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僧團比擬為“小社會”，則可以從僧團的和合，看出建設“和諧社會”的途徑。佛陀為了使僧團能夠有效地、和諧地運作，提出和合的六大要素，即“六和合”或“六和敬”：見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質；意和同悅、身和同住、語和無諍，是和合的表現。戒律是佛教徒的行為規範，佛陀特地提出行為規範、思想的共同、經濟待遇的均衡作為共同的原則，才有和樂、清淨的僧團。

 

　　 “和諧社會”必須是行為規範的社會，“戒和同行”是律治的精神所在。“佛在僧數”說明律治意義上的平等，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是同樣具有法律約束意義，否則必影響到大眾的團結。而且，從佛教的戒律變化與更新，從印度的戒律到中國的清規，這是佛教中國化最外層的表現，可以看出行為規範的更新。同時，從戒律的止持與作持來看，行為規範不僅是一種消極地遵守，更應該積極地去從事種種善事，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

　　 “和諧社會”必須是利益均衡的社會，“利和同均”是財富分配的原則。在一個集團或社會中，必須防範人性的墜落與太過於自私，必須對利益作出適當的調劑、節制。不但如此，更要提倡“佈施”，即慈善救濟的慈悲精神，扶危濟貧、互相救助，使困難、弱勢群體得到幫助。

　　 “和諧社會”必須有“公共精神”的提倡，“見和同解”是“團體精神”或“公共精神”的呼籲。一個團體或社會，雖然其成員的思想各有差異，從事不同的社會活動，但是必須有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和團體精神，才能保證團體的生命力與社會的動態的穩定性。這就是要加強社會公共道德教育，培養做一個“公民”的精神。所以，道德、宗教、人文等精神所提供的超越性價值，可以引導人們在物質利益之外尋求生活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超越個人私利的局限，認同社會普遍的道德規範，形成最基本的“公共精神”。“和諧社會”是社會資源相容並生的社會，各種民族、宗教、學派、階層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必須各類社會資源互相促進而又互相制衡。同時，社會日趨多樣化，但是必然有一個社會主流的價值認同與對社會所有成員的包容，建設“和諧社會”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夠凝聚社會多元的力量。

　　 從佛教的僧團來看，律治、經濟、思想並重，在見和、戒和、利和的原則上，才會有平等、和諧、民主、自由的團結，才能負擔起住持佛法的責任。建設“主諧社會”亦是如此，遵紀守法，提倡道德，平等民主，充分發揮各階層的力量。見和、戒和、利和是和合的本質，表現在僧團中，必定是意和、身和、語和，這三者亦是“和諧社會”的表現。

　　 “和諧社會”的建設是社會的共同目標，這是“意和同悅”的表現。作為社會成員，我們對“和諧社會”心生嚮往，因此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全社會共同奉獻于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中。所以，宗教界人士必須自覺增強國家意識和民族觀念，加強自身建設，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貢獻。

　　 在社會行為中，是有紀律而且合作的，即是“身和同住”。而且，從“身和同住”出發，我們必須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自然界本身就是維繫獨立生存的生命的一個存在，人類只有和自然“和諧”，才能共存與獲益。佛法的“依正不二”即是立足于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生命主體與環境是“一體不二”的，差別、多樣性的眾生，只有在同一自然中“和諧”存在，才能保證自身的發展。而且，我們必須注重“宜居文化”，這不僅是一種適合居住的社區，而且是和諧的社區文化。追求幸福是個人的事情，但是人的存在是依存性的，是一種與他人共在狀態，所以個人幸福必然產生於主體間關係。世間不幸的原因在於：不想讓別人幸福，就大家都不幸福。

　　 “和諧社會”表現在語言文字層面，是誠實、正確，充滿和諧友誼的，即“語和無諍”。所以，“和諧社會”的文化必須是“無諍”的文化，傳播世間的真、善、美，使人能夠積極向善、向上，引導人們趨向寧靜、平和。

　　 所以，“六和敬”的精神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生活規範，也是社會和諧的精神所在。從自他關係來說，就是充分地尊重所有人的生存權和人格；而且，從自他的互動來說，必須從給予他人的幸福中，謀取自己的幸福，所以應該克服內心世界的自私與欲望，真正發揚人性的光輝。

　　 佛陀已經兩千五百多年前，為我們後代佛弟子提出建設和合、清淨僧團的精神與原則；在喜逢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時期，更應該發揮自身的優勢，能夠積極參與建設“和諧社會”，這是全社會的期待，也是我們廣大佛教徒的自身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