起事,中央政權岌岌可危。就在慧可離開嵩山的這一年,朝廷內部發生的一場政變終結了北魏王朝,篡權的兩股勢力將北中國一分為二:一支鮮卑人勢力控制了長安,以此為中心占據西部,史稱西魏;與之相對應的東魏由漢人統治,出於軍事安全上的考慮,他們將都城從洛陽遷到了離邯鄲不遠的鄴城。
兵荒馬亂之間,菩提達摩繼續留在洛陽,直到兩年後圓寂。慧可的下落則莫知其詳。有記載說,他在少林寺做過幾年方丈,後來去了鄴城,在城中及附近各地傳法達三十多年,但所有關於這一時期的記載都在具體的紀年上語焉不詳,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慧可在鄴城傳法時,招來了當地僧人的仇恨。這名少林寺來的和尚所傳之法,在鄴城的僧侶看來簡直跡近左道邪術,荒謬無倫。他居然說我們每個人都能成佛?人人都知道即使精進虔誠也要輪回許多世才能求得解脫,而他居然說一念之間便可證得涅?更令他們惱羞成怒的是,如此不可理喻的教法居然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甚至連他們自己的弟子也跟著慧可跑了。
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么慧可能夠活下來實在是個奇跡。事實上,根據唐代高僧道宣所撰《續高僧傳》記載,慧可正是在離開嵩山來到黃河以北的鄴都附近時,因為遇到盜賊而失去了一只胳膊的,而不是像法琳《慧可碑》所說,自斷左臂。如果這條記載屬實,那么很有可能,所謂的盜賊不過是那些妒火中燒的鄴城僧侶雇來的殺手裝扮的。此一時期,以崇尚苦修、咒語和神通為特征的北朝佛教仍大行其道,初露頭角的禪宗處於重重包圍之中,舉步維艱。強調實修,重視果報的北朝佛教徒無法理解看上去“空空如也”的禪宗,在他們看來,禪宗即使不是危險的,至少也是瘋狂的。而禪宗對他們最大的威脅則在於:它質疑了北朝佛教徒對佛法的理解,使他們自詡的“解脫代理人”地位受到了威脅。據說,公元536年的達摩之死,就是仇家第六次投毒並終於得手的結果。刺殺行動即使在宗教界也是家常便飯。
南北朝的亂世還在繼續。在西北,西魏為北周所滅,而在鄴城,則是北齊取代了東魏。公元574
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境內禁佛、道二教,三年之後,北齊也被北周所滅,這場迫害運動遂推廣至整個中國北方。在鄴城傳法的慧可這時意識到,北方已經不能再待,於是逃向南方,到了長江流域。此時的南方,已進入南朝最後一個王朝南陳(557-588)的統治時期。
公元580年,由比丘尼撫養長大的北周大將楊堅推翻了北周的統治,並理所當然地終止了滅佛運動。他建立隋朝,定都長安,結束了中國長達三百年的割據戰亂局面。對於佛教徒和普通人來說,生活在逐漸開始好轉,於是慧可重新回到了北方。所有的佛教文獻對慧可的這段經曆依然語焉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渡過黃河,重新回到了鄴城,而鄴城已經在北齊亡國時化為一地瓦礫。不過,他當年的弟子有的還在,於是慧可決定留下來,繼續傳法。
從鄴城廢墟向東北行進六十裏,便是匡教寺所在之地。一日,慧可來到匡教寺,意外地受到該寺僧眾的熱情款待。住持方丈甚至決定為他建造一座講經台,以便向大眾傳法。慧可的傳法大獲成功,卻遭到了一名僧人的嫉恨,這名僧人法號辯和,他向邑宰進言,說慧可以妖言邪術惑亂眾聽。其時隋朝雖已大局初定,但地方上仍然法度混亂,官員草菅人命之事時有發生。據說,在慧可聽說有人陷害自己時,以及後來獲罪臨刑之際,都毫不為所動,坦然而受。公元593年,已是一百零七歲高齡的慧可被處以極刑。與他的師父達摩一樣,慧可也將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乃至死亡視為不容回避的業障而怡然順受。所幸他在南方時已將禪宗衣缽傳給了弟子僧璨。這位禪宗的第三代祖師一直留在南方,將禪法發揚光大。那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