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共分六個章節，除第一章緣起外，第二章題曰四門塔建築的源流與特色，討論四門塔建築造型的原始源流，那是來自印度窣堵波的創意，從單純的圓形覆缽佛塔造型，演變成方形且塔上刻像的式樣。本章列舉隋代以前存世的單層石造四面像的遺例，以及從背屏式佛像光背、石碑佛像拱形龕楣上端等處，所呈現的浮雕或線刻的佛塔圖像，以捕捉六、七世紀之際，亭閣式單層塔的流行式樣。第三章題為塔內的供像，內容討論四面佛塔供像的主題，經典的依據，反映當時《觀佛三昧海經》、《金光明經》等信仰的流傳。第四章討論神通寺四門塔內四佛的功德主雕造動機與造塔因緣，第五章討論塔內四佛佛容體軀的雕刻風格與歷史意義，第六章總結四門塔的建築式樣與四佛造像風格，及其對山東濟南一地的後續影響。
關鍵詞： 1.佛塔 2.隋唐佛教造像 3.山東佛教 4.僧朗 5.神通寺四門塔 6.阿閦佛
【目次】
一、緣起
山東濟南歷城神通寺，相傳最初立寺於東晉，高僧竺僧朗東來泰山弘法，創設道場，初名朗公寺，此寺到了隋代改名神通寺。而歷城附近隨著佛教的流布，歷代寺院迭有興廢，千六百年來幾度滄桑，累積數量可觀，至民國初年，尚有三百餘座，而今寺院雖已蕩然無存，卻仍可從殘餘的遺址上，找尋昔日的風華。
其中坐落於神通寺遺址東南的四門塔，是附近碩果僅存的隋代建築，塔內原供四尊佛像，線條流暢，刀法遒勁，寶相莊嚴，其中東方的阿閦佛頭不幸於1996年遭遇鋸砍而失竊，但是古佛有靈，很幸運的在2002年6月被法鼓山的護法弟子收購，並捐獻給聖嚴法師，法師基於古物復原的慈悲心，而將佛頭於當年的12月送返原地，如今（2003年）完璧歸趙剛滿一年，為紀念此不凡的日子，特予撰稿探討四門塔，聊表賀意。
認識四門塔，年代相當久遠，二、三十年來，每次講授建築藝術史時，都要舉它為例，直到親自遠赴山東濟南神通寺，面對四門塔時，才覺得它親切又陌生，我繞塔三匝，仔細瞻仰一番，深深的感受到這座線條簡單、架構單純、沒有繁瑣的斗拱雀替、沒有彩繪雕龍畫鳳、沒有琉璃覆頂的亭閣式寶塔，其實是有豐富的內涵，因它正好可以和我剛剛講授的印度佛教美術相銜接。
我走進寶塔內，內供四佛，每佛端身正坐，一方一佛，趺坐於須彌座上，健碩明朗，我回溯了那個時代的造像題材，無非是釋迦、彌勒、觀音、二佛並坐等……，而少有四方佛像，即使是後來密教崇奉的五方佛也不是這樣排列的，這稀有供法，引起我更深入探討的興趣。
本文先從建築造型討論起，先追溯印度窣堵坡的原型，再舉北朝時代單層塔的流布，再切入四門塔，本文第二部分討論四方佛的題材、宗教意義和造像風格。
二、四門塔建築的源流與特色
（一）源於印度窣堵波的創意
根據各方的調查報導資料知：
四門塔呈平面四方形，是一單層亭閣式舍利寶塔，塔高15.04公尺，邊寬約7.4公尺，由塔基、塔身、塔簷和塔剎組成。塔簷挑出五層，其上疊澀內縮二十三層，形成角錐狀，錐頂置山華芭蕉紋的承露平臺，中立五層相輪，上置剎竿。塔身是由寒武紀石灰岩砌成，周身只雕幾何花紋，簡單大方，塔身四面各門有半圓形的拱門，下設石級門檻，內設紅漆木，整體觀之，整座四門塔，構線單純、簡潔流暢，因前後左右對稱而顯得穩定、質樸之感。（圖1）
就佛塔的原始造形而言，印度最初窣堵波的祖形是呈現覆缽形，且是實心為安置舍利而造，基本上是由塔基、覆缽體、塔剎三部份組成，如現存的珊其佛塔（Sanchi stupa）（圖2），雖然紀元後的幾個世紀裡塔形趨於變化，覆缽體變小、基層加高、塔剎加大等，但圖像的基本結構原則卻是不變的，即底部寬上端小、前後左右對稱造形、塔身圓形，例如印度博物館所藏石塔就是一例（圖3）。
大約在四、五世紀時代，印度佛塔已演變成塔上刻佛像的造型，而中國境內，西起河西，中經京洛，東至齊魯等的黃河流域，造塔的風氣一直是興盛的，北朝時代所造實塔，或密簷塔或樓閣塔，比比皆是。材料或石造或磚造，多是多層塔或高層塔，如文獻所載洛陽永寧寺塔、實物所見的嵩獄寺塔等莫不皆然。
多層塔的造型距諸印度原始塔的結構原則似乎較遠，而是融合了中國漢代的望樓等高層建築的意識型態。
而山東神通寺的四門塔卻不然，它只有一層，雖是四方形，卻保留了較多的原始塔的意涵。
（二）單層石造四面像
單層塔在隋代以前是否就只有四門塔這座孤例？隋代以前，佛教徒所造的塔，是不是都是多層的呢？單層塔在山東的創意是突發的嗎？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單層塔的實例確實是僅四門塔一例，但並非當時就只造這麼一件，從華北各代表性的石窟內或大型的石碑中，不難看到或浮雕、或石塔、或彩繪塔、或線刻畫塔等等，這些圖像塔多數是單層塔，而以山東一地尤多，以下舉例述說之。
由印度窣堵坡造形的延續，到了中土不乏實塔的造作，例如在甘肅出土的北涼的石塔，其塔基平面呈圓形，而傳入秦地後，接受漢化，逐次轉為四方形，每方再刻一佛，於是石造四面像便出現了，茲舉松原三郎所輯的數例如下：
|
1. 現藏日本濱松市美術館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圖4），[1] 全高31.5公分，大理石，台座三面有銘文，曰：「保定五年二月八日」，保定5年為西元565年。
此像為四面石柱形，中間為四面佛龕，龕內有佛，佛龕下有高高的基壇，佛龕頂有三層疊澀向上加寬，最上層四角有菱角突起，類似四門塔頂剎的芭蕉葉紋，平臺頂上置覆缽形，整體觀之，即為一無塔剎的小佛塔。
|
|
2. 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圖5），[2] 大理石，全高28.8公分，造形和前像相似，而佛龕頂上平臺四隅芭蕉葉紋更完整，覆缽體更隆起，頂上更有突出物，應為塔剎基座。
|
|
3. 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圖6），[3] 黃華石，全高36.5公分，台座四面有銘文，台座之上階梯有四層，由寬而窄，佛龕之上疊澀四層，由窄而寬，平頂四隅芭蕉葉紋，中為覆缽頂，台座上的銘文有：「大周天和六年，歲次辛卯……佛弟子令孤美，為七世父，母現存居眷□□四面佛像一區……」字樣，是為西元571年所造。
|
|
4. 現藏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北周石造四面像（圖7），[4] 石灰岩，全高38公分，台座銘文不易判讀，此石柱像台座高厚，二層台階之上為四面佛龕，佛龕頂上三層疊澀，平頂四周有華麗的紋飾，正中為覆缽體，頂上有五層相輪的塔剎，此像最接近印度窣堵坡。
|
|
5. 現藏東京藝大的隋開皇14年銘石造四面像，[5] 黃華石，全高28.2公分，此像已無上下寬中間縮的造形，而是整塊方柱形石碑，四面雕佛龕神像的簡捷作風，僅在頂部稍稍隆起而已。 |
以上五例均屬石造四面像，是為沿襲印度窣堵坡建築式樣外加佛龕佛像，是一種塔像合一的供養形式。有關北周的石造四面像，松原三郎有精闢的論點。
（三）圖像中的單層塔
|
1.金銅佛像背光中的單層塔：
以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北魏金銅造如來及脅侍像群（圖8）[6]為例。
此像高59公分，為北魏後期作品，像中釋迦佛立像，有舟形光背，釋迦立於蓮花座，座旁下端為兩比丘，再下兩旁為附小舟形光背的脅侍菩薩，而如來的舟形光背兩旁各有伎樂天四身，光背尖頂上則是一具單層寶塔，塔的左右兩龕各有一尊坐佛，塔頂有覆缽式相輪、塔剎等，塔座為蓮花座。
又如北齊河清3年銅造菩薩交腳像，山東省博興縣圖書館藏（圖9），此菩薩像的光背上端有佛塔，塔身圓形。
|
|
2.石造佛像背屏中的單層塔：
石造背屏式的佛像，在光背正中，以高浮雕的手法，刻一單層佛塔的遺例甚多，僅就李靜傑所編的《石佛選粹》一書，便有如下諸例：
△西魏大統9年王待慶造阿彌陀佛像
△北齊天保3年趙彌山等造五尊佛（圖10）
△北齊思惟菩薩三尊像
△定州北齊雙思惟菩薩像
△北齊釋迦立像[7]其他如松原三郎所輯：
△東魏武定2年石造半跏思惟五尊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8]
△北齊天保9年石造三尊佛立像（山東省惠民地區文物管理所藏（圖11）
△北齊天保2年石造半跏思惟三尊像（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北齊石造半跏思惟五尊像（波士頓Boston美術館藏）
△北齊太寧2年石造二菩薩立像（北京故宮藏）
△北齊石造五尊佛立像
△北齊石造交腳佛五尊像（克利夫蘭美術館藏）（圖12）
△北齊河清3年石造三尊菩薩立像（藤井有鄰館藏）
△北齊河清元年石造二佛並坐像（正定文物保管所藏）
△北齊河清4年石造雙半跏思惟像（美國弗利亞美術館藏）
△北齊石造七尊佛坐像（山西省博物館）
△北齊石造七尊佛坐像
△北齊石造菩薩五尊像（山西省博物館）[9] |
|
3.石碑像中的單層佛塔：
除了佛像光背正中頂上刻或鑄單層佛塔之外，另有石碑像，也出現了佛塔的蹤影，如：
△北齊天統5年三尊佛碑像（尼爾遜美術館藏）（圖13）
△北齊武平6年佛碑像（賓州大學博物館）
△北齊河清3年佛碑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10]
此三碑是佛塔刻在石碑頂，前二例是佛塔位在正中，後一例比較特殊，石碑上端佛龕頂部，左右二天人捧物供養，右端天人手中卻捧著一無圓頂無塔剎的單層塔，十分特殊。另有刻在石碑的側面或碑陽者，如滎陽大海，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等185人造像碑中（圖14），碑側有佛龕，其頂上刻覆缽體，四角有芭蕉葉紋，頂有塔剎，刻紋精細，碑陽的光背浮雕中亦有方形帷幕似刻維摩變者，上加塔剎，儼然亦是一座單層方形塔（圖15）[11]
|
|
4.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青州市博物館藏石佛造像背屏中有單層佛塔者：
△東魏貼金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圖16）
△東魏天平2年邢長振造釋迦像
△東魏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
△東魏貼金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圖17）
△東魏彩繪石雕佛立像（圖18）
△東魏貼金彩繪石雕造像背光殘件
△東魏彩繪石雕造像背光殘件
△東魏貼金彩繪石雕佛尊
△東魏貼金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
△北齊彩繪石雕造像背光殘件（圖19）[12] |
以上所舉四類諸例之中，可見到佛像光背正中，或石佛碑像其最上端所刻的浮雕或線刻畫的寶塔，幾乎都是呈單層式樣，唯有很少的一、二遺例是多層的，此代表單層佛塔應是此時流行，它起於北魏，盛於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就數量分佈而言，東魏與北齊呈壓倒性的多數，不過有趣的是，北齊總數雖多過東魏，但北齊的遺物出土地幾乎都分佈在山西、河北，而少在山東，山東遺物幾乎都是東魏遺品。由於此種佛塔都是光背上的裝飾，因此它是隨著造像光背設計的流行而起落，此種塔的形制大同小異，均由單層四面佛龕加上平頂、蕉葉裝飾、覆缽體、塔剎等組合而成，只是塔剎或一根或三根，外加不同裝飾，增加其美感，亦有將塔不用稜形邊，而採正面觀者。
就圖像上的單層塔造形而言，幾乎所有的單層塔都是方形，只有一、二遺例呈現圓形或六角形，其次單層內或刻佛像或空置不刻，單層塔的基座最常見者是蓮花仰蓮紋式，代表塔坐在蓮花瓣上，有時是為伎樂天雙手所托住，而山東青州出土者，不少的單層塔塔下具層層基座，塔簷出挑數層疊澀，和四門塔更相接近。
至於塔身平頂上多數是正中圓形覆缽體，四角飾以山華芭蕉葉紋，這和四門塔的錐狀頂上平臺裝飾是一式的。山華芭蕉葉紋在北魏前期的雲岡石窟，北魏太和年間的金銅佛上都已出現過，這是五世紀流行的文飾之一。只是四門塔平臺上無覆缽體，直接設立相輪和剎竿，這是有點不同的，而相輪和剎竿的表現或三剎或一剎，甚至有加上彩帶或雲紋者，以增添其飄逸與美感者，但單獨一剎者亦有不少，和四門塔剎相同。
四門塔在外形上與佛背屏中的單層塔圖像，其最大的差距，在於四門塔在塔身上端多了方錐體二十三層疊澀，這是單層塔圖像所無。單層塔圖像造形究竟是僅為圖案設計呢？還是真實的反映當時所造的佛塔呢？當時華北地區除了四門塔外，究竟有無這種如背屏圖中式樣的佛塔呢？又四門塔造於隋大業7年，背屏式的石佛或金銅佛造像的流行期已過，人們造佛像不再托著又重又大的光背，因此也無由從背光上去認識塔的造形，或許在北朝以前，單層塔就如光背圖像一般無三角錐體，到了隋代才改變加上去的，三角錐體加在塔上端，其實是更添流線的穩定感，也是取代印度的覆缽體部分的，由覆缽體變成角錐體，也可看成受中國建築的影響。
再就山東地緣而言，神通寺四門塔的石材及造形，其實都是沿襲了山東本地的傳承，早在北魏時代，法定禪師初至山東，在方山之陽建靈岩寺，其後弟子為紀念他而建一亭閣式塔（圖20），此塔平面四方形，四方開拱門，頂上以疊澀出簷又內縮，上再加方形露盤、置塔剎，就外型的古樸莊重，四門塔與之十分類似，應可視為四門塔的早先遺構，因它造於北魏晚期，一直被稱為北魏祖師塔，但是此法定祖師塔在塔頂上的裝飾式樣，比四門塔複雜變化多，也不排除和四門塔同時或晚於四門塔的可能，由於四門塔內有銘文，是西元544年便開始建造，而法定祖師在西元520年～524年才到靈岩，因此造塔的時間是相差不多的。
三、塔內的供像
|
四門塔內四方平臺之上有一方形塔心柱，塔心柱與四面塔身上端是十六塊三角梁擎住塔頂，四方平臺與四面塔身中間形成一迴廊，四方平臺之上，各近門處現存圖雕石佛一尊，高1.23米至1.47米，此四佛一般被認定為東曰阿閦佛、西曰無量壽佛、南曰寶生佛、北曰微妙聲佛，刻此四佛有何依據？因自四、五世紀以來，中國的石窟中，每每有中心塔柱，也是四面刻佛的，從前述的北周時代的石造四面像中，其四面龕內的四尊分別是：
（1）保定5年銘的石造四面像（濱松市美術館）每面均三尊像，一佛二脅侍，三尊像姿勢相似。 |
|
（2）弗利亞美術館藏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其四佛是三坐佛、一交腳菩薩像。 |
|
（3）東京藝術大學藏的北周石造四面像，四佛均跏趺坐，姿勢一式，但其中一佛兩旁有脅侍。 |
|
（4）天和6年銘的石造四面像中的四佛是二結跏趺坐、一倚坐佛、一釋迦多寶並坐像。 |
|
（5）天和7年銘的石造四面像中的四佛，全是跏趺坐佛，姿勢一式。 |
以上這些北周的四面像，幾乎都有銘文，文中並未指出所刻四佛是那四尊佛，只稱敬造四面佛像一區，且時而出現交腳菩薩像、倚坐像、二佛並坐像等，顯然地北周的四面像佛除天和7年銘像外，和四門塔四佛是不同的。
然而四門塔的四佛則出自何典？依《觀佛三昧海經》所載，世尊在一次的法會中，有一位財首菩薩將天曼陀羅華等散在佛上，也散在文殊菩薩上，結果散在文殊的華，起了變化，現出了四柱寶台，台內有四佛，經文曰：
時會大眾見十方佛。及諸菩薩國土大小。如於明鏡見眾色像。財首菩薩所散之華。當文殊上即變化成四柱寶台。於其台內有四世尊。放身光明儼然而坐。東方阿閦。南方寶相。西方無量壽。北方微妙聲。時世尊以金蓮華散釋迦佛。未至佛上化為華帳。有萬億葉。一一葉間百千化佛。化佛放光。光中復有無數化佛。寶帳成已四佛四尊從空而下。坐釋迦佛床讚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乃能於未來之世濁惡眾生。說三世佛白毫光相。令諸眾生得滅罪咎。[13]
四佛不但讚歎釋迦世尊，還當眾說出從前跟隨著空王如來出家學道，接受授記的經過，尤其強調入塔觀佛的法門，經文曰：
所以者何。我念昔曾空王佛所出家學道。時四比丘供為同學。習學三世諸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多不善業當墮惡道。空中聲言。汝四比丘。空王如來雖復涅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當入塔觀佛。與佛在世等無有異。
我從空聲入塔觀像眉間白毫相。即作是念。如來在世光明色身與此何異。佛大人相願除我罪。作是語已如大山崩五體投地。懺悔諸罪觀佛眉間。懺悔因緣從是已後。八十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諸佛現前授我記別。東方有國。國名妙喜。彼土有佛。號曰阿閦。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國。國名日歡喜。佛號寶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國名極樂。佛號無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國名蓮華莊嚴。佛號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14]
可知四佛早先是從入塔觀佛且觀眉間白毫相入門，加上懺悔諸罪，受持甚深念佛三昧法，而得授記成就四佛的，這是依東晉時西域高僧佛陀跋陀羅所譯的《觀佛三昧海經》的內容。又另一提到四佛的《金光明經》則記載：四佛曾為信相菩薩解說釋迦世尊壽命方八十的疑惑，經文內載王舍城中有信相菩薩，思惟釋迦世尊一不殺生、二又施食，但壽命卻短促僅僅八十，信相菩薩以其至心念佛，並在室中作觀想猶如如來所居的淨土，有妙香氣，有煙雲布滿室，於是室中出現了四佛：
大士（指信相菩薩）如是至心念佛。思是義時其室自然廣博嚴事天紺琉璃種種眾寶。雜廁間錯以成其地。猶如如來所居淨土。有妙香氣過諸天香。煙雲垂布遍滿其室。其室四面各有四寶上妙高座自然而出。純以天衣而為敷具。是妙座上各有諸佛。所受用華眾寶合成。於蓮華上有四如來。東方名阿閦。南方名寶相。西方名無量壽。北方名微妙聲。是四如來自然而坐師子座上。放大光明照王舍城。及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恆河沙等諸佛世界。雨諸天華作天伎樂。爾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以佛神力受天快樂。諸根不具即得具足。舉要言之。一切世間所有利益。未曾有事悉具出現。[15]
四佛出現了，信相菩薩自是歡喜雀躍、合掌恭敬，當四佛欲宣說釋迦佛的壽命時，諸天菩薩眾等也聚集在信相菩薩室內，四佛便以偈頌解說曰：
一切諸水 可知幾滴 無有能數 釋尊壽命
諸須彌山 可知斤兩 無有能量 釋尊壽命
一切大地 可知塵數 無有能算 釋尊壽命
虛空分界 尚可盡邊 無有能計 釋尊壽命
不可計劫 億百千萬 佛壽如是 無量無邊
以是因緣 故說二緣 不害物命 施食無量
是故大士 壽不可計 無量無邊 亦無齊限
是故汝今 不應於佛 無量壽命 而生疑惑
[16]
四佛說完偈頌，信相菩薩與無量眾生聽了之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四佛便消失不見。
四佛的事蹟在二部經文譯出之後，百餘年間，鮮見表現在圖畫雕塑之中，直到北朝後期才陸續表現在單層石塔中，神通寺四門塔算是僅見的孤例。
四門塔創建的動機，若是隋文帝為了安置舍利而建塔，但塔內選擇安置四佛，其動機是否反映出自《觀佛三昧海經》信仰的流布，入塔觀佛法門的被認可呢？
四、山東的四面像
四塔門內朝南的寶生佛石座上有造像記文曰：
武定二年□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 冠軍將軍司空 府前西閤祭酒 齊州驃大府長流參軍 楊顯州仰為□考忌十四日敬造石像四軀 願令亡者生常值佛[17]
案，武定二年應為東魏的年號，約為西元544年，最初被發現四門塔時，也被斷為四門塔建於此年，但其後1972年進行大修時，在塔頂內部又發現另一石板，刻著「大業七年造」的字跡，而且另有隋代錢幣文物的發現，因此修正造塔時間為大業7年（西元611年）。
若以石碑碑文內容看來，四佛最初造像應在武定2年4月（乙卯朔為四月）14日，由當時的官銜是「冠軍將軍、司空、西閣祭酒、齊州驃大府長流參軍」的楊顯州出資雇工雕造的，楊顯州應是紀念他的先父，而在父忌日造石像四軀，祈願往生人得以生在有佛的國度。
依楊顯州的官銜，那是相當顯赫的官階，既是手握重兵將軍頭銜，駐守於齊州（亦今之山東）的武將，又有司空及西閣祭酒的上品文官頭銜。
以時代而言，東魏是繼北魏之後流行造四面像的年代。因造四面像以紀年銘而言，最早在北魏的建義元年即在青州首先造過，那是山東造四面像的濫觴，同時也是北朝造四面像的最早紀年，青州由道勇所造的四面像，其碑文曰：
魏建義元年歲次□申。六月丁亥朔十□日辛丑。青州齊□□潰縣楊□寺比□□□道勇。敬造彌勒□□□四面尊像上為皇帝陛下。復為亡父母。七世因緣。居家眷屬。□登果者。□先□□□□□。願生生□□□□彿會。并為一切□□。輪迴□□。咸同斯福。（圖21）[18]
碑文中的建義元年為西元528年，這一年北魏皇室遭遇大災難，一年之中，連換三主，年號更換三次，最早是孝昌4年，元月時改元武泰，4月時改元建義，9月又改元永安。因經歷了爾朱榮沈太后及幼主等王公貴族二千餘人於河陰的慘劇，已種下了北魏分裂的先兆。或許是朝政的紊亂，人們更迫切的祈求未來佛早日降臨，因此碑文中有造彌勒及四面像的字樣。造四面像在當時是個新的題材。
到了東魏時代，造四面像風氣已開，如天平4年（537年）即有人造四面玉像：
靳逢受等四面玉像 天平四年六月[19]
興和二年（540年），又有胡元方造四面石柱像，此石柱高4尺2吋，方1尺5吋餘，石柱四面皆刻佛像，銘文中有「四面石柱一軀」的字樣，又有雁門太守，胡某的三女雲姬等的題名，此石柱在山東泰安縣東五十裏徂來山大雲寺。[20]
此興和二年的四面石柱像，距四門塔內最初的武定2年銘，不過僅差四年而已，立像的泰安也距歷城很近，應有地利之緣，從建義元年的道勇碑到興和二年的胡元方碑都造在山東，可以推知：神通寺四門塔的造像是其來有自，是繼承了山東一地雕造四面像的傳統，是有有別其他地方。
雖然四門塔的四佛最後是被斷為年代較後的大業7年造，可是碑文上的武定2年，卻可認定那必是造四佛的最初年代，因造四佛的風氣是盛於東魏、北齊，到了隋代已然勢衰。
五、四佛像造像風格
雖然四門塔內的佛像寶座上有武定2年的刻銘年款，可以推測東魏時代便已開始造像或造塔，但是若從塔內四佛的風格造像而言，那和東魏時代流行的式樣，是有相當的差距。
自從北魏孝文帝推行華化運動以來，佛容佛裝也傾向華化，佛容呈現瘦長的秀骨清像，佛裝呈現漢式的寬衣博帶，佛身扁平佛衣褶紋重疊豐厚，裙裳向兩邊翹起，猶如漢人皇帝的穿著，雍容華貴，又帶點南方因清談風氣所引發的神仙思想，此種式樣流行於北魏後期，延續至東魏時代，在洛陽一帶尤其盛行。
逮至北齊時代，其所轄的勢力範圍，包括今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其所享的國祚自西元550年至577年，不過二十八年，政權在高歡時已奠基，高洋繼之篡位是為文宣帝，在位期間推行佛教，也推行鮮卑化政策，佛像風格擺脫了北魏以來的寬衣博帶式樣，不少高僧有直接自天竺東來，或返國或來東土傳法，他們在泰山建立道場、立佛像，其風格便有直接傳自印度笈多風格者。
山東地方，因面臨東海，自來接近外來文化比之內地更早，回顧山東的佛教圖像最早在漢代即已出現，如沂南畫像石即有項光童子像的特殊符號，雖然童子像不類佛教題材，但頸項上的光輪卻可肯定是受佛教影響下的圖飾。
到了東晉時代，不少中土或天竺高僧來齊魯之地，或旅遊，或傳法，或返國道經此地，他們或多或少會將天竺的風格留下來。例如佛馱跋陀羅，是印度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後裔，曾經循海路來中土，經歷艱險危殆的船舶行程，終於在青州東萊郡登陸，他由青州到長安會高僧鳩摩羅什，又南赴廬山會高僧慧遠，又移至江陵、吳郡，最後駐道場寺，從事譯經，並幫助法顯從天竺所得僧祇律梵本，譯成漢文。[21]
佛馱跋陀羅雖在山東弘法事蹟不明，不過他所譯的《觀佛三昧海經》六卷，卻是第一本介紹四佛事蹟的經藏，而四佛的大型雕像也第一次創在山東，亦可謂與山東的緣份非淺。
法顯則自後秦弘始元年（399年）自長安出發，向西沿絲路前行，越蔥嶺入天竺，由北而南，經師子國，循海路歸國，東晉義熙8年（412年）法顯持經像，從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登陸，[22]雖經太守李嶷留過冬，但法顯還是去了建康，和佛馱跋陀羅在道場寺相見。法顯原訂廣州登陸，卻被風雨吹到了青州登陸返國，也和山東結下難忘的因緣。
法顯未留駐山東更久，而僧朗卻是在苻秦皇始元年（351年）移駐泰山起，便終老於泰山。僧朗在泰山別立精舍，戒行精嚴，樹立宗風，遠近來歸，當世的雄主苻堅、姚興、慕容德、拓跋珪、以致晉武帝等人，均曾或修書或延聘或致贈租稅。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常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偽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泰山西北之ㄧ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符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乃止。於是月月修書親遺。堅後沙汰眾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水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王慕容德欽朗名行。假號東齊王給以二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為興福業。晉孝武致書遺。魏主拓拔珪亦送書致物。其為時人所敬如此。[23]
僧朗為山東建立起最早的佛教道場，當時人為感戴他的教化德澤，稱其道場為朗公寺，也就是後來的神通寺，依《高僧傳》稱僧朗為京兆人，但其名被冠以竺，稱竺僧朗，因此他的先世必是天竺人。
山東一地自海路與天竺交通既暢，受到印度風格的影響，自是必然之事，從青州龍興寺窖藏的石佛看來，北魏至東魏時代的作品，多為背屏式的佛碑，舟形身光，佛身扁平消瘦，褒衣博帶，到了北齊時代，石佛走向修長而健碩，薄衣透體，呈現曹衣出水式，此種式樣應是直接受到印度笈多式樣的影響，笈多式有秣菟羅式和鹿野苑式，在青州的北齊石佛中均很明顯可以辨認出來。那袒右肩及通肩式的袈裟式樣，是典型的天竺裝，那衣褶如流水式的波紋是秣菟羅的餘緒，那褶襞全無的袍服則是鹿野苑式，但青州石佛亦有介乎二者之間者，亦有超出笈多式的法界人中像者，尤其石佛面孔並非阿利安人樣，那代表青州風格的特色。
四門塔的四佛，在佛容和佛髮上是繼承了青州風格。但是佛衣則擺脫了印度的笈多式樣，既非通肩也非偏袒右肩，衣紋雖亦貼身，但並未緊密到和肌膚黏成一體的地步，所以和青州北齊石佛有所區別。
四門塔的四佛，東方阿閦佛和西方無量壽佛均身著中衣結帶外披覆蓋兩肩的漢式服，其中阿閦佛左胸尚留有捆綁袈裟的結帶，自然而優美，二佛雙手作禪定印，衣裳覆蓋至跏趺坐的雙腿，裳未懸至寶座。（圖22、23）
南方寶生佛與北方微妙聲佛（圖24、25），其相貌和坐姿亦如前二佛，其內衣不結帶，覆蓋兩肩的寬袖長袍之外，尚有以細繩綁帶結衣角的袈裟，衣服輕柔，自然下垂，衣裳覆蓋雙腿垂及寶座四周，形成裳懸座。
整體觀之，四佛刀法遒勁，坐姿挺拔端莊，沿襲了北齊的冷硬，卻先開啟了隋唐恢宏博大氣勢的先河。
六、四門塔的建築與四佛造像的後續
綜上所述，山東神通寺四門塔雖然造型樸實，架構簡單，但卻蘊載著十五個世紀前佛教弘傳的輝煌歲月，它反映著印度文化在五、六世紀之際流布齊魯泰山一帶的事蹟。就建築造型而言，前後左右四方對稱的平衡意識，是修禪觀修禪定的基礎，是故塔的本身平面圖，猶如一張唐卡，對內自修可以得定，對外而言，是代表佛法可以傳播四方，無分前後，就如原始的印度標誌，阿育王石柱一般，四頭獅背部相連，四面都是正面一般。
四門塔的建築挹取了印度文化的精華，立在齊魯之地吸收漢文化的傳統，融而和之，也成了中土文化的一部份。隋代建塔之後，唐代因襲之，例如長清靈岩寺塔林中，便有一座亭閣式的慧崇塔（圖26），建於唐天寶（西元742～756）年間，[24] 塔高5.3米，每面寬3米，呈方形，四邊開券拱形門，門上有獅頭、伎樂、飛天、武士等圖案，精工細緻。塔身上端約有近十層的疊澀，構成四方出簷，正中再加高一層，第三層頂上才立塔剎，塔剎由露盤、仰蓮、寶珠組成。整體觀之，慧崇塔其實是繼承了四門塔的精華，除了基座加高一層，頂上多一層外簷之外，和四門塔其實沒有兩樣。
其次就塔內供四方佛而言，四方佛的信仰題材原就稀有，北周所造四面像中，或有四方佛的早期遺例，然而隋文帝造四門塔之後的四方佛造像，文獻所載不多見，但山東卻很珍貴的找到四門塔以外的第二件四方佛遺例，那是位於方山之陽的神寶寺舊址，神寶寺初建於北魏正光（西元520～525）年間，由法定禪師所創，和靈岩寺一南一北，卻同步發展，會昌法難時神寶寺被廢，卻遺有四方佛石像（圖27）和「大唐齊州神寶寺之碣」，1965年移於秦安岱廟。
依《靈岩寺》一書的記載：
四方佛通高130釐米，像高62釐米，蓮座高68釐米，四佛大小相同，面對四方，背背相向，坐於蓮座之上。從現存情況看，四佛頭部皆分別雕琢，有榫插於頸部一卯孔中。四佛頭連接部中心還有一卯孔，用途估計有兩個，一為安置佛頭（五方佛），一為放置佛塔，可惜均已不存。[25]
像高62公分，已有四門塔內四方佛的一半高度，已不算小了，四方佛的雕刻風格，依據描述：
四佛均袒右肩，形體豐滿寫實，袈裟衣紋密集，薄紗透體，有曹衣出水之感，四佛左手撫膝，右臂前伸，均施說法印。其中三佛結跏趺坐，一佛善跏趺坐。束腰蓮花座平面呈四向梅花狀，束腰部南面為半園小龕，龕內浮雕三尊伎樂天，北面表面無飾，東西兩面浮雕五個穹隆狀寶珠，寶珠周圍有花牙子式包皮，束腰上下均出疊澀層和仰覆蓮花。整各蓮座造型莊嚴古樸，裝飾精美華麗，表現出盛唐時期的典型藝術風貌。[26]
從這段文字的描述，再看所刊出的圖片，知此佛像作風和天龍山石窟的盛唐造像十分類似，仍是笈多風格的延續，在裝飾手法上，相較於四門塔是富麗多了。
由於圖片只攝二佛的側方，因此無由得知另兩尊佛的衣著。四門塔的四方佛在衣著上的最大特徵是佛穿上水田衣，衣角似細繩綁結，且垂出自然而美麗的結帶，此種服式一直因襲至唐初，在靈岩寺附近的積翠証盟龕內的釋迦坐像（圖28），面部及姿勢有北齊以來的冷硬風格，袈裟的式樣也似是沿襲四門塔四方佛的衣著，只是那連珠紋的吊掛方式，和四門塔有點不同。此外濟南千佛崖、駝山石窟均有和四門塔四佛相同的服式，也算是四佛風格的後續吧！
總之，神通寺四門塔，無論建築造形、供佛式樣風格，均表現得獨特珍貴，不同於中原或關中、河西，而自成一格。
（本文曾宣讀於2003年12月17～21日的山東首屆佛像藝術研討會暨四門塔阿閦佛頭像回歸一週年紀念大會上，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政府主辦）
|
圖1 山東神通寺四門塔 |
圖2 印度珊其佛塔第一塔 |
|
圖3 印度國立博物館藏小型佛塔 |
圖4 北周保定五年石造四面像 |
|
圖5 北周石造四面像 |
圖6 北周天河六年石造四面像 |
|
圖7 北周石造四面像 |
圖8 北魏銅造如來像 |
|
圖9 北齊河清三年銅造菩薩交腳像 |
圖10 北齊天保三年趙彌山造五尊像 |
|
圖11 北齊天保九年銘石造三尊佛立像 |
圖12 北齊石造六腳佛五尊像 |
|
圖13 北齊天統五年 尊佛碑像 |
圖14 滎陽大海寺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185人造像碑 |
|
圖15 滎陽大海寺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185人造像碑 |
圖16 東魏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 |
|
圖17 東魏貼金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光背頂端的單層佛塔 |
圖18 東魏彩繪石雕佛立像光背中的線刻佛塔 |
|
圖19 北齊彩繪石雕造像背光殘件 |
圖20 北魏法祖師塔 |
|
圖21 南方佛寶聲佛座下的銘文 |
圖22 四門塔內東方阿閦佛 |
|
圖23 四門內西方無量壽佛 |
圖24 四門塔內南方保生佛 |
|
圖25 四門塔內北方微妙聲佛 |
圖26 唐代長清靈岩寺塔林中的惠崇塔 |
|
圖27 山東神寶寺遺址四方佛石像 |
圖28 山東方山之巔紅門石窟證明功德龕 |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Gate Pagoda of Shentong Monastery
Chen Chinghs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eals with background matters. The second section is entitled “the origins and unique features of the Four Gate Pagoda’s architecture.” It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Gate Pagoda’s architectural design, deriving from the creativity of the Indian stūpa. From the simple design of the round shape of an inverted bowl, it evolved into a four-sided structure with Buddha images carved into the upper portions. This article lists the following: existant instances of single-story, stone, four-sided images dating to before the Sui dynasty, Buddha images carved in high relief with a flat background, stone images in upper section of niche archways, Buddhist stūpas with relief or line-carving. This is done to pin down the style that was popular in pavilion-style, single-story pagodas from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The third section is entitled “images used for worship within the pagodas.” It discusses the theme of four-sided pagoda Buddha images and scriptural references, which reflect the existence of belief in sūtras such as the Guan Fo sanmei hai jing觀佛三昧海經and the Golden Light Sūtra. The four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Four Gate Pagoda’s donor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oda’s construction. The fif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style of the faces and bodies of the four Buddhas within the pagoda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sixth section summarizes the Four Gate Pagoda’s subsequent influence on the style of four-sided Buddha images and on the region near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p. 172
關鍵詞： 1.Buddhist pagoda 2.Buddhist imag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3.Buddh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4.Senglang 5.Four Gate Pagoda, Shentong monastery 6.Akṣobhya Buddha
(Summary translated by Eric Goodell)
[1] 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343。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
[2] 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344-345。
[3] 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347-348。
[4] 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346。
[5] 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546。
[6] 見奈良國立博物館《日本仏教美術源流》，頁14，1978年。
[7] 見李靜杰編《石佛選粹》，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頁101、109、110、111、113、115。
[8] 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一，頁270。
[9] 以上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292、383、393、407、418、421、423、427、435、441、445、479。
[10] 以上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二，頁454、471、433。
[11] 見李靜杰《石佛選粹》，頁29-35。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
[12] 見《青州北朝佛教造像》，頁68-69、70-71、72-74、78-81、86-87、102、100-103、105、176。中華世紀藝術館、青州市博物館編，北京出版社，2002年10月。
[13] 見佛馱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卷9，《大正藏》冊15。
[14] 見佛馱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卷9，《大正藏》冊15。
[15] 見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卷1，《大正藏》冊16。
[16] 見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卷1，《大正藏》冊16。
[17] 此造像銘載在《陶齋吉金錄》，羅叔言曾經有拓本，高4吋5分，闊1尺4吋。
[18] 見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頁239。圖書刊行會，1972年。
[19] 大村西崖，頁255，〈安徽歙縣補訪碑錄〉卷2。
[20] 見《山左金石志》卷9。
[21] 見慧皎《高僧傳》卷2，《大正藏》冊50，頁234。
[22] 見《高僧法顯傳》，《大正藏》冊51，頁857。
[23] 見慧皎《高僧傳》卷5，《大正藏》冊50，頁351。
[24] 見《靈巖寺》，靈岩寺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以及《晉魯響佛號》，頁140，錦繡出版社，1999年。
[25] 見《靈巖寺》，頁47-49。
[26] 見《靈巖寺》，頁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