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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願 -- 往事百語1-2
星雲法師

要爭氣,不要生氣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華北,在杭州經商的父親於返鄉途中突然失蹤,根據判斷,應該是在槍林彈雨中喪生了。我家本來貧窮,遭此變故,一門孤寡更是受盡鄰里欺負。母親卻從來沒有自憐自艾,反而以堅強的語氣鼓勵我們四個稚齡的子女:
  
  「孩子們,我們要爭氣,不要生氣!」
  
  我聽了以後,下定決心要力爭上游。
  
  那時家鄉的經濟十分落後,往往要擺渡到運河對岸採購日常用品。然而自從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沒有人肯為了賺一、兩毛錢,而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河。那年我才十歲,看到這種情形,便自告奮勇,將衣服一脫,往頭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裡,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大家所需的用品買辦齊全。鄉人們常豎起大拇指稱讚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簡單!」看到母親綻開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加爭氣!」
  
  次年,我攙著病弱的母親離鄉尋父,路過棲霞山寺,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答應寺裡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親知道我意向堅決,只好含著眼淚,獨自回鄉。望著她孑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吶喊:「母親!您放心好了,我會爭氣的!」
  
  剛到叢林參學時,由於年紀還很小,什麼都不懂,常常被同學取笑,這時,母親的話浮上心頭:「我們要爭氣!」於是,我加緊用功,發心工作,果然獲得了許多讚美。
  
  初時摸索寫作,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
  
  兩隻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毫分。
  
  先前寫得不好,是不知所云;這篇寫得好,卻被誤會有抄襲之嫌。雖然如此,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洩氣,反而更加細心地觀察事物,揣摩思考。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的佳作頻出,老師漸漸對我刮目相看,有時還在課堂上予以褒獎。這時,我隨手塗鴉的小詩數篇也陸續在報端披露,更是受到矚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時,只有自己努力「爭氣」才有用處。
  
  或許因為我是家師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對於我總是分外嚴厲。記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家師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在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麼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全身生滿了膿瘡,無錢醫療,在等死的狀況下,我強耐病痛,寫了一封信給家師,報告我的近況,沒想到家師回信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面對這些事情的當下,心裡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後仔細反省,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百般安慰,乃至給我錢用,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我會很歡喜,他看了也會很高興。然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能夠堅強忍耐,自我爭氣啊!
  
  一九五五年,當我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浮現在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呈給家師指教。由於當時海峽兩岸嚴禁來往,我只有輾轉託人由香港帶到大陸,直到家師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懸宕的石頭。我這樣煞費苦心,為的就是要讓他老人家知道:我是爭氣的弟子,我不會讓他失望!
  
  之後,我們彼此又斷了音訊,一隔四十載,我才得以於一九八九年返鄉。然而家師早已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慘遭批鬥,折磨至死。
  
  我面對一坏黃土,涕淚滂沱,心中悲切地嗚咽著:「慈悲偉大的師父啊!我回來了!」雖然不能再仰望恩師慈顏,為了替他爭一口氣,我要求中共政府平反他的冤屈,並且從優撫卹他的親屬,我自己也在經濟上從旁給予協助,雖知已無法報厚恩於萬一,但也聊勝於無。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臺灣時,善導寺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卻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鐘。寺裡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達一天之久,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另外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之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驗,我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成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我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現在,佛光山的各個別分院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須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而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雖然在現代社會裡,清茶淡飯、杯水車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自信一顆誠摰的心意卻是無價的寶貴。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也都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之意,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常常我在靜夜裡回憶往事,想到當年的一些同道們,在生活的壓力和人情的難堪之下,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勝感慨!
  
  至此我堅信,所謂的「爭氣」,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而是爭千秋大業;所謂的「爭氣」,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眾生之福祉。
  
  也就因為這一份為教為眾的認知,時時在心湖裡激盪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從來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撓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縮。
  
  過了兩年,我受聘擔任第一屆臺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臺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甚至後來圓融尼師創辦東山佛學院時,他請我教書,也終因道源長老的反對而作罷。
  
  我想到與其和他們爭論,倒不如自己到別處去爭氣,所以,我決定暫時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對大眾,走上社會弘法的道路。
  
  從宜蘭到高雄,三十年的弘法生涯中,首先是開創的新意受到保守人士的強烈杯葛,繼而教界人士的一再排擠,使我幾無立錐之地。對於我苦口婆心的建議改革,他們蓄意扭曲,存心破壞;中國佛教會害怕我當上常務理事,多方予以阻難;理事長幾次不批准我的出國證件,甚至有一回,我應越南心珠上座之請,到越南參加國際會議,當我興致勃勃地連夜坐車,從高雄趕到台北辦理手續時,他們竟然當面嚴辭拒絕。直到數年以後,終因政府官員看不過去,出面仗義直言,才使我得以順利出國,代表教界出席國際會議。然而這時一些同道們又刻意抹煞我為教為國折衝樽俎的辛苦成就,甚至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不實報導,企圖損毀我的名譽。
  
  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不免感到遺憾。為了佛教的發展,為了眾生的福祉,我只有另闢天地,自我爭氣。
  
  「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當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間佛教」理念,如今已成為教界趨之若鶩的目標。這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應各地信眾請求,在五大洲巡迴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也經常邀請我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當我們遭逢橫逆時,既不需要哀求憐憫,更不需要憤怒抗爭。以願心為動能,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憤為力量,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
  
  只要自己肯爭氣,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擇善固執,因為自助而後人助,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
  
  政治的導向與觀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臺灣,只准耶教人士四處傳教,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不予認同,即使自己出錢製作電視節目,也遭有關單位駁回,說和尚不可上電視。有一回,我問他們:「連續劇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現嗎?」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說法,真和尚不可以說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似是而非的觀念!」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先例,製作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弘法節目。此後,由「甘露」到「信心門」,由佛經講座到「星雲禪話」,由「每日一偈」到「星雲法語」,我遊走三家電視臺,非但邀約不斷,而且從過去自掏腰包的自製,到現在電臺自願出錢的內製。應觀眾要求而將節目內容付諸文字,所出版的書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紛紛前來洽商,希望我能給予他們出版的權利,想到佛法能藉此普遍流傳,我也都欣然應允。
  
  目睹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感,漸漸由排斥轉為接受,由肯定到進一步地讚許時,心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為佛教爭得了發展的空間。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開拓天地,還積極興辦文教事業、慈善事業,而且都先後獲得政府的表揚和肯定。我之所以費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固然主要是為了廣利眾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爭一口氣,改變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
  
  建寺安僧本來是好事,但也麻煩。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經過十年的申請,於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廟登記;福山寺也是歷經八年的奮鬥,才成為合法的道場;圓福寺則因為地方財稅單位主管的刁難,險些被充公拍賣,靠著慈惠過去同事的幫忙,暫緩查封的時間,才在千鈞一髮中拯救出來。
  
  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我摒卻弟子們跑政府機關請求關說的建議,寧可自己據理力爭。在殷殷等待,頻頻被拒的日子裡,我安慰氣急敗壞的徒眾:「政府官員有一定的任期,而我們和尚卻是做一輩子的!」道場萬一不幸被拆,還可以重建;志氣一旦自甘敗落,則有如失根的花草,無所憑藉。我凡事都以「一生」作為奮鬥的目標,全力以赴,不做到最後一口氣,決不放棄。事實不都證明了持志努力的「爭氣」,比暴虎憑河的「生氣」更來得有意義,有價值嗎?
  
  披覽聖典,翻閱教史,諸佛菩薩的不為惡魔所擾,歷代祖師的不被亂世所惑,不也是「爭氣,而不生氣」的最佳例子嗎?他們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慈心悲願,將全副身心拋灑於生命的時空裡,往往所爭回的,不僅僅是佛教事業的振興開展,更是千萬人法身慧命的亙古長新。我雖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隨效法。
  
  反觀今日的社會,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些人為了爭取私利,而不惜爭狠鬥勝,他們即使贏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往往輸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獲得了富貴榮華,卻危害社會,貽禍子孫。還有一些人在困境當頭的時候,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自暴自棄,徒然使親者恨仇者快,遑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了。
  
  目睹國內的憂患,已足心憂;展望多變的世局,更是令人慼然。在國際上,外交、經濟等各方面的壓力,正向著我們步步逼近。中華民族究竟應該如何因應呢?我以為:醉生夢死,視若無睹,固然不該,但是螳臂擋車,或坐困愁城,也都無濟於事,我們應該自我反省,自我奮發。因為唯有自我「爭氣」,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唯有發揮自己的智慧與團結的力量,才能得到國際友人的尊重!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六月)

有永遠休息的時候

 自從加入弘法利生行列之後,近五十年來,到處行腳,不曾停止,尤以近幾年來,周遊五大洲,更是席不暇暖,有人關心,問我:「你為什麼不休息呢?」我都如是回答:「將來有永遠休息的時候。」
  
  從小到大,我一直喜歡閱讀名人傳記,在神遊古今中外時,經常發現成功幾乎都屬於勤奮工作的人,而驕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敗的命運。多年來,我踏遍全球各地,在考察人文風俗,經過一番比較之後,深深感到前途充滿希望的國家,往往都擁有樂觀進取的人民;反之,落後貧窮的國度裡,不知勤奮生產的人比比皆是。我發覺那些具有恆心毅力,能夠百折不撓的朋友們,活得最為充實幸福。我自己做過各類不同的苦工、勞役,只要利濟有情的事業,縱使是經過一番辛苦奮鬥,都能令我終身回味無窮。所以我經常告誡徒眾說……精進勤勞,是善德,是財富;懈怠放逸,是罪惡,是貧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自然中,四季輪流遞嬗,行星運轉不息,我們是大自然裡的一份子,又何能遁逃於天地之間?而「止水易生蟲,滾石不生苔」的現象,更說明了唯有將自己「動」起來,才能創造無限的活力;唯有精進不懈,才是順應天心,安身立命之道。因此,我對那些勸我不要忙碌,好好保重身體的人說:「忙,才是保重。」因為將來我們都有一個永遠休息的時間。
  
  隋朝智者大師在讀到《法華經.藥王菩薩品》時,了悟「心緣苦行,是名真精進」,頓時豁然開悟,我雖自嘆無此福德能善入佛慧,但半世紀來的出家生涯,及數十年來的憂患相煎,使我確實體會到修行並不是表相上的苦樂榮衰,而是在真參實學中,顯發自性的光芒;在志行堅固中,流露悲願的力量。就拿忙與閒來說,寧可忙著死去,也不要閒著生活。因為基本上,過分的休息就等於冬眠,就等於浪費生命。
  
  我常看到一些原本大有所為的青年,在學佛以後,不是急著閉關念佛,入山修禪,作為躲避忙碌的藉口,就是想要去興建家廟,廣收弟子,以募款化緣,自圖溫飽為足,結果不是在寂靜的歲月裡消磨了志氣,就是在豐厚的供養中埋葬了慈心悲願,心中真是良感哀痛!
  
  反觀佛陀在證悟真理後,還四處弘法利生,及至八十高齡,仍然拖著疲憊的病軀,行化於恆河兩岸。我們又看到歷劫菩薩在因地修行時,精進不懈,苦忍辛勞,度脫有情,乃至雖捨身首腦髓、國城妻子,而不起絲毫瞋恨之心。聖賢之所以能長久在生死海中作福興善,永無疲厭,是因為他們都立定遠大的志向,堅此百忍,無怨無悔。吾等一介衲僧,淺慧薄福,有無盡的眾生需要度脫,有無量的法門需要學習,那裡還敢貪逸惡勞,坐享其成?想要斷除無邊的煩惱,勤求無上的佛道,豈是只知隱跡遁世或一味入世媚俗者所能輕易成就!
  
  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如果我們不能把握當下,積極行道,讓時光悠悠而過,一旦無所奉獻,就業報命盡,豈不有負十方大眾信施?倘若袈裟下失卻人身,陷入萬劫不復之地,更是愧對諸佛菩薩的慈悲。
  
  曾經有一位在外參學多年的徒眾,回來向我銷假時,驚異地說道:
  
  「師父!您怎麼一點也沒有老?」
  
  我回答:「因為我沒有時間老。」
  
  孔子曾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老」,最怕是心力的衰退,而非年齡的增加。有些人雖然年紀輕輕,心卻已經老了,所以只有坐以待斃,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在世間。有些人儘管滿頭銀髮,卻精神飽滿,老當益壯。像東漢馬援以耄耋高齡,在沙場上衝鋒陷陣,發出「馬革裹屍」的豪語,令人盪氣迴腸;以色列的梅爾夫人,年屆八十,仍在烽火中折衝樽俎,她曾豁達地說道:「我從不擔憂年老。年老就像飛機在暴風雨中飛行,你既然無法遏止風雨,也不能停止飛機,所以不如樂天知命,讓它飛吧!」
  不管是在五欲六塵的人生戰場裡奔波也好,或是在五味雜陳的世間風雨中馳騁也罷,光陰如流水,易逝而難返,要以有涯的生命去完成無窮的使命,就得把精神武裝起來,和時間作長期的賽跑。所以我儘量以最快的速度辦事,一些堆積很久,棘手難辦的問題,只要到我這裡來,一次立刻解決,因此有「馬上辦中心」之稱;無論行程多麼忙碌,凡是答應別人的邀約,我一定想盡辦法準時赴會,故而得到「限時快遞」的美譽。
  
  早年我從走路佈教到單車弘法,後來又以火車、汽車代步,南來北往,現在儘管經常搭乘飛機,穿梭洲際之間,但是每天仍是忙不過來。在生活上,我力求簡單,洗臉一把半,剃頭五分鐘,為的是節儉時間,做更多的事。長久以來,我訓練自己隨遇而安,所以無論在機艙、車廂、鬧市、臥鋪,我都能自在地看報讀書,藉著用功吸收新知,督促自己能與時俱進。我在出家時,從排班、走路中,學習利用零碎時間,直至今日,即使幾分鐘的散步,開示中的空檔,我都不輕易浪費,一份計畫大綱,幾張結緣的書法,經常都在這些時候完成的。我恨不得一天當一年用,一週當一世用,只覺得時間太少,怎麼會有時間老呢?
  
  有時接到信徒的來函,信尾祝福我「少病少惱」,其實我既然沒有時間老,當然也沒有時間生病,更沒有時間煩惱。維摩詰大士說:「眾生病,是故我病。」趙州禪師說:「佛是煩惱,煩惱是佛。」菩薩道的行者,因為能從平等一如的佛性和自他不二的關係上看待眾生,所以視眾生的疾病為自己的疾病,視眾生的煩惱為自己的煩惱,因而能心甘情願地為眾生作牛作馬,不以為苦,我自幼廁身叢林,日夜薰習,以前賢為師,所以日夜不停課徒授業,給人歡喜,不敢稍怠,我櫛風沐雨接引佛子,布施無畏,不知怨悔。我將「他受用」的法喜,轉為「自受用」的禪悅;我將「自受用」的所得,轉為「他受用」的利益。多年以來,一直覺得為他人做事好像是在為自己工作,所以興味益濃,即使遭逢挫折阻礙,也不曾退心轉意;縱然病恙染身,也照常工作,樂此不疲。
  
  數年前,我的腿跌斷了,許多關懷的聲音隨之而起:
  
  「師父!您的腿不好,不要走太多路!」
  
  我的腿就是不能走了,還有手啊!古人不是常說「雙手萬能」嗎?
  
  一晃眼,幾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我不但繞著地球跑了好幾圈,甚至為了籌措西來大學、佛光大學建校基金,寫了不下一千張的毛筆字,拿去義賣。
  
  近年來,我的視力日益減退,醫師曾警告我,如果不好好保養,將有失明之虞,頓時,耳邊又多了許多叮嚀:
  
  「師父!您的眼睛不好,不能太費神!」
  
  我的眼睛就是不中用了,還有口啊!嘴巴最容易做功德了。
  
  數年的時光匆匆而過,我不但看了上千篇文稿,還主持過無數場的講經、開示。
  
  半年前,我的心口悶痛轉劇,出息入息時感不暢,真正感受到人命就在呼吸之間,更覺得不能隨便休息,所以不時鞭策自己,加速弘法的腳步。
  
  最近,我作心臟血管手術,一些來探望的弟子都說:
  
  「師父!您的心臟不好,不要太累了!」
  
  肉團心雖有小損,真如心何嘗有缺?只要「有心」,無事不辦!
  
  他們經常勸我:「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乍聞此語,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休息」並不必然能「走長遠的路」。社會上一般人即使晚上睡覺時閤著雙眼,心念卻還留連在白天的事情上,因此,輾轉床第者有之,夜不安枕者有之。平常閒暇時更不用說了,六根門頭不斷地向外攀緣,不但不能達到休息的目的,甚至還增添許多無明煩惱,擾亂了工作時的情緒。所以真正的休息,應該是「休」歇六根,「息」止妄念。果能如此,真心現前,自然就能進一步善用根塵,轉識成智,普濟天下有情,故到「不休息而休息,休息而不休息」的境地。像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成就念佛圓通;觀世音菩薩「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明暗二相了然不生」,故能「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我自愧行持淺薄,沒有如此深厚功力,但是因為能保有一顆寧靜的心靈,所以我可以同時聽話、回答、看信、吃飯……,而且還能招呼附近每一個人。錄製電視節目時,我也能在不備文稿,不看鐘錶的情況下,安然地說出一則則法語、故事,並且準時結束,從不NG。所以我常說:只要人忙心不忙,工作中可以休息,休息中也能工作。所謂「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無住生心,隨緣應物,雖千鈞加頂,也能舉重若輕。
  
  人生的意義在於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至於能否「走長遠的路」,並不重要。像僧肇雖然英年早逝,他的《肇論》卻是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的重要寶典;蔡鍔雖然僅僅活到而立之齡,但是由於他奮不顧身,揭穿洪憲帝制的陰謀,使億萬人民免於君主專制的厄運。朝露雖易逝,但它潤澤了大地;冬陽雖短暫,然而能銷融冰霜。我們應該趁著一息尚存,及時努力,燃燒生命的火花,留下璀璨的光輝,照亮後人,因為將來「有永遠休息的時候」。
  
  古聖先賢行願精進,不肯輕易虛擲光陰,往往堅持到最後一剎那,像道安大師在大座說法中立化,慧遠大師在聲聲佛號中西歸,玄奘大師在振筆譯經時圓寂,佛印禪師在接引信徒時坐滅,他們的行止風儀是多麼的灑脫自在!我今已七十而知天命,生滅榮衰於我有如雲淡風輕,但是所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若能有此福報,在精進工作中奄然而去,不也得其所哉,意義非凡!
  
  死亡命終,表面看來是走向人生的盡頭,其實並非一了百了,大限來臨時,我們的根身雖然朽壞散滅,但是心識仍將隨著業力流轉五趣。吾等凡夫俗子從無始劫來,萬死千生,千生萬死,或馬腹牛胎,或地獄餓鬼,何嘗暫息?但愚人不知,殺盜淫妄,無所不為,此生固然惶惶不安,後世還要受盡苦報。溈山禪師最是偉大,發願來生作水牯牛,服務大眾;佛陀在因地修行時,乘著大誓願力,累世受生非道,以鳥獸身度脫無量有情,更是悲願無盡。我雖才德俱薄,但自忖擁有一顆不滅的悲心,惟願生生世世來此娑婆,出家為僧,永不休息地弘法利生。
  
  黃檗禪師說得好:
  
  汝一念心上清淨性光,是汝屋裡法身佛;
  
  汝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汝屋裡報身佛;
  
  汝一念心上映照明光,是汝屋裡應身佛。
  
  真如佛性,人人本具,不假外求,我們不必遠求來生安樂享福,也不必渴望諸佛菩薩示現救度,我們自己應該努力開發本自具足的佛心自性,發願作三世諸佛的千百億化身,效法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的馬拉松精神,在世間的跑道上,永無止盡地普濟十方,自度度人。只要你想到將來總「有永遠休息的時候」,何不趁現在精進努力?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不比較,不計較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雙胞兄弟曾透過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筆字,我信手拈來,在宣紙上寫下「不比較,不計較」。後來他們在影藝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攜,傳為佳話。一名弟子曾問我:「您當初怎麼想到這樣的句子呢?」我反問他:「人生種種煩惱的主要來源是什麼呢?」只見他沈思片刻說道:「比較和計較。」
  
  的確,人的煩惱無明都是從「比較、計較」而來:襁褓期間,嬰兒運用觸覺,「比較」誰的疼愛多,藉著哭聲表達自己的「計較」;上學讀書時,又「比較」誰的分數高,「計較」老師是否偏心;踏入社會以後,則「比較」誰的待遇好,「計較」老闆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還要「比較」誰的財產分得多,「計較」遺囑是否公正。有了「比較、計較」,一切的分別於焉而起,紛爭也應運而生。像古來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殘的慘劇,著稱者如七國之爭、八王之亂等等,莫不是由「比較、計較」而引起。
  
  民國初年,汪精衛因為時運不及蔣中正,做不到國民政府主席,在「比較、計較」的情結下,憤而與日人合作,組織和平政府,最後反而落得漢奸之名,悔不當初。每次讀史,總不免感慨萬分,引以為鑑。如今我年屆七十,憶及人生種種境遇,不禁慶幸自己與生具有「不比較、不計較」的性格。
  
  童年時,父母經常外出,我雖上有兄姊,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無人料理,便自動負起灑掃烹煮的責任,並且包辦一切採購事宜,由於我不比較工作多寡,不計較事務繁雜,八、九歲時就「多能鄙事」,從中學習權宜輕重的掌握,對於日後的做人處事助益甚大。
  
  十二歲披剃出家後,到佛教學院讀書,當時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過新衣,都是撿別人往生後的衣服穿;也不曾飽食一餐,半個月才有一次米飯可吃,湯內無油、無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場裡,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難免,而封閉、棒喝又是當時叢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參學生涯瞬目即過,許多人半途而廢,我卻將一切磨鍊視為「當然」的訓練,「不比較」人我是非,「不計較」待遇好壞,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覺法喜充滿。
  
  古德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年少時讀到這句話時,還不能體悟深意,於今回想當年種種,深感所言不虛!反觀現代青年之所以難以入道,不外凡事講究情理,所以別人一句難聽的話語,一個難看的臉色,就瞋火中燒,悶悶不樂,道心既缺,遑論成就事業。其實在我看來,真正的情,應該是體諒別人,委屈求全;真正的理,應該是講求實務,顧全大局。我們唯有抱持「不比較、不計較」的態度待人處事,才能允執厥中,得其所在。
  
  從焦山佛學院結業以後,家師志開上人有意讓我回到棲霞山寺擔任知客,當時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綱領之一,於公,我應飲水思源,報答深思;於己,我也樂意擔當,自我考驗,所以欣然承命。沒想到後來常住卻將我派往禪堂當「維那」,這非我所長,但我也「不比較」職位大小,「不計較」工作難易,歡喜赴任,老實參學。在這裡我獲得許多寶貴的實務經驗,使我無論在坐禪的體驗上,或在規矩的瞭解上,都有更深一層的領悟。後來我經常勸勉徒眾應該自許為一顆「活棋」,以「不比較、不計較」的精神,隨常住的調派,多方學習,養深積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國勢急轉直下,我隨僧伽救護隊渡海來臺,幾番轉折之後,總算在中壢落腳。為了感謝寺院的收留,我發心工作以為報答,不料卻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難做的事情,一些同道總是在一旁說風涼話:「這個讓星雲去做,他比較有力氣!」記得我常常工作到暈眩嘔吐,全身虛脫,但是唯恐耽誤寺務,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緊牙根,接做餘事。後來,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賞識,不但經常帶我到各地弘法,後來還有意介紹寺院交給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來,什麼是星雲的力氣?不過是「不比較」別人的閒話,「不計較」工作的辛勞,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氣。
  
  一九五一年,我應聘至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記得有一天,一位同道從外面回來,神色倉皇地嚷著:「不得了啦!現在外省人作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聽了覺得欣喜萬分,高興地說道:「太好了!他們在各地建寺,我們往後到那裡都有飯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較」成就高低,「不計較」擁有多少,抱持共存共榮的胸懷,何時何地不是光風霽月?後來他在新加坡建設養老院時,向我化緣,雖然當時佛光山正是草萊初闢,經濟十分拮据,想到他在異邦嘉惠他人,難能可貴,我仍然為籌善款,樂見其成。
  
  同年,我應東初法師之邀,編輯《人生月刊》。此後六年當中,不但義務寫稿補白,總包一切編務雜事,還倒貼郵費、車資,儘管如此,我「不曾比較」有無名分,也「未嘗計較」工作繁劇,自覺在當時佛教凋零之際,能擔當文教重任,將佛法傳遞十方,其意義實在非比尋常!後來他在雜誌一角,將我列為「督印人」,雖名實不符,但也無所「計較」了。後來報章雜誌、廣播電臺紛紛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費。五十年來,目睹佛法由衰微到興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眾生,不禁感到世間一切,有非真有,無亦非無,唯有「不比較、不計較」,才能將有限的生命融入無限的時空之中,為世間留下永恆的貢獻。
  
  「不計較」貧富、「不計較」有無都還算容易,最困難的,是面對得失毀譽,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動。民國初年,仁山長老追隨太虛大師革新佛教,以「大鬧金山寺」事件聞名遐邇。有一回到馬來西亞弘法,一位法師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竟然向他說:「您認不認識金山寺一個叫仁山的地獄種子,他造下無邊罪業,恐怕將來只有在第十九層地獄才找得到他!」仁山長老當下供養這名法師兩枚銀元,並且說:「您剛才開示得很對!」言罷瀟灑而去。對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勢在必行,但對於別人的言行,則不必斤斤「計較」。
  
  當時大醒法師也是太虛大師的高足之一,他因為辦理《現代僧伽雜誌》,大肆批評舊僧制度而飽受物議。一天他到蘇州靈巖山寺拜謁印光大師。印光大師一見面就憤憤地責備:「你是在造口業啊!」為了紀念印光大師的開示,他回去以後即刻將雜誌內的文章結集成書,訂名為《口業集》,這無非是以實際的行動來說明自己是在為佛教的前途而勇於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榮利上「比較、計較」!
  
  太虛大師則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中,道盡佛教積弊難返的情況,字裡行間卻沒有半點比較的怨尤,沒有絲毫計較的憤慨。年少時耳聞前賢大德的為教熱忱,只覺得正氣凜然,欽服不已,直至自己來臺以後,從事種種改革時,才感到大不易也!
  
  當年臺灣民風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嚴時期,言行有些許開放,佛教有稍許改革,均足以驚世駭俗,小至出家人戴手錶、用鋼筆、坐車子都會備受指摘。而我卻教導學生打籃球、組織青年成立佛教歌詠隊,因此更是被人視為異端,飽受恐嚇。從到處弘法佈教,被警察人員頻頻監視,到大膽啟用言論開放的學者講課,被有關當局連番調查……,乃至不實的毀謗連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憤難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來,心中又頓生動力,奮勇向前。如今我衝破種種難關,回想過去種種,深感成功之道無他,只要凡事往大處、遠處著想,不在無謂的事情上「比較、計較」,當因緣成熟時,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現前。
  
  新觀念的建立固然耗時費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需擁有「不比較」辛勞、「不計較」錯誤的雅量,才不致前功盡棄。一九五八年,臺灣電影界首次開拍「釋迦傳」,邀我當顧問,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但當時缺乏經驗,只知助成好事,沒有細看腳本,沒想到演出後因劇情不當,引起軒然大波,不但臺灣的信徒們紛紛來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向我謾罵,揚言要搗毀辦公的地方,甚至該片到馬來西亞上映時,當地僧侶也聚集在戲院門口靜坐抗議,在臺灣的我當然也連帶受責。儘管知情者為我叫屈,但我未嘗以隻字片語怪罪電影製作單位,因為我總認為:佛教電影化在剛開始時難免有各種缺點,必須有人擔當責難,否則因噎廢食,阻礙了佛教的進步,豈不枉哉!後來游娟女士在臺視製作「佛祖傳」連續劇,也是因為以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為藍本,而讓我再度遭受無妄之災,但我覺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過程,將來一定會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計較」。果真,現在製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來越進步了嗎?
  
  像三年前,勾峰先生將我撰寫的《玉琳國師》改編成「再世情緣」劇本在中視上演,不但轟動海內外,而且度化了拍攝該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員,乃至許多電視觀眾因而皈依佛教。記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國師》在空軍電臺以文藝小說播出時,教界乏人認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聲光化電對弘揚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們「不計較」一時的成敗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嗎?
  
  一九九四年的一個午後,周遊女士來電表示想來拜訪我,沒想到見面時,她已經帶了一組攝影群來到現場,並且要我為她新製作的連續劇「唐太宗」說幾句好話,我一向不逆人意,雖然心中不悅,明知此舉將遭到議論,依然勉為其難,滿人所願。後來片頭上演後,多少通電話、多少封來信交相指責。但由於這個因緣,佛教得到更開闊的發展空間,從而度化更多的民眾。所以凡事無法盡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細節上「比較、計較」,不惟因此蹉跎光陰,也往往錯過良機,倒不如直下承擔,忍辱負重。
  
  四十年前剛到宜蘭弘法時,為了化導頑強的民眾,也著實費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在日據時代長大,沾染軍國主義惡習,每次進我的寮房,總是踢門而入,怒言相向;熊岫雲一向以知識分子自詡,在他伯父的勸誘下前來宜蘭念佛會聽我講經,剛開始時也都是雙手抱胸,一付倨傲懷疑的模樣。我當時自忖來到一個新地方,必定會有新的挑戰,但對於個人有利與否,我「不想比較、計較」,惟願在自己的崗位上成就大眾,所以仍以平常心來待人處事,後來他們都成為最忠實的佛教護法,而我也從此沒有離開過宜蘭。
  
  俗語說:「同行相輕。」但我的同道中,卻不乏互相提攜的善友,其中煮雲法師是我在棲霞佛學院的同學,因為我們彼此「不比較,不計較」,所以成為莫逆之交。記得一九五三年在宜蘭念佛會,一位老居士對我說:二月份煮雲法師要到高雄鳳山,但他很喜歡在宜蘭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調換。我想到大家同學一場,所以欣然答應,沒想到後來煮雲法師從花蓮經臺東來到鳳山時,受到當地信徒的盛大歡迎,於是就在當地落腳。
  
  一九六四年,我在壽山寺創立佛學院,特邀煮雲法師前來授課,但每次信徒供養的水果、從報攤上買來的雜誌放在桌上,甚至廚房裡好一點的菜,總是先被煮雲法師的弟子收去給他。我的弟子三番兩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們說:「煮師和我數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棄和我同住,我沒什麼好供養他,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
  
  同道們都稱煮老為「上、中、前」的法師,因為他每次用餐時習慣坐在「上」位,照相時喜歡坐在「中」間,走路時自動走在「前」面,唯獨外出,買車票付錢時,他一定「後」退,由我付錢。次數一多,我的弟子又發出不滿的聲音,我經常告訴他們:「錢就是要拿來用的,不勞你們為我擔心!」
  
  而煮雲法師也對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後說我的壞話,從中挑撥我們之間的友誼,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為我說好話。我們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為止。
  
  一九五五年,我著手籌建高雄佛教堂,沒想到從開工伊始,人為紛爭即不斷發生。我一生做事,覺得完成使命才是重點,從未在利上和人「比較、計較」,所以一落成以後,便交給我過去的師長月基法師主持。
  
  後來我創建壽山寺,開闢佛光山,沒想到日後竟然以此為據點,在海內外發展一百多個佛教事業單位。回想來臺四十年,之所以能為佛教做這麼多的事,不在於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隨我的弟子也都與我一樣,具有「不比較,不計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體創作,所以能集思廣益,眾志成城。
  
  於今我雲遊世界講經說法,海外華人問我應如何出人頭地時,我總是以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較、計較」,而應抱持「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融入當地社會,努力奉獻服務,和大家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
  
  在大自然的世界裡,樹木因為承受風吹雨打,所以濃蔭密布,眾鳥棲息;海水因為不辭百川,所以寬廣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較,不計較」的胸懷,才能涵容萬物,羅致十方。在佛教裡,禪門所謂的「不思善,不思惡」,正是要我們不在表相上分別「比較」;《心經》所說的「不住色聲香味觸法」,也是要我們不在外境上執著「計較」。惟有超越對待,我們才能和虛空一樣,隨緣自在,任性逍遙。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九月)

忙,就是營養

有一段時期,一連有好幾位徒眾因身體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靜養。為我開車多年,曾經擔任人事監院的永均法師問我:「那些人看起來身體很好,但每天又無所事事,為什麼那麼多病?我們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數職,為什麼反而身體健康不生病呢?」我隨口回答他:「因為忙,就是有營養啊!」不料這句話在徒眾間流傳起來,成為一句法語。回想起來,我的一生的確是因為「忙」,才少病少惱,身健心安。
  
  童年時代,我就很喜歡忙。每天雞鳴而起,忙著幫大人插秧、除草、放牛、養雞,忙著和同伴捉泥鰍、找蟋蟀、玩紙牌、說故事。甚至連吃飯、睡覺都是在忙中度過。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裡面,似有似無地打發過去。忙,不但強健我的體魄,也長養我的耐力。
  
  及至我十二歲出家之後,雖然生活方式有所改變,但是忙碌依舊,所以我從來沒有適應上的困難。記得那時我忙著早晚課誦、上課讀書,忙著出坡作務、挑柴擔水,忙著看守林園、捉拿山林小偷、護衛山門,甚至忙著立菩提願、發增上心,忙著念佛號,忙著打腹稿……,幾乎到了無事不忙,無處不忙的地步。這樣從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於己絲毫無損,反倒強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緣。
  
  由於我經常自動自發幫忙菜園工作,所以園頭不時送我兩棵白菜、幾粒番薯薑,讓我帶回去燒湯煮麵,與同學共享,彼此皆大歡喜。尤其在隆冬的夜晚,三五好友蹲踞廚房一角,一面忙著偷吃麵條,一面忙著閃躲糾察老師,既刺激,又溫馨。如今回味起來,依然樂趣無窮。
  
  每個月常住創辦的《中流雜誌》出刊時,我也總是義務地前往協助包裝寄發。一天忙碌下來,不但贏得師長的讚美,而且還能獲贈一份雜誌做為酬勞,使我能免費閱讀,先睹為快。這對於嗜書如命,卻阮囊羞澀的我而言,真是無上的珍寶。
  
  就讀佛學院期間,我不但每天發心煮放參(晚飯)供養大眾,也時常到常住的織布工廠裡幫忙。雖不曾多吃一粥一飯,也未嘗得到一絲一縷的賜贈,但在忙的同時,我深深瞭解物力的艱難與緣起的妙用,一生受用無窮。
  
  所以,在「忙」中,有數不盡的樂趣;在「忙」中,有無限的喜悅;在「忙」中,能安身立命;在「忙」中,能多所體悟。「忙」的生活實在太美妙了!在「忙」中,我感覺到懶惰懈怠實在就是罪惡。
  為了照顧一窩剛生下來的小老鼠,我將牠們偷偷藏在抽屜裡,每天咬破飯粒慢慢餵食。看著牠們從全身無毛到一身烏亮,從未睜雙眼到活蹦亂跳,我感受到生命之可貴在於躍動不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焉能不將自己「忙」起來呢?
  
  為了同學贈送的幾條蠶寶寶,我在讀書作務之餘,跑全山,摘桑葉,一面注意牠們的溫飽情況,一面還要避免被老師發現,一直養到牠們長大成蛾,破繭而出。這些點滴體驗,讓我及早深入「雖忙猶閒」的三昧,對於我未來的弘法事業具有莫大的助益。
  
  在佛學院圖書館兼任管理員期間,我除了夜以繼日整理「活頁文選」之外,還經常忙裡偷閒,翻看《水滸傳》、《三國演義》、《基度山恩仇記》等中外名著。甚至在開大靜之後,點著線香躲在棉被裡偷偷閱讀,直至天亮。就這樣數年之間,拜忙中自修之賜,我不但得以遍覽群書,更激發對文學的深厚興趣。
  
  老師的一聲令下,我忙著奔走油印,供給教材;同學的一句要求,我忙著整理講義,裝訂成本。忙,使我得到師長的肯定;忙,使我得到同儕的友誼;忙,使我意識到集體創作的重要;忙,使我感受到同心協力的意義。在閉塞的深山叢林裡,雖不曾閱讀「青年守則」,但我早已體會「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觀世音菩薩因為二六時中忙著尋聲救苦,地藏王菩薩由於時時刻刻忙著地獄度生,所以贏得佛子們的頂禮讚歎。因此,忙是善舉,忙是利行,忙是情義,忙是功德。忙,才是佛法的真諦。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點燃中日間的戰火;八年後,艱苦的抗戰終於結束,未曾休養生息,又遇國共之爭。十餘年間,我與一般苦難的中國人一樣,忙著逃難,忙著流亡,忙著防空襲,忙著躲戰火,忙著救濟傷亡,忙著收容孤老。忙,給我機會,讓我從揚州鄉下來到南京棲霞,讓我由童蒙無知直至出家求學,讓我從山林僻野走向社會群眾,讓我從徐蚌會戰來到台灣施展弘法利生的抱負。
  
  剛開始時,為著一個開示,我往往忙了幾個通宵,準備講稿;為了一篇文章,我經常忙了幾個夜晚,搜索枯腸。雖然未曾領過任何鐘點費,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著台下的群眾由少而多,由點頭會意到拍手鼓掌,看著自己的一筆一畫印成方方正正的鉛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樹》、《人生》、《覺生》、《自由青年》等報章雜誌上,一股強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懷,實非錦衣玉食、華廈美屋之樂所能比擬。在忙中,我充分領略服務奉獻,不求報償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無,能苦能樂,能大能小,能進能退。
  
  為了讓一本書及早付梓,我曾經守在深山草棚裡達一個月之久,趴在塵泥地上,以大地為桌案,奮筆疾書,寫出我對人間佛教的理想。為了讓一本雜誌如期出刊,我時時餓著肚子,從台北大理街走到萬華火車站,坐火車到老北投,再轉公車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頂,將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師手上,才鬆了一口氣。每次完稿,望著魚肚白的天色,再看看錶,往往已是凌晨時分。雖然我整天忙得無人無我,無日無夜,但在我不僅未曾減少什麼,反而增進了信心道念。
  
  一九五一年,我擔任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著帶領學生做早晚課誦、出坡勞動,忙著準備授課及批改作業。此外,還得忙著圈點八十餘本的學生日記及輔導學生的生活。一個月下來,整整瘦了五公斤。儘管如此,我的心靈卻在忙碌中逐漸提升,我的視野也在忙碌中逐漸開闊。忙,開啟人人本具的潛能;忙,發掘方寸自有的寶藏。所以,我喜歡忙。藉著忙,我精進奮發,自強不息。
  
  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時代,有人又說:「教書自有香菇麵,教書自有好供養。」但我覺得,教書之樂不在豐衣美食,而在灌輸大家正確的觀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費或嚫錢時,我總是拿去購買佛書,與佛子們結緣。忙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實在比黃金屋、顏如玉、香菇麵、好供養更有價值。記得那時我常常為了一場講座,從宜蘭坐上一天的火車到高雄,演說完畢,又從高雄乘夜車回到宜蘭。在北宜線、縱貫線上,我雖然耗費了無數光陰,但生命的力量卻隨著滋長,怎不叫人歡喜?除了定期的講演之外,我馬不停蹄,忙著到工廠為勞工開示,到碼頭為漁民布教,到監獄為受刑人皈依,到軍營為官兵們說法。有人說時間難捱,我卻覺得一天二十四小時瞬息即過,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時可以使用。
  
  那時,台灣的計程車剛剛開始營業,我偶爾為了趕路,不得不以計程車協助自己奔忙。每當里程表跳動一次,我的心臟也隨之起伏跳動。又要忙碌,又想省錢的滋味固然頗不好受,但是每當望著台下聽眾心開意解的表情,看著身邊的工作能夠完成,心中的喜悅真是無與倫比。
  
  民國五十年以後,各個大學紛紛成立佛學社團,廣播電台也增闢佛教節目,一向喜愛文教的我益形忙碌起來。我不但為寺院服務,為信徒講經,還要為學生授課,為電台供稿,整天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雖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樂乎。
  
  為了寺院的落成開光、住持晉山,我經常南北奔跑,親往參加;為了信眾的婚喪喜慶,我往往毫不猶豫,前去致意。漸漸地,應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夠,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願對別人失禮。雖說凡事已克盡己心,無奈仍有未如人意之處。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時,忙,是一種快樂的修行;成名之後,忙,有時卻成為一種艱難的負擔。俗謂「人為名累」,其實,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難卻才是累人最甚。所謂「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我還是歡喜忙,所以仍然繼續地忙下去。
  
  隨著佛教的發展,五十歲以後,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辦理學院、成立養老育幼事業、從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寫下了「忙」的歷史。但有誰知道,我常常為了開導一個頑皮的小孩,忙著想盡辦法;我往往為了疏通一位固執的老人,忙得舌乾唇燥。時間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飛逝而過。佛經上說:「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眾工作中,我學習到謙虛耐煩的美德,也長養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穫。
  
  佛光山開山之初,我忙著帶領弟子們披荊斬棘,啟建山林;平日裡,我忙著在全山掃除各地落葉;假日時,我忙著進廚房供應香客素齋;山洪爆發時,我忙著以身擋水,保衛道場,事後還要忙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颱風來襲,我忙著巡視各地,災後還要忙著修補搖搖欲墜的草寮。經云:「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在「忙」的生活中,我對於這句話有很深的體會,因為佛光山的一沙一葉中,有我全部生命的虔誠供養。
  
  近十年來,我的弘法腳步拓展到國際舞台。我曾六去印度朝聖,八赴歐洲弘法;我曾七往澳洲、紐西蘭大洋洲地區巡視寺務,三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視察佛光山的別分院。為了將大乘佛法傳入西方世界,我去過北美洲的美加一帶三十次以上;為了每年為期三天的佛學講座,香港地區我來往不下十五次。在馬來西亞的莎亞南體育館,我主持過八萬人的集會;在印度的拉達克,我爬上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地,向當地信眾弘法。聯合國大廈曾有我過往的足跡,印度總統府、泰國皇宮、美國白宮也留下我和各國領導人會談的歷史。中國的長江三峽,我曾親炙過它的風采;世界的七大奇觀,我也曾一一佇足觀賞。在倥傯的弘法行程中,我瀏覽過莫斯科的紅場風光;在繁忙的北歐之旅中,我見識到瑞典和平幸福的社會主義。走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太空總署,使我對尖端科技的成果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參觀加利福尼亞州的環球影城,讓我對聲光化電的功用有了深一層的認知。我忙著做一個地球人,將歡喜遍撒十方世界,將自己融入萬物之中,每天過著既充實又幸福的忙碌生活。
  
  滾石不生苔,流水不生蠹。忙,才能發揮生命的力量;忙,才能使我們身心靈活起來。經云:「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又說:「人所欲為,譬如穿池,鑿之不止,必得泉水。」藉著忙,將自己動員起來,才能一鼓作氣,先馳得點。如果能善於忙碌,「忙」就是一帖人生康樂的最佳營養劑。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七月)

佛陀也會被人毀謗

我一生當中,不知受過多少人毀謗中傷,年輕時雖然極力隱忍,但不免難過,因為我一直盡心盡力為人為眾,希望有一個完美的人生,而別人卻如此糟蹋我的好意,總覺得心裡無法平衡。
  
  一九六三年,我初次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走訪東南亞各國,到達最後一站時,一位同道建議:沿途收到的贈品太多,搭船比較方便。我說:中央政府已來電表示要派人前來接機,還是坐飛機比較妥當。沒想到回國之後,原先提議坐船的人卻在佛教雜誌上撰文,謂星雲某人為了做生意,一路買了許多貨品,所以主張坐船云云。另一位同行者得知此事,安慰我說:「你不要難過,佛陀也會被人毀謗。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世間上的人,只要他認同的,就覺得是真、善、美;不認同的,就斥責為醜陋、惡魔。毀謗有時也是一種肥料啊!」我聞言釋然。多少年來,每遇譏毀,想起佛陀慈忍的精神,不禁鼓起信心,勇往直前。如今,我也常敘述自己的經歷,告訴徒眾:「佛陀也會被人毀謗。」希望他們也能忍辱負重,肩挑弘法利生的重責大任。
  
  自從一九五四年來到宜蘭之後,我為雷音寺肝腦塗地,奉獻心力,當地信眾也對我極為護持;但每當有人提議將寺院交由我管理時,總有另一批信徒以我是外省人為由,持反對意見。我並不以此為意,因為自覺出家人應以雲遊弘法為己志,所以除照常處理寺務之外,我更在餘暇充實自己,發願要作一個擁抱眾生的地球人。「毀謗」正好給我一個反省檢討的機會,讓我更堅定自己的目標方向。
  
  十多年前,初到洛杉磯考察佛教,特別請了一尊莊嚴的佛像,送給在當地弘法的宣化法師,沒想到後來我重履斯土籌建西來寺時,他卻投書當地政府,指控「從臺灣來的和尚都是假的」。經過十年的辛苦建設,西來寺終於落成,為美國信徒實踐大法西來的願望,而那尊佛像如今依然端坐在他的金輪寺裡,似乎是在見證歷史的真相。
  
  就在西來寺即將完工的時候,紐約一間道場的住持對我說:「你不會英文,沒有辦法在西方發展,不如將西來寺交給我吧!」我聞言不語,心想:在西方發展,不一定要靠英文,而是要靠願心。數年之後,隨著西來寺的基礎穩固,美國東部、中部、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滿地可、愛明頓,乃至中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歐洲的法國、英國、德國、荷蘭、瑞士等地相繼成立別分院,擔負利濟眾生的使命。我深深感到:在這個是非紛紜,觀念錯亂的時代裡,我們應該經常像一個充氣的皮球,「毀謗」的外力越強,要彈得越高越遠。
  
  一九九年,我到美國弘法時,曾應邀到「中華之聲」廣播電臺的「空中訪問」節目,接受主持人巴山先生的現場訪問,及聽眾們的叩應問答。其間,一名江姓牧師不顧聽眾的屢次抗議,滔滔不絕地在電話上發表反對佛教的論調,後來不但勸巴山先生信奉耶穌教,並且對我說:「大師!西來寺之所以建得這麼大,都是上帝給你的力量。」這時我再也不客氣,立刻回答:「我非常歡喜巴山先生去信奉您的耶穌教,也同意您說的耶穌偉大,不過西來寺的建成,完全是靠成千上萬海外的佛教徒所成就的。這個光榮不能歸於上帝,應該歸於佛陀。」最後,我仍禮貌地歡迎江牧師到西來寺參觀。臨走時,素無信仰的巴山先生對我說:「大師!如果我要信教的話,我會考慮信仰佛教。」
  
  佛陀在《四十二章經》中說,欲以「毀謗」損人,就如同「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污己身;逆風坋人,塵不污彼,還坋于身。」誠乃不虛之言也。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們只要心地像太陽一樣光明磊落,惡言「毀謗」必能如霜露般消失無蹤。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率弟子一行十人環遊世界弘法,行經馬來西亞時,當地一名佛教法師竟在報端謾罵,說臺灣的佛教充斥「山頭主義」,破壞和諧;「一師一道」的觀念是用來約束信徒的教條;臺灣的佛教團體來大馬傳教,是想在此建立「殖民地佛教」。眾人閱報,不禁莞爾一笑。因為佛教不但在中國,甚至遠溯至印度時期,也是分宗立派,這並不意味佛教的分歧,而是顯示佛教教義的博大精深,須加以分門別類,才足以闡揚各種法門的精闢之處;而宗教多元化的發展,正可以促使內部競爭進步,並不會互相妨礙。
  
  試想在中國四大名山中,分別代表大乘佛教悲、智、願、行精神的四大菩薩:觀音、文殊、地藏、普賢,難道也是在搞「山頭主義」嗎?而「一師一道」是自古以來,佛教所提倡,旨在教導正信的三寶弟子應一心一意奉行佛陀的真理,不皈依外道天魔。「一師一道」的思想能增進宗教內部團結,非僅佛教獨有,像耶教、回教不也都主張一師一道嗎?如今這位法師竟濫加批評,實為奇聞,難怪大家見報,都發出會心的微笑。
  
  至於「殖民地佛教」更是聞所未聞,佛教源於印度,而後傳入亞洲各國,與該國文化相融後,發展為一套本土性的佛教,從沒有聽人說這是「殖民地佛教」,再說其他宗教也有傳教國外的情況,也沒有人責備他們有殖民色彩,如今卻獨指臺灣佛教團體在他國傳教是一種「殖民地式的佛教」,其偏頗之處,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的弟子慧海雖然也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但最初銜命接掌該地別分院時,所辦的各種活動都飽受譏毀,憑著堅毅的度眾弘願,終於衝破難關,得到各界支持。一九九六年,我赴馬國首都吉隆坡的莎亞南體育館主持講座時,竟有八萬人與會聞法,盛況空前,可見任何的「毀謗」都無法擊倒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最怕的是自己心中徬徨無主,人云亦云。
  
  記得三十年前,我開闢佛光山,初建大雄寶殿時,曾有人不屑地說:「值此末法時代,佛教衰微,還要建那麼宏偉的殿堂!」我認為聖教凋零,社會混亂,才要建巍峨的寺院,行不言之教化。不久,佛殿落成,莊嚴的外觀吸引許多信徒香客前來上香朝拜;圓山大飯店初建時,也向我們索取藍圖以為參考。後來,我在客堂、講堂、會議室等地裝設冷氣、地毯,又遭人批評;而中部一所別分院在三夾板桌面貼了一道金邊作為裝飾,也被議為「豪華」。
  
  其實佛經裡那一方淨土不是黃金舖地,七寶樓閣,微風吹動,眾鳥說法?美觀舒適的環境不但是應眾生的需要,更是現代機構必備的條件。如今不僅市井小民頻來聽經聞法,政要首長也喜歡在寺院召開會議。所以,我們要正視「毀謗」,以此作為信心道念的試金石。
  
  數年前,一名記者前來採訪時說:有人批評佛光山的佛像用水泥製造,是一種粗糙的水泥文化,希望我就此發表意見。我覺得建築材料與時俱進,有所謂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如今已進步到鋼筋水泥的時代了,捨此他為,不亦怪哉!更何況我一生辦事主張「要用智慧莊嚴,不用金錢堆砌」,我也可以用金、銀、銅、鐵來雕塑佛像,但如此一來,其他重要的建築就無法進行。這麼多年來,朝山的信徒心裡拜的都是佛祖,而不是水泥,為什麼有些人千里迢迢來到佛光山,卻只看到水泥,沒看到佛祖呢?「毀謗」暴露了人性的弱點,正好成為我們的借鏡。
  
  自佛世以來,對於佛教最大的「毀謗」,莫過於指責出家人不事生產,其實僧侶弘法利生,淨化人心,就是一種最有利於大眾的生產活動。三十年來,我在佛光山培育出來的弟子,或致力慈善救濟,或從事佛教行政,或演說佛法真理,或編輯書報雜誌,我們不敢說貢獻卓著,但起碼我們的辛勞不亞於一般的社會工作者,而我們超然的態度更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
  
  又有一些人批評佛光山的活動太多,太過入世,沒有修行。其實二千六百年前,佛陀就順應當時的習俗,每天率領弟子四處托缽乞食,敷座說法,意在藉此機會走入社會,度化眾生。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隨著時代發展,從農業生產到工業參與,從齋菜供應到經懺佛事,從旅遊服務到臨終關懷,從慈善工作到文教事業,從當舖油坊到倉庫碾磑,不但帶動經濟的蓬勃發展,更提昇社會的人文素養。而現在我們只是更有計畫地興辦各種佛教事業,舉行各種佛教活動,利樂十方眾生。佛光山的弟子們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除了早晚課誦,整理環境之外,從早到晚,忙的都是度眾利生的工作,如果這樣不是修行,什麼才是修行呢?
  
  回想當初我大力提倡「人間佛教」時,大家或背地裡嗤之以鼻,或公開指責我譁眾取寵,但多少年下來,不但臺灣的佛教界奉行「人間佛教」,世界各國乃至鐵幕國家,像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地方都在研究「人間佛教」。可見有時「毀謗」是因為對方不瞭解狀況,所以我們應該努力以文字般若來宣導實際情況,以積極的行動來證明一切。
  
  四十年前,我經常帶著青年男女下鄉佈教,當時一些好事者經常在背後說一些難聽的話,但畢竟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久而久之,我們莊嚴有序的弘法隊伍獲得大家的肯定,連一些家長都命子女們跟隨我學佛。目睹當時比丘尼不受人尊重,我努力在教界為女眾爭一席之地,為此曾被一些教界同道揶揄我是「女性工作大隊的隊長」,甚至有些人以輕蔑的口吻將比丘尼說成是「寄佛偷生」。幸好他們都很爭氣,目前佛光山許多學有專精的比丘尼甚至在大學任教,在男眾佛學院授課,而且著作等身,辯才無礙。而在臺灣首先發行的《佛光大辭典》,也是由一群比丘尼一手編輯而成,他們斐然的成績不但贏得世人的讚許,更粉碎了惡毒不實的「毀謗」。
  
  一九七三年,「臺大哲學系事件」轟動全臺,多名教授因而解聘,其中陳鼓應、李日章等人曾來佛光山授課,當時正值戒嚴時期,我建議學者應專心致力於學術工作,思想儘可以自由,但不見得要付諸行動。不料後來卻傳來許多不實的傳言,例如:「佛光山是匪諜大本營」、「佛光山裡藏了兩千多支長槍」、「佛光山的資金是中國共產黨資助的」……,情治人員也頻來調查。二十二年後,由六位臺大教授組成的調查小組,經過兩年的明查暗訪,終於真相大白,雪洗冤屈,而佛光山早已通過時間的考驗,脫除嫌疑。「毀謗」不僅無損於我們的形象,反而凸顯我們的寬闊胸襟。
  
  早年在臺灣,人們最怕被人戴上兩頂帽子:黃帽子(社會問題)和紅帽子(思想問題)。於今,臺灣雖已解嚴,還是有帽子的問題存在,例如給你一頂經濟帽子,說你是企業和尚;給你一頂政治帽子,你又變成了政治和尚。傳播媒體也爭相炒作新聞,以收驚世駭俗之效。例如前幾年報章雜誌為佛教界評估財產,儘管佛光山早已退居殿後,但媒體記者仍窮追猛打,大作文章,說大樹鄉土地一坪新臺幣十萬元,佛光山佔地五十甲,價值一百五十億元。我和當時的住持心平說:「佛光山這麼值錢,我一點也不知道,只要有人出價十分之一的價錢十五億,我們就賣了,建築物全部奉送。但誰來買呢?我們能賣嗎?」不久報紙又說:海峽兩岸的佛教活動都是「向錢看」。別的道場我不知道,但據我所知,佛光山辦的佛學院三十多年來,不但不曾收過學雜費,而且免費提供食宿,現在遍佈世界的佛學院有十六所,學生六百人。此外,我們的信徒講習會不知辦了多少屆了,從未收過一分錢,在國內外舉行的大型講座,也沒有收門票,甚至連短期出家、八關齋戒、佛七、禪七等活動,我們都儘量為信徒著想,提供設備、簿本、書籍、衣物。佛光山是「日日難過日日過」,那有這麼多錢可「看」呢?
  
  近年來,邪魔亂舞,自從宋七力、妙天事件之後,又引起社會一陣騷動,經過記者誇大報導之後,佛教及靈骨塔又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明眼人立刻可以看出宋七力、妙天等,都是一些附佛外道,這是政府沒有適當法律約束,及人民貪婪熾盛有以致之,與正信佛教扯不上關係。而一般安放在寺院的靈骨多為永久供奉,除平日的灑掃誦經之外,寺方每於春秋二季都舉行超薦法會,以期冥陽兩利,法雨均霑,無奈一些人只看到死人的骨頭,卻沒有看到活人(法師)的辛苦。佛光山萬壽園除了上述一般性的服務之外,還免費提供二千座龕位給高雄縣孤苦無依的人免費安奉靈骨。但儘管記者們知道我們福利社會的誠意及苦心,仍舊有人蓄意「毀謗」,感慨之餘,我在演講中嗟嘆「政府無能,媒體無德,佛教無辜,信徒無奈」,臺下一片掌聲雷動,可見廣大的群眾仍然是善良的。
  
  至於「政治和尚」的稱呼,我起初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一切言行與政治毫無瓜葛,完全是站在佛教的立場,為大眾謀取福利。久而久之,我由「非心非佛」轉為「即心即佛」,覺得這個稱號也不錯,有些人想盡辦法從事政治,卻怎麼樣也爬不上去,我無心從事政治,別人卻稱我「政治和尚」,表示我很有辦法,很有力量,不是很好嗎?心念這麼一轉,「毀謗」就成了甘露,所以對於中央常務委員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聘請我擔任公職,我一概本著不迎不拒,廣結善緣的態度,做好出家人普度眾生應有的本分,做一個眾生的「義工」。
  
  去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副總統高爾先生訪問西來寺,我們只是盡力安排接待工作,善盡地主之誼,沒想到經過有心人士的渲染之後,一項清淨的宗教拜訪變成污穢的政治事件,但我仍願本著佛門的慈悲胸懷,衷心祝福這些刻意「毀謗」的人,「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數年前,佛教學者江燦騰先生在新竹與我會面時,問我:「有些人很仰慕您,但為什麼教界又很少有人和您來往?」我說:「不是我不好,就是他不好,這就要看各人的看法了。」江先生聞言大笑。另一次,我們在高雄晤談,他主動提起外界對佛光山的各種傳言,我說:「江先生!您是學歷史的,一切言論都應該根據事實舉證,為什麼總是說聽說如何如何呢?」他立即頷首稱是。
  
  俗語說:「謠言止於智者。」《堅意經》云:「慈心正意,罪滅福生;邪不入正,萬惡消爛。」這是佛陀對治毀謗的良方。「佛陀也會遭人毀謗」,所以「毀謗」可能是由於我們表現得太好,我們應該感謝別人對我們的毀謗,因為如此一來,正好給自己一個反觀自照、消災解怨的機會,讓我們得以在菩提道上步步提昇。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元月)

因緣能成就一切

佛陀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所證悟的真理最主要的是:萬事萬物的生滅都是在遵循著「因緣」法則的運作。所謂「因」,就是指最初引生後來結果的直接內在的原因;所謂「緣」,就是指外來助成結果的間接關係。由此看來,「因緣」不是佛陀所發明的名詞,而是宇宙人生本來的真理。因緣既不是宿命觀點,也不是靈異現象,而是最合乎科學的法理軌則。我出家半世紀以來,對此感悟良多,如果有人問我一生之中,體會最深的佛法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因緣能成就一切。」
  
  我出生在蔣介石揮兵北伐的年代(一九二七年),及至稍長,中日戰爭爆發,以及後來國共內訌不和。記得那時戰火連綿,生靈塗炭,不知多少人家園毀於一旦,多少人妻兒骨肉離散,我常想:「為什麼會有如此慘不忍睹的結果呢?必定有所原因。」聽到年老的外婆和師公(出家的姨婆)談話時慨嘆:「這些『因緣』都是眾生的業力!」我繼續追問:「業力是什麼?」他們說:「這是因緣果報。」後來,我出家學佛,一路行來,感到世界的成、住、壞、空,人間的生、老、病、死,心念的生、住、異、滅,原來一切無常的世事都逃不過「因緣」二字,所謂「因緣生,因緣滅」,真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像我童年未曾讀過多少書,而能認識一些字,主要是因為母親聽我讀故事小說時,在旁指正我的錯別字,讓我有了識字的「因緣」;家裡人口稀少,無人燒煮三餐,年幼的我自動負起燒飯煮菜的責任,不意卻獲得臥病在床的慈母指導,讓我得到烹調祕訣的「因緣」。少時親近信佛虔誠的外婆,在外婆的念佛誦經聲中,增加我信仰的「因緣」。家鄉寺院庵堂很多,出家人衣袂飄然、法相莊嚴的行儀,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埋下種子,不知不覺中蘊釀我出家學道的「因緣」。所以,「因緣能成就一切」,誠信然也。
  
  「因緣」,有順「因緣」、逆「因緣」的分別:風調雨順,讓萬物成長,此乃順的「因緣」;風霜冰雪,讓萬物堅強,此乃逆的「因緣」。「因緣」有善「因緣」、惡「因緣」兩種類型:助長成功的「因緣」,乃善的「因緣」;破壞損毀的「因緣」,乃惡的「因緣」。但善、惡因緣不是絕對的,一個人歷經父母的呵護、學校的教育、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固然能得到順的、善的成長「因緣」;有些人從出生伊始,就遭遇到破碎的家庭、艱辛的生活、苦難的挫折、種種不幸的惡「因」惡「緣」,也能從堅強奮發中,淬煉出逆的成長「因緣」。檢視過往,年少時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養成我善觀事物的性格;沒有貴親厚戚的照顧,養成我平等愛人的性格;沒有周全衣食的供應,養成我隨遇而安的性格;沒有冶遊玩耍的環境,養成我慎思自省的性格。這一切不順利的境遇,不也都成為我成長的「因緣」嗎?其他諸如戰爭傷亡、家庭貧困、饑寒交迫、橫逆臨身,如今想來,也全是增上的「因緣」。
  
  後來,我到南京律學院念書,因逢戰亂,缺乏適任的老師,每當他方有一位老師前來,大家奔相走告,認為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在課堂上,都能珍惜寶貴的機會,專心聽講,久而久之,養成我習慣於諦聽的「因緣」。其中,有的老師不擅教授方法,上課不發一言,寫了滿黑板的粉筆字,養成我善於抄錄的「因緣」,不意日後專注聽講的「因緣」與善於抄錄的「因緣」,對於我自學修習助益甚多,讓我感到「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記得剛要來台灣的時候,正逢國共戰爭風雲緊急,許多人舉家南逃,甚至因嚮往台灣而離鄉背景,飄洋渡海。當時太平輪數千人的死難轟動一時,我因為時間匆促,趕不及搭上那班輪船,而倖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時,沉沒海峽的冤魂或許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為沒有趕上的「因緣」,讓我與死神擦身而過。在慶幸之餘,經常覺得人生在順、逆「因緣」之中流轉不停,如同一股無形的力量支配著我南北流亡,東西飄泊。
  
  一九四九年,由於政府誤解,認為來台的僧伽均係匪諜,處處風聲鶴唳,難以容身。那時我身無分文,突然想到棲霞山在香港的分院「鹿野苑」中,或有道友可資助我的船票,讓我前往香港,遂去信求援。那知船票寄達台灣時,我已被冤囚獄中。及至釋放,錯過了赴港因緣,後來承蒙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長者,以警民協會會長的身分為我保證,辦理戶口,打消我赴港的想法,成就我留在台灣的「因緣」。
  
  感謝身為客家人的妙果老和尚,與我既非同門,又非同宗,卻在我無衣無食的時候,伸出援手,給我掛單安住的「因緣」,並為我擔待安全單位許多調查盤問的風險,若非如此,生死存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後來為了報答妙果老和尚的慈心,以及客家籍的工程師謝潤德先生的「因緣」,我在苗栗、竹東、頭份、屏東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設立了很多禪淨中心、道場及佈教所,聊以報答這許多美好的「因緣」。
  
  自從吳鴻麟老先生冒險為我保證之後,我與吳家結下了幾代「因緣」。數年前,吳老先生過世,我從菲律賓趕回,親自為他主持奠禮;吳老夫人在台大醫院住院治療,我也多次探望。今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吳伯雄先生繼我之後,擔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的總會長,當我陪著他到各地視察會務的時候,突然感到「因緣成就一切」的妙處,真是不可思議!
  
  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我在江蘇宜興辦了一份《怒濤月刊》,雖只油印五百份的發行量,但承蒙教界長老大醒法師在《海潮音月刊》上公開推介,使《怒濤月刊》立即身價十倍。到了台灣之後,大醒法師於一九五一年主辦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我感念他提拔《怒濤》的「因緣」,毅然承命為其擔當教務主任之職,以供驅使,仔細回想人生種種在「因緣」裡流轉迴盪的情景,不禁禮讚「因緣」真是奇妙無比!
  在講習會期中培養的僧才,有被冤屈死於獄中的台東修和法師,有主編《海潮音月刊》的靈泉寺修嚴法師,有在台中創立萬佛寺、慈明寺的聖印法師,有在花蓮擔任佛教會會長的真寶法師等。由於我和大醒法師的一點「因緣」,這許多青年僧寶對台灣佛教作出一定的影響和貢獻,心中也同感與有榮焉。
  
  此外,由於我和妙果老和尚的「因緣」,承蒙他推介,讓我和台灣佛教界的大德,如台灣省佛教會理事長宋修振、台中寶覺寺林錦東、台南縣佛教會呂竹木、彰化曇花佛堂的林大賡、南投縣佛教會理事長曾永坤,甚至在台灣大學教學任職的李添春、李世傑,北河高中老師張玄達等本土俊彥結識來往,深感榮幸。後來我在台灣多次環島佈教,宣揚影印大藏經,到各地弘法講學,出版《釋迦牟尼佛傳》,發行《今日佛教》……等,他們都給予我許多支持,這些好「因」好「緣」,抵消了許多壞「因」壞「緣」,讓我得以一展發揚佛教的抱負。感念於「因緣成就一切」,我發願要時時刻刻給別人一點幫助的「因緣」,讓自己也能成為別人的好「因」好「緣」。
  
  民國四十年左右,花蓮不斷地發生強烈地震,天災人禍頻傳,我感謝東淨寺的曾普信居士平日以謙謙君子之風,待我誠信,所以除了曾在《人生雜誌》上呼籲救濟花蓮災民,重建東淨寺之外,也為他出版《蘇東坡史話》等書,讓彼此都在好「因」好「緣」中來往。
  
  當我得知林錦東被政府認為是親日派的中堅,不被獲准出國時,我作「不請之友」,多次和中央建議:「林先生實是中日友好邦交的最佳人才。」後來中央解除禁令,讓他得償訪日宿願,我也歡喜不已。
  
  記得有一年,彰化媽祖行香團朝拜北港的媽祖廟,林大賡先生邀我坐三輪車,到媽祖行陣中參觀,讓我對台灣的民間信仰有了深切的認識。為了感激他的熱忱,後來我在彰化開建「福山寺」,請他擔任「福山佛學院」的副院長,希望彼此的好「因」好「緣」能對彰化佛教有所貢獻。
  
  後來,屏東東山寺圓融法師、苗栗淨覺院的智道法師、台中慎齋堂德熙法師、后里毗盧寺妙本法師、美濃朝元寺的善定、慧定法師、板橋菩提院的文智法師等等,都曾支助我弘法的「因緣」,我無以為報,只有努力著述,寄贈書報月刊,聊表寸心。
  
  一九五二年,由於先有馬騰居士寫信邀請我前往宜蘭弘法為「因」,後有李決和居士面邀駐錫宜蘭為「緣」,我欣然允諾。四十六年之後,一九九八年,馬騰居士在岡山以八十餘高齡辭世,我感念他當年給予我赴往宜蘭的「因緣」,除了前去拈香祝禱冥福,吩咐佛光山都監院的滿淨法師、永能法師為其處理一切喪葬事宜之外,並將其靈骨安奉於佛光山,滿我感謝好「因」好「緣」的心願。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墾丁公園一帶弘法,蓮海念佛會邀我前往主持落成開光,三十多年後,我應邀為東海寺主持佛事,才知此地已有幾十個寺院道場分建各處。想到佛典中描述尼拘陀樹的種子雖小,長成的大樹卻能枝葉繁茂,蔓生四方,以此譬喻小「因緣」能得大果報,不禁深有所感:播種者植種於地,雖然不一定自己收成,但有朝一日看到濃蔭傘蓋,大眾蒙福,也覺得欣慰無比。初到宜蘭的時候,一無所有,仰賴別人給我「因緣」,自忖:「我能給別人什麼『因緣』呢?」於是一得到淨財,便購買《人生雜誌》、《菩提樹月刊》及台灣印經處出版的佛書,免費送給寺院、商店、信徒、青年,由於這些「因緣」,無形中助長宜蘭讀書學佛的風氣,頭城、羅東等地相繼成立念佛會,圓明寺覺意老尼師提供草寮給我靜修寫作。天理堂香店的老闆方鐵錚先生是李決和居士的女婿,後因流通佛書與我結識,在這諸多「因緣成就」之下,李決和居士不但自己以年老之身隨我出家學佛,女兒慈莊、外孫慧龍、慧傳也隨我剃髮為僧,目前在佛光山都擔任要職。
  
  在宜蘭弘法的「因緣」,除了造就了許多有為的青年僧才,與我共同開創佛教事業,除最初參與開闢佛光山的一級主管之外,在家信眾方面也是人才輩出,像鄭石岩教授在佛教心理學方面開創天地,利人無數;楊梓濱、張肇、張鋼鎚、林清志等人為佛光大學奔走籌畫,克盡心力……,凡此「因緣」皆有如滾雪球一般,緣緣相續,燈燈無盡,使偏處一隅的宜蘭成為台灣佛教的搖籃地,點點滴滴的往事形成延續歷史的軌跡,誠為不可思議之「因緣」也。
  
  喜捨一句受用的佛法能給人一些「因緣」,布施一聲親切的關懷能給人一些「因緣」,甚至供養一絲真誠的微笑,贈予一本淺顯的佛書,都可以提供別人一些「因緣」。多少年來,在與道友、信徒的來往之中,我深深感到,不論是舊識或新知,不論是老參或新學,最重要的是彼此要互相珍惜「因緣」,唯有讓心和心之間搭建起道情法愛的橋樑,才能使好「因」好「緣」綿延不斷。
  
  一九五五年,南亭、煮雲法師與我等人,共同發起「影印大藏經環島佈教團」。一個多月來,我們搭乘板車、牛車、三輪車、火車、汽車、小船、軍艦、飛機……,所到之處,鑼鼓喧天,鳴炮獻花,甚至地方寺廟抬出神明金轎前來歡迎,以麥克風、擴聲機助長熱鬧,只見台上、台下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此後,我又多次率領學生、青年到全省各地佈教,也蒙獲大家的熱烈護持,讓我愧不敢當。其中,有人說我成就台灣佛教蓬勃發展的「因緣」,但我卻認為是台灣民眾成就我推動佛教事業的「因緣」。
  
  回憶四十年來,台灣佛教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因緣」際會當居首功,例如:由於電台傳播「佛教之聲」,讓多少民眾有了得度的「因緣」;由於詹煜齋先生每年贊助大專青年佛學獎學金的「因緣」,讓全台灣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紛紛成立;由於朱鏡宙、張少齊印經的「因緣」,多少人因此而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由於白聖法師等傳戒的「因緣」,使今日出家僧尼增加;而佛光山辦學的「因緣」,則使得現代的佛教教育提昇層次。
  
  佛陀出現於世,是為了一大事「因緣」──讓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千多年前,由於漢明帝夜夢金人的因緣,使大法東來,此乃東土人民的福德「因緣」成熟有以致之;二十世紀末,大法西來,讓佛光普照,法水流長,又是另外一個殊勝「因緣」的到來。
  
  早年,我來美洲創建道場時,正逢中國大陸與亞美利堅修好時期,眼見許多留學生蜂湧到美國留學,但經濟都非常拮据,我和潘孝銳先生共同成立「西來獎學金」,每人三千至一萬美金不等,希望能為他們作一些「因緣」,名作家阿城、史玲玲、郭震揚等人都曾得到獎助。其中,王丹先生來美之後,拒絕外面的捐贈,卻樂意接受這項獎助,可見「西來大學獎學金」是一個清淨善美的「因緣」。名新聞記者卜大中先生,倫敦音樂家陳惠珊小姐,也都曾得過此一獎學金的資助。
  
  此外,名作家北島先生發行文學刊物,希望我有所資助,我樂見其成,給他一點經濟上的「因緣」;德國漢堡大學車慧文教授在歐洲召開「國際華文會議」,希望佛光山巴黎道場能負擔食宿、交通,我感到自己能對世界華人幫助一點「因緣」,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因此慨然允諾。過去「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每年召開的大會從來沒有超出亞洲範圍,也未嘗在台灣舉行過,但第十六屆卻能移尊到美國西來寺舉行,此後,第十八屆大會,及今年(一九九八年)的第二十屆大會也相繼在台灣佛光山、澳洲南天寺召開,雖說為此所費不貲,但我覺得自己能參與其中,為「佛教國際化」穿針引線,盡心盡力,「因緣」殊勝難得,所以每次都懷抱著珍惜助成的心情戮力以赴,共襄盛舉。
  
  我深深感到:有「因緣」,就有希望;有「因緣」,就有方便;有「因緣」,才能成就一切。「因緣」,實在是美妙無比!所以我不時提醒自己:不但要感謝過去的「因緣」,把握現在的「因緣」,更要培養未來的「因緣」,為自他開拓光明的人生。
  
  為了貢獻一點「因緣」,讓更多人有志研究佛學,我結合兩岸學者編寫《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了播撒菩提種子,給予各地人士一些佛法的「因緣」,我席不暇暖,雲遊海內外,隨喜主持佛學講座。我在電視裡主持弘法節目,有五分鐘的「因緣」、有半小時的「因緣」、有一小時的「因緣」……,三十多年來,從一台到三台,從無線到有線,甚至自創「佛光衛星電視台」,播放有益身心的節目,無非都是希望觀眾們能得到一點善「因」善「緣」。我經常舉辦功德主、信徒、婦女、金剛、青年、僧伽等各種講習會,也是在創造各種「因緣」,讓大家的人生都能有所提昇進步。佛光山雖只有而立之齡,但是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國際會議已達三十次以上,主要是想給高級知識份子一些佛教的「因緣」。佛光會雖然只有七年的歷史,但在海內外所舉行的公益活動,不下七千次以上,主要也是希望為各地社會帶來一點淨化的「因緣」。
  
  四十年來,我努力傳授三皈五戒,讓大家有三皈五戒的「因緣」;我在世界各道場發起短期出家修道會,讓大家有短期出家的「因緣」……,直到今日,我的理念是:應以大學「因緣」得度者,即辦大學而度化之;應以佛光會「因緣」得度者,即設佛光會而度之;應以寺院庵堂「因緣」得度者,即建寺院庵堂而度之;應以佛學院「因緣」得度者,即辦佛學院而度之;應以美術館「因緣」得度者,即建美術館而度之;應以青年團「因緣」得度者,即辦青年團而度之;應以學生會「因緣」得度者,即辦學生會而度之。
  
  佛教主張「因緣和合」,「因緣」不是單一直線的發展,而是互有影響,前因後果,左右關聯,彼此呼應,重重無盡的關聯。「因緣能成就一切!」懂得重重無盡的「因緣」,才能有重重無盡的「成就」!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七月)

 

來源:www.book85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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