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因此，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舉辦完整的僧教育，培養能住持現代佛教的僧伽人才，是大師改革佛教的一項重要內容。本文擬對大師有關這方面的設想和實踐活動作簡單介紹。

一、關於僧教育的構想與實踐

　　清朝末年，政府在政治、軍事上節節失利，有眼光的舊官僚認同了西方文明，紛紛引進西方先進的科技、教育等，掀起“洋務運動”。在洋務運動中，辦新式學校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興辦學校又以張之洞的“廟產興學”政策得到推廣，各地教育會提撥寺產充教育經費，侵佔僧房作學舍。各寺廟以自辦僧教育來抵制這項侵奪寺產的政策，借辦僧學以保護寺產。這種辦學，並沒有培養佛教人才或振興佛教的眼光，因此，所辦的學校多屬於普通學校的性質，講授佛學只是點綴，而未加以重視。如大師說：“比年來，吾國僧界提倡教育者，雖有其人，但彼宗旨僅在保護寺產，抵拒侵佔，虛張門面而已。”(《論教育》)這種虛張門面的辦學，當然產生不了培養僧才的功效。於是大師鑒於教內外的形勢，提出了完整的僧教育設想，並付諸實施。

　　(一)理想的僧教育目標
　　1932年，大師在對閩南佛學院師生講《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時，提出了他理想的僧教育目標。如他說：“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學作講經法師而已，必須要學習整個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勞動、淡泊，要能做擔水、扛柴、灑掃、應對，以及處世理事、修禪宏法的工作。”不然的話，“除去講經、當教員，或作文、辦刊物以外，把平常的事務都忘記了。……結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滅了佛教，墮落了佛教。象這樣的教育，還不如沒有好！”可見，大師辦僧教育的目標很高：要求培養出全能型的住持佛教的僧寶，希望他們不僅能執教鞭、持筆桿，還要能處理日常事務，更具備高尚的僧格。因為僧格的養成，比學會講經顯得更為迫切和需要。

　　(二)早期的僧教育構想
　　1915年，大師在普陀山閉關期間，權衡時局，依據教理、教史及律制的適應問題，寫成體系完整的《整理僧伽制度論》。

　　該論大體依於中國大乘平等的精神，主張在發展上，八宗普遍弘揚，各宗分別發展，設立各宗派的專宗寺院：即各宗有各宗的宗寺、行政院、持教院，而以“佛法僧園”為聯繫全國八大宗的總機關(相當於後來的中國佛教協會)，但其範圍僅限於中國內地的佛教。在研究上，則主張“分宗專學”，先從一宗深入研究，再普遍融攝其餘各宗。

　　1917年，大師往日本遊歷，對日本佛教曾作過一番考察，覺得《整理僧伽制度論》中的構想，與日本佛教有很多相吻合的地方，並且“有其分宗的長處，無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處。”

　　1921年，大師接管杭州淨慈寺，即想以此作為著手試辦僧教育的根據地，但由於各種障礙，終歸失敗而放棄。

　　1922年，大師創建武昌佛學院，又開始其僧教育的步驟：佛學院的課程，參考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方面，採取叢林制度，僧俗兼收。第一屆預計訓練一批師範人才，畢業後，出家眾實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進行改善僧寺及辦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眾則依《人乘正法論》(太虛大師著)，組織佛教正信會，推動普及社會的佛化運動。實際上，武昌佛學院的創辦，也是為了普及佛學，並改進當時各佛教“大學”及各地“法師養成所”等辦學方針的錯謬。

　　1923年秋，大師提出“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學院完全組織”，將佛學院學程作嚴密系統的規劃，總計分二十四年的階次學程，共五大部門：一、小學部六年；二、中學部六年；三、學戒部二年；四、大學部六年(分通常大學四年，專宗大學二年)；五、研究部四年。並且擬在武昌佛學院的第二屆，開始進行其理想的僧律儀院，完全招收出家眾，授以二年基礎的僧律儀訓練(即佛學院學戒部的二年)，為建立僧制僧格的基礎。但是，方案提出後，因為學程過長，遭到武昌佛學院院董的多數反對，所以仍依照前期的辦法辦理。這是大師初期的僧教育計畫，繼淨慈寺失敗之後，再次遭到的挫折。

　　(三)僧教育學程的調整
　　1925年10月，大師發表了《議佛教辦學法》，提出興辦中華佛教大學，作為過渡中的僧伽大學的辦法。其辦法是將佛教辦學，分為二種性質：其一是，為攝化世間，由佛教緇素所辦的學校。其宗旨是培植在家弟子，使受一般的通常教育，具足國民常識，並以佛教教育涵煦其德育，成為正信的佛教徒。其二是，為造就住持佛教之僧伽人才所辦的學校。此中又分：

　　一、佛教僧伽過渡大學。這是為了整頓僧制的預備學校，以籌備僧教育的辦學人才，因此其特色是：①不辦中小學，專辦大學；②不分專宗，八宗普遍涉獵；③學程是預科二年，本科三年，共五年。並專收出家僧眾，施以嚴格的戒律，使具足僧相僧行，為將來住持佛教之僧寶。從內容上看，這是大師繼續其在武昌佛學院未實踐的僧律儀院的理想。

　　二、佛教僧伽整理後的叢林辦法。這是經過過渡大學之後，完全依照《整理僧伽制度論》的計畫辦理，特別注重一宗宗風和戒律行持，及對各宗各系作專精的深入研究。其學程是：普通中學畢業者—→律宗叢林二年—→專宗叢林五年—→各宗叢林五年。如此經過長達至少十二年的學程之後，即可自利而宏法利人。

　　可見，大師整體的僧教育，包括了習戒律、學教和修證三個階段，既要糾正在“廟產興學”下寺廟教育的偏弊，又要使受教育者具有豐富的學識，並養成高尚的僧格，以適應住持現代佛教的需要。

二、整理僧制，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

　　釋迦佛住世應化，以六和(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的精神統領僧團，以律儀軌範僧制，由此代代相承，佛種不絕。佛教傳入中國，深受中國社會環境的影響，隨著君主專制政體的進一步強化，僧寺中的“家族制”也更加堅固，尤其到了清末，濫剃度和濫傳戒使得僧人素質低下，無戒、無信、無行者比比皆是，必須修學的戒定慧的內容成了一句空話。僧團既無僧人資格的審定，又無起碼的學程的設置，整個僧制出現一片混亂，瀕臨自毀自危的邊緣。因此，大師提出了革新僧制的構想。

　　(一)剃派、法派制的革除
　　法派、剃派的傳承制起於明、清之際，受到中國宗法社會家族觀念的影響甚大。在封建宗法社會中，長子繼承家長的地位，保持祖業，繼續祖、父的家規和遺風；在法派、剃派的寺廟中，上首傳法弟子或剃度弟子繼承寺主地位，寺院獨尊各自祖師的遺風，保持祖規，自成一家，儼然一個個變相的家族。

　　子孫式的傳承，霸佔傳統大叢林的寺產，使得佛教十方常住的財產，成為少數寺院住持私有，將佛教公產視如家族遺產，由師父傳給徒子徒孫，或者變賣寺產，勾結權貴。如此一來，不但佛教的公產無法用之於佛教的教育、文化等弘法事業，而且癱瘓了歷代叢林的僧教育系統，影響到佛教整體人才的培養，破壞叢林選賢傳賢的傳統制度。大師曾說：“中國民族以至中國佛教最大的弱點，則在家族性太深，中國佛教僧寺亦變為一個一個家族，此為中國僧寺沒法整興的癥結處。若能醫好此病症，中國佛教乃可重振。”(《建設中國現代佛教談》)因此，中國佛教要振興，寺廟法派、剃派的傳承制必須革除，而恢復選賢傳賢制度。

　　若能建立叢林的十方選賢制度，寺廟的財產則可合理管理使用。關於僧寺財產的管理使用，大師的態度是：“僧寺財產為全國僧團所有，選任住持等管理之，國內外僧眾，皆得依規律來享用。”(《恭告全國僧界文》)大師希望將全國佛教的寺產，總歸為一個“國庫”式的共同經營管理，全國的僧眾都是財產的所有者，並且都可以把它看成“公有財”而加以利用。例如，青年僧可用之于游方參學、教育及弘法辦事等；老年僧可用之于修持深造；或運用為全國佛教事業的發展。這樣的話，三寶的資產，則不是屬於任何寺院住持者的私人財產。但這種觀念，並不為一般寺院的既得利益者所接納，他們極力反對，甚至將大師視為仇敵。因此，一提起改革佛教，革新僧制，則“人人怕他、恨他、妒他”，乃至把他當成魔的使者，是到佛教中來破壞佛法的，或者視他為提婆達多的再現！

　　(二)僧制的調整
　　由於時代潮流和社會環境的變動，再加上大師視野開闊，從中國本土的傳統佛學，而逐漸朝向印度源流，乃至世界範圍的佛學系統，所以大師以《整理僧伽制度論》中對僧制的構想為基礎，對僧制進行一系列的調整，其內容有：

　　1.1927年，大師另作《僧制今論》，以修正、補充《整理僧伽制度論》的有關內容，例如：①將僧數由原來的80萬人，減少至20萬人；②將佛化的物件分為僧眾和信眾，佛化的重心，漸由僧眾移至信眾；③擬以“原有僧寺為根據，以多數僧尼充作勞僧作農作工，以少數優秀分子研究經論。”

　　2.1930年，大師再作《建僧大綱》，將僧數由前定的20萬人，再減為四萬人，對於前《僧制今論》中所擬由勞僧作農作工的辦法作了修正。如說：“嚴格的講，這種作農作工者，實不能謂之為僧，因既作工作農，就不能養成如上所講的僧格，而行僧之職務，實不能稱之為僧。”

　　在《建僧大綱》中，將僧制改為學僧、職僧及德僧三種，分述如下：

　　(1)學僧制：教育學程是，由十八歲高中畢業的入學資格，經律儀院二年研習戒律，二十歲受比丘戒，再入普通教理院四年(程度等於大學)，高等教理院三年(如大學之研究院)，最後再作三年的參學。如此以十二年的修學時間，完備聞思修三慧及戒定慧三學，取得大士學位，然後依次進入職僧或德僧。

　　(2)職僧制：亦稱菩薩僧制，即修菩薩行的僧眾，如在佛教有關事業單位或寺廟各崗位任職者。

　　(3)德僧制：也名長老僧制，即經過前二僧制的年長僧眾，可進一步選擇適宜的山林茅蓬等，就自己選定的行門，一門深入地專修，並可作參學叢林的指導師，成為四眾歸仰的對象。

　　(4)其它。無戒、無行、無信者，勒令淘汰或還俗，由教團提出部分寺產，辦理農場、醫院等各種實業，以安置年老或還俗者，並且組織他們仍為正信的在家佛教團體。

　　此外，為挽救中國佛教千百年來的鄙陋現象，大師在佛教改革方面，特別注重加強律儀和經教的訓練。例如，在律儀方面，他強調：①最初二年的律儀訓練，是僧教育的關鍵，完成此二年的受戒、持戒階段，才可看成是僧格已經確立。②為提高僧伽品質，限制必須年滿十八歲、有高中畢業程度及正信出家者，才可以剃度；並且非入律儀院修學二年，不得給予比丘戒牒。(《佛教應辦之教育與僧教育》)

　　(三)整頓僧制的具體方案
　　1931年，大師提出整頓僧制的四個具體方案：

　　第一、僧寺制度整頓：一方面，要整肅僧眾，如限制剃度、受戒、應赴經懺，以提高職事住持的品質，漸漸淘汰低能分子；另一方面，停止另建新寺庵，儘量修復舊有的寺宇或辦理社會公益事業。

　　第二、僧寺的整頓，首先要：①調查登記各縣寺庵產業；②調查僧尼種類數量；③彙集各省各縣之登記，進而為全國精密之統計。

　　第三、選用僧才：各級佛教會應選用僧中有實力或有才智的人，辦理一切教務。

　　第四、廣興僧學：應積極興辦僧伽教育，提高僧格，外應國家社會之需要，內充佛教僧團之德能。

　　為了正本清源，大師還特別強調應該先進行：①禁止私人剃度，實行僧團公度。②僧人入律儀院修學二年的戒律基礎。③化家族式的僧寺，成為公產的僧團。

　　(四)僧格的養成
　　大師對於一般能夠“淡泊清高而勤持戒，或精修禪定及深研慧學的有德僧”，表示“尊敬表揚”及“擁護”。可見，對於僧格的養成，大師是極端重視的。

　　對於僧格的養成，大師認為要經過如下的學程：①未出家前，先具備中學畢業以上的程度，及大體瞭解佛教，由三歸、五戒具足正信而發心出家。②出家後，於律寺中受持沙彌律儀一年，及受持比丘律儀一年，令盡離俗染，才給予受戒證書。③入佛教一宗之專宗大學修學五年，及于各國各宗遊學五年。④入山結茅或閉關三年至十年，戒定加行以期親證。⑤解行相應，已有內心證驗，然後入世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以盡菩薩僧職。

　　1930年，大師為革新僧制而作《建僧大綱》，提出了僧格的產生及養成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一、以對三寶的信心產生僧格。二、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也就是僧格的成就，首先須舍俗，即將一切世間俗樂舍離，稱之為施；又能將一切俗樂之習洗淨，即稱之為戒。由此施、戒，才可以發生僧格；並須精進習戒定慧三學，可以堅固信心，增長僧格，養成僧格。

　　1927年，大師發表《告徒眾書》，為建立僧格，對僧作了四點要求：(1)住世持教的佛教團體，應依七眾律儀而建立。(2)崇敬出家住持佛教的僧眾，但最低限度，須明佛法大義，信心充足，能持比丘四根本戒者，才算具備資格。(3)不知佛法，也無信心，且不持戒者，應驅出於僧眾之外，不承認其為出家僧眾。(4)由具僧相、僧德之僧眾，建設佛教清淨幢相之新僧寶，師表人天。

　　此外，在建僧當中，大師還主張嚴格的淘汰制度，即如果不能遵守律儀，或不具足僧格者，則允許其“舍僧還俗”。

　　總之，大師革新佛教，在“質的提高及量的限制”的建僧原則的指導下，欲革除僧團中長期遺留下來的流弊和陋習，以健全的僧制來建設一個清淨和合的僧團，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承擔如來家業。

　　綜上所述，太虛大師想以辦僧教育和改良僧制來建立一支素質良好的僧眾隊伍，希望它能在新的形勢下續佛慧命，發揚光大如來聖教。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洪金蓮著《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1995年臺灣東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