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畫尚意，明畫尚趣，而意趣的本質仍然是莊禪精神的外化。元代山水畫被寫意論全面滲透，莊禪精神在中國繪畫中得到全面的落實，經倪、黃、吳、王等大師的努力，中國畫的面貌為之一變。倪瓚宣導的“寫胸中逸氣”“逸筆草草”，就是一種超塵脫俗、與自然冥合的“禪”的精神。明代以吳派為代表的尚意文人畫在與官方院體畫的浙派進行一番較量，文人寫意思潮自此在中國畫壇取得了大一統的地位。

　　晚明時代，董氏已名重一時。他深惡浙派那種張牙舞爪、刻意求工的作風，而倡言南北分宗。董其昌提出山水畫南北宗一說，借佛教禪宗的南北宗分野來論畫，推祟以王維為代表的南宗，貶低以李思訓為代表的北宗：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如來地也。

　　很顯然，董所信奉的不是禪宗“北漸”派那樣“積劫方成菩薩”的仿其工的畫法、畫風，而是追求如董源、巨然、米氏父子那種似撣宗“南頓派”“一超直入如來地”的神來之筆；董在《畫旨》中說自然、惠崇兩人的區別在於“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實際上講的都是一種禪境，一種化工之妙。

　　董氏畫派，溯源王維、荊、關、董、巨、米、黃，推崇的是淡泊清遠，“率多真意”格調，正如宋代沈括在其《圖畫歌》中詠：“畫中最妙言山水，摩詰峰巒兩面起。李成筆奪造化工，荊浩開圖論千里。范寬石瀾煙樹森，枯木關全極難比。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輕嵐為一體……”南宗畫追求的就是一種溫潤、素雅、涵蘊的效果，甚至強調空氣與水分的感覺。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更把“平淡天真”作為書法與繪畫藝術的最高境界：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缽相承，無複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為旨。

　　從清、遠、氣韻而至於“平淡天真”，是董氏的“化境”。只有淡到極處，脫離火氣方得高境。平淡到極處，才有宇宙萬象的湧動。天真顯露，才有活潑生機往來的空靈和變化。佛家所謂的三界：欲界、色界和無色界，而禪宗所注目的正是從欲界、色界中解脫出來，悟入無色界的境地。對禪宗藝術家來說，為什麼摒棄青綠山水而崇尚無色的水墨繪畫，被認為是由色界向無色界尋求解脫的一種形式、心中廓然無一物，真實的生命直與宇宙自然真純的元氣淋漓混融，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畫家作為一個藝術家與禪僧作為一個徹悟者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脫，要求人的本質生命與禪的形式完全契合，達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領略到繪畫作為藝術的真話。

　　南北分宗又引發了中國文人對詩、文、書法等其它藝術分野的興趣，所謂“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外此”。從唐代的司空圖，到宋代的嚴羽，再到明代的徐渭、胡應麟，從看重“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到追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詩境、書境，皆與南宗畫的藝術境界一脈相承，並影響清代三百年，餘波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