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來人君或以荒淫殘暴，或以窮兵黷武，或以怠忽政事而亡國喪身，像梁武帝蕭衍勤治理、修文教、行仁義、斷酒肉，招賢納諫，到晚年卻落得被圍餓死，以開國之主幾成為亡國之君[註1]，是絕無僅有的例子。論者或歸於佞佛而勞民傷財，或歸於寵勳太過、御下太寬，或歸於治民嚴苛，或歸於忽略治術，或歸於委任群倖，或歸於疏簡刑法，或歸於武備不修。本文以張溥所輯《梁武帝集》[註2]為據，探論其自儒趨佛的經過和由盛轉衰的原因。

 

一、蕭衍生平

 

蕭衍（四六四－五四九），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生知淳孝，好籌略，有文武才幹。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為八友之一。因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拒退魏兵，授輔國將軍，監雍州事。齊明帝崩，遺詔以衍為都督雍州刺史。

 

東昏侯朝政日非，衍遂潛造器械，伐竹木，密為舟裝之備。尋而大臣相繼誅戮，尚書令蕭懿被害，衍舉兵入建康，授中書監大司馬，進都督中外諸軍事，拜相國，封十郡為梁公，旋授梁王之命，齊和帝禪讓，即位於南郊，國號梁。

 

在位四十八年（五○二－五四九），勤於政務，廣求人才，置五經博士，飾國學，恭儉莊敬，為人慈愛，晚歲篤嗜內典，信用群倖，朝經混亂，賞罰無章。侯景叛亂，圍京師，衍憂憤而崩於淨居殿，追尊為武皇帝，廟曰高祖。

 

衍自少力學，服膺大儒劉瓛，洞達儒玄，有經義等二百餘卷，佛經義記數百卷，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策三十卷，惜後世無由誦讀，今有《梁武帝集》行世。

 

二、會通三教

 

儒、佛、道競馳以至合流，是六朝宗教發展的特色。三國時代，牟融著〈理惑論〉，謂佛教思想至孝至仁，有益家國，與儒家思想無二。東晉慧遠〈答桓太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闡述佛教與儒家傳統、王權的關係，以為兩者可協調一致。至釋道恒〈釋駁論〉云：「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認為佛教之用甚大。孫綽〈喻道論〉云：「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宋宗炳〈明佛論〉云：「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謂佛教包含儒、道，且能勸佐禮教；孔子之訓，必資釋氏而通。宋文帝以佛教具安定社會的功用，因而倡信。朱昭之、朱慶之駁顧歡〈夷夏論〉歧視佛教。僧愍亦撰〈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強調佛教的世界性。宋、齊之間，明僧紹〈正二教論〉主文化傳播須打破民族界限。此外像謝靈運〈辯宗論〉、沈約〈均聖論〉，或折衷儒佛，或揚佛而不抑儒。

 

齊、梁之際，王公貴族多兼綜三教，蕭衍〈述三教詩〉云：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在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遺陰德，顯證在（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

 

調和三教，而更推重佛教。他以儒術治國，因佛法有助王化，故融合二者，交相為用。後雖捨道，卻未棄儒。

 

其〈淨業賦序〉云：「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弱冠為王儉東閣祭酒，可見少小已窮六經、習仁義。〈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云：「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愛悅儒家，尊敬孔子。任昉〈府僚重請牋〉說他「本自諸生，取樂名教。」[註3]沈約〈梁武帝集序〉亦云：「爰始貴遊，篤志經術。」[註4]即使晚年佞佛，依然尊孔。

 

他早歲與道士陶弘景遊，逮義師入建康，弘景援引圖讖勸進；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註5]天監三年，置道正；翌歲，弘景移居積金東澗，還常接到皇帝的賜禮，[註6]甚至討論書藝。[註7]范縝盛稱無神，蕭子良集八友、眾僧難之，是衍與佛結緣甚早。得天下後，因思父母而蔬食，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清溪側造大智度寺、宮內起至敬殿，朔望親奠。天監三年，作〈捨道歸佛文〉，進而廢國內道觀，令道士還俗。天監十八年，受菩薩戒，法號冠達。三次捨身同泰寺，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

 

觀上所述，知蕭衍信向由儒而道而佛，中捨道教，儒佛兼用，而這也影響到治國方針與政策。

 

三、仁愛治國的秀才天子

 

《梁書‧本紀》論武帝云：「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這位秀才天子有關經義的著作包括了《詩》、《書》、《易》、《春秋》、《孝經》、《中庸》，又為《通史》撰贊序，還有《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註8]既博通，又專精，古今罕見。

 

就《梁武帝集》中的詩文來看，與儒家有關者最多，其次佛教，道教則僅文〈答陶弘景請解官詔〉、〈答陶弘景進冥通記詔〉、〈答陶弘景論書書〉、〈答陶隱居書〉四篇，詩〈遊仙〉一首，樂府〈上雲樂〉七曲，不在本文討論範圍。茲先言有關儒家者。

 

其〈宴詩〉云：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

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台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是仁者胸懷，亦為英雄吐屬。其他如〈籍田〉、〈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都是儒家口氣。

 

稱帝後，興雅樂，改樂器，集墳籍，釋還罪口，放遣宮女。恐下情不能上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註9]，俾知民隱，紓民困，救民苦。

 

天監二年，〈申敕諸州訊獄詔〉云：

 

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冤就鞫，匪惟一方。

 

要求各州每月須臨訊一次，務在確實，以免造成冤獄，可說是仁民愛物。

天監三年，〈除贖罪之科詔〉云：

 

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為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圄犴稍虛。

 

目的在減少罪犯，並遣使巡行州郡，期能消除「深冤鉅害」[註10]。

 

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校，建孔廟，甚且於天監九年，幸國子學，親臨講授。天監十一年，詔云：「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深覺法網嚴峻，欲除其弊，不應使老幼連坐，蓋本於「刑法悼髦，罪不收孥」[註11]之意。是年十月，改建明堂；十一月，修五禮成。

 

由於通曉「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註12]的道理，在位期間，夙夜匪懈，克勤克儉，作〈凡百箴〉云：

 

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

 

對眾庶可謂苦口婆心，求好心切。

 

總的來說，他重儒術，求讜言，問群臣音樂，唯才是舉，不限門第，勸農務本，撫恤百姓，招集流民，埋葬枯骨，收斂道死，守視晉宋齊諸陵，罷京觀，禁豪家占假公田，凡不便於民者皆思去之，是歷史上少見的仁君。

 

四、慈悲為懷的皇帝菩薩

 

蕭衍佛理詩〈十喻〉五首乃仿鳩摩羅什〈十喻詩〉而作。鳩摩旨在悟空，有若偈頌。衍則把玄妙的佛理具象化，辭藻綺麗，音韻朗暢，譬喻貼切佳妙，對偶較工。

 

又撰〈和太子懺悔〉、〈遊鍾山大愛敬寺〉、〈覺意詩賜江革〉，亦曾製佛曲十篇。[註13]

 

〈捨道歸佛文〉云：

 

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他下令翻譯、註釋、編纂佛經，重新詮解佛教義理，廣建寺塔，減輕刑罰、賦役。

 

影響所及，連頗受敬重的陶弘景也夢佛授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因至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註14]。

 

〈淨業賦〉敘述因思亡親而蔬食、斷房室的緣由，序云：

 

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

 

食素、棄絕酒色，希望由少私寡欲到無私無欲，實有懺悔消業、表率天下、多行仁政的用意，張溥說他「僅欲以黃羸菜味自救不臣」[註15]，未免責之太苛。

 

〈孝思賦〉言因孝而建寺，序云：

 

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

 

其孝思可欽，孝行可敬，但他倡導不飲酒食肉、不以葷腥祭祀，除因怕斷大慈種之外，也有儉樸的動機，營建寺殿，卻窮奇巧、極奢侈，勞民傷財，豈非言行不一，心徑有異，自相矛盾？

 

天監六年，范縝堅持神滅論，蕭衍與僧法雲、沈約、曹思文六十餘人撰文七十多篇駁斥，〈敕答臣下神滅論〉云：

 

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誠（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雖加切責，卻未折服范縝，足見當時知識分子有相當大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佛通於儒，奉佛有助於孝治之義，蕭衍為國是儒術佛理參用的。〈敕光祿大夫江蒨〉云：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

 

〈手敕江革〉云：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

 

終其一生，佛教雖是最高層次、不可變改的信仰，儒家卻是治國的指針，不過隨著年紀的增長，他確有以身作則、以家刑國、推廣佛法的企圖，〈金剛般若懺文〉云：

 

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形（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眾生，皆為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

 

想把南梁變成佛國，甚至進一步欲自為僧正，只是遭到智藏的激烈反對。

 

他引用經教「佛法寄囑人王」之訓，以為不得無言，推行茹素的文章有〈斷酒肉文〉四篇、〈與周捨論斷肉敕〉五篇、〈唱斷肉經竟制〉一篇。

 

〈斷酒肉文一〉認為出家人噉食魚肉，九不及外道、居家人，斷大慈種、地獄種，必遭果報、障難。

 

九不及外道者 外道尊師訓，出家人食葷，有違師教，此其一。外道受戒後必不犯，出家人輕於毀犯，此其二。外道未必皆噉食眾生，此其三。外道各習師法，無有覆藏，出家人則有隱避，此其四。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無所忌憚，出家人則崎嶇覆藏，方得噉食，此其五。外道直情逕行，長己徒眾惡，不長異部惡，出家人誑語飾說，增廣諸惡，此其六。外道死不違經，出家人食肉，即違《涅槃經》、《楞伽經》，此其七。外道令行禁止，莫不率從，出家人飲酒食肉，不能伏物，此其八。外道終不覆戒，出家人誑欺白衣，此其九。

 

九不及居家人 出家人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飲酒食肉，豈不內愧？在家人則無犯戒罪，一也。在家人不仰觸尊像，二也。在家人不吐泄寺舍，三也。在家人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則使人輕賤佛法，四也。在家人門行井灶，各安其鬼，出家人則善神離而惡鬼喜，五也。在家人自破財不破他財，出家人自破善法，破他福田，六也。在家人自力所辦，出家人皆他信施，七也。在家人是常業非異事，出家人眾魔外道，各得其便，八也。在家人不失世業，出家人皆斷佛種，九也。

 

斷大慈種 若食肉者，一切眾生，皆為怨對，離法障根，無有大慈大悲，佛子不續。

 

地獄種 噉食眾生者是魔行、地獄種，自造惡因，致眾苦果。果報：若噉食眾生父、母、子，眾生亦報噉其父、母、子。今日眾生，或經是父母、師長、兄弟、姊妹、兒孫、朋友，至親還成至怨。

 

障難 凡噉食眾生，是一切眾生惡知識、怨家，若欲修改，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前者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後者設欲修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令心亂。

 

蕭衍反覆譬說，謂：「水陸眾生，同名為肉。」故魚亦不可食。蕭衍引用《涅槃經》所說的「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皆不可噉。

 

〈斷酒肉文二〉謂北山蔣帝是道教神，「猶且去殺，……弟子已勒諸廟祀（祝），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出家人尤不宜食眾生。

 

〈斷酒肉文三〉進一步與諸僧尼約誓：「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眾，鳴揵（犍）槌，捨戒還俗，……唯取（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這位慈悲為懷的皇帝菩薩竟然使出金剛手段，而且自大僧始。他又嚇之以神威，更身作表率，「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眾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其實他未出家，不持禁戒，為了改革，不惜自誓，並嚴令「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制問，若有容受，不相治舉（舉治）者，當反任罪。」這種連坐的處分，已近乎法家了。

 

〈斷酒肉文四〉認為難菜食是「信心薄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他引用《涅槃經》：「應觀是食，如子肉想。」都是唯心、推己及人、愛人及物的看法。不能離魚肉者，都說：「菜蔬冷，於（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蕭衍頗不謂然：「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凡魚為性（生），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裁（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減菜力。」批評反對菜食者「倒見」、「未得菜意」，以今日營養學看，他的話是頗有道理的。

 

他認為食魚肉，「是魔境界」，酒為「魔漿」。食肉嗜酒，「善神遠離，內無正氣，……法多衰惱」。但食菜者若憍慢瞋恚，「好生貪求」、「常懷忿嫉」，必墜魔界，修口還須修心。

 

〈與周捨論斷肉敕〉五篇文字甚短，強調：買肉與自殺，其罪相等；「凡一眾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眾生命，即是斷八萬戶蟲命。」以是之故，不可殺生；至於自死肉，為何不可食，因「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眾，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炳（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大者蟲，小者細菌，都是生命，萬不可殺；蕭衍謂眾僧食肉，罪劇白衣，因白衣殺生，止是一罪，眾僧則犯性罪、傷戒律，若是學問眾僧，惡業復倍，因「親達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其罪三重；

他認為屠夫為食肉者而殺生，是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故持戒者不可食。

 

〈唱斷肉經竟制〉記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肉，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蕭衍不同意這說法，因為著革屣經久不壞，而一噉食則害無量身命，是大罪障。

 

綜而言之，蕭衍因思念亡親而建寺、蔬食、弘揚佛法。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梁朝寺多達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三十餘萬，糜費至鉅。他勒令出家人斷酒肉，明言不欲殺生，是否暗寓除奢去侈、導正風俗的動機？

 

五、蕭衍治績何以由盛轉衰

 

中國史家論事評人，往往以儒家觀點解讀史料，何之元《梁典高祖事論》，姚思廉、魏徵《梁書》，李延壽《南史》，司馬光《資治通鑑》都是如此；大陸學者則以「無神論」批判，未免偏頗。本文從蕭衍自撰詩文探論，較能得其真相。

 

何之元說：

 

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捐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斂更重。[註16]

 

而蕭衍〈禁止私利詔〉云：

 

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廚帳，或供廄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為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腳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

 

〈清公田詔〉云：

 

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

 

他也知民困國弊，故對症下藥，加以挽救，〈祠南郊思詔五〉云：

 

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

 

〈耕籍田詔〉云：

 

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

 

〈祠南郊思詔三〉云：

 

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恤。

 

〈祠南郊思詔四〉云：

 

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

 

懲弊之外，進一步做到社會救濟，增進百姓福祉，未如何氏所說的「罔恤民之不存」。

 

《梁書‧武帝本紀》云：

 

及夫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室，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

 

評梁武帝委事群倖，賞罰無章，實則蕭衍並未忽於治國，其〈求讜言詔〉云：

 

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奸。

 

〈令所在條陳時政詔〉云：

 

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魚為蠹，分別奉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脩，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令尚書郎奏事詔〉云：

 

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秕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命，了無握蘭之事。

 

唯恐下情不能上達，官吏怠忽職守，故銳意求治，「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於布素，含咀匪過蔾藿，……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註17]既勤且儉，猶恐有失。

 

他重用的朱异，明《禮》、《易》，兼通雜藝，但「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註18]，遂招侯景之亂。「禍福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註19]，晚年重賞輕罰，對奸佞沒有懲戒的作用。

 

《南史‧武帝紀》云：

 

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追蹤徐偃之仁，以至窮門之酷。

 

說蕭衍「留心俎豆」不虛，「忘情干戚」則未必。中大同二年（五四七）[註20]，他已八十四歲，對擴張領土猶有雄心，所以東魏司徒侯景率河南十三州降梁，立准其所請。

 

說他「佞佛」是真，但不尚空談，勤於政務，〈答皇太子請御講敕一〉云：

 

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

 

其二云：

 

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

 

其三云：

 

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

 

〈答晉安王請開講啟敕〉云：

 

吾內外眾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所（便）為未體國也。

 

他談經論道，絕不廢事，總以安民為先，否則寧可不談。

 

說他「弛於刑典」不假，但不全是「溺於釋教」的原因，其〈更開贖刑詔〉云：

 

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

 

〈敕詔〉云：

 

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為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

 

是儒家「去刑止殺」的仁德和佛教的慈悲，使他在四十六年中大赦天下三十六次，甚至一年三次，流弊所及，「彌長姦盜」。人君雖有仁心、仁行，若無法令，還是無以保障善類，制裁惡人，故《南史》評他「追蹤徐偃之仁」。

 

他招致「窮門之酷」最主要的原因是子弟不肖。〈責西豐侯正德詔〉云：

 

往年在蜀，昵近小人，……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掠人子女，……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讎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

 

由皇帝菩薩筆下出現「狼心不改」、「志欲覆敗國計」的字眼是夠嚴重了，這位皇姪僅「免宦削爵土，徙臨海郡」，結果「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這位苛刻無能的郡王，其罪行罄竹難書，「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可謂人神共憤，不容於天地間。侯景叛亂，「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引賊入宣陽門」[註21]。縱容惡人，就是殘害善類，復以之治民、防守，終至噬臍何及？皇帝固如是乎？菩薩應如是乎？仁人亦如是乎？

 

蕭正德「不好文史」，好文史之宗室又如何？試以七子蕭繹為例，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軍事行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但好矯飾，多猜忌，侯景之亂，「坐觀國變，以為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註22]。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終至身死國滅。

 

臨川王蕭宏，衍之弟，不才無德，派人行刺，衍泣而赦之，但「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註23]由於蕭宏侵漁百姓，致使失業非一。

 

蕭衍對宗室子弟的貪贓橫暴常屈法伸恩，對勳臣的為非作歹也優禮包容，僅以曹景宗和蕭穎達為例。

 

天監元年，景宗因功封竟陵縣侯。鬻貨聚斂，部曲殘橫，民頗厭之。「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註24]

 

蕭穎達，封吳昌縣侯，非法「啟乞魚軍稅」，為御史中丞任昉奏劾，曰：

 

陛下弘惜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註25]

 

結果是「有詔原之」。

 

蕭衍在〈旁求俊乂詔〉中自云：

 

為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

 

對違法的宗室功臣置而不問，還讓他們當牧守，可謂「得人」？

《資治通鑑‧大同十一年條》：

 

上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夫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疏簡刑法」是社會混亂的原因，特別是對王侯縱容；姦夫又招權弄法。但蕭衍可未年老而「厭於萬機」，他「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註26]

 

無神論者對蕭衍佞佛一向給予嚴厲的批評，試以胡德懷為例，他評武帝：

 

用專制王權手段壓制了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這次大論戰。[註27]

 

又說：

 

武帝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惡果，和南朝其他皇帝因荒淫奢侈帶來的後果並無不同。[註28]

 

一言箝制思想，二言迷信引起政治、經濟惡果，茲辨明如下。

 

天監四年（五○五），范縝官尚書中丞，因「坐亮徙廣州」[註29]；六年，發表〈神滅論〉，蕭衍雖加駁斥，卻於翌歲「追還京，既至，以為中書郎、國子博士」[註30]。不貶反升，未嘗迫害異己。事實上，蕭衍並不迷信，他禁止賀瑞、祈禱，〈停賀瑞詔〉云：

 

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辰和，遠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罷祈禱詔〉云：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

 

〈罷鳳凰銜書詔〉云：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為媿已多。假令巢侔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爽，自欺耳目，……可罷之。

 

自認為正道多缺，懷疑祥瑞的真實性，不值得慶祝，不准臣下為他祈福，絕非「不問蒼生問鬼神」的人。

 

孫吳時代，佛教由北向南傳播，東晉大盛，宋、齊兩朝君主非常虔誠，至梁武帝尤信，也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以蕭昱為例，他在普通五年（五二四），「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為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跡，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註31]。一個「輕脫無威望」、非法鑄錢的人，受戒之後，盡禮蹈道，成為循吏，百姓感其德惠，為之立廟建碑，固由於主上寬大，以佛法感化，但蕭昱善學，而且對姦吏使出霹靂手段，於民則持菩薩心腸，是較蕭衍成功的地方。

 

至於負面的影響，〈郭祖深傳〉言之甚為痛切：

 

慈悲既弘，憲律如替。……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

 

信仰貴乎虔誠，若影響到社會經濟、國家法律，造成貧富不均，則傷慈悲之義，故祖深進一步提出建議，同傳曰：

 

請精加撿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

 

四十歲以上，體氣漸衰，一離寺生活必失倚靠；四十以下而無道行，卻履豐席厚，受信徒供養者宜令歸農。

 

蕭衍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所言雖不能悉用，但後來鐵腕施行「蔬食」政策，多少採納郭氏的意見。是其佞佛還作了空前的改革，絕非信仰因素而亡國喪身。

 

結論

 

綜上所述，知評價蕭衍，與其相信史家所言，不如以《梁武帝集》為據，較能直探本心，俾免皮相之言、偏頗之論或謬誤之見。

 

蕭衍的宗教信向由儒而道而佛，中雖捨道，治國之術則儒佛交相為用。

 

在他治國歷程中，重經學，立學校，擢英才，行仁政，弘揚佛法，廣建寺塔，倡令僧尼茹素一項影響尤為深遠。其治績由盛轉衰，從〈責賀琛敕〉一文可見端倪：(一)識人不明、用人不當。(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三)東境戶口空虛，緣於使命繁多。(四)守宰貪殘。(五)女妓越濫。(六)奢侈浪費。(七)無股肱之臣。(八)有司詭求競進。(九)屯傳妨民。(十)國弊民疲。[註32]

 

客觀而論，賀琛所揭舉的這些弊病，從東晉偏安以至齊朝已積重難返，蕭衍盡力改革，過了相當長久的承平時期，但由於對宗室勳舊太過寬縱，使得百姓受害、社會不安，國家元氣因而大傷，重用朱异和接納侯景投降更是失策，迨台城被圍，勤王之兵觀望逡巡，遂至幽憤而崩。

 

蕭衍文武兼資，又有豐富的帶兵和從政經驗，以仁心仁術而行仁政，夙夜匪懈，卻由於屈法申恩，用人不當，致子孫被屠、百姓傷亡大半、僧眾遭戮、戰爭連年、江南饑饉[註33]，不數年而改朝換代，口誦佛經，心存慈悲，身行仁道，卻落得如此下場，學儒學佛兩俱失矣！

 

其〈立晉安王為皇太子詔〉云：

 

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

 

他雖慈愛百姓，卻不以至公的態度執法，小惠未遍，大難已來，梁朝終於難逃覆亡的厄運！

 

【註釋】

[註1] 武帝崩後，梁雖歷三帝八載而亡，但簡文帝受制侯景，元帝局限一隅，敬帝年小，實為陳霸先傀儡。

[註2] 明張溥所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梁武帝集》（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註3]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任中丞集》。

[註4]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沈隱侯集》。

[註5] 《梁書‧處士‧陶弘景傳》（台北：宏業書局，一九七四年）。

[註6] 《梁武帝集‧答陶弘景請解官詔》。

[註7] 《梁武帝集‧答陶弘景論書書》四篇。

[註8] 《梁書‧武帝紀下》。

[註9] 同 [註6] ，〈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註10] 同 [註6] ，〈遣使巡行州郡詔〉。

[註11] 〈停老少連坐詔〉。

[註12] 〈即位告天文〉。

[註13] 《隋書‧音樂志上》（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五八年）。

[註14] 同 [註5] 。

[註15] 〈梁武帝集題詞〉。

[註16] 《文苑英華》卷七五四引（台北：華文書局，一九六七年）。

[註17] 同 [註6] ，〈令所在條陳民患詔〉。

[註18] 《南史‧朱异傳》（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五八年）。

[註19] 《南史‧列傳第五十二‧論曰》。

[註20] 是年四月丁亥，改元為太清元年。

[註21] 皆見《南史‧梁宗室上‧蕭正德傳》。

[註22] 《南史‧梁本紀下‧論曰》。

[註23] 《南史‧梁宗室上‧臨川靜惠王宏傳》。

[註24] 《梁書‧曹景宗傳》。

[註25] 《梁書‧蕭穎達傳》。

[註26] 《梁書‧武帝紀下》。

[註27] 《齊梁文壇與四蕭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一版）， 第一六二頁。

[註28] 同 [註27] ， 第一六四頁。

[註29] 《梁書‧儒林‧范縝傳》。

[註30] 同 [註29] 。

[註31] 《梁書‧蕭昱傳》。

[註32] 此十點為筆者所歸納，讀者可另參閱《梁書‧賀琛傳》、《南史‧賀琛傳》。

[註33] 司馬光，《資治通鑑‧梁紀十九》（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