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根據新出版的《來自乾陀羅的古代佛教經卷》一書，介紹在阿富汗新近出土的一批佉盧文寫卷佛經，並對其中一些內容和有關的問題提出個人的看法。
關鍵詞：1.佛經 2.乾陀羅 3.佉盧文寫卷
1994年9月，倫敦的英國圖書館得到由一位匿名的捐贈者所捐贈的一批古代寫卷。寫卷來自尚在戰亂中的阿富汗。寫卷上所寫的文字是印度古代的佉盧文。寫卷的質料不是紙，也不是印度古代寫本中常見的貝葉，而是樺樹皮。古代樺樹皮的寫卷在此之前不是沒有發現過，但是不多。人們已經知道的，寫有佉盧文的樺樹皮寫卷，最有名的，就是本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的和闐地區出土，後來被分別收藏在法國巴黎和俄國聖彼得堡的佉盧文《法句經》。這部佉盧文《法句經》的發現，對於佛教和佛教文獻史，以及印度和中亞古語言的研究，其意義怎麼估計都不為高。它在發現的當時，曾經在國際東方學界引起過很大的轟動。但一直到了六○年代，已故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J. Brough才經過長期的努力，完成了他研究這部佉盧文《法句經》的著作。[1]J. Brough的書，已經被公認為是研究早期佛教經典的一部名著。
但是我們現在有了比和闐出土的佉盧文《法句經》更早的一批寫本佛經。它們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所見到的年代最為古老的佛經。古代佛教的高僧大德當年念誦供奉的經典，歷經劫難，二千載後，居然能存於天地之間，實在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
不過，這批佉盧文的寫本佛經，在送到英國圖書館的時候，實際上已經非常殘破，有些只是一些碎片。英國圖書館立即組織了一些在文物修復方面非常有經驗的技師，對這些寫本的殘片進行修復和綴合。在寫本得到基本的修復後，英國圖書館邀請了美國華盛頓大學的邵瑞祺教授對寫本的文字和內容作進一步的辨識和研究。英國圖書館和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由此提出一項叫做「早期佛教寫本研究」的研究計劃。研究工作進展得似乎很順利。1996年年底，我在荷蘭萊敦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第一次聽邵瑞祺教授介紹這一重要的發現，今年就見到了他出版的研究這批寫本的第一部書。
手邊有剛從朋友處借到的邵瑞祺的書，書名是《來自乾陀羅的古代佛教經卷》（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Seattle: 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 1999）。讀過一遍，第一個感覺是，這批佉盧文佛經對研究佛教，尤其是研究佛教文獻的形成和發展真是太重要了，其中有太多的題目值得探討。下面依據邵瑞祺的新著，先簡單介紹這批佉盧文佛經的情況，然後再在個人的想法中挑出一兩個問題，作一點討論，希望有同樣興趣的朋友們由此也能注意到這一新發現和相關的一些問題。
先談寫本的基本情況。根據邵瑞祺教授在書中的介紹，這批寫卷送到英國圖書館時，一共二十九件，因此編為二十九個編號。但這個編號完全是隨機的，與寫卷自身的內容沒有任何關係。與這批寫卷一起的，還有五個陶罐，以及二十六塊陶罐的碎片。據捐贈者講，這批寫卷就出自這幾個陶罐。兩張在1993年最早拍攝的關於這批寫卷的照片也完全證實了這一說法。而且它們極可能最早就出自其中一個現在編號為D的陶罐。它們都來自阿富汗東部，雖然沒有資料說明具體來自阿富汗東部什麼地方。不過，有很多理由可以推斷，它們來自阿富汗東部的Jalalabad平原的Nagarāhāra，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2所講到的「那揭羅曷國」。如果再具體一些，則來自這一地區的Haḍḍa，也就是玄奘書中記載的「醯羅城」。[2]寫卷經過修復，然後再由邵瑞祺作辨認和初步的整理。邵瑞祺的估計，這批寫卷最初的原卷最少有二十一件，最多有三十二件。整個寫卷涉及到的經典大約在二十三到三十四部之間。因為所有的寫卷都是殘本，而且寫卷上的很多內容還不清楚，目前實際上還沒有可能作出很準確的判斷。目前可以做出初步判斷的，僅僅只是其中一部分。不過，邵瑞祺根據他的研究，仍然儘可能地把整個寫卷的內容大致地作了幾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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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以及注疏（Sūtra Texts and Commentaries）。這部分文獻包括《眾集經》（Saṅgīti-sūtra）和一種不清楚其來源的《眾集經》的注疏。這部分《眾集經》的注疏既不同於現存的玄奘翻譯的本子，也不同於在梵衍那發現的梵本斷片。再有兩種「經」。一種講到「四禪定」，另一種部分內容與巴利經藏中的《增支部》中的部分段落很接近，因此也許可以被認為是乾陀羅語佛經中相當於梵文經藏的《增一阿含經》的某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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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一類的文獻及注疏（Scholastic Treatises and Commentaries）。這一部分數量相對較多，但內容更不是很清楚。它們中的一部分，看起來是一些「偈頌」（verse）的注疏。這些偈頌，大部分都可以在巴利經藏《小部》中的《經集》、《自說》、《法句》、《如是說》以及《長老偈》中找到，但排列次序卻很不一樣。另有一些則似乎是「阿毗達磨」一類的著作，其中一段講到「一切有」。這一點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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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偈頌」文獻（Verse Texts）。這包括三分殘卷，內容則比較容易判定。其中有有名的《無熱惱池偈頌》（Anavatapta-gāthā）的一些段落，還有《犀角經》（Khaḍgaviṣāṅa-gāthā），以及一些《法句經》的片段。這最末的一項也可以說是很有價值的一個新發現，因為此前所發現的唯一一部佉盧文佛經就是《法句經》。現在我們則有了兩種佉盧文《法句經》的抄本。雖然新發現的佉盧文《法句經》殘卷只有很少的一點片段，但無疑仍然可以提供很重要的研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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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譬喻」及相關文獻（Avadānas and Related Texts）。這一部分的內容也非常有意思，因為新發現的這些佉盧文佛經中的「譬喻」，其中講到的故事，提到了大約在西元一世紀初乾陀羅地區的兩位月氏「總督」（mahākṣatrapa）或者說國王的名字：Jihonika和Aśpavarman。這為判斷這部分文獻形成的年代也包括這批寫卷抄成的時間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根據。相似的事例以前從來還沒有過。Jihonika和Aśpavarman這兩位月氏王的名字，則可以在近代考古在乾陀羅地區發現的古錢幣和古銘文中得到印證，同時考證出他們活動的大致的年代。這些「譬喻」類的文獻，本身還可以與其他語言或部派傳承的「譬喻」作對比，大大幫助我們今天瞭解和研究這類文獻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後來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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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文體及雜類文獻（Other Genres and Miscellaneous Texts）。這包括一種「佛贊」（stotra），內容與現在知道的唯一的一段寫在佉盧文木櫝上的「佛贊」很相似。後者是本世紀初在中國新疆尼雅所發現的。[3]這也非常有意思。再有就是一種目前尚不能確定具體名稱的醫學文獻，在整個寫卷中，它顯得最特殊，因為它的語言不是乾陀羅語，而是梵語，抄寫所用的字體也不是佉盧字，而是中亞寫本中最常見的婆羅謎字。再還有一些殘卷，因為太殘破或太小，目前還很難判斷究竟有些什麼內容，邵瑞祺因此把它們暫時歸放在這一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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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批寫卷的年代。邵瑞祺從多方面作了考證，他認為，這批寫卷寫成的時間，應該是在西元一世紀早期至二世紀早期。在這一段時間中，他目前更傾向於更早一些，即大約在西元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至第三個十年之間。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對這些寫卷的年代，是不是能判斷到如此準確，可能還需要考慮，但無論如何，邵瑞祺的考證做得很精細，他的結論大部分應該說是有說服力的。這樣看來，這批佉盧文寫卷，作為現在知道的最早的手抄佛經，可以不用懷疑。其珍貴的價值，也就不言而喻。
邵瑞祺教授的書大十六開，二百七十多頁（不包括插圖），道林紙精印，其中的圖片大多是彩色印刷，印得非常漂亮清晰。全書共分八章，再加一個附錄。除了一般的介紹（description）以外，書中大部分章節是對這批寫本以及相關的一些問題所作的研究。總起來講，邵瑞祺教授的書，內容非常豐富。他和他的協作者的研究工作，有的做得很細，有的意見非常好。對於這批寫本的研究，邵瑞祺做的工作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而且可以說作了迄今為止最大的貢獻。但是，正如邵瑞祺在書中所反覆講到的，幾乎所有的研究意見或者結論都還是初步的（preliminary）。因此我在下面也就把自己讀到邵瑞祺的書時的一些同樣也是很初淺的想法提出來，限於時間和篇幅，只談其中的兩點，或者可以為邵瑞祺教授以及有關的研究提供一點補充。
先談想法中的第一點。上面講了，根據邵瑞祺初步的研究，從這批佉盧文寫卷中，目前可以辨識出的經典，大致有經、注疏、偈頌以及譬喻幾類。在譬喻一類經典中，提到了西元一世紀初乾陀羅地區的兩位元月氏「總督」或者說國王Jihonika和Aśpavarman。像這樣形式的譬喻故事，邵瑞祺說「夠稀奇」（curiously enough），但其實也不稀奇，因為這讓我聯想到漢譯佛典中一個頗為相似的事例。中國東晉時代的法顯，在四世紀的末年到印度求法，他先到印度，然後到了師子國，即今天的斯里蘭卡。法顯從師子國帶回的佛經中，有一部《佛說雜藏經》。這部經，名為《雜藏經》，其實不長，篇幅僅有一卷。經中所講的故事也不複雜。經的開端講，佛弟子目連在恒河邊上，看到五百痛苦不堪的餓鬼。餓鬼們問目連，他們為什麼會如此受罪。十七個餓鬼依次講了它們所受的折磨。於是目連一一告訴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原因都是前世的罪過。然後經的第二部分講了幾個因善得福的小故事，正好與餓鬼故事作為對比。接著下面講槃底國王優達那與月明夫人的故事，還牽連到摩竭國的洴沙王。優達那王出家作了「道人」，遊行至摩竭國，遇見洴沙王，並與洴沙王有一段對話。然後接著的一段是： 如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供養佛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一時，有惡人觸王，王心退轉：如此惡人，云何可度？即時回心。捨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圖，以求解脫。由是因緣，成羅漢道。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叉。自爾以來，未滿二百年。此寺今在，吾亦見之。寺寺皆有好形象。[4]
經的最後以 「佛有無量功德福田甚良，於中種種果報無盡，待我將來成佛，乃能知之」結束。
當然，《雜藏經》中講到的月氏王，未必就是這裏的佉盧文譬喻經中提到的那兩位月氏王，但二者在講故事的方式和都提到月氏王這一點上卻是一樣。可是十年以前，我讀《雜藏經》，這正是讓我生出疑問的地方。尤其是有關月氏王和月氏王寺的一段文字，在上下文之間，看起來顯得有些突兀。因此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專門提到這一點，懷疑是不是出自經的原文。對「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叉」一段，則懷疑是譯者的注語，混入了正文。[5]現在看來，要是以新發現的佉盧文經卷中這一部分內容來作類比，我的這一判斷中的一部分，應該作新的考慮。法顯翻譯的這部《雜藏經》的這一段，很可能在原來的寫本上就已經有了。這一段內容，只是表明這部《雜藏經》在產生或流傳的過程中，曾經也與乾陀羅地區以及乾陀羅的某一位或幾位月氏王有關係。[6]
這裏所涉及的問題，看似枝微末節，其實要是能弄清楚，會有特別的意義，那就是，幫助我們判斷相關的經典形成或寫成的年代，以及它們流傳的情況。例如這部《佛說雜藏經》，經文中講到的故事，與目連、優達那王以及洴沙王有關不奇怪，但涉及到月氏王，就值得注意。而法顯得到這部經，卻又是在斯里蘭卡。看來這其中可以探討的問題還很多。我們如果認真地研究佛典的傳譯史，還會發現類似的事例。
再談想法中的第二點。討論佉盧文佛經，可以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問題，問題之一就是它們與佛教部派的關係。具體地講，現在已經發現的這些佉盧文佛經，如果是屬於部派佛教的經典，它們應該歸屬於那一個部派。這個問題，J. Brough在整理和研究在新疆和闐發現的佉盧文《法句經》時，就已經作過極認真的分析和討論。Brough的意見，這部他稱作的乾陀羅語《法句經》，其所屬的部派只有兩種可能：屬於迦葉部或者法藏部。[7]而更多的學者認為，在這兩個部派中，最有可能的則是法藏部。邵瑞祺教授在他的書中，也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詳細討論這一問題，尤其是這一批新近發現的佉盧文佛經，是不是也屬於法藏部。對此邵瑞祺教授的結論也基本上是肯定的。他的根據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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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和闐發現的《法句經》，Brough認為可能屬於法藏部，而多數學者則肯定這一看法。認為和闐《法句經》屬於法藏部，幾乎可以被看作是定論。這次在阿富汗發現的佉盧文寫卷中的《法句經》的片段，在文字上作比較，也幾乎與和闐《法句經》完全一樣，因此也應該歸屬於法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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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這批寫卷中的《眾集經》，與現存的幾種部派文獻中不同的《眾集經》作比較，它在內容上最接近於漢譯《長阿含經》中的《眾集經》。邵瑞祺為此列出了一個詳細的對照表。漢譯《長阿含經》屬於法藏部，這在學術界也基本上是一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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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有重要的一點，與這批寫卷一起送到英國圖書館的那五個陶罐，其中的一個，即編號為D的陶罐，壁上寫有佉盧文的銘記，講到這是屬於法藏部僧的物品。一張1993年，也是最早照的照片證明，這批寫卷最初是從這個陶罐中取出。當然，也有人懷疑，在此之前這批寫卷是否還被挪動過地方。但這樣的可能性實際極小，這樣的懷疑也純粹是懷疑，並沒有任何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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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個方面的理由，還有一些其他的證據，也支持把這批佉盧文寫卷歸屬於法藏部，邵瑞祺的結論因此可以說是有說服力的。
在中國佛教的歷史上，經典大多是從西域傳來，然後被翻譯成漢文，在漢地流通。追本溯源，弄清楚佛教經典在西域其中包括印度產生和流傳的情況，我以為實在有助於真正瞭解和使用漢譯經典。雖然目前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可能還需要一些時日。但無論如何，我們目前應該注意到與這批新發現的佉盧文佛經寫卷有關的問題，以多方面地推動研究工作的進行。尤其是法藏部，在佛教傳入中亞和漢地的過程中，曾經也有過重要的影響，應該成為我們加以深入研究的一個題目。
以上拉雜寫下我讀到邵瑞祺教授的新書時的一點感想。今逢聖嚴法師七十大壽，去歲有緣，在北京拜識法師，欣喜無量，特撰此文，為法師古稀吉祥之賀。
（補記：本文正在寫作中，見到8月末在瑞士洛桑（Lausanne）召開的國際佛教研究會第十二屆大會的論文提要，其中有包括邵瑞祺教授在內的四位學者發表的論文，仍然是以研究這批佉盧文佛經寫卷為內容。他們的新的研究，值得我們繼續注意。又，承邵瑞祺教授好意，惠贈本文中提到的他的大著。書正在寄運之中。借此小文發表之機，也對邵瑞祺教授表示感謝。）
Buddhist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Afghanistan
Wang Bangwei
Professor,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newly published book The Ancient Buddhist Canons from Gandhāra to introduce the newly unearthed kharoṣṭhī Buddhist canons in Afghanistan. The author also comments on parts of the contents and related problems.
關鍵詞：1. Buddhist canons 2.Gandhāra 3.Kharoṣṭhīscript canons
[1]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頁220～232。那揭羅曷國和醯羅城在古代以有眾多佛教聖蹟而著名。法顯、宋雲、玄奘等都到過這裡。東晉慧遠撰《佛影銘》，講到的「佛影」，就在那揭羅曷國。
[3] Niya documents nos. 510. See A. E. Boyer, E. J. Rapson, and E. Senar,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9, 2. pp.184～187.
[4] 《大正藏》冊17，頁557～560。
[5] 見拙文〈雜藏考〉，載於《國學研究》卷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569。
[6] 相似卻更為典型的一個事例是《那先比丘經》即南傳巴利文經典Milindapañha。這部經典產生的年代不是最早，但也不太晚，而且同時被南傳和北傳的佛教系統接受和承認。只是南北的傳本在內容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實際上也就是不同部派傳承的差異。
[7]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