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隋代，由於西域交通的拓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樂也隨著傳人中土。《隋書·音樂志》的“七部樂”、“九部樂”中，西涼部音樂有“《永世樂》，曲有《萬世豐》、舞曲有《於闐佛曲》，天些部有舞曲《天曲入可見在當時宮廷音樂中，連　佛曲也被當成了舞曲。

　　至唐代，佛曲大盛。宮廷仍沿用隋的九部樂，到唐太宗時增為十部。據陳場《樂書》卷一五九敘“胡曲調”，記錄唐代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龜茲佛曲》、《釋迦牟尼佛曲》、《觀法會佛曲》、《寶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觀音佛曲》等等，共26曲。其實，唐代的佛曲遠不止這些，加上民間流行的佛曲，數量更是不可勝數。

　　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樂的技藝也達到很高的水準。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輩出。唐德宗時的段本善就是藝僧中湧現出的高手。貞元年間，時稱長安“宮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侖在東市彩樓演奏，其高超的技藝獲得觀眾的傾倒。此時，位盛裝的女郎出現在西市彩樓上，她將康昆侖所彈的《羽調綠腰》移入更難奏的風香調中彈出，昆侖驚服，請拜為師。這位女郎就是喬裝的和尚段本善。

　　六朝“唱導”的傳教方式，唐代演變為“俗講”。所謂俗講，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講佛教的義理和佛經故事。宣講時常常連說帶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觀眾。在唐代的俗講師中，長慶年間的文淑法師是其中佼佼者：有文漵僧者，公為聽眾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呀者填咽寺舍。（唐趙磷《因話錄》）

　　長慶中，俗講僧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揚，感動裡人。（唐段安節《樂府雜錄》）

　　《續高僧傳》記載寶嚴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幾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災坐沒”，“士女觀聽，擲錢如雨”。從這些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講”的號召力。韓愈的詩句“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姚合也有“乃聞開講日，溯上少漁船”、“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都生動地描繪了唐時佛樂的繁盛景況。佛教音樂幾乎成了社會音樂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對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時期開始出現了法曲。法曲主要為佛事儀式而製作，它結合了梵唄以及演奏佛曲的樂器，也摻入了中國傳統器樂、民間音樂與古樂。

　　隋場帝、唐玄宗都曾對法曲作過貢獻：初，隋有法曲，其間清而近雅，器有撓、鈸、磬、鐘、幢很簫、琵琶。……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色淡，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使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新唐書·禮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