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內容豐富而影響深遠，其中孝親觀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板塊；從某種意義上說，佛教在中國傳播中所經歷過的試探、依附、衝突、改善、適應和融合的過程就是它以“孝親觀”為核心的道德倫理思想的中國化過程。
[關鍵字]佛教倫理思想孝親觀中國化
序言
佛教是一種倫理思想濃厚的宗教。佛教學說包含了戒、定、慧三學。“戒”是指戒律，是佛教徒行善止惡的行為規範；“定”是指禪定，是修持者集中思慮、觀想悟道，以斷除貪、嗔、癡三毒的行為和狀態；“慧”，即智慧，是指修行者斷出煩惱、無明，得到解脫，趨於涅磐的圓滿大智慧。"戒"和“定"是屬於道德修養範疇的；佛教中的“慧”（嚴格地講應該叫“般若”），它強調“圓滿”和“究竟”，與世俗的智慧有所區別，也包含著深刻的道德倫理思想。由戒生定，由定發慧。戒、定、慧三學貫穿了佛教徒整個修行過程。
佛教的倫理思想跟它的人生觀、解脫觀是一致的。佛教認為人生是苦的，把追求人生的解脫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在它的倫理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眾生平等、出離家庭和超越當前社會秩序的觀念；而中國卻是一個宗法等級制度森嚴，尤其注重人間倫常的封建專制國家，兩種截然不同的倫理思想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佛教論理道德觀念和儒家綱常倫理觀念的對立，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風習俗的最大挑戰。兩種思想文化的分歧引發了彼此之間持續不斷的摩擦和鬥爭”。
一個是削髮為僧、謝世高隱；一個是立身行道，忠君孝親。一個出世型的宗教要與一個注重人間倫常的文化傳統直接相融合遇到了難以調和的困難。
"中國佛教的孝親觀是中國佛教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中國佛教倫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孝道倫理。"[1]
佛法要在中國生長流布就必須在“孝”的問題上做文章，通過對自身的調整去培育適合自己生長的環境。“一種外來文化傳到另一種文化環境中，一方面往往需要適應原有的文化的某些要求而有所變形；另一方面也會使原有的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刺激而發生變化。因此，在兩種不同的傳統文化相通的過程中，文化的發展有一個雙向選擇的問題。”［２］
中土佛教在孝親觀上與中土傳統倫理思想發生對話的過程，就是一個出世型宗教逐漸人間化的過程，是佛教倫理思想與中國儒家倫理思想親和的過程。進而言之，也是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本文將以印度佛教早期原始經典《佛說善生子經》為契入點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印證：佛教倫理孝親思想的中國化就是佛教倫理思想的中國化這一命題。
一、早期中國佛教的孝親思想
印度的佛典它是在印度特定的社會生活、國家制度和風尚習俗中，在批判和吸收印度神話和傳統思想以後逐步形成的。它體現了當時印度特定的社會人倫關係和印度文化。雖然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倫理思想同屬東方文明，但在精神上卻存在本質的差別。
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並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上形成了以家族宗法制度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關係。儘管印度佛典中也講述了大量的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之間的人間倫常關係，但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提倡的“忠”、“孝”道德觀念存在的差距與抵觸也是明顯的。
《長阿含經》第二分卷十一一六善生經十二中記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缽，入城乞食。時，羅閱祇城內有長者子，名曰善生，清旦出城，詣園游觀，初沐浴訖，舉身皆濕，向諸方禮，東、西、南、北、上、下諸方，皆悉周遍。爾時，世尊見長者善生詣園游觀，初沐浴訖，舉身皆濕，向諸方禮。世尊見已，即詣其所，告善生言：“汝以何緣，清旦出城，于園林中，舉身皆濕，向諸方禮？”
爾時，善生白佛言：“我父臨命終時，遺敕我言：‘汝欲禮者，當先禮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我奉承父教，不敢違背，故澡浴訖，先叉手東面，向東方禮；南、西、北方，上、下諸方，皆悉周遍。”
爾時，世尊告善生曰：“長者子！有此方名耳，非為不有；然我賢聖法中，非禮此六方以為恭敬。”善生白佛言：“唯願世尊善為我說賢聖法中禮六方法！”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
佛告善生：“當知六方。雲何為六方？父母為東方，師長為南方，妻婦為西方，親黨為北方，僮僕為下方，沙門，婆羅門、諸高行者為上方。
善生！夫為人子，當以五事敬順父母。雲何為五？一者供奉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為正業。”
“善生！夫為人子，當以此五事敬順父母。父母複以五事敬親其子。雲何為五？一者制子不聽為惡；二者指授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徹髓；四者為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須。善生！子于父母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3]
在《佛說屍迦羅越六方禮經》中，關於孝親思想的記載如下：
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起敕令奴婢；時作飯食；三者不益父母憂；四者當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當恐懼求醫師治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書疏；三者當教持經戒；四者當早與娶婦；
五者家中所有當給與之。”[4]
在印度佛典的原本《對幸加拉的教導》中關於子女對父母應盡的義務有如下的記載：
一“雙親養大我們，我們養雙親”二“為了雙親我們應該做我們應該做的事”三“保留家系”四“繼承遺產”五“在適切的時候供奉祖先。”[5]
從上述三則經文我們不難看出：
一方面，早期印度佛教中關於孝親思想與中國儒家倫理思想的孝親思想最大的不同在於，印度佛教它不僅僅只規定子女對父母的義務，而且還明確規定了父母對子女應該負的責任，並且父母對子女沒有絕對的主宰權。
另一方面，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要在異地中國生根、發芽，它又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某些方面，對經典原文進行選、刪、節、增的加工，以緩和彼此之間的矛盾。
第三，由於翻譯的時間有早晚，佛教在中土的傳播其環境的寬鬆程度有不同，隨著佛教在中土文化意識形態中地位的上升，越往後經典的翻譯越尊重原文。
二、中國儒家倫理思想中的孝親思想
“中國封建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經濟命脈的，它的經濟基礎是小塊土地個體所有制為前提、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分散經營方式。和這種經濟制度相適應的宗法制度便成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封建制度的特徵是以同宗的血緣關係、同鄉的地域關係為紐帶，聚族而居，形成尊卑貴賤判然有序的宗族系統。地主階級利用共同姓氏，共同直系祖先、共同宗廟、共同墓地等傳統習俗，通過祭祀活動，建立起一套嚴密的血緣關係和社會關係合一的封建宗法家族組織。宗法家族組織系統提倡把孝順父母，養親事親，兒子絕對服從父親，尊重祖宗為倫理道德的根本規範。‘孝’，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家族倫理的軸心，成為維持家庭組織結構和維護封建秩序的重要杠杆。”[6]
什麼叫孝？《爾雅???釋訓》言：“善父母為孝”。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7］
孟子以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8］
《中庸》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春秋，修其宗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9］
《論語?學而》中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論語?為政》中有孟孫向孔子問“孝”的記錄，孔子答覆他說，“無違”是孝。孟孫又問，何謂“無違”？孔子答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孝經》上記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從上述材料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儒家傳統的孝親思想以絕對服從父命為特徵，以供養父母和祭祀祖先為基本內容，以傳總接代和光宗耀祖為最大榮耀，並且將忠孝融為一體，表現出鮮明的宗法家族組織特徵。
三、佛教孝親思想與傳統儒家孝親思想的融合
佛教進入中土以後，在解決孝的問題上，南大學者王月清認為，它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完成了佛教倫理思想與中土倫理傳統的契合：
第一，從原始佛典中尋找“孝”論，證明佛教本身就是講孝的宗教；
第二，所謂“疑偽經”對孝的重墨渲染；
第三，從理論上直接辯護和宣傳。
早期漢譯佛典中講孝的經典有《屍迦羅越六方禮經》、《善生子經》、《華嚴經》、《那先比丘經》、《遊行經》等，當時的翻譯者根據漢地的實際情況，對“孝”部分尤為注意，並有意作了增、刪、節、選，流傳世間後受到中土的重視。比方說，原始經典中提到雙親的地方，根據漢地的倫理思維統統將父親提到母親前面，即先說父親，再說母親；在講到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是，強調了子女對父母的責任，而忽略了父母應該對子女應進的義務，並且將父親的權利提到了絕對的高度。
另外，漢譯佛經中對講孝道的典範人物和故事作了格外的注意。《佛說菩薩睒子經》、《盂蘭盆經》中睒子孝親、目連救母的故事被當作佛教勸人為孝的經典廣為流傳，影響深遠。
《佛說菩薩睒子經》中記載：
時有菩薩名曰一切妙。仁慈惠施救濟群生。常行四等心度世危厄湣育苦人。時于兜術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晝夜各三時定意。思惟三界。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知有孝順父母奉敬三尊。恭順師長修諸功德者。常以天眼遍察五道。時有迦夷國。中有一長者孤無兒子。夫妻兩目皆盲。心願入山求無上慧。修清淨志信樂空閒。菩薩念言。此人發意所學微妙。而兩目無所見。若入山中者或墮溝坑。或逢毒蟲所見枉害。若我壽終為其作子。供養父母終其年壽。
於是菩薩壽盡。即下生為盲父母家作子。父母歡喜甚愛重之。本發大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留樂世間。子年七歲號字曰睒。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淫不欺誑。不飲酒不妄言不綺語。不嫉妒不咒詛。通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妄傾邪。父母喜悅無複憂愁。年過十歲。睒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上時入山清淨。我自尋隨與父母俱。供養隨意不失時節。父母報睒言。子之孝順天自知之。不違本誓便共入山……[10]
一天，睒子披著鹿皮去池邊打水，被迦夷國國王誤射身亡，臨死前想到自己父母無人贍養，於是大呼“是誰箭殺三道人”，激起天怨人怒。國王悔過，願留山裡奉養盲老。盲老知情，仰天號哭，願代兒死，最終感動上天。睒子復活，盲老重見光明。
《盂蘭盆經》中記載：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干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缽盛飯往餉其母。母得缽飯。便以左手障飯右手摶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啼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神地神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11]
於是目連於七月十五日和百味飯食供養十方僧人，用僧眾的加持力最終使得母親脫離幽冥，得到解脫。
佛法東傳以後，為了配合和適應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同時也為了讓佛法能讓更多的人理解明白，出現了大量以《提謂波利經》和《佛說父母恩重經》為代表的疑偽經。
《佛說父母恩重經》中記載：
人生在世，父母為親，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託母胎十月，歲滿月充，母子俱顯生墮草上。父母養育，臥則蘭車。父母懷抱，和和弄聲，含笑未語。饑時須食，非母不哺；渴時須飲，非母不乳……嗚呼慈母，云何可報？[12]
這段經文完全以世俗的口吻和筆調說明盡孝道的必要，喚起父母子女的人間親情，讓人讀來倍感親切。
除此之外，在《弘明集》和《廣弘明集》中還記載了大量的不同時期佛教徒與當時的士大夫階層關於儒釋兩家孰優孰劣的辯論文字，《牟子理惑論》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正是在長時間的衝突與磨和中，中國佛教與中國正統儒家學說相互妥協、相互吸收，才最終融和成了一種既不同於古代印度，也不同於本土中國的特有的佛教孝親倫理思想，並作為一種強大的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人。
(1）(方力天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第九章《佛教與中國倫理》序言部分
[1]王月清《中國佛教倫理思想》第五章《中國佛教孝親觀》前言部分
［２］湯一介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3]《長阿含經》
[4]《阿含部T1》p.251.2（電子版）[0]
[5]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第九章《佛教與中國倫理》
[6]方立天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第九章第二節《封建家法制和佛教孝道論》
[7]《論語·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