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安史之亂」爆發並且迅速蔓延至整個黃河流域。這場
歷時九年的戰亂不但致使廣大民眾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同時也深深震撼了唐代中央集權統
治的根基。由於很多史料顯示出當時的佛教寺院也無可避免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和損
失，因此佛教研究者也非常重視安史之亂之於佛教的影響。雖然這種認識在整體上無可厚非，
但是，當我們討論「安史之亂」期間的佛教團體的動向之時，同時還要注意到南北地域之間
的差別，不可一概而論。例如，一些資料顯示，在「安史之亂」期間，江南天台山地區的佛
教教團似乎也受到動亂的影響；對此，有些學者無視「安史之亂」並未直接波及江南地域的
這一事實，輕率地將其原因歸結於「安史之亂」的影響。其實，只要我們沿循各類文獻中的
蛛絲馬跡，仔細疏理當時的歷史記載，就不難看出當年更為直接地震撼了江南地區的「罪魁
禍首」另有所在。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就是要將焦點對準唐代天台教學的宗匠荊溪湛然（七一一－七八
二），試圖通過追尋他於唐肅宗至德年間（七五六－七五八）乃至代宗廣德年間（七六三－
七六四）的足跡，探究在這段期間內，特別是上元、寶應年間（七六○－七六三）爆發的禍
亂的真相，來揭示當年無情打擊了江南佛教教團的元兇。而這一謎底的揭曉，將又有助於我
們進一步地正確理解湛然的生涯與時代背景。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關於湛然傳記的研究已經積累了相當的成果，其中既有值得繼承的
部分，同時也有需要批判和修正之處。例如，在討論至德、廣德年間（七六三－七六四）湛
然的動向時，有些研究論著經常在重複一些連環性的誤解。首先，由於對一些重要線索的疏
忽而導致了對特殊紀年的錯誤解讀，再由於解讀錯誤而產生了年代判斷上的偏差。這種理解
上的偏差一旦形成，勢必又會誘發另外一類錯誤，也就是無視文脈和語境的牽強附會的解讀。
具體而言，這種惡性循環的形成有兩個關鍵性的環節。
第一個就是「想必如此」的成見。由於至德、廣德年間正是安史之亂的動盪年代，也有
文獻記載顯示北方的許多佛教寺院深受其害，所以，如果我們不夠謹慎，就會很輕率地將這
種歷史狀況套用在對江南地區佛教團體動向的理解和判斷當中。
第二個環節在於，當上述的那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形成之後，這樣的想法將會成為一種潛
在的前提，影響甚至左右學者對文獻的進一步解讀。如果我們能夠擺脫成見的束縛，較為虛
心地解讀文獻，就不難發現，至德、廣德年間發生在江南地區的動亂不僅在性質上與安史之
亂有別，甚至就是爆發年代也有數年之別。那麼自然，湛然為此而採取的行動，與以安史之
亂為前提的行動必然會有所不同。尤其是各類文獻所呈現的湛然輾轉流離江南各地的路線和
年代順序，幾乎讓人難以置信這些行動是為了迴避安史之亂的影響。然而，由於先行研究首
先就將安史之亂理解為直接的歷史背景，所以之後的所有解讀只能試圖配合這一預設，即使
牽強附會、漏洞百出也在所不惜。
在本篇論文的考察過程中，首先筆者將要指出這些謬誤和疏失的具體所在，然後提出筆
者的設想，再進一步考證在至德、廣德年間湛然的行蹤以及其周邊的相關狀況。
一、《摩訶止觀科文‧序文》的解讀
湛然在《摩訶止觀科文》的卷頭留下的一段文字通常被稱為《摩訶止觀科文‧序文》。
長期以來，這段〈序文〉作為研究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到寶應年間（七六二－七六三）的
湛然行蹤的絕佳資料，一直備受專家的矚目[註1]。〈序文〉寫道：
昔天寶十四年，臨安[註2]私記。元年[註3]建巳，國清再書。勘校未周，眾已潛寫。
屬[註4]海隅喪亂，法侶星移，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寶應於浦陽重勘，雖不免脫
漏，稍勘自軌。[註5]
文章非常簡短，但是正確的解讀卻又有一定難度，因為我們至少要面對三個難點：第一
個是要確定所謂「元年建巳」所指的歷史年代；第二個是要明確「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
的主語到底指誰；最後一個就是要確定「海隅喪亂」所指的歷史事件及其爆發的具體年代。
最後這項難題的解決非常關鍵，也將直接影響本篇論文的核心課題，因此這一點的具體考證
和論述將留待於下一節中解決。
(一)「元年建巳」
「元年建巳」這一年代的記載非常特殊，因為它僅僅表述了「元年」，卻似乎遺忘了年
號。這一「缺憾」長久以來令眾多的湛然研究者大惑不解，為此，有些研究者根據〈序文〉
的上下文，首先將此處的「元年」限定在天寶十四年（七五五）以後乃至寶應元年（七六二）
以前的期間內，並且指出，在這段期間內，唐王朝曾經三次改換年號，所以應該存在三個元
年：至德元年（七五六）、乾元元年（七五八）、上元元年（七六○）[註6]。他們的結論是，
〈序文〉中的元年應該是指安史之亂爆發的第二年，也就是至德元年（七五六）[註7]。那麼，
這樣的推論是否可信呢？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過單稱「元年」的特殊紀年，雖然它僅僅維持了六個
月，乃至《東方年表》的製作者都會遺忘它的存在。根據唐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九月二
十一日的敕令[註8]，自同年十一月一日起，紀年不再使用年號，單稱「元年」，每月以斗建
命名。此後，自十一月到翌年四月之間，月份依序稱為「建子月」、「建丑月」、「建寅月」、
「建卯月」、「建辰月」、「建巳[註9]月」。這種紀年方式一直沿用至元年建巳月（四月）
十五日，代宗宣敕改元「寶應」為止。[註10]也就是說，歷史上的「元年」指的是西元七六一
年十一月一日至七六二年四月十五日這段期間。而所謂「元年建巳」是指西元七六二年四月
一日到十四日。也就是在這半個月中的某段日子，湛然在國清寺重新書寫了他的《摩訶止觀
輔行傳弘決》。
此刻，讓我們再度回顧《摩訶止觀科文‧序文》。其中，「昔天寶十四年，臨安私記。
元年建巳，國清再書」的表述揭示出，自從天寶十四年（七五五）湛然在臨安起草《摩訶止
觀輔行傳弘決》，乃至「元年建巳」（七六二年四月）於國清寺再書草本為止，事實上有七
年之隔。那麼我們對於湛然在此七年間的行蹤，究竟可以明確多少呢？首先，已經有學者指
出[註11]，湛然的恩師玄朗於天寶十三年（七五四）示寂，當時湛然應該是在浦陽的左谿山；
而〈序文〉又告訴我們湛然於翌年（七五五）到達臨安。此後，湛然於至德年間（七五六－
七五七）移隸吳郡（蘇州）開元寺這一動向，在開元寺小石碑中有所記載[註12]。根據這些片
段性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釐清湛然的行蹤是自浦陽，經由臨安，再至蘇州，這樣的途徑顯
示出他在此段期間的行蹤總體上是從南方漸漸北上。筆者推測，此後，湛然由蘇州繼續北進，
最終抵達常州（毘陵）[註13]。這種推測的依據在於，有資料顯示湛然是從毘陵出發前往天台
山國清寺的[註14]。
雖然我們無法得知湛然和他的弟子們[註15]何時由毘陵出發，又於何時抵達天台山又進入
國清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湛然在天台山地區至少停留了數年，為眾多的弟子和求學者們講
解《法華玄義》[註16]。直到七六二年，為了躲避叛亂，他不得不離開天台山，西經浦陽
[註17]回到毘陵[註18]，而他再度回到天台山、登上佛隴，已是七六四年夏季的事了[註19]。
(二)「法侶星移」
正確理解《摩訶止觀科文》中的「屬海隅喪亂，法侶星移，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
這一句話，是我們理解湛然行蹤時必須要突破的第二道難關。過去的一些研究，通常不夠重
視「屬海隅喪亂[註20]，法侶星移」的語境，不但誤認「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一句中的
「或」是「或者」的意思，並且將湛然本人視為「入潭衡」、「往吳楚」的行為主體[註21]。
至今，唯有陳金華先生曾經指出，通過序文的上下文，上述的解讀明顯不合邏輯。[註22]
陳先生的見解是，要想明確「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這一句中的主語，必須注意到前文
中的「法侶星移」這一短語。這句話當中的「法侶」指的是湛然的弟子們，而這些「法侶」
才是「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的真正主語[註23]。如果我們以這種見解為基礎重新解讀「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的含義，就可以架構出這樣的一種新的解釋。也就是說，當年，為了逃離戰亂，湛然的弟子們不得不奔走逃亡，他們各自懷藏恩師湛然的著作，有人前往潭州
以及衡州方面，也有人奔赴吳郡以及楚州方向。筆者認為，只有這種解釋才能反應出當年僧
眾四散逃難的真實狀況。
既然前往「潭衡」、「吳楚」避難的不是湛然本人，而是他的弟子，那麼，我們此刻又
必須重新衡量「潭衡」、「吳楚」的實際所指。因為，過去的研究通常認為所謂「潭」、「衡」、「吳」、「楚」之地名與排列順序顯示的是湛然本人的行蹤，所以，他們推測，湛然當年從「潭（湖南省長沙市）」前往「衡（湖南省衡陽縣）」，又經過「吳（江蘇省蘇州）」到達「楚（江蘇省淮安縣）」。可是，既然我們已經確定四處地名事實上無關湛然本人的行跡，
也就不必再過度拘泥於這種解釋。
引發所有這些突變的根源在於所謂「海隅喪亂」的歷史事件，此類事件當然不可能僅僅
波及湛然一個人，也必然會影響到當年隱居天台山的眾多僧眾（「法侶星移」）。如果，這
場動亂的震源在於「海隅」，也就是「沿海地帶」的話，那麼，逃難的僧眾不可能甘冒奇險
地奔赴天台山以南或者以東的台州及明州等沿海地區，而應該反之往西、往北[註24]逃向「潭
衡」[註25]與「吳楚」[註26]方面。至於這幾個地名，其實沒有任何必要一定要鎖定於某個特
定城市。因為，所謂「衡潭」應該是指現今的湖南省一帶的江南西道的地域，而「吳楚」指
的則是浙江省以北的江淮下游地域。也就是說，序文中的「衡潭」、「吳楚」所指的，是台
州以西、以北的大致方向或者地域。這樣的敘述並非是為了明確地指示逃難的路線或者停留
的具體城市，而僅僅是用以呈現天台山僧眾的流離失散的大致狀況。
(三)「海隅喪亂」
那麼，突如其來而使天台山的僧眾陷入一片混亂的「海隅喪亂」，究竟是怎樣的事件呢？
過去的大多數研究都沒有注意到這場戰亂爆發的時期和地域，誤認為是安史之亂的影響
[註27]。可是，如果這場「海隅喪亂」真的是指安史之亂，那麼序文為何要特別強調事件的發
生地點是在「海隅」，也就是沿海地區呢？而且，「海隅喪亂」這種說法並非偶然，湛然的
另外一部著作《止觀輔行搜要記》中的「海孽東殘」[註28]一詞與此不無相通之處。而「海隅」和「海孽」的共通性就在於兩者都與「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事實上，有些學者，例如日比宣正（［一九七五］，第一四六頁），他並非沒有注意到
這種地域性的特質，所以他才會指出所謂「海孽」是指「在沿海作亂的人」。問題是，對於
整個歷史事件的性質，他沒有繼續追究，而僅僅停留在「有安史之亂在前，其後引發的一連
串的戰亂」這一認識上。既然他已經察覺到在江南地區曾經發生「一連串的戰亂」，為何卻
沒有深入探究「海隅喪亂」的真相呢？
這也許是由於學者在處理至德、廣德年間（七五六－七六四）的湛然傳記時，總是難以
擺脫那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安史之亂的影響是最深刻和最直接的背景。而這樣的成見與
前提則導致其後的史料調查範圍的設定偏差。在前文（一‧(一)）中筆者已經指出，雖然大
多數學者都認為湛然在國清寺再書《輔行》時的「元年建巳」是至德元年（七五六），也就
是安史之亂爆發的第二年的四月，但是，這種理解未必正確。因為，據史書記載，「元年建
巳」其實是指七六二年的四月。這一年代上的誤差，使學者偏離了當時的真正歷史狀況。因
此，為了重現「海隅喪亂」以及受其影響的湛然和當時的天台山所直接面臨的歷史狀況，我
們首先必須將「元年建巳」的正確年代重新設定為七六二年四月，然後再以此為新前提，重
新疏理文獻記載。讓我們看一看，七六二年四月左右，天台山周邊究竟發生了怎樣的事件。
當年天台山上的危機，與其說來自於安史之亂，不如說有更為直接的觸因。關於這一危
機，湛然本人也留下了這樣的記載：「自上元、寶應之際，此邦寇擾，緇錫駭散。」[註29]
並指出其緣由是「歸屬群盜肆毒，碎金牓於鋒鏑，爇花幢於巨焰，慮禍不全，已遏影宇之能
輯」[註30]。他的弟子普門子也在〈釋籤緣起序〉中強調，當年「間者島夷作難，海山不寧」
（《大正藏》第三十三冊，第八一五頁上），因此湛然在天台山《法華玄義》的講解被迫中
斷。這些記載顯示，當時打破了沿海地區和天台山（「海山」）和平生活的想必是「島夷」
的所為。此處的「島夷」，與上述的「海隅」、「海孽」相同，都是與海相關的詞語。
綜合上述內容，我們可以這樣分析當年天台山危機的性質：
第一、其發生年代是在上元、寶應年間。
第二、既然帶來「海隅」動盪的「寇」或「盜」，應該是指當時社會上的叛亂分子。通
過「島夷作亂」、「海孽東殘」等表達方式，不難推斷叛亂是由一些原本聚居、盤據在海島
的勢力所發動的攻勢，而且還波及到東部的內陸地區。
第三、當我們僅針對國清寺等寺院所遭受的破壞狀況來看的話，可想而知，該反叛勢力
也曾一度侵入台州，當然天台山未能倖免。
那麼，唐代的歷史上是否發生過符合上述三項特定條件的事件呢？答案是有，那就是由
袁晁所主導的農民叛亂──袁晁之亂（七六二年八月－七六三年四月）。
二、袁晁之亂與湛然的避難
關於袁晁之亂，已經有松井秀一［一九五四］、寧可［一九六一］、西川素治［一九七
四］等中日學者的史學研究成果，因此它的歷史背景及其全貌大致明瞭。在此篇論文中，筆
者將著重考察袁晁之亂發生的年代和叛軍進退的路線，試圖藉此闡明這場動亂之於湛然集團
的影響。
(一)袁晁之亂
袁晁本籍[註31]台州臨海縣[註32]，曾任鄉縣的鞭背胥吏[註33]。寶應元年（七六二），袁
晁於明州翁山（浙江定海縣）[註34]鳩集數萬人，並於同年八月攻陷台州[註35]，繼而以台州
為據點先後攻克浙東各州縣[註36]。
袁晁的叛軍分北、西、南三路進攻[註37]：北路向明州和越州進擊，根據史書的記載
[註38]，可知此路叛軍在寶應元年十月十日之前已經佔領了明州的鄮縣[註39]；而進擊越州的
叛軍經由台州的唐興縣[註40]侵入越州的沃州、剡縣[註41]，進而攻陷會稽。在浙東八州之中，
會稽失守較晚，恐怕是十月以後的事情。
西路的叛軍在十二月之前已經接連佔領了婺州、睦州[註42]，之後是衢州[註43]。另一方
面，就是在明州失守的同一時期，南路叛軍於十月左右又攻克溫州[註44]，進而又攻陷了括州
[註45]。此時，除了越州之外的浙東全域，幾乎都被袁晁的叛軍佔領了。面對浙東區域的這一
動亂，越州和浙西各州一致動員起來徵募軍士、整頓防衛措施，唐政權也命令河南道副元帥
李光弼[註46]征討袁晁叛軍[註47]。同年十二月，在佔據越州之後，袁晁於台州的臨海設立了
偽政權，年號稱「寶勝」[註48]，這是袁晁叛軍勢力的鼎盛時期。
此後，叛軍試圖由衢州西進信州[註49]，卻在常山[註50]遭遇洪州觀察使張鎬部隊的伏擊，
挺進上饒[註51]的袁晁軍三千人馬全軍覆沒[註52]。寶應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叛軍被李光弼的
部隊[註53]擊敗後即節節敗退，陣線迅速東移。為了追擊叛軍，首先是李光弼的部將柏良器由
浙西入婺州[註54]，接著是御史中丞袁傪率領李自良[註55]、張伯儀[註56]、王栖曜[註57]、李
長榮[註58]等部將東行征討叛軍直至台州。寶應二年（七六三）春，袁晁叛軍由唐興縣敗退寧
海縣的途中，與王栖曜、李長榮等交戰十餘回合，終於在三月四日徹底敗亡於關嶺山石壘寨
[註59]，唐政府軍生擒袁晁，光復了浙東十六郡邑[註60]。據地方志的記載，袁晁之弟袁暎率
領五百人逃竄入寧海縣紫溪洞，最終全軍敗亡[註61]。
(二)農民叛亂的影響
鼎盛時期曾一度波及浙東全域的袁晁之亂，給各州縣在政治、經濟上帶來的總體上的影
響難以估計，尤其是明州、越州、台州等三州所遭受的損失尤為嚴重。這一點可以從叛亂平
定以後，三州在行政[註62]、經濟政策上的變化窺之一斑[註63]。
有關袁晁之亂的史料並不多，但是有些資料顯示出了它所及於佛教教團的危害。例如，
李華在〈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中言「群盜據州，寺半為墟」（《全唐文》卷三一九），
就反映出袁晁之亂帶給衢州佛教教團的破壞[註64]。此外，《宋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
冊）之中也有下述值得注意的記載。其中之一是〈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文中敘述「時
屬海寇袁晁蜂螘屯聚，分以剽劫，殺戮無辜，至於香山，眾皆奔竄」（第八七七頁上），根
據此則記載，可以得知在袁晁之亂時，明州乃至於慈溪香山的慘烈實況。有關惟實的這則記
載另外也被收於《寧波府誌》卷三十二[註65]，中言「海寇袁晁黨散略居民，僧眾皆逃避」。
第二則記載是〈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文中載錄了這樣一則逸聞：
天寶中，（大義）遂築北塢之室，即支遁沃州之地也。初夢二梵僧曰：「汝居此，與二
十日。」至寶應初，復夢曰：「本期二十日，今滿矣。魔賊將至，不宜更處。」無何，
海賊袁晁竊據剡邑，至於丹丘。（《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八○○頁上－中）
這則記載反映了袁晁叛軍曾入侵越州的沃州寨這一史實。
文中所言之沃州，相傳曾是支遁隱棲之地，它臨近天台山，連接了台、明二州。在上文
中，我們談到袁晁叛軍經由台州唐興縣而進軍越州的沃州山、剡縣，又試圖由此處進擊會稽。
若果真如此，叛軍則勢必曾經掃蕩過天台山，因此不難想像叛亂之與天台山的影響。事實上，
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談到的，在上元、寶應年間，以湛然為核心的團體曾遭遇到極不得已的
危機，該危機的源頭就是袁晁之亂。為了證實這一點，在此，筆者將兩者在時間、空間上的
相似點整理如下：
第一、袁晁之亂爆發於寶應二年八月，這與天台山在上元、寶應年間[註66]遭遇極危機的
時期相符。
第二、以袁晁為中心的農民叛亂勢力原本是集結、盤踞在明州的翁山，而後登陸以明州、
台州、越州為首的海岸地域（「海隅」），再以海岸地域為據點，而進軍浙東，然後將勢力
範圍擴大向浙西。由於叛軍原來是在舟山群島一帶活動，所以被稱為「海賊袁晁」[註67]、「海寇」[註68]。這些有關袁晁之亂的諸多記載與天台山教團遭遇的危機的記載相互吻合。
第三、袁晁的叛亂勢力曾在台州臨海建立偽政權，又曾經由天台山侵入明州。另外，通
過袁晁在由明州退回台州的途中兵敗被縛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天台山一帶是叛軍和政府軍
前後敗退追擊的中途地帶，其受害程度理應相當集中。
這三項相似點顯示出，袁晁之亂完全具備了在第一項的文末，筆者曾經總結的當年籠罩
天台山的危機的各項特徵。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上元、寶應年間，迫使湛然等僧眾退離天
台山的就是袁晁的叛亂勢力。
(三)湛然的足跡
通過以上的考察，我們已經掌握了一部分史實，也明確了天台山所處的歷史狀況，現在
我們將要把本論的主題人物「湛然」放入這一歷史背景當中去重新釐清他的行跡。
在第一節中，我們主要借助以《摩訶止觀科文》為首的資料記載分析了湛然的足跡。根
據那些記載，湛然在元年建巳（七六二年四月一日－十五日）時曾經駐錫天台山國清寺，後
由於躲避戰亂離開天台山，於寶應年間（七六二年四月十六日－七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到達
天台山西北方向的婺州浦陽，之後進而北上回到故鄉毘陵。他再度返回天台山且登上佛隴應
該是在七六四年夏（四月－六月）。
如果湛然的輾轉流離是由於袁晁之亂的緣故，那麼，他在元年（七六二）年四月重新整
治《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之後大概又繼續留在國清寺，直至寶應元年（七六二）八月二十
五日袁晁之亂在台州臨海爆發。因為，我們在第一節引用過湛然的記載來形容天台山當時危
機迫近眉睫的狀況[註69]，他生動的表述令讀者相信他本人就是這場戰亂的目擊者。八月左
右，湛然離開天台山之後，為了迴避叛軍進軍的越州而前往婺州浦陽，也就是其師玄朗曾經
駐錫的左谿山教團的所在地。湛然大約於九月份抵達浦陽，由於袁晁之亂不但沒有平息的跡
象，婺州也逐漸面臨失陷的危險。因此，在同年（七六二）十月左右袁晁叛軍迫近婺州之前，
湛然不得不繼續北上返回常州毘陵（「以舊轍返毘陵之故居」，〈國清寺智者大師影堂記〉）。
寶應二年（七六三）三月四日，袁晁就擒，四月七日，李光弼上奏生擒袁晁的捷報，浙東各
州縣完全平定。而湛然即於翌年夏季（七六四年四月－六月）之前重返天台。
結論
以上，為了追溯荊溪湛然（七一一－七八二）在至德、廣德年間（七五六－七六四年）
的足跡，我們在檢討了過去的研究成果中的疑點和錯誤的基礎上，重新疏理了上元、寶應年
間（七六○－七六四）天台山佛教教團以及湛然的動向。其結果，我們注意到在中唐時期，
使天台山乃至江東佛教陷於危機的袁晁之亂這一歷史事件。
袁晁之亂是中原地區的安史之亂在江淮流域所誘發的一系列震動當中的一環，進一步擴
展視野而言，它也是以安史之亂為契機而迎來轉變期的中世中國的社會狀況的表象之一。社
會轉變期的眾多變動所震撼的不僅是世俗世界，也包括佛教這樣的信仰世界。這就是天台山
在這一時期受到的衝擊的本質。
同時，也正是這樣的衝擊促使湛然奮筆著述。湛然在安史之亂爆發後，開始在臨安執筆
寫作《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六年後，著作的再修基本完成，此後不久即遭逢袁晁之亂。
即使處於避難生活的困境，他仍然堅持在半年之內完成了這部巨著的校勘，繼而又先後完成
了《法華玄義釋籤》十卷（《大正藏》第三十三冊）和《維摩經略疏》十卷（《大正藏》第
三十八冊）等兩部著作。看來戰亂不但沒有中斷湛然的寫作，反而似乎加速了他的步伐，這
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從那些面臨袁晁叛軍的節節逼進而僅懷藏尚未校勘的《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
四處逃難的湛然弟子的身影中尋得答案。唐帝國的太平盛世開始急速衰微，社會整體也邁向
崩壞之途，然而應該來臨的新時代的展望依然渺茫不見。處於這種過渡期社會的各階層人士，
在社會產生新的平衡狀態之前，尤其認真而慎重地審視要如何準備迎接新時代的到來。當時
的佛教教團的成員也必然同樣感受到了這一危機感。因此，湛然的著述活動絕非沒有這種回
應歷史課題的意圖。既然對於湛然而言，能使他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而獲得親炙天台大師
智顗面授的唯一途徑就是著作，那麼，通過著作向後世傳達時代訊息的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湛然在袁晁之亂的危機解除之後，登上了天台山的佛隴，佛隴對於湛然而言，不但是天
台佛教，甚至也是中國佛教的發祥地[註70]。湛然的使命感，與其說是宗派性的自覺，不如說
是要通過統合當時較為分散的江南佛教，延續自智顗以來發揚光大的中國佛教之慧命的一種
主體性的自覺。在此，本論文不僅是要為湛然傳記的研究補充一些歷史背景而已，也期待藉
此能夠進一步闡明處於中唐時代這一社會轉變期當中的天台佛教、江東佛教的轉變和意義。
附錄：年表
年代 月 日 出 來 事 出 典
天寶十四年乙未755
湛然始於私記臨安「止觀輔行」。《摩訶止觀科文》，《卍續藏》第43 冊p.508
上元二年辛丑761
9 月 壬寅21 日
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
《新唐書》卷6，〈本紀第六‧肅宗〉(p.164)[註71]
元年辛丑761
建子月(11 月)
壬午
1 日去上元號，稱元年…… 《新唐書》卷6，〈本紀第六‧肅宗〉(p.164)
湛然，於國清寺再書「止觀輔行」。《摩訶止觀科文》，《卍續藏》第43 冊p.508 元年
壬寅762
建巳月
(4 月) 甲子
15 日 改元「寶應」。
台州人袁鼂反。《新唐書》卷6，〈本紀第8 六‧代宗〉(p.167) 月 辛未25 日
台州賊袁晁陷台州，連陷浙東州縣。《舊唐書》卷11，〈本紀第十一‧代宗〉(p.270)
寶應元年壬寅762
湛然，於浦陽重勘「止觀輔行」。《摩訶止觀科文》，《卍續藏》第43 冊p.508
9 月 癸卯
27 日﹝九月﹞癸卯，袁鼂陷信州（婺州？）。 《新唐書》卷6，〈本紀第
六‧代宗〉(p.168)[註72]
10 月
張鎬赴任撫州刺史。
（寶應元年（762）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臨川。）
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欽定全唐文》卷390)
10 月 乙卯
10 日
十月乙卯，﹝袁鼂﹞陷溫，明二州。
詔浙江水旱，百姓重困，州縣勿輒科率，民疫死不能葬者為瘞之。
《新唐書》卷6，〈本紀第六‧代宗〉(p.168)[註73]
袁晁攻陷括州。《廣異記》卷二八○，「夢五」，「鬼神上：豆廬榮」
詔李光弼討袁晁。《冊府元龜》卷122〈征討〉(p.12a)
天寶中，大義遂築北塢之室，即支遁沃州之地也。……至寶應初……，
海賊袁晁竊據剡邑，至于丹丘。
《宋高僧傳‧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大正藏》第50 冊p.800a28-b3)
攻越州：
「臨海賊袁晁，狃於會稽之役，侵我東鄙。」
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欽定全唐文》卷390)[註74]
陷衢州李華〈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註75]
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12）為正月，殘剽州縣。
《新唐書》卷136，〈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p.4589)[註76]
﹝代宗初，起[張鎬]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新唐書》卷139，〈列傳第六十四‧ 李光弼〉(p.4631)
「臨海賊袁晁。狃於會稽之役。侵我東鄙。江介大恐。民斯繹騷。公﹝張鎬﹞命左軍屯上饒之隘。塞常山之口。斬其唐突者三千餘人。自是姦黨散落。不敢南向而射。邦人安焉。」
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欽定全唐文》卷390)
12 月
甲戌
30 李光弼﹝部將﹞及袁鼂戰于衢州，敗之。[註77] 《新唐書》卷6，〈本紀第六‧代宗〉(p.168)[註78]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新唐書》卷136，〈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p.4596)
﹝李光弼﹞召﹝柏良器﹞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婺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
李「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公神道碑」(《欽定全唐文》卷638)
袁傪破袁晁之眾於浙東[註79]。《舊唐書》卷11，〈本紀第十一‧代宗〉(p.272)
3 月 丁未
4 日李光弼﹝部將﹞及袁鼂戰，敗之。《新唐書》卷6，〈本紀第六‧代宗〉(p.168)
[註80]
4 月 庚辰
7 日
[寶應二年]四月……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州縣盡平。
《舊唐書》卷11，〈本紀第十一‧代宗〉(p.272)[註81]
寶應二年
癸卯763
7 月 壬寅
1 日張鎬，在癸卯七月壬寅薨於位。
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欽定全唐文》卷390)
廣德元年
癸卯763
7 月 壬子
11 日 肅宗改元「廣德」。
湛然回歸天台山，登上佛隴。梁肅〈維摩經略疏序〉，《欽定全唐文》卷518
7 月 巳酉
14 日 李光弼歿《舊唐書》卷11，〈本紀第十一‧代宗〉(p.275)
癸丑
20 日
袁晁伏誅。
免越州今歲田租之半，給復溫，台，明三州一年。《新唐書》卷6，〈本紀第六‧代宗〉(p.171)
廣德二年
甲辰
764
11 月
宰臣已下祖送李光弼詔《冊府元龜》卷385(p.4b)；《舊唐書》卷110，〈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p.3311)
【註釋】
[註1] 這一段文章，先後受到日本、美國、加拿大的三位研究者的重視，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中各予引用、註釋，這三位依序是：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六頁；PENKOWER［一九九三］，第七十六頁；CHEN［一九九九］，第二十六－二十七頁。
[註2] 根據《舊唐書‧地理志》所載，「臨安，垂拱四年（六八八），分餘杭、於潛，置於廢臨水縣。」（《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八九頁）。
[註3] 關於此文中「元年」之意義，筆者預計在下文的（一‧(一)）項中論述。
[註4] 屬，「副詞，表示時間。正，適值。《左傳‧成公二年》：『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杜預註：『屬，適也。』」（《漢語大辭典》二，第九八二－九八三頁）
[註5] 《卍續藏》第四十三冊，第五○八頁。
[註6] 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六頁。
[註7] 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六頁；PENKOWER［一九九三］，第七十六頁；CHEN［一九九九］，第二十六頁。
[註8] 《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的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項目裡，記載：「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號，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第一六四頁）而關於肅宗改革年號的原因，依據《舊唐書》卷十〈本紀第十〉的〈肅宗〉項目所言，其緣由如下：「欽若昊天，定時成歲。春秋五始，義在體元，惟以紀年，更無潤色。至于漢武，飾以浮華，非前王之茂典，豈永代而作則。自今以後，朕號唯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第二六二頁）
[註9] 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六頁中，將「建巳」理解為「建巳之月」，而CHEN［一九九九］在第二十六頁中則更為明確地將「建巳」英譯為 "The jianyi（fourth） month"，但是 PENKOWER［一九九三］第七十六頁則將「元年建巳」英譯為 "after the new reign had begun"，這難道不是將「建巳」誤解為「建已」嗎？
[註10] 此說詳見於胡適［一九七○］，第三七二－三七六頁。CHEN［一九九九］於第四－五頁的註釋九之中，介紹了胡適的研究成果，也成功地特定了在趙明誠（一○八一－一一二九）《金石錄》中所可見到的四種文獻中所出現的相同紀年「元年建辰月」就是七六二年，然而，為什麼 CHEN［一九九九］在面對此處的「元年建巳」時卻未能顯示出相同的見解，竟然將這一「元年」解讀為「至德元年」（CHEN［一九九九］，第二十六頁）？！
[註11] 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二頁。
[註12] 參考《天台九祖傳》（《大正藏》第五十一冊）之文，其中記載了湛然親自寄給姑蘇開元寺的信函之內容，談及「暨至德中，移隸此寺」（第一○三頁上）。
[註13] 在湛然的傳記中，時常出現毘陵、毘壇或晉陵、蘭陵等地名。又因為即使在本論文中也涉及其中的幾個地名，所以筆者在此先略加說明。在以《宋高僧傳》為首的記載湛然的諸篇傳記裡，對於湛然的出身籍貫都是「世居晉陵之荊溪，則常州人也」。其中所謂「晉陵」，筆者認為正是指唐代時期的「晉陵郡」。
而「晉陵郡」既相當於隋代的「毘陵郡」，也相當於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所設置的「常州」，這地方從唐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到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之間被稱為「晉陵郡」（《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八五頁）。「晉陵郡」擁有晉陵、義興、無錫、武進等四個轄縣，其中，義興（即是現今的江蘇省宜興市）也就是湛然的出身籍貫荊溪。又，關於晉陵縣，若根據《咸淳毘陵志》卷二的記載，它是「古延陵邑……秦隸會稽，前漢改曰毘陵，新莽改曰毘壇，後漢復舊名，隸吳郡，晉隸毘陵郡，避世子（東海王越世子毘）諱，改曰晉陵，隋置常州，復隸焉」（第五頁上－中）。由此一記載，我們可以理解不論是晉陵、毘壇或者毘陵，其實都是指的同一地方。最後，關於武進縣，這地方在梁武帝天監初年改為蘭陵縣，唐武德三年又復置，但是到了貞觀八年（六三四）則隸屬於晉陵縣，而武后垂拱二年（六八六）又恢復了。由上述可知，所謂蘭陵縣即是指武進縣，它是隸屬於晉陵縣（常州）的縣。
[註14] 首先，在普門子〈釋籤緣起序〉（七六四年撰）中有「洎毘壇以至於國清，其從如雲矣」（《大正藏》第三十三冊，第八一五頁上）之說，另外，在長安沙門曇羿〈國清寺智者大師影堂記〉（七八八年撰）一文中，也有「荊溪言：歸屬群盜肆毒，碎金牓於鋒鏑，爇花幢於巨焰，慮禍不全，已遏影宇之能輯，遂以舊轍反（返）毘壇之故居」（《天台靈應圖本傳集》卷下）之語。根據這些記載（特別是指粗體字的內容）而言，我們可以瞭解湛然在前往天台國清寺的期間，他一直是停留在毘陵的。
[註15] 請參考[註14] 的普門子〈釋籤緣起序〉的引用文。
[註16] 在《法華玄義釋籤》卷一的開頭部分，湛然自己敘說「昔於台嶺，隨諸問者籤下所錄，不暇尋究文勢升起，亦未委細分節句逗。晚還毘壇，輒添膚飾，裨以管見」（《大正藏》第三十三冊，第八一五頁中）。
假如我們將普門子撰寫該序文的年代視為湛然完成《法華玄義釋籤》的年代，則該年代與湛然離開國清寺、前往浦陽的七六二年之間，僅僅只有二年的間隔。但是，湛然又自言「昔於台嶺」講授《法華玄義》，這麼一來，則變成我們可以推定湛然在早於七六二年之前的數年前是駐錫在天台山。然而，這並非意味著我們非得限定湛然駐錫在天台山的年數必須與他停留在國清寺的年數相一致不可。
[註17] 在《摩訶止觀科文》中有「寶應於浦陽重勘」之語。至於此語之現代語譯，請參看第二－三頁。
[註18] 湛然在《止觀輔行搜要記》卷第一中言及「屬海孽東殘，脫身西下。唯持記本，間行而出。之（筆者按：此當係衍字）退而省之，進而思之。豈慚辭陋，而擁異無聞。卻還毘壇，方露藁本。」（《卍續藏》第九十九冊，第二二一頁上）。另外，請參看上述的[註14] 曇羿〈國清寺智者大師影堂記〉的引用文，以及[註16] 《法華玄義釋籤》的粗體字的引用文。
[註19] 因為梁肅在〈維摩經略疏序〉中提到「［維摩經略］疏成之歲，歲在甲辰（七六四），吾師自晉陵歸於佛龕（筆者按：此當係「隴」）之夏也」（《欽定全唐文》卷五一八），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湛然在七六四年的夏季之前已經到達佛隴了（日比［一九七五］，第二四四頁）。
[註20] 關於「屬海隅喪亂」這句話的歷史背景，筆者預定在下一項目內詳細論述。
[註21] 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六－六十七頁中提出其見解如下：「湛然當時帶著《止觀輔行》……從國清寺前往［潭］，也就是湖南省長沙市，接著又前往［衡］，也就是湖南省衡陽縣，然後是到達［吳］，正指的是江蘇省蘇州府吳縣（筆者按：唐代時期說到［吳］的時候，正確的說法似乎應該指的是蘇州），進而又前進到達了［楚］，也就是江蘇省淮安縣（筆者按：唐代時期是稱為［楚州］）。」另外，PENKOWER［一九九三］第八十頁也支持日比氏之上述見解。
[註22] CHEN［一九九九］，第二十七頁，note80。
[註23] 同 [註22] 。順帶一提，陳氏所提供的「屬海隅喪亂，法侶星移，或將入潭衡，或持往吳楚」之英文翻譯如下： "When war broke out in the coastal area, dharma-brothers scattered like stars. Some of them brought their copies of the text into Tan and Heng, while others carried theirs to Wu and Chu."（同上，第二十六－二十七頁）。在此，陳氏將「或」字解釋為"Some of them, others"，也就是將該「或」字理解為名詞的「某些人」，這一點也是陳氏與向來的解釋有差異之處。
[註24] 此處所說的「西方和北方」，指陳的是江淮流域以南的範圍內地區，換句話說，筆者所假定的範圍是指從江蘇省南部和浙江省的角度來看的西方和北方的地區。筆者之所以如此假定的理由，是由於淮水流域以北的地區深刻地受害於安史之亂的緣故。
[註25] 「潭衡」之意，一如字面所顯現的意義，指陳的正是潭州（相當於現今的湖南省北部）和衡州（湖南省南部）。據劉鈞仁的簡述，潭州的情況是「唐改長沙郡置，屬江南道，治長沙。取昭潭為名」（劉鈞仁［一九八○］，第一二二○頁），而衡州的情況則是「唐改衡山郡置，屬江南道，治衡陽」（劉鈞仁［一九八○］，第一七六三頁）。在確認它們的具體（所在）地點以及它們和周圍地區的地理位置關係時，譚其驤氏［一九八二］第五冊，第五十七－五十八頁之地圖（〈隋唐五代十國時期：江南西道〉）足供參考。
[註26] 「吳楚」之意，正如字面所顯現的意義，指的是吳郡和楚州。據劉鈞仁的簡述，吳郡的情況是「東漢改會稽郡置，屬揚州，治吳……隋初改蘇州；尋復揚州，為吳郡，治吳。唐改蘇州。」（劉鈞仁［一九八○］，第二九五－二九六頁），而楚州的情況則是「隋改山陽郡置；尋廢。唐復置。屬淮南道，治山陽；天寶中，嘗為淮陰郡。」（同上［一九八○］，第九七五頁）。又，請另行參考譚其驤［一九八二］第五冊，第五十五－五十六頁之地圖（〈隋唐五代十國時期：江南東道、淮南道〉）。
[註27] 例如，日比［一九七五］，第六十六頁中說道「在《止觀科》中言及，其後海隅曾經喪亂，這事件應該是指天寶十四年的安祿山之亂」，而日比氏這一見解持續地被後來的研究所接受，至今已經成為定說。
[註28] 請參考[註18] 。
[註29] 參見梁肅〈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其拓文見載於常盤大定、關野貞《中國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館，一九七五年）卷六，第十六頁。至於這篇碑銘，筆者預定在〈天台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研究〉一文中詳細論述。
[註30] 曇羿，〈國清寺智者大師影堂記〉，收錄在《天台靈應圖本傳集》卷下。
[註31] 《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第一六七頁。
[註32] 據《舊唐書‧地理志》所載：「臨海，漢回浦縣，屬會稽郡。後漢改為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武德四年，於縣置台州，取天台山為名。」（《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九一頁）
[註33] 關於安史之亂以後的江南地區胥吏階層的動向，鈴木正弘［一九八八］的文章有詳述的論述。另外，鈴木氏也已將至今為止的有關胥吏研究之開展整理在上述論文的註解一（第十七－十九頁）之中了。關於袁晁曾經擔任鞭背小吏之事，依據《新唐書‧韓滉傳》的記載，「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新唐書》卷一二六，列傳第五十一，第四四三五頁），所以向來的研究都推測：
袁晁本來的身分是「鞭背史」，由於未能完成取締盜賊的任務，所以斗膽踏上反叛之路。另外，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九之說，杜甫曾經註解自己〈喜雨〉詩中的「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二句，而說明「浙右多盜賊」，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九參考其說而認為這句是指「寶應元年袁晁之亂」（第三一二四頁）。
[註34] 關於翁山，有此一則記載：「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以鄮縣為明州，析鄮地別置縣曰奉化、慈溪、翁山」（《至正四明續志》卷一，第一頁中－二頁上）。而若依據《寧波府志》之說，則翁山這一島嶼「孤懸海外，形如巨艦」，似乎因此被稱為「舟山」（卷五、七），從戰略上的地位而言，此島嶼可說是「全浙之咽喉，亦即東南諸州之咽喉」（卷十五，第二十八頁中－二十九頁上）。雖然如此，但是這一海防上的重鎮卻在唐大曆六年（七七一）至宋熙寧六年（一○七三）之間遭逢廢縣的命運。箇中原因若依《唐會要》（宋‧王溥編，全一○○卷）以及《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編，全二○○卷）之說，二書悉皆認為是肇因於袁晁之亂。如果上述諸書諸說悉皆可信，那麼我們應該可以推測翁山當時應該是袁晁叛軍的重要據點。又，正如寧可氏所指出的，袁晁叛軍曾在當時詩人李華的詩序中被稱為「海寇」（李華〈登頭陀寺東樓詩序〉中敘述「王師雷行，北舉幽朔。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寇，方收東越」，《欽定全唐文》卷三一五），又《太平廣記》卷三十九〈慈心仙人〉也載述了海島遇仙的奇聞逸話，我們由上述這兩則記載可以推測，袁晁叛軍出沒於舟山群島附近的海面上，攻擊唐朝政府軍。
可是，關於翁山廢縣的時期，《唐會要》（卷七十一〈州縣改置下〉）以及《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八）各自分別記載為「廣德元年（七六三）三月四日，因袁晁賊廢」、「大曆六年（七七一），因袁晁反於此縣，遂廢之」，二書所說有別。翁山廢縣的時間問題，若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等文獻的記載，的確我們可以認為應該是在大曆六年正式實行，但是若參照《寧波府志》之說，則「袁晁作亂，攻陷浙東諸州，乃棄翁山縣，徙鄮縣於三江口以避之」（卷三十六，第三頁上），而且，袁晁等人「據鄮、翁山」、「久不克復，遂廢翁山不治」（同書卷二，第十二頁上），由這些記載來看，翁山自從被袁晁叛軍佔領之後，縣治的機能已經破壞殆盡，所以即使袁晁在廣德元年（也就是寶應二年，七六三）三月就慘敗被捉，然而政府軍雖然奪回了翁山縣，卻並未重新恢復統治機構，因此從實質上來說，我們可以說被佔領
後的翁山其實早就已經廢縣了。
[註35] 記載台州爆發袁晁之亂的史料有三，但是，《舊唐書》將爆發的時期只記載為「八月」（《舊唐書》卷十一，本紀第十一，第二七○頁），而《新唐書》則明確記載為「八月辛未」（《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第一六七頁）。相較於上述二正史，更詳細地傳達當時情況的是《冊府元龜》〈李光弼討袁晁詔〉（詔文中原本乃作「李鼂」，然而由全文來看，應該是「袁晁」之誤。因此，現行本《冊府元龜》的「李鼂」應訂正為「袁鼂」。順帶一提，「鼂」是「晁」的異體字，在《新唐書‧本紀第六》（第一六六－一六八頁）中，「袁晁」已被改為「袁鼂」），在這篇詔文中，記載了「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賊帥李（袁）鼂攻陷台州，刺史史敘脫身而逃，因盡陷浙東諸州縣，有眾數萬。越及浙西諸州，咸理兵以禦。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二年四月（袁）鼂平」（《冊府元龜》卷一二二，第十二頁上）。
[註36] 《舊唐書》卷十一，本紀第十一，第二七○頁；《冊府元龜》卷一二二，第十二頁上。
[註37] 關於這一進攻路線，大致上是依照寧可氏［一九六一］第四十九頁之說，但是其中有些細節，特別是涉及袁晁叛亂的範圍時，筆者對於寧可氏的見解有無法贊同之處。這些異同將隨著議論的進行而在文章中一一指出。
[註38] 《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第一六八頁；《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第七一三二頁。
[註39] 《舊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如下：「鄮，漢縣，屬會稽郡。至隋廢。武德四年，置鄞州。八年，州廢為鄮縣，屬越州。開元二十六年，於縣置明州。奉化、慈溪、翁山，已上三縣，皆鄮縣地。開元二十六年，析置。」（《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九○頁）。
[註40] 唐興縣，即始豐縣，《舊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如下：「唐興，吳始平縣，晉改始豐，隋末廢。武德四年（六二一）復置」（《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九一頁）。又，依據《唐會要》卷七十一〈州縣改置下〉所載，則為「唐代貞觀八年（六三四）置，上元二年（六七五）二月六日，改為唐興縣」。
[註41] 《宋高僧傳‧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八○○頁上－中。
[註42] 有關袁晁叛軍西進攻擊的史料極為欠缺，尚殘存一些無法明確的疑問點。但是袁晁叛軍在攻破會稽之後也制勝衢州，進而試圖攻克常山之事是有憑據的（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欽定全唐文》卷三九○）。這一戰役的發生，至遲也必然是在七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與李光弼的部將在衢州交戰（《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第一六八頁）之前。
[註43] 《舊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如下：「衢州，武德四年（六二一），平李子通，於信安縣置衢州。……垂拱二年（六八六），分婺州之信安；龍丘置衢州，取武德廢州名。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為信安郡。
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為衢州，又割常山入信州。」（《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九三頁）衢州之地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由以下之記載可以得知：「居浙右知尚游，控鄱陽之肘腋，掣閩越之喉吭，通宣歙之聲勢，東南有事，此其必爭之地……爭兩浙而不爭衢州，是以命與敵也」（《衢州府志》卷二，第四頁中）。
[註44] 同 [註38] 。
[註45] 唐‧戴孚，《廣異記》卷二八○〈夢五‧鬼神上：豆盧榮〉記載：「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
公主夜夢一人，被髮流血，謂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又夢見榮，謂曰『……浙東將敗……無徒戀財物』。……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括州，括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這篇鬼怪故事的可信度如何暫且置之度外，但是故事中所提及的袁晁叛軍在浙東南部的進軍路線很值得重視。若根據這則故事的記載，可知浙東八州悉數為袁晁所攻陷，但是其中的溫州和括州的失陷則相對而言乃較晚之事。
[註46] 李光弼的傳記載錄於《舊唐書》卷一一○，列傳第六十，第三三○三－三三一一頁；《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第四五八三－四五九○頁。
[註47] 上述之〈李光弼討袁晁詔〉（《冊府元龜》卷一二二，第十二頁上），並不是在袁晁之亂爆發後立刻下達的命令，其時間點有可能是在袁晁叛軍制服了台州，佔領了明州、溫州等浙東諸州，而攻勢尚未波及越州和浙西諸州的十月，或者是在攻陷越州的十月底之前所下的敕令。
[註48] 《新唐書‧李光弼傳》（《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第四五八九頁）；《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第七一三○頁。
[註49] 袁晁叛軍的攻陷信州之事，若依據《新唐書‧本紀六》所記載，應是「寶應元年（七六二）九月癸卯（二十七日）」（《新唐書》卷六，第一六八頁），而《資治通鑑‧唐紀第三十八》也承襲此說（《資治通鑑》卷二二二，第七一三二頁）。但是，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足採信。衢州是由江東前往江西的必經之地（請參考[註51] ），當然對唐朝政府軍而言也是非死守不可的戰略要地。袁晁叛軍佔領了衢州的信安，這件事之所以成功是由於採取從東北的睦州、東方的婺州、東南的括州等三方向展開圍攻之故。但是，若要由信安進一步朝信州攻擊的話，非突破常山的山路不可。然而，這件事情在現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呢？事實上，政府軍的張鎬由於獲得上饒隘口和常山關防之地利，而得以擊敗叛軍（請參照[註51] 、[註53] ）。上述史實悉皆說明了袁晁的叛軍侵襲信州之際，甚至連常山也未能越雷池一步。
[註50] 《舊唐書‧地理志》敘述如下：「常山，咸亨五年，分信安置，屬婺州。垂拱二年，改屬衢州。乾元元年（七五八），屬信州，又還衢州。」（《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九四頁）常山山路的開通可以上溯至陳天嘉初年，之後凡由衢州西行，經由信州前往鄱陽郡則非通過常山不可（《常山縣志》卷十四）。因此，常山在戰略意義上擁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一如下述：「實浙江兩盡之地，巒嶺逼蹙，形勢峻絕……假設為攻守之論，以浙拒江者，封草萍之觀，則西師之萬騎可遏；以江拒浙者，塞漁溪之津，則東師之一縷莫通。昔人謂為雄鎮，不其然哉！」（《衢州府志》卷二）
[註51] 《舊唐書‧地理志》敘述如下：「乾元元年（七五八），割衢州之常山、饒州之弋陽、建州之三鄉、撫州之一鄉，置信州，又置上饒、永豐二縣。……上饒，乾元元年置，州所理也。」（《舊唐書》卷四十，志第二十，第一五九四頁）
[註52] 雖然在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欽定全唐文》卷三九○）中敘述「公［張鎬］命左軍屯上饒之隘，塞常山之口，斬其唐突者三千餘人」，但是在《新唐書》卷一三九，列傳第六十四中則云「斬首二千級」（第四六三一頁）。本論文中，筆者採循《全唐文》之說。
[註53] 《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第一六八頁；《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第四五八九頁；《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第七一三○頁。
[註54] 《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第四五九六頁；《欽定全唐文》卷六三八。
[註55] 《舊唐書》卷一四六，列傳第九十六，第三九五七頁；《新唐書》卷一五九，列傳第八十四，第四九五○頁。
[註56] 《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第四五九三頁。
[註57] 《舊唐書》卷一五二，列傳第一二○，第四○九六頁；《新唐書》卷一七○，列傳第九十五，第五一七一－五一七二頁。
[註58] 《舊唐書》卷一五二，列傳第一二○，第四○九六頁。
[註59] 關於石壘寨，《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九中載述如下：「天台縣北五十里關嶺山，壘石為之。側有李相公廟，蓋唐廣德元年，王師討袁晁處，今遺蹟尚存，父老皆能言之。」
[註60] 同 [註57] 。
[註61] 依據《台州府志》卷二之說，紫溪洞位於寧海縣北四十里，「地幽阻，僅一線道……晁弟暎從五百騎遁入洞中。光弼駐兵絕其糧道，其徒皆餓死」。
[註62] 例如上述翁山縣的廢止即為其對行政層面之影響。
[註63] 「免越州今歲田租之半，給復溫、台、明三州一年」（《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第一七一頁）；另外，《冊府元龜‧帝王部‧惠民二》也記載如下：「唐太［代］宗廣德二年（七六四），浙東諸州以討平賊帥袁晁，瘡痍初復，乃加賑恤。」（《冊府元龜》卷一○六，第一頁）
[註64] 寧可，［一九六一］，第四十九頁註七。
[註65] 《寧州府誌》卷三十二，〈仙釋〉第二頁中。
[註66] 精確說來，袁晁之亂爆發的年代的確是寶應元年，也就是七六二年八月，但是這一年直到在四月改元為止，也同時是上元二年。這麼一來，所謂上元、寶應年間應該是指七六二年。此外，將所謂「上元、寶應」的年代和袁晁之亂相連結的例子另有陳諫〈劉晏論〉，該文中言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欽定全唐文》卷六八四），而在諸多叛亂中，以袁晁之亂爆發的時間最早。
[註67] 此語見載於上列所引用的《宋高僧傳‧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之文（《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八○○頁中）。
[註68] 此語見載於前述所引用的《宋高僧傳‧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之文（《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八七七頁上）；另外，李華〈登頭陀寺東樓詩序〉中也可見到（《欽定全唐文》卷三一五）。
[註69] 尤其是〈國清寺智者大師影堂記〉中所引用的湛然之語極為重要。
[註70] 關於佛隴對於湛然的意義，筆者已經在〈梁肅與天台祖統論的彰顯〉一文，予以詳細考察。
[註71] 《舊唐書》卷十，〈本紀第十‧肅宗〉，第二六二頁。
[註72]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代宗‧寶應元年〉：「袁晁陷信州。［信州，本吳鄱陽郡之葛陽縣，陳改葛陽為弋陽。唐乾元元年，分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割建，撫之地置信州，治上饒縣，以其旁下饒州，故以名縣。晁，馳遙翻。］」（第七一三二頁）
[註73]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代宗‧寶應元年〉：「冬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溫州，永嘉郡，治永嘉縣。明州，餘姚郡，治鄮縣，今之鄞縣是也。］」（第七一三二頁）
[註74] 寧可，［一九六一］，第四十九頁註六認為，反亂軍於九月攻陷信州以前，已經開始進攻越州。同時，他指出，劉長卿「送朱山人放越州賊退後歸山陰別業」（《劉隨州詩集》卷一）一文中所見之「越州（一作中）初罷戰」，「空城垂故柳」等描寫就是指袁晁軍攻陷越州這一史實。
[註75] 寧可，［一九六一］，第四十九頁註七指出，通過李華〈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中的「群盜據州，寺半為墟」一句，可見袁晁軍當時已經佔領了衢州，而且發生在信州失陷以前。
[註76]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代宗‧寶應元年〉：「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考異曰：柳璨正閏位曆，宋庠紀元通譜皆改元「昇國」。今從新書。］」（第七一三○頁）
[註77] 衢州一戰中立下戰功的很可能就是張伯儀。在他的傳記中寫道：「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第四五九三頁）
[註78] 關於衢州戰役，《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李光弼〉記載：「光弼遣麾下破其眾於衢州」（第四五八九頁）；《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代宗‧寶應元年〉中也記載道：「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衢州，春秋時越姑蔑之地，秦以為太末縣，漢分立新安縣，晉改信安；唐置衢州，以三衢州，以三衢山名。昔洪水派山為三道，故曰三衢。斂，力贍翻。］破之」（第七一三○頁）。
[註79] 在浙東地域與袁晁軍交戰的部將中有李自良、王栖曜等人。
(一)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初，祿山之亂，自良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功累授右衛率。後從袁傪討袁晁陳莊賊，積功至試殿中監，隸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舊唐書》卷一四六，〈列傳第九十六‧李自良〉，第三九五七頁）；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傪討賊袁晁，積閥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新唐書》卷一五九，〈列傳第八十四‧李自良〉，第四九五○頁）。
(二)上元元年，王璵為浙東節度使，奏［王栖曜］為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積眾二十萬，盡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栖曜與李長［榮］為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舊唐書》卷一五二，〈列傳第百二十‧王栖曜〉，第四○九六頁）；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裒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傪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眾怨逐日新，劫其眾。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眾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新唐書》卷一七○，〈列傳第九十五〉，第五一七一－五一七二頁）
[註80] 《新唐書》卷一三六，〈列傳第六十一‧李光弼〉：「廣德元年，［光弼］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第四五九○頁）。
[註81]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唐紀第三十八‧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眾近二十萬，［近，其靳翻。］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第七一四二頁）
【參考文獻】
1.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一○○○卷（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崇禎十五年序豫章黃國琦刊本，一九六○年）。
2. 劉昫監修（九四五年），《舊唐書》二○○卷（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七五年）。
3. 董誥等編（一八一四年），《欽定全唐文》一○○○卷，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序，內府刊本。
4. 《大正新脩大藏經》一○○冊。
5. 歐陽修等編，《新唐書》二二五卷（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七五年）。
6. 司馬光等編（一○八四年），《資治通鑑》二九四卷（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七六年）。
7. 《卍續藏》一五○冊（台北：新文豐影印藏經書院刊本）。
8. Chen Jinhua, "One Name, Three Monks: Two Northern Chan Masters Emerge from the Shadow of Their Contemporary, the Tiantai Master Zhanran (711-782）."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JIABS）,1999, 22.1:1-90。
9. Penkower, Linda, "T'ien-t'a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an-jan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Ph. D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93.
10. 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台北：胡適紀念館，一九七○年再版）。
11. 寧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農民起義〉，《歷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三期）第四十三－五十八頁。
12. 鈴木正弘，〈安史の乱後の江南支配──特に胥吏統制に著目して──〉，《立正史学》（一九八八年，第六十三期）第九－二十一頁。
13. 西川素治，〈唐中期の江南における農民反乱をめぐって──袁晁の乱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第一－十五頁。
14. 日比宣正，《唐代天台学序說──湛然の著作に関する研究──》（東京：山喜房仏書林，一九七五年）。
15. 松井秀一，〈八世紀中葉頃の江淮の反乱──袁晁の反乱を中心として──〉，《北大史学》（一九五四年，第二期）第十五－三十六頁。
16. 劉鈞仁著、塩英哲編譯，《中国歴史地名大辞典》（東京：凌雲書房，一九八○年）。
1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北京：地圖出版社，一九八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