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千年來，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既深且廣，對中國旅遊資源和旅遊事業的開發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游方問道在佛教界有著悠久的傳統。佛教有一部流傳極廣的大乘經典《華嚴經》，該經的《入法界品》介紹了善財童子從文殊菩薩處發心問道，繼而百城煙水，前後參訪請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終於證入“華嚴法界”的生動事蹟。千百年來，中國佛教徒以善財童子為榜樣，通過“西行求法”、游方問道、朝禮名山勝跡的活動，促進了民間旅遊活動的成長和發展。
中國僧侶的游方問題是受佛陀“遊行教化”傳教方式的啟發而形成的。早在東漢中葉，中印佛教徒就開始了交往。漢明帝時期“白馬馱經”佛教東來的歷史記載，生動地反映了伴隨佛教傳播而興起的旅遊活動。自那以後，不斷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來我國譯經傳教。如安世高、安玄、支婁迦讖、支矅、竺佛朔、佛圖澄、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菩提達摩、真諦、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等。他們博學多識，孤身遠遊，在傳播佛法的同時，還帶來了異國他邦豐富多采的文化藝術。他們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獻身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僧人尋求佛法、朝禮聖跡的熱情，形成了持續千年的“西行求法”運動。他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或走陸路，或行水道，“輕萬死以涉蔥河（今新疆一帶），重一言而之奈苑（泛指印度）”。其人數之多、路程之遙、行旅之艱、歷時之久，在古代旅遊史上都是罕見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顯（？～約422）、玄奘（600～664）、義淨（635 ～713）最為著名。他們每到一地，即尋訪明師，學習佛法，並瞭解當地的山川形勢、國俗民情，學成歸國時帶回大量經籍圖像，並積極從事翻譯工作。他們撰寫的遊記性專著《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和《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亞地區的歷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資料，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重要財富。
隋唐以後，中日佛教界的交往日益增多。隋大業三年（607）日本聖德太子首次派遣使節團訪問我國之後，即不斷派遣青年學生和僧侶來我國留學，進行各種學問和佛學的研究。留學僧中比較著名的有道慈、道昭、空海、最澄、圓仁、圓珍、常曉、圓行、慧萼、成尋等。他們傳承了中國各宗佛學，回國後都積極傳播中國的佛教文化，分別創立了日本的三論宗、法相宗、天臺宗、真言宗等。圓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成尋著有《參天台五臺山記》，成為研究我國唐、宋佛教和社會狀況的重要史料。我國普陀山觀音道場因慧萼的“不肯去觀音”的因緣而開創，也是中日佛教交往中的一件盛事。
我國高僧應邀赴日傳教的也很多，比較著名的有道璿、鑒真、隱元等。尤其是鑒真和尚，為法忘軀，六番東渡，將中國的律宗傳入日本，並帶去大量的佛教經像及藥物、藝術品等，對發展日本的醫學、建築、文學、書法等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為中日文化交流而經歷的艱苦歷程，已經成為鼓舞兩國人民友好關係不斷加深的精神動力。
“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遊。”出家人雲水一身，無牽無掛，以參訪善知識、弘揚佛法、化導眾生為務。因此，長期以來，僧人“行萬里路”，參禮名師和聖跡，一直是受到重視和推許的。尤其自禪宗興起以後，禪者尋師訪道之風盛行，如趙州從諗禪師80 高齡而行腳參方，汾陽善昭禪師平生參81位善知識。由於參學問道的需要，在唐末還逐漸形成了四個朝拜中心：一是五臺山－－文殊菩薩聖地；二是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聖聖地；三是終南山－－三階教聖地；四是鳳翔法門寺－－佛骨聖地。到了南宋，由於史彌遠的奏請，規定禪院等級，因而設有“五山十刹”以為禪者游方參請之地。明代開始，又形成了參拜四大名山的傳統，並一直延續至今。
佛教徒的參方活動雖有其特定的意義，不能與旅遊活動劃等號，但是，如果對參方活動進行客觀評價，卻又不難看出它與旅遊活動的密切聯繫。從這個意義來說，佛教徒的確是旅遊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不僅如此，他們同時還是佛教旅遊勝地的建設者。在印度佛寺按其性質、作用的不同而有多種名：供四方游僧停息學修之所，名為“招提”，乃“四方”之意；供奉舍利（靈骨）、尊像、塔婆者謂之制底，為信眾朝禮參拜之地；有經藏及大德說法者謂之毗訶羅（精舍），為學僧遊學聽聞熏習之處；山林中靜修之舍名曰蘭若，俗謂之茅蓬；其兼園林之勝者謂之伽藍（即僧伽之園、眾園）。我國佛教名山古刹不僅兼具以上諸義，而且兼有經悠久歷史之積澱而成的文化價值。如被譽為“清涼勝境”的山西五臺山、“南海佛國”的浙江普陀山、秀甲天下的四川峨眉山和以奇峰勁松著稱的安徽九華山，完全因四大菩薩的感應和佛教徒的長期開發、苦心經營而成為名揚天下的四大佛教名山。環顧我國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地，無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環境清幽，景色宜人。古聯有雲：“世間好語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高僧大德所作的貢獻及其艱苦創業的精神令人欽敬！
在古代，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大都喜歡瞻禮佛寺，文人墨客尤喜與名德高僧結方外交。寺院也因歷代文士顯宦的流連過訪，題詠詩文，留下了無數不朽的藝術傑作。在今天，國內外遊人無不以遊歷名山古寺為快：在萬木掩映之中飽覽佈局井然、古色古香的梵宮寶殿和端莊慈祥、栩栩如生的佛菩薩塑像，領略“佛國淨土”清淨莊嚴，超塵脫俗的意境，佛教寺廟已成為人們瞭解中國傳統文化、陶冶情操的重要場所。
我國現代旅遊業起步較晚。只是在近十年中，由於全國實行改革、開放，才使旅遊事業逐步發展起來。在佛教方面，由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落實，許多名山大寺修復開放，宗教活動正常開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中外遊人和香客。廣大佛教徒在旅遊接待工作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上海玉佛寺每年接待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其中1986年為37萬人次，1987年1～9月份就有近40萬人次，是上海接待外賓人次最多的單位。又如江蘇、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寺廟都興辦了素食館、茶社等自養事業，大大方便了往來遊客，促進了當地旅遊事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這說明佛教徒在發展現代旅遊事業方面也是大有可為的。又，寺廟的開放，正常宗教活動的開展，有利於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許多外國友人到寺觀教堂參觀，見到教徒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和保護，感到十分高興；大批的華僑、台港同胞回到大陸尋根問祖，見到千年古刹保存完好，感到欣慰，其中許多教徒積極為寺廟的修復做功德，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出力；各地的信教群眾在生產勞動之余，朝山禮佛，精神上得到滿足，生產積極性更高。可見切實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持名山大寺的宗教特色，對於旅遊事業的發展、民族團結、海外聯誼、國際友好往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的佛教名山勝地，有關部門片面強調旅遊的營利性、娛樂性，全然不顧佛教名山大寺的宗教特點和文化特色，大建賓館、招待所，大量開設葷菜館等，有的還在寺內擺展覽、搞遊藝、設音樂茶座，嚴重破壞了佛教名山寺院寧靜的宗教氣氛，真可謂大煞風景。有的地方搞佛教名山的規劃設計，不徵求當地佛教協會的意見，以致新建賓館、招待所、葷菜館大大多於寺廟。有的地方在佛寺中設供不屬佛教的偶像，如老狼神、胡仙堂等，使遊客啼笑皆非，影響很不好。還有些地方存在與僧爭利的現象，不按政策規定交還應屬寺廟的文物、山林、房產以及財權等；有的還隨意安排俗人到寺廟工作，影響正常宗教活動的開展，使寺不像寺，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寺廟建設與旅遊事業是相輔相成的。上面所列的一些事例雖然只是一些個別現象，但影響很不好。它損害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損害了廣大教徒的宗教感情和合法權益，也妨礙了我國旅遊事業的正常發展。
佛教名山大寺是佛教徒朝拜的聖地，也是國內廣大遊人樂於登臨造訪的名勝。佛教名山，顧名思義，是因為有了佛教才成為名山的；因為是佛教名山，才有成千上萬的人慕名遊訪。因此，正確認識佛教名山與旅遊事業的關係，並加以妥善規劃和安排，就能使佛教名山與旅遊事業相得益彰；如果像本文列舉的那些損害佛教名山大寺宗教氣氛、不顧宗教特點大搞違章建築等現象不及時糾正，就會使佛教工作與旅遊事業兩敗俱傷。這種簡單明瞭的道理，人們是容易理解的。希望有關部門重視這方面的問題，使佛教工作與旅遊事業能夠協調發展。
（原載《法音》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