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歸依”是密教修行的重要程式之一，也就是說：在歸依三寶之前，就得歸依自己的上師，而且是要以身、口、意三業作完全的歸依和供養。這在佛教修學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密教的修學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四歸依”並不是密教產生時就有，而是後來慢慢地從“三歸依”發展起來的。［1］

　　 密教，又稱為“秘密大乘”或“密宗”，是繼中觀、瑜伽之後興起的又一種佛法的修學體系。在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時期，密教的成分就已經是以潛隱的方式存在，約從西元七世紀左右開始流行於世，一直到佛教在印度衰亡的十三世紀左右為止，代表了這一時期印度佛教的主要思想。所以，學術界把這個階段稱為“密教時期”。

　　 密教的產生是有多種原因的，而且也是有一個流變和發展的過程。呂建福在《中國密教史》中指出了：五種說法各有所偏，都不是圓滿的說法。該書考證了密教最終形成派別的幾個主要標誌，舉出七條理由來說明密教起源于陀羅尼的演化［2］。一般認為密教是由大乘佛教與婆羅門教及印度民間俗信相結合而產生［3］。這是順應當時社會環境和佛教自身發展所決定的，儘管密教也沒能挽回印度佛教的劫難，但是，它傳入西藏後卻還是在蓬勃地發展起來，從而形成了三大語系佛教的藏語系佛教。同時，傳入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密教，都沒有象藏傳密教那樣系統、完整。

　　 密教的發展主要有三個階段：早期雜密、中期純密、後期左道密。早期密教是以《持明咒藏》為始，逐漸形成的一套密法體系，注重各種佛事儀式，如設供、誦咒、結印契、結壇城等，也就是密教四部中的事續。中期密教是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為代表，注重三密相應、即身成佛，也就是密教四部中的行續和瑜伽續。後期密教是以《密集金剛》、《勝樂金剛》、《時輪金剛》為代表，注重氣脈明點的修煉和空有不二的禪定，也就是密教四部中的無上瑜伽續。［4］
　　 密教自有密教的諸多特色，其中注重“師承”，［5］就是非常突出的表現，尤其到了宋代之後，把“歸依三寶”發展為“歸依上師三寶”，原來的“三自歸”到後來就成為“四歸依”了。而且，把“上師”放到了“三寶”之前，顯出“上師”比“三寶”更為重要，說“沒有上師就沒有佛法”。

　　 在早期密教時期，還沒有形成“四歸依”的修學形式；在中期密教時期，也還沒有“四歸依”的說法。如在西元八世紀左右開始流傳的《大日經》，明確指出了修持真言的人，在接引學人的時候，應該讓學人“三自歸”，然後再給他懺悔。該經卷一說：

　　持真言行者，如是攝受已。命彼三自歸，令說悔先罪。［6］

　　在該經的卷三又說：

　　依法召弟子，向壇而作淨。授彼三自歸，住勝菩提心。［7］

　　在該經的卷七［8］又說：

　　南無十方三世佛（佛），三種常身正法藏（法）。勝願菩提大心者（僧），我今皆悉正歸依。［9］

　　這是在“作禮”、“出罪”之後的“歸依”時所應念誦的偈語。在《大日經》中三處講到“歸依”的問題，全都是以“佛、法、僧”這三寶為所歸境的。可見在《大日經》流行的中期密教時期，並沒有出現“四歸依”的修法。不唯如此，就是在與《大日經》有關的其他著述中也同樣只有“三歸依”，如《大毗盧遮那佛說要略念誦經》說：

　　爾時作是思維：十方三世一切佛（佛），及深法藏（法），成就勝願諸菩薩眾（僧），我心皆悉歸依。［10］

　　在《大日經念誦儀軌供養方便會第一》［11］、《大毗盧遮那經廣大儀軌》卷上［12］等也提到了三歸依：

　　歸命（南無）十方三世佛，三種常身正法藏，勝願菩提秘密眾（大心者），我今皆悉正歸依。［13］

　　但在《大日經》系統的《大日經持誦次第儀軌》一書中，卻在“三歸依”之後有添加了“真言”和“密印”。這表現出在恭敬三寶的同時，又對“密法”特別的重視。該書說：

　　歸命十方正等覺，三世一切具三身，歸命一切大乘法，歸命不退菩提眾，歸命諸明真實言，歸命一切諸密印。以身、口、意清淨業，殷勤無量恭敬禮。［14］

　　以上是《大日經》系統的各種著作中有關“歸依”的記載，說明了在中期密教的“真言乘”時期，只有“三歸依”，而沒有“四歸依”。但對“真言”與“密印”就已經開始表現的有點突出了。
　　 那麼，比《大日經》稍後的《金剛頂經》系統對“歸依”又是作何記錄的呢？《金剛頂經》本身並沒有對“歸依”作過任何說明，而與它有關的典籍中卻提到不少有關“歸依”的問題。如在《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卷四說：

　　歸依三寶：......（佛）我皆至心盡歸依，......我今歸依最勝法，......敬禮歸命眾中尊。［15］

　　而在唐朝不空三藏譯的《受菩提心戒儀》中更加明確地指出只歸依三寶，不歸依其他。如該書說：

　　歸依諸如來，五智三身佛。歸依金剛乘，自性真如法。歸依不退轉，大悲菩薩僧。歸依三寶竟，終不更歸依。［16］

　　這時的“三歸依”是當作一種“戒”來受持的。從上文也可以看出這種“三歸依”就是指的密教的“佛、法、僧”，而不加歸依三寶之外的任何物件。
　　 然而，在《金剛頂經》系統的晚期，也有在“三歸依”的同時，歸依金剛部及諸眷屬的，但不是指“金剛上師”。如唐朝善無畏譯的《蘇悉地羯羅供養法》卷上說的：

　　歸依諸如來，及法菩薩眾，蓮花金剛部，並諸眷屬等。［17］

　　蓮花部和金剛部是在雜密時期以及純密時期就已經被確立了的。所以，在純密的晚期提出歸依三寶之外又加歸依“蓮花金剛部，並諸眷屬等”，也是順理成章的了。但是，還沒有明確的“四歸依”之提出。
　　 那麼，“四歸依”到底來源於何處呢？
　　 所謂“四歸依”，如上所述：就是指在“三歸依”之前加上“歸依金剛上師”；也就是突出“上師”的重要性。這又可追溯到《大日經》時期。
　　 早在《大日經》的“真言乘”時期，就把阿闍梨等同於佛來看待了，這可能是後來把“金剛上師”加在“三寶”之前作為歸依對象的主要原因。如在《大日經》的《阿闍梨真實智品》中說：

　　安住瑜伽座，尋念諸如來。若于此教法，解斯廣大智。正覺大功德，說為阿闍梨。是即為如來，亦即名為佛。［18］

　　而在《金剛頂經》系統的晚期，就把“歸依三寶”之前的“歸依上師”這一消息透露了出來，如《金剛頂蓮花部心念誦儀軌》說：

　　歸命禮普賢、金剛蓮花手。說修瑜伽法，先應禮三寶。［19］

　　此書系唐代不空三藏所譯，雖然偈中說明了“先應禮三寶”（因到《金剛頂經》時期一直都是只“歸依三寶”的），但是在此頌文的“禮三寶”之前卻首先就是“歸命禮普賢、金剛蓮花手”了。可以看出：那個時候，在理論上還是“應先禮三寶”的，同時也表明了具有在“禮三寶”之前，歸命上師或者本尊的傾向。
　　 這種傾向也是符合史實的。密教在七、八世紀時出現了《金剛頂經》而被稱為“金剛乘”後，不斷地發展，到十一、二世紀的印度波羅王朝統治時期，金剛乘中又出現了“易行乘”，在密教內部更加重視師承，甚至於對導師的恭敬程度大大地超過了對佛經的恭敬程度。［20］而這種態度，在十世紀中葉就表現得比較突出。如宋初施護等譯出的《佛說秘密三昧大教王經》［21］以及同時代的法賢所譯的《瑜伽大教王經》等，就把供養承事阿闍梨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如該經的卷一說：

　　先須親近阿闍梨，所作諸法皆能成。若不親近阿闍梨，所作諸法不可就。......是故志心求菩提，供養承事阿闍梨。恭敬尊重常孝順，能施難施最上果。［22］

　　所以，到了後來就把上師阿闍梨提到了“三寶”之前來當作所歸依的物件。如在元朝真智等翻譯的《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一經中，開門見山就是一句：“敬禮一切最妙上師”，然後在第二段才說：“敬禮最上三寶”。［23］這就把“四歸依”的結構表明得非常清楚。雖然說上師和三寶是一體的，上師就是代表三寶，但是在修行的實踐上，上師又比三寶更為重要。因此，在“四歸依”中就把“上師”放到了在首位。
　　 這在印度的著作方面可能還表現得不太突出（因為不久，佛教便在印度衰亡了），但在我國西藏的密教中就非常明顯了。在他們的佛學著作中隨處可以見到這樣的表示，一般都是在著作的開頭，用偈頌的方式把“四歸依”寫上去。如在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開頭就這樣寫道：

　　頂禮儒童妙吉祥菩薩，三世諸佛及彼法，及諸僧眾極敬禮。［24］

　　這是在論著的表達上所展示出來的，把“歸依三寶”前面加上了“本尊”或“上師”，這裏的妙吉祥菩薩就是代表了作者的“本尊”或“上師”。而在他們的修行實踐中，就顯得更為重要了，一般在進行修法之前，都要觀想自己的上師、三寶，並且要念：“南無咕嚕唄，南無布達耶，南無達爾嘛耶，南無桑噶耶。”然後，再發願、修法。
　　 以上所述，是對密教中關於“四歸依”的淵源作一初步的探討，大概掌握其發展的線索。若有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注釋：
　　 ［1］西藏佛教於佛、法、僧三寶之上，更置一喇嘛（上師），歸依此四寶，稱為四歸依。《佛光大辭典》第1847頁。
　　 ［2］參見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22—39頁。
　　 ［3］參見方廣錩《印度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204頁。
　　 ［4］參見方廣錩《印度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204頁。
　　 ［5］參見《菩提道次第廣論》，宗喀巴大師著，法尊法師譯；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卷10，華宇出版社，佛曆二五二八年十月初版，第630—631頁。
　　 ［6］全稱《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善無畏、一行共譯，見《大正藏》卷十八，第5頁下。
　　 ［7］見《大正藏》卷十八，第23頁下。
　　 ［8］此經前六卷的最後一品（囑累品），似乎已經把全文作了總結，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另外，前六卷的品數是連續到三十一品的，而到第七卷的品數又是從第一品開始，這種體例是不太符合常規的。是否說明這第七卷屬於後人加上去的？！
　　 ［9］見《大正藏》卷十八，第46頁中。
　　 ［10］見《大正藏》卷十八，第55頁下。
　　 ［11］見《大正藏》卷十八，第65頁下。
　　 ［12］見《大正藏》卷十八，第91頁上。
　　 ［13］在有關《大日經》的著作中，幾乎都只是說到“三歸依”，而不見“四歸依”的。如在《大藏經》卷十八的第108頁下、109頁上、127頁中、144頁中、181頁中，都提到了此一頌文。
　　 ［14］見《大正藏》卷十八，第181頁上。
　　 ［15］見《大正藏》卷十八，第249頁上。
　　 ［16］見《大正藏》卷十八，第940頁下。
　　 ［17］見《大正藏》卷十八，第693頁中、704頁中。
　　 ［18］見《大正藏》卷十八，第38頁中。
　　 ［19］見《大正藏》卷十八，第299頁中。
　　 ［20］參見呂瀓《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52頁。黃心川在《中國密教史》一書的《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5頁。
　　 ［21］見《大正藏》卷十八，第463頁上。
　　 ［22］見《瑜伽大教王經》，《大正藏》卷十八，第560頁中。
　　 ［23］此經為元代天竺俊辯大師唧時奈銘得哩連得囉磨寧及譯主僧真智等譯，見《大正藏》卷十九，第404頁上。
　　 ［24］法尊法師譯，《大藏經補編》卷10，華宇出版社，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