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北魏是我國佛教發展的繁榮時期，佛教的影響也滲透到了城市制度之中，使城市制度與佛教文化之間產生了廣泛的聯繫。這種相互的聯繫和滲透一方面促進了城市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佛教的廣泛傳播。
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歷史上曾大力推行過漢化政策，其都城制度是我國城市發展歷史上的重要代表。與此同時，北魏又是佛教在我國流行的繁榮時期，佛教文化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城制度也不例外。本文即以北魏的都城為立足點，考察城市制度與佛教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作用，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
北魏都城歷史上曾有舊盛樂城、新盛樂城、平城和洛陽四處。西元三一三年，鮮卑拓跋部力微（始祖）猗盧（穆盧）「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大同）以為南都」[註1]。西元三四六年，力微重孫什翼健（昭成帝），再一次「移都於雲中之盛樂宮」，次年又「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註2]即遷都於新盛樂城。天興元年（三九八），拓跋圭稱帝，自新盛樂城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孝文帝遷都洛京。由於新舊盛樂城時期，北魏受漢化的影響較小，佛教文化也未被廣泛接受，所以，我們這裡主要以平城和洛陽為重點，對北魏的都城制度和佛教文化加以考察。
關鍵詞：北魏 都城 佛教
一、 北魏平城與佛教
拓跋圭天興元年（三九八）「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註3]，開創了北魏王朝的歷史，也初步完成了向漢族封建社會轉化的過程，天賜三年（四○六），又「發八部人自五百里內，繕修都城」，對平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建，「魏於是始有邑居之制度」[註4]。據文獻記載，北魏平城是在漢代平城縣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由宮城、外城、郭城三部分組成，規模十分宏大。平城北阻方山，背靠如渾水，地勢北高南低。北魏截平城西部為宮城，四角起樓，施女牆，門不施屋，城外無塹，先後建造了宮殿、太廟及一系列皇家苑囿。外廓城在宮城南面，設置里坊對居民進行管理。「其廓城皆繞宮城南，悉築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註5]。天賜三年六月，「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途洞達」[註6]，修築了一座由市、里組成的面積約二十平方里的外城。宮城的北、東、西三面設苑，方圓數百里。
在營建宮室的同時，也開始了修建佛寺。《魏書‧釋老志》記載著拓跋圭的詔書說：「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註7]據文獻記載，平城以北的方山是當時主要的宗教活動區，有方山石窟、思遠佛寺等建築。
太武帝拓跋燾時，曾下「滅佛法詔」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展，但文成帝拓跋浚興安元年（四五二）又以「修復佛法詔」恢復了佛教的合法地位。於是，「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複得顯」。[註8]
其間，「太延中（四三五－四四○），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註9]涼州是當時的佛教中心，僧徒眾多，影響廣泛，北魏將擄掠的涼州僧徒三千餘、宗教吏民三萬餘戶遷於平城，造成了沙門佛事的東移，為佛教在平城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興安元年（四五二）至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是北魏平城最繁華的時期，也是佛教大發展的時期。北魏政府一邊在城內大建寺院，廣收門徒，一邊耗費鉅資，開鑿了雲崗、方山、鹿野苑等石窟。
拓跋浚於「興光元年（四五四）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註10]
和平初年（四六○），沙門統「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註11]此即為聞名於世的雲崗石窟造像的開始。
拓跋浚子拓跋弘，即獻文帝，於天安元年（四六六），「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四六七－四七一），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註12]
「高祖（拓跋宏）踐位元，顯祖（拓跋弘）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註13]
從上述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北魏都平城的近百年間（三九八－四九五），建築寺塔、鑄造佛像已經有很大的規模了。到了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元年時（四七七），「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註14]平城已發展成為我國北方的佛教中心了。
二、北魏洛陽與佛教
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孝文帝拓跋宏「定遷都之計」，「十九年（四九五），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註15]北魏鮮卑族基本完成了漢化的過程。隨著漢化過程的深入，佛教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空前的繁榮時期。
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和有關考古資料，北魏洛陽城的主要部分仍是漢魏舊城，但在漢魏舊城外又加了一重外廓。外廓城北依邙山，南抵洛水，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宮城位於全城中部偏北，北為苑城，南為宮殿區。宮城外東側有太倉和洛陽地方官署，西側原為晉「大市」，北魏廢為佛寺。宮城北部，興建了不少高層建築，「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註16]。北魏洛陽城的南半部，以銅駝大街為中軸線，分布著中央衙署和一些廟、社建築。外廓城是主要的居民區，劃分為規整的里坊進行嚴格的管理，幾個大市場也安排在這裡。
洛陽時期，是北魏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孝文帝拓跋宏「善談老莊，尤精釋義」，對佛教推崇倍至。「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註17]。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也是「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註18]。統治者的推崇造成了佛教的空前繁榮，表現在城市建設上，就使洛陽成為了一個宗教發達、寺院林立的封建城市。「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註19]洛陽佛教發展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據《洛陽伽藍記》的記載，北魏洛陽城「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大大超過了平城，在我國城市史上也是少見的。著名的永寧寺，建於肅宗熙平年間，是當時全國聞名的大寺院。「肅宗熙平中（五一六－五一七），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註20]。
永寧寺又稱「木寧寺」，位於洛陽主幹道銅駝大街的西側。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又說：「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金盤和各層各角懸金鐸一百二十個，門上釘著金釘，共五千四百枚。永寧寺工程浩大，殫土木之功，窮造型之巧，「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之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另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繅綺疏，難得而言」。「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註21]
據文獻記載，永寧寺於永熙三年（五三四）被焚毀，其長方形的夯土台基至今保存完整。
除永寧寺外，北魏洛陽城內的著名寺院還有景樂寺、景明寺、建中寺、龍華寺、禪虛寺等。其中，位於城西的白馬寺，始建於東漢，在北魏時仍是重要的佛教寺院，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了唐代。
洛陽城南廓外的伊闕，有北魏開鑿的龍門石窟。「景明初（五○○），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五○五）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五○八－五一二），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五○○－五二三）六月以前，用工八十萬兩千三百六十六。」[註22]耗時二十四年，費工八十多萬，可見龍門石窟規模之浩大。
三、北魏都城與佛教文化
北魏時期佛教的發展是我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通過幾代君王的經營，佛教在我國北方廣泛傳播開來。北魏平城和洛陽也是我國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代表，其都城設計、宮室制度、城市文化等諸方面都有許多獨特之處，非常具有代表性。應當看到，北魏佛教和都城制度的發展是伴隨著其漢化的過程不斷深入的，隨著其漢化過程的最終完成，北魏的都城制度也日趨完善，佛教的發展也逐步走向了繁榮。
那麼，北魏的都城制度與其佛教的發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聯繫，這種聯繫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考察北魏時期都城與佛教的發展，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特點：
(一)城市建設與宗教建設密切結合，宗教建築成為城市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
平城在北魏時期，城市建設水平還比較落後，城市中的建築還是以土屋為主，甚至皇家的宮室建築中也只有主要房屋是瓦屋，妃妾所居仍是土屋。與此同時，佛教建築卻已經相對發達了。平城永寧寺七級浮圖，「其制甚妙，工在寡雙」。皇舅寺有五級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眾彩之上，煒煒有精光」。至於皇興年間新築的三級石浮圖，則更是「榱棟楣楹，上下重結」、「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註23]
洛陽時期，北魏的經濟文化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城市建設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然而，宗教建築仍是這一時期城市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永寧寺的輝煌前文已經作過描述，其九層浮圖成為洛陽城的標誌性建築。其餘各寺，也爭相建造佛塔，使洛陽成為「昭提櫛比，寶塔駢羅」、「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的繁華都市。神龜元年（五一八），任城王拓跋澄上表奏請限制營寺造塔，說「自遷都以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註24]。宗教建築已達到侵奪民居的地步，洛陽城佛教建築的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佛教建築的發展，大大豐富了城市建築的內容，促進了平城和洛陽的城市建設，對於二者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城市，是有直接的影響的。這種現象，也使得佛教因素成為促進城市建設的重要原因，在我國城市發展歷史上開創了先河。
(二)城市設計思想與宗教思想的融和與滲透
我國古代城市是有嚴格的設計思想的。從《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的規定開始，我國城市就奠定了外形方整、左右對稱的基本格局。北魏推行漢化政策，其平城和洛陽的建設也在總體上繼承了這一設計思想，初步形成了方正周整的城市布局，並以銅駝大街為軸，左右對稱。根據《洛陽伽藍記》的記載，銅駝大街東西兩側對稱分布著左尉府和右尉府、司徒府和太尉府、國子學和將作曹、宗正寺和九級府、太廟和太社。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的佛教建設也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了這一特徵，最為典型的是永寧寺和景樂寺。「永寧寺，熙平元年（五一六）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註25]。「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閶闔南御道（東）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註26]。所以，在銅駝大街兩側對稱分布的官僚衙署之中，又多了這一對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的對稱分布，在我國的城市建設中僅見北魏洛陽一例。應當說，這首先是由北魏洛陽寺院眾多所決定的。此外，寺院的對稱布局，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佛教文化與傳統城市設計思想的相互滲透與融和。
(三)宗教活動成為城市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
城市社會生活中，宗教的影響歷來就有，但像北魏時期這樣大規模、這樣集中的宗教活動也是少有的。據文獻記載，北魏平城有寺院近百所，僧尼兩千餘人，到了洛陽時期，寺院的數目發展到了一千三百餘所，僧尼更是不計其數。文獻中對於北魏時期的佛教活動也有很多記載，《洛陽伽藍記‧城南》「景明寺條」就記有四月八日佛誕節受皇帝散花禮的盛況。「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月（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以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註27]。通過這段記載，我們可以想像出當時洛陽城萬人空巷的盛大場面。這樣盛大的宗教活動應當是洛陽城的一件大事，是城市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佛教文化對城市文化產生了滲透，為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此外，洛陽城內的佛教寺院，分布的範圍十分廣泛，城市的東、西、南、北四面都有很多大的佛教寺院。這些寺院散布於里坊之間，成為周圍居民區的中心所在。帝王對佛教的推崇使百姓也趨之若騖，紛紛「相與入道」，造成了佛教空前繁榮的局面。
(四)都城的發展推動了佛教的廣泛傳播
都城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其中心城市的作用往往表現在對全國其他地區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上。北魏時平城和洛陽佛教的繁榮，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了全國，並且，隨著都城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影響力和號召力也在不斷地增強，佛教在中國北方迅速得到了廣泛地傳播。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時，平城的佛教寺院有近百所，僧尼兩千餘人，而「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註28]。到了洛陽時期，受都城佛教流行的影響，更是發展到全國寺院三萬有餘、僧尼二百多萬的規模，[註29]佛教的傳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盛時期。
總的來看，北魏時期的都城制度是和佛教文化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無論是平城還是洛陽，都在城市發展的許多方面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一方面推動了城市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佛教文化的廣泛傳播。因此，北魏時期都城制度與佛教文化的相互聯繫和滲透，不僅對我國都城的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也對我國佛教的發展與傳播具有深遠的意義。這種城市與宗教密切結合的現象，是我國古代社會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頁，值得我們予以關注。
《普門學報》第14 期 / 2003 年3 月 第 7 頁，共 7 頁
論文 / 北魏都城與佛教
ISSN：1609-47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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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魏書‧序紀》，（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一，第八頁。
[註2] 同 [註1] ，第十二頁。
[註3] 《魏書‧太祖紀》（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二，第三十三頁。
[註4] 《魏書‧天象志》（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一○五，第二三三三頁。
[註5] 《南齊書‧魏虜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五十七，第九八五頁。
[註6] 同 [註3] 。
[註7] 《魏書‧釋老志》（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一一四，第三○三○頁。
[註8] 參見同 [註7] ，第三○三四、三○三六頁。
[註9] 同 [註7] ，第三○三二頁。
[註10] 同 [註7] ，第三○三六頁。
[註11] 同 [註7] ，第三○三七頁。
[註12] 同 [註7] ，第三○三七－三○三八頁。
[註13] 同 [註7] ，第三○三八頁。
[註14] 同 [註7] ，第三○三九頁。
[註15] 《魏書‧高祖記》（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七，第一七三、一七八頁。
[註16] 《洛陽伽藍記‧序》，《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卷一，第四頁。
[註17] 同 [註16] 。
[註18] 同 [註7] ，第三○四二頁。
[註19] 同 [註16] ，第一頁。
[註20] 同 [註7] ，第三○四三頁。
[註21] 《洛陽伽藍記‧城內》，同 [註16] ，第一－二頁。
[註22] 同 [註20] 。
[註23] 同 [註13] 。
[註24]《魏書‧釋老志》（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一一四，第三○四五頁。
[註25] 同 [註21] ，第一頁。
[註26] 同 [註21] ，第五十二頁。
[註27] 同 [註21] 卷三，第一三二、一三三頁。
[註28] 同 [註14] 。
[註29] 參見《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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