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錯，要有勇氣
春秋戰國時代，有一位生性固執的男子駕著馬車，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問他：「你要往那裡去？」
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國。」
朋友一臉狐疑地問道：「楚國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馳啊！」
男子辯駁：「沒關係！我的馬非常優秀。」
朋友無法理解，又問：「即使是一匹良駒，日行千里，但方向錯誤，還是沒有辦法到達目的地啊！」
男子還是非常不以為然地說道：「你不用費心了！我有足夠的旅費。」
朋友說：「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費，但路的方向畢竟是不對的，你怎麼能到得了楚國呢？」
朋友雖然再三告誡他，這位男子仍然堅持己見，說道：「不打緊！我還有一個善於馭馬的好車夫。」
總之，任憑朋友如何分析解說，男子依舊執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認錯」。這就是人的愚癡，人的執著！
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則故事罷了，其實，類似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在現代的社會。我曾經看過一個慈愛的母親因為女兒即將到寒冷的山區旅行，怕她凍著，所以就和女兒說：「乖寶貝啊！妳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顧到漂亮，要多帶一點衣服去啊！」
女兒回答：「不必了，冷的時候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買到一件毛衣。」
母親不放心，說道：「寒帶偏遠的地方，通常很難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兒還是說：「沒關係，我可以找一個人家商借一件。」
母親說：「越冷的地方，人煙越稀少，妳到那裡去商借呢？」
女兒說：「萬一真的冷得沒辦法了，我馬上回來，不就得了嗎？」
無論母親如何地叮嚀囑咐，殷殷勸誘，做女兒的就是不肯多帶一點衣服預備。
「死不認錯」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認錯，要有勇氣」，我一生都將這句話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一九七一年，我想將朝山會館的建築列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為我認為：現代佛教應該和社會大眾結合為一體，能夠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讓信徒安心歡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議設立一座美輪美奐的朝山會館，不料很少信徒支援這項建設，眼看工程無法進行。有一天，慈惠法師對我說：「台灣的信徒根本不懂什麼叫作『朝山會館』，他們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師父應該先建大雄寶殿才對。」我一聽，覺得她的話非常合理，於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後來的建設一直非常地順利。假如當初我只憑理想，沒有「認錯的勇氣」，又何能有後來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團的民主，效法佛陀時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開會的時候，難免有一些徒眾的意見與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許是一個「從善如流」的人，很怕徒眾認為師父也是一個「死不認錯」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違抗，只會唯唯諾諾，沒有深思遠慮；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責別人，不能檢討自己。這樣一來，佛光山那裡能突破創新，為眾謀福呢？
以我多年來授徒的經驗，凡是能夠接受教誨，「勇於認錯」的人，大多進步得快；凡事覺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認錯」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勸一些徒眾既然不長於讀書，就要及早學習其他技術，但他們卻執著己見，不肯「認錯」，結果花了許多年的時間鑽研學問，才發現走錯了路，後悔莫及。另有一些徒眾做事不能顧全大局，懶惰又不和眾，經過一再訓誡，還「死不認錯」，到頭來沒有一個單位肯要他做事。還有一些徒眾溜單以後，雖然知道自己錯了，卻沒有勇氣向大眾「認錯」，只得流浪在外。我雖有心寬容接納，基於宗門法規，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際遇的平順安危，其實和自己能否「認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甚至古往今來，無論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主事者乃至組成的份子，能夠「認錯」與否，往往就是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像項羽之所以在楚漢之爭中飲恨敗北，就是因為他剛愎自用，所以眾叛親離，最後自刎於烏江，臨終前還死不認錯，喊著：「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國名將周瑜，因為心胸狹窄，妒賢嫉能，錯失聯蜀滅魏的機會，卻不知反省，反而感嘆：「既生瑜，何生亮？」終致英年早逝。反觀劉邦和曹操，一個原本籍籍無名，一個被世人稱為奸雄，卻因為能聽從諫言，改正過失，而成就霸業。
曾經做過中華民國經濟部長的尹仲容先生，在一九五○年間擔任外貿會主任委員時，曾頒佈「中藥限區採購辦法」，三天後，發現資訊判斷錯誤，立即取消前令，並且集合媒體，公開向大眾「認錯」道歉，當時有記者問他：「你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率真地回答：「知道錯了還不改正，這還了得？」由於尹先生實事求是，及時改正的風範，在當時引領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至今仍為許多人懷念不已。
最近報載，經營亞都飯店成績卓著，獲得中外一致好評的嚴長壽先生，被聘請到臺北圓山飯店擔任總經理時，原本意氣風發，很想有一番作為，但不久之後就遞上辭呈，因為工作人員無法改掉威權時代的習氣，「死不認錯」，配合困難，嚴先生眼見無法改進，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說明了：「認錯要有勇氣。」能夠「勇於認錯」，才不會失去發展的契機。
記得三十年前，因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遙遠，北部的信徒紛紛請求佛光山在台北設立道場，好讓他們可以常常聽經禮佛。我也很想滿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處打聽，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場地。最初我們看中民權東路行天宮對面的一塊土地，透過一位經紀人接洽，雖然一坪的價錢不及市價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還是負擔不起，結果失去了這次的機會。後來，那塊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廈，每次坐車經過時，我的心裡都會生起一陣婉惜，總覺得對信徒虔誠的心意抱愧無比，因而發願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間寬敞的現代化道場。後來，信徒聽說此事，有感於我為了不能給大家一處好地方拜佛而「認錯」、難過，便發起大家協助出資。一九九四年，終於買下信義區一棟大樓中的幾個樓層，集台北道場、中華佛光會總會、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滴水坊於一處，實現我多年來對於現代佛教建築的四個理想：傳統與現代結合、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為耐特颱風來襲，山洪暴發，雨水成災，造成台灣南部地區一片汪洋澤國，佛光山東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當時我人在國外，聞後匆匆趕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滿目瘡痍的坡地，真是一陣傷感，但我沒有責怪主事的職事照顧不周，防範不嚴，反而召集寺眾，對大家說道：「這次意外事件怪我當初沒有用心把擋土牆做好，讓常住遭受損失。」徒眾們聽了之後，都異口同聲地回答：「這不是擋土牆做得不夠穩固，而是我們沒有隨時清理水道。」
我們師徒互相認錯，於是大家同心協力，奮力搶救，甚至邀請第八軍團研究大地工程的工兵營上山協助，很快地，東山又恢復以往的寧靜美好。從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個人要肯「認錯」，才有人樂意幫忙。因此，所謂的「廣結善緣」，不光是噓寒問暖，解衣推食就夠了，還應該在有「錯誤」的時候，能夠做到「嚴以責己，寬以待人」。
中國古時凡有災禍，皇帝就下詔罪己，以求撫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時代的西方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像去年(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因為緋聞案而鬧得滿城風雨，舉世皆知。剛開始時，柯林頓不肯認錯，對大法官做不實的證辭，結果引起民眾反感，險遭國會議員彈劾。所幸他後來勇敢地出來，公開向全美國的人民道歉，終於獲得民意支持，而穩住總統的寶座。可見一個人唯有「勇於認錯」，才能獲得大家的諒解，才有機會重新做人。
久遠以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在臨終時，猶念念不忘欠了鄰人一隻雞無法償還，直至今日，沒有人批評蘇格拉底的貧窮，反而稱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三世紀前統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彌賠罪，自古以來，沒有人恥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禮拜道歉，反而同聲讚美他「勇於認錯」的美德。所以，「認錯」不但不會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能贏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奧妙，行事強橫，不肯低頭，最後自己成了最大的輸家。
記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時，一再商請門口的民房讓售搬遷，以便道場的整體規劃，雖經多次提出優惠的方案，屋主卻始終執著己見，不肯利益別人。後來信徒因共修時進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勸告，對方還是依然故我，不肯讓步，給人方便，結果招引眾怒，真是損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開山不久，請了附近一位鄉民為我們做一些雜工。我曾給了他一些錢，請他買些果樹的幼苗種在寺周，沒想到他買好之後，種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築水道，將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園灌溉，還向人誇耀他的土地是黃金之地，猶如黃金一般寶貴，我心裡不禁想到：你的果樹黃金，都是因為佛光山而有，這有什麼值得引以為榮？
後來，我為了建大雄寶殿，向他情商購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漲，我問他：「你的名字叫作『祝成』，為什麼沒有『助成』的習慣呢？」
他一付理所當然的樣子，答道：「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應該的。」
結果就因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決議不再用他，後來聽說連家人都不理睬他，這就是沒有人緣的後果。
許多人問我：為什麼所到之處，都能受人歡迎？我自覺一生最大的長處就是能明理，肯「認錯」，因此無論長幼尊卑都喜歡和我在一起。
記得一九四九年，臨別大陸到台灣之際，曾有一位不認識的鄰居想到台灣參加女青年大隊，請我到台灣後，替她查問可行與否。因為我也是匆匆來台，什麼狀況都不了解，後來國共戰爭斷航斷訊，造成她無法來台。雖然當時是因時局變化太快，而非故意推諉拖延，但心中一直感到內疚。四、五十年之後，我特地花了六萬港幣，請她和家人一起到香港、馬來西亞、泰國等地一遊，以表達「認錯」的誠意。看到她和家人遊罷東南亞，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的樣子，我也同感歡喜。
有一年，我率團到印度朝聖，途中請購了一尊石佛，拜託團員之一的蔡滄洲居士運回台灣。事後發覺這尊石佛重量達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運到台灣的。想到自己當時只知道請購，卻全然沒有顧及別人搬運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後來我不時到他開設在善化的亞洲麵包店買麵包，以彌補自己的無心之過。蔡居士多年來，一師一道，護持佛光山，雖然不是因為我經常買他的麵包，但我能夠「勇於認錯」，相信對於師徒之間道情的維繫應該也有助長之處。至今這尊佛像陳列在佛光山寶藏館內供人觀賞，蔡居士佛國有知，當會原諒我的無知之失。
從小在美國留學長大的覺穆，在德州大學建築系畢業之後，隨我出家，回到台灣，一心想進佛光山叢林學院研讀佛學，因適逢佛光山籌建南華大學，正好需要她的專長，所以要她先到大學籌備處幫忙。只見身軀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時而到嘉義大林的南華大學監督施工進度，時而到宜蘭礁溪的佛光大學了解工程狀況。雖然她表示心甘情願如此，但我還是覺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總要多給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種聊表心意的補償，沒想到她卻更加賣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淨土文教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出家學道一甲子以來，應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個做人的道理：「你對我錯，你好我壞，你大我小，你樂我苦。」我不但將這個「四句偈」掛在口邊教育徒眾，而且經常引用一則故事來說明它的道理：
從前有一戶姓張的人家與一戶姓李的人家毗鄰而居。張家經常吵鬧不休，李家卻和睦互敬。
有一天，張先生問李先生：「為什麼你們家到處充滿歡樂，我們家卻天天像個戰場一樣？」
李先生回答說：「因為你們家都是好人，我們家都是壞人。」
張先生不解其意，問道：「此話怎講？」
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們家，如果有人將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趕快跑去『認錯』：『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邊了，害你滿身都弄濕了，有沒有傷到手啊？』打翻的人也會連忙說：『沒事，沒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對不起，讓你嚇著了。』但是，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你們家，打翻的人會說：『是誰這麼沒大腦，把杯子放得這麼靠邊，害我全身都弄濕了？』另外一個人就立刻反駁：『是我放的杯子，怎麼樣？你自己不小心，還要賴到別人身上！』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大家都不肯『認錯』，當然就不會安寧了。」
依空法師的弟弟張進輝居士在普門中學教書，育有兩名天資聰穎，活潑可愛的兒子。有一天，他正為教育孩子的問題而傷腦筋時，聽到我上述這番話，覺得很有道理，馬上拿回家去應用。在餐桌上，兒子抱怨飯菜不好吃，張居士馬上滿臉愧疚地說道：
「都是爸爸沒有用，爸爸不能賺很多錢，不能提供你們很好的生活。爸爸對不起你們！」
兒子們聽到爸爸「認錯」，反而覺得又感動，又赧然，兩個人一致說道：「爸爸最偉大，我們要好好念書，將來用最好的東西來孝順爸爸。」
可見「認錯」沒有大小之分，只在於我們是否具有「勇氣」；而能夠真誠「認錯」的人，才能夠處處祥和，一片歡喜。
佛教十分注重「認錯」的修持，除了有各種懺悔法門之外，叢林道場選任住持當家，也以是否有供養大眾，「勇於認錯」的美德作為標準之一，因為有「認錯勇氣」的人才能夠以身教領眾、教眾、服眾、和眾。像晉朝的法遇禪師，是江陵長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師父道安大師寄來的荊杖，立即領悟：這是師父在訓誡他不久前對一名沙彌喝酒只略施處罰而沒有遷單的過失。於是立即鳴鐘集眾，向荊杖燒香致意，表示敬領師訓之後，便伏在地上，命維那師杖笞三下，並且垂淚自責，此後僧俗二眾更加精進道業。禪門語錄中更是充滿師徒之間以喝罵論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錯誤時，能夠勇於認罪，即使老師不對，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為如此，禪宗能以活潑伶俐的道風流傳久遠。
所謂「不怕念頭起，只怕覺照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錯，就怕沒有「認錯的勇氣」。在今天開放的時代裡，常看到坊間書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勵大家「前進，要有勇氣」、「表達，要有勇氣」，我常想：是否更應該提倡「認錯，要有勇氣」的精神？因為唯有父母與子女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老闆與伙計之間、長官與屬下之間都能具有「勇於認錯」的美德，我們的國家才能更進步發展，我們的社會才會更溫馨祥和。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上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瞋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間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間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制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型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制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歷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迂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歷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藉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凌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瞋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最究竟的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之尊，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因此奮勇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捨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歷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制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作出最大的貢獻。
像大乘佛教代替部派佛教而興起，如果不是龍樹菩薩、提婆菩薩打著「性空緣起」的旗幟，「向保守的教團革命」，佛教那裡能再顯欣欣向榮的生機？如果不是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揭櫫「萬法唯識」的主張，「向頑空的思想革命」，佛教「真空妙有」的思想那裡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如果不是道宣律師極力倡言「四分律五義通大乘」，積極推行「一乘圓頓妙戒」；如果不是百丈禪師進一步本著直下承擔「捨我其誰」的理念，超越戒律條文，創立叢林清規，那裡能像世間的「革命」一樣，以雷霆萬鈞之勢，讓中國佛教開創新的里程碑？若稱大乘八宗為當時思想上的革命者，實不為過也。至若南泉斬貓、丹霞燒佛，是為了「向舊有的包袱革命」，而不得不採行的激烈手段；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慧實大師寧受杖責，不向王權低頭，則展現了佛教高僧不惜身命，「向威勢強權革命」的本色；民國初年，太虛大師越挫越勇的無我表現及仁山法師大鬧金山寺的豪邁氣度，更是發揮了佛教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否則，中國佛教會何由誕生？
然而卻有許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里，對佛教作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面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蹟：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盪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裡，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鑑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藉此恢復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佔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制；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正值戒嚴時期，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只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份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佈教，屢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為了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衊佛教，我致信抗議；對於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佛教，我也撰文筆伐。儘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雖然數十年來，中國佛教會以我為假想敵，對我種種牽制，甚至在開會時，公開議論要如何來打倒我，我也依舊勇往直前，為所當為；一九七三年，我想要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曾驚動了當時主管宗教部門的蕭天讚先生，他親自上佛光山，要我取消申請，我雖迫於情勢，不得不依命行事，但我仍能於數年之後，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在親身經歷了這許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間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此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里沒有一間派出所，維繫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只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面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歷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祇；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和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后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准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佈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在光復初期，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后里、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面不一的假道學，及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制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所以後來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瞋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瞋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要利用零碎的時間
我十二歲出家之後，就進入佛學院念書。我的同學都是高頭大馬的成年人，在年齡上、在思想上就差了一截，最困難的還是面對艱澀的佛學名相，讓我最為頭痛，每次上課，我都是在如聾若啞，不知所云中苦苦捱過。
有一天，海珊法師大概看我們不知道如何用功，語重心長地向大家說道：「你們要會利用零碎的時間啊！」這句話如同晨鐘暮鼓般，給我很大的啟發。我數十年來，分秒必爭，不但學業得到迅速的進步，甚至許多心願、事業也都是在「零碎的時間」中完成。「利用零碎的時間」這句話也就成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法語之一。
其實，人的一生，即使能活到百歲高齡，為了生活上的需要，也不得不將時間分割成零碎片斷，例如，我們有時需要吃飯，有時需要睡覺，有時需要處理公務，有時需要辦理私事。為了吃一餐飯，就得花時間去想菜單、買菜、洗菜、烹煮、洗碗，即使自己不動手，上館子去吃，也得要花上時間走上一段路，還要找座位，點菜單，等著侍者將飯菜端來。為了睡覺，我們得時常打掃房舍，整理床舖，有時候躺下來，還會輾轉反側，無法立即成眠。吃飯、走路、睡覺，其實並不一定是自己心甘情願要做的事情，卻是每個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事情。在我們短暫的生命旅途中，如果將每天吃飯、睡覺、走路、上廁所、洗澡的時間全部扣除，還剩下多少時間呢？即使人生還有數十寒暑，如果除去嗷嗷待哺，懵懂無知的幼年，及垂暮多病，心力交瘁的老年，真正能夠發揮智慧，奉獻社會的時間，還剩多少時間呢？所以人生的時光，少得有如海中之漚，水中之泡，實在是太有限、太短暫了。既然「時間零碎」是生活中的一項事實，懊惱無用，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進而善用它，將它轉化為一股激勵向上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創造我們的事業，集合諸多「零碎的時間」，成為整體人生，如此也就庶幾無愧於難得的人身了。
我回想自己一生當中，光是為了等車子、等客人、等上課、等開會、等吃飯，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後來我發覺：被人等待固然是一種殘忍的行為，學習等待卻是一種至高的藝術，所以我自己除了保持守時守信的習慣之外，也喜歡利用等待的「零碎時間」，計劃做事的先後程序、考慮人我的彼此關係、甚至思考文章的內容舖排、佛學上難懂的名相，或回憶讀過的名著佳作等，如此一來，不但培養我集中意志的習慣，也增進我從「聞、思、修」進入三摩地的能力。
回憶在四十多年以前，我曾經坐煤礦小火車去台北縣菁洞坑弘法，途中在一座不知名的小站上，火車突然停止不走，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還沒有發動的跡象，車上的乘客無不焦急地來回走動、探問，我覺得因緣既是如此，何不平心靜氣地做些事情。就在人來人往的車廂裡，我反覆思惟，很快地完成了一篇腹稿，半個小時之後，火車啟動。到了菁洞坑下車，我再度利用弘法空檔的「零碎時間」，將剛才所思所想的一揮而就，這就是《今日佛教雜誌》的發刊詞──「我們的宣言」。
由於我懂得利用「零碎時間」，訂計劃、想辦法，所以，無論是坐火車、坐汽車、坐飛機、坐輪船，無論要花費多少鐘點，路程多麼曲折輾轉，我不但從未感到時間難捱，反而覺得是席不暇暖的弘法生涯中最大的享受，所以我常常自豪地告訴別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舖，汽車、飛機是我的餐廳，一本書和膝蓋是我的書桌，一隻筆是我所有的動力。」所以過去幾十年，我南來北往，乃至國內外來回，一點都不覺得浪費時間，甚至覺得「零碎時間」也不夠用。記得有一次在華航飛機上，曾在翻閱雜誌時，見到張岳軍先生的大作，裡面佳句不斷，明知即將著陸，還是不忍釋手，終因時間不夠，無法看完，下了飛機之後，只記得剛開始的一句是「人生七十才開始」，其它內容已不及閱讀，不免遺憾萬千。高希均教授的感人大作「八張飛機票」也是在飛機上看到的，但也因為匆匆一覽，現在回想內容，也記不清楚了。直到現在，我每次只要一上飛機，就趕緊閱讀書報雜誌，恨不得一口氣全都看完，以致於到達忘我的境界，深深感念到經中所謂的「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是多麼奧妙的哲理。原來，聽聞不足，必須補於思考；思考不足，必須補於實踐。而思考的訓練、修行的實踐，都必須靠永恆持續地精進不懈，其中，「零碎時間」就是我們用功的最好時刻。
例如，我在佛學院就讀的時候，為了遵守海珊法師那句「要利用零碎的時間」，無論是掃地、司水、典座、行堂、洗碗等，我都保持正念，思惟觀察，或者替常住或別人設想，因為身體雖然勞動，頭腦卻不會受到影響，所以我看起來好像整天做事，沒有讀書，但總能考得高分，令人羨慕。
五十多年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每天清晨為寺院拉車採買用品，一路上，一句「觀世音菩薩」的聖號陪伴著我，讓我忘卻了是非人我、稱譏毀譽，每天悠遊在法海之中，因此無論什麼難事加身，都不覺得辛苦。後來我南北弘法，常常坐在公車或火車上，一根根的電線桿、一畦畦的稻田也都化為我稱念「阿彌陀佛」聖號的念珠，飛揚在宇宙虛空之中，偶而竟也能到達「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的忘我境界，我發現諸佛菩薩不但在我內心的深處，甚至法身也在山河大地、鳥叫蟲鳴裡彰顯無遺。
近三十年來，法務倥傯，但即使在坐睏臥眠的「零碎時間」裡，諸佛菩薩的聖容仍在我腦海裡盤桓不已，諸佛菩薩的聖號仍在我耳際中盪漾迴旋。我始終覺得：如果生活中沒有了「零碎時間」，就好像畫滿一紙的國畫，缺少了生命的張力與美感。
我最初嘗試以文字弘揚佛法時，常常鎮日思惟，搜索枯腸，甚至挑燈夜戰，伏案終宵，也不見得寫出什麼東西，但往往在走路、等人的「零碎時間」裡，卻能觸景生情，靈光乍現，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神來之筆，最初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我仔細回憶往事，才明白時間或久或暫不是學習的絕對要素。
一九五七年，我住在新北投普門精舍，印象中雲光山色，花樹婆娑。像我曾經花了一個暑假，一、二個月的時間，讀完蔡東藩先生四十冊的《中國歷史通俗演義》，但是到頭來什麼也記不得，只覺得他對佛教不友善，也不是議論公正的歷史學家；四十年前，《中央日報》連載的武俠小說，如臥龍生的〈玉釵盟〉，諸葛青雲的〈護旗〉等等，多年以來，都是我晨間閱報先讀為快的作品，但是到現在，竟然一點記憶也沒有。十年前，儘管朋友們推薦我讀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像《神雕俠侶》等，而且我也曾在香港和金庸先生晤面暢談，但是由於我怕記不起那許多每天不吃飯、不謀生，只在刀光劍影中來去揮舞的俠女勇士們，所以想想還是不去接觸也罷。反而四十多年前的同道、信徒，即使只花了一、兩分鐘「零碎的時間」，見過一次面，到今天，不但他們的名字我都能叫得出來，而且談話的內容、事物的背景，也都歷歷在目，難以忘懷，可見心念上的東西不一定要花長久的時間，佛教所謂的「一念三千」、「胸中法界」，誠乃不虛之言也。
二、三十年前，電視播放「保鏢」、「西螺七劍」等連續劇，我也跟著大家好奇，湊熱鬧，如此持續數月之久，可是到現在卻一點印象都沒有。當時有一個小女孩跟著母親來寺院煮飯多年，法師們才剛講過的佛門人物故事，再問她人名、內容，她都一概不知；但只要信徒們一提到李璇、白嘉莉、歐陽菲菲等演藝人員，她卻能如數家珍，津津樂道。這也說明了每個人的根器不同，心思著力的方向不一，就會在八識田裡種下了不同的種子，所以花時間的長短，不是成事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我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因為焦山位在揚子江中心，所以每天藥石(晚齋)過後，總喜歡走到門外沙灘上散步，一走數里之遙，因為面對那一望無際的江水，思緒就好像波波相繼的浪潮般，從遠處拍岸而來；起伏的念頭也如同暮靄返家的帆船般，不斷駛進心中的港口。在那段美好的時光裡，我雖無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佳句，但也偶有小詩習作登在《新江蘇報》上，對我日後從事佛教文藝創作，不無鼓舞。數十年後的今天，廁所文學、馬路文學、會議文學流行於世，有人說那是胡思亂想下的產品，我卻覺得如果在「零碎時間」裡，能用正念對治妄念，未嘗不是好事；當然最高的境界，是以無念對治正念，但何其難也！
一九五二年開始，我駐錫宜蘭，每天總有一些青年們喜歡來到寺院裡聽經，他們問我：「青年在佛教裡能做些什麼事情？」於是，我開始教他們「利用零碎的時間」，作紙人、畫連環圖。我們每天就騎著腳踏車，帶著這些紙做的道具，到鄉村的露天廣場裡，一面採取通俗方式說法，一面以玩紙戲、放幻燈片來作輔助，結果往往吸引了許多人前來聞法，這在當時佛教不普遍的年代裡，真是莫大的鼓勵。我們每天騎著腳踏車，帶著抖擻的精神前往各鄉村鄰里佈教，總能載滿法喜的心情返回寺中。有一天，在歸程時，看到朦朧的月色，我突然心有所感，回到寺院寮房，趕緊拿出紙筆，就著微弱的燈光，寫下「弘法者之歌」，由於頗受佛教青年的歡迎，更鼓舞我創作佛教聖歌的興緻，像後來的「西方」、「祈求」、「鐘聲」、「甘露歌」、「菩提樹」、「偉大的佛陀」、「快皈投佛陀座下」、「青年佛教的歌聲」、「佛光山之歌」、「信心門之歌」、「佛教驅邪總動員」、「佛化婚禮祝歌」等等，也都是我在「零碎時間」醞釀思惟，而後一氣呵成的作品。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一次應邀到新營高中主持佛學講座，當汽車飛馳在高速公路上時，偶然一剎那間，心中靈光一現，忽然讚頌三寶的詞句全都湧現在腦海裡，我立即請同車的慈惠替我記錄下來。那就是現在海內外佛教典禮集會時，大家經常唱的「三寶頌」。
最初，我經常為頻繁的講演所苦，但既然答應了別人，就得全力以赴，於是拿出「利用零碎時間」的全副本領，不敢稍懈，後來竟能駕輕就熟，無論是臨時的開幕致辭，即席的餐前開示，我總能在數秒之內，脫口而出；一天數場的講話，同時進行的會議，我也可以在幾分鐘之內預先想好說詞。破土、落成、開光、啟用等的法語，內容不一，有時是為寺院，有時是為商店，有時是為機關，有時是為住家，我經常都是抵達目的地的前一刻，在車上打好腹稿；法會、活動的祝禱、祈願，對象不一，有時是青年，有時是婦女，有時是幼童，有時是老人，我也往往都是到了會場，和客人寒暄之後，才趕快去思惟組織。我發覺剛開始練習「利用零碎時間」的時候，片斷旳思想就如同水滴透過石縫般，最初是「滴」、「滴」、「滴」……，一點一點地流出來，時日一久，自然就會鑿穿石壁，形成一道清流，如銀瓶瀉地般宣流不止；而眾生本具的佛性好比包裹在層層彈殼裡的炸藥，只要善於「利用零碎時間」，讓正念的引信保持乾燥，不被妄念欲水所沾濕，一旦因緣具足，點燃火花，總能產生很大的引爆力量，將內在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
佛光山開山時期，每週有許多善男信女組團朝山，救國團青年教師也經常來此聚會，雖然每次前來的客人、團員都不同，即使講的是同樣的內容，也不致讓人有重覆的感覺，但是我感到自己身為負責人，又是大家的師父，理當採取不同的題裁以身作則，才能教育擔任知客的徒眾、職事們，只是那時我既要兼工，又要教書；既要計劃，又要籌款，整天從早忙到晚，連闔眼都成為奢侈的休息，遑論刻意去思考開示的綱要，還好我過去習於「利用零碎時間」構思取材，所以每次從東方佛教學院的宿舍走往朝山會館，在經過寶橋的路上時，俯瞰池中碧波蕩漾、鳶飛魚躍的景象，往往引發無限的感觸。像「你好我壞，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有我無」；「對自己不忘初心，對國家作不請之友，對朋友不念舊惡，對社會不變隨緣」；「見面三句話，相逢應問好，交談應微笑，口角一回合」……，都是在那一段寶橋的路上想到的題裁，我深深感到古德所云「大塊假我以文章」固非虛言，但也要吾人肯在「零碎時間」上多下功夫，才能把握其中的妙義。
我每次主持三皈五戒的時候，因為平日習於「利用零碎時間」，頭腦從來未停過，即刻就會發現這裡不如法，那裡不對勁，無奈台上台下的徒眾，不能和我相應，只有雙眼一闔，告訴自己：「著急沒有用，一切隨緣吧！」就在這閉目的「零碎時間」裡，我也經常福至心靈，想到許多深入淺出的辭句，在開示時收到很大的效果，例如：我教大家稱念「我是佛」，並開示「我是佛」的觀念，總能讓皈依者立即明白學佛的意義，而得到點頭、鼓掌的迴響；我告訴大家：「皈依佛，是為自己的心建造發電廠，點亮心靈的燈光；皈依法，是為自己的心建造自來水廠，儲蓄甘露法水；皈依僧，是為自己的心田開發良田土地，長養菩提花果。」結果也能令大眾皆大歡喜，本來是觀禮的人，往往在聽完開示之後，也發起菩提心加入受持三皈五戒的行列。可見只要我們肯用心「利用零碎的時間」，無論睜眼、閉眼，都能洞悉世事，獲得法益。
佛光山三十週年慶時，數項活動同一天舉辦，先是心定住持晉山典禮，又是功德主會，我既要招呼信徒，又要接待貴賓，沒有片刻休息，直到下午舉行封山典禮時，我坐在不二門前的法座上，才發覺腦中一片空白，還好省長宋楚瑜先生即將蒞臨，就在他的直昇機在天空中盤旋，準備著陸時，我想到了四句法語：
封山，封山，常住責任一肩擔；
封山，封山，慈心悲願永不關；
封山，封山，菩提花果處處開；
封山，封山，弘法利生希望大家一起來。
這四句法語雖然是我在片刻等人的「零碎時間」中及時想出，看似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卻是我長久以來「利用零碎間」，思惟法義，觀察世事，提起正念，修持不懈的心得感言。
我不僅文稿、講辭經常是在「零碎的時間」裡迅速完成，有些活動的舉辦也是在「零碎的時間」中偶發的感想，像「慈悲愛心人運動」並非多年的計劃，而是在閱讀報紙時，獲悉白小燕命案等重大刑案連續發生，突然想到要舉辦一個持續的活動，以喚醒大眾對於心靈淨化的覺醒，隨即在中華佛光總會的理監事會議中提出，獲得全力支持，遂能順利推出。佛牙剛從印度、西藏，途經泰國，迎奉回台灣的時候，我也沒有想要發起「三好運動」，可是當恭迎佛牙法會進行到一半，連副總統起身講話，我看到台下萬千的群眾，不禁心有所感，所以不揣冒昧，延請副總統連戰先生和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共襄盛舉，不意竟蒙獲首肯。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這短短的「零碎時間」，只要運用地恰到好處，不但能自我受益，也能成為福利群倫的關鍵所在。
今日的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操作簡易的機械雖然取代了程序繁複的手工，但奇怪的是，人類的忙碌卻未見其減，反見其增；人類的快樂則未見其增，反見其減。究其原由，不外是因為許多人一味地忙於比較、計較，以致於將自己逼到精神的死角裡去，社會的亂相也因而頻生不已，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善於「利用零碎的時間」，提煉自己的思想，提昇心靈的昇華，相信不但個人能擁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整個社會也能臻於幸福美滿的境地。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先作牛馬，再作龍象
家師志開上人是佛教的實業家，他除了教書課徒之外，還興辦宗仰中學、棲霞律學院，同時也非常重視佛教的經濟實業發展，並效法百丈禪師的自食其力農工的修行生活，曾經整治山林、創辦農場、燒窯生產、設置染織場。家師在成立這些事業的時候，為了要向政府辦理登記，必需湊夠人數，所以把當時十五、六歲的我也登記了進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義，而有所異議或感到疑惑，還特地叮嚀我說：「你將來要想作『佛門龍象』，現在就得先作『眾生牛馬』。」這句話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門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作牛馬，再作龍象」嗎？
像佛世時，舍利弗尊者除講經說法之外，還負責精舍工程的監督，所以能威服群倫，助佛宣化；陀驃比丘在悟道之後，自願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燈幫忙前來參學的比丘安單，後來感得手指發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師勤勞眾務，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晝夜克勤，攝引後學，因而得到時人擁戴，數百僧侶翕從學習，法席隆盛。道亮法師六載舂米，曾無廢惰，後來講律，聲被東夏。宋朝道法禪師白天將乞食所餘，咸施蟲鳥，夜晚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一日入定，見彌勒菩薩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竇禪師甚至不願出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信函，寧可陸沉靈隱寺中，操持作務達三年之久，後為龍天推出，駐錫雪竇山資聖寺時，從此海眾雲集，宗風大揚。溈山靈祐禪師及趙州禪師更是令人敬佩，一個發願來世作老牯牛服務大眾，一個希望往生後到地獄度眾。而在社會上，以「牛馬」精神服務大眾，而終能以「龍象」之姿成就事業者，更是不勝枚舉，如王永慶以賣米白手起家，高清愿從基層學徒做起，林肯童年時曾做過木工、雜工學徒，富蘭克林少年時曾擔任蠟燭工、印刷工。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龍象」，不怕「牛馬」般苦役的考驗；真正以眾生「牛馬」自居者，也不畏「龍象」的踐踏磨鍊。
記憶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勞動、苦行結下不解之緣，好在我從小出生在農家，練就了結實的體力，舉凡車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備的本領，我都必須學習，甚至農忙之餘，我還得陪著外婆開闢菜園，種植果蔬，以維持家計。記得那時，外婆就經常對我說：「有志沒志，就看燒火掃地。」不時地告誡我：「從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時必須認真努力。我將這些話謹記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聖，服務最偉大」視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後，我到棲霞律學院就讀，也是從為人添飯、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運木柴等基本作務開始學起。到了暑假，我們每天得早出晚歸到山上採無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雖然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樂乎，尤其農曆春節的大掃除，單單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個月的時間。每逢乾旱時期，我還發心到江邊挑水，一次來回要三個鐘點左右。後來，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除了上課之外，還兼作管理油燈、燒煮飯菜等事務。總之，勞動的工作從來未停息過一天。由於白天忙於勞動服務，晚上沒有照明設備，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來消磨時間，真正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對佛法的體會卻能夠與日俱增。現在想來，才明白那種如「牛」似「馬」般忙碌的作務生活，使我活學活用，讓我「讀」遍長老大德行事的風采，「讀」盡寺院運作的方式，「讀」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訣。佛學院結業之後，我回到祖庭大覺寺，因為那裡擁有數百畝的土地農莊，我在教書之餘，又恢復兒時農家的生活，與稻麻菽麥、鋤頭耙鏟為伍，從大自然中擷取源源不斷的資糧。
我初到台灣時，雖然在寺院裡從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車、打水、收租、採購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為一直習於勞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覺得厭煩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繼續鍛鍊身心的機會。尤其最令我高興的是，儘管過去在大陸不曾有過建築道場的經驗，然而由於具備長久的農工雜務基礎，一旦有了機緣，就能夠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像最初在宜蘭建設念佛會講堂時，因為我每天觀察施工情形，對於砂石計算，門窗裝置，磚瓦搬運，刨木雕刻，澆灌水泥等了然於心，所以後來再開工興建慈愛幼稚園的時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駕輕就熟了。
我從宜蘭來到高雄之後，面對一個與宜蘭鄉鎮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須更加兢兢業業，努力以赴。所以從高雄佛教堂到壽山寺的建築，對於一磚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輕心，總是觀察再觀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節省、如何趕工等細節方面，又多加一層認識，由此奠定我對土木工程的興趣。
那時，我每天除了忙著寫稿、編書、教課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餘暇，便關心各地建築的外觀式樣及內部設計，並且不斷地思考：「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如何去做……。」因為有了這些概念，所以後來建設佛光山時，雖然請不起專業的工程師、建築師，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蕭頂順先生在泥地上邊談話，邊計劃，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籌建處，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三十多年來，佛光山一棟棟的建築就在路邊談話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記得剛闢建佛光山時，經濟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還得親自下廚，為來山的遊客服務，希望多得一些油香，來補助建築經費。為了節省工資，我經常將很多工作從蕭先生的手中再包回來自己做，舉凡搬運砂石、攪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眾，如心平、心定、依嚴、依恆等人扛起重任，像淨土洞窟兩邊的圍牆、靈山勝境的廣場、大雄寶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還有龍亭、放生池等多處地方，都是在我們師徒同心協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觀雖不精美，但很堅固實用。像「牛馬」一樣的勞動生活不但凝聚了師徒之間的道情法愛，也錘鍊著弟子們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議的是，蕭頂順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來，所有建設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電工、油漆工仍然還是原班人馬，未曾換人，他也因為承辦佛光山的多項重大工程，而成為工程界的「龍象」，許多建築公司高薪挖角聘請他，但他還是覺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賺到更多的歡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務性格的我，註定我終此一生要如「牛馬」般奉獻人群。記得初到台灣時，我雖上無片瓦覆身，下無立錐之地，但只要看到貧苦的人，我就會不顧一切，盡一己之力給予幫助。一九五二年，花蓮大地震，我連一張公車票都買不起，卻本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願心，各地行化，勸募救濟震區的災民；韓戰期間，我四處募集醫藥，設法送往韓國前線救傷；越戰之後，我發起支援購買難民船，搶救越南難民；多少次颱風過境，我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後來世界各國的水澇、旱荒、震災、風難，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紓困，明知車水杯薪，如鸚鵡救火，但只想要盡一點微薄的心意。
由於從童年時代，我就曾經為病患療傷餵食；弱冠之齡，也曾經為亡者更衣安葬，對於生、老、病、死，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所以一俟佛光山開山之後，我便陸續興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佛光精舍、萬壽公墓。佛光山開山時，我將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來的骨灰罐暫厝於工地草寮中，與之同寢共眠，直到萬壽堂成立之後，將它們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掛念；鄉民將路邊拾來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為他們添購新衣，送他們上學。後來，送來的小孩越來越多，大家同心協力，興建育幼院，好讓他們享有家庭的溫暖。儘管誠心奉獻，如「馬」負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點點滴滴，猶如微塵爪泥，無法拯救苦難重重的世界。所以，後來弘揚佛法，淨化人心，成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標。
四十多年前的台灣，民風保守，佛教不振，現成的佈教場所難得一見，即使有，也不見得肯出借作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廣場作為道場，從搬桌椅、拉電線、安裝電燈、放幻燈片中，領略到場地佈置的要點；在徒步弘法、單車佈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腳踩大地，引發不少說法的靈感；從接觸各式各樣的信徒、各行各業的民眾當中，感悟到各個階層的人所面臨的苦楚；在身經各類人為阻難、各種天災變化中屢仆屢起，深深體會到佛法無限的妙用。五十年來，這許多的體驗躍然於心，後來，觸目遇緣無非妙諦，信手拈來皆是法語，我將之書成條目，從鄉村僻野講到國家會堂，從軍營兵團講到監所牢獄，從企業工廠講到學校會館，從家庭客廳講到機關團體，從寺院道場講到街頭巷尾，從國內山河講到國外海港，從電台電視講到電腦網路，這一生中，不止講了千餘會以上。有人說：「人永遠處於兩難的狀態，因為活著為自己很自私，活著為別人又很辛苦。」而我卻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禮，自許為「眾生牛馬」，在為芸芸眾生奔波忙碌的同時，還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樂。
多年來，為了對佛教文化盡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馬」馳騁於道，一意想著如何前進，幾乎到達忘我的境界。記得拙作《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因為寺內沒有多餘的桌子，我就用板車將全部的書載到郵局的前面，一口氣包裝了兩千多本寄給讀者，當包完最後一本的時候，已是汗流浹背，濕透衣衫，郵局員工也一直催促離開，因為他們要下班了，但那種歡喜直到現在仍回味無窮。發行一份雜誌，從開始到出版，我一週多次來回印刷廠，經常日食不到兩餐，有時饑腸轆轆，也覺得興趣盎然；為了一本新書的印行，我搭乘數小時的火車到印刷廠去看校樣。當時只有一個心願：「我要為眾生做些事情！我要讓佛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書籍，一堆堆的刊物，無處收藏，我還是歡天喜地的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時大風大雨來了，為了怕書籍文件給水淹沒了，還得東搬西搬，但我依然樂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灣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經被水飄走，當時我正在國外訪問，回來聽說之後，心中一片茫然，只想為這一部大藏經舉行追悼會。
六○年代，我編印過《覺世旬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從寫稿、編輯、校對、發行，都是我一人包辦，尤其《覺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發行，就像五趣輪迴一樣，無或暫息，光是寫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瑣，不曾經歷者很難了解其中的味道。
儘管多少個晨昏在文字堆裡度過，多少個深夜在絞盡腦汁中煎熬，既沒有拿過一文稿費，也沒有得過一句鼓勵，但是我心甘情願，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許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門，更是高興不已。後來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經過了數十年，目前已經發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與信眾之間負起溝通的功用，而且被許多人視為初入佛門的指引要津。由於《覺世旬刊》的順利發行，又帶動了《普門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戰。多年來，儘管法務倥傯，我卻未曾放棄「文化牛馬」的職志，不時推陳出新。像近兩年來，三百萬字的《佛教叢書》和三十萬字的《佛光教科書》陸續推出，無不是多年來如「牛馬」般服務大眾的切身體會。
二、三十年前，創辦佛教教育事業，高雄師資不多，南部許多老師都是特地從台北延請到佛光山來授課，常常抵達的時候已是深更半夜，但無論多麼晚，我都會佇立在山門口，恭候他們駕到，甚至為他們煮宵夜點心，看著他們吃完就寢，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學院草創初期，沒有經費聘請行政人員，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還得到殯儀館、太平間通宵誦經來彌補學生食宿開支。後來，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莊陸續赴日深造，我一個人從工友打雜、編印講義到教務行政、輔導訓育，忙得不可開交。一些沒有恆心的學生中途退學，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歎息，多少的無奈，但三十多年來，我仍像「牛馬」一樣，無怨無悔地耕耘著這片菩提園地，只為了作育僧才，讓佛法能遠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這一生，對於某些信徒，或有慚愧照顧不周之處，但我對於大眾的福利，自問一向都是克盡心力，不辭辛勞。就以農曆過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會館幫忙典座，就是到果樂齋炒麵、炒飯，後來有好幾年的春節期間，我都是在指揮交通中度過。記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節期間，台北道場為募集佛光大學籌建基金而舉辦書畫義賣，我在義賣會的前夕才從泰國弘法歸來，雖不曾學過裝潢美工，但因嫌其會場佈置簡陋，即刻召集徒眾們通宵達旦重新擺設，直到第二天開幕時，雙眼都未曾闔過，沒想到來賓們讚語連連，聽在耳中，真是比什麼獎賞都來得更好。後來，我們以此經驗在各地開設美術館，獲得許多好評，可見無論什麼事都要從「牛馬」做起，才能穩紮根基，立於不敗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圍爐團圓的日子，我也經常都是在開示完畢之後，立即趕到山上各個區域視察，從懸吊花燈到工地灑掃，從通宵擺設陳列館的寶藏到熬夜佈置展覽館的物品，我都曾參與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購山下土地作為停車場，由於人手有限，負責畫停車線的員工直到晚間圍爐時還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奮勇前往幫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多才完工，一共畫好大客車停車位八十輛，小客車停車位四百輛，大年初一我守候山頭，看到車輛整齊有序地排在停車場，給予信徒們多少方便，雖是一夜未眠，那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卻足以讓我興奮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馬」精神者也是不勝枚舉，像三、四十年前，心平從清理環境到印刷傳單，辦事之謹慎，顯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質，直至擔任佛光山住持之後，因積勞成疾，圓寂往生為止，種種行儀見證了「欲作佛門龍象，先作眾生牛馬」誠非虛言；慈莊在寺院裡從掃地抹桌到推銷書籍，無一不做，如今憑著流利的外語及親切的風儀，拎著一個小布包，獨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後，赴日留學，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幫忙寺務，數十年來以文教弘法聞名於海內外佛教界，四所大學籌辦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讚歎不已；慈容從幫我帶領幼稚園的小朋友做起，種種活動無一不與，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對於教會事務的嫻熟，同儕中鮮有出其右者；慈嘉從香燈行堂到燒水洗碗，包辦一切雜務，其教課認真，學問紮實，說明了從日常作務中磨鍊心志，在胸膛間自然流露出來者，方為真才實學；心定在開山期間搬砂挑土、鏟地推車，有求必應，從不推辭，兩年前他被推舉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實是眾望所歸；餘如依空、依淳，大學畢業之後來山出家，也都是從擔任知賓及端茶服務開始做起，他們分別在日本東京大學及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深造期間，還參與文化編輯工作，學成後受命掌管《普門》、《覺世》的編務及普門中學的校務，如今久煉成鋼，成為文教界的尖兵，這一切都是他們從辛勤作務中結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間，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是許多人「作牛作馬」，服務大眾得來的成績，我絲毫不敢以「龍象」自居。隨著時代的進步開放，佛門僧伽的數量普遍提昇，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許多人出家之後，即高高在上，自稱「僧寶」，藉「自修」之名，懶於說法，懶於度眾，懶於活動，懶於利生，長此以往，不僅是個人的墮落，也有違於佛教的真義。社會上也有許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敗，就怨天尤人，甚至為了名利虛榮而作奸犯科，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勸大家不要只看到別人的開花結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種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謂「想要千人頭上坐，先在萬人腳下行」，唯有先作眾生的「牛馬」，才能成為頂尖的「龍象」。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