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智宗法師

    佛教與科學的關系，看似複雜，實則微妙。試簡述之。

    其實，純粹從認識論的角度上來分析，不管佛教與科學——甚或其他的學科門類，矛盾不矛盾、有多少矛盾，佛教都有充分的理由泰然自處、坦然面對，完全無懼于 來自任何一方的挑戰。

    比方說，針對來自佛教外部的，如政治、經濟、科學……甚至其他宗教的理論上的質疑與詰難，我們完全可以從容地，用《鏡面王經》中“瞎子摸象”的經典比喻來 個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是在瞎子摸象，何必自以為是，相互攻訐！人生沒有旁觀者。在生活里，每個人都是活生生的參與者和經曆者，都能夠“實踐出真知”，當這 些“真知”偶然相遇，併發現彼此面貌相異時，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貿然地否定與批判，而是耐心地傾聽與尊重——事實上，如果我們想要對真相了解得更多，也 必須要對所謂的異端首先予以相當的尊重與傾聽，只有尊重，才會帶來自由的對話與交流，不願意尊重，不想去傾聽，最終引發的，只會是對抗，是暴力。即使在多 次的對話與交流之后，我們得出的最終結論，如同《江邊對話》所得出的一樣：我不能證明我真，但你也不能證明我偽。這也絕對無妨于我們“信仰上相互尊重，政 治上團結合作”，無傷于我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語）。這應當是佛陀講說寓言“瞎子摸象”，最為求真務實的啟示了。

    而對於來自佛教內部的理論見解上的不一與矛盾，我們除卻以“瞎子摸象”的啟示，照舊對異說相容並蓄外，實際上，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方法論，也可供我們面對 衝突時巧加化解，此即“對機施設”法。《景德傳燈錄》上不是有這樣一則公案——

    有個居士問西堂智藏禪師：有天堂嗎？有地獄嗎？有佛法僧三寶嗎？一連串地問下來，禪師一概全答：有。這個居士就起了疑心，神色有些異樣。智藏禪師注意到 了，就問他：你是不是見過其他的法師啊？居士答：是，曾見過徑山的國一大師，可人家說，所有的都是無——沒有。你們的回答截然相反，針鋒相對，差距也太大 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智藏禪師反問道：你有老婆嗎？（有）國一大師有老婆嗎？（無）這不就得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況啊！

    的確，正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況，所以面對相同的問題，佛經的說法、法師的解法就難免會有些相異或相反之處。這是極為正常的。試想，為什麼眾多佛經上來 就是“如是我聞”等“六成就”（信成就、聞成就、時成就、主成就、處成就、眾成就）？按照法相宗的說法，這個“眾成就”，就是指該經的“所被之機”，是對 哪些人有益。而非“所被之機”的，讀了此經，當然就難以理解，甚至，還會因此而認為，這些諸多的矛盾不一，恰恰證明佛經的妄誕、法師的偽劣。《法華經》上 所記載的五千弟子，不就是因為佛陀講經前后不一而懷疑乃至退席？現實中，我們的胡適先生不也就是因為佛教種種的不一，而一輩子耿耿於懷，認為和尚造假？實 際上，這不是經的問題，不是講的問題，而是讀的人、聽的人的層次問題、理解問題。正所謂“黃葉止兒啼”，人家是重在“止兒啼”，你卻非要橫生枝節，糾纏于 “黃葉”，根本不對機嘛！所以經云：“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恰是此類人的生動寫照！

    然而，如果在現實的實踐論上來研究，佛教為因應科學理論的飛速發展而帶來的挑戰，所採取的態度與行動，卻就難說是否能一如上面所談的這樣鎮定與淡然。此說 何據？

    一、因為我 們的認識有局限

    無論是出家在家，在思維還沒有達到一定的成熟高度時，我們在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過程中，其實都特別容易犯兩個突出的錯誤：以偏蓋全和從眾心理。比如說， “宗教與科學是一對本質上絕不可調和的矛盾”、“自然科學的每一次進步，都意味著宗教影響的無奈退后”……諸如此類的宗教與科學關系的認識，究竟對不對？ 當然對！但這個當然卻有一個絕對不容忽視的必然：這是在研究中世紀的基督教曆史發展情況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且不說這個結論對今天變化了的基督教而言，是 否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單是只用一段時間內一種宗教的曆史論證就作出對所有宗教的思想定論，顯然也是頗有些以偏蓋全，實在不夠“科學”。當然這同時也就意味 著對佛教不公平、不公正，因為佛教的發展史中不僅對科學研究沒有橫加地干涉，粗暴地打擊，而且，出於弘法的需要，出家人中還涌現了眾多的科學工作者，著名 的，如搞自然科學的，世界上第一個測出子午線長度的一行法師；搞人文科學的，編制完善漢語三十六字母的守溫法師等。況且，就佛教與科學的發展事實而言，眾 所週知，科學的核心是懷疑精神，它拒絕不容置疑地信仰主義，而佛教，特別是禪宗，“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的修行要則，二者簡直就是不謀而合、如 出一轍！這難道不是佛教與科學最大的相通之處？只可惜，眾口爍金，積毀銷骨，當大家習以為常地以為宗教與科學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時，即使是歐陽漸大師發出過 “佛教非宗教非哲學” 的吶喊，最終也不過是被喧囂的聲浪淹沒，無人理會。不能不令人慨嘆：在認識領域里，能夠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確實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可以說，此非智者 所能為也！說到這裡，我倒記起國宗局網站和《中國宗教》上曾登載過的一篇文章，是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老師寫的，題目叫《講透“社會主義的宗教 論”需要新思想》，立意公允，觀點獨特，非常具有開創性、啟發性，特別有助於人們樹立有關宗教的正確認識。建議沒讀過的朋友們一定要學習學習。

    二、因為出 家人的知識有缺陷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方廣锠老師編的那本《中國佛教文化大觀》中，在“傳教與科學”部分，特別強調：“任何宗教，都想把自己的教義向廣大民眾傳播。教義 要能讓民眾聽懂，就需要百方解說，這就需要傳教者有廣博的知識。一個傳教者要能得到人們的信任，廣博的知識也是一個必要條件。他的知識和教義可能沒有直接 聯繫，但人們因為他的知識而尊重他、信任他，也會相信他所說的教義。在這裡，知識作了教義傳播的先導。早期在中國傳教的僧人，許多都有廣博的知識，其中包 括科學的知識。”真是誠哉斯言、透骨之論！可惜的是，如今繁華似錦俱往矣。在這個知識爆炸的今天，我們教內至今常提的是樸老的名言：“當前佛教最嚴峻的問 題，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而教外振聾發聵的，則是葉小文局長的“在佛教領域，時代也呼喚僧才，呼喚大師。”這反覆地引 用、多次地強調，目的何在？其實卻是真真切切地反證出，當今的佛教界實在是僧才稀缺，大師凋零！不要看現在動輒是這兒開光、那兒升座，這兒大佛越來越高、 那兒寺廟越修越大，實際愈是如此，便愈是泡沫經濟虛假繁榮，仍然沒有跳出“收錢修廟——修廟收錢”的輪迴怪圈！香火再旺，它肥的只是廟。而在此基礎上，只 有大力發展知識文化，才能真正興教！以前有廣告詞說：“唯有高處相等，方可坐而論道。”可對弘法而言，卻就不僅是一個高處相等的問題，而是，“只有高屋建 瓴，才能心悅誠服。”這少得了知識，欠缺了文化，如何能行？

    譬如說這宗教與科學的關系問題，即使我們對佛經中“瞎子摸象”、“對機施設”的智慧領悟得不多，不足以對治它，但假如看過人大李申老師寫的那篇精煉的《科 學與宗教簡論》，其中說，“分析曆史上宗教和科學的關系，可以看到，宗教，主要是人為宗教，所從事的科學工作，僅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僅是與該教教義有關的 那一小部分。因此，與宗教發生衝突的，也只是科學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科學。與宗教教義無關、因而也不與教義相衝突的領域，仍是科學得以比較自由發展的 場所。作為人為宗教，它不追求對自然界的一切都作出解釋，甚至可以根本不追求對自然界作出說明，而只把精力關注于社會問題。那麼，宗教與科學也會像不同社 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一樣，和平共處下去。當今的世界，大體上就是這樣一種情境。”這樣的客觀精闢與高度預見性，難道不給我們一些寶貴的啟迪和輕鬆的釋然 麼？我們佛教確實不是為解決科學問題而來，而是為解決人的問題而來，或者，甚至也可以這樣簡單地說，我們佛教對治的不是科學問題，而是科學家的煩惱問題！ 科學家也是人，也有人所固有的貪嗔癡慢疑，如果能用佛教的辦法剷除它，我想，這好像也應該是科學家所樂而為之的吧。佛教，當然能夠與科學長期共舞。

    再如佛教最易受現代人懷疑的生命輪迴說，雖然在弘法中我們可以從哲學化的角度，將六道輪迴闡釋成六種心態的輪迴（義解法），使之變得易於理解些，但若是拈 起科學界的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用以補充說明，不管其內里差距如何，起碼在形式上，好像更為現代人所樂意接受。而這些，顯然都需要對知識文化的廣泛涉獵與 靈活運用。

    誠然，造成這一代人文化殘缺知識片面，有著曆史時代的種種原因，但，個人以為，這些都不能成為個體不努力地藉口。我聽不少法師介紹說，濟群法師在家好像不 過是小學畢業，進入佛門后，也沒有到這大學那大學的進修考博，完全是依靠堅韌不拔的毅力，苦苦自修積累，如今成就斐然，連曆來對佛教法師刁鑽嚴苛的台灣學 者江燦騰老師都對他讚不絕口！還有太姥山的界詮法師，就講戒律，也沒有錢，而他的平興寺一住就是幾百人，根本不怕人跑！我想，這樣的法師多了，才能真正成 就中國佛教的脊梁！

    三、因為時 代的政治有底線

    任何一種正信的宗教都是講愛與奉獻的。但是，“當基督教變成了羅馬官方思想且在中世紀與政治權力結合之后，基督教的仁愛和同情心逐漸為野蠻和蒙昧所取代， 於是有了中世紀后期基督教對異端的迫害和科學家的摧殘。”（北大徐愛國語）以至於留下了宗教與科學是不可調和矛盾的陰影，至今陰魂不散。而佛教呢？個別宗 派在個別地區政教合一之后，美麗的“香格里拉”，也只成為少數人的天堂，絕大多數人的人間地獄，使整個社會的發展凝滯落后，直到新中國成立，竟然還是奴隸 社會時期。這樣的環境，連基本的人權都不會存在，哪里還遑論科學的進步發展！曆史是慘痛的，教訓是深刻的，宗教與政治，這對過去曆史上一直糾纏不清的歡喜 冤家，在現代文明的演進中，確實要讓他們永遠地分離下去了。然而，當我們經曆過並認識到，仁慈的宗教在成為政治的親密愛人之后，就變得蠻橫粗暴，不可理 喻，從而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時，我們有理由追問：誰還會成為政治的下一個女友？或者說，哪一個還會迫不及待地趁勢向政治投懷送抱，想做他的女友？若是如 此的話，我們更需要警惕：在民主政治尚未根本完善的現實進程中，他是否同樣會因為權力的驕縱、暴力的支援而飛揚跋扈、目空一切？此一問題值得思索。

    還是在《科學與宗教簡論》中，李申老師指出：“對宗教和科學關系的特別關注，開始於中世紀基督教會對新派科學家的迫害。在那時及其以前，宗教是社會的統治 意識，一切其他社會現象都要以宗教為參照來決定自身的價值；現在情況不同了，科學的社會地位升到了宗教之上，宗教的存在也要以它對科學的態度來決定自身的 價值。”我不知道李申老師的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但放眼當前，卻又不能不承認，科學淩駕在一切學科之上，好像還真的有些嫌疑，尤其是，在我國重新迎來科 學的春天，確立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國策之后。我們承認，科學技術所迸發的創造力遠超于宗教，其創新發展的速度與力度用“日新月異”和“驚天動 地”來形容，也絲毫不覺得誇張。科學的確是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滲透進我們的生活，使我們在生活變得越來越方便快捷的同時，越來越依賴它，離不開 它。然而，縱是如此，這也絕不意味著，當科學（家）可以任性地對其他學科文化發表否定性的講話時，它就代表著“政治正確”，它就不容置疑，比如說，以科學 的名義取消中醫，以科學的名義唱衰宗教等等。這種並不多麼嚴謹的講話，表面看來，只是科學家的事，但不能不防，有否與恃政治之寵而驕且縱緊密相關。當然幸 運的是，我們的政治顯然是清醒而智慧的，就像特別借神七飛天的壯舉，談一談中藥的巨大作用——此一細節果真是巧妙至極，值得活潑的科學家們嚴肅對待並科學 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