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國法身寺負責國際弘法部門的范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會的會長帕拉普先生將佛牙恭送到臺灣的時候，曾經來山住了幾天。有一天，她說：「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歡喜、安住，因為我在法身寺不是從事職業，而是一件沒有待遇的工作。」我雖然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還是繼續問她：「沒有待遇的工作有什麼好處？」她說：「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種職業，我會計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歡喜。現在因為沒有待遇，我覺得是法身寺的法務，是我良心的責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覺得沒有待遇的工作比職業性的工作要快樂的多。」善哉斯言！難怪多少年來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樂而忘憂，原來她已經深入快樂工作的三昧了，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眾從信仰裡，從服務中所激發的法喜禪悅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門的長老職事，為什麼能數十年發長遠心，為佛門奉獻，無怨無悔？仔細想來，不正是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只求佛法能發揚光大嗎？像心平原本在中華印刷廠服務，慈莊原本在蘭陽女子中學服務，慈惠在稅捐處服務，慈容在製藥公司服務，心定在郵局服務，蕭慧華在電信局服務……，三十年前他們為了信仰，不惜辭去千元待遇優厚的工作，投入佛門的弘法事業，每月只領取區區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發揮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數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為他們弘法利生的代價不是外來的金錢數字，而是內心的功德法喜。
記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來寺參加佛教會議時，看到住眾從早到晚忙得如此歡喜，不禁慨嘆自己經常找不到一位樂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於是問我其中有什麼秘訣？我說：「這是因為我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所做的一切都是『沒有待遇』，心甘情願的工作。」回想多少年來，我經常想到自己只是大眾中的一個，所以從來不以師長自居，命令別人做事，結果大家對於這種沒有命令，「沒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熱心。
像在臺灣榮民總醫院為我心臟開刀的張燕醫師、美國皮膚科的沈仁義醫師、眼科的羅嘉醫師、牙科的李錦興醫師，不但視我如親，耐煩問診，即使聽說任何一個佛光山的住眾生病了，他們都會自動放下手邊的工作，親為治療，長遠以來，從不接受金錢或物質上的「待遇」，比「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認真。
「沒有『待遇』的工作做起來更加起勁。」臺北佛光青年團團長黃金寶如是說。看著她領導一群青年幹部，在公暇課餘，從普門寺做到臺北道場，從臺北道場做到佛光山，任勞任怨，十數年如一日，不禁讓我回憶數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許多不求「待遇」的義工，那種為法忘軀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像李決和居士在宜蘭雷音寺為我義務擔任總務主任二十年以上時間，後來隨我出家，法名慧和；省議員陳伯汾先生為佛光山萬壽園和佛光大學的建校工作，在臺北、臺中忙碌奔走；此外從早期的林松年、郭愛、陳慈如、洪呂淑貞等，到近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義工，如臺北的蘇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許卉吟，基隆的孫翠英、李鳳英，以及臺灣中部的沈尤成、洪嘉隆、賴義明，臺灣南部的曾進＊?、陳順章、葉惠貞、蕭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溫哥華的趙翠慧，波士頓的馮文鑾，休士頓的趙辜懷箴，洛杉磯的陳居，香港的嚴寬祜，馬來西亞的陳瑞萊，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劉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聖保羅的張勝凱，南非的熱內等。尤其，總統府資政吳伯雄先生公開表示自己是佛光山臺北道場的義工，要「將政治擺兩邊，佛教放中間」，更是令人感動。
近年來，我在臺北道場出入頻繁，常常天還沒亮，就看到義工們已忙著擦窗、洗廁、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場的工作就搭公車去上班，有的繼續留在道場值日服務，其中有許多人在家裡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紳、千金嬌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從事金剛、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沒有道情，那裡會有人肯如此熱心？所以我常說：「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
在佛光山的職事員工達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假期，每天供應信眾飯食、帶領香客參觀、照顧佛殿香火、從事文教工作之餘，還得自修佛學，早晚課誦，朝醒夜寐，無時無刻不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為這種「沒有待遇的工作」讓心靈更充實，更快樂。因為在「沒有待遇的工作」裡面，有自己的尊嚴，有奉獻的誠意，有發心的喜悅，有無限的價值。
佛光山佛教學院的學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務，寒暑假有勞動，過年過節還得為眾忙碌，有時第二天就要考試了，但為了讓來山的信眾都能心無旁鶩，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擻地從事行堂、典座、香燈、知客等工作。有時我和老師們說：「學業要緊，應該讓學生有多一點時間準備考試。」沒想到學生們卻說：「我們在佛門裡修行，要為弘揚佛法多做一點事情，佛光山是選佛場，我們要經得起佛陀的考試。」──「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張滿分的成績單！
記得過去在臺灣，著名的臺南大仙寺，裡面有三百多位住眾，他們寺院規定在做苦工十五年後，可以換得一間房間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眾，連房間的觀念都沒有，每天沉醉在奉獻的法喜中，像慈莊在美國開山時，曾經以馬場為家；滿徹初到德國時，以車庫為房……。如果不是諸佛菩薩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讓四眾弟子攜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淨土？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獲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實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黃世樑和林秀蘭夫婦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蘭度化的信徒，那時他們還沒結婚，雙方都曾要求隨我出家，但我當時沒有道場，無法教養他們，所以勸他們在家結婚一樣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後來他們雖然成家立業，但雙方約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養子女。當我建佛光山時，他們結束事業，和我共同開山，二十餘年來，黃先生從事水電修繕，黃師姐為大眾服務，不但不要求待遇，還將臺北房屋的租金捐獻給各種佛教事業。發菩提心容易，發長遠心難；做沒有待遇的工作容易，作幾十年還能保持如此歡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臺北的工商界為了要求加薪，紛紛遊行街頭，示威抗爭，一時之間，震動了整個臺灣。我在一次集會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員工幽默地說：「你們也可以搖旗吶喊，走到大雄寶殿或朝山會館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為大家不免也會對「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負責清潔掃地的老先生起身發言，說道：「我們不是為待遇而來的，我們是為歡喜和功德而來的。」我問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麼歡喜呢？」他說：「法師們遇到我們的時候，都稱我們『老伯』，而且對我們微笑、尊重，種種關懷，在這裡工作，有很大的尊嚴，有很多的喜悅，這些就是無上的『待遇』，為什麼要去遊行增加『待遇』呢？」
「沒有待遇的工作」蘊含了多少的樂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沒有暑寒假、沒有年節，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待遇」。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因為我和師兄說：「校長的薪水，請您一半交給常住，一半交給我的母親。」
由於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所以有「待遇」也像沒有「待遇」一樣。記得我初到臺灣，在臺灣省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那時發的錢，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單銀」，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誌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
後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幾十年當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單銀，我用來添置弘法道具，率領青年到各處佈教講演。當時蘇澳到瑞芳所有火車站的站長都皈投三寶座下，宜蘭鐵路局運務段段長張文炳居士認為我們對宜蘭佛教有貢獻，因此每次看到我們一行多人搭乘火車到各地佈教時，都不收車票錢。讓我得以將省下的車資作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來，仍感念不已。佈教之外，我將單銀餘款購買紀念品、卍字項鍊和青年朋友結緣。那時耶教盛行，掛十字項鍊者比比皆是，這些可愛的佛教青年們卻將我送他們的卍字項鍊掛在頸項上，露在衣領外面，穿梭在機關行號、市街大道上，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當時的情景，都不禁歡喜鼓舞，因為在那個佛教備受壓抑的社會裡，在那種民風保守的年代裡，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是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逢周末，臺北等地都有許多人成群結隊朝山，在早課時皈依三寶，我的紅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沒有接受待遇的習慣，所以就將紅包聚集起來，為大眾購買桌椅、拜墊。幾十年來，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墊，無一不含藏了我誠摯的心意，偶爾在內心也會洋洋自得。
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我一概拒絕酬勞，但企業行號、公司工廠等地方，因為是生產單位，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所以收下來之後，就盤算如何用之於大眾。甚至於臺灣省省訓團公務人員集訓時，我是講師之一；成功嶺大專青年集訓時，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我也曾擔任教席，像這些常態性上課的鐘點費，我都集合起來購買圖書，供大家閱讀。現在佛光山別分院幾十個圖書館裡都有我購買的書籍，當青年們閱讀時，雖然不知道書裡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內心的歡喜，卻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我曾經擔任中佛會理監事數十年，也曾在臺灣省佛教會各支會被選為理事長、常務理事多次，都沒有待遇；甚至我擔任常務顧問、評議委員，也都是無給職；我參加各處道場開光剪綵，都不收車馬費。雖然做了多少「沒有待遇的工作」，初時默默無聞，可是為我一生帶來多少善緣。
我和發心的人一樣，一生樂於做社會的義工。我曾擔任蒙藏委員會的顧問、僑務委員會的委員、法務部的監獄教誨師，凡此都是「沒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歡喜，很自然，因為從過去以來，一直都認為服務大眾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裡的呼吸一樣，沒有特別的感覺。偶爾在過年或中秋時候，承蒙先總統蔣經國先生、總統李登輝先生派人送來一點禮品，我也趕緊以佛書相贈，表示禮尚往來。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辦《今日佛教》、《人生雜誌》、《普門雜誌》、《覺世旬刊》的時候，還要自己義務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購買郵票、車票、稿紙、信紙；我辦佛學院三十餘年，曾擔任無給職的校長、老師，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學生吃住衣單等等。雖然都是一些「沒有待遇的工作」，但當我看到多少社會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麼報償都來得更加欣慰。
現在佛光山各別分院辦中文學校、才藝班，我希望他們不要收費，但徒眾卻說社會上請來的老師需要有鐘點費，因為「因果業報平等」固然是佛門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會的遊戲規則卻是「義務權利對等」，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順應時代需要，讓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個人認為想要未來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須提供權利、義務對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別人長期義務奉獻。
過去多少年來，我看到前來佛門發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會上年老退休以後，已經不計較，也不需要金錢來養活家人和自己，才將殘餘歲月的力量全心奉獻給佛教，自忖：「這樣的幫忙，能夠成就多少事業呢？佛門對於一些工作人員也應當給予合理的『待遇』。」所以當我成立普門中學、佛光出版社、普門雜誌、佛光大學……時，對於所聘的專職員工，都支付薪津報酬，因為有了待遇，才能解決生活問題，才能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為弘法利生而奉獻自己。如果個人不需要外財負擔家計，有了佛法，內心必定會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絕接受待遇，所謂「有無一如」，不執不拒，無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種修行境界。
此外，我認為：佛門對於一些學有專精，卻心甘情願在宗教裡奉獻，不要求待遇的人，也應該給予發展的管道。像高呈毅先生從經濟部高級工程人員之職退休以後，中國大陸邀請他前往指導長江三峽的建壩工程，但他卻婉辭這項待遇優渥的工作，寧願殫精竭慮發心參與策畫佛光大學的建校工程；嘉義東元電機公司的老闆游次郎先生放下嘉義救國團總團部總幹事的工作不做，自願監督南華管理學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國策顧問余陳月瑛女士為了佛光山的事經常到各個階層奔走發言，我曾取笑她說：「妳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聽到這句話，也莞爾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師、高雄的蘇盈貴律師、專科職校的陳潮派老師等保護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樣……。我想︰即使給予再優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獻身獻命的人。感念之餘，我對他們倍加敬重禮遇。從他們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門中學教職員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學校來發給月薪，而佛光山徒眾沒有待遇，只有每個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門中學一位老師將薪水用罄之後，向佛光山一位職事說：「將你的三百元也借給我好嗎？」可見得有待遇的人，不見得有，不見得多；「沒有待遇」的人，也不見得少，不見得無。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傳授三壇大戒，邀請二十多個國家的戒師穿越千山萬水，前來擔任戒場教誡工作，從來沒有一個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為弘法利生而摩頂放踵，不計利益的美德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巴西佛光會的張會長不但捨宅為寺，又再添購大筆土地，計畫建設南美第一大寺，將來還要辦南美洲佛學院；美國休士頓佛光會的趙會長不但購地建寺，還到處張羅建設基金。現代居士大德為興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錢出力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數人緇銖必較的普遍心態，佛教的無相功德不是更豐富，更圓滿嗎？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擁有了更多、更大、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不但個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開山建寺，也是「以無為有」，經常今日不知明日糧，日日難過日日過，正應了古人的詩偈：「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時時刻刻都覺得法喜充滿，希望無限。《般若心經》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真是一點兒也不錯。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文不名，實際上是心甘情願、歡喜結緣的工作；「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無所得，實際上才是真正能獲得功德法財的工作。
讓我們歌頌工作的權利義務有對等價值的同時，也禮讚「沒有待遇的工作」，因為那不但是佛教有緣人的本分，也是一種能讓自己擁有無限，獲益無窮的生活哲學！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八月)
千生萬死
在我一生當中，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國共抗爭，局勢紛亂，我曾被共產黨誤以為國特，被國民黨敵以為匪諜，幾次入獄，險些被拉去槍斃；二十八歲時，醫生說我的腿必須鋸斷，否則生命難保，想不到蒙佛庇佑，病況好轉；五十四歲時，醫生說我只有兩個月的生命，又在忙碌中不藥而癒。一九九五年，我年近七十，因心肌梗塞而被推進手術室，醫生說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很坦然地接受，因為我知道人生必需要經過千生萬死才能走過來，是生是死，是好是壞，我都要去面對。開刀完畢，在恢復室中醒來，回想過往種種，深深感到「千生萬死」正是我一生的寫照。
童年時儘管家庭貧窮，沒有得到父母多少憐愛，但是親情、恩情在心中盤旋盪漾，形成一番執著，總是難以擺脫。記得初出家時，想到父母，想到外婆，心中不免千百迴轉，難以割捨；想到哥哥、姊姊、弟弟，想到親戚友人，也是牽腸掛肚，多少懷念。每當家中傳來一絲消息，或姊姊做了鞋子託人老遠帶來給我，都會讓平靜的心湖再添波濤；甚至我出生滿月時寄名禮拜的師父捎來對我的思念，或某位同學為了想念而寫一封信函，也使我因感念知遇的人情而鄉愁盈懷。多次想返回故里探望親舊，終於還是給古寺深山的叢林規矩限制住，多少妄念在方寸中激盪，經過「千生萬死」，才慢慢跳出私情的牢籠，悠游於法海之中。
本以為如此就能超然世外，但跟著而來的愛教熱忱、護教勇氣在心中翻騰，每次自問：「興教度眾，捨我其誰？」一股沛然之氣湧上胸懷。但是目睹國家社會多有不平，佛教界有些人又昏庸無能，經常午夜夢迴，情不自已，激昂慷慨，熱血填膺。在興教護教理念中幾經掙扎，才懂得僅憑血氣方剛、一片愚誠，終是無用，必須學養充分，以待來日。一旦己立，何患無成？因此，也從愛教的框框中，脫身而出，立志發願奮發圖強，才感覺到「千生萬死」的枷鎖已不再桎梏我了。
從一字不識到慢慢閱讀，從懵懂無知到懂得分析，從記憶全失到思辨快速，從扛榜挨罵到名列前茅……，在我而言，心智上的發展亦如小龍蛻皮，需要經過多少層的剝落及癒合，「千生萬死，萬死千生」，才能得到一點成果。烽火連天，顛沛流離，每逢換老師，換學校，換同學，換地點，必須要捨棄多少，提起多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定下心來接受無常的變易。如今回首前塵，若非經歷「千生萬死」的陶鑄，學業、道業那能有一點成就？
在念佛堂裡想要將一句佛號念得純熟，意念上必須通過「千生萬死」的考驗，才能將心魔打敗；在禪堂裡靜坐，好不容易將腿子坐得柔軟，不再酸麻難耐，心卻如猿猴般七上八下，經過「千生萬死」的錘煉，才得到一點忘我的境界。童年的時候，正逢七七抗日戰爭，我以十歲之齡，就想去當游擊隊裡的兒童兵，為國家抵抗外侮，稍盡棉薄之力；及至出家受過三壇大戒之後，仍想作一名僧眾的警察，護教衛僧。那時，對世俗也曾有一些嚮往，對人間也有一些抱負，覺得：身為佛子，應該從事生產，不可作社會的寄生蟲、國家的消費者，所以很想為佛教興辦實業，諸如農場、礦場、窯業、學校、醫院、報館、電影院等等。此後，每當看到一片廣大的農地，就想到佛教的種子能種在這樣的平野上開花結果；每當看到工廠煙囪冒煙，就好像看到炊煙裊裊都變成佛教的字樣，整日為此夢魂顛倒，就如同輪迴業力束縛住自己的思念。也曾有過努力的成果，像白塔小學、大覺農場、益華文具社、華藏清淨水、華藏小學、華藏織布廠等，無奈都因徐蚌會戰失敗而全部成為夢幻泡影，頓時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千生萬死」，不知如何了脫。
想起軍閥割據的惡夢尚未離去，中日抗戰爆發，八年之後，總算結束，被刀槍殘殺的人民屍骨還沒有完全掩埋，國共內戰又起，生靈塗炭，哀鴻遍野。自念應從事實際行動，救護傷患，所以毅然決然投身到生死戰場裡去，從事救護工作，後來也因為僧團未建，力量微薄，到了臺灣之後，大家勞燕分飛，一場「千生萬死」的奮鬥又告結束，留下百般的遺憾，在心海裡載沉載浮。
叢林十載，過著貧乏空無的日子，寫了一封信給母親，要寄的時候卻發現沒有錢買郵票，只好放在口袋裡，如此寫寫放放，竟也積了十幾封信。衣服鞋襪常常是揀老和尚往生遺留的舊物穿著，破了，就用紙糊一糊再穿，千瘡百孔的衣物似乎代表著出家僧侶「千生萬死」學佛求道的決心。
離開焦山到南京，離開大陸到臺灣之際，匆忙之間，書籍、衣物無法帶走，只有轉送他人。渡海來臺，在基隆下船，從臺灣北部走到南部，從南部走到北部，沿途民眾大都打赤腳，眼巴巴地望著我們，我們只好入境隨俗，把僧鞋扔了，買一頂斗笠戴在頭上。後來，煮雲法師從普陀山來臺，我將僅有的長衫相贈，從此一襲短褂，一穿數年，後來有了一點嚫錢，才買布染衣，自製僧衣。一種失而復得的心情油然而生，彷彿物品也會死而復生，這才醒悟：「千生萬死」就在眼前，何必往他處體會輪迴流轉？
其中有好長的一段期間，我是處在三餐不繼的饑餓狀態。記得有一次到日月潭傳教，因為沒有錢買回程車票，只得將別人剛剛送我的二十一型派克鋼筆賣給他人，才有錢回去。也常常由於買不起一張公共汽車車票，所以從臺北車站步行到萬華，只為了將一本雜誌編好。每次在印刷廠裡排版時，因為買不起麵包，終日以喝水充饑，發現還是可以捱得過去。「千生萬死」的忍耐，換得自己慧命的長存，也是很值得的。
多少不懷好意的惡言，多少瞋恨嫉妒的惡行，多少冷漠拒絕的表情，多少輕視不屑的眼神，如果自己的心念不堅，無法從「千生萬死」的煩惱中解脫出來，很容易就被無明的巨浪波濤所吞噬，而終至於萬劫不復。
也曾怨恨自己沒有特殊長才，不能受完整的教育；煩憂自己缺乏好因好緣，無法憑仗強勢的背景，以致無法光大師門。也曾氣惱人間功利充斥，缺乏正義；悲憤社會沒有法理，不講公平，以致內憂外患踵繼，身心交相煎迫。繼而反觀自照，又慚愧自己福德不夠、道行不夠、年資不夠、能力不夠，故而立志奮發，積極向前。回顧當年，如果不知回頭轉身，不能從「千生萬死」的境界裡及早出離，如何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從樸質無華的叢林來到五光十色的城市，從深山苦修的古剎走到熙來攘往的都會，起起伏伏的心念猶如經歷「千生萬死」的人天交戰，才使羞澀內向的我鼓起勇氣，轉而擁抱大眾。早在棲霞山寺出家時，我就已經立定志願不做住持，要往教學方面發展，但是天不從人願，初來臺灣，佛教不昌，那來這麼多學生給你教學？只有先撰寫文章發揚佛教，多少次搜索枯腸，伏案苦思，一篇一篇的文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輪迴，卻被人誤以為懶惰，不事生產。心想：無法堅持理想，只有向現實妥協，但一意妥協也不是辦法。思緒排山倒海而來，如「千生萬死」般一波又一波地湧入方寸之中，終於決定日修苦行，服務寺眾，夜撰文稿，實現理想。後來又走上弘法度眾，甚至建寺安僧的道路，雖是千不願，萬不願，多少猶豫，多少考慮，方生方滅，方滅方生，如「千生萬死」般在心頭攪動不已，但形勢所逼，沒有選擇，自佛光山開山以來，遂揭櫫「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濟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旨以為標的。既經決意，永不退票，一路走來，無怨無悔。感謝常住三寶、龍天護法、十方信眾，護我、愛我、助我、敬我，若非如此，怎能從煩惱妄想的「千生萬死」中解脫至今，達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出國弘法，看似非常風光，其實在飛機上一坐，短至數小時，長至十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無法活動自如，抵達目的地，感覺有如脫了一層皮。往往從熱帶到寒帶，跨越數國，還得適應各國的氣候、時差、風土、人情、飲食。一下飛機，不斷地講演，不斷地會客，不斷地座談，不斷地照相。我下榻的房間，人來人往，是客堂，也是飯廳；是會議室，也是電話間。對於不同的人，我必須要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對於不同的問題，我必須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一次出國就好像經歷了「千生萬死」，更何況一年多次的環球弘法。
別人聰明，一講即悟，我必須千百次斟酌，才能知道本末究竟；別人能幹，一件事情一次完成，我必須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別人一之，我十之。由於抱定「千生萬死」的決心，一切方能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從最初一所佛學院到目前十六所佛學院，從最初二十個學生到現在將近兩千名學生，當中隨順各種因緣，或改變學制，或更易老師，或改善教案，或革新教學方法，雖然只有三十四年的歷史，卻也好像歷經了「千生萬死」。
一份《覺世雜誌》，已經一千多期了，中間多少曲折變化：光是搬遷，就不下十次以上，型態大小從四開、三十六開到十六開，發行量從剛開始的二千份到現在的四十萬份。多少年來，看著坊間許多雜誌社從有到無，而我們是憑著「千生萬死」、求新求變的共識，才得以屹立至今。
即使一首簡短的〈三寶頌〉，也是「千生萬死」，不斷醞釀的結果。如果不是四十年念念生滅，心行思惟，那裡有現在〈三寶頌〉的歌聲在各種佛教集會中傳出呢？
從雷音寺、壽山寺開始，到世界五大洲近二百間寺院，更是集合多少人力、財力，歷經多少周折才得以完成，可以說一切的成就都是用「千生萬死」來莊嚴的。
佛光山寺院登記，足足等了十年，甚至有些建築的許可證是到開山三十週年之後，才陸續核發下來。放生池蓋好了，一次又一次地被洪水沖垮；土牆建成了，一次又一次被颶風吹倒。每到雨季，驚心動魄，我和弟子們鎮日巡視，好像在和大自然作「千生萬死」的搏鬥。記得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第一天報到日就遭逢馬達故障，我只有守著修理工人寸步不離，甚至在佛前發願：「如果再沒有水來，我願將身體的血液化為流水，供給大眾飲用。」直至工人說已經修理好了，我還是不放心，穿過樹林，爬上水塔，摸到汩汩的流水，二十四小時的心焦如焚才一掃而空，耳聞早課的打板聲，我才覺醒已經一日未眠，彷彿經歷了一場「千生萬死」的噩夢。
辦活動，怕沒有人來參加；辦法會，怕細節不周；辦講座，怕天公不作美；辦雜誌，怕無法如期出刊……，種種考量，種種策畫，如果不是抱著共同存亡的決心，將相關的人、事、地、物安排妥當，以「千生萬死」的態度精益求精，如何能將事情辦得盡善盡美呢？
到美國創建西來寺，冒雨挨家拜訪，歷經百餘次公聽會和協調會，才獲核建，如此經過十年，才慢慢得到居民的接受，沒有「千生萬死」的決心來應付，如何有北美第一大寺的成就？沒有「千生萬死」的周轉，如何獲得西方人士的肯定？無奈一次接待高爾來訪，就與獻金案扯上關聯，依住、滿和被盤問，一次幾天幾十個小時，律師不但一小時索費數百美元，而且也像法官一樣威嚇他們。如果缺乏法律常識、對時空稍不講究，稍一不慎，掉入文字的陷阱，或在緊張慌亂中說錯了一個字、一句話，又是一連串無止盡的追查。一個官場遊戲把我們的善心美意全都醜化，一個政治事件把我們在美國所做的慈善好事一概抹煞，「千生萬死」的辛酸無法為外人道，也只得和他們輪迴到底。
即使如澳洲的南天寺、南非的南華寺，雖然承蒙當地政府獻地，但也需要籌備擘畫，像市長、議長等政府官員及建築師、工程師數十小時的飛行，我和慈莊、慈容也是多次赴往勘察，由於大家都具足了「千生萬死」的毅力，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南半球第一大寺於焉成立，戰亂不斷的黑暗大陸也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從小被老師打罵、責怪，甚至冤枉、委屈，從傷心難過到直下承擔，成長的代價需要經過多少「千生萬死」的心路歷程。及至後來，收徒納眾。許多人羨慕我徒眾滿天下，但是有誰了解：度一個信徒，需要多少年和他周旋，不秉持「千生萬死」的發心，那裡能讓他得度？教一個弟子，需要多少年慈威並濟，不具備「千生萬死」的耐煩，那裡能讓他柔軟受教？但徒眾不解，往往怨怪：「你耳根軟，聽信人言。」「你不了解我。」「你不公平。」其實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不從這些情緒的言語裡「千生萬死」地磨鍊出來，如何領眾薰修呢？
苦難固然是一場「生死」，榮耀也是一場「生死」；挫折是一場「生死」，成就也是一場「生死」。多少師長慈顏愛語的慰勉，多少信徒恭敬虔誠的供養，多少人士美言恭維的讚歎，多少機關獎章牌匾的表揚，如果不把它們看成修養的歷練，任其埋沒大志，也難以從「千生萬死」中解脫出來！
出家六十年來，師長同道中，一些人年紀輕輕就亡故了，一些人老成凋謝，目睹於此，對於「千生萬死」的人生早已感悟良多。信徒之中，有些人因親人傷亡而學佛修行，將小我投入大我之中；有些人因看破世事而積極向道，尋找生命的意義。所以，人必須要經過「千生萬死」的體會，才會珍惜自己的人生。
生命，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異、滅；物質，有成、住、壞、空；甚至細胞，也會自己更新，可見輪迴流轉是極其自然的道理，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可悲。可悲的是許多人不了解其中的意義，任其生滅，以致生命如行尸走肉，暗淡無光。儒家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令其空無貧乏。禪門則主張：參禪要參到一個轉身時，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不死的！我們唯有了解「千生萬死」的真諦，進而積極奮發，才能邁向圓滿。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九月)
一切都是當然的
多年前，一家雜誌社向我索借三百萬元，我無法應付，便撰文毀謗我，弟子們氣憤填膺，有些人主張筆伐聲討，有些人建議訴諸法庭，當時我在臺北弘法，因此就近於普門寺集合住眾，對大家說：「別人對我們的禮遇尊重，不是當然的，所以我們應該湧泉以報；當我們受到傷害打擊時，則應該認為這是當然的，因為父母生養我，師長教育我，社會成就我，國家保護我，平時我們就擁有這麼多好因緣，相對而言，一些突如其來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驗我們的氣度，可以豐富我們的內涵。因為無聊的傷害破壞，是打倒不了一個人的，做一個真正的人，要經得起四面吹來的八風，將一切的橫逆都視為是當然的……。」一席話下來，總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氣，也趁此機會，隨緣上了一堂「宗門思想」課程，只是有誰知道從非當然到當然，我是經過了多少的修證歷程，才有這麼堅固的信念與體悟。
我十二歲那年就在棲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裡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清眾，臉皮又很薄，剛開始時，上課聽不懂，下課也不好意思問。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來往，家書寫好了，沒有錢買郵票，好不容易熬到學期結束，學院放假，眼看同學們提著行李回家，我也跟著他們到大雄寶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門時，家師志開上人把我喝住，罵道：「站著！回什麼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離家園，對家鄉的孺慕之情，禁足閉關，有時心裡好苦，可是再想想：沒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願意的，所以也就視為「當然」地接受下來。既是當然的，為什麼要感覺苦呢？
從棲霞律學院結業以後，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寧等名山古剎參學，當時的教育不但是專制封閉，可說是無情無理。常常把地掃好了，老師不滿意，就要重掃；再檢查，看到幾片落葉掉下來，「不行！」又得再掃一遍。飯吃飽了，糾察師過來，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撐著肚子吞下去，否則，一個耳光隨即打下來，完全沒有人情可講。同學說某人故意找我麻煩，我卻覺得這就是教育，老師肯教，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能成長，才有未來，所以對於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當然耳」地全盤接受。順逆境遇皆能當然接受，天地間的光暗就都不一樣了。
十五歲受戒時，更是備受諸苦。一到了戒場，戒師先找戒子問話審核。第一個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是老師要我來的。」
「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一連串的楊柳枝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第二個戒師那裡，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
「是我自己要來的。」
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吶！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三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
「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這麼滑頭！」當然接著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位子前面，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子伸了過去，說道：
「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間，跪聽開示、打罵杖責，是「當然的」訓練，甚至連如廁也受到限制，一個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騷，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師的大慈大悲，所以帶著感恩的心情，「想當然耳」地度過了五十二個難忘的日子。
十九歲那年，我到焦山佛學院念書。記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薦我進國立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家師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
「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面去受什麼社會教育！」
後來，雖然家師送另一名師弟去該校念書，但是我心裡一點也沒有不平之感，只覺得「這是當然的」！過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這才深深地體會到家師對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將學習中的一切磨鍊都視為是「當然的」過程。有「當然」的感受，是多麼的美妙啊！
那時，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是雪煩和尚。在校期間，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看到我時，也總是兩隻眼睛炯炯如炬地朝著我看，有人說：他老是在瞪我，我卻覺得他不是惡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認為這是「當然的」──在學習階段，自己一無所知，有什麼資格要求師長對我們好呢？或許因為我對他恭敬一如，後來他說：這麼多學生當中，他最欣賞的就是我。我自覺一無長才，在受寵若驚之餘，細細回想往事，很慶幸自己在一開始時，就能「想當然耳」地在無情無理的教育中茁壯成長。
十餘年後，我邀真華法師為《覺世》撰稿「參學瑣談」，文中對於參學的道場表示很多不滿的意見，其實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經歷過，只是那時都覺得「這是當然的」，所以未曾覺得不好，也讓我在覺得「當然」中感到沒有什麼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參學生涯瞬間即過，後來，我也從事教書工作，由大陸來到臺灣，從小學校長到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從佛教學院教師到大專院校教授，從講授佛學到教導國文，從教人唱誦到指導寫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的頑強中熬煉自己的耐性與慈悲，「想當然耳」地調適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心態，以求契理契機，如今可說是駕輕就熟。曾有人問我多年來的執教心得，我覺得學生固然應該接受，老師也必須改進，彼此都要從容忍受教中教學相長，如果能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最後的「一切想當然耳」，這就是一種進步，就是一種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就不易成長。在過去，有老師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時也會不吝「指教」，對於這些，我都「想當然耳」地承受「教誨」，因為「吾愛尊嚴，但吾更愛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沒有長幼之序，也沒有尊卑之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以「一切都是當然的」來自我勉勵，教育徒眾。弟子中曾有人問我：「您教我們要『想當然耳』地服膺真理，什麼是真理呢？是現代的知識科技？是經典裡的十二分教」？我覺得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學富五車，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自欺欺人，一旦境界來臨，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有時甚至鑄成大錯，還不自知。一切「當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兩忘。
童年時，家境十分貧困，我的幾位舅舅雖比較富裕，但也沒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覺得這是「當然的」。後來我到人文薈萃的焦山念書，他們幾次託我代買字畫，然而卻未曾給錢，我那時一貧如洗，但還是節衣縮食，將佛事嚫錢一點一滴地儲存起來，依言代購。儘管後來母親知道了，為我心疼不已，我還是認為給人方便、給人利用都是「當然的」。
別離鄉里四十載後，我才得以與家人取得聯絡。親戚們這時都來函要我寄美金給他們建房子，接著，又多少次向我索取電器用品，母親獲悉後，要我不必煩心，而我始終認為給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當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陸，我不但購物送給至親好友，即使與自己稍有關係的老師、同參、學生、鄉人，我都一一資助饋贈。
出家學佛，一心志在度眾利生，沒想到穿上袈裟事更多，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我投入杏壇，卻無端被共產黨指為國特，被國民黨說成是匪諜，時時來校搜查問話，有一次還莫名其妙地捉去坐牢，差一點兒命喪刑場。一九四九年來到臺灣，旋即又遭監禁達二十三日之久，雖然劫後餘生，大難不死，卻仍被列入黑名單，先是說我在夜裡偷聽大陸廣播，後來又說我私藏槍械，三天兩頭前來盤問臨檢，簡直不勝其擾，其實我那時貧無立錐之地，不要說買不起一台收音機和槍械，就是連一支木棍也沒有能力擁有。儘管如此，我覺得那時生逢亂世，這些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因此一直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調查。唯有心中祈願：讓這些不公不平的亂世早日過去。我覺得這也是我「當然」的意願。
一九八一年，在兩岸關係還未明朗化之前，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飯店，與睽違四十年的老母初次相見，種種的思緒離情在一剎那間全都湧上心頭，我突然感受到世間上人與人，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好好壞壞，都不是對立的，而是大家的共業所成，如果要使世界獲得永久的和平安樂，必須要在互相平等的原則下，包容異己，才能達成，甚至國家想要做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也應該是在國人彼此尊重的前題下，情理兼顧，方可竟功。
時局所造成的悲歡離合固然無奈，看盡世間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初來臺時，衣衫襤褸，饑不飽腹，既無人留單，也無人賞識。縱使別人給我諸多不便，讓我難堪至極，但我都視為是「當然的」，因為他們與我非親非故，沒有理由照顧我，所以我向來沒有記恨在心。一念「當然」，增功進德，其實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灣復會，首次舉行選舉，那時我二十六歲，當選常務理事，因為我認為自己年輕，不夠資格，當選不算「當然」，所以我毅然決然辭退，想不到得罪了此中的派系，後來我一直不很順利。
一九六五年，世界佛教社會服務會議在越南舉行，我忝列為受邀開會者之一，隨即又接到中國佛教會召開出國會議的通知，我千里迢迢坐夜車從高雄趕至臺北，某老法師見到我，竟然說：「如果你去，我就不去。」
我只好回答：「老法師，當然是您去。」
當我轉身走出議場時，立法委員莫淡雲先生衝出門外，問我：「你就這樣回去嗎？」
我回答：「其實，這是『當然的』。」言罷，我立即趕回南部。抵達高雄時，已是萬家燈火，夜闌人靜的時候。
「當然」！「當然」！當然要有力量承當！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東京召開時，中華民國剛退出聯合國，大陸方面又施加壓力，日本遂打算取消中華民國代表團的與會資格，中國佛教會向來排除我代表出席的機會，此次卻推舉我率團向全日本佛教會抗議。記得當時的團員有淨心、聖印法師及翁茄冬居士等人，慈惠則陪同負責翻譯。一番談話之後，日本佛教會的朋友終於接受我的意見，仍請中國佛教會代表出席。我歡歡喜喜，不辱使命回到臺北，不意中國佛教會已推選另外一些法師出席開會，對於我們的辛勞，卻一概不談。記得那時聖印法師在電話上，氣憤地說道：「我們在前方艱苦奮戰，他們卻在後方坐享其成！」我安慰他說：「出國開會其實很辛苦，不去最好……。」
一九八○年，第十三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員大會在泰國清邁舉行，法國代表禪定法師建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總會，邀我以貴賓身分出席，但我申請出國時，因為中國佛教會淨良法師將公文擱置下來，沒有轉報內政部，故而胎死腹中，又沒有去成。
類似這些吃悶虧的例子可說是不一而足，我全都視為是「當然的」逆增上緣，而其他弘法時所遭遇的挫折艱難更是不勝枚舉，我也都覺得是「當然的」娑婆實相，所以我不會因此就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而以此為鑑，廣結善緣，開創先機。如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不但曾先後在美國西來寺及臺灣佛光山召開第十六屆及第十八屆會員大會，而且還公推我為榮譽會長，近年來，國際佛光會五大洲的佛光事業也在因緣具足下，「當然」地成就起來。所以，將一切視為是「當然的」，並不是畏事退縮，而是必須先認同這個世間，了解整個環境以後，從直下承擔、自我改造做起，只要能堅此百忍，力爭上游，必定可以超越凡塵，得其所哉！
徒眾常問我：「那個人這麼壞，您為什麼還要幫他呢？」因為我向來覺得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不是當然的，忠厚恕道才是當然的，只要這個人對別人能有一點點好，即使於我薄情寡義，我還是想成就他。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名叫解仁保的鄰居，曾經陷害家父入獄，後來一度失業，生活潦倒，母親竟然不計前嫌，勸我乞求恩師為他覓職，我當時心中很不以為然，但基於母命難違，還是遵照行事。臺灣光復勝利，蔣公以德報怨，使日本人免於亡國滅種之苦，我才漸漸感到以火止火，揚湯止沸都不是當然的行為，慈悲喜捨才是人世間最「當然的」修行，最寶貴的財富。
古訓有云：「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裡，受苦受難、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唯有堅持信念，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喜而作，隨心而住，為自己找出通路；在這個世間上，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也都是「當然的」，只有抱定這種決心，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無視榮辱，盡其在我，為所當為，一切皆「當然」耳。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不要做海豚
初到台灣，住在中壢負責中國佛教會新竹縣支會的妙果老和尚要我協助回覆信函、公文，每次去那裡，做完事之後，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給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覺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裡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條小魚的賞賜，心裡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後，我收徒納眾，看到跟隨我的弟子們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給他們一些讚美或獎品，我不禁想起過去的往事，因此對他們說：「希望你們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條小魚吃！」
自古以來，人雖貴為萬物之靈，卻還含有動物貪婪的習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這種習氣，給予好處，作為領導的要訣，例如：軍隊戰爭勝利時，皇帝便封官賜地；地方人士做了一點慈善事業，父母官便賜匾授爵；為了攏絡外強，使不侵略國土，便舉行聯婚；為了平服內患，開出種種優厚的條件，以招其來歸。即使如堯賜女兒給舜、萬眾擁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為和番而下嫁文成公主、趙匡胤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等，如果將人類心理分析透徹，無非也是一種餵小魚給「海豚」的想法。
直到現代，有些人對國家社會作了虛偽表現，就希望政府給予升官犒賞；有些人自組社運團體，利用抗爭遊行的方式，強制政府給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賄賂，從事種種不法勾當；有些人在競選時買票，以達到當選的目的。像這種「海豚」心態，實在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現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敵人買通，充當奸諜，導致國破家亡；有些國家則為了得到他國的擁戴而提供給他國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亂。凡此，都說明了：「海豚」心態，小則損及個人的道德、事業，大則危及國家世界的安寧，我們不可等閒視之。
回想自佛陀創立佛教以來，以及經歷各朝的祖師大德們統領十方僧團，弟子何止萬千，但是他們教導徒眾做事，是以訓誨來代替賞賜，以開示來代替鼓勵，因為他們手裡雖然沒有形式上的小魚，然而卻有另外的法乳滋養徒眾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雲集。此外，佛陀的捨身捨命不離仁義的修行、富樓那尊者的一命供養佛陀的決心、鑑真大師的「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師的「發菩提心，立堅固願」……，他們以身教模範後學，無非是在教育大眾：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為「小魚」而工作，應該要有濟世的抱負及遠大的理想，而不汲汲於得到一點賞賜。
年少時，每每讀到高僧大德的事蹟，總是動容不已。及至國共內戰，自己單槍匹馬來到台灣，看到佛教落後，而大多數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隨俗浮沉，卻不想振興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捨我其誰」的悲願油然而生，例如：那時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託大家聽講，而且還得自己張羅道具，租借桌椅，印行傳單和大家結緣。不過我不是以小魚餵食「海豚」的心態來做的，而是抱著心香一瓣，來供養十方的心情來做的。後來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當時皈依三寶座下的信徒，四十年來護持佛法，從未退心，這證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資糧。
我曾經很長一段時期，為《人生》、《菩提樹》、《今日佛教》等佛教雜誌及廣播電台、報紙副刊撰寫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費，而且還倒貼郵資、車資，這是因為心甘情願才能持之以恆。記得當初我從宜蘭每次到台北主編《人生雜誌》，在吃飯時，主事者都說：「你看！就是知道你要來，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長老雖是好意，但我每次聽了這句話，都覺得很不以為然，心裡想著：「工作責任是應該的，難道只為了你這一點賞賜，我才賣命嗎？」在世間上，論功行賞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魚餵食「海豚」的心態來施捨。有氣節的「海豚」看到觀眾拍手，也會高興地搖首擺尾，不一定只為了小魚才表演，更何況我們人類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來宣揚大法是何等神聖的千秋偉業！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我初到台灣不久，中國佛教會改組，我也被任命為改組委員之一，自覺十分高興能為佛教發展貢獻心力，因此很賣力地去做，並且不時提出意見看法，只是後來發現長老們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長老們看得起，提名我作常務理事，那時我不但無名、無錢，而且連食宿都沒有著落，照理說給我一張辦公桌就很心滿意足了，常務理事是何等尊貴，二十多歲的年輕僧伽，無功無德，豈可據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寧可死守揚州，也不給清朝官祿收買；民國初年的梁啟超寧可退回袁世凱的十萬大洋，也要發表「奇哉！所謂國是論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聖的弟子，大乘宗門的後代，又豈能如海洋公園裡的「海豚」一樣，滿足於眼前的小魚？所以便斷然拒絕。
回想五十年來，我和已召開二十屆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種種因緣不具足之下，總是與我有緣而無份，年輕時，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參與大會，但是都給中國佛教會的主事者障礙而希望落空。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樂意從旁協助會務。後來因緣具備，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搬出亞洲地區，進入國際舞台。二十次的大會，我個人獨立負責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屆世界會員大會，在美國西來寺舉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在台灣佛光山舉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屆世界會員大會，在澳洲南天寺舉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會議場所，我都積極主動地給予承擔支持。
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時，他們共同推舉我為榮譽會長。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時，他們希望我能正式擔任總會長，以帶領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但我已無意於此，因為國際佛光會的會務已夠我忙碌了，尤其我覺得現在佛教界英才輩出，例如：西藏的達賴喇嘛、越南的一行法師、馬來西亞的達摩難陀、韓國的月下長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國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應該來執掌世界佛教會務，而他們也不會如「海豚」般為了小魚才肯有所作為。所以，世界上國際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魚飼養，而是要給他們佛法更多的掌聲。於是就婉拒了他們的厚愛。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蘭念佛會，因無會址，而需要籌建講堂，但那時一無所有，豈易進行？宜蘭縣政府的張科長來找我，說道：「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的母親往生，請你為她在告別式上誦經拈香，他們願意提供興建講堂的全部水泥。」我聽後非常不悅，立即回答：「水泥有什麼了不起，就是用黃金打造，我也不去！」因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魚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那時我還年輕，非常執著。但是隔天一個信徒往生，我卻作不請之友，為他誦經祝禱，而且一路送他到墳場。喪家送了我一個六十元的紅包，我將它悉數轉為《蓮友通訊》的經費，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魚可以換得的。
所謂「君子取財，取之有道」，儘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質，就像「海豚」需要小魚一樣，但世間上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像寶貴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誼等，尤其一個人的尊嚴，更不容許別人踐踏！
三十年前，我率領十二位徒眾為嘉義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會，堂主拿了許多布料以為回饋供養，在那個物質貧窮時代，這麼多的布料可謂價值不菲，但我卻予以婉拒，並且另外掏錢給徒眾們到阿里山一遊，以慰勞他們的辛苦。我覺得：「海豚」可以為了小魚表演，但人除了小魚之外，還有其它的意義在；人，應該珍惜小魚之外的那一點點東西。這幾十年來，無論佛光山多麼忙碌，我都盡己所能，派遣弟子們幫忙其他友寺法會活動，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魚之外的這一點點。
有一天，我正在佛光山法堂處理公文時，突然接到侍者通報：高雄某一信徒要供養我十萬元，希望能和我見面，並要我去麻竹園拿。我立刻拒絕。但是一個星期之後，聽慈惠說，另外某一位信徒要捐兩百元新台幣給佛光大學，我立刻很歡喜去和他見面。侍者們見了莫不怪之，不知為何我的前後態度竟有天壤之別。我和他們解釋：「因為他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沒有把我當成是『海豚』。」
幾年前，聯合報系的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去世時，我前去主持告別式，為他拈香祝福，後來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個紅包給我，我告訴他：「人和人來往，金錢可以表示謝意，感情可以表示謝意，道義可以表示謝意，如果能超越金錢、超越感情、超越道義，另外結一點佛緣，不是更好？」王先生很有智慧，一點就通。
我偶而資助文教界、藝術界的朋友，也經常在人力上、物力上支援佛教界的團體，常聽弟子們說：「師父好傻啊！幫人忙，還要將『小魚』給別人吃。」我往往回答：「因為我是人，不是『海豚』！」人，有通財之義，有互助之情，不一定要為什麼，也不一定要得到什麼。
吃麵包，我總是先吃四邊的硬皮；吃甘蔗，我也喜歡先啃有節的部位。先苦還是先甘？這是個人的理念。對於人生的施與受，自己吃小魚或者將小魚給別人吃？我覺得小魚，不管是誰，可以留到後面吃，何必像「海豚」一樣，急於用工作交換？你看！過去美國給予台灣許多小魚(經援)，後來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到美國留學後，滯留在當地社會，對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不無功勞。而今天我在洛杉磯設立西來大學，旨在促進東西文化交流，並希望能對美國的人文思想有所貢獻，凡此不也如同回饋他們一條大魚嗎？
過去我曾聽一位信徒說了這麼一段經歷：一個傳教士來到醫院，將他的朋友從床上拉下來和他一起禱告之後，要求對方加入他的信仰，病患者不從，傳教士便說他會因此而下地獄。信仰淪落至此，實在令人感慨！
其實，給人一張紙、給人一幅畫、給人一些歡喜、給人一句讚美、給人一點獎勵、給人一點安慰，乃至給人一點希望，給人一點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是千萬不要把他當成銀貨兩訖的交易。佛教裡的「無相布施」，所謂「三輪體空」，將施與受應有的關係發揮到了極點。因為我們是人，不是海洋公園裡表演的「海豚」。
所以，每次為初信者加入佛教舉行皈依典禮的時候，我總是向大家先釐清一點：「皈依佛教以後，你可以轉信其他宗教，這就好比轉學一樣。一些宗教說不信的人會遭到天打雷霹，是在利用神權來控制人，佛教不是如此。皈依佛教最主要就是皈依自己，每一個人自性中就有佛、法、僧三寶，皈依佛教是教我們認識自己，找到自己……。」這樣的說法，每每贏得大眾的歡喜，許多原本只是觀禮的人也皈投在佛陀的座下。我想這是因為我沒有將「人」視為「海豚」，用小魚去引誘他們的來去吧。
禪門的語錄中曾記載這麼一段有趣的事情：趙州從諗禪師有一次斥責正在禮佛的文偃禪師：「佛也是用來禮拜的嗎？」文偃禪師答道：「禮佛也是好事。」趙州隨即說道：「好事不如無事。」黃檗希運禪師也有一句名言：「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當作如是求。」禪師們不是叫我們不去禮敬三寶，而是告訴我們，信仰佛教並不是像「海豚」一樣貪求有小魚可吃(指名利富貴)，我們必須要去實踐佛陀的真理，當下承擔「我是佛」，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也從不以「海豚」的心理來從事慈善事業，我每次總是告訴前來領取救濟品的自強戶：「佛教裡說：『施者受者等無差別。』感謝你們給予我結緣的機會，希望你們把佛法的歡喜平安帶回家去。」我不期待他們領納了我的一袋米、一瓶油、一台電扇、一個電鍋以後，就對我如何報答，其實我應該報答大家，是大家給我機會，所以我衷心祝禱：希望佛法裡的平等思想能讓每個人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希望我這一點點供養的心意能遍滿十方世界，達到普世和平，人民安樂。
過去，達摩祖師渡海來到中國，梁武帝問他：「我到處建寺安僧，有何功德？」達摩祖師立即呵斥他：「毫無功德！」並說：「如此功德，不以事求。」因為有相的功德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相的功德才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
《金剛經》也說：真正布施之道，要做到受者、施者以及所施物彼此不著痕跡。「空」不是沒有，「空」是融和了你和我，融和了有與無。有了「空」的觀念，可以讓我們擁有更多、更大的世界，而不會像海洋公園裡的「海豚」一樣，被小魚束縛住自己的生命未來。
《讀者文摘》曾登載一篇故事介紹愛爾蘭丁格爾港的一隻「海豚」，名叫「風姿」，牠擁有愛心，善解人意，不但每天給當地人帶來歡喜快樂，並且還會幫忙治癒人類的心靈創傷。一般的海豚誤闖入淺水區域，最多只待上一時就走了，但奇怪的是，這隻「海豚」卻在這裡，至今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想這是因為牠不是為了「小魚」而表演，所以才能如此恆長吧！
像佛經裡敘述阿難尊者在擔任佛陀的侍者之前，曾經提出三點希望，請目犍連尊者轉呈給佛陀：一、佛陀的衣服，無論新舊，他決不穿著；二、如有信眾恭請佛陀到家中供養，他不能侍奉前去；三、不是見佛陀的時候，他不去見。佛陀聽了很歡喜地接受，並嘉許他的美德。由於阿難尊者一開始就表明，他侍奉佛陀，絲毫不存有「海豚」企求小魚的心態，果然成為待在佛陀身邊最久的侍者，如大海般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難尊者的心中，也因此才使得我們後世的佛子有福報承受佛陀的教法。
天童寺老和尚負責典座，一做六十年，耄耋高齡還在大太陽下曬香菇，從日本東渡到中國來求法的學僧看到老和尚的風範，不禁肅然起敬。如果老和尚存著「海豚」為吃小魚而來學道的心態，在典座下會悠悠然就是六十年的歲月，一定不會有如此長久的發心。
反觀現代的年輕人，做事不耐煩，不持久，不外是因為「海豚」心態作祟，而小魚來源又不易取得所致，所以有許多人到了這裡也跳槽他去，到了那裡也請求調職，結果一無所成，能不成為我們的警惕嗎？
所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昔時，浮山法遠禪師幾次被住持責打遷單，仍不忘學佛初心，在寺門前托缽求道，終於得到歸省禪師的印可，付予衣法；雪竇禪師寧願在寺中陸沉三年，操持苦役，也不肯拿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書，最後終被龍天推出，擔任翠峰寺的住持。高僧大德道風巍巍，無非在向我們開示，唯有不以「海豚」想吃小魚的心態來做人處事，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才能贏得大家的敬重，獲致最後的成功。
所以，在此奉勸大家：如果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事，人生不會產生力量。權利、義務雖然是對等的，但，人不是「海豚」，盡義務不是一時的表演，重權利也不只是為了得到一條小魚。要建立起大是大非、大功大德的觀念，要懂得生活是為了完成宇宙繼起的生命。人，想要活得朝氣蓬勃，必須要往遠處看，往大處想，不要念念為了小魚，才要表演。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舉重若輕
佛教學者唐一玄居士曾任軍醫院院長多年，後來在各個佛教學院授課，佛教著作甚多，由於與我的觀念風格不同，對我一向批判多於讚美，但有一次，他竟然很高興的讚美我處理事情「舉重若輕」。我一生受人批判也好，讚美也好，多不介意，但唐老的這一句「舉重若輕」，頗令我感到受寵若驚。繼而回想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確是本著香嚴智閑禪師的詩偈「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來待人接物，這句話和「竹影掃階塵不動，雁過寒潭水無痕」的意義相同，也就是說什麼事過去了就算了，絕不會計較得失，或是留戀或懊悔。唐老以「舉重若輕」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為人處事，自覺堪能承當。
記得剛來台灣的時候，我曾在寺院裡擔任打水、挑擔、拉車、採購等工作。寺裡的住眾看我無論做什麼粗重的工作都好像一付駕輕就熟的樣子，所以後來凡是需要用力氣的事情，他們都叫我去做。其實我每次拉車拉到要上坡的時候，往往因為用盡全身的力氣而暈眩嘔吐，但是因為我常懷慚愧感恩之心，所以能產生源源不斷的力量服務大眾。四十多年前，我為教界長老編輯雜誌之餘，還經常為其他報章刊物撰寫佛教文章，長老看我勤於寫稿，又不收分文稿費，以為我筆到神來，「舉重若輕」，所以連發行、郵寄等一切工作也都交由我包辦，其實我常常為了寫稿而搜索枯腸，通宵達旦，不過因為我心中充滿弘法利生的使命感，所以不論給我多少工作，我一樣都心甘情願，勝任愉快。後來我經常南北弘法，以火車、汽車為辦公室，準備文稿，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能即刻樂說不倦，信徒以為我才思敏捷，「舉重若輕」，更加喜歡邀請我去說法開示。其實，剛開始弘法的最初幾年中，我經常為了一篇講稿而案牘勞神，鎮日思惟；如今我年屆七十餘歲，經常一天講話下來，就感到身乏口乾，但每次看到信眾們渴望佛法的眼神，就忘記一切辛苦，所以依然精勤度眾，樂此不疲。
有人說：「如果要跟誰過不去，就叫他去辦教育，編雜誌，建道場。」但是許多年來，我教育也辦了，雜誌也編了，道場也建了，其中各有不同的問題，有的頻遭人為的阻礙，像福山寺的寺院登記執照因有關主管互踢皮球而一再延遲，直至八年後，才給予核准；西來寺初建的時候，因異教徒排斥而遭到抗議……。有的飽受天災的侵襲，像佛光山颱風來時的洪水、山崩，極樂寺牆瓦的坍方、倒塌……，往往將多年的建設毀於一旦。有的是接管別人辦不下去的事業，例如接收福國寺、圓福寺之後，才知道還要償付前人的債務。凡此都因為我稍具發心、願力，所以雖然困難重重，我也不覺其難；因為我非常注重情義和結緣，所以儘管備嘗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因為我肯隨緣、隨喜，所以即使忙碌不堪，我不覺得忙不過來；因為我願意忍耐、承擔，所以縱然一無所有，我不覺得空乏無力。總之，無論什麼繁複的事情到了我這裡，都因為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所以自覺能夠「舉重若輕」地承擔。
文殊菩薩以「無」為不二法門，慧開禪師以「無」為宗門一關，惠能大師以「無」攝受傲慢的同道，道樹禪師以「無」屈服外道的神通。「無」可以說是世間上最美妙的道理！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棘手事件不知凡幾，像壽山寺建好之後，軍團司令部下令強制拆除；悍民想穿越佛光山作為產業道路，不惜以暴力威脅逼迫；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眼見即將釀成政教衝突；佛牙來台，異教唆使教徒搗亂阻撓：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險厄，有時我以理說服，有時我以靜制動，有時我以誠感化，有時我以慈折服。總之，我沒有特定的方式，但是因為我心中常保空「無」，如明鏡一般，胡來胡現，所以能夠產生「無盡」的力量，「舉重若輕」地統攝了有盡的招術。
五十年前，沒有法師願意久留宜蘭，我自告奮勇前往弘法。到了那裡，才知道不但寺院內住滿軍眷，僧俗雜處，而且信徒涵蓋老、中、青三代，他們有的親近寺院很久，但所接觸的未必是正信佛法；有的忠心耿耿，但個性強悍；有的男眾因為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性情特別剛烈；有的年輕活潑，蹦蹦跳跳，不易為保守的老成信徒所接受。我一待數十餘年之久，不但和當地民眾水乳交融，和諧相處，而且將正信佛法帶動起來，讓宜蘭成為台灣佛教發展的搖籃。當年宜蘭的信徒，直到現在，仍對我關懷備至，一聽說我有什麼事情，比誰都熱心著急。像礁溪的佛光大學，從土地取得到建築工程，從溝通鄉民到連絡政府，他們都賣力參與，功不可沒。很多人驚訝地問我當年是用了什麼方法，能在他們心目中一直具有「舉重若輕」的形象？我想大概是由於我掌握住老年人的經驗、中年人的穩健及青年人的力量吧！
後來，我在各處建道場，信徒的性格種類更是多得不勝枚舉，但我依然應付裕如：來的是軍人，我和他講軍人法；來的是商人，我和他講商人法；來的是兒童，我和他講兒童法；來的是老人，我和他講老人法；來的是婦女，我和他講婦女法；來的是傷殘，我和他講傷殘法。此外，對於喜歡修持的人，我舉辦禪坐班、念佛會；對於追求慧解的人，我開設佛學班、讀書會；對於擅長藝文的人，我舉辦技藝班、寫作社；對於偏好慈善的人，我成立服務隊、救濟會。總之，我應機說法，讓信眾能將佛法帶到日常生活之中；我觀機逗教，讓大家發揮所長，所以就能夠「舉重若輕」地將佛教帶動起來。
俗語說：「寧帶一團兵，不帶一團僧。」出家人的性格雖然比較超逸淡泊，無所勉求，但相對的，因為不求名，不求利，有時候也很難動之以情，動之以理，所以教育僧團徒眾，不像帶領世俗企業裡的員工那麼容易。而我，除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百萬名信徒之外，還收了一千多位出家弟子。我每天不但必須處理忙不完的法務，還得分神為他們處理情緒問題、讀書問題、修持問題、弘法問題、養病問題、請假問題。每次主持教育座談會時，總有人問我如何帶領這麼多弟子？其實這就像《維摩詰經》所說：「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塵勞雖多，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隨意轉化，就可以「舉重若輕」地轉煩惱為菩提，轉愚癡為智慧。徒眾亦然，無論他們有多少人，有多少問題，因為我在思想上能夠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我在方法上，能夠隨著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我對於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夠心懷慈悲，循循善誘；我對於他們不懂事的地方，能夠寬容諒解，不去計較，所以再冥頑不靈的人，我都可以「舉重若輕」予以轉化。
信徒婚姻的危機，我以一句「愛，才能贏得愛」來挽回；演藝人員間的衝突，我以長生童子忍辱的故事來化解；政治人物的心結，我以「退一步，海闊天空」勸和；信徒失去親人的傷痛，我以「死如移民」的比喻給予撫平，餘如信徒財產糾紛、兒女問題，教界人士間的勃谿誤解等一切疑難雜症，都由於我能認識問題癥結所在，直接切入核心，給予大家，所以能「舉重若輕」，片言化解。
我經常參加各種活動、法會，像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館弘法活動、慈悲愛心人誓師運動，各有八萬人參加；每年固定在國父紀念館及香港紅磡體育館等地的講經，每場也都是數萬觀眾聆聽；每年的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有來自各地數千名代表及觀禮員等前往與會；經常在各地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發起的園遊會，共襄盛舉者動輒數萬人，甚至十餘萬人。許多人好奇地問我：「怎麼有辦法舉辦這麼多的活動，同時還能解決這麼多人的吃住問題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訣是因為我們平時訓練人才，事前周密計劃，開會討論意見，懂得分工合作，所以無論來的人再多，時間再緊湊，都能夠達到「舉重若輕」，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設立佛學院時，信徒警告我：「你沒有經費，又要辦學，以後就沒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會辦不下去！」教界也有人說：「你沒有經驗，辦不起來的。」我最初到美國建寺弘法時，同道譏笑我：「你不會英文，那裡能在海外弘法？」我向教育部登記成立佛光大學之初，官員們提醒我：「辦大學耗財費力，必須三思！」佛光山三十週年紀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勸我：「封山以後，沒有油香來源，僧眾的生活立刻就會成為問題。」誠然，經驗、語文、錢財、物資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對於出家人而言，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見，就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我「舉重若輕」地在海內外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叢林學院歷史長達三十年以上，從未中斷；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別分院、佈教所多達一百多間，目前還在陸續增加中；我在美國的西來大學已有十年之久，在台灣辦的大學第一屆學生將於明年畢業，不但學生增多，校務蒸蒸日上，而且還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及文教組織頻繁交流；佛光山封山之後，僧眾們儘管過著清貧生活，但每個周末仍舉辦假日修道會，供應上千人食宿，此外還有不定期的禪修、佛七、短期出家、講習會議等文教活動，兩年來度眾無數，看起來，這也是「舉重若輕」呀！
曾經有人為我計算，我一生在台灣佛教界擁有五十餘個「第一」：第一支佛教歌詠隊、第一個在電視台弘法的人、第一張佛教唱片、建第一間講堂、第一個在國家殿堂講經弘法、第一本精裝佛書、第一個組織信徒穿著制服、第一個創設僧眾等級制度、第一個組織青年學生會、第一個成立信徒講習會、第一個成立兒童班、第一個成立星期學校、第一個成立幼教研習中心、第一個發起光明燈法會、第一個使用幻燈機和投影機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認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個大專佛學夏令營、第一個都市佛學院、第一個雲水醫院、第一所民眾圖書館、第一座安寧病房、第一個信徒服務中心(檀信樓)、第一個舉行報恩法會、第一個舉行園遊會、第一個發起供僧法會、第一個建高樓寺院、第一個舉行環島托缽行腳活動、第一個舉辦世界佛學會考、第一個舉行禪淨密三修法會、第一次辦回歸佛陀時代的活動、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陳列館、第一次台灣舉行傳法退位大典、第一個舉辦短期出家、第一部將藏經重新分段標點的佛光大藏經、第一部獲得金鼎獎的《佛光大辭典》、第一個到三軍官校各種兵團以及離島佈教說法的人、第一個率領兩百人前往印度朝聖、第一位到梵諦岡與教宗會談……，大家看我擁有這麼多「第一」的頭銜，都說我福報俱全，其實，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盡心盡力「舉重若輕」所共成。
其實，這其中我不知經歷過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話文寫作文藝，教界一些傳統人士表示不以為然；我率領佛教青年一起出外佈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對；我組織佛教歌詠隊，藉著躍動的音符將佛法傳遞到各個角落，卻受到強烈的批評；我使用幻燈機佈教，幻燈機被警察無理地沒收；我在市區的高樓裡成立寺院接引民眾學佛，有關單位以屋頂無翹角為由，至今仍不准辦理寺院登記；我錄製電視弘法節目，已經與電視台簽約，但臨時卻被有關單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電視；餘如在廟口市街佈教被當場取締，更是常有的事。但這一切阻礙都無法將我打倒，因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所以無論多麼艱鉅的事情，我自信都能「舉重若輕」地完成。
憑著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來，我將腳步拓展到海外，在國際間作了許多突破，像顯密所屬教派，彼此間欠缺溝通，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舉行世界顯密佛學會議，讓漢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暢談，建立共識，此後彼此互有往來；海峽兩岸自從一九四九年之後，一直處於對立狀態，我率領「弘法探親團」到大陸弘法探親。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西來寺舉辦，我讓兩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裡面開會，贏得全場人士不絕於耳的掌聲及欣喜交加的熱淚；僧信組織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來缺乏聯繫，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為信眾成立國際佛光會之後，和佛光山僧團互相配合，有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在弘法度眾方面發揮前所未有的功能，也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範；南傳國家的比丘尼戒因戰亂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傳達兩百多年之久，我經過多次的努力，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國──印度菩提伽耶舉辦國際三壇大戒，讓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師的證盟下如願頂受具足戒；就在此時，西藏貢噶喇嘛表示願將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贈送給我，許多人問他，國際佛教界人士這麼多，為什麼獨鍾於我？他舉出上列諸項事實，回答大家：「因為星雲某人在國際間具有『舉重若輕』的地位，所以我們相信他能夠妥善保存佛牙舍利。」「舉重若輕」四個字看似容易，其實這是我一生本著弘法奉獻的理念，努力為教籌劃，為眾謀福得來的些許成績，而對十方大眾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歷史長河裡，擁有「舉重若輕」地位者不知凡幾，我只不過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偉大的佛陀，在當時階級分明的時代裡倡導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種宗教雜陳的社會中，還能將佛法迅速地傳遍整個印度；在多國鼎立爭強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干戈為玉帛；即使在極為惡劣難堪的處境下，也能夠以善巧方便來化導頑愚……，凡此「舉重若輕」的風範，兩千五百年來一直是億萬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精神依賴。而太虛大師在國難方殷之際，組團到海外各地宣布軍國主義的惡行，挽救國家的厄運；在佛教沒落之時，興辦雜誌，發表讜言，從整理僧伽制度的建議到向政府的護法論爭，從小乘部派的研究探討到大乘教育的八宗兼弘，從佛學問答到世法應酬，從佛史撰著到教義偉論；各地鬧廟產興學，他不顧一切，挺身而出，據理力爭；舊僧聯名打擊，他一點都不灰心，依舊興學培育僧才，推動國際佛教。民國初年，佛教之所以還能夠延續下來，可以說全然是拜太虛大師「舉重若輕」的行動所賜。餘如佛法初傳漢地時，迦攝摩騰以一首正氣凜然的偈語，懾服外道，「舉重若輕」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的基礎；曇無竭不顧生命危險到西域求法、法顯度海、玄奘經過沙漠到印度取經、法眼禪師以詩偈駁斥皇上、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楊仁山的金陵刻經處等，這些舉止，外在是如此的「舉重若輕」，但內容有千萬斤的重力。他們這種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無畏的棈神，是多麼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舉重若輕」的真義，並不是在表面上將「重」的事物變「輕」，而是要我們做好心理的建設，不將「重」的感覺擺在前面，自然就能獲得「舉重若輕」的泉源，如流水載物般，處處無礙；「舉重若輕」的要訣，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輕」率行事，而是要我們遇事承擔，運用智慧，自然就能培養「舉重若輕」的能力，如獅子奮迅般，衝破難關。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