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平正

一九四九年初到台灣，我就聽說「二二八事件」，心裡一直很想為同胞作些什麼，來化解這段歷史的悲劇。所以，十多年前，我曾建議政府有關單位為「二二八事件」中的死難同胞予以平正，直到一九九一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不久，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才得以一償夙願，首次發起「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難同胞慰靈法會」，邀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受難家屬同來參加，並且受理登記，將受難者遺骨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定期上香際拜，旨在藉此消弭過去的裂痕，喚起社會大眾共識，將歷史的教訓化為和平的力量，從而共創一個互助互重，富麗安樂的社會。
　　
　　一九九四年舉行「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我在會中致辭安慰受難家屬，並且希望在各界人士的關懷下，大家本著「冤家宜解不宜結」的胸懷，放下過去的怨怒仇恨，前瞻未來的和平幸福。下臺以後，承蒙坐在鄰座的李登輝總統讚譽，說我的致辭十分得體達意，其實我是真心地期盼臺灣社會能夠更和諧、更尊重、更融和、更安樂。

僧侶救護隊

一九四九年，國共相爭，徐蚌會戰後，國軍傷亡慘重，百姓流離失所，在風雨飄搖之際，為圖救國救民，智勇法師發起「僧侶救護隊」。我知道以後，表示樂於共襄盛舉，經與孫立人將軍連繫後，決定召募六百人，以便集體訓練。就在國勢危如累卵時，智勇法師突然改變原有計劃，屬意我代為領導「僧侶救護隊」，來臺灣服務。我在顧全大局下，臨危授命，當晚連夜趕路，兼程到常州天寧寺，摸黑叫醒睡夢中的同學，像弘慈、印海、淨海、浩霖、以德等諸位法師，都是在那時與我一起坐車乘船來到臺灣。
　　
　　曾有徒眾聽我訴說這段往事時，驚訝地問道：「您半夜把同學弄醒，這些人您全都認識嗎？」
　　
　　我毫無猶豫地回答：「為了慈悲救人，任誰我也敢去叫呀！」

文化老農

張少齊老居士早年在大陸時，與佛教界有深厚的因緣，一九四八年大陸即將失守時，他檢視家中，覺得佛教的前途最重要，所以帶了多箱佛學書籍來到臺灣，成立健康書局，負責出版工作，後來又設立琉璃印經室，創設新文豐書局，參與影印大藏經的工作。《覺世旬刊》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創辦的刊物，旨在作為佛教與信徒之間的橋樑，後來交由我接辦，至今已有四十餘年歷史。
　　
　　張老居士真可說是臺灣佛教文化的源頭耆宿。記得早年他的琉璃精舍，經常都有諸山長老海會雲集，商討教事，排難解紛，但是到了晚年，卻門前冷落車馬稀。現在他已屆九十高齡，膝下無兒無女，我一直很感念他熱心為教的種種貢獻，所以在美國為他找了一棟房子，以為安養天年之用，每年除夕，西來寺都會接他過去圍爐慶祝，欣賞花燈。
　　
　　直至今日，我每次見到他，回憶他過去為佛教的辛勞奔波，還是慚愧自己做得不夠，總想再為他多作一點服務。

放棄留學

高雄市新興街萬隆醬油的朱殿元居士，天性淳厚善良，尤其對於弘法事業的贊助不落人後。
　　
　　記得三十年前在鐵路局發行的《暢遊雜誌》上刊登一篇報導，敘述一位女子為救母病而賣身於風塵之中，他讀了以後，非常感動，即刻找我商討如何為其付錢贖身，其古道熱腸可見一斑。
　　
　　一九五七年，我以拙作《釋迦牟尼佛傳》申請進入日本大正大學深造，竟獲該校審核通過，通知我去就讀博士班，就在我一切就緒，準備負笈東瀛時，朱居士前來，一臉疑惑地對我說：「師父！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師父，地位比博士還要崇高，您是至高無上的師父，為什麼還要到日本去作別人的學生呢？」
　　
　　我當下汗顏，自忖所言甚是，我已棄俗出家，以弘揚真理，淨化人心為己任，我的地位、我的使命，的確非比尋常。
　　
　　我又想到：人活著，不僅是要為自己打算，更要多為別人設想，我今天既然已是他人的師父，卻還要遠赴東瀛，以日人為師，讓我的弟子情何以堪？弟子希望師父傳授給他們的是出世的佛法，讓他們能離苦得樂，而不是世間的學問知識……。
　　
　　第二天，我放棄了留學的打算，至今我不但未曾感到遺憾，反而覺得人生更有意義，因為我將研究學問的心力，放在弘法事業上，施設了更多的佛教事業，利濟了更多有情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