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　希運（約八、九世紀間）

 

希運，福州人，幼年在本州黃檗山出家，後來因人啟發，到江西去參馬祖道一。那時道一已經圓寂，於是往見百丈懷海，問道一平日的機緣，懷海向他說起關於「豎拂」被喝、三日耳聾的一段話。希運自稱得見道一的大機大用，懷海印可他，說他有超師之見。希運後來在洪州高安縣鷲峰山建寺弘法，並改其山名為黃檗山，往來的學眾很多。會昌二年（８４２），裴休在鍾陵（今江西省進賢縣）為廉鎮（即觀察使），迎請希運上山安置在鍾陵龍興寺，日夕問道。大中二年（８４８）、裴休移鎮宛陵（安徽省宣城縣），又迎請希運至開元寺，常去參問，並記錄所說，即為現行的《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當時黃檗的門風盛於江南，圓寂後諡斷際禪師。有《語錄》、《傳心法要》、《宛陵錄》各一卷行世。他的法嗣有臨濟義玄，睦州陳，千頃楚南等十二人，而以義玄最為特出。

 

希運繼承馬祖道一「即心即佛」的思想，而力倡「心即是佛」之說。他說：「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他認為這個所謂心，不是見聞覺知之心，他說：「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遍照。世人不悟，以知識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本體。然本心雖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假如「當下無心，決定了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又說：「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眾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而發揮其心佛一如的思想。希運的禪風即是沿這一思想基礎出發，主張「心即是法、法即是心」，為反對以「見聞覺知為心」，有時也以打、棒、喝等為接機的方便。後來臨濟的宗風，即淵源於此。（黃懺華）

 

 

 

六九　天息災（？—１０００）、法天（？—１００１）、施護（？—１０１７）

 

中國佛教典籍的漢譯，從唐憲宗元和六年（８１１）譯成《本生心地觀經》之後就中斷了，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才復興，當時主持翻譯工作的即是天息災、法天、施護三人。

 

法天是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僧，原出剎帝利族，通達三藏。宋初，印度內地的佛教徒因回教的侵入受到逼迫，外出的很多，法天和兄法護也攜帶梵本經典來到了中國的鄜州。他們在那裏遇著河中府梵學僧法進，共同翻譯了《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如來陀羅尼經》、《最勝佛頂陀羅尼經》和《七佛贊唄伽陀》。由於法進熟習教典，所以譯文委婉簡約，具備傳統的風格。開寶七年（９７４）鄜州守吏王龜從將這些譯本送到汴京，宋太祖很喜歡，召見了他們，並允許他們去朝禮五臺山，遊歷江浙、嶺表、巴蜀各地（那三部譯典，後來在太宗端拱元年即西元９８８年，經過校訂，都編入大藏經）。

 

天息災生在北印度迦濕彌羅國，是中印度惹爛馱羅國密林寺僧，施護則是北印度烏填曩國帝釋宮寺僧。他們原係同母兄弟，在太平興國五年（９８０）一同攜帶梵本來京，也受到優待。那時法天等已遊歷歸來，太宗叫他們審查宮廷收藏的各種梵本。因為他們兼通華語，能夠翻譯，太宗動了重興譯經的念頭，遣內侍鄭守鈞計劃在京中太平興國寺的西邊建築譯經院。過了兩年，院屋建成，天息災等便受命住入開始翻譯。

 

天息災等參酌密教儀軌，佈置了譯場。場內設一金剛界的種子圓壇，分佈諸尊的種子梵字，辰為「大法曼拏羅」。每天用香華燈水果品等二時供養，禮拜旋繞，做著祈禱。壇外安排了譯場各種職事的坐位。其職事有以下幾種：第一、譯主，是通達梵本的三藏，正坐在壇的北面。第二、證梵義，評較梵本的解釋；第三、證梵文，審定梵本的讀法；他們都坐在譯主的左邊。第四、筆受，第五、綴文，第六、證義，第七、參詳，這些是跟著讀文譯義記錄下來並改定為譯本的，都坐在譯主的右邊（其中參詳一職不常設，後來更改設校勘華字一職）。第八、潤文，對譯本為最後的筆削刊定；第九、監譯，維持譯場的秩序；他們分坐在東南西南兩面。

 

這樣的譯場制度很適合當時的具體情況。那時主譯的雖為印度人，但通達華語，自不必再設傳譯。還有參加譯事的印度三藏不止一人，所以又設了證梵義、證梵文兩職，以便合作。在宋初較長的一段時期裏，天息災等便是在這種組織下進行翻譯的。

 

天息災、法天和施護最初於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七月，分別試譯《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各一卷。當時集合了京城義學沙門一百人共同審查，左街僧錄神曜等以為譯事久廢，新譯不見得會合式，經過對勘證明，才肯定它的價值，繼續編入大藏。從此更充實了譯場各職（證義的擴充到十人），經常翻譯，譯成即隨時附表進上；特別是在每年十月間太宗生日的一天，必定準備新經獻祝，以為點綴（後來帝誕獻經，即成為定例，歷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不改）。

 

譯事進行不久，天息災等就注意到翻譯人才的培養。他們以為，歷代譯經都依賴印度僧人，但道路遠隔，假使沒有人來（這當然是由於那時印度佛教的衰勢而引起的遠慮），譯事豈不又要停頓？因此，他們建議選拔童行，進修梵學，以儲譯才。當時從京城童行五百人中選出惟淨等五十人，送入譯經院（隨後改名傳法院）學習。後來惟淨、澄珠、文一等數人均學有成就而參加了譯事。

 

天息災等新譯的經典在雍熙元年（９８４）九月刻版流通，太宗還做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加在各經的前面。二年（９８５），他們因為翻譯有成績，加給了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官銜（以後歷有升遷）。四年（９８７），天息災奉詔改名法賢。他們從此一直工作不輟；到了真宗咸平三年（１０００），法賢病死；後一年，法天也死了。剩了施護一人主譯，由惟淨協助（證梵文），景德三年（１００６）才有北印度僧人法護（梵名「達理摩波羅」，和法天之兄同名，其實是兩個人）參加證梵義。祥符二年（１００９），惟淨、法護便協同施護主譯。五年（１０１２），施護等建議將宋代譯出的新經，接著《開元》、《貞元》兩種經錄之後，編輯新錄。後來即由譯場潤文大臣趙安仁、楊億和惟淨等編成《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二卷。施護的翻譯一直繼續到天禧元年（１０１７）病死時為止（和法天之兄同來的法護，最初也曾參加譯事，在太平興國八年譯出《大力明王經》二卷後便回印去了）。

 

天息災等所譯典籍的種類、名目、卷數，都詳細記載在《大中祥符法寶錄》和《景祐新修法寶錄》裏。

 

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天息災等試譯新經成功以後，譯經院的東西兩邊更擴建了殿堂，分別安置佛像和經藏；宋代宮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來，供給翻譯之用。當時太宗詔令用新刻的大藏經目錄（大體同於《開元錄》）對勘，揀未有的經翻譯，避免重覆；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經典譯出最多。在天息災等譯籍總數二百五十二部四百八十一卷裏，大乘秘密部經就有一百二十六部二百四十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它的內容說，像大部《金剛頂經》十八會的初會（《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三十卷，施護譯）、六會（《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法賢譯）、十五會（《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七卷，施護譯），都有了新譯。另外像觀音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經典《大乘莊嚴寶王經》也翻譯了過來（天息災譯）。但在密典的翻譯裏面也夾雜一些不純的作品，像淳化五年（９９４）法賢譯的《頻那夜迦成就儀軌經》說到種種成就法，而葷血之祀甚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這些都違反佛教根本精神。天禧元年（１０１７）發現了它的錯誤，便禁止入藏；但以後各版藏經仍舊將它保存下來，只是密典的翻譯從此無形中受到了限制。

 

天息災等譯本在顯教方面，也有幾種是中觀、瑜伽學派的重要論著，如龍樹的《六十頌如理論》、《大乘二十頌論》，陳那的《佛母般若圓集要義論》，三寶尊的同論《釋論》（以上都是施護所譯），寂天的《菩提行經》（天息災譯）等。不過譯文晦澀，且多錯誤，這大概是由於當時的翻譯流於形式不求甚解所致；因此譯出之後，對於當時佛教義學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另外，天息災等譯本為了正確地念誦陀羅尼和諷詠贊唄，在音譯方面卻有它相當的發展，特別是譯出了好多梵贊。這當法天初到中國鄜州時譯了《七佛贊唄伽陀》，就已開端。此譯現存本雖已經過改訂，但仍可看出它是怎樣地著重對音的正確，以致七佛名稱都沒有沿用舊譯（如迦葉波改譯為迦引捨缽，釋迦牟尼改譯為設枳也二合母等）。其後這類譯本，更有法天譯的《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贊》、《聖觀自在菩薩梵贊》，法賢譯的《三身梵贊》、《八大靈塔梵贊》、《犍椎梵贊》、《聖金剛手菩薩一百八名梵贊》、《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施護譯的《聖多羅菩薩梵贊》。有了這些華梵對翻的經驗，後來法護、惟淨更加以總結，依著悉曇章十二番字母編成《景袾天竺字源》一書，即作為一代音譯的典範。這和舊譯對照看來，是有其特色的。（呂　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