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倫理是佛教全部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佛教實現人生解脫的基本信念和方法。和其他宗教一樣，佛教 的倫理與實踐也離不開倫理道德因素，佛教的信徒也離不開社會倫理道德之網，由此，佛教的創始者和繼承者也都把倫理道德作為信徒獲得美好許諾──解脫，實現 人生理想──「涅槃」的前提和保障。在佛教根本理論苦、集、滅、道「四諦」中，「道諦」如「八正道」即是實現人生理想「涅槃」的方法，是倫理的重要內涵。 佛教的戒、定、慧三學的戒學和定學，尤其是戒學實屬於倫理道德修養的學說。佛教是倫理道德色彩相當濃厚的宗教。在佛教典籍中，除律藏以外，其他如經藏、論 藏也都包含了豐富的倫理道德思想。在佛教的長期發展過程中，為了不斷地適應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的需要，佛教倫理道德思想也不斷地獲得調整、完善，並形成了 內涵十分豐富的體系。佛教倫理涉及到人與佛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自我的關係，其中心是按照佛教要求，善待佛法、佛、僧人、眾生，並完善自我的精神 境界以成就佛教理想人格。由此可見，佛教倫理一方面是世俗倫理，另一方面也是超世俗倫理。

　　中國佛教倫理是印度佛教倫理的繼承和發展。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其倫理思想由於受時代的變遷和中國社會的 政治、經濟、文化的制約，因而在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衝突與融合中，不斷地發生變異，以致既與中國傳統倫理相合流，又對中國傳統倫理發生了重大影響，形成 了一種既有別於印度佛教倫理，又不同於中國傳統倫理的，帶有時代性、民族性與地域性特徵的佛教倫理。本文著重闡述中國佛教倫理的基本原則，並分析佛教倫理賴以確立的哲學基礎。

一、中國佛教倫理的基本原則

　　倫理原則是指倫理價值標準和行為基本準則。印度佛教倫理原則奠基於小乘佛教時期，經大乘佛教時期的調整、補充和發展而最終定型。中國佛教繼承印度佛教的倫理原則，並結合中國的情況，又有所側重、有所改革、有所發展。

　　小乘佛教從人生是苦的判斷出發，強調排除自身的生理欲望，提倡出家苦行，以消除自我的痛苦。它突出以個人 的去惡行善的修持來求得個人的解脫，它對社會群體的生活、民族命運，往往持冷漠甚或冷酷的態度。大乘佛教繼承、改造並發展了小乘佛教的倫理原則，它以普渡 眾生為出發點，進而強調「眾生平等」、 「慈悲喜捨」、「自利利他」、「自覺覺人」、「方便隨緣」，以個人解脫和眾生解脫的統一為真正的解脫目標。中國佛教融合了大小乘佛教倫理思想，它奉行的倫 理原則主要是：

　　（一）去惡行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法句經》中著名的「七佛通戒偈」。[1]此偈頌也多處散見於《增一阿含經》中，其中卷第一〈序品〉解釋此偈頌的意義說：「四阿含義，一偈之中盡具足諸佛之教及辟支佛、聲聞之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感想」。[2]《法 句經》的著名偈頌，代表了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故稱「通戒」，歷代備受佛教信徒的尊崇。此偈從內容來看有二個層次：一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奉行去惡 為善以保持思想清淨和行為規範，這是尚有善惡相對立的、屬於世俗層次的倫理。佛教又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有漏善」。「漏」是煩惱，即尚帶有煩惱的 善。二是「自淨其意」，也就是清除內心的無明、煩惱，或者說是從內心去除善惡的相對性，超越善惡的對立，這是超世俗的更高層次的倫理，也稱為「無漏善」。 「自淨其意」是在體悟自性清淨的基礎上，沒有任何煩惱，不帶現實目的，圓滿處理善惡問題，進而超越善惡的對立，達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因此是整個偈頌的核 心。

　　佛教關於善惡的意義是根據解脫論界定的。所謂善是符合佛教教義教規，能斷除痛苦，招感正果，有利於解脫的 品格、思想、行為。反之，不符合佛教教義、教規，招感苦果，有礙於解脫的品格、思想、行為，就是惡。也就是說，是否符合佛理，是否有利於解脫，是區別善惡 本質界限的根本尺度。中國佛教後來也把是否合乎儒家倫理作為區分善惡界限的補充尺度。

　　佛教論述的善惡意義包含了三個層面：其一是道德層面，涉及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價值判斷，這在佛教的戒律中有著最充分的體現；其二是心性層面，就是眾生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或惡的問題；其三是形而上層面，佛教以出世間的涅槃解脫境界為善，以世間的煩惱、無明、染污為惡。這裡我們著重是從道德層面論善惡，也兼及其他層面 的意義。

　　中國佛教學者認為，佛教的倫理與實踐可以用一個「善」字概括之、代表之，如北宋契嵩會通儒釋，並說：

「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跡也」 [3]

這是說，佛教是一種善道，是教人為善，使人成為正人。儒家也是如此，儒佛之道是相同的，僧人儒者只是形跡的不 同罷了。明代以來，一些佛教學者還撰寫勸善書，勸人行善。如明代棄官後信奉佛法的袁了凡寫作《陰隲錄》（《了凡四訓》）宣揚說明陰隲為支配人類的天，依人 行為的善惡而定其禍福，闡發善惡行為與因果報應的關係，極力勸人為善。明代高僧云栖祩宏為便於佛教倫理道德的操作實踐又將《陰隲錄》加以改寫，撰《自知 錄》。全書分善門、過門兩門，詳細敘述德目的分類和善惡功過的評價。上述兩書一時廣為流傳，幾乎家喻戶曉，在民間影響相當廣泛。

　　佛教所講的善惡有其特定的內涵，也有著普遍的意義，對培育人們反罪惡感的意識，對推動人心向善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平等慈悲。這是佛教關於人與人、人與其他生物關係的基本原則。平等指對他人，對其他生物的尊重，慈悲是對他人，對其他生物的關懷。平等是慈悲的思想基礎，慈悲是平等的道德體現。

　　平等與差別相對稱，是無差別的意思。早在原始佛教時期，佛教就反對婆羅門堅持四種姓制度，主張婆羅門、剎 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姓平等」，宣揚種姓平等觀。這裡講的平等，一是四姓在出家修持和佛教僧伽內部一律平等；二是四姓在業報輪迴方面平等，不論種姓高低 一律按照自身作業的情況獲得相應的果報。後來佛教經論還宣揚佛、法、僧三寶、以及心、佛、眾生三法平等的思想，認為三寶和三法各在本質上是無差別的、一致 的。佛教還強調眾生一律平等，所謂眾生平等，是指眾生都具有佛性；眾生無高低之別，不論親怨，一視同仁；眾生值得憐憫，對眾生要有普遍的無差別的愛心。佛 教典籍還宣揚「平等大悲」的思想，主張以普遍平等無差別的悲心憐憫一切眾生，不捨一切眾生。

　　中國佛教也極力推崇佛教的平等思想，宋代僧人清遠說：「若論平等，無過佛法。唯佛法最平等」[4]佛教的平等思想，尤其是眾生平等的思想，對古代中國盛行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是一種巨大的衝擊，對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封建禮制更是一種有力的挑戰。佛教的平等思想深受古代中國下層平民，特別是婦女的歡迎。

　　慈悲，按照佛教通常的解說，慈是慈愛眾生並給予快樂，悲是悲憫眾生並拔除其痛苦，兩者合稱為慈悲。慈悲就是「與樂拔苦」。但也有把慈解作拔苦，悲解作與樂的說法，慈與悲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慈悲實際上就是憐憫， 就是同情，就是愛，就是愛的純粹化。佛教認為慈悲是由自愛出發最後歸結為純粹的愛。人都有自愛，進而有性愛、情愛、渴愛，由於對眾生的強烈的渴愛，而產生 憐憫之心，不僅能感受自己的痛苦，也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因此又能以親切的友愛關懷眾生。佛教倫理的慈悲原則是奠立在緣起說和無我說的思想基礎上的。按照緣 起說，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離開因緣而獨立存在。同樣，每個人都與其他眾生息息相關，而且從三世因果關係來看，其他眾生的某某可能在過去世中就是自己的父母、 親人。這種人與人的密切相關性是慈悲的出發點。又據緣起說引出的無我說，認為人並無具有實體的「我」存在，由此也就產生自、他一體的觀念，進而也就自然生 起「同體大悲」心了。

　　大乘佛教把慈悲分成三個層次：一是「小悲」，指視眾生猶如赤子，而「與樂拔苦」，這是凡夫的慈悲；二是 「中悲」，是指開悟「諸法無我」，即由一切存在無主宰無實體的道理而引發的慈悲，是阿羅漢和初地以上菩薩的慈悲；三是「大悲」，指由無分別心而生起的平等 無差別的絕對慈悲，這是佛所獨有的，也稱同體大悲、大慈大悲。這三種慈悲形成階梯形，是在認識和思想境界依次提高後形成的。《大智度論》卷二十七強調大慈 與小慈，大悲與小悲的區別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小慈但心念與眾生樂，實無樂事。 小悲名觀眾生種種身苦心苦，憐憫而已，不能令脫。大慈者令眾生得樂，亦與樂事。大悲憐憫眾生苦，亦能令脫苦。」[5]這 是說小慈小悲僅僅停留在心念、看法上，只是主觀的同情、憐憫，而大慈大悲則給予眾生以實際的關懷、幫助，使眾生得樂脫苦。《大智度論》還強調大慈大悲是大 乘佛教的最根本的倫理原則，說「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後 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於無量阿僧祇世生死中，心不厭沒。以大慈悲力故，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法 中慈悲為大。若無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6]「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覺悟。「阿僧祇」，極其漫長難以計數的時間。這是說，慈悲是佛道的根本，佛法中最重要的原則。菩薩之所以是菩薩，就是為了實踐慈悲原則，以普渡一切眾生為己任。

　　中國佛教極度推崇慈悲精神，唐釋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說：「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7]中國佛教奉菩薩為理想人格的化身，以救渡一切眾生為最高願望，正如《大乘起信論》所說：「眾生如是，甚為可愍。作此思惟，即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故，遍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其未來，以無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眾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8]中國佛教視慈悲為最主要的倫理原則，熱心於尊奉以慈悲救濟眾生為本願的觀世音菩薩，形成了以觀世音菩薩為崇奉對象的佛教信仰。就觀世音信仰的廣度和深度來說，它甚至超過了對佛教創始者釋迦牟尼佛以及其他佛和菩薩的信仰。這的確反應了中國人民苦難的深重，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慈悲精神的嚮往與渴望。

　　中國佛教對慈悲倫理原則的實踐， 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在慈悲的修持範圍上，主要是側重於布施行為和不殺生兩個方面，由不殺生進而推向放生和禁絕肉食，奉行素食主義。二是在慈悲修持的目 的上，突出地表現出報恩思想和福田思想。《法苑珠林》卷五十〈背恩篇．述意部〉引《大智度論》云：「知恩者生大悲之根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 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9]足 見中國佛教對報恩的重視。中國佛教強調四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土恩和佛、法、僧三寶恩。父母有生身長養之恩 。國土使人有所依附之恩。三寶有救渡眾生脫離苦海不思議之恩。眾生恩是佛教獨有的，體現了眾生平等、社會一體的思想。又由於重視布施進而也重視福德，猶如 農夫耕田即有收穫一樣。印度佛教一面講布施積累福德，一面又講只有布施時不求果報，不想福田，才是真正的純正的布施，但中國佛教則熱衷於通過布施成就福 田。

　　佛教的平等慈悲也就是一種博大之愛。這種博愛不只限於人類，且涵蓋一切有生之物；這種博愛以普渡眾生同得 解脫為最高目標。這是一種偉大的愛、崇高的愛。這是令人敬仰、感人至深的博大思想。應當承認，佛教的博愛精神可能超過了儒家「仁愛」的範圍，同時也應當承 認佛教平等慈悲思想與儒家仁愛思想一樣，在歷史上產生了多重的作用，而且它的徹底的可行性，也不斷受到生活的挑戰。

　　（三）自利利他。這是大乘佛教區別於小乘佛教的重要倫理原則。「自利」，對自身有利，是指為自己的解脫而 精進修行，由此所生善果而自得其利。「利他」，對他人有利，是指為救濟一切眾生而致力行善。自利也就是自度；利他就是度他，普渡眾生。自利利他就是上求菩 薩，下化眾生的菩薩道。「自覺覺他」是自利利他的同義語，指大乘菩薩自己覺悟又令其他眾生覺悟。大乘佛教要求把自利利他結合起來，以達到圓滿的涅槃境地。 相對於大乘佛教這種基於大慈悲心而強調的自利利他倫理原則來說，小乘佛教則是偏於自利方面。

　　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倫理原則是和它的「自他不二」[10]的 人我一體觀密切相關的。大乘佛教認為，自己與他人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融合的。在漫長的輪迴轉生中，他人常融入自己之中，自己的解脫與他人的解脫是 難以分開的。因此，愛護自己，也應愛護他人；度脫自己，也應度脫他人。個人只有在眾生的解脫中才能解脫。佛教還講「自他相換」，即把自己當成別人，把別人 看成自己，自己固然要成佛，使別人成佛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大乘佛教還以是否對他人有利作為區別善惡、大善大惡的標尺，認為對己對他人都有利是善，對己不利而對他人有利是大善，對己對他都不利是惡，對己有利而對他人不利是大惡。由此也可見，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倫理原則的重心是利他，這是其慈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的倫理原則，有助於推動佛教信仰者進一步關心世俗生活，推動佛教倫 理更具社會性與開放性。

　　此外，佛教倫理還有中道原則和方便原則等。中道就是離開二邊的極端、執著，奉行一種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 釋迦牟尼創造佛教時所宣說的教法「八正道」，就是提倡佛教倫理的中道原則，八正道是指八種求趣涅槃的正確途徑，與五戒一樣也是佛教最早制定的道德規範。八 者即：l﹒「正見」，離開邪非的正確知解；2﹒「正思維」，離開世俗主觀分別的思索；3﹒「正話」，純正淨善的語言；4﹒「正業」，正當的活動；5﹒「正 命」，正當的生活；6﹒「正精進」，正確的努力；7﹒「正念」正確的法；8﹒「正定」，正確的禪定。八正道既排斥縱欲的偏向，也排斥苦行的偏向，認為貪求 欲樂的世俗生活和外道主張的各種苦行都是偏頗行為，只有遠離快樂主義與苦行主義，才能成就智慧，趣入涅槃。後來大乘中觀學派進一步以遠離一切分別、執著而 達到無所得境界為中道。這種倫理原則在倫理思維形式上與儒家中庸之道有近似之處，成為頗受中國佛教歡迎的倫理原則。

　　方便，即善權、謀變，這是佛教倫理的又一原則。這一原則主要決定於兩種因素，一是時空變化，二是眾生的差 別。眾所周知，佛教戒律就是根據佛教徒的修持生活與實踐而制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流傳地域的擴大，佛教戒律需要不斷地補充和調整，以適應變化的時空 條件。再是佛教教化對象的素質、條件千差萬別，為了有針對性地進行有效的教化，就需要善巧、權假，方便引導，也就是通過巧妙方便的方法，提高佛教信徒的道 德水準。中國佛教對印度佛教倫理思想、倫理德目、倫理生活所作的改變，就是這種方便原則的體現。方便原則實是使佛教戒律不斷合乎時宜，佛教倫理思想得以持 久流傳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