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懺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實踐行門。以中國佛教而言，在東漢譯經初期，即有關於懺悔思想之經典傳譯。此中懺罪思想，與中國儒家、道教等傳統文化中贖罪、悔過等思想結合，促成中國佛教懺罪思想之發展，進而形成藉著儀式進行，以達成懺罪為目的之懺悔儀軌。

在諸多大乘經典中所闡明之懺悔思想，幾乎是與禪觀、三昧的修持結合，尤其攝入般若空 慧之觀照，更是大乘懺悔思想之根本理則。故修懺悔法，不僅可達罪業清淨，更有證三昧、發慧、得解脫等目標。而懺悔方法，亦與原始佛教僧團中，單純的懺悔羯 摩不同，其中含有稱念佛名、誦經、禮拜、持咒等多樣化的行持方法。懺悔法，可謂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極大的轉型。

中國佛教亦吸收大乘懺悔思想，創制懺悔儀軌，並舉行禮懺法會。從東漢時期即有於齋日 行懺悔法之記載，到了南朝，王室更是盛行禮懺。此外，僧傳中亦有諸多僧人修懺的事蹟。雖然，至今未發現有隋代以前之懺法儀軌，但從許多修懺史料的記載中， 可發現王室舉行禮懺之目的，普遍為求國境久安，或為去病、求長壽等現世利益為主。而僧伽中雖有少數將修懺與禪定結合行持，但卻未見具體應用大乘懺悔經典之 理觀修持於懺法中。此現象直到隋‧智者大師才有了開創性的發展。不過，從東漢至六朝時期所譯經典之懺悔思想，及此期流行之儀軌模式或懺悔方法，都為往後發 展的天台懺法提供了充分的養料。

　

關鍵詞：懺罪思想、懺法、無生懺法、證三昧

　

一﹑前言

佛教初傳東土以來，漢民族對佛法的認識，除了受僧侶行為及其弘化活動之影響外，具體 接觸佛教思想乃在於佛典之漢譯。佛教自西元一世紀初，傳入中國。大約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才開始有佛經的翻譯。關於懺罪思想的經典，則早在譯經 初期即陸續傳譯。例如《阿闍世王經》（譯於147-186年間）、《舍利弗悔過經》（譯於148-170年間），根據目前現存最古的經錄，僧祐撰之《出三 藏記集》記載：魏文帝時，支謙於吳主孫權黃武初年，至孫亮建興年間（221-237），譯出的經典中，有《悔過經》一卷。並有一小段註文：「或云序十方禮 悔過文」1。可見，有關懺罪思想經典的傳入，應算相當早。至於此思想如何為中國人接受，進而發展成型，乃至影響後代佛教祖師大量制作懺儀，使得中國佛教， 漸漸呈現經懺法會興隆等現象，是一值得留意之課題。因此，本文希望從佛教初傳時期，佛教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之交融現象切入，試圖發現佛、道二家在懺悔思想 上有無關涉之處。次再從懺悔經典的迻譯，瞭解東漢到六朝之中國佛教初傳時期，大乘懺悔經典，所蘊含之思想，繼而自王室禮懺情形，以及僧傳中，探究當時懺儀 流行之狀況，藉此以助瞭解中國佛教，早期懺悔思想之形成與發展。

　

二﹑中國佛教懺悔思想興起之時代背景

(一)儒家的悔過思想

懺悔，不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課題。在中國文化的思惟體系中，懺悔思想亦是一種自覺 精神之提昇。是經由道德實踐，轉化為完美人格的要素。而此思想之演進，實有其發展之脈絡。首先，從中華民族古文獻的記載中，先民早有祭祀天地，乃至自然百 神的宗教行為。後來又有藉著「巫」來上達人的祈願，下達神的旨意，更以占卜來預測未來吉凶等。其目的，無非是希望禳除災疫，求福免禍。而這些原始的宗教信 仰，影響到夏、商、周三代，以及後來儒家、道教乃至民間風俗的發展。例如《尚書》中，便記載周公對子侄們的告誡。他認為，王者應具有「明德修身、明德慎 罰、敬德保民」等「以德配天」的宗教倫理2。《倫語》則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離婁篇》也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到了漢 代，充滿陰陽五行，災異圖讖的信仰。漢武帝時，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提倡「人天相應」的思想。其在〈郊語〉談到祭天之重要性，否則將招感凶害，即「天殃 與上罰」3。又說：「發而中節，修德以配天，則可謂參天矣4。」也就是說，人之一切行為皆須與天道相應。而所招是禍、福、吉、凶？則端賴是否能「修德以配 天」了。另尚有一明顯例子，是《漢書‧本紀》記載國家災異的詔書中，對於詔書之目的，有許多是為了「國君自責」5。藉著國君之自責悔過，修善積德，則可感 上天祐護，而降福禳災。

如上所舉，雖然先秦時期，到漢代儒學對「天」之定位，不盡相同6，但啟發人之自覺或 價值意識，進而恪修己德，以遠禍害的道理是共通的。此中所蘊涵者，即是對自我之要求，藉著反省悔過，令德行圓滿，而感招天德。如此中國儒家精神之悔過思 想，可謂是佛教懺悔思想為中國文化所納受的重要基礎。

(二)道教的悔過思想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當時社會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術信仰。佛教弘傳之初，其 範圍亦只限於少數的王室貴族。信仰者乃將浮屠之教附庸於鬼神方術。及至東漢順帝（126-144）年間，張陵創立「五斗米教」，靈帝建寧、熹平之際，張角 創立太平道，此二者為道教之初始道派7。作為一個以中國文化為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親和力自然勝於外來的 「夷狄」之教，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靜無為、抱樸守一，以及淵源久遠的神仙方術、讖緯思想等特質，則更易為社會大眾接受而持續發展。立基於此固有文化傳統，及 民間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國佛教，佛法弘揚亦不得不藉助其相關思想而比附之。因此，佛教東傳中土，必盡力在不違佛法本質之考量下，與早期中國思想融合，而推行 佛法。因此欲了解中國佛教早期之懺罪思想，自不可忽略固存於中國本土之傳統思想，乃至與道教交涉之關聯性。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禱。其中奉齋、懺悔、禮拜等，皆是常行的儀式。故悔過懺罪 亦為其重要思想。首先，從張道陵之事蹟可知其以物贖罪悔過的思想。例如〈法運通塞志〉記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師印綬雌雄二 紉正一盟威秘錄三清眾經符圖，人有疾患官災隨事，輸米以贖罪，疏過悔謝8。」另《魏書‧釋老志》亦有：「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 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頗類佛經9。」等舉行齋祀禮拜儀式之史料。並言其法有類似佛經之處。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謙之，在北魏 太武帝始光初年（424），起天師道場於京城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10。」由上可 見，東漢時期，道教已有遇災難疾病，須以米糧贖罪悔謝之思想。並有禮拜儀式，進而以齋會、六時禮拜等儀禮行之。

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國蘊育成長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國社會必然具有一定之影響力。例如 《太平經》這部道教初期的經典，便明顯談到符咒之功能，認為其可以療病、去邪求福。又說：應行齋戒、首過、祈禳、誦經等敬神活動。此外，當然亦重視方術、 服氣、養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過，禳災求福，本是中國禮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現，但此心理亦成為道教的中心理論。如湯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過自責，得除罪增壽，固早為道教《太平經》之要義。漢末黃巾

亦教人自首過失，人之功過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記錄，為中國道教之一

中心理論11。

可見，悔過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極重要的一環。此從明代所編的《道藏》中，有關滅罪經 典及寶懺之儀軌眾多，幾乎分佈於「三洞三十六部」之中12，可得證明。此類齋儀懺法等科儀制度的著作，乃歸於「威儀類」中13，此類書最多，大約有六百卷 左右。但由於《道藏》之分類，體例雜亂，檢閱不易，又道經作者，幾乎不署姓名，更常聲稱出自神仙之作14。因此，雖知六朝時代道經蜂出不斷，但對於這些眾 多道教懺儀之年代與作者卻不得而知。

(三)時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懺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國在秦、漢之際，已盛行祭祀儀禮，與鬼神 崇拜。並有卜筮、占星、神仙等宗教儀式。到了佛教傳入之初，與之同時的道教創立。此間，正逢東漢末年之政治腐敗局面。由於天災人禍，使得百姓飢饉、流離無 依。繼之，黃巾流民暴動，人民更是深陷悲慘苦難。在此徬徨恐懼的現實煎熬中，眾生心靈自然需要一些能超離現實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為佛教提供了一弘揚的 時機。尤其佛法中，無常苦空、因果業報的道理，適時撫慰民心。因此，此期民眾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間及道教傳統，以消災免禍為目的。尤其祈求現世苦難 的免除，願藉懺過而求福的心理，可謂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標。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觸佛教經典闡揚之懺悔義理時，自然能夠因應其要求，而親切地接 受，因而促成中國佛教悔罪思想發展之契機。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後，歷經近約三世紀的時間，才在譯經漸備，各家學說法義爭鳴的 兩晉南北朝時期，真正地落實下來。但此時的中國，卻又歷經了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專權、三國軍閥割據、西晉八王之亂、南北朝長期分裂、五胡十六國之長期 混戰等，殘酷血腥、流離失所的民族苦難期。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時代，人心極需仰藉宗教關懷，撫慰戰爭的傷痛。為政者更需依賴宗教，為自己掠奪之政權安定民 心，並藉宗教力量輔助政治，以祈長治久安。此時，佛教亦在適當機宜下，深入上層社會乃至群眾中，提供一心靈安定處。由於時代動亂的背景，人心無不希求消災 免難，滅罪增福。因此，王室貴族之懺悔滅罪思想，自然應運而生。以下則從僧傳中舉出實例來說明此消災求福之懺罪心理。

中國本具儒家思想等深厚之文化傳統，因此佛教的弘傳實屬不易，故教義闡揚除借重「格 義」之功外，西域僧侶的神奇行止，亦頗能迎合為政者的心理。由於神僧之靈驗事蹟，使得統治政權者，深信其法術可為己禳災求福，為國祚求久安。基於此功德利 益，中國自三國時期，及至六朝的多位君王，因此歸入佛門，接受高僧教化，願悔過不殺或真心求懺。此在梁‧慧皎《高僧傳》中，便有許多相關記載。首先，是卷 九的〈佛圖澄傳〉，其中敘述「善誦神咒，能役鬼物」的西域僧人佛圖澄（231-348），為憫念苦難生民，以神變咒術、星象預言等善巧手段來感化殘暴濫殺 的石勒、石虎之種種事蹟。他以善惡報應、慈心戒殺、事佛獲福等理，勸諫後趙的統治者，而使百姓免於塗炭。因此，慧皎亦給予高度評價：

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終令二石

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15。

故知嗜殺兇殘的為政者，須先令其信服於神異道術，才能引導善惡報應之理，令之對罪報 生畏，而有所收斂。關於《僧傳》「神異篇」，是慧皎大師對《僧傳》所分的十類之一。前三類為譯經、義解、神異。對於此分類順序，其在第十四卷中說明為： 「傳譯之勳，或踰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 16。」故知，慧皎大師對譯經法師之功，崇佩至深，因此列為篇首。至於「義解」與「神異」之僧伽，亦各有其功勳，所以列為十篇之二、三。尤其是神異僧，對 於頑強眾生，更須以其神通作為教化之方便。因此《梁高僧傳》中神異篇之僧人，在佛法初傳時，藉其靈驗奇瑞的神通，調伏剛強頑暴之徒，令其悔過遷善，信受佛 法，確有其時代之必要性。

除以神異為方便外，僧傳中亦多記載懺罪的感應事蹟，例如卷一之〈康僧會傳〉中，亦記 載三國時代的譯經師 -- 康僧會（？-280）精誠禮拜，終於感現舍利，使吳王孫權相信佛法。並興建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令佛教開始傳入南方之事蹟。爾後，昏暴君主-孫皓即位。 欲毀佛寺，將佛像置於不淨處，並以穢汁澆灌取樂。不久，孫皓全身腫大，徹痛難當。後經虔誠燒香懺悔，叩首自陳罪狀，才得舒解。此時，自覺慚愧地向僧會法 師，請問罪福之因。雖然，僧會在吳國極力弘揚正信佛法，但因孫皓生性粗暴，不及妙義，故僅以因果報應等佛法開導之。

又卷十一〈竺曇猷傳〉，記載東晉習禪僧人竺曇猷，其具神力，曾乞食咒願，而使食中蜈 蚣跳出。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376-396）出現「妖星」，「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災，猷乃祈誠冥感17。」之後，果然該星退去。另同在此卷 的〈釋玄高傳〉，記載北魏僧玄高（402-444），為北魏太武帝拓拔燾，迎請為太子拓拔晃的老師。後因晃為父所疑，請玄高為其脫難，於是「高令作金光明 齋，七日懇懺。.....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18。」

另根據《歷代三寶記》卷十一之記載，梁朝僧人寶唱，曾於天監十六年（517）作〈眾經懺悔滅罪方法〉三卷，並在寶唱所著的八部作品後，加上說明：

帝以國土調適住持，無諸災障，上資三寶，中賴四天......故天監中

頻年降敕，令中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總撰集錄以備要須。或建福禳

災，或禮懺除障，或饗鬼神，或祭龍王，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

禱訖多感靈，所以五十年間兆民荷賴緣斯力也19。

可見，梁朝時對禮懺祈禱儀禮之重視。從以上傳記之例可知，三國、東晉期間之統治者，信奉佛法的心理。或從神奇靈異，或為避禍消災。再者，因畏懼因果業報，而希望懺悔除罪等心理，使得此期的王室懺罪之風盛行。

　

三﹑中國佛教早期之懺罪思想與懺儀運作

(一)懺罪思想之理論根據

東漢至六朝期間懺罪思想盛行，除上述背景外，尚不能忽略有關悔罪思想經典之傳譯。就 已知的經錄中，東晉道安所編之《綜理眾經目錄》（簡稱《安錄》），可謂最早的經錄（更早雖有三國朱士行之《漢錄》但未具眾經目錄形式），惜已散佚。不過， 可從僧祐撰之《出三藏記集》（簡稱祐錄，為現今仍存之最早經錄。）中看到《安錄》的要目。根據《祐錄》中標註，收於《安錄》之經典，以及《祐錄》卷三所收 有關「安公經錄」之經典，可以列出從後漢，到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373），大約兩百年間《安錄》所記載相關懺悔思想之經典有：《阿闍世王經》二卷、《悔 過經》一卷、《海龍王經》四卷、《賢劫經》七卷、《三品悔過經》一卷、《舍利弗悔過經》一卷、《諸方佛名經》一卷、《菩薩悔過經》（或云菩薩悔過法，下 註：出龍樹十住論。）一卷、《佛悔過經》一卷、《文殊師利五體悔過經》一卷（舊錄云文殊師利悔過）、《拔陀悔過經》一卷、共十部20。其中《悔過經》、 《三品悔過經》、《佛悔過經》、《拔陀悔過經》等已不存。此中之《菩薩悔過經》，從「或云菩薩悔過法」，以及其註明：「出龍樹十住論」，應該可以判斷是 《十住毘婆沙論》〈除業品〉所談之「菩薩悔過法」。

接著，從《祐錄》自身增錄的經典來看，有關懺悔思想之經典，則有悔過、佛名、咒經、 戒經等約有百部之多，其中咒經更佔了五十部之數。由於豐富的懺悔思想經典之翻譯，必然帶動此時代佛教儀式的興起。以下茲將目前《大正藏》所存有關懺悔思想 之經典表列於後，以了解東漢至南北朝時期，有那些懺悔經典，以及內容特色為何，進而掌握懺罪思想的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