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課　宋元明清佛教史

　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迭的戰亂後，由於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復甦之跡，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淨、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質。大體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復興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則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興盛一時，唯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的興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對佛教多採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後，即廢止後周世宗毀佛之令，修訂出家考試之制、詔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開寶四年，敕令張從信等至成都開雕大藏經，稱《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後來又陸續完成《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發展的偉業，影響後世刊刻藏經甚鉅。太宗時，詔立太平興國寺為先皇帝寺，並設立組織完備的譯經院，使中斷二百多年的官刻譯經，一度復興。真宗一代則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推行登壇受戒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護持，寺院的田園、山林享有免稅權，寺院乃以此為經濟基礎，從事長生庫、碾場等各項公益事業，對民間社會助益匪淺。
　　
　　北宋佛教的復興，唯台、賢、淨、律四宗，禪宗則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殊教法，倖免於唐末五代戰亂，而法綱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勢，因之祖師「燈史」著作特別豐碩，禪宗的盛行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學發達，其思想受禪宗影響甚鉅，其間或有排佛之論，然禪學開展理學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狀況。
　　
　　天台宗得高麗傳回典籍而弘揚一時，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義，各傳其學；天台教義雖博洽深玄，然因輔以律行、禮懺、念佛，故能廣流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禪宗而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之風，以子璿、淨源二位大師的弘揚最力，後者有「賢首中興」之譽。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於律學撰著，又因天台宗師多兼弘戒法，律學乃應運中興。淨土宗則於宋朝三百年間持續興盛，念佛結社之風深入廣被，不讓禪宗。台、賢、禪、律諸宗祖師亦多秉其教學，嚴以律行，而趣淨土，因此台淨融和、禪淨雙修的思潮風行，淨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間。直至宋徽宗時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壞佛教，如燒毀經像，詔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並將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嚴重受挫，除禪、淨二宗猶能盛行外，其餘各宗漸沒。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與朝廷的關係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統治華夏一百多年，可說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國之初，重用禪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訂典章，令慓悍好戰的蒙古百姓攝化於佛教。其後諸帝承襲此風，皆倚重僧信以協助國政。至元世祖迎請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請制蒙古文，譯述藏經，對蒙古文化貢獻巨大，賜號「大寶法王」，世祖封賞全藏為俸爵，地位職權之高僅次於皇帝。此後薩迦派僧侶世代為國師，遂使西藏佛教(喇嘛教)成為元代的國教。
　　
　　藏教雖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終究不合民情，故僅能在宮廷中流行。民間則以禪、淨二宗最為盛行，禪宗有曹洞宗的萬松行秀著作《從容錄》發揮曹洞家風；臨濟宗則以雪巖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為代表。此期禪僧多兼修淨土，仍延續宋代禪淨雙修的風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統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為皇覺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於寺院，故對佛教特別崇敬，也力圖整頓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頒佈了一連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試、制度牒、刻藏經(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為禪、講、教三類；成祖永樂帝以臨濟僧道衍為宰相，刻北藏，並作〈讚佛偈〉、《金剛經解》，力護佛教。此後，諸帝王無不奉佛，禪、淨二宗與喇嘛教並行。
　　
　　明中葉後，朝廷為救飢荒而有賣牒之舉，僧團迅速膨脹，因而弊端叢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導致再一次的毀佛事件。然而沒落的佛教卻因之覺醒，而力圖復興。迄明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師輩出，不僅於禪教諸宗大為弘揚，更力倡禪、淨、教、戒為一體，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為一宗，於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趨流行，成為日後三百年佛教發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長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樣，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說是以佛化政策統治了蒙、藏、漢三個不同的民族。朝廷不僅在西藏以達賴治前藏，以班禪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賜封喇嘛「呼圖克圖」的尊號，更將皇宮中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寺。對於顯教雖崇信誠篤，但在施政上則以儒家為主。
　　
　　清初諸位帝王與佛教的關係頗深，順治皇帝曾作〈讚僧詩〉「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來表明願為僧侶的心跡；康熙帝則迎請明末以來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進佛教的復興；雍正帝則親事章嘉活佛，參禮迦陵性音禪師，自號圓明居士，主張禪、教、淨調和之論，尤其熱心淨土法門，對近世以念佛為主的禪淨共修，影響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計有華嚴宗的柏亭續法，禪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聰，淨土宗的省庵實賢、徹悟際醒。傑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禪宗的宋世隆、畢紫嵐；皈依淨土的周安士(夢顏)、彭際清；以及鄭學川、龔自珍、魏源、譚嗣同、楊文會及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蔣維喬等佛教學者，都對當時的佛教有很大的貢獻。
　　
　　清末印經事業發達，屬於官方開雕的有《龍藏》，以及漢、滿、蒙、藏、梵五譯本對照的佛典出版。民間則有《百衲藏》、《頻伽藏》，可見清代對佛教文獻整理的重視。清末，由於洪、楊等人作亂，以信仰上帝教為號召，十餘年間，東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國的統治之中，軍行所至，佛寺、經像焚燬殆盡。太平天國的排佛禍患非但不亞於三武一宗的法難，而國運不斷的遽變，也使得佛教的發展一再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