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立國較晚，西元九世紀末才形成為早期的封建國家。國名非為「俄羅斯」，而是「基輔羅斯」，或稱「古羅斯」。至十六世紀初伊凡三世當政（一四六二－一五○五）時才正式更名為「俄羅斯」。古羅斯本來是個多神教的國家，十世紀中葉東正教開始由拜占廷傳入，西元九八八年，由弗拉基米爾大公定為古羅斯國的國教。當年，弗拉基米爾大公為了逼迫全體居民崇信該教，乃集合民眾於基輔市的第涅伯河畔，把他們統一趕下河裡去游水，表示已經「受洗」。從此東正教便成為俄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教。在當時，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大多數信仰該教。

 

東正教原是基督教的一支，基督教曾在西元四世紀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但隨著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尤其在西部勢力日益衰落之後，基督教也形成了分別以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為首的東西兩派。以羅馬為首的西部稱為天主教（亦稱羅馬公教）。以君士坦丁堡為首的東部為東正教。因君士坦丁堡係拜占廷──希臘帝都，故東正教亦稱希臘正教。該教被俄國接納為國教後，在促進古羅斯的統一和發展上有過很大的貢獻，也由於藉統治階級的扶植，勢力顯得非常強大。凡是不肯信仰該教的居民，都會以「異教徒」的罪名受到政府的迫害。在那種情況下，其他宗教要傳播，自然是難乎其難。

 

那麼佛教又是怎麼可能，而且是用什麼方式才得以傳入俄國的呢？

 

說起來真不簡單，佛教傳入俄國經過了漫長而曲折的路程，經由藏、蒙、俄三個民族傳遞，分成兩步前進，先是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域中傳開，接著才爭取到達俄羅斯腹地，其間歷時三、四百年。

 

一、在蒙古族聚居區傳播

 

佛教起源於西元前六至五世紀南亞次大陸北部，其發祥地在今尼泊爾、印度毗鄰處。西元一至二世紀間，佛教分裂為兩派：小乘和大乘。稍後，從大乘佛教中又分出一個支脈──喇嘛教。它產生於中國的西藏地區，在俄羅斯傳播的就是這支藏傳佛教。

 

中國的藏傳佛教在俄羅斯境內傳播的範圍，主要在布里亞特人、卡爾梅克人和圖瓦人聚居的三個地區。其實，這三種人均係中國蒙古族的後裔。他們或遊牧西進，滯留於俄國而被歸化，如卡爾梅克人；或居住區原屬於中國版圖，只因後來沙俄擴占疆土才被歸併入俄國之境，如布里亞特人。因而對於這些部分人來說，與其說是佛教傳入俄國，不如說本來已經是佛教的信徒們被迫歸順了俄國。

 

中國的藏傳佛教是佛教的一個派別，由蓮華生等僧人把印度的密宗傳入中國西藏，依據當地的實際而西藏化，成為喇嘛教。這支藏傳佛教有紅教與黃教之分，以僧人戴紅色帽或黃色帽為標誌。喇嘛教的紅派曾從十三世紀初起傳入蒙古。不過在蒙古真正傳開的卻是稍後的黃教派，它興起於十五世紀初，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就在內蒙古和外蒙古傳播開來，至一六四○年被定為蒙古信仰的獨一無二的宗教。

 

顯然，藏傳佛教傳俄的途徑之一，在西路是由西藏傳到同是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地區，再由蒙古族帶往遊牧西進，到達南俄草原卡爾梅克，落地生根。

 

另一途徑是由西藏，經過蒙古進入現位於蒙古國境外北方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俄屬），入其首府烏蘭烏德市。再輾轉至帝俄首都聖彼得堡。

 

(一)西路

 

卡爾梅克的那一路起於十七世紀的三十年代，由土爾扈特部進行。土爾扈特原是中國西蒙古（又稱厄魯特蒙古）的一個部，遊牧於塔爾巴哈台（在額濟納河北面）一帶。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他們遂西遷，入俄境至伏爾加河下游。土爾扈特部雖然遠離祖國，但與國內的聯繫始終未斷。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該部首領阿玉奇之嫂攜子阿拉布珠兒及部眾不遠萬里回到西藏朝佛。事畢返回時，為盤踞新疆的準噶爾部所阻，阿拉布珠兒便請求清政府予以收留，並劃給牧地。康熙帝准其所求，封阿拉布珠兒為「貝子」，其所部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地方安置」。「黨」即黨河（今敦煌和肅北蒙古族自治縣），「色」即色爾騰湖又稱蘇干湖（今阿克賽哈薩克自治縣境內）。雍正九年（一七一三），清政府又應阿拉布珠兒之子丹衷之請求，將其所部遷至額濟納河下游。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正式設旗。額濟納河流域便成為蒙古族土爾扈特旗所轄之地（今為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

 

期間，中國第一位赴俄的使臣內閣侍讀圖理琛（一六六七－一七四○）曾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奉旨出使，經西伯利亞前往南俄，到達伏爾加河下游慰問土爾扈特王阿玉奇。稍後，他所「撫綏」的伏爾加河土爾扈特部大部分人也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回歸祖國，被清政府安置於新疆等地，編為若干旗。為了區別，故將早先安置在額濟納河設旗的那一部分稱為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

 

還有一部分土爾扈特人就留在伏爾加河下游、南俄草原上的俄稱「卡爾梅克」地方，在當地繁衍生息，後來成為歸併入俄國的草原民族，以地名為族名，稱為「卡爾梅克人」。十八世紀中葉，俄人羅索興翻譯圖理琛使俄歸來的奏折《異域錄》[註1]時，對阿玉奇部的稱謂已不見「土爾扈特」，而用了「卡爾梅克」[註2]，便是明證。

 

到了十九世紀初，俄國大詩人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寫的詩中，已經親切地稱之為「草原上的朋友卡爾梅克人」了。不過，既然還是「朋友」相稱，說明剛歸順不久。普希金一八三六年寫的一首〈紀念碑〉，其中的一段詩文如下：

 

偉大的俄羅斯將傳遍我的名聲，它的一切民族：

無論是驕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無論是芬蘭人，

或未開化的通古斯人，或草原上的朋友卡爾梅克人，

都將用他們的語言傳誦我的姓名。[註3]

 

(二)東路

 

經由蒙古到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一路，也從十六世紀末開始，藏傳佛教通過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喇嘛傳入布里亞特。布里亞特蒙古人分布在貝加爾湖沿岸地區，分成東西兩大系，藏傳佛教傳開的地區主要是在東布里亞特。

 

布里亞特分處的西東兩大系，分別以烏斯季──奧勒登和阿金為中心。東系的阿金屬於遠東地區，是稍後才被帝俄占領的。

 

沙皇俄國自伊凡三世於十五世紀末（一四九七）建成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國家，東部的疆界僅達貝加爾湖以東的遠東地區，到卡捷林娜二世女皇統治的十八世紀末占領了整個遠東地區，自然也包括東布里亞特，即今阿金布里亞特自治州。這樣一來，整個有佛教信仰的東布里亞特廣大地區就盡數入了俄國的版圖了。

 

在該地區，十八世紀初，一七一一年建成第一座喇嘛寺楚戈爾寺。至十九世紀時，寺院已增至三十四座，喇嘛數以千計。有些大的寺院建築還相當華麗，如一七四一年建立的宗加爾和古西諾奧譯爾斯克兩座大寺院。

 

藏傳佛教在這裡之所以能夠傳開，主要靠爭取「合法化」。一方面靠布里亞特蒙古的王公（諾顏）和貴族（賽特）的支持並積極提倡。而王公和貴族們也需要利用宗教來控制居民和奴僕。另一方面需爭取沙皇政府的正式承認，得到「合法化」，這是更為主要的因素。從沙皇政府來說，要鞏固在新擴張的蒙古族地區之統治，也只有加緊控制布里亞特王公和加強同外蒙古封建貴族的聯繫，而透過在該地區有強大影響的喇嘛教（居民幾乎全體信奉佛教），便是最有效的辦法。當時各級大喇嘛都是集政教大權於一身，控制大喇嘛當然也就控制了政權。因而沙皇政府承認喇嘛教的合法地位勢在必行。

 

不過，沙皇政府的態度是搖擺和矛盾的。從總的目標看，他當然想在非俄羅斯族地區實現宗教信仰的俄羅斯一體化，即在其擴張的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東、外貝加爾一帶，直至遠東邊疆的所有部族、民族之中，無一例外地推行東正教，強制他們接受洗禮，以拋棄各部族和民族各自原有的信仰，如布里亞特族的佛教，東部和北部各族的薩滿教。他們便有限制喇嘛教的傳播之舉動，包括限制興建喇嘛教寺廟和喇嘛的人數量。然而布里亞特蒙古人同外蒙古人以及中國的蒙古族一脈相承，讓喇嘛教風行於全民族之中，這股強勁的喇嘛教宗教勢力和影響逼使沙皇政府不得不讓步，採取緩和的策略，後來甚至改變態度，轉為正式承認，使之合法化，藉以達到控制社會局勢的目的。這才有一七二八年沙皇政府頒布決議承認喇嘛教合法地位之舉。

 

沙皇政府仿照對待東正教的先例，也讓喇嘛教在布里亞特將（蒙古族）地區帶上「官方化」的色彩。委派宗加爾寺的住持來負責統一管理布里亞特的所有喇嘛，並規定喇嘛必須向政府專門宣誓，表示效忠俄國政府。一七六四年，還由沙皇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達堪布喇嘛」的封號。

 

喇嘛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認和鼓勵之後，反過來也表示願意效忠。有一些喇嘛還進一步宣傳當時在位的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就是白度母（西藏佛教女神瑪葛波）的化身，並在札忽寺中懸掛沙皇肖像，將它置於眾神像之中。事情這樣發展，就達到了政教統合的地步。

 

這種把兩者結合的作法，後來就成了喇嘛教在俄國求生存、圖發展的重要策略。

 

有了這種政教結合的推動，東布里亞特的古西諾奧澤爾斯克即被建成布里亞特藏傳佛教的最高學府，從當地居民中培養喇嘛。此地後來成為俄國境內的喇嘛教育中心。政府的用意在於讓當地佛教寺院脫離西藏和蒙古的影響。

 

藏傳佛教雖然有了條件發展，但速度依然緩慢。自一七二八年得到沙皇政府正式承認起，由其初傳的中心城市烏蘭烏德，輾轉進入首都聖彼得堡，至一九一四年在俄羅斯帝國首都建立一座喇嘛寺，標誌著藏傳佛教在俄國心臟正式立足，歷時整整一百七十六年。如若加上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傳入的一百多年，則佛教傳入俄國也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了。

 

這個地區傳播佛教的時間要比卡爾梅克早。卡爾梅克如前所述在歷史上屬於西蒙古部落，原來有薩滿教流行。十七世紀初，喇嘛教黃教派開始在西部蒙古傳開，其中游牧於伏爾加河下游的卡爾梅克人，由於本族的王公和貴族積極提倡，紛紛改信了黃教。

 

(三)中路

 

藏傳佛教傳入的再一個地區是圖瓦，即歷史上的唐努烏梁海，原屬左翼蒙古的一部。一八五三年，隨著黃教進入左翼蒙古，同時也就傳入了圖瓦。十八世紀，眾多喇嘛進入圖瓦傳教，使得喇嘛教頓時興盛起來。至二十世紀，已有喇嘛寺院二十餘座，喇嘛三千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統計，藏傳佛教在蘇聯境內傳播的地區有：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圖瓦自治共和國，以及俄羅斯聯邦的烏斯季──奧勒登布里亞特民族自治區、阿金布里亞特民族自治區、伊爾庫茨克州和赤塔州的民族區，設有佛教協會，由蘇聯的佛教管理局領導。管理總局的主席經佛教徒大會選舉產生。駐地總部設在烏蘭烏德市以南四十公里處的伊沃金喇嘛寺。

 

二、在首都聖彼得堡立足

 

為了立足首都，俄國佛教展開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取得西藏的支持，以提昇自己的正宗地位，另一方面積極籌畫興建佛寺。

 

當局雖然促進東布里亞特成為俄國境內的喇嘛教育中心。但當地的佛教信徒和喇嘛仍然視西藏為藏傳佛教的正宗中心，以取得西藏的教育為榮耀，於是有布里亞特蒙古人阿格方‧洛布桑‧多爾日耶夫不遠萬里在十九歲時就從烏蘭烏德來到西藏，在拉薩最高的僧院學習，成為高僧。後並被授予「察尼德──漢姆伯」（係「喇嘛的教師」，即青年達賴喇嘛的老師）之稱。就是他運用自己在佛教的地位和影響到聖彼得堡主持興建佛寺的。

 

阿格方‧洛布桑‧多爾日耶夫（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即阿旺‧德智堪布[註4]，出生於外貝加爾地區霍林的布里亞特族。一八七三年十九歲時離開蒙古，隨朝拜佛祖的香客來到西藏。一八八八年在拉薩郊區的哲蚌寺學經畢業，獲得高級學位「拉南姆巴」，並被指派為青年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即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教師，成為其顧問和摯友。他對後者有很大影響，在東西藏上層人士中造成了一定人數的「親俄派」。

 

建寺的倡議就是由他用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一八七六－一九三三）的名義提出[註5]。

 

(一)建寺的背景條件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帝國主義列強企圖染指中國西北邊陲地區，包括西藏。阿旺‧德智堪布為慫恿沙俄同英國對抗，讓二者在西藏取得平衡，便於一八九八年首次來到彼得堡。他的意圖立即得到上流社會「關心西藏問題」人士的呼應。雖然初訪成效不大，但再次往訪時已有宮廷事務部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宮廷內侍）出面庇護。烏為俄國殖民政策的積極推行者。經過他的引薦，阿旺‧德智堪布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多次接見。

 

倡建佛寺的消息傳開後，阿旺‧德智堪布在佛教徒中的威望大增，獲得多方的支持。當時在首都已有多個佛教團體。有來自外貝加爾地區的信徒，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甫羅波爾省的布里亞特人及卡爾梅克人，有當地的學生、手工業者和商人中的信徒，還有旅居彼得堡的一些下層哥薩克。他們大多信仰喇嘛黃教。因無佛寺，其拜佛活動只好在各自的寓所或旅店房間裡，三五成群的進行，故極盼設立可共同參拜的佛寺。

 

同時，隨著俄國同東方國家經貿的發展，來俄的各國人士，包括中國、日本和暹羅（泰國）人日漸增多，其中有些人是佛教徒，也有拜佛的要求。俄國上流社會人士也有出於形勢需要（對西藏展開工作）而改信佛教的，包括宮廷內侍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和馮‧費里克爾詹姆男爵等名流。

 

再有一種因素是，二十世紀傳統的基督教信仰正出現危機，使得俄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加緊作思想探索，從而引起對東方古老宗教包括佛教的關注。他們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佛祖之道」，認為這種宗教是一種能夠達到「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途徑。最為鮮明的例子，就是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的探索。

 

托爾斯泰在一九○六年七十八歲高齡時，寫給中國人辜鴻銘的信裡，寄中國人民命運的同情：

 

中國人民雖然遭受到歐洲民族這樣多不道德的、極端自私的、貪得無厭的暴行，而直到最近都是用寬宏和明智的平靜、寧可忍耐也不用暴力鬥爭的精神來回答加之於他們身上的一切暴行。……偉大而強有力的中國人民的平靜和忍耐只是引起了歐洲民族越來越多的蠻橫行為。粗野的、自私的、只過著獸性生活的人總是這樣，與中國發生關係的歐洲民族正是如此。[註6]

 

也有對自身的思想探索歷程的坦露：

 

中國人民的生活過去一直是我極感興趣的，我也曾盡力去瞭解我所能瞭解的中國生活中的東西，尤其是中國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註疏。我也看過中國的佛經和歐洲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註7]

 

最終，托翁得出了獨特的結論：

 

只要中國人繼續過以前所過的和平的、勤勞的、農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義：儒教、道教、佛教的教義（三者是一致的，都是要擺脫一切人的權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忍讓、愛一切人及一切生靈），他們現在所遭受的一切災難便會自己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他們。[註8]

 

托翁只是在思想認識上融匯了各家宗教教義之所長，形成了獨特的 「托爾斯泰主義」。不過那一代人裡由思想變化而皈依佛教的，卻也不乏其人。尤其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七日沙皇政府發佈的關於信仰自由的法令（實際上是對過去以一神教作為國教的那種局面做了解禁）之後，社會更有利於別的宗教教徒自由自願地改信佛教。這無疑促成了佛教的傳播。

 

如此種種因素的結合，使得在聖彼得堡建立佛寺的條件趨向成熟。

 

(二)建寺的物質基礎

 

阿旺‧德智堪布多方活動，積極籌措，先在南俄取得成效，獲得支持。一九○六年，他在卡爾梅克草原上的馬洛杰爾別托夫斯克（烏蘆斯），阿姆特‧布爾古斯特區（烏羅契謝）建立了兩所佛教教會學校，均以達賴喇嘛的名義提出申請，因而獲得阿斯特拉罕省省長的批准。德智堪布為建校花去五千金廬布，並親自從西藏運來三百卷佛經典籍，包括全套《甘珠爾》和《丹珠爾》，以及大批金、銀、銅製的或裝飾的器具。此後不久，他又在伊基佐胡羅夫斯克村的桑澤爾區（耶羅契謝）建立另一所佛教教會學校。這些地方的成效均表示了對於首都活動之支持。

 

同時，德智堪布還到過中國的五台山寺，同該寺黃教派的住持會見，獲得致俄國政府的正式函件，包括一份申請書（要求在彼得堡建立佛寺以供當地佛教徒拜佛之用）。

 

一九○六至一九○八年期間的幾項活動獲得成功，對於德智堪布是莫大的鼓勵。一九○八年春他重返彼得堡時，已正式向沙皇政府外交部遞交申請，即五台山黃教派住持交付的以達賴喇嘛名義提出的那份申請書。外交大臣阿‧伊‧伊茲沃里斯基在一九○八年六月十二日的批覆中表示相信，「我們對達賴喇嘛此項要求予以呼應，將有利於對他本人和俄國境內廣大喇嘛教徒都產生深刻的印象」。內務大臣斯托雷平閱覽達賴喇嘛的申請書後表示完全同意興建拜佛堂，「只須遵守建築法規即可」。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表態同意達賴喇嘛和德智堪布的申請。層層的公文批覆手續終於完成。

 

一九○九年初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見德智堪布時說：「俄國的佛教徒可以感受到他們是在蒼鷹翅膀的庇護之下。」至此，興建佛寺的時機完全成熟。

 

(三)佛寺的動工與完成

 

一九○九年三月，德智堪布用一萬八千盧布在彼得堡購得一塊地，面積為六四八‧五一平方俄畝，位於城郊區結合部的舊村（斯塔拉亞，捷列夫尼亞），在布拉戈維申斯克街（今濱海大道）和里波瓦亞林蔭道兩條路的交叉處之一角，有一邊瀕臨大涅夫卡河，以河岸為界，地方僻靜，恰好宜於建寺。

 

依設計圖，佛寺應為一座兩層樓房，底層作佛堂，上層為喇嘛的宿舍，附設有一所學校。建寺經費預算為九萬盧布，由達賴喇嘛捐贈五萬，德智堪布出三萬，所缺一萬在布里亞特人和卡爾梅克人中間募集。動工以後才發現預算太低，實際將會超過十五萬盧布。在一九一三年，德智堪布再前往蒙古請求贊助。

 

從建寺委員會的陣容[註9]，也可看出俄方的重視程度。八人的委員會中，主席為東方學家拉德洛夫院士，委員有沙皇宮廷內侍烏赫托姆斯基公爵，東方學家多次赴敦煌考察搜羅文物的鄂登堡（日後也成為科學院院士）以及彼得堡大學副教授謝爾巴茨基（謝爾巴茨科依），後者日後成為撰寫印度原始佛教史的學者之一。

 

德智堪布等人歷盡千難萬險，才匆匆把佛寺樓體建成，而裝修工作卻因經費不足拖延了一年。至一九一○年底，既完成了佛寺樓體，又以建德智堪布私人住宅的名義在寺旁加建了一座四層的石砌樓房和一座兩層的辦公側樓。

 

佛寺本身的建築則仿照西藏喇嘛寺的式樣，分成南北兩部分，南部高大寬敞，為有十二排圓柱的大廳，作為拜佛的道堂。大廳之上高聳的二樓，隔成一間間的斗室，供僧人住宿。北部為佛龕，置放佛像，各種祭禱用具和佛事活動用的旗幡、樂器。整體看來佛寺頗為宏偉壯觀。

 

(四)建寺過程的曲折

 

建寺的困難主要在於當局和民間兩方面的阻力。開工以後，沙皇政府對於此項工程的態度依然很矛盾。一九○九年四月底剛動工，五月中旬就以市長德拉喬夫的名義發出通知，要工程暫停，表面理由是建寺一事未按一八五三年發佈的〈東西伯利亞喇嘛教的法規〉提交審核。實際上是當局仍然害怕該寺會成為在首都傳播佛教的熱點。因為建築方案中，不但有佛堂，而且還有喇嘛的學校和宿舍。在當局眼裡，後兩項尤其令人擔心。

 

建寺委員會不得不多方求情，向當局解釋。所具陳備的理由為：1.此寺限於拜佛使用，2.宿舍僅為了供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兩地來的佛教徒暫住的客棧，並非用於發展佛教徒，3.佛寺地處市郊，人煙稀少，不會對周圍人群造成影響。

 

為求得當局批准，建寺委員會一九○九年六月以主席德法夫洛院士的名義再次向內務大臣呈函，說明原委，並表示讓步：只建佛寺，不建宿舍、不設學校。這樣，內務大臣斯托雷平才於九月三十日把該函轉呈沙皇，由尼古拉二世批示「同意」。

 

民間的阻力則是來自東正教教會和黑幫報刊掀起的反佛教運動，而且來勢兇猛。在俄國，基督教排斥異教的傳統由來已久，他們看不慣也不能接受來自異教甚至異邦的事物，就連中國茶傳入俄國，也被視為異端。

 

十六世紀，中國茶開始輸入俄羅斯，東正教和回教徒相比，就具有兩樣的心態。回教徒穆斯林們敞開胸懷歡迎和痛飲，並用以待客，到處熱情有加，還說茶也是治傷風感冒的良藥。因此，茶迅速傳開，在穆斯林地區普遍接受，幾乎成為取代酒的待客飲料。

 

東正教徒則不同，他們反對輸入中國茶，驚呼：「中國之劍已經射中了基督教的心臟，射入了俄羅斯，徹底摧毀了所有的人。」東正教徒中有部分人開始詛咒這種「綠色的藥水」，說是「該死的東西」。尤其惡狠狠地咒罵開始接受並飲茶的俄國人，說：「誰喝茶，誰就別想得救。」[註10]

 

此次對待佛教，也是「日戰重演」。東正教的一些人士把首都建佛寺一事看作是對於俄國正教信仰基礎的破壞，彷彿是佛教企圖讓神聖的俄羅斯再度返回多神教的國度。於是各方面都有人士呼籲取消佛寺建設工程。阿旺德智堪布本人和一些佛教徒都不時地收到匿名信、恐嚇信，威脅說要炸毀佛寺。這一反佛教的恐怖浪潮中，出自沙皇在首都郊外的行宮附近，即皇村的「火速懲戒隊」尤其猖狂。

 

建寺委員會頂住壓力，冒了風險，好不容易才把工程完成。

 

(五)彼得堡佛寺的盛衰和重修

 

十月革命前的彼得堡有各種教堂和寺院近六百座，但佛寺僅此一座。不過阿旺‧德智堪布等建成的這一座佛寺卻具有全俄的性質，而且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是藏傳佛教在俄國最終立足的標誌，又是佛教文化在歐俄的展示中心。

 

佛寺工程本來進展緩慢，為了利用「政教結合」的合法形式以獲得沙皇政府的支持，不得不趕在沙皇政府的大節慶日之前草草完工，先舉行慶典。在十六世紀末之前，沙皇政府係由姓留里克的家族掌權，先後出過幾位有作為的沙皇，如伊凡三世（一四六二－一五○五年在位）、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一五三三－一五八四）等。但等到雷帝之子費多爾（一五八四－一五九八年在位）一死，留里克王朝絕嗣。出現了大臣戈都諾夫和舒伊斯基先後爭王的局面，有過十幾年的混亂期，直至一六一二年底舒伊斯基被推翻。改由大貴族米哈依爾‧羅曼諾夫（一六一三－一六四五年在位）為沙皇。他於一六一三年即位。從此開始了俄國歷

史上長達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一六一三－一九一七）。

 

彼得堡佛寺為了參加慶祝沙皇羅曼諾夫王朝當政三百週年，趕在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舉行了落成典禮。但實際完全建成的時間（包括裝飾工程完畢）應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不過在此期間，佛寺已經不時地舉行大小型佛事活動。

 

第二次有影響的大型活動是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九日。參加者有來自俄國境內的外貝加爾、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甫羅波爾省的喇嘛、蒙古的王公、俄國的東方學者（如多次赴中亞實地考察的知名旅行家科茲洛夫）。儘管政府當局力圖限制該佛寺的影響，如規定不准按照西藏佛寺的模樣把外觀裝飾得金碧輝煌，甚至由沙皇尼古拉二世親自下令限制該寺編制為九人，但是彼得堡佛寺的影響仍然遠及國外。就在第二次大型活動中，俄國駐曼谷領事帶來了兩尊佛塑像（一坐一立），其中一尊為銅質鍍金釋迦牟尼坐像，是暹羅國王所贈獻的。

 

佛寺建成後不久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安全起見，寺中大批飾物、用具均疏散到比較安全的地方阿爾漢格爾斯克。至一九一七年，局勢益發困難，喇嘛們都離開首都返回各自的故鄉。十月革命後不久，佛寺關閉了一段時間。稍後，在二十年代恢復舉行過幾次佛寺活動。參加者有來自蒙古和西藏的喇嘛。佛寺再次成為首都的佛教文化中心。當時首都彼得堡已改名為列寧格勒。一九二七年，列寧格勒大學的謝爾巴茨基院士在科學院之下籌創了「佛教文化研究所」，聘請精通佛事、佛經的專家學者和喇嘛為顧問。這對於東方學家們的研究工作極為有益。對此，剛舉行不久的「第一屆全蘇（聯）佛教大會」立即致電向謝爾巴茨基、鄂登堡、弗拉基米爾佐夫等東方學家表示謝意。電文云：「誠摯感謝你們倡議成立『佛教研究所』，並深信研究佛教恰巧是讓西方文化界正確理解本教的開端，也是為我們這一珍貴的宗教進一步繁榮昌盛奠定基礎。」

 

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初，蘇聯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進入高潮，不但要消滅富農，而且連宗教（包括喇嘛教）也被列為「社會主義改造的敵人」。而擁有土地的喇嘛寺理所當然地被判定為「舊制度的堡壘」和「反革命的策源地」，因而遭到查禁和勒令關閉。為免遭迫害，許多喇嘛脫下袈裟、隱去教職、逃離寺院。一九三五年五月開始逮捕列寧格勒的喇嘛，不少人被視為「危害社會份子」判處坐牢三至五年，發赴勞動營懲罰。阿旺‧德智堪布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出走，離開列寧格勒，十一月被捕關入烏蘭烏德監獄，後因病保釋就醫，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心臟病突發死於醫院，終年八十五歲。

 

一九三七年大批逮捕喇嘛時，一些住在佛寺的東方學家如巴拉津、贊姆察蘭諾等人也慘遭厄運。佛寺至此最終關閉。

 

一九三八年六月，佛寺及其附屬建築交付列寧格勒州工會作為「體育活動基地」。一九四一年反抗希特勒侵略的衛國戰爭爆發，戰爭期間，該寺改為軍隊廣播站用房。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後，有人提出佛寺的使用與歸屬問題。一批東方學家如科津、梅沙寧諾夫、司徒盧威等出面力爭，要求並獲得准許交付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闢為「宗教史和蒙古民俗博物館」。

 

一九六○年，列寧格勒市蘇維埃（即議會）決定將其劃歸東方學研究所永久使用。嗣後發現，該寺對於所存大批藏文珍貴文獻（手抄本、刻本）[註11]，包括從布里亞特和赤塔州運來的一部分珍貴文獻，缺乏保障功能，條件極為不良。為此，多方改造，幾經周折，至八十年代初才決定為「宗教史和無神論博物館」。

 

蘇聯開始改革和轉型以後，將決定該寺發還佛教，一九九○年七月[註12]，關閉了五十年的彼得堡佛寺終於重修完成，重新開放，再次聽到了喇嘛誦經的聲音。

 

一九九五年冬，筆者參訪彼得堡，也得到深刻的印象。

 

【註釋】

[註1] 何秋濤，《朔方備乘》卷四十三、四十四。

[註2]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俄蘇中國學手冊》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二二五頁。

[註3] 鄭錚譯，《普希金抒情詩選》（香港文學報社出版，二○○○年）第二六九頁。

[註4] 多爾日耶夫（即德爾智），《走向西藏之路》（莫斯科，一九七三年）第五－十五頁。

[註5] 參閱安德列耶夫，《彼得格勒的佛寺》（烏蘭烏德，一九九二年）第五、十九頁。

[註6] 托爾斯泰，〈致一個中國人的信〉，《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第三十卷。

[註7] 同 [註6] 。

[註8] 同 [註6] 。

[註9] 安德列耶夫，《彼得格勒的佛寺》第十一頁。

[註10] 德魯寧，《品茶漫話》（喀山，一九九三年）第七－八頁。

[註11] 謝米喬夫，《佛教、喇嘛教的起源和本質》（烏蘭烏德，一九六○年）第五十一頁。

[註12] 同 [註9] ，第一八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