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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1
聖嚴法師

因緣的時段,都有我的搖籃,都是我的道場。
  
  我初次訪問了歐洲的捷克及比利時,那兒是拉丁語系古文化的中繼站,雖在物質條件方面比較落後,歐洲宗教及藝術精神的氣息,則相當濃馥。在那兒可以讓你明白歷史不再回頭,它又能夠讓你品味到現代歐美文化的源流,也是那樣地淳美。
  
  第四度應邀至美國中西部諸州,第三度遊化美國東部諸州,所到之處多係名門學府,有的是故地重遊,有的是初次訪問,由於物換星移,許多地方人事變動,使我頗有訪舊如新、無常迅速之感。
  
  本書的命名,是從本書第十二篇〈造訪我春夏秋冬的道場〉而來,那兒是我從中年時代走出後一半個人歷史的轉捩點,感觸良深。亦是我一生之中最清閒,也極忙碌的階段。在忙中修學佛法,也在忙中讀書寫作,無論春夏,不問秋冬,每年、每季、每月、每日、每時,乃至每一秒鐘,都是那麼珍貴有用。使我在忙中偷閒充實自己,也在忙中偷閒奉獻他人。讓我體會到生命固然可貴,光陰尤足珍惜。本書是我出版了《法源血源》、《佛國之旅》、《金山有鑛》、《火宅清涼》、《東西南北》之後的第六冊遊記。本書的原稿自紐約帶回臺北,交給東初出版社,已經整整三個月,在見正法師及陳果旻仁者的襄助之下,早已編校成書,為了先給《法鼓雜誌》連載,也因等待我寫自序,所以尚未出版。
  
  可是這次我從國外回來之後,一出桃園國際機場,便開始了非常緊密的活動日程,內內外外地忙著開會、演講、指導禪修、規畫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各項制度、主導農禪寺四眾弟子的修學及弘化,推展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教務及行政,忙著我見人、人看我,不僅日日有會議,最多一日之中主持五場會議,處理十多項事務。這趟回國的三個月中,在報紙的媒體出現率,平均三、兩天,即有一次,在臺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臺,竟給了我二十三次介紹及播映的機會。當然,我也天天忙著害病,傷風感冒、腸胃失衡、頭暈目眩、四肢痠軟,故也餐餐服藥,常常打針,為我治療的中西醫生多達七位。因此有人戲稱我是四多法師:多忙、多病、多產、多新聞。其實在這期間,忙得我連為本書寫序的時間都沒有,那還能算多產作家。
  
  四月六日中午,法鼓山有一個三千人參加的「整地前灑淨大悲法會」。四月七日,我要去接受「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的全國「愛心獎」受獎典禮。四月八日一早,便將陪同法鼓山四眾弟子組成的「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一百一十三人,由臺北搭飛機,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雲南、四川、西藏,做十八天的佛教古寺訪問。我便不得不於凌晨三點起床,趕寫完這一篇序文。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清晨,聖嚴自序於臺北北投農禪寺

一、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日,我在美國紐約打完了第五十七次禪七,當晚就乘華航班機,飛返臺灣。於七月五日星期日的清晨六點五十分,準時降落臺灣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出了海關,就有一百多位僧俗弟子、同道朋友向我招手迎接。這麼早他們就到了機場,而且是從臺北各地趕來,相信他們至少少睡了兩、三小時,真是過意不去。然後坐上了戚肩時將軍的轎車,那是兩星期前就預先安排好的,他必須立即向我報告有關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籌備概況,並且向我請示若干立即要解決的問題。
  
  戚肩時中將在王昇將軍任總政戰部主任時,他是總政戰部的副主任,後又擔任聯勤司令部福利總署署長,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軍事幕僚長。當他退休之後,曾被味全公司黃烈火先生聘為高級顧問,三年前由胡秀卿醫師把他介紹到農禪寺,皈依了三寶。二年前我就請他擔任中華佛學研究所秘書長的職務。他為本所各項制度的策畫及檔案的建立,貢獻了許多的心力。從去(一九九一)年夏天開始,本所召集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第一次籌備會中,受我的委託,負起總策畫人的重要任務。由於會議工作外文人才方面的需要,他也建議我們聘請了《慧炬》雜誌社的負責人鄭振煌教授為副總策畫人。因此只有原則和政策性的問題,需要我來思考之外,其他的事,我就不用管了。

  這次的會議都虧有了戚將軍和鄭教授兩人的推動。這也因為我們已經在一九九年有過第一次舉辦會議的經驗,那是游祥洲博士擔任總策畫人所留下的寶貴資料所致。故在籌備過程中乃至會議結束後,大家還對游博士心存感激。當然,這兩次學術會議的圓滿成功,尚有許多人的辛勞。
  
  戚將軍向我所做的報告,是叫我放心,開會的場地和住宿的旅館,都是在臺北的圓山大飯店。
  
  原先最大的難題是飲食的供給,因為圓山飯店沒有連續供應幾天素食的經驗。說得明顯一點,他們只能提供一天的素食菜譜,結果他們的經理,答應願意在三天中試著來辦兩到三餐的正式素筵,其餘則由農禪寺的廚房提供。

  其次的難題,是沒有辦法掌握與會學者們從頭到尾都能參與會議活動,擔心有些國外的學者,趁著出席會議的機會,到臺灣做觀光旅遊,只有輪到他們發表論文的時段,才會在會場出現,其他時間都不容易找到他們。我們花了相當龐大的心力、人力、財力邀請這些國際學者,除了招待食宿與機票之外,還贈送論文發表費。如果在會議期間,沒有意願全程參與聽講或討論,縱然篇篇論文都精彩,也是一次失敗的會議。要用什麼樣的辦法,能夠吸引學者們留在會場,這是需要我來考慮的問題。
  
  另外,在會議期間有三個晚上,大會的秘書處都安排了精彩而有意義的活動,除了第一晚的歡迎宴和最後一晚的送別宴,學者們可能大部分會參加之外,中間有一個晚上的分組討論,以及會後的參觀法鼓山及故宮博物院,都難有把握學者們都能參加。也希望我能有所指示。
  
  當時,我因坐了十六個小時的飛機,身心相當疲乏,頭腦反應遲鈍,只聽到他叫我放心,其他關於指示的事,我雖聽進去,卻未立做決定。不過我相信經過謹慎考慮選擇邀請的國際學者,絕不會是為觀光旅遊而來,再加上我們誠懇和周延的服務態度,以及論文焦點的突出性,不至於只見臺上發表論文的人,不見臺下出席聽講和參與討論的人。我倒是擔心發表會的場地太小,能容納的聽眾太少,有許多在國內關心佛教學術動態的教內外學者們,無法受到邀請、列席旁聽,倒是遺憾的事。
  
  當我回國之後,主要的工作重心,當然是為了第二屆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此外也要主持幾場演講以及各種不同性質的會議。
  
  例如:七月的八、九、十日的三個晚上,在農禪寺講《法華經》,每晚都有一千兩百位聽眾,這是農禪寺有史以來聽眾最多的一次講座,講經圓滿的當晚,有四百多人皈依。
  
  十一日晚上,則應省政府的邀請,在臺北縣板橋巿的縣立文化中心,演講「自利利他」,由省新聞處處長羅森棟先生主持。在這場演講之後,羅森棟先生夫婦也來農禪寺皈依了三寶。
  
  七月十二日星期天上午,在農禪寺續講《六祖壇經》,會後也有三百多人皈依三寶。
  
  這次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受到國內外的普遍重視,協辦單位有:日本的立正大學、佛教大學,泰國的法身基金會,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密西根大學,以及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贊助單位有:教育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太平洋基金會。在開幕那天,與會學者達一百五十人,農禪寺關係的護法居士一百多人。
  
  李總統登輝先生,特為大會頒發賀詞。貴賓悟明長老,及現任監察委員兼中國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委鍾榮吉先生、文建會副主委張植珊先生,也均上臺致了賀詞。

二、二十六篇論文

  這次論文的主題是由第一屆會議閉幕典禮的討論會中所決議的:「傳統戒律與現代世界」。一共請到三十位佛教學者,提出了二十六篇精彩精闢的論文,他們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比利時、捷克、德國、法國、丹麥、加拿大、日本、泰國及地主的中華民國。

  現在根據「論文提要集」所列發表的次第,介紹論文學者的名單如下:學者姓名國籍所屬學術單位發表論文主題聖嚴法師中華民國中華佛學研究所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慧嚴法師中華民國中華佛學研究所四根本性戒的精神所在惠敏法師中華民國中華佛學研究所戒律與禪定曹仕邦博士中華民國中華佛學研究所從歷史文化背景看佛教戒律在華消沉的原因三友健容博士日本立正大學末法無戒論山極伸之教授日本佛教大學律藏資料於印度佛教研究中的重要性佐藤達玄博士日本駒澤大學道宣及戒律坪井俊映博士日本佛教大學有關戒與現代思想的各項問題

  Prof.Roongraung Boonyaros

  龍格讓教授泰國清邁大學

  Householders and the Five precepts

  在家人與五戒

  Dr.Chaiyon Brahamawong

  查揚博士泰國

  Dharmakaya Foundation

  泰國法身基金會

  Application of Buddhist Principles to Administrative Arts

  佛教原理在管理藝術上的應用

  Dr.John H. Crook

  庫魯克博士英國

  Bristal Univ.England

  布利斯大學

  Preceptual Truth and Western Psychology

  戒律的真理與西方心理學

  Dr.T.Griffith Foulk

  福克博士美國密西根大學

  The Legacy of Vinaya in Modern Japanese Zen

  現代日本禪宗的戒律與承傳

  傅偉勳博士美國天普大學大小兼受戒,單受菩薩戒與無戒之戒中日佛教戒律觀的評較考察

  Dr. Luis O. Gomez

  葛梅茲博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凸顯「律的意義」

  Dr. Paul Groner

  格羅諾博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中世紀日本比丘尼僧團的重建

  Dr. John Cliffard Holt

  霍爾特博士美國鮑杜因大學佛教戒律的開始一個早期佛教的行動理論

  Dr. Kenneth K. Inada

  稻田龜男博士美國

  State Univ. of New York at Buffalo

  紐約州立大學

  Buddhist Precepts and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

  佛教戒律與科學的挑戰

  Dr. Chatsumarn Kabilsingh

  柴斯瑪博士泰國達瑪薩大學佛教女性出家問題

  Ven. Karma Lekshe Tsomo

  卡瑪雷謝卓莫法師美國夏威夷大學日本及西藏的佛教倫理菩薩戒及波羅提木叉戒適用的比較研究

  Dr. Donald S. Lapez. Jr.

  羅培士博士美國密西根大學西藏懺悔儀軌

  Ven. Mettanando

  梅達難陀法師泰國法身基金會死亡最後的挑戰

  Dr. Koichi Shinohara

  篠原亨一博士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中世紀中國僧傳中的佛教戒律

  Dr. Sandra A. Wawrytko

  華珊嘉博士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早期僧伽的女性歧視其社會基礎與哲理性解決

  Dr. Daniel B. Stevenson

  史蒂文生博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宋代天臺的寺院制度

  Dr. Robert E. Buswell Jr

  巴斯威爾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日本殖民時代的韓國佛教維新運動試論現代戒律的適用原則

  Dr. Charles Willemen

  威勒曼博士比利時根特大學兩部早期《譬喻經》中的戒律

  以上二十六篇論文,來自七個國家的學者,以美國出席的人數最多,其中日本的三友健容及坪井俊映兩位博士,因為臨時有急事,未能親自出席,而由他人代讀。其他的學者除了宣讀他們自己的論文,並且也都參加了全程論文發表的聽講和研討。

  由於這次會議中的各篇論文,早在三個月以前,最慢一個月以前,就寄到了每位出席學者的手上,故在進入會場以前,已經知道每篇論文的內容及其重點和問題所在,所以每篇論文的宣讀,只佔二十分鐘,大家討論也佔二十分鐘。會場氣氛非常熱烈,我們預先擔心學者們會在會議期間外出觀光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就是在七月十九日晚上,分成二組進行自由討論時,參加的學者也非常踴躍。

 

三、應邀而來的佛教學者

  我們遴選的這些學者,除了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四位,是由本所決定之外,其他都由四個國外的協辦大學向主辦的本所推薦而來。對那些被推薦的學者,我們也不是照單全收,經過我們委員會對於資格及背景的審查之後,才做成決定。譬如:有一位女性學者,因她不具備高級的學位,也沒有擔任過學術機構的職務,雖然她曾參加過其他的國際會議,我們卻沒有接受。
  
  有人問我:為什麼地主國發表論文的人數這麼少?其原因有三:1.在國內研究戒律的專家不多。2.我們希望多引進國際先進學者們的經驗和觀念,使得本所以及國內的年輕學者們,不必出國就能夠呼吸到現代國際的學術空氣,並且親近到目前國際佛學界著名的學者。不是要表現我們中華民國的研究成果與學識力量,而是要助長我國的佛教學術氣氛和水準。3.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界缺少精通國際語文的人才,無論是信仰的和研究的活動,都還沒有受到國際的重視,我們把國際的學者們請來,使他們瞭解我們正在做什麼?即將做什麼?然後把這個訊息帶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也等於像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而把中華文化帶回到歐洲一樣,這是向外傳播佛法最經濟有效的一種方法。

  這次前來發表論文的學者,都是國際佛教學術界舉足輕重的人士,其中有二位堪稱世界重量級的大師。一位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稻田龜男博士,目前已經退休,是該校的榮譽教授,他曾得到過好多榮譽獎,最近一次是兩年前日本的傳道協會頒發的「學術優良獎」,為我們出力最多的傅偉勳博士,就是出於他的門下。傅博士也指導出來好幾位博士,其中之一,也出席了這次的會議,故被傳為美談,喻作「三代同堂」的佳話。
  
  另外一位是密西根大學的葛梅茲博士,今(一九九二)年才五十歲,二十二歲時就獲得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兩年前又完成了密西根大學的心理學博士,他能通達二十多種語文,這是在國際佛教學界,於狄庸博士之後,尚未有第三個人能對於佛教和語文如此精通與博學的人哩。原先他在史丹福大學任教,被密西根大學重金禮聘來主持佛學研究計畫。他對這次會議的召開,做了許多的建議,特別是在人選、主題、論文的內容方面,一再向我建言,希望能有一次真夠水準的國際學術會議。否則他不願意親自出席。當我們將全部邀請的學者名單,給他過目之後,他才決定帶著密大的其他三位學者,同時出席了這次會議。他不僅在開幕典禮中發表精彩紮實的主題演說,同時也宣讀了一篇內容相當豐碩的論文。他的主題演說,談「戒與持戒」,已是長達萬言的一篇專論。他引用了許多西方哲學家對佛教所持的觀點,所以非常深入。專家的論文只有專家聽,高水準的論文只有高水準的人懂。就是稻田龜男博士的那篇論文,也是非常深奧難懂。雖然對於我們國內來講,他們運用的西方資料,嫌高深了一點,對於國內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的鼓勵,還是有用。我們中國人不是不能瞭解高深的佛學,而是如何把佛學通過西方哲學和現代科學,再引導西方哲學和現代科學,百尺竿頭,更上一層。若要用佛學影響現代社會和現代思想,類似稻田龜男博士及葛梅茲博士所做的工作,值得鼓舞。我們國內雖然起步得遲,但當接觸到了這些大師級的人物之後,當可以溫故知新,急起直追了。
  
  本來另外還有一位世界重量級的佛教學者,預定出席這次的會議,那就是日本東京大學現已退休的平川彰博士,他被認為是今日世界佛教學者之中,研究戒律學最有成績、貢獻最多的人;他是一位博學之士,可惜到了會議前的一個月,突然意外地摔了一跤,跌成重傷,以致臨時取消了這次的臺灣之行,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四、我寫「三聚淨戒」
  
  至於我自己的論文,〈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今(一九九二)春在美國寫了半個月,連「註」共約兩萬五千字,接著請哈佛大學的J.C.Cleary博士翻成英文,也花了半個月的時間,他說我雖然用的是現代語,看來容易,但是學術性的專有名詞太多,尤其是有關戒律的術語、人名、書名等,多半不曾有人把它們翻成過英文,所以沒有前例可援,使他費了不少心血,但在會場中,使得與會的國際學者便利不少。
  
  我這篇論文的主題「三聚淨戒」也比較特殊,近世在國內固然從未有人加以討論,就是國際學者也少有人做過專題論文,雖然研究戒律的人,都知道「三聚淨戒」是什麼,那僅僅是三句話: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可是它在菩薩戒中的演變過程,以及所涵攝的層面和內容,清楚的人確實不多;特別是「三聚淨戒」對於今日世界的現代社會,有多大的重要性,知道的人很少,這應該就是我要提出這篇論文的原因所在。

  我把那篇論文分成九節:1.佛戒的起源,2.菩薩戒的重點及其人間性,3.由約而繁的菩薩戒,4.彈性的三聚淨戒,5.涵攝的三聚淨戒,6.既難且易的三聚淨戒,7.由易而難的三聚淨戒,8.有收有放的三聚淨戒,9.結論。
  
  我在結論中,有如下的一段話,可以說明我寫這篇論文的目的所在:「從本文的介紹和探討,已知三聚淨戒的繁簡舒卷、有收有放的情況,是隨著時代及環境的遷移,而出現了多姿多樣的變化,有著相當廣闊靈活的空間。誰若能夠掌握了止惡、修善、利生的三大原則,站在發菩提心並堅持正見的基礎上,就可以發揮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效果。」
  
  二十分鐘的發表時間,當然不能允許我把這篇論文全文宣讀。但是學者們的手上,都有了中、英文兩份稿本,而且都已看過,我要藉此機會,向諸位行家請教;同時也盼借重這次學術會議的權威性,來確定我這篇論文的論點和資料的正確性,以便我要推動並鼓勵今後菩薩戒的傳受,當以三聚淨戒為基準,這是我要發表這篇論文的用心。
  
  我這篇論文的另一特色,是引用了藏傳的資料,例如:月稱的《入中論》、寂天的《入菩薩行》、彌勒的《現觀莊嚴論》、阿底峽的《菩提道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同時也討論了有關日本佛教的圓頓菩薩戒。這在我的著作之中,乃是第一次嘗試。那也是因為今後的佛教,應該是世界一體,中國佛教不能無視藏傳及日本佛教,必定有其共同性,始能可大可久。從菩薩戒來講,藏傳的佛教,並沒有梵網菩薩戒,卻有三聚淨戒,所以我這一篇文章,應該是具有時代性和世界性的。

五、會場外的活動.五大特色
  
  在發表論文的會場之外,也有值得記錄的幾項活動。
  
  第一,當臺北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知道我們要召開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之後,特於三月七日中午,和味全老董事長黃烈火先生,由戚肩時將軍陪同,連袂來農禪寺訪問,主動向我提出建議:二年前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舉辦之時,故宮曾經配合展出佛教的稀珍文物,這次還願意配合在我們會議前後一月間,第二度展出另一批佛教的珍貴文物,包括:觀音名畫、歷代佛經、法器、佛像等。觀音名畫依唐宋元明清年代的順序排列展出,有唐的范瓊,宋的賈師古、蘇漢臣,元的趙奕,明的仇英、邵雍、吳彬、陳洪綬,清的陳書、馮翊、刑慈靜等名家作品。歷代佛經包括寫本、刊本、刺繡本、緙絲本。寫本之中,有用泥金和泥銀所寫的。法器以藏傳的密教所用者為主,是屬於明末至盛清時代的遺物。佛像包括勃海國的佛像,是屬於西元第七至第十世紀的作品;以及清末中國南方沿海地區製作的金漆佛像,例如:雕木髹漆及福建的脫胎,俗稱脫紗,漆藝十分精美。

  可見秦孝儀院長對本所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相當重視。我們還記得先總統蔣公謝世之時,由他執筆所寫的蔣總統遺囑,其內容充滿了基督教的色彩,一時間受到許多人的指責,當時我還以為秦院長一定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這兩年多來,經過幾度的接觸交談,發現他是一位不折不扣飽讀中國經史等古書的儒學之士。對宗教來講,他自己說也讀了不少的佛經,毋寧說他是一位以儒家為本位的佛教徒。
  
  第二,在農禪寺舉行的歡宴晚會及惜別晚宴,都有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演藝節目:有國樂團各種樂器的獨奏、合奏,以及代表臺灣民間藝術的布袋戲演出。雖然這些都是從幾個大學的音樂系及戲劇系請來的青年學生,但是演出的水準都很高,特別是布袋戲的說明,是由他們的團長用英語表達,使得與會學者,眾口交讚,並且在演完之後也讓學者們拿著布偶練習。我所寫的「四眾佛子共勉語」,那段時間剛由楊秉忠教授譜成樂曲,第一次在晚會中公開演奏和演唱,演出的人員包括:陳哲鴻的胡琴、魏德棟的古箏、陳焜晉的洞蕭、邱君慧的木魚和引磬、名播音員白銀女士的國語朗誦及獨唱、農禪寺二十位常住大眾的閩南語合唱、果勝師的閩南語朗誦,曲調優美,極富宗教氣氛。因為當場都有英文說明,且對全體學者用英語教唱。這真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同樂會。

  第三,會議結束的次日,即是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全體到法鼓山種植菩提樹苗,每一位學者都種一棵樹苗,在樹苗之前插一塊木板寫著種樹人的姓名,等到樹木長好之後,會把那些種樹者的姓名,換刻在每棵樹下的石頭上,百年之後,還會讓人懷念出席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學者們。
  
  種完樹後,在山上的七棵古樹雀榕蔭下,用了精美的便當盒野餐,就趕往士林的故宮博物院,去欣賞佛教文物的特展。我們受到秦孝儀院長懇切的親自接待和詳細說明,並且還有精美茶點招待,對我們如此隆重的禮遇和招待,相信在故宮博物院來說,一年之中不會有太多次的。
  
  在閉幕典禮之前,由稻田龜男、傅偉勳、葛梅茲、柴斯瑪和我,共同主持了綜合討論會,將整個二十六篇論文做了歸納,分類似的總結報告,同時也討論出了第三屆的會議,將以「出家道與在家道」為主題。

  會議的閉幕典禮上,由國防部長陳履安居士致詞和恭賀,也讓與會學者聽到了陳部長自己學佛的歷程和感想。中廣公司的現任董事長關中和立法委員丁守中,也來為我們祝賀,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請他們上臺致詞。
  
  根據《法鼓雜誌》第三十二期的報導,稱這次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具有五大特色:1.論文的內容涵蓋全世界的佛教。2.論文的思想脈絡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意義。3.國內佛教界有兩位比丘及兩位比丘尼,分別從日本和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都出席了這次會議。其中提出論文的,有惠敏、慧嚴和我本人,且是出身於日本的三所大學。擔任中文組主持人的恆清法師,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哲學博士。像這種盛況,若在二十年前的國內佛教界,做夢也不可能想得到。4.佛教教育的積極參與。來自國內各地佛學院及佛學研究所的學生、出家眾將近四十位,使得會場充滿了聽講、發問、研討的學術空氣。5.完成了宗教的交流。在與會的學者及貴賓之中,有許多位是天主教神父,他們來自國內與國外,也有來自國內外基督教的牧師,他們關心佛教研究的熱忱,也不亞於我們佛教界的學者。我也希望,佛教界的學者們,也能對於其他宗教的研究,付出關心的熱忱。

六、臺灣英文雜誌社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在訪問故宮博物院之後,便送走了參加學術會議的學者群。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七點,我率領了農禪寺、中華佛學研究所,以及法鼓山護法會的幹部和主要義工六十多人,去臺北縣的三峽鎮,訪問了臺灣英文雜誌社的幹部訓練中心。那是一家專門發行及推銷國內外暢銷讀物雜誌的代理公司,目前有直屬的推銷員兩千人,受薪的員工五百人,年度的銷售量是一百萬冊,所以在臺灣的新聞出版界,僅次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推銷量居第三位。
  
  這家簡稱為「臺英社」的負責人陳嘉男居士及其夫人陳美智居士,是我們法鼓山的榮譽董事。因為我們法鼓山的護法會是在沒有預備工作及預備心理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所以很想知道「臺英社」經營成功的運作情況。好的經營必定有好的幹部,好的幹部必定有好的教育與訓練。我相信我們法鼓山必定可以從「臺英社」學到寶貴的經驗。
  
  他們準備得非常周到:用幻燈片、圖說、錄影帶,以及黃世棧經理的解說示範。我們在那兒度過了整整一天,最後陳嘉男居士告訴我五點他的經驗論:第一,常常訓練幹部們自己說:「不行重來」。第二,要除三毒:「馬馬虎虎」、「沒有問題」、「差不多嘛」。第三,統一理念,統一權威,常常提醒大家:「總經理說」、「董事長說」的四字訣。第四,僅用可塑的青年,不用跳槽的人員。第五,講究知的層次和知的時段。這五點陳居士的經驗談,對於一個穩定的公司,的確很實際,對於一個剛成立的機構,可能是不易全部做得到的。
  
  這個訓練中心佔地三甲多,被整頓成山區中的一座花園。該中心設有一位總負責人,那便是經理黃世棧先生,因他高頭大馬,聲若洪鐘,講話時很像一位司令官,他就是策畫和主持訓練課程的總教官。從他們錄影帶的介紹和理念的闡述,可以知道他們是學習了日本各大企業和商社訓練新進員工所謂的魔鬼營方式,加以改良、補充,而成為「臺英社」自己所需的訓練內容和項目。
  
  受訓的員工,有男、有女,也有層次,有的是為了新進推銷員的培養,有些是為了幹部的成長,有的是為了達成某一項目標而召集的特別訓練。在受訓期間,比軍隊還要嚴格,對於效果的要求是百分之百。學員之中,有人如果不能通過考試,他會痛哭流涕,不斷的要求自己「不行重來」,萬一實在不行,只有等待下次訓練時再重來,但是據說,這種例子並不多。
  
  其實日本所謂魔鬼訓練營的開創者,是模仿武士道精神,最先則是模仿禪宗寺院禪師鍛鍊禪眾的手段。不過,武士道是為了效忠於他們的主人而賣命,現在的所謂魔鬼訓練營,是為了達成他們對於工商業所要求的目標而磨鍊,這和禪宗要求禪眾放下自我而用鉗槌逼拶,目的不同。禪宗的目的是要使得禪者通身放下,不但放下身外物,也要放下身體,連身內的心也要放下,那才能見到打成一片、無內無外、無我、無人、也無眾生的風光。所以陳嘉男居士跟我講:「師父,我們不能講無我,也不能講沒有目的。」我說:「是的,禪坐是講心法,在於把心練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你們的訓練是在於練出他們的信心、決心、意志,這也是禪的訓練的基礎工夫。」因為修行禪法的人,如果不能開悟,至少也能練出決心和毅力來,心量也會更加寬大一些。不過該訓練中心的管理觀念和訓練技巧,使我學得很多,對我及法鼓山的萬行菩薩們,都是有用的。

 

七、日本訪問團的組成
  
  我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完成了博士學位,當年的十二月十日離開東京,去了美國。嗣後經過八年,在一九八三年的八月底至九月初,為了出席「第三十一次國際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聯合會議」,再度回到了日本東京。
  
  那次,因為我是「國際佛教學會」的創始會員之一,故也準備了一篇論文在會中發表,題目是「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思想」。
  
  那次,因為每天忙著開會,同時又要於八月三日趕回臺北,為農禪寺新塑的西方三聖像主持開光典禮,和給兩位弟子舉行剃度儀式,所以沒有在東京多做盤桓。
  
  到了今(一九九二)年的八月四日至十日,又才正式的做了一趟舊地重遊的日本訪問之行。距離上一次到日本,一眨眼間又過了九年。
  
  這次訪問日本的緣起,是因我去(一九九一)年率領了一個專業性的建設考察團,訪問了中國大陸的古寺建築,事後我也寫了一本遊記《火宅清涼》。由於日本的奈良和京都的古寺院,都保持著中國唐宋以及元明時代的風格,我在十六年前留學時代所見日本古寺院,於建築風格和空間布局,都使我印象良深。所以計畫著帶領法鼓山的建築師、遷建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委員、佛學研究所的兩位教授,以及農禪寺的監院和幾位重要幹部,抽出時間,到東京和京都走一趟。
  
  然而,這次訪問,又是多目標的,除了是為法鼓山的建築求參考,也為中華佛學研究所跟日本建立合作交流關係的兩所姊妺大學,做答聘的訪問。因為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京都的佛教大學,派了他們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坪井俊映博士,來到臺灣的北投,跟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簽訂合作交流的契約。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二日,東京的立正大學,也派他們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博士,來到本所,簽訂合作的契約。而該兩所日本佛教界所辦的大學,已經數度請我前往訪問和演講,我總是找不到時間,這次訪問,正好可以了達這樁心願。
  
  這趟定名為「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日本友好訪問團」的成員,原先有預定者共十二位,能夠成行的則是十位,現在把名單介紹如下:
  
  團長:聖嚴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及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東京領隊:惠敏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京都領隊:慧嚴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秘書:果鏡法師-法鼓山農禪寺監院。
  
  團員:方甯書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代所長。
  
  李志夫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楊正居士-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施建昌居士-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柏森建築師-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設計建築師。
  
  總務:廖雲蓮居士-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機要秘書。
  
  以上的人員之中,只有惠敏、慧嚴兩位法師以及方甯書教授、李志夫教授等四人,沒有跟我出國訪問過,其他的都曾一同訪問過印度或中國大陸,像施建昌、廖雲蓮,這已是跟我三度出國,而果鏡師、楊正和陳柏森,也是第二度同行。由於惠敏法師今年春天才從日本東京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慧嚴法師兩年前於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在又同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老師,所以這次的訪問,東京方面要靠惠敏法師的聯繫和照顧,京都方面則賴慧嚴法師的策畫聯絡及安排,這次的訪問,得以順利的成行,他們二人的辛勞,乃其主因之一。
  
  方甯書教授,是我接掌中華佛教文化館館務,以及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的佛教教育事業以來,受我依靠良多的善知識,他是我先師東初老人(西元一九一九七七年)得力的在家弟子,在近十六、七年之間,他辭去了教書的工作,幾乎是以他的全部心力來護持我所推動的各項佛教事業。他忠誠、率直,而又不露鋒芒,是一位儒者君子,也是一位佛教的菩薩。
  
  李志夫教授是在我同輩年齡中的另一位善友。自從我於一九七八年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教授,以及擔任該院附屬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以來,由於他願屈就擔任該所的行政及教務工作,我才敢於答應下來。然後在一九八五年於臺北北投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後,也曾請他出任副所長及教務長的工作。他對於我所推動的佛教教育事業相助極多。有了他的任勞任怨,風雨無阻,對同學們的照顧,對所務方針的維繫,我才能兼做其他弘化工作。
  
  這次訪問,既有回顧性,也具前瞻性。例如惠敏及慧嚴二位法師,回到本所,必能為本所開展未來,當受我們倚重。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佛教界的出家眾之中,在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的只有六位,除了我自己之外,其中的印順長老(西元一九六年)已經八十六歲高齡;本籍越南而歸化中華民國的淨行法師,在臺灣師範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自創靈山佛學研究所;完成博士學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恆清法師,則受託於如學長老尼,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目前若希望他們三位對本所全力襄助是有困難的。另外的慧嚴法師及惠敏法師則已在本所了。慧嚴曾在高雄壽山佛學院聽過我的課,但她親近先師東老人的時間更久,並受東老人遺囑,指定為組成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董事之一,目前也是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董事。惠敏是智諭法師的剃度弟子,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第二屆研究生,當時他們同班的八位同學在三年內都很穩定,而且向學及向道的精神都非常旺盛,畢業之後有二位同學因此而出家為比丘,跟惠敏法師也不無關係。我擔任他們中觀與唯識的課程教授,涉及梵文、藏文、英文等參考文獻之處,多虧惠敏幫助我找參考資料,使我省力不少,同學們得力很多。當他去日本留學的六年時段之中,也非常關心本所的學風、課程、老師。同時也代本所不斷的購買日本佛教學界新版及再版的各種新書。當他今年完成最高學位之後,就被本所聘請擔任研究及教學的工作,除了教書之外,還擔任對於同學們的適時輔導。本所不希望是我國唯一的佛學研究所,但卻希望是能有持久性、將來性的高級佛教教育機構,配合時代環境的需要來培養各種專長的人才。而我自己年事越高,體力越衰,必須要有後起之秀來共同努力。
  
  這次日本之行是希望通過我們訪問團中每一位成員的考察心得,將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匯集成為建設法鼓山的智慧,從軟體到硬體,從教育設施到建築工程,從教育理念到行政經驗,並且以寺院的佛教,發展成為全面教育的佛教,所以這趟的日本之行,不是觀光旅遊,而是天天上課,處處學習,以致每一位團員都感到任務重大,他們是為了建設法鼓山成為世界佛教教育文化及修行的園區,而赴日本尋寶挖寶。

 

八、臺北到東京
  
  八月四日,星期二。
  
  我們這趟旅行,跟東京的立正大學和京都的佛教大學,以函電往返,討論日程和行程,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結果由於我的時間無法排在日本各大學上課的學期階段,因此而使預定邀請我做的演講活動,都無法如願。
  
  這次的旅行,在機票、車票的訂購以及飲食、旅館的預約方面,是由農禪寺的信徒蘇妧玲免費代辦。因為她對日本的情況不太熟悉,屆時我們在東京下機之後,能否找到接機的車輛,以及預訂的銀座第一飯店是否會給予妥善的接待,她都不敢放心,所以也親自陪同我們到東京走了一趟。
  
  八月四日下午一點十五分,我們搭上長榮航空的班機,於東京當地時間下午五點十五分抵達成田機場。
  
  曾有好幾位團員,建議我坐頭等客艙或者至少應該是商務客艙,我卻覺得飛行的時間不長,而且隨行的人員不多,要就全體坐商務艙,要不就全坐經濟艙。結果大家為了惜福,都尊重我的意見坐了經濟艙。
  
  可是我們所帶的行李,個人的雖然不多,團體的卻不少,特別是要帶去贈送兩所大學的仿古瓷大花瓶,雖不太重,裝箱後的體積則很大,又不便寄艙托運,以免被搬運人員打破,只得把大錦盒和花瓶,分開包裝,錦盒托運,花瓶手提。花瓶雖說不重,提著走還是不輕,體積又大,上下飛機煞費周章,辛苦了兩位團員。
  
  日本跟我國沒有邦交,這次我們經過日本移民局海關時,雖然帶了大批的行李,但當知道我們是臺灣來的佛教友好訪問團後,就顯得非常友善,既免了查,也沒有問,僅在我們的證件上蓋了章就通過。
  
  但是,出了機場大廈,迎接我們的車輛,是一部小型的私家轎車以及一輛客貨兩用的小巴士。連人帶行李,雖然擠了一些,還是把我們送到了目的地。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到達東京銀座第一大飯店。一路上雖然無人抱怨,我心中卻覺得過意不去,故向蘇妧玲探聽:我們付了錢,為什麼坐這樣的車?她告訴我說:本來是安排一輛二十一人坐的中型巴士,連續三天跟著我們,可是發現問題很多:第一,要的價碼是天文數字;第二,上班及下班的時間之外不開車,熱鬧的地區、人多的地方、街道小的所在都不去。而事實上我們在東京要用車輛的機會並不多,那無疑是一項既浪費又受氣的事。為了替我們節省,所以接洽了她一位朋友的公司,派了一小、一中的兩輛車,說好可能不要錢,就是要錢也不會多。大家聽了以後也覺得有道理。
  
  好玩的是,到了第二天我們做正式的訪問時,小轎車沒有出現,僅僅是那部客貨兩用的中型巴士來接我們去參觀駒澤及東京兩所大學。那家公司的老闆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天在機場迎接時我們有好多行李,現在行李留在旅館,一輛車應該足夠。以致讓楊正居士數十年來,第一次坐在載貨間的地下鐵去做訪問旅行。第二天我們就把車子回了,改乘計程車,這也正是蘇妧玲給我們策畫過的,既方便,又省錢。

 

九、曹洞宗的駒澤大學
  
  八月五日,星期三。
  
  關於駒澤大學,我曾在日本求學時所寫的〈東京的佛教大學〉一文中,有過介紹。它是由日本曹洞宗創建於明治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二年),到了大正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年),始有駒澤大學之名。當我在日本留學期間,為了蒐集寫作論文的參考資料,經常去那兒的圖書館借閱相關的圖書。臺灣佛教留日先輩之中的李添春、曾景來以及如學比丘尼等,都是該校的畢業生。我在留學期間,也與該校幾位教授過往甚密,像李添春的少爺李俊生,尤其是佐藤達玄以及在東大教書的鎌田茂雄兩位先生,都有來往。
  
  這次我們訪問駒澤大學,並沒有通過正式的管道,不僅沒有經過它的校長和部長,就是跟我相當熟悉的佐藤先生,也是到了行前才讓他知道。我們由惠敏法師接洽了正在該校留學的自鼐法師,以她的私人關係,跟圖書館負責人接洽而做了兩個小時的參觀訪問。他們把館藏的珍貴圖書,逐間的開啟,讓我們參觀,線裝古籍之多,讓我們大飽眼福,不過書籍庫藏雖多,利用的卻好像很少。他們的圖書館大廈,上下共四層,新舊圖書共達十七萬冊以上,定期刊物有七百種之多,在東京各私立大學之中,是藏書比較豐富的一所。只是建築的時代較早,談不上有新的圖書館設施,例如:地下珍貴資料藏書館,似乎沒有通風設備,也沒有防火設備,那些古籍躺在架子上,因為很少有人利用,所以還算保存得不錯。

  然後我們也參觀了該校的佛教學部、新建的講堂,以及禪堂。其中的禪堂,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經一度參觀過,面貌依舊。它的特色是禪堂前面有相當寬敞的迴廊,禪堂右側的迴廊裡,有一排更衣室,便利進入禪堂之前更換衣服,脫下鞋履,輕聲緩步,平心靜氣,莊嚴肅穆的做一些準備工夫。進入禪堂之後分成東西兩排,每排各有幾行,每行都有木板短牆立於中間,短牆的兩側就是几櫃式的木板矮床,床上鋪著一個個圓形的黑色坐墊,這就是為了在較小的空間能容納更多的人同時面壁而坐的禪堂。其中除了它的迴廊以及更衣室的設置,值得學習之外,並沒有太多的特色,倒是它的光線和空間的配置運用,可以作為參考。可是沒有足夠的空間面積,提供禪眾經行,在學校作為上課或僅早晚打坐,這已夠了,如果舉辦時間較長的禪七,就不十分理想了。

  他們有一間新講堂,面積也不大,可是從室外看是兩層,裡面的四周也是兩層,中間只有一層是透天式的,是透頂天窗,用作採光,看起來很實用也很舒暢,這不是傳統式的建築,而是在新式之中,又可以看到一些舊傳統的氣氛。

  我們也接受了佐藤達玄教授的接待,除了圖書館的設施之外,都是由他帶著我們參觀。我跟他已有十八年以上沒有見面,當時他只有四十多歲,現在他已六十八歲,而且做了祖父,但是在彼此的印象中,看起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他能夠一眼認出我來,我也一見就知道是他。他是專攻中國的禪學及中國的戒律,跟我所學頗為接近,所以非常投契。因為他擔任過該校佛教學部部長,是一位資深的教授。我就向他提起:「駒澤大學是否有可能跟中華佛學研究所建立正式的交流關係,就像我們和立正大學、佛教大學已經建立的關係那樣?」他說:「有這可能。」他願意向全校的教授會議提出建議,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再跟我們聯絡。他於八月六日晚上偕同夫人,到我們歇腳的飯店做深長的懇談。那天晚上,他還做了一個決定:一九九四年二月份,他到本所擔任一個月集中講義式的客座教授,我們會正式邀聘。最近已接到佐藤教授的來信說:該校對於和中華佛學研究所的交流建議案,很有興趣,而在今(一九九二)年底的另一次教授會議上,會有結果。

、東京大學
  
  如眾所知,日本的東京大學,是該國最高學府,也是首屈一指第一流的學府。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在這六年以來先後已有三位同學考取了日本政府所給的獎學金,進了東大。那就是惠敏、厚觀兩位法師及鄧克銘居士。惠敏完成了博士學位,鄧克銘已繳出了博士論文,厚觀則正在攻讀博士課程。目前還有一位,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畢業的一位同學-證光法師也在東大留學。
  
  東大對我並不陌生,在我留學時代,常去訪問。東大印度哲學研究室老一輩的教授,也多半熟悉,可是目前他們都已退休。
  
  這次我們在離開駒澤大學之後,驅車直奔東大,參觀了兩個研究室及一個總圖書館。首先拜訪印度哲學研究室的主任教授江島惠教博士,也就是惠敏法師的指導老師。我是去向他致謝,照顧了中華民國的同學。當天我們也見到了另一位木村清孝教授;就在那同一層樓也訪見了曾經於一九八年三月應聘到中華佛學研究所擔任過梵文文法客座教授的土田龍太郎博士,他在該校印度文學研究室任職,早在前幾年從東大退休的另一位印度學佛教學的名教授玉城康四郎博士,也曾於一九八七年三月,應聘到本所擔任過客座教授。由此看來,我們和東大的關係相當密切,所以也受到他們親切的歡迎。
  
  當我們去東大訪問的途中車上,惠敏法師一再的給我暗示說,他的指導教授江島先生脾氣古怪,而心地善良,跟人見面很少寒暄,甚至口氣冰冷,要我不必介意。類似的文人學者,我已見過不少,當然不會放在心上。可是非常意外,江島先生一見到我,非常謙虛,也很熱忱、親切的接待,誠懇的交談,親自為我倒茶,並做簡介。所以當時我們離開那兒之後,惠敏法師連連的說:「今天發現我的指導教授,非常的失常。」

  接著我們訪問了東大的總圖書館,由於印度哲學研究室,事先向那兒打了招呼,所以該館派了一位館員,非常耐心的帶著我們參觀說明。該館所藏圖書一百萬冊,雜誌六千種,工作人員六十五名。它的閱覽室非常寬廣縱長,從一頭看到另一頭,幾乎一望無際,桌子、椅子和燈光,都是經過特別設計,並不新穎但具特色。館內只見到人來人往的青年學生,都是輕聲、小心、文質彬彬,我想東大就是東大,它的氣派及氣勢,就能陶冶青年人的氣質和性情。據說東大的圖書,應該多過一百萬冊,因在每個學院、每一個研究所及每一個研究室,都有他們各自專門範圍的藏書,就拿印度哲學研究室和印度文學研究室的室壁而言,重重疊疊都堆滿了一架一架的書。在參觀了東大總圖書館之後,覺得它除了藏書多、房子大,並沒有太多可以參考的部分,也許因為它的年代太老舊了的緣故。

 一一、飯館.鄉土館.山喜房.本納寺
  
  八月五日的午餐,是由東京大學赤門前的「山喜房佛書林」老闆作東,在他們附近一家日式料理的「萬盛庵」餐館,讓我們享受到一頓美味可口的日本麵食,菜式不多,卻很合我們的口味。因為我們去得太晚,已是下午一點,所以東道主淺地康平氏到了以後,打了招呼就因有事離開了,反正當晚我們還要去他的書店訪問,是否要陪我們同桌用餐,並不重要。
  
  午後,由惠敏法師率領我們參觀東大所在地文京區的鄉土歷史館。那雖是一個區的歷史博物館,卻運用現代的科技,製成種種的圖表、模型、音響,配合著優美的圖片,既不俗氣,也很熱鬧,尤其對於文京區開發史的介紹,比一般所用的多媒體幻燈片還要精細可看。所以惠敏法師建議,如果我們國內佛教歷史的介紹,也能模仿該館的設施,應該很有教育意義,也有相當的吸引力。另有一種用投影方式,介紹一個文人的故事,生動而又立體化,那種科技的設施,令人感到新奇和巧妙。

  從鄉土館出來已是下午五點多鐘。惠敏法師便帶我們上該館對面隔著一條小街的中國餐館晚餐,是一家臺灣人經營的中華料理,那天特別把二樓空出,只讓我們專用,搬上桌的素菜,看來還算內行。本來那家館子不供應素食,全是看了我們是臺灣來的同鄉。要曉得在東京希望吃到中國式的素菜,是非常難得的事,如果不是人熟地熟,像我們這樣的團體,只好到西餐館吃生菜沙拉,或者到路邊的小店叫一碗蕎麥麵果腹了。
  
  下午六點,山喜房佛書林唯一的老職員吉山利博先生,駕車到餐館來接我和惠敏、果鏡及施建昌等僧俗四人去訪問他們的書店。其他人員,有的希望逛街看看東京的夜巿,有人去訪問他們自己的朋友,也有人想早點回到旅館休息。

  山喜房佛書林出版社的歷史相當悠久。在我剛到東京時,他們的老闆是青木先生,淺地康平是職員;後來青木過世,淺地就把這家店接了下來。最初我是由留日的先輩慧嶽法師的介紹才認識他們,後來我就成了這家書店的常客,有新書,不管是那一家出的,我都向他們購買。日本的任何書店,都是不二價,只有山喜房對我們特別優惠,可以打折扣。他們也很會做生意,不把我們當顧客,而是當朋友。所以當我在一九七五年,學成離開東京而到美國時,就由淺地和吉山兩人,駕著他們的客貨兩用車,把我送到羽田機場。當時在日本為我送行的,除了他們兩位就只有另一位留學生達和尼法師。
  
  這天晚上,我到山喜房舊地重遊,見到淺地夫婦,不能說風貌依舊,但也沒有太多的改變,不過他們那時讀小學的男孩,現在已經三十多歲。店面並沒有改變,只是書架重新裝修。當年(一九七五年)他們為我出版的博士論文《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也高高的靜靜的站在他們的書架上,我問他們我那本書銷路如何?他們就說「還好」,我便不好再問什麼。當時出版五百冊,我自己買下一半,現在他們書架上的是否還是那兩百五十冊中的成品,如果說是的話,那實在使人傷心,如果不是,等於我要向他要版稅,既然是朋友,我那本論文也不是暢銷書,就不必去管它了。只要在國際上讓人知道有這本書,也還能買到這本書,我就可以心滿意足了。
  
  當晚我還事先約好,去訪問另外一位老友,那就是現任本納寺的住持桐谷征一先生。本納寺是位於東京豐島區池袋附近的一個日蓮宗派下的小廟,原任的住持是兜木正亨博士,是一位研究《法華經》版本學的專家,曾經在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做過兩年的研究。今(一九九二)年春天,我訪問該館時,還看到有關他的記錄。因他只有女兒,未生兒子,當他過世之後,該寺便由他的女婿桐谷征一先生來繼承住持的職位。
  
  桐谷先生也是立正大學出身。當我留學日本時,他已修完博士課程,正在圖書館任職,並兼任佛教學部的講師。他的專長是西域的佛教,對於中國佛教很有興趣,原來預定是要繼承該校的野村耀昌博士,是專攻中國佛教史的,所以一直跟我非常接近,並且向我學習中文。我在留學期間,也曾經被他帶到他自己的故鄉福岡縣的一座寺院,他的父親就是那所日蓮宗寺院的住持,後來由他的哥哥繼承父親,他自己則接受了岳父的遺職。當我上回於一九八三年訪問東京之時,就是住在他的寺院,這次當然要去做一次拜訪。
  
  我們到達該寺,已經過了晚上七點,本納寺沒有任何改變,大殿之外就是一排廂房。大殿是道場,可以用來舉行婚喪喜慶及各項佛教儀式。一排五間的廂房,是用作他們的住家,包括廚房、臥房、客廳、書房。桐谷夫婦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女兒都已長大,那天晚上正好都逢外出,看樣子桐谷的繼承人也將是他的女婿了。
  
  招待我們用過茶點之後,桐谷先生便向我介紹,他近幾年來,已改變研究的方向,正在研究中國北齊的石經,因為這還是一項冷門。自從北京的房山石經問世以來,尚未有人對它做廣泛而深入研究,如果有的話,桐谷該算是第一位了。又由於石經散見於中國各處,很少有第一手的資料線索可循,所以這十多年來,他已實地勘察訪問中國大陸的北方達十五次之多,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東,不論有名、無名的石經,只要聽說何處留有殘跡,他就前往訪問。因為他能通達一些中國話,所以較為方便。

  接著把我們引到他的工作室,參觀他所蒐集的石經拓本資料,讓我大開了眼界。那些東西就以我中國人來講,也是很不可能得到手的,譬如說:泰山的大字《金剛經》,每個字都有三、四尺見方,而且不是現代人的拓本。另外還有一套石經,每個字跟中等身材的人那麼大,其他尚有多種石經的真蹟拓本,而且滿室都是拓本墨汁的香氣,但是他說還要去蒐集更多的資料,才能把論文撰寫成功。做學問要花那麼大的工夫,那麼長的時間,精神可佩。我預期他在寫成出版之後,一定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因為他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只是坐在圖書館中抄抄寫寫,便完成了他們的著作。
  
  當他們夫婦知道我正在為了建設法鼓山,才到日本訪問之時,便捐助了法鼓山日幣十萬元,真是感激!

一二、造訪我春夏秋冬的道場

  八月六日,星期四。

  上午九點,我們從銀座第一大飯店出發,分乘三輛計程車,九點三十分抵達立正大學的大門口,離開該校預定接待我們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我便趁這空檔,帶著果鏡師、陳柏森建築師、施建昌及廖雲蓮兩位男女居士,步行五分鐘,先去造訪我在留學時代的「道場」居停處,希望跟當年的房東打一聲招呼,送一份小禮物,以表示懷念和感謝。當我們來到了位於一條小街及一條小巷的三叉路口,建地面積不足二十坪的兩層木構樓房之前,房子外貌依舊,只是主人的姓名換了,當年我的房主姓「立入」,現在門邊牆上的識別牌子是「廣川」,而且門戶深閉,可能是外出上班去了,我們只好在戶外來回踱了幾趟,做了一番憑弔,拍攝了幾張照片帶走。

  特別是那間臨街第二層小閣樓的右側一小間,讓我住了六年,房租費從每月日幣二千元漲到八千元,僅僅四個半榻榻米。但在那時,像距離學校如此近的地方,比較起來,房租尚不算太貴。

  我對那臨街有個窗戶的二樓小房間,看了好幾眼,勾起了許多的回憶:東京的夏天,太陽特別熱,而那間閣樓是西曬;冬天下雪時冷,融雪天更冷,而那間閣樓的窗戶,正好面迎西北風;秋天的東京雖好,也有悶熱的日子;唯有春天最舒服,可惜也照不到上午的春陽。不過我從未動過要搬家的念頭,因我曾見佛典中的記述說,有福德的菩薩雖住阿鼻地獄,猶如三禪天上,無福之人縱然被帶上三十三天,仍感水深火熱。可見環境的惡劣,對凡夫的影響固極重要,對於修行者而言,卻正好用作境上鍊心的工具。能夠鍊到心不隨境轉的工夫,是要經過一番折磨的,故我在那兒住成習慣之後,倒是覺得蠻不錯的。日本的同學們,便戲稱那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日日好日的金剛道場。

 我對那間閣樓的「道場」,尚有不少記憶:日本式的普通住家,都不會有浴間設備,不論春夏秋冬,我必須提著裝了換洗衣物及毛巾、肥皂的小布袋,於夜晚去附近的公眾浴室洗澡,日本稱那種設施為「風呂場」。

  我住的第二層小樓共有三個房間,分別出租給三人,共用一套廚廁。另外兩間,經常更換房客,雖然都是單身男士,偶爾也有女士借宿,有的牽朋引類,非常吵鬧,乃至到了深更半夜,尚在飲酒作樂。有時也會聽到隔壁的青年男女,大聲地相互對罵乃至對打的聲音。

  對我而言,那還是個「道場」,房間內沒有床鋪,卻有佛壇,每天早晚,定有自己的禪誦恆課。沒有沙發椅,卻有六個書架子,四壁圍滿了書,真有坐鎮書城的滿足感。在書桌的上方,貼有一紙,寫著東初老人給我的兩句訓勉語:「當作大宗教家,勿為宗教學者。」

  我在這間小閣樓上,讀了很多書,寫了不少文章,我的碩士論文及博士論文,均在這兒完成。《從東洋到西洋》那本書中的作品,也都是從這間小閣樓上生產出來。

  我在這兒,曾經接待過許多貴賓,例如:白聖、道安、煮雲、廣元等長老法師,張曼濤、冉雲華、吳老擇、藍吉富、王烱如等教授居士,以及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比丘、比丘尼和幾位在家同學,都曾到過,甚至也吃過我自己煮的羅漢齋。至於日本的老師、同學,以及宗教界與國際間的好多朋友,不僅到這兒作客,甚至舉行小型的座談會,召集五、六個人,由我供給茶水,若到午餐或晚餐時分,尚未結束的話,往往由我下廚,忙出幾道中國素菜招待。

  這個房間,雖在隆冬,沒有暖氣,僅有一個「火[*] 」(裝在矮桌下的電暖器);盛夏,沒有冷氣,僅有一臺小電風扇。名副其實,冬冷夏熱。好在度過冬天,便是春天,度過夏天,便是秋天,總是會有好日子在望。所以除了高雄美濃朝元寺旁的關房之外,這兒是我生命史中,最足懷念的道場。

  一三、煥然一新的立正大學
  
  上午九點四十五分,當我們進入立正大學時,使我幾乎不敢相認,它的正門已經改向,所有的建築,除了二十年前落成的圖書館及學生會館,其餘全部改建為三層到五層的大樓,空間的利用和建築的式樣,實用而又新穎。全校的佔地面積不大,容納的建築面積則很多,尤其他們新建的講堂,頗具特色,把山頭上挖了一個大坑,由坑底蓋起了一座講堂。其內部都是用米黃色的石材砌成,講壇的木料,乃至連地板也是米黃色的,只有椅子的背墊,是用鮮紅色的毛氈,醒目、莊嚴、素雅。至於講臺的背景,除了幃幔,還有活動而可摺疊的大屏風,使得講臺可深可淺,可大可小,給我印象很深。
  
  因為正在暑假期間,勞動他們幾位不得不出席的教授,分別由東京巿郊各地的住處,一大早趕來接待我們。他們是:校長渡邊寶陽、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總務部長久留宮圓秀、《法華經》文化研究所所長田賀龍彥、日蓮教學研究所的教授系久保賢。
  
  我們是首先參觀該校幾個研究所的辦公室和研究室,在每個地方聽取他們主管的報告,然後去校長室,相互贈送禮物及紀念品。他們對我們所送的仿古瓷大花瓶,十分歡喜,說將會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或者就是在校長室內陳列起來。
  
  這些目前已經當到該校高級主管的教授們,當我在留學時代,除了現在的校長已經是教授之外,其他幾位,都還是助理教授、助教和副手,因為我去留學時已經三十九歲,這些比我年齡還小的人,卻都是我的先輩。如今我回母校,他們卻又把我當作貴賓接待了。
  
  我們這次訪問立正大學的目的,除了報聘之外,也想學到一些什麼,所以當我坐上渡邊校長的座車,去池上本門寺午餐的途中,向他請教:以一個宗教團體經營一般大學以及培養自身的人才,有那些甘苦的經驗?又問他:處身於當今的時代,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態度來辦好一般大學,才能既可適應大眾的需要及時代的意識,還能維繫宗教自身的原則以及辦學的方針?因為這幾年來,立正大學在東京所有私立大學之中,是經營得比較得法的一所,不但賺錢,而且還享有盛名。學校設備的更新、師資的充實、學生的增加,相當明顯,所以受人注目,其中必有原因。所謂事在人為,該校的領導人,以及在他們的高級幹部之中,一定有智勇雙全的能人。而他們的校長和重要的高級幹部,當天就在我的面前,因此我以開玩笑的方式說他的名字叫渡邊寶陽,一定可以既送我財寶,又贈我太陽。
  
  渡邊校長十分含蓄,他不正面告訴我立正大學是怎麼經營的,倒是告訴了我另外兩所大學的例子:
  
  東京的上智大學,是天主教教會經營的,相當成功,在穩定中,年年成長。他們的老師和高級職員,都有行政投票權,這是關鍵所在。因為天主教的神父、修士、修女,多半有兩種以上的學位,也就是在神學學位以外,尚備有一、兩項一般學科的學位,所以有資格優先被聘任為該校的老師及高級職員。這樣一來,只要教會內部人事穩定,學校內部的政策也會穩定了。這是教會經營一般大學最成功的例子。

  大阪的福祉大學,是佛教界創辦的,因為許多帶有左傾思想的分子進入了該校高階層的主管系統,逐漸地帶進去更多具有同樣色彩的老師和職員,結果他們的情況,就弄得相當混亂。
  
  他說至於立正大學,尚在百廢待興的階段,沒有什麼好講的。我想最主要的是立大有一個經營學部,也就是工商管理學院,所以能夠為他們培養管理經營的人才。他們歷任的校長和部長,也都是在戰戰兢兢之中選出來,一旦被不是專攻佛教系統的人,選上了校長,他們會特別小心,更加努力,運用種種方法,來影響管理系統的人事決策。據他說,立大雖然是由日蓮宗創辦,但目前由日蓮宗宗務院資助的經費,僅是全部預算的十分之一,所以也不可能用教會的經濟壓力,來交換行政權力,以達成控制學校教育方針的目的。

一四、池上本門寺
  
  還是八月六日,星期四。
  
  立正大學為我們設的歡迎午宴,是在日蓮宗的大本山,池上本門

  寺。日本全國有三座本門寺,所以日蓮宗在東京的這一座,必須冠上「池上」兩字。
  
  日蓮宗的寺院建制,共分四級:1.「總本山」僅一座,是在山梨縣的身延山久遠寺;2.「大本山」有四座;3.「本山」是在各郡各縣;4.「末寺」是分布全國各處的小寺院。因而,池上本門寺在日蓮宗的地位,僅次於久遠寺。

  池上本門寺,位於東京都內的大森區池上本町,是日蓮宗的四座大本山之一。對於日蓮宗來講,日蓮聖人(西元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年)的地位要比釋迦牟尼佛更重要。釋迦牟尼的一生事蹟在印度留下了八大聖地,而日蓮的一生事蹟在日本,最重要的有三大聖地:1.誕生地是房州小凑的誕生寺,2.入滅地是東京池上的本門寺,3.埋骨地是身延山的久遠寺。而池上的本門寺,據說是創建於西元一二七四年或一二七六年。到了西元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毀於空襲的戰火,直到一九六六年又重建完成。
  
  當我於一九六九年到達日本留學之時,第一次到本門寺,所得到的印象是全新的建築,在設計布局上雖然依照舊時的原圖,在施工技術和採用材料方面,已經是現代化的。例如:日本的古寺建築多是木造的,現在的本門寺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古代的日本寺院多採用臺灣的檜木原材,現在則因木料奇缺,只能用檜木皮包在水泥樑柱上,外觀雖是木構,其實是新式的混凝土建材。
  
  本門寺相當大,建在一座小山丘上,它的正殿居中,包括的部門有:集會的大禮堂,小型集會的小禮堂,以及會議室、餐飲部、販賣部,尚設有可以同時提供三個至四個舉行結婚典禮的會場。從外觀上看這座正殿,只是一棟傳統式的房子,裡面卻是四層的大樓。在這座大型建築物的後面,是一個非常幽靜的庭苑,設計得非常美觀雅致。可見過去的信徒,上寺院是為了祈福、還願、聽法、修行,現在的寺院,則更增設了休閒、社交乃至結婚等的功能。
  
  日本的寺院,和西方的教堂相同,多會附設信徒的墓地。池上本門寺的墓地,是埋葬該寺固定信徒的家族,可在同一個墓裡,容納許多的骨灰,就像一個大家庭。因此,人的一生,從出生、結婚到老死,都跟寺院發生密切的關係。可惜的是,寺院本為活人而設,年代久遠之後,竟演變成了為死人而設;僧侶本是為人說法,年代久遠之後,竟偏重於為亡者做超度的佛事了。
  
  目前的池上本門寺,是座重建的新道場,雖也附設有墓園,卻以活人為他們服務關懷的主要對象。它是一座提供給人類做宗教活動的佛教道場。
  
  當天,先由該寺的執事長新倉善之先生接待我們,嗣請該寺的貫首田中日淳先生出來見面交談,所謂貫首,就是大本山住持的職銜。然後由該寺的知事伊籐海佑先生協助照顧。

  歡宴的餐會是以一條鞭的長型矮排桌方式進行,每人前面各有一副餐盒,分作三層,有飯、有菜、有湯,菜式又有五樣。夠看也耐吃,味美質亦佳。出席這次餐會的人員,在本團的人馬之中,增加了正在東京大學留學的厚觀法師,他是我們本所跟立正大學之間,駐在東京的聯絡人。在立正大學方面,則由校長渡邊寶陽博士為主人,加上三友健容、田賀龍彥、久留宮圓秀、系久保賢、佐佐木孝憲等教授作陪。席間,在介紹雙方的人員相互認識之後,渡邊校長和我,都先後做了正式的簡短致詞,氣氛十分和諧,而又相當隆重。
  
  我在參觀本門寺正殿後廊時,看到牆壁上掛滿了黑底白字寫著人名的木牌子,我問他們的知事:「那做什麼用的?」答案是:「凡是出了大錢的,就刻石立碑;出小錢的誦經迴向;出中等功德的,就掛這樣的木牌子表示感謝。」我又問:「這樣的牌子要掛多久?」他說:「大約三年到五年,如果該信徒繼續捐款,牌子繼續就掛在那兒,如果停止捐款了,牌子就拿下來,如果捐款人不多,牌子還是繼續掛下去。」這倒是一個鼓勵人捐款的好辦法。

一五、後樂園.晚餐
  
  午餐之後,參觀了本門寺的各部門,然後就向立正大學的校長等告辭。接著,我們的訪問團,便分乘三輛計程車,由惠敏法師帶到文京區,參觀小石川的後樂園。
  
  住在東京的人,乃至到過東京的人,無不知道東京有一個世界聞名的後樂園棒球場,卻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山明水秀的公園,也在那個附近,名為小石川後樂園,連計程車的司機都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名勝可去。
  
  後樂園的名稱,傳說是因中國的明末大儒朱舜水,到了日本,想到了范仲淹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建議把那座花園命名為「後樂園」。那是在日本的鎌倉時代。現在的那座棒球場,是以花園之名為名,由於棒球出名,以致形成了喧賓奪主,大家知有一個棒球場,忘掉尚有一座花園。
  
  我們去參觀這座建於小山坡上的花園,是惠敏的建議。因為法鼓山的建設是在山坡上,將來在臺灣的空間面積相當寶貴,如果能從後樂園中得到靈感,就可以利用小的自然環境,創造出理想的園林景觀。那裡有山有水,山丘雖是自然,湖泊卻是人工,並且區隔成好幾個部分,景色各不相同,特別是對於水資源的連環運用,非常值得參考。

  我們在後樂園裡暢遊了兩個半小時,直到該園的擴音器,播送了驪歌,示意遊客快些離開時,我們才從該園的最後面,被趕向出口處。那樣的公園景色,是日本庭苑的一項特色,在淡雅之中不失緊密的節奏,而且處處都有令人流連忘返的吸引力,不知不覺中,出園之時已近黃昏。
  
  我們還是分乘三輛計程車,從文京區的小石川,到港區的三田。在日本電器總公司的新大樓附近,有一座「日本佛教傳道協會大樓」的三樓,開了一家中式的素菜餐館,名叫「菩提樹素食館」。在那兒我們讓東京中國留學生的佛教團體「菩提會」作東請吃晚餐,其實那就是由惠敏、厚觀、慧璉、自鼐、證光等幾位比丘、比丘尼,以及若干位居士組成的一個團體,他們也常借用這家臺灣口味的素餐館聚會,討論佛法。我們在東京,能藉此機會和幾位在東京留學深造的同道晚輩,同桌共餐,討論一些有關國內外教育與學術的動態和動向,並且聽聽他們的現況及抱負,感到非常的歡喜。

  晚餐後,離開三田,回到中央區的銀座第一大飯店,已經是晚上八點三十分。我們幾乎忘了,曾經於先一天約好於當晚七點,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教授夫婦要來旅館拜訪我們,所以一進旅館的門,櫃的服務人員,就遞給我們一紙留言條,正是佐藤先生的親筆,他說他們夫婦等了我們一個小時,先去吃晚飯,九點再回來。真感到失禮,我就沒有想到,如果當晚請他們一同晚餐,該有多好。

一六、從東京到京都

  八月七日,星期五。
  
  這趟日本之行,時間實在太短,我在東京希望去看的人,想要去的地方,還有很多,卻未能如願。例如我往年的三位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及金倉圓照兩先生,已經過世,我竟無暇去他們的墓前憑弔;另外一位野村耀昌先生,早已因為高血壓中風,癱瘓在橫濱的家中,我也未能抽身去探望。還有我曾跟他們修行過的各宗的老師及朋友,以及當年留學時代許多的日本同學及老師,這次連跟他們通一個電話的時間都找不到。就這般行色匆匆地到達東京,行色匆匆地離開了東京。
  
  我在前面說過,訪問日本時,本所公家的行李,比私人的多,私人的行李也不算少。從東京往京都,是搭乘新幹線也不辦行李托運。我們在出發的前一天,就由慧嚴法師提出建議,辦妥了「宅急便」貨運公司的托運手續,快寄快到,直接為我們送達目的地。價錢相當貴,但是很便利,我在留學時代,還不知道有這樣的托運辦法。

  上午六點四十分,我們在飯店辦好了離館的手續,到東京總車站,等了半個多小時,搭上了八點十七分新幹線的「ひかリ號」。十點十分抵達京都,十一點就到了巿內丸太町的新京都大飯店。可是我們去得太早,只能先辦住宿的手續,要到下午兩點,才能使用房間。我們便被慧嚴法師帶著上街,搭乘巴士,回去京都車站。一個不小心,上錯了反方向行駛的巴士,發現之時,已過了好多站,只好下車,重新等車換車。還好,並沒有誰發出怨言,反而覺得是新鮮經驗。
  
  十二點多,於京都車站地下街,慧嚴法師找到了一家以手打粗麵條(うどん)出名的麵食店,享受到道地的日本「うどん」,價錢公道,品質鮮美,分量夠多,致使我們之中,有人連吃兩客。然後在地下街內轉了兩圈,就去參觀大谷大學。因為今(一九九二)年春天該校曾有一位桂華淳祥教授到臺灣訪問時,慧嚴法師介紹他去了農禪寺及中華佛學研究所,這次便由他安排接洽,讓我們參觀了該校的圖書館。
  
  我們到達該校的時間,是下午二點三十分,桂華先生已在校門佇立等待。他安排得相當周到︰先請我們至圖書館大樓的二樓會議室,由淨土真宗綜合研究所的多田稔教授,向我們簡報該校圖書館的藏書概況,該館課長平野紹壽先生陪同接待,然後由其主任渡邊顯信教授,帶著我們參觀書庫,逐一介紹說明。
  
  大谷大學的總藏書量是五十八萬冊,學生僅四千人,平均每年借閱圖書九千冊,這不含在館內使用開架圖書及各研究所辦公室的圖書,那就是說,平均每一個學生借書只有兩冊多,使用率不算高。也許該校各研究所的藏書及開架書,已經夠多的關係吧!
  
  參觀書庫之後,再度回到會議室,由該館館長加來一丸教授主持歡迎會,並做具有實質的交談。我們試探著是否能夠通過某種合作的管道,來達成中華佛學研究所與該校之間,有更多的交往。不過他只是圖書館長,僅能答應交換彼此的出版物及學報,並且當場贈送我們一套該校所藏漢籍的《目錄》。接著又把我們帶到另一棟大樓的交誼廳,由桂華及多田二位先生主持,以茶點招待我們。從這幾個過程來看,日本機構接待國際來賓時,有他們一定的層面及程序,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人負責接待,這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一七、水谷幸正先生.禪味

  八月八日,星期六。
  
  我們到京都的主要目的,便是訪問日本淨土宗創辦的佛教大學,所以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慧嚴法師接洽聯絡下,也由該校派了一輛有二十五個座位的中型客車,給我們專用,並且也派了企畫部主任蛭田修先生來隨團照顧我們。足證該校對我們的重視和禮遇。
  
  上午九點四十五分,我們從新京都飯店出發,費時僅十五分鐘,即到了佛教大學。在該校大門口,已有幾位先生向我們鞠躬歡迎,他們是該校通信教育部部長船木滿洲夫先生、事務長服部良譽先生等,我們剛一下車,他們的服務人員,就幫忙把我們攜帶的禮品箱及書刊等,代為搬下了車,送去了行政大樓會議室。
  
  我們上樓會見了該校前任校長水谷幸正博士,並由他主持了歡迎會,彼此交換了禮物。這位水谷先生於近二十年來,一直是該校的靈魂人物,他曾連任了兩屆的校長,對於該校的校務,不論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做得相當的出色,現在該校的幹部,也都是由他一手培養出來。如今雖然校長卸任,卻仍是該校的名譽教授,且對該校的實權推動,還是舉足輕重。據說當現任的校長滿期時,水谷先生還有可能東山再起,原因是該校太需要他了。
  
  他在歡迎會中,對我個人以及對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讚歎備至。因為他到過臺灣很多次,一九九一年的九月中旬,也曾應邀到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擔任過客座教授,所以對我們知道得相當多。甚至他說,對於臺灣佛教界的比丘及比丘尼們,就教育、學術及辦教育的立場而言,他最尊敬的人就是我,這不免使我耳紅,我怎麼敢在他心目中有這麼重要的分量。我對他個人及他們佛教大學的所知,則不如他對於我們知道的多,直覺得慚愧。由於水谷先生非常開朗也很隨和,故在歡迎會上的賓主之間,十分融洽。

  在我致詞答謝水谷先生的歡迎和接待之後,接著聽完簡報,已是近午的十一點三十分,便由該校的事務長服部先生,帶到禪宗的大德寺境內,一處名為「泉仙」的禪式素菜館,品嚐名為「一休鐵鉢料理」的日本素食。那原來是大德寺的一個房頭,現已改為專門經營素食的餐館,但在外觀和內景的建築布置與結構而言,還保持著往日寺院的模式︰精巧、幽靜、素雅,要走過一段曲折幽深的石鋪路面,那條小徑僅容兩人通過,兩旁都是寺院建築及扶疏的草木,看來超塵脫俗,使你猜不出那是一家餐館。佛教大學把我們的午餐安排在這樣的地方,的確相當用心。

  下午一點,離開「泉仙」,順道參觀附近的一座庭院,也屬於大德寺的一個房頭,現在已經成為開放給遊客的一個觀光景點,名為「獨坐庭」及「閑臥庭」,是一座小庵的前後兩個部分,殿前的院子,採用枯山水的布置法,讓人靜靜的坐在殿前的廊下,欣賞院中的美景,最好是一人獨坐,使你從任一個角度,看這個庭院,都會感到清趣及雅趣。再從廡廊繞到院後,另有一個小院落,比殿前的小了一半,也是採用枯山水的設計安排,可以讓人橫臥在廊下的高架地板上,盡情地欣賞院中疏淡清爽的景色,一時間會有渾然不知所在之感,故有人一躺好久,頗有流連忘返之情。這都是出於巧匠的設計,非常別致,雖然花錢買票入內,還是讓人覺得划算。「泉仙」的吃,此處的看,都能教人意味到禪修的清淨少欲。

一八、知恩院.金閣寺
  
  下午,從大德寺出來,被服部先生帶去訪問淨土宗的總本山知恩院,我們沒有見到他們的「貫首」,是由該院的財務部長藤井真隆先生接待,在他們的會客室交換了紀念禮品,聽了簡報,喝完茶,便被帶著參觀該院的建築物。其主要殿堂,包括上中下三壇,中壇有彌陀殿、大御影堂、集會堂、大方丈、小方丈、大庫裡、小庫裡等;下壇有總門、黑門、支院等;上壇有廟堂。我們參觀的,僅其中的御影堂、集會堂、大小方丈及總門。「御影堂」實際上就是日本淨土宗初祖法然上人的紀念堂,也是該院的主殿;大小「方丈」的兩個殿的四周迴廊,都用高架的木板鋪成,任何人走在上面,每一塊木板都會發出「吱吱」像鶯鳴的響聲,聽了令你覺得非常怪異,寺院應該非常寧靜反而用木板設計成為噪音,其目的何在?據他們的解釋,那兩座殿原來是貴族駕臨寺院,落腳休息乃至過夜之處,為了防止刺客的侵襲,所以做了這樣預警的防預設施,如今已經沒有那樣的必要,為了保全古蹟,在維修之時還是照樣整新如舊。
  
  日本的許多名山古剎,多曾跟皇族與貴族有關係,這座知恩院也不例外。此院初建於西元一一七五年的高倉天皇時代,被指為淨土宗總本山則是西元一五二四年。先後受到嵯峨天皇、伏見法皇、將軍足利義政、後柏原天皇、慶秀權貴、後奈良天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的幸臨及眷顧,他們蒞臨住宿之處,便是大小「方丈」,故有示警裝置的必要。日本寺院的「方丈」,是為高貴的俗人所住,「庫裡」則為住持的僧人所居,確有其道理,因為「方丈」的典故出於維摩詰居士,正是一位菩薩權現的居士。庫裡即庫院與廚房,奉佛者「大庫裡」,僧食者「小庫裡」,此在中國僅有庫頭經管庫房,尚無庫裡之名。

  我們這趟的知恩院參觀之行,除了在「方丈」見到許多文物的展示,由於惠敏及慧嚴二師,向那位藤井先生提醒和要求,獲得一項特許,那就是十多年才對外開放一次的該院「總門」,又名「三門」的門樓,也讓我們上去做了三十分鐘的參拜。由於去(一九九一)年整修完成後,曾向民眾公開開放,造成全國新聞的轟動,所以記憶猶新。
  
  這座三門,建於日本室町時代,是唐式五間三戶的木造瓦葺門樓,是日本現存三門之中最大的偉構。於後水尾天皇元和三年(西元一六一七年)由江戶幕府的德川秀忠重建,不僅其建築物的古老而成寶,門樓上的一組木雕聖像,也已成為日本的國寶,包括寶冠形釋迦坐像、善財童子、須達長者,以及十六羅漢像,都是出自名雕刻家「佛工康猶」的作品,其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明末,距今已有三百零五年的歷史。我在中國大陸所見明朝所遺寺院,即是明式,日本則仍依唐式,足見其慕古之風,猶甚於中國。這座三門有四或五層樓那般高,在中國內地,我也未曾見過;攀登木梯之時,頗有直上雲霄的感覺,也讓我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因為我們是貴賓,故亦破例開禁,允許使用照相機拍了幾張珍貴的相片。

  離開知恩院,便往金閣寺,這座寺院僅一個木造貼金的三層殿堂,建築在一個人工湖泊之旁。從湖面望去,上下輝映,看來像在水面水底,各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天宮樓閣,配以四周一片翠綠的山林環境,使得置身其間的人,真有疑真似幻的感覺發生。雖其並不雄偉,卻有如入仙境的縹緲之美。雖然我在中國山西的五臺山,也見有一座金閣寺,其景色則截然不同。前者浮於水面,後者騰於空中。這座日本京都的金閣寺,一名鹿苑寺,初建於西元一三九七年,明治三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重修峻工,上中下三重樓閣,現仍屬於禪宗相國寺派下鹿苑寺的一部分,由於金閣的名聞遐邇,故名金閣寺,而與慈照寺的稱為銀閣寺,齊名於京都。

一九、佛教大學的通信教育與晚宴
  
  我們在上午已約好時間,三點以前,再度回到佛教大學,由他們通信教育部長及前任校長等高級主管,陪同參觀該校的通信教育部的各項教育設施。
  
  這是佛教大學的一項特色,已有二十八年的歷史。所謂通信教育,就是函授學校,其函授課程,除了佛教學的課程外,尚有教育學科及社會福祉學科的課程,使得無法到校按時上課的學生,以及各界社會人士,都能通過函授的方式,在各人自己的家中,做作業、趕功課、交報告、修學分,然後再利用假期,到學校接受必須面授的若干課程。
  
  大學部的學生,在四年之間,要修滿一百二十四個學分。他們的教科書和老師,是以佛教大學本身的為主,另外聘約各大學的教授,編寫課程,批改作業。他們也要舉行每月的考試,是由該校派員到各地舉行,如果不能及格,或者學分未滿,就不能畢業。因此,入學容易,畢業很難。有些學生,只想取得各科的教科書,作為參考之用,或作為自修之用,並不希望取得學分與學位。有些學生,由於恆常心不夠,或是生活及工作的關係,無法讀完四年課程,不能修滿應修的學分。所以該校在創設通信教育二十八年以來,畢業生的人數,只有一萬。其目前在學的人數,多達兩萬三千兩百人,其中有一百二十人是外國學生,遍布於臺灣、韓國、東南亞等地。
  
  從臺灣各佛學院去報考入學的,現在就有五十人,今(一九九二)年暑假去佛大接受面授上課的,就有三十多人。比起日本國內的學生,臺灣學生的畢業人數是比率較高的。
  
  他們目前已跟韓國簽有合約,也在臺灣設有分部,並且準備和中國大陸開始有合作的關係。這使得該校在日本國內受到重視,也在國外享有盛名。
  
  反觀我們臺灣,至今為止,還沒有一所學校受到政府的認可來辦類似的函授教學。臺灣的空中大學,和這有的相近,但還不即是函授教育。而佛教大學目前的函授方式也有部分採用空中教學,以電視及電臺作為輔助。他們目前的教授陣容,是一百五十位,專用的職員有四十多人。我在他們的辦公室內,看到那些職員們的工作方式,處理函件的拆閱、收發、包裝,以及接聽電話,回答問題,非常忙碌。我也看到該校學生活動中心的體育館,可以容納二、三千人的大建築物內,有將近一千個學生,正在上課,其中也包括臺灣去的三十多人。這跟一般學校上課,所謂的小班制或大班制,均無法比擬,這應稱為超級大班制。
  
  據說,目前在日本的私立大學中,設有通信教育部的,已有包括佛教大學及慶應大學在內的十二所,我們這次訪問佛大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想瞭解一下,在臺灣實施函授教育的可能性有多高。
  
  最初,該校誤會我們想要在臺灣代理他們,事實上那不太可能,因為早在數年前,已有此間佛教界人士跟他們簽了合約,到目前為止也運作得很好。我們只是希望學習他們的經驗和技術,試著籌備辦一所我們自己的函授學校,不像現在,他們在臺灣的分校,用的課本都是日文,也需要用日文來寫報告,我們當然是用中文來表達、傳播、教學。
  
  我們這趟訪問,收穫很多,除了給我們詳細的報告,也贈送我們許多教材的資料,至於運作的方式,還需要進一步的瞭解和學習。
  
  參觀了佛教大學的通信教育設施之後,已是黃昏時分。跟著是去接受他們正式的晚宴招待,地點是在鴨川邊的「閑臥庵」,那家餐館的主人是一位尼師,餐館本身就是黃檗宗的一座尼院,吃的稱為「普茶料理」。所謂「普茶」,原是禪宗寺院的一項生活方式,由方丈和尚集合全寺大眾,一邊輕鬆地喝茶,一邊聆聽開示,有時也加點心。到了日本的黃檗宗,漸漸在喫茶時,上了山蔬珍味,因此而把普茶作為正餐來招待客人,其內容當然不僅僅是茶了。其實,目前的普茶料理,每一客需要一萬多元日幣的餐費,若非招待宴請上賓、貴賓、至親好友,不會捨得上這樣高貴的餐廳。此跟原先在禪院中的純粹喫茶聞法,意義是大不相同了。

  當晚宴會的主人,是佛教大學的校長伊藤唯真先生,同桌餐敍的,尚有水谷幸正、船木滿洲夫、貞包智慜、木壓良英、高橋憲昭等諸先生。
  
  席間,繼續交談有關通信教育合作問題。我們不是要成為佛大的分校,而是期望獲得他們的技術支援和教材指導,如果可能的話,也盼能夠彼此承認通信教育的學分和學位,以便互相派遣學生,做更高的深造研究。交談的結果,我們相當滿意。佛教大學願意提供經驗的協助,至於目標、課程、師資人員的安排,由我們自己妥善策畫,在這些方面,因為是用中文授課,該校能夠協助的,可能不會太多。

  、牧田諦亮先生.東大寺

  八月九日,星期日。
  
  昨天晚上從「閑臥庵」晚宴出來,外面下著細雨,刮著冷風,團員們都回旅店休息或有其他的活動。我和慧嚴、果鏡二師以及廖雲蓮居士,同乘一輛計程車,於七點三十分,訪問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資深教授牧田諦亮博士。我們相識已二十多年,他是日本佛教學界一位中國佛教史的專家,他對於中國高僧傳的研究,至今尚無人出其右者。在今(一九九二)年的二月中旬,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也請了他來擔任客座教授,主題就是他的一本著作《疑經之研究》。他現年雖已八十多歲,身體還很硬朗,我到他京都寓所訪問,是向他致謝。他也是淨土宗一間小寺院名為念佛寺的住持,今年夏天,他的念佛寺大殿重建落成,我受邀請而未能親臨,只好送了他一幅字,表示恭賀。因此當我一進他公寓的門,就向我說︰「謝謝你贈送我們念佛寺的墨寶──『念佛生淨土』。」

  他在京都的寓所,實在很小,可是他的藏書太多,連他的桌子上、床鋪旁的空間,都被大堆大堆的書刊所佔據。
  
  八月九日的上午八點,佛教大學派來中型巴士,由蛭田修先生陪同,參訪奈良的佛教名勝。
  
  提到奈良,讓人印象最深的是東大寺前的梅花鹿,成群結隊向遊客討食。平常牠們都是散放,也沒有一定的範圍約束,我們在距離東大寺二公里外的街上,就看到一隻母鹿,徜徉在巿區的下水道旁,好在日本沒有人像臺灣同胞那樣殺鹿進補,看來相當安全。
  
  東大寺是以室內銅鑄的大佛,聞名於世。唐朝的鑑真和尚(西元六八七七六三年)東遊日本,曾在該寺為聖武天皇以及文武百官,開壇授菩薩戒,那是我國高僧受到日本皇家皈信的第一人。該寺值得參觀的是一座巍峨的大殿,以及一尊盧舍那佛的巨像。大殿的規模,重疊四層,四面各有十一間,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殿內的佛像,曾經八度改鑄始完成,身高五丈三尺五寸,鎔銅七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一斤,黃金一萬四百三十六兩。不僅巨大,也非常莊嚴。我們也給東大寺捐獻了三塊瓦。
  
  那天上午,我們也參觀了興福寺博物館,以及國立奈良博物館的新舊兩館。寺院以博物館的形式供人遊覽參觀,當然已經沒有宗教的莊嚴氣息,但從文化及教育的意義來看,還是值得鼓勵。他們把奈良時代遺留下來的佛教文物,主要是木雕的各種佛像、菩薩像、天人像,以博物館的展示方式,供參觀者欣賞,同時也透過文字的說明,能讓參觀者獲得歷史的知識以及對佛教文物的瞭解。特別是奈良博物館從舊館到新館之間有一條兩百多公尺的聯廊,在其聯廊的兩壁陳列著木刻雕塑組合的過程,以及每個局部及單元的名稱,使人明瞭一座巨大的木雕佛像,是怎麼完成的,也可作為增進國民的常識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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