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卻不一定是宗教或宗教信仰的中心，這是由於多數宗教具有出世的品格，其信仰是以宗教領袖的言行及相關的聖物和活動場所為中心的。佛教尤其如此，寺院多建于山林曠野，因而古來即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說法。

　　但宗教畢竟是人信仰的宗教，它的形成、傳播與發展與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取向、文化形態、運作方式等密切相關。正因如此，都市作為人群密集、人才薈萃之地，作為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對於各個宗教來說，無不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從佛教來說，注重出世和個人修行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雖然也依託於都市，但基本上是以山林為中心的。而注重入世弘法度生的大乘佛教，伴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和各國政治、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而興起，都市便逐漸成為其發展的重心和中心。

　　佛教作為一個和平的文化的宗教，隨著商旅的駝鈴或風帆來到王權至上的中國，朝廷的支援和知識界的認同是至關重要的，東晉高僧道安即有“不依王者則法事難立”之歎。因此，佛教一開始即以都市作為其中心，相傳中華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就建於漢代的都城洛陽，可說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事實上，正是朝廷施資建寺，或支持大規模的譯經事業，京城的王侯將相爭相舍宅為寺，或造像度僧，都市講筵大開，上行下效，才使佛教得以在傳入中國數百年內即高僧輩出，宗派林立，風靡全國，蔚為壯觀。

　　不過，由於儒釋道三家的鬥爭和三武一宗滅佛，都市佛教受到沉重打擊，唐代以後，佛教在中國便逐漸被定位為山林的、著重于出世或來世的一種有助王化的神道設教，因而具有山林和平民特色、簡便易行的禪宗和淨土宗長盛不衰。雖然佛教由此遍及城鄉、深入民間，但法久弊生，義學不昌、因循守舊、戒規鬆弛、偽濫衰敗之象日現。

　　到了近代，列強侵華，西學東漸，國內廟產興學之風盛行。面對空前的危難，佛教界高僧大德奮起護教，振衰除弊。他們以南京、上海、北京等都市為中心，或辦刻經處重振義學，或辦佛刊提倡改革，或建立合法社團以維權，或開辦佛學院以培育人才，或力行慈善以濟世，或對外交往以弘教，使佛教得以復興，實現了現代轉型。其中上海可說是近代佛教復興的一大重鎮，近代佛教發生的許多大事，無不與上海有關，充分展示了都市佛教的地位和作用。

　　都市佛教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和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不大一樣的。以佛教作為國教或實行政教合一的國家和地區，都市佛教的地位就特別高；當佛教傳入一地謀求發展，或佛教面臨社會巨變需要轉型時，都市佛教的龍頭作用就特別明顯。

　　在當代，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全球城市化發展迅速，國際大都市不斷形成，經濟和文化的主導作用日益加強，城市的地位與作用也益形凸顯。與此相應，我認為，未來都市佛教的地位與作用必將越來越重要。

　　（原載《覺群》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