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朱熹一生與禪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年出入禪教，爾後又吸納禪教，明辨儒釋之異。然朱子哲學的特點在於和會一切，被錢穆先生稱為儒門「宗密」。本文據此探討朱熹與禪的關聯及其意義。

 

關鍵詞：朱熹 禪 佛教

 

朱熹（一一三○－一二○○）是閩學的開創者，理學的集成者，中國哲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之一。他一生歷經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五任地方官歷時九年，一任朝官僅四十多天，除三年多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等地逗留外，餘六十多年均主要在福建從事學術活動。朱子與禪佛教的關聯，縱貫其一生。早年流連於禪佛教，轉向儒學後融貫禪佛教，明辨儒釋疆界。本文擬依此脈絡，對朱子與禪教關係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與闡釋，綱要式地展示朱子理學與禪佛教的互動及其意義。因詳人所略而略人所詳，形式上較散，故謂之散論。

 

一、「師其人，尊其道」──朱熹與禪的因緣

 

朱子與禪佛教的關聯，起於青年時期，爾後縱貫其一生。朱子流連禪教的因緣，從家學淵源來看，其父朱松晚年究心於禪典，與淨悟、大智等禪師交遊；三叔朱槔、外祖父祝確、母祝壽等均佞禪；從其師承來看，武夷三先生中，劉子羽參謁大慧宗杲，得看話禪之精髓。劉子翬參謁了堂思徹禪師（天童正覺法嗣），得默照禪之正傳。朱子岳丈劉勉之、師事最久的胡憲都信守禪門參悟之說。這些因素無疑是朱子早年出入禪門的重要外在條件。

 

但是，我認為，於朱子理學孕生具有重要影響的尚有兩點值得稍加詳論。一是他與道謙的師承關係，一是他與周、張、二程的關係。而這兩點都可借用「師其人，尊其道」來加以概括。

 

首先，與道謙及看話禪的關係。「師其人，尊其道」就是朱子本人與禪教關係的夫子自道。所謂「師其人」，即師事道謙；所謂「尊其道」，即尊看話禪，讀《圓覺》等經。

 

關於朱子與大慧宗杲之嗣道謙的關係，主要史據之一，是朱熹在紹興中所作的〈與開善謙禪師書〉。在這通與道謙禪師的書信中，他向道謙詢問宗杲話頭，可謂「尊其道」的自我記載：「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受一語，警所不逮。」[註1]文中提到的妙喜即創立看話禪的大慧宗杲，因為宗杲是道謙的老師，故有此問。這通問話，得到道謙的應答之後，朱子曾賦詩一首。《居士分燈錄》卷下有記：

 

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然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斷，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在朱子理學出現之前，儒學的主流是主靜、內向和體驗的道南傳統，禪學的主流則是宗杲一系的看話禪和正覺一系的默照禪。當時禪僧與士人交接，禪理與詩情相契，士大夫禪學風行一時。朱子與宗杲、道謙一系同氣相求，因緣具足而師其道也就理所當然。

 

另一則主要史據，則是在紹興二十年道謙死後，朱子所作的〈祭開善謙禪師文〉的祭文。該祭文詳盡地說明了他師事道謙的具體經過，以及道謙去世之後朱子的惋惜之情，可謂「師其人」的真實寫照：

 

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間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註：岩名），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未及一年，師以謗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欵（胡適先生註：款，《資鑑》誤作疑）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別其三月，中秋一書，已非手筆，知疾可虞。前日僧來，為欲往見。我喜作書，曰此良便。書已遣矣，仆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訃傳。我驚使呼，問以何故。嗚呼痛哉，何奪之遽！恭惟我師，具正遍（胡適先生註：《資鑑》誤作論）知（智）。惟我未悟，一莫能窺。[註2]

 

這篇祭文將朱子師事道謙的時間、地點，以及往還討論的主題等等都作了明確的交待，並對道謙之死發出「嗚呼痛哉，何奪之遽」的感喟，非師其人者，何若至此！朱子與道謙等禪僧的交往在後來往往為替尊者諱之徒於有意無意間被淡化甚至完全抹煞。實際上，說朱子早年泛濫於禪教也好，摻雜禪學血脈也罷，絲毫無貶損朱學之意；恰恰相反，是對朱子哲學思想淵源、內涵給予的實事求是的估價，是朱學研究從範圍上拓展、從層次上深化的一個標誌，是對朱子學術地位和歷史影響的一種褒揚。正如錢穆指出的那樣，朱子哲學作為先秦儒學與唐宋禪佛教的混合物，若此為朱子學之失，毋寧說是唐宋禪宗之得。[註3]因此，我認為，唐宋間如道謙禪學通過朱學的儒化而融入宋明道學的血脈之中，作為朱熹道學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正是形成朱子學浚深博大氣象的重要途徑之一。

 

二是與周、張、二程的關係。

 

我們在注重朱子與禪教直接關係，同時應該注意到，朱子通過二程、周、張的渠道間接接受禪佛教的影響，而且這種間接的影響實際上在朱子終生的理學建構中地位更加重要。因此，考察朱子與禪佛教的關聯，尤其是朱子哲學對禪佛教思想的吸收，注意到朱子與宗杲、道謙這類禪師的直接接觸，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尤須注意的是，這並非事情的全部。朱子哲學思想作為對其之前「千古之智」的邏輯整合，從整個理學思潮的衍生、發展而言，最為直接的思想則取自周、張、二程。「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註4]。可見張、程之說在當時的學術地位，也足見其在朱子哲學重構中的分量。而張、程學說風靡的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他們的學說業已包容了禪佛教的智慧，以儒禪為經緯開啟了新儒學運動的大門。

 

士大夫禪學並非始於朱子的時代，肇始於韓愈、李翱，迨至北宋已成風習。周張等人於釋老中尋求儒學重興的路徑。理學開山周敦頤與壽涯禪師相交甚厚，得「有物先天地」之偈，對其宇宙論的構建影響很大；其「主靜」、「無欲」的「妙心，實得啟迪於南老」，南老即臨濟宗黃龍派創始人黃龍慧南，可見其修養學說也滲透著禪宗的深刻影響。張載早年亦究心釋老十餘年，曾與周敦頤一起參訪過廬山東林寺常總禪師探問性理。關於二程，朱子有言：「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為洛學。」[註5]朱子雖然辯其謬，但對伊川「偷其（佛）說為己使」即借鑑禪門「教人就身上做工夫」的修養方法是持肯定態度的。至於傳給朱子的「理一分殊」之說，也是泛濫釋老近十年後反求六經而成就的。至於二程門下，如朱子所言：「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註6]朱子在承襲張、程學說之時，也必然「潤物細無聲」地受到其潛在影響，這就是勿容置疑的了。

 

應該注意的是，從當時的社會思潮而言，河洛之學與禪佛教都非當時的主流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變異了的王安石的「新學」。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習洛學與習禪學似乎在心態上而言都與時潮存在著一種背反。可以說，正是這種背反，成就了朱子與禪教的因緣，造就了和會儒禪的朱子理學。

 

二、「儒門的圭峰宗密」──和會儒禪的朱子哲學

 

錢穆指出：「我們若把宋學演進勉強擬之佛學，則初期宋學如小乘，濂溪橫渠如大乘空有二宗，二程如台禪諸家，到南渡後的第三期宋學，便要到和會一切與掃蕩一切的時代。朱子是和會一切者，象山是掃蕩一切者，若謂朱子如宗密，則象山是馬祖。」[註7]圭峰宗密為中晚唐禪僧，其學以和會而著稱，在禪教內部主要融和禪宗和華嚴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華嚴禪的融和性形態。以此來譬稱朱子哲學和會一切的特色，確為的論。

 

朱子哲學在哲學本體論、心性論、修養方法論諸方面都與禪教有會通之處。對禪宗的心性理論、教學方式、修養方法時時予以讚揚。尤其大量吸收禪宗的心性學說和修養方法，堅定的宗教擔當精神。使得朱子也染上了類似禪宗的宗教家情懷。朱子對禪佛教的吸取，具體說來，可約為兩個方面：一是觀念上的和會，包括範疇、命題上由用到體的借鑑，其結果是實現了哲學形式上的更新。一是方法上的啟導，禪教的法統說啟導了朱子道學傳燈錄式的道統式著作的出現，禪教的心性論啟導了儒學心性論原典的復興，從而實現了哲學境界上的突破。

 

關於觀念上的和會，這一方面學界已多有論列。總括而言，約有如下數端：理一分殊與「月印萬川」[註8]，心性說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說，道器說與理事無礙說（華嚴禪），氣質說與「水中鹽味，色裡膠清」[註9]，靜、敬與禪定，漸修頓悟的格致說與圓融頓漸的看話禪。此外，「天理」頗類於禪佛教之「佛性」。佛性是披上一層佛教外衣的人心、人性，天理、天命之性則是一種佛性化了的道德本體。天地人物一體的思想頗類於禪佛教所言天地萬物乃至眾生與佛都是真如、佛性的體現。朱子認為，天地與人、萬物與我同一本性。與禪宗之自性是佛，莫向性外求覓的思想是相通的。注重心體本體，注重返觀心源。「於靜中體認大體未發時氣象分明」，頗類於禪家返照心源、直指本心；朱子所謂聖人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是禪佛教「去妄證真」的儒學體現。如此等等，學界對此所論甚詳，在此恕不細究。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觀念上的相似乃至相通，是朱子和會儒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和現象層面，但是，若僅限於此，對立定儒學價值取向和會一切的朱子哲學的理解則顯然過於膚淺、支離而不得肯綮和要領。更為重要的應該是方法論上的啟導。

 

就後一方面而言，在思惟方式上啟導朱子對禪教進行儒學取向的改鑄，才是更為深層的影響。具體而言，約有兩端：

 

其一，禪家的傳燈說直接啟發了尋繹儒家道統的努力。朱熹《伊洛淵源錄》以二程的洛學為聖學正宗，將自北宋五子以來的傳燈史系統化、規範化、定型化，實際上是朱熹理學的傳宗史或傳燈錄。而《近思錄》按道體、為學、存養以至修齊治平的道學次第，掇採周、張、二程道學之要，目的在於給初學者把握聖學前輩廣大宏博的道學宗旨，提供一本入門的教材，實際上是理學思想理論的譜系化。眾所周知，作為一種宗教而言，譜系化的人物、思想傳承體系對一種宗教而言是十分關鍵的。我認為，儒學是否為宗教之所以構成現代學界討論的「問題」之一，應該說，朱子這種近似宗教性的譜系化工作是重要原因。正是這種儒學傳承條理化的工作，為朱子理學後七百年定於一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其二，禪佛教的心性說啟發了尋找和闡釋儒家心性說原典的努力。尋找原典的努力，直接導致了《四書》地位的上升和提高，而最後「四書」冠於「五經」之前的格局的確立與定型，則應歸功於朱熹的《四書集註》。換句話說，「四書」代「五經」實際上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轉型、過渡之中，統治者尋找、定型意識形態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朱子之功不可沒。值得指出的是，儒門以「四書」代「五經」與禪門以《圓覺》、《楞嚴》代《金剛》、《壇經》是同一個過程。兩宋之際，《圓覺經》、《楞嚴經》的地位隨著宋代士大夫居士佛教的高漲而得以提昇[註10]。與此種運動相似並大致同時，兩宋時期《學》、《庸》的地位隨著儒學的重構也得到提昇。禪佛教《圓覺經》、《楞嚴經》地位的上升從而取代《金剛經》、《壇經》的地位，與儒學《大學》、《中庸》地位上升形成的「四書」而取代「五經」的地位，具有某種驚人的相似性和同時性，這個過程在禪家恰可以宗杲、道謙，而在儒家恰可以程、朱典型代表，而在朱子那裡得到強化。那麼，究竟是朱子借鑑禪家，還是禪家啟發了朱子？毋寧說，這個時代禪以突顯具有融和色彩的《圓覺經》、《楞嚴經》而靠近儒家士大夫，而儒家士大夫則在這種風習的影響之下突顯《四書》的作用以拉近與禪家的思辨距離。要之，時代的風習造就了和會儒禪的朱子哲學。

 

闡釋原典的努力，則直接導致了新儒學理學間架的確立。「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註11]即以《大學》為總綱目統帥「四書」。朱子傾心所作的《四書集註》，系統抉發《學》、《庸》、《論》、《孟》義理之微，標誌著足以與禪家相抗衡的儒學形上體系的建立。《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已發未發、《論語》知行之說、《孟子》心性之學，經過朱子的重新闡發，成為一個下學上達賅遍，本體工夫齊全，內聖外王完備，具有全新風貌的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

 

立定儒學綱目、清理儒學譜系之後的朱子，也就信心十足地直面禪教，釐定儒釋之疆界了。

 

三、「擔當正道」、「扶持正學」──儒釋之辨及其特點

 

由於儒釋之間的雙向互動，儒釋界線在朱子時代業已日漸模糊。這種模糊在朱子看來，於儒學則有近理亂真之害。「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註12]他充分地意識到正是這種近理的禪道，使得一大批儒門精英敗倒在禪門之下，從而直接導致了儒門的衰敗，「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註13]。錢穆先生曾經指出，斥禪學者，多斥其亂真，昧其近理，朱子則斥其彌近理而大亂真，此為朱子之精卓處。[註14]所以，儒釋疆界的釐定在他看來是關涉到儒家正道、正學命運的大問題，不得不辨。因此，徹底轉向儒學後的朱子，以「擔當正道」、「扶持正學」[註15]為己任，憑藉早年出入禪教的豐厚積澱，「入其壘，襲其輜」，對禪教進行了透入骨髓的批評。

 

朱子所辨的儒釋疆界之一，是對世界的態度，即是否肯定現實世界。

 

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註16]

 

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註17]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註18]

 

肯定現實世界是宋儒的基本態度和排佛的理論依據。而捨離世界則是禪教的終極目標。儒者正是通過肯定現實世界的實在性及現實倫常的合理性，借鑑禪教宇宙本體論，由此出發來作為其本體論的基礎。朱子正是由宇宙本體的天理，說到道德性命的人倫，從而指出禪教追求解脫的違背天道、人性，可以說，這種藉禪教之思辨方式對禪教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與前此對禪教的批評相比較，實現了由用達體的深化。只有入乎其內，方能出乎其外，切中肯綮。應該說，這正是朱子闢佛的大本所在。

 

具體來說，禪教此岸、彼岸兩個世界和儒家兩個世界有著根本差異。正如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所說，新儒家借鑑禪佛教而建立了「理世界」和「事世界」兩個世界，把佛教空幻的兩個世界化為儒家實有的兩個世界。作為和會一切的朱子而言，正是如此。

 

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註19]

 

朱子認為，作為在世的新儒家強調此世是理弱氣強的實有，而禪教則認此世為心的無明所生的空幻；新儒強調彼世是本於天的實理，禪教則認彼世是空寂的心體；新儒強調彼世面向此世的融和無間，禪教則認彼世適與此世相反相隔。這些正好構成儒釋的重大差別。顯然，朱子儒學雖然吸收禪佛教的精髓，但是在價值取向、價值觀念等方面與禪佛教畢竟有著明確的差別，因而，朱學並不能因此而歸結為佛教心性之學。

 

朱子所辨另一儒釋疆界，從工夫論上講，儒學有下學而上達、亦即後世所謂道問學而尊德性的「一以貫之」之道；而禪佛教僅有上達而無下學，以至學人無有撈摸處，無從入手，因而也就流於空談。即所謂逕求上達，不務下學，有偏頗之弊。從境界論上講，只有內聖而無外王。

 

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註20]

 

若不從平常處下手，而放言心性，就會陷於極高明而不道中庸之病。正是在這吃緊處，朱子背離了他的儒學老師李侗（延平）所承繼的道南傳統。從楊時（龜山）所繼承的二程之學，到羅彥（豫章），再到李侗（延平），是道南學派的正統傳承。道南學派從楊時到李侗，都極重視《中庸》中「未發已發」之說。楊時說：「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註21]以至這種終日靜坐「體驗未發」，尋求「天下大本真有在於是」的感受，成為了道南學派的真傳宗旨。朱子早年曾從開善道謙禪師處下工夫，對禪宗的「裡面體認」非常熟悉，故受教延平尋求未發後，他立即指出，「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位。」[註22]但是，朱子卻沒有順著這條路向往下走，而是從探求未發已發入手，走向了理性主義。這種背離表面上顯得怪誕，然恰是朱子對逕求上達而不務下學之禪病的痛切體證之後，在理論上務求下學上達一貫之道的必然結果。事實上，由早年泛濫釋老而衷心內向之學，痛知禪病而明李侗之非，由之上窺《學》、《庸》、《論》、《孟》「四書」而察二程之失，以禪教思辨方式從堅定的儒學立場闡釋「四書」義理，從而構建起博大精深的理學思想體系，這就是朱子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是朱子在當時學術界的一大功績。當然，朱子由道問學而尊德性，他在批評禪門偏而不賅的同時，實際上糾枉過正，自己因為過分注重下學的工夫，導致了陸九淵支離的責難，也為後世儒學發展中理學心學化的轉向在理論上埋下了伏筆。

 

從整個理學思潮的演變來看，如果說，唐中後期至北宋初年重在拆除舊有經學理論的藩籬，以周、張、二程等北宋五子為代表的理學運動開始側重於構建新的理論殿堂的話，那麼，和會儒禪的朱子理學所實現的儒學功能上的宗教性與本體上的哲學性的有機結合，則表明這一理學大廈的基本完成，儒釋之辨塵埃落定。

 

朱子的儒釋之辨具有自己的特點。自唐中後期開始的排佛運動由韓愈發其端，一直持續到南宋初期，可謂曠日持久，然而，禪門不僅久排不去，相反還日漸昌隆。原因在於，此間排佛的理據無非儒學乃正統思想不容動搖，倫常綱紀乃世之所必需，此外還有所謂夷夏之辨，以及寺院經濟等問題。由於缺乏理論深度，因而儘管言辭激烈，然終於與事無補。朱子清醒地認識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註23]。禪佛教的根結在於它擁有一套精致的形上體系。因此，朱子在批判禪教之非時，溫和有餘。在對禪佛教的方式上主要採取釜底抽薪，著重吸收其心性論，在儒學內部則以明辨儒釋疆界為契機，一方面傾注身心地為基本涵蓋儒學宇宙論、心性論、工夫論的「四書」作註，將其拔升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另方面將禪佛教精致的理論思辨內容吸納到對儒學的義理闡釋之中，改鑄為新的理論形態。

 

我認為，朱子對禪佛教的認同，固然是朱子與禪的一種關聯；同時，他對儒釋疆界的釐定、對禪佛教的貶斥，事實上則是和會儒釋、以儒範釋的深層融通，也可以說是一種更為深刻的關聯。明辨儒釋疆界，在形式上是貶斥禪佛教，但實質上是吸納禪佛教的進一步深化。或者說，和會儒禪與儒禪辨異乃朱子涵攝禪佛教、重構性理之學的一體兩面，是一種批判性的改造與整合。

 

四、結語：儒的禪化與禪的儒化

 

朱子與禪的互動具有重要的意義。應該說，這種互動是哲學思想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機制，對我們今天的哲學重構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朱子對禪佛教的吸收與改造，從理學的意義上肯定了禪佛教的價值，亦使其理學增色不少。換句話說，援禪入儒導致儒的禪化，援禪入儒也導致了禪的儒化。這種雙向互動的結果，使禪學與儒學都發生了雙重的變異。就禪學而言，禪宗思想在宋代的發展，被朱子理學援禪入儒，而最終走向衰微。這種局面猶如抽漿引流，有限的禪意被理學繁盛、詩詞綺麗奪去無限風光。漿流盡，禪宗息。政客借禪論教，理學借禪談儒，詩人借禪說詩。借來借去，把個禪宗借得了無家資，風光不再，酷似貧兒，禪宗表面被人家借來借去的繁盛表象的背後，實已油盡燈枯，盛極而衰也就在所難免，不得不與人家三教同流去也。禪教經由儒士的濡化而出現禪教的儒化（當然也存在著經由禪僧自身因接近儒士儒典而出現的儒化）並非始於朱子，然而，這場運動通過朱子的全面集成整合之後，禪教由以前半推半就的儒化，發展成為不得不儒化。曾經繁盛一時、獨領隋唐風騷的禪教此後不得不大張三教合一的旗幟，以求適應新的人文生態。相反，朱子理學借禪宗思想、語彙及思惟方式，豐富了義理，構建了體系，在思想深處打上了禪宗思想的烙印，獲得了新的發展。要之，儒的禪化使儒學獲得了新的生命，標誌著儒學走向繁盛；而禪的儒化則使禪開始走上依附儒學的道路，標誌著禪宗的衰微。

 

【註釋】

[註1] 《佛法金湯篇》卷十五，又見《釋氏資鑑》卷十一。此據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第九冊（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五六一九頁。

[註2] 同 [註1] 。此據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遺集卷三，第九冊（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五六九八頁。

[註3] 參見錢穆，〈禪宗與理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東大圖書公司）第二三一頁。

[註4] 《朱子語類》卷四。

[註5] 同 [註4] ，卷一二六。

[註6] 同 [註4] ，卷一○一。

[註7] 錢穆，〈朱子學術述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東大圖書公司）第一五九頁。

[註8] 永嘉玄覺，《永嘉證道歌》：「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又見《朱子語類》卷十八。

[註9] 傅大士，〈心王銘〉。

[註10] 參潘桂明，《居士佛教史》，第五七八－五八二頁。

[註11] 同 [註4] ，卷十四。

[註12] 《孟子或問》卷十二。

[註13] 同 [註5] 。

[註14] 參 [註3] ，第二三○頁。

[註15] 同 [註4] ，第三二七六頁。

[註16] 〈答張敬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 。

[註17] 同 [註5] 。

[註18] 同 [註4] ，卷十七。

[註19] 同 [註4] ，卷六十二。

[註20] 同 [註5] 。

[註21] 《宋元學案‧龜山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