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紀錄片《千年菩提路--中國名寺高僧》曆經八年、投資數千萬精心打造而成，整個創作曆程遍布98個城市，參訪227座寺院，翻閱5851本書籍文獻，足跡跨越58萬公裏。本書立足於此，講述了佛教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傳承和發展。那些歷史上最經典的佛教聖地，那些深刻影響著中國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著我們的精彩瞬間，在這裏一一呈現。
作者簡介：
周兵，中國最優秀的紀錄片導演之一，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新聞評論部制片人，同時擔任中國電視學會記錄片研究會副理事長兼學術研究院秘書長，主要作品有《故宮》《台北故宮》《敦煌》《當盧浮宮遇上紫禁城》和《千年菩提路--中國名寺高僧》等，其中《台北故宮》圖書曾入選新聞出版總署2010年向全國青少年推薦的百種圖書。
李歡，紀錄片《千年菩提路--中國名寺高僧》制片人、資深電視人，曾在國內外多家大型影視機構擔任制片人。
少林寺
少林功夫並非始於達摩，而是源自於少林寺中緊那羅殿中供奉著一尊緊那羅王手執燒火棍的驍勇形像。
公元495年初秋，一位來自印度的僧人--跋陀，隨著長途遷徙的人流，向洛陽進發。
此時，北魏孝文帝曆時兩年的遷都即將結束，源自大興安嶺北麓的鮮卑民族宣告了對中原的征服。
跋陀的大半生，似乎都在路上度過。據說，他曾經西行到過東羅馬帝國，然後又向東，經絲綢之路抵達北魏原先的首都--平城。
篤信佛教的孝文帝對這位據說已經悟道的高僧非常敬重，遷都洛陽後，希望他能陪伴在自己身邊。但跋陀卻為自己找到了另一個修行的好地方。越來越多的僧人聚集在跋陀身邊，坐禪，譯經。孝文帝為他們建立了一座寺廟，叫做少林寺。
如今的少林寺，瀑布飛濺、山道曲折，已然成了座肅穆莊嚴的千年古刹。少林寺西面有國內現存的最大塔林，這裏安睡著一千五百多年來的少林寺曆代高僧。然而，中國佛教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一個人，卻不在其中。
在跋陀開創少林寺若幹年後，一個叫達摩的僧人來到嵩山。很多年後，他被人們尊為“禪宗初祖”。達摩從印度渡海，來到中國。此時南北兩個王朝雖處於對峙狀態，但對於佛教，卻同樣虔誠。達摩率先見到了南朝的梁武帝。
在梁武帝宮中的佛堂內，千佛一壁，每個佛前各供一盞香燈，千燈映得輝煌一室。梁武帝問達摩大師：我從繼位以來，建造寺廟，刻印佛經，還養了大批僧人，你看，我的功德有多少呢?
達摩的回答卻讓梁武帝很意外，他說：“並無功德。”
燭光明滅，梁武帝臉上掠過一絲陰影，為什么沒有功德?
達摩回答：您所做的這些事情，像一個人和上天比較，人終究只是一粒小果實，就像人的影子，雖然實實在在，卻又是最虛無的。
梁武帝再問：“如何是真功德?”
達摩回答：“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默不作聲，稍頓，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達摩說：“廓然無聖。”
一股無形的風吹過千燈，梁武帝愕然。最後問：“對朕者誰?”
達摩答：“不識。”
梁武帝無法領悟，達摩只好離去。
梁武帝佛學造詣很深，多次主持編纂，注釋佛經，並親自登堂講授，佛教傳入日本、朝鮮，也在這個時期。梁武帝還四次入寺舍身為奴，在寺內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物件，一概摒除。他曾下詔全民奉佛，以至於梁朝的半壁江山內，佛寺達兩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有八十二萬餘人。
然而，這樣一個人面對達摩的指點，卻茫然不解、無從領悟。
這段公案表現的是禪宗的基本宗旨：一切空寂無相，是不分聖與凡，佛與眾生的，也不分彼此內外的，如同公案中的“廓然無聖”、“不識”等語句所表達的那樣。
但梁武帝作為皇帝，他很難理解這個道理。
達摩和梁武帝話不投機，他到了長江岸邊要渡河，風掠江面，巨浪騰空，此時的長江上斷沒有船家膽敢渡人的。一根蘆葦被風連根卷起，達摩出手，拈住風中飄過的蘆葦，借了自己的神力，達摩腳踩一根細蘆葦，渡過長江。
達摩祖師一葦渡江，來到嵩山少林寺，形影單只。
打坐是佛教重要的修持手段。佛學將人的日常生活，歸為四種不同的姿態：行、住、坐、臥，稱為“四威儀”。所有姿態都可以通向禪定，但是，在修行實踐中，打坐是最為方便的法門。僧人們往往選擇打坐，來獲得禪定的境界。
達摩當年離群索居，就是以這樣的姿態，一坐九年。達摩所傳習的是大乘禪法，而當時中國北方盛行的是小乘禪學，有所不同。據說，當時在嵩山的其他印度高僧，對達摩的禪法，都不肯認同。
九年後，一位名為神光的中國僧人前來叩門拜師了。最初，達摩並不理會。正是北方最寒冷的冬夜，在大雪中站了一夜的神光為表明求法的決心，取來一柄快刀，斬斷左臂。
於是達摩收留神光，並改名叫慧可，他就是後來中國禪宗的二祖。少林寺中還有座“二祖庵”，傳說慧可立雪斷臂後，在此地養傷修煉。在二祖庵內，有古井四眼，四井味道各異，稱為“苦辣酸甜”四井。傳說是達摩當年為慧可卓錫而成。
然而，關於慧可斷臂的故事，在史書中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少林寺中藏經閣珍藏著本《續高僧轉--慧可傳》，上面記載的是當年慧可在達摩處學到禪法後，四處弘揚。但是他的學說被很多人視為異端，他們賄賂官府，殘害慧可。慧可的左臂，竟是被人砍掉的。
慧可究竟從達摩那裏繼承了什么樣的禪法，令自己遭此劫難呢?
據說，少林寺二祖庵南的“覓心台”上，慧可和達摩曾有過這樣一番對話。慧可表示，長久以來自己的心始終不能安寧，請求達摩大師給他一個安心的法門。“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達摩說：“將心來，與汝安。”
慧可怔住了，好久才說：“覓心了不可得。”
達摩說：“我為汝安心。”
達摩收的徒弟越來越多，終於有一天，他准備傳承衣缽，大家席地而坐，他讓徒弟們彙報修禪心得。
關於什么是禪，弟子道副說：禪不依仗文字，又不能徹底脫離文字，要依據具體情況。達摩說：你學到了我學說的皮毛。
總持比丘尼說：禪就像慶喜大師見到阿眾佛國，一見之後就再也看不到了。達摩說：你學到了我學說的肉。
道育說，四大(地、水、火、風)本空，五蘊(色、受、想、行、識)非有，在我所能認識到的地方，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法。達摩說：你學到了我學說的骨。
最後輪到慧可，他起身作禮叩拜，然後立於原位，一語不發。達摩大師說：你學到了我學說的髓。
於是達摩將慧可招至身前，口重心長地說：過去佛祖把無上的心法傳給迦葉大師，輾轉交托，又經過多少輩才傳給了我，如今我再傳與你。內傳心法外傳袈裟，慧可得到了達摩的衣缽。達摩又說：等我死後兩百年，衣缽將不再傳下去。因為那個時候，禪宗的法門已經大行於天下，但是，“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基於此，慧可和他的衣缽傳人們，更應該沉潛隱秘地修行，終究會有人證得道果。不要輕視尚未開悟的人，須知任何一人，只要一念之間，回轉了向外索求的心機，便同那本已得道的境界，沒有分別。
衣缽傳承完成。最後分別的時刻到了，達摩大師這才將離別的真正原因告知慧可，原來大師的生命，已近終點。
達摩的禪法，並不為世人理解。一些視達摩為異端的人，頻頻在達摩的飯食中下毒。達摩將衣缽偈語傳給慧可之前，已經五度中毒。達摩五次將毒藥排出，置於石上，而石頭竟自裂開，可見毒藥之烈。達摩將真相告知慧可，同時預言：“我緣此毒，汝亦不免此難，至六代傳法者，命如懸絲。”
達摩說自己渡海而來，只是為了將法傳到東方，如今有了有根器的繼承者，他預計禪法在後世兩百年之內，將“一花開五葉”，心願已了，本可自救的達摩，端坐而逝。達摩圓寂，竟是為了令謀殺者安心。
達摩生前寂寞，命運多舛。涅槃後自然無法進入少林寺高僧的塔林。那么，達摩究竟長眠在哪裏呢?在河南陝縣熊耳山的空相寺內，有一尊破敗的明塔，四通古碑半埋土中，隱約可見文字：菩提達摩大師……
達摩圓寂兩百多年後，一位修行禪宗的將軍郭子儀，在平定安史之亂後，向皇帝請求，賜給達摩一個“圓覺大師”諡號，並在熊耳山下為達摩建了一座空觀塔。不過，幾十年後，在一場空前的滅佛行動中，被夷為廢墟。
然而，人們似乎並不希望達摩就此湮沒。一個新的故事廣泛傳播著：達摩死後三年，一個叫宋雲的人在蔥嶺遇見達摩，見他手提一只鞋，赤腳翩翩獨行，就問：“師何往?”達摩答道：“西天去!”宋雲回到京城，將此事上奏給皇帝，皇帝命人開啟達摩的棺木，空空的棺材裏只有一只鞋。
明代天啟年間，民間忽然出現了一本武學秘籍《易筋經》。書前有兩篇序言，第一篇署名為唐代開國名將李靖，第二篇為南宋嶽飛的部將牛皋。序言中說：達摩圓寂後留下一個鐵箱，弟子打開，發現內存《洗髓經》《易筋經》各一部，《洗髓經》被慧可取走，現已失傳。《易筋經》則留在少林寺，“至今少林僧眾以角技擅名，是得此經之一斑也”。
《易筋經》問世之時，“天下功夫出少林”的說法已經深入人心，及至清代，以達摩命名的武術套路層出不窮，武林中人見面，免不了道一句：“大家都是達摩老祖的人。”
少林功夫跟一般的門派和拳種不一樣，少林功夫的文化內涵是禪宗智慧賦予的，修習者首先表現為對佛教的信仰。對於超常神力和超常智慧的追求，從來都是佛教徒的目標，這是少林功夫神奇的根本原因。今天，對於少林寺來說，少林功夫是一種象征，也是僧眾修行的一種方法。
功夫，動若脫兔;禪，靜若處子。難道，少林寺繼承的這兩樣遺產，都是來自於達摩嗎?
少林功夫如果不是始創於達摩，那么又會是誰呢?
少林寺中緊那羅殿中供奉著一尊緊那羅王手執燒火棍的驍勇形像，這尊神像是中國其他寺廟所沒有的。這尊獨一無二的神像，對應的正是獨一無二的少林功夫。
傳說元朝至正年間，少林寺來了一位遊方僧人，蓬頭、裸背、赤足，被安排在廚房勞作，十分勤勞。他平日少言寡語，閑暇則閉目打坐，不與旁人交往，也沒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紅巾軍起義，其中一支殺到少林寺，大肆劫掠。這位燒火僧人持棍而出，身形驟然間暴漲數十丈，嚇退了搶劫者。這神秘的僧人隨之也消失不見。
這個故事在明朝正德年間，被少林主持文載禪師刻碑記錄。在講述了元朝末年這段神奇的故事後，他認定這個燒火僧人“永為少林寺護法”。這尊護法神的名字是那羅延執金剛。
那羅延執金剛信仰早在唐代佛教界就已流行。他傳統的武器是金剛杵。然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間，少林寺僧人們為他立碑造像的時候，金剛杵被一根木棍代替了，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
少林功夫的象征正是棍術。少林功夫的前提是佛教戒律，“慈悲為壞，普度眾生”，佛教最基本的戒律為：戒殺、戒盜、戒淫、戒酒、戒妄語。所以少林功夫時時表現出節制謙和、內斂、含蓄和講究內勁、短小精悍、後發制人的風格。棍作為一種以防禦為主的武器，是最能體現少林功夫的這個特點的。
金剛杵變成木棍，顯然適應了少林功夫的實際狀況。而拗口的那羅延執金剛，最後變成緊那羅王，則很可能是後來的口誤造成的。無論如何，這尊獨一無二的護法神，在少林寺僧人心中，就是少林功夫的神聖象征。
公元621年，為了爭霸天下，李世民與王世充的軍隊在洛陽一帶展開激戰。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則據守轅州關，李世民的軍隊久攻不下。戰爭處於僵持階段，佛門淨地少林寺也被卷入了這場戰爭。
少林寺自古就是名寺，積累了大量財產，尤其隋文帝楊堅，曾賜給少林寺一百頃良田。隋末戰事一起，王仁則占領此地，之前少林寺已經被洗劫過，失去土地，少林寺的處境更加艱難。少林寺的僧人們審時度勢，決定支持李世民。一天夜裏，十三個僧人說服一個平日來往密切的守城將領，打開城門，潛入城中，擒拿了王仁則，城外的唐軍於是順利占領轅州城。
少林寺鍾樓前立著曆代石碑的碑林中，有李世民親筆書寫的《皇唐嵩嶽少林寺碑》，《賜少林寺田牒》碑則是李世民為表彰少林僧人而派人送來的親筆信，同時還賜給少林寺良田四十頃，水碾一具。十三個有戰功的和尚裏，功勞最大的曇宗，被授予“大將軍”銜。
沒有可信的資料顯示此戰中少林僧人施展了武術，但是，作為一項重大的軍功，這個故事被人們認為是與少林功夫相關的最早記錄。
傳自印度的原始佛教，禁止僧侶勞作和擁有資產，只能依靠乞食和供養。但在中國，這一狀況卻發生了很大改變。許多名寺事實上擁有了寺產，正是這些寺產，令寺廟在動蕩年代，往往成為洗劫的對象。少林功夫始於何時已經很難考證，但為了自衛而加強武備，似乎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中國佛教禪宗在唐代傳到日本，深刻影響了包括武士道在內的日本文化。武士們常常在禪師的指導下修煉。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將其總結為，修煉禪宗，可以使武士在戰場上不畏死亡，並且精力高度集中。
明朝末年，一位少林寺的俗家弟子東渡日本，傳授少林擒拿法。這是少林功夫最早傳播海外。今天，少林功夫在世界各地，都擁有了虔誠的信眾。如今的少林寺內，不乏外國求藝者，少林功夫幫助這些信徒認識到，學功夫也是學禪學佛法。
少林功夫與佛教禪學已達成完美融合的境界，少林功夫由於存在於少林寺內，很自然地被僧人們轉化為學佛修禪的程式，僧人們又會反過來用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來修習功夫，使少林功夫的內涵得到提升，這就是少林功夫追求的“禪武合一”的境界。
少林寺，如今已經走過了一千五百多年。它的開創者跋陀，年邁以後，悄然移居到寺外一間小屋，獨自修行。臨終以前，他在小屋的門上，畫了一尊神像，告訴弟子們：“少林精舍，有特別的神靈護衛，立寺之後，永不消滅。”
少林寺是禪宗祖庭，少林寺僧人包括信徒坐臥、衣食住行，每天的學習都視為修禪，練武也是修禪的一種法門。參禪習武，習武參禪。
夕陽斜下，平闊的覓心台上一個小和尚收住少林拳拳勢，接著盤腿打坐，漸漸禪定。
每個少林僧人都熟記著一千五百年前達摩與慧可的對話：
“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將心來，與汝安。”
“覓心了不可得。”
“我為汝安心竟。”
千年菩提路--中國佛教2000年
佛教究竟何時傳入中國?白馬寺的由來是怎樣的?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譯堂又是哪兒?
公元前 6世紀，在今天尼泊爾南部，有一個迦毗羅衛國，生活著一群古印度釋迦族人，這個國家的太子喬達摩·悉達多有著成為偉大君主的極高天賦，但他在目睹了人類的生老病死後，舍棄了財富與權力，出家修行，尋找生命如何能擺脫痛苦的解脫之道。終於在一天淩晨，他降伏了所有的煩惱魔障，大徹大悟。這位太子，因此被尊稱為“佛陀”，一位徹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覺悟者。後來，人們把他尊稱為“釋迦牟尼”，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
就在這位“釋迦族的聖人”開始傳播他的覺悟之道時，地球上的人類文明正處於一個光輝的“軸心時代”。在佛陀出世的前後數百年間，世上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啟迪人類思想的智者聖人。在希臘半島，先後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而在東方的中國，也先後出現了像老子、孔子、孟子這些偉大的聖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體系，儒家文化、黃老思想，在經曆春秋戰國時代之後成為中國文化的靈魂。
古代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世界的中心”，他們會接受這個來自印度的聖人之教嗎?他們從何時開始接觸這位覺悟者的思想?在兩千多年的曆史裏，這個來自印度的信仰，與中國的儒家文化、老莊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進行著怎樣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國佛寺林立、僧尼雲集，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三種佛教傳承的國家。
佛教究竟何時傳入中國?兩千多年來，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漢代皇帝“感夢求法”的故事。
公元64年，中國曆史上稱為漢代，這時候的皇帝叫劉莊，史稱漢明帝。這一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劉莊睡覺時，恍惚之間夢見一個高大的金人飄然而至，見他並不說話，只是在殿庭裏飛繞著。第二天劉莊想請大臣們解夢。結果，有位大臣說：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與陛下夢中所見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樣。這位大臣繪聲繪色的講述，說動了漢明帝的內心。劉莊隨後派出使臣，向西行進，踏上了去往印度尋找佛陀的道路，史稱“永平求法”。
一場開始改變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曆史的文明對話，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三年後，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陽。他們不僅帶回了佛陀的畫像和佛陀講法的經典，隨同到來的還有兩位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從此有了佛教的沙門，從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經，就像一粒種子播撒在中國的土地上。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陽城的西雍門外，大興土木。印度來的兩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極高的禮遇，中國皇帝想為他們修建一個專門生活修行的地方。從此，在洛河之濱，誕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
相傳，陪同漢使歸來的還有一匹白馬。這匹白馬，曆經萬裏征途，佛教的經典最早由它馱到了中原大地，擔當了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從此，在中國的佛教徒心中，白馬成了佛法的象征。
以後的歲月中，攝摩騰和竺法蘭，靜靜地住在白馬寺裏翻譯佛經。遺憾的是，他們所譯的佛經，只有《四十二章經》流傳了下來。
其實，據學者們研究，佛法傳入中國的時間，肯定要早於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漢代的楚王劉英在今天的中國徐州，已經有了信仰佛教的行為。
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著連接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絲綢之路進入了今天中國的新疆地區。
據史料記載，公元前2年，漢哀帝元壽元年，有位大月氏國的使臣伊存，作為使者來到長安，給中國的學者口授佛經，這是當前學術界經常說起的“伊存授經說”，而大月氏國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帶。
經過學者們的考證，從南亞大陸的印度開始，佛教傳入中國大致分成四條主要線路：
其中一條從古印度西北部，進入現在的阿富汗地區，穿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的新疆，再傳入中原;
還有一條海上的傳播道路，是從印度洋，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中國的南海，到達中國的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漢傳佛教主要是從這兩條沙漠間的道路及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還有一條從北印度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到達青藏高原;藏傳佛教主要是從這條山路傳入中國;
第四條，上座部從印度，經現在的緬甸、泰國，傳入中國雲南的傣族地區。
這些線路的延伸和傳遞發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經不同的氣候和環境，面w對著不同民族的習俗和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
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國曆史進入了三國紛亂的時代，曹魏、東吳和蜀漢各統治一地。曹魏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陽，一場特殊的宗教儀式在白馬寺舉行。這是一個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時刻：一位叫朱士行的人，登上戒壇。這一刻，“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儒家倫理，正發生著變化。在這裏，誕生了中國漢地第一個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受戒後，朱士行決定從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成為中國曆史上記錄的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在於闐，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該經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陽。自己則在八十歲時在於闐圓寂。
而在藏傳佛教裏，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建成後，也迎來了第一批僧人。當時赤松德贊大力推行佛教，來自印度的高僧寂護，擔任親教師剃度七位貴族出家為僧，成為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稱“七覺士”。桑耶寺就此成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齊全的佛教寺院。
上座部佛教現在流行於雲南傣族地區。這裏的地方志說，公元7世紀初從緬甸傳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遊化，只到雨季才在一地安居。現在景洪縣曼廳寨附近，有一座寺廟的遺址，相傳這就是雲南西雙版納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意為“森林裏的佛寺”，建於公元615年。
是什么力量，能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接受和信仰這位釋迦族聖人的教導，甚至不惜性命，要去遙遠的印度大陸取經求法?
兩千多年前，黃帝、老子、孔子思想在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在青藏高原和其他區域的人們，還信奉著非常原始的宗教。帝國的貴族們，最初把遠道而來的佛陀，看成是黃帝、老子的同道;這位西天的佛，甚至還能“恍惚變化、分身散體”。當時剛剛進入漢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誤認為是一種新的、帶有異國情調和神奇力量的“道術”，猶如道家所講的吐納、導引。
公元179年，來自西域大月氏國的支讖，翻譯了《道行般若經》，不經意間奠定了以後中國佛教的思想基礎。
佛經的翻譯，在當時采用了大量的道家術語。不過，想要在士大夫中間弘揚佛法，和尚們首先需要學會用老莊、周易的語言，用中國化的語言去比附、解釋佛經與佛法，這在曆史上被稱為“格義”。
道安最早建議把出家人的“姓”統一為“釋”，意思是釋迦牟尼的傳人，他諄諄教導自己的弟子們，要放棄“格義”這種方法，回歸真正的佛教本源。道安生於北方的儒學世家，當時的北方戰火頻仍，他帶著自己的眾多弟子，一路顛簸南下。感慨萬千，說出了一句至今還在影響中國佛教界的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公元379年，北方的苻秦軍隊攻陷了襄陽，年過花甲的老和尚，被“禮請”到長安，組織翻譯佛典。怎樣才能譯出佛法的真義，又能讓中國人理解與欣賞呢?這是道安長久縈繞不去的困惑。他在長安，期待著能與遠方的一位高僧會面。
這位高僧就是鳩摩羅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庫車地區。父親是來自印度的佛教徒，母親則是龜茲的公主。他七歲出家，二十歲受戒，成為西域大乘佛教的領袖。公元401年底，曆經多次戰爭與磨難的鳩摩羅什終於被迎請到了長安，主持佛經翻譯。只可惜，道安在十多年前就已作古，鳩摩羅什稱贊道安為“東方聖人”，兩位相慕已久的高僧，遺憾未及謀面。
鳩摩羅什在長安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譯場--草堂寺，當時稱為長安大寺，公元5世紀初，這裏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這裏譯經、講法，終其一生，翻譯了一大批傳誦千年的佛經。他譯的《維摩經》、《金剛經》、《法華經》，文字優美生動，影響深遠。
據說他在圓寂之前發誓言道：“如果我的譯文沒有錯誤，當我火化時，舌不焦爛。”後來果然應驗，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於終南山下的草堂寺內。
中國的譯經事業，經曆了公元1世紀到公元4世紀(東漢到西晉)的草創階段，公元4世紀到公元7世紀(東晉到隋末)的“舊譯”時期，出現了像鳩摩羅什這樣卓越的翻譯家;公元7世紀後，進入玄奘開創的“新譯”時代。
公元7世紀，當年輕的玄奘發現中國的漢譯佛經並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問時，於是便踏上了一條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師地論》，以求融會貫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後，他的足跡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數十個王國。
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攜帶大批佛經返回長安。這一天，寬闊的朱雀大街如同節日般熱鬧，歸來的玄奘備受唐太宗的禮遇。公元652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西院築五層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貯藏從天竺帶回來的經像。
唐朝政府給玄奘組織了陣容強大的譯經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譯，晚上就來講解當天新譯的經典。他長期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譯經論七十五部，總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玄奘圓寂後，唐高宗失聲痛哭：朕失國寶。出殯那天，趕來為玄奘送行的人數達到一百多萬。
公元7世紀中葉，松贊幹布派吞米桑布劄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學，吞米桑布劄回到西藏後，創制了藏文，他成為了藏傳佛教曆史上的第一個譯經師。
而在西藏曆史上，第一座譯經院產生於赤松德贊時期。“七覺士”之一的貝若雜那就是當時最著名的翻譯家，赤松德贊曾將自己的發髻鋪到地上對大譯師貝若雜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後西藏曆史上不斷出現許多偉大的翻譯者，噶瓦拜則、仁青桑波、羅登西繞。公元13、14世紀，藏譯的典籍論釋被編纂成《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大部，現在通稱為藏文《大藏經》。
相對而言，在雲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經翻譯出現的時間較晚。直到公元13世紀，雲南傣族地區才出現蘭那泰文譯注的巴利佛典。稍後隨著傣文的問世，雲南開始有了寫或印在貝葉上的傣文佛經。
宗教的傳播與文明的對話，總是始於經典的翻譯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華民族的智者們，用不同的文字，以驚人的毅力，把佛經譯為漢文、藏文、回鶻文、蒙文、滿文，或以傣文轉寫，為後人留下了傳承千秋的中華文化遺產。
公元6、7世紀，中國曆史上一個輝煌時代開始了。這是佛教的黃金時代，漢傳佛教開始立宗成派，和中國文化進行著深度融合，也在改變著中國文化藝術的面貌。
天台宗是中國漢傳佛教最早創立的宗派，因為創始人智顗長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這位大師被尊稱為“東土釋迦”，相傳，他七歲時就能背誦《法華經》“普門品”。他以畢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國化，主張“教觀總持，解行並進，止觀雙修”。他的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訶止觀》，是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位於浙江天台山的國清寺，在智顗圓寂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其影響遠至日本、韓國，至今猶盛。
三論宗的宗師是鳩摩羅什，三論宗以龍樹《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百論》為主要研修經典。這個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國人的後裔。現在位於南京的棲霞寺，是該宗的祖庭。
而在西藏曆史上，第一座譯經院產生於赤松德贊時期。“七覺士”之一的貝若雜那就是當時最著名的翻譯家，赤松德贊曾將自己的發髻鋪到地上對大譯師貝若雜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後西藏曆史上不斷出現許多偉大的翻譯者，噶瓦拜則、仁青桑波、羅登西繞。公元13、14世紀，藏譯的典籍論釋被編纂成《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大部，現在通稱為藏文《大藏經》。
相對而言，在雲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經翻譯出現的時間較晚。直到公元13世紀，雲南傣族地區才出現蘭那泰文譯注的巴利佛典。稍後隨著傣文的問世，雲南開始有了寫或印在貝葉上的傣文佛經。
宗教的傳播與文明的對話，總是始於經典的翻譯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華民族的智者們，用不同的文字，以驚人的毅力，把佛經譯為漢文、藏文、回鶻文、蒙文、滿文，或以傣文轉寫，為後人留下了傳承千秋的中華文化遺產。
公元6、7世紀，中國曆史上一個輝煌時代開始了。這是佛教的黃金時代，漢傳佛教開始立宗成派，和中國文化進行著深度融合，也在改變著中國文化藝術的面貌。
天台宗是中國漢傳佛教最早創立的宗派，因為創始人智顗長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這位大師被尊稱為“東土釋迦”，相傳，他七歲時就能背誦《法華經》“普門品”。他以畢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國化，主張“教觀總持，解行並進，止觀雙修”。他的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訶止觀》，是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位於浙江天台山的國清寺，在智顗圓寂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其影響遠至日本、韓國，至今猶盛。
三論宗的宗師是鳩摩羅什，三論宗以龍樹《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百論》為主要研修經典。這個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國人的後裔。現在位於南京的棲霞寺，是該宗的祖庭。
華嚴宗實際的創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於長安，也就是現在的西安。華嚴宗以《華嚴經》為根本典籍，主要發揮“法界緣起”的思想。
唯識宗，主要發揮“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的思想。這個宗派，在祖師玄奘之後並沒有太久的傳承，但是，該宗的經典，卻是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
釋迦牟尼佛圓寂前，教導弟子們要“以戒為師”。唐代的道宣律師，創立了律宗，代表的是“佛行”，著重研習、傳持戒律。唐代的鑒真和尚，把律宗傳入日本，現在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到了近代，弘一法師李叔同修持律宗，最為著名。
稱名念佛、往生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已是現在所有漢傳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這個宗派以《阿彌陀經》為根本，認為只要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一個最簡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公元4世紀的廬山慧遠被認為是這個宗派的初祖;幾百年以後，“念佛”就已風靡中國。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晚年寫了一首詩說：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宋代以後，稱名念佛，更是廣為流傳。到了近代，印光法師修持淨土宗，最受世人推崇。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裏，禪宗無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國特色的一個。
這個宗派，淡化佛經之於解脫的意義，既反對枯燥的誦經，也反對盲目的坐禪，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場革命。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中說，大梵天王在靈鷲山，請佛說法，並把一朵金色的婆羅花獻給佛。佛陀答應了請求，高升法座，手裏持著婆羅花卻一言不發。在座的弟子都茫然不解，唯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佛祖當眾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咐囑摩訶迦葉。”這就是禪宗說的“拈花微笑”的故事，所以中國的禪宗世系把摩訶迦葉列為“禪宗西天初祖”。
相傳，禪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達摩，渡過印度洋和南海，帶到了中國。這位“東土禪宗初祖”，在中國的傳教並不順利，他在少林寺外的五乳峰面壁枯坐了九年。禪宗的大放異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傳說中目不識丁的廣東人。
幼年的慧能，貧窮孤苦，靠賣柴為生。一天，慧能背著剛砍下的柴禾到集市上賣。當他路過縣城裏的金台寺時，被裏面的誦經聲吸引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聽到這句《金剛經》的經文，慧能的心中，突然產生了一種特別的領悟。
經過了一段充滿傳奇的經曆，五祖弘忍把衣缽傳給了他。慧能的後半生，大多住在曹溪寶林寺，就是現在的南華寺。直到今天，他的肉身，還被供奉在這裏。他的法語，後經搜集整理，輯為《壇經》，成為禪宗最重要的經典。
禪宗的流行，促成了獨具特色的“叢林清規”。公元8世紀，“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依據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膽改革，農、禪結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農業社會的寺院管理體制。
隋唐形成的漢傳佛教八個宗派，後來也被概括為“禪、教、律、淨、密”。天台、三論、華嚴、唯識四個宗派，統稱為“教”，也就是“佛語”。明代高僧雲棲祩弘，要把“禪、淨、教、戒”融為一體，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來中國佛教的總體格局。
公元8世紀上半葉，唐玄宗開元年間，三位印度高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人稱“開元三大士”，相繼來到長安，翻譯與傳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經典，創立了漢地自成一體的密宗，被稱為“唐密”。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滅佛後影響漸弱。
舉世矚目的法門寺地宮，就是按照唐密儀軌布置的壇場，即“曼荼羅”，供奉著佛指舍利。穿越千年的時空，今天看去，依舊能感受到唐密當年的興盛。
在所有宗派裏，密宗有些與眾不同。其他的宗派被稱為“顯宗”，而這個宗派是師徒密傳，有不許公開的秘密傳授。該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傳入日本，成為“東密”或“真言宗”，至今法脈綿延。西安的大興善寺、青龍寺是“唐密”的重要傳承之地。
公元7世紀後半葉，印度大乘佛教結合印度教的修行，發展出一種以即身成佛為目的的印度密宗。漢地的“唐密”，雖然在曆史上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傳到藏地以後，很快就引起了藏民們的崇信，形成至今還很興盛的“藏密”。
公元8世紀後，隨著蓮花生大師到西藏弘法，密宗在西藏得到了流傳。
蓮花生大師，藏族人尊稱其為“咕嚕仁波切”，意思是尊貴的上師。蓮花生大師出生在印度西方的鄔丈那國。有一天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長出了很多蓮花，蓮花上還有一個奇特殊勝的孩子，就告訴了國王。國王一見這孩子就很喜歡，收為太子。因其生於蓮花，所以取名“蓮花生”。
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贊，為了在西藏弘揚佛法，派專使去迎請蓮花生大師入藏，蓮花生在雅魯藏布江邊與赤松德贊會面。傳說，蓮花生大師作禮時，竟然手中噴出火焰，眾人見了立刻向蓮花生大師行了五體投地的大禮。蓮花生大師以其高超的神通攝服藏人，並且建立佛教寺廟，傳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發芽。就這樣，蓮花生大師成為“藏密”的創始人，被藏族人稱為“第二佛陀”。
與漢傳佛教一樣，藏傳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蓮花生大師所傳的教法，後來被稱為“寧瑪派”，意思是“古老”。該派與西藏傳統的苯教有所融合。17世紀時，五世達賴喇嘛扶持該派的發展，在青海、四川和雲南一帶影響很大。直到今天，每年的藏曆五月初十，寧瑪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們會跳起蓮花生大師及八大化身的金剛舞。
公元1073年，一位叫貢卻傑布的出家僧人，來到後藏薩迦地區傳教，建造了薩迦寺，創立了薩迦派。在大昭寺內供奉著薩迦派的祖師們，人稱“薩迦五祖”。最右面的祖師，就是八思巴。他繼薩迦班智達之後，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為國師，負責全國佛教事務和整個西藏地區，結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亂局面，從此西藏也正式歸屬中央政府管轄。
噶舉派是公元11世紀中葉由瑪爾巴所創立，噶舉是傳承佛語的意思。該派特別重視師徒之間的口耳傳授，是藏傳佛教第一個實行活佛轉世制度的教派。第一個轉世活佛稱為噶瑪巴，意為“行佛行事業者”。明代永樂皇帝賜封其為“大寶法王”，延續至今。噶舉派在藏傳佛教各宗派裏支系最多，今天擁有數量眾多的寺院，遍布整個藏族地區。
公元14世紀70年代，一位年輕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魯派的創始者宗喀巴大師。宗喀巴，1357年生於青海湟中縣，八歲出家，十七歲進入西藏求法。經過艱苦的修行和學習，他通達顯密各宗的教義。他面對當時藏傳佛教派別眾多、混亂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先顯後密”的修習次第，嚴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習，聞思修證，倡導一條循序漸進的覺悟之路。他綜合各宗教義後撰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是一部中國佛教史上的不朽經典。
公元1642年，格魯派在蒙古貴族和皇太極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區的統治地位，由此成為在藏地信徒最多、勢力最大的宗派。宗喀巴圓寂後，傳承他事業的，是他的兩個門徒。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後被追認為第一世達賴喇嘛，相傳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另一位叫克珠傑，後來被追認為第一世班禪，相傳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公元1653年，五世達賴遠赴北京，朝見順治皇帝，受冊封為“達賴喇嘛”，從而確立了他在藏傳佛教的領袖地位。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中央政府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達賴、班禪的轉世，從此由中央政府正式冊封，沿襲至今。
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寫了《喇嘛說》，明確規定了活佛轉世靈童，須經金瓶掣簽方可認定。乾隆皇帝批准特制了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於大昭寺，用以掣定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等藏地大活佛;另一個在北京，供在雍和宮，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肅等地的大活佛。
宗喀巴圓寂的日子，現在成了藏族人民的一個傳統節日，稱為“燃燈節”。每年藏曆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人們都會將點燃的酥油燈放在窗台上，以紀念宗喀巴大師。
今天，藏傳佛教不僅在藏族、蒙古族和漢族中間流行，在滿族、土家族、裕固族、納西族、錫伯族、達爾斡族等也有流傳。
上座部佛教在公元7世紀初傳入中國的雲南地區，到12世紀以後，逐漸興盛。因其從南方的佛教傳播路線傳入中國，所以又稱南傳佛教。
公元1569年，緬甸的公主嫁到雲南，她的陪嫁包括緬甸的巴利三藏與各種佛像。在這以後，景洪、德宏等地建造了一批帶有明顯緬甸風格的佛寺，雲南的上座部佛教也進入了鼎盛時期。現在雲南省，除了傣族，還有德昂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個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就這樣，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中，不僅自己深受中國各民族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在改變著中國文化的格局和藝術創造。
宋明理學、道教全真派的出現，都是主動吸收佛教教義、方法，甚至寺院制度，特別是禪宗心法的結果。中國的儒學、道教，從此有了全新的發展。而到明清時期，儒釋道的三教合流，成了全社會的主流思想。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相互融合，還為這片山川大地上留下了美麗的痕跡，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藝術形式。
位於新疆庫車的克孜爾石窟，大約開鑿於公元3世紀;
位於甘肅省天水市的麥積山石窟，始建於南北朝時期，是保存北朝造像體系最完整的石窟;
山西大同的雲崗石窟，以氣勢雄偉而著稱;
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以“秀骨清像”見長，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而敦煌的莫高窟，則是一座由建築、壁畫、雕塑組成的綜合藝術殿堂，規模之大，舉世無雙。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國際性學科，已有百年曆史。
“天下名山僧占多”，這句民間的俗語，形象地反映了佛教與百姓生活的密切關系。從明代開始，民間就有“金五台、銀普陀、銅峨眉、鐵九華”的說法。
五台山，位於山西省東北部忻州地區五台縣的東北，那裏有像蓮花一樣盛開的五座山峰，傳說就是文殊菩薩講經說法的五頂山。在全盛時期，這裏的寺廟多達三百餘座。這裏融合著漢、藏、滿、蒙等各個民族不同流派的佛教信仰，至今仍然留存著唐代木構建築大佛光寺。
普陀山，位於浙江省舟山島的東側，是大悲大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道場。這位拿著淨瓶柳枝、一身白衣的美麗菩薩，普度眾生，最受信眾的膜拜。隨時隨處，凡遇危難，只要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這位慈悲的菩薩就會隨機化現前去解救。這裏今天已然成為中國乃至日、韓、東南亞等國信徒共同的朝聖之地。
峨眉山，位於四川省境內，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傳說普賢菩薩乘坐六牙白象隨緣應化、普度眾生，哪裏的眾生需要他，哪裏就有他的身影。峨眉山最早是中國道士們的修行場所，山上的中峰寺由道觀改成佛寺，正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的曆史見證。
九華山，在安徽省境內，鄰近著名的黃山。這裏成為地藏菩薩的道場，緣起於這位新羅僧人“金地藏”的修道故事。 “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薩的這句誓言，現在成了佛教舍己救人的宣言。
“四大名山”，還有曆史上其他的名山大寺，一起支撐著中國人的佛教信仰。既有曆史上供奉佛指舍利的陝西法門寺、供奉佛牙舍利的北京靈光寺、無錫靈山等著名寺刹，還有大小昭寺、拉卜楞寺等著名的藏傳佛寺，以及香港地區的大嶼山、台灣地區的法鼓山、中台禪寺、慈濟靜思堂和佛光山等重要的現代佛教僧團。
這條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國社會。各種民俗、節慶、俗語方言，都已滲透了佛教的影響。
不僅如此，中國的詩歌、書法、繪畫，乃至音樂和茶道，都有一種來自佛教的空靈氣韻，禪趣盎然。
今天的中國，廣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鄉村上遍布著大大小小一萬多座寺院，二十多萬的僧尼，以及多得難以統計的在家信徒。佛教，已是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曆史結果，也是世界文明對話的成功典范。
中國佛教，曆史上傳到了日本、韓國、越南，成為這些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黃金紐帶。在世界文明史上，這些國家同屬於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動了這個文化圈的形成。中國，成了佛教的第二故鄉。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三大語系的佛教在中國，和諧共處，穿越傳統與現代的阻隔，曆經兩千多年，傳承著智慧與慈悲，一起弘揚著一個共同的理念“和諧世界眾緣和合”。
白馬寺
當時間帶著戰爭的硝煙，以及無數帝王將相、名流高士漸漸遠去以後，在中國洛陽，在古老的邙山腳下，一個來自朝聖者的頑強足音，卻已經在洛河北岸綿延流淌了將近兩千年。
話要說回公元64年，東漢永平七年臘月初七。
這一天，一場“大儺”正在東漢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劉莊的南宮中舉行。驅除疫鬼，消災祈福，這種流傳了上千年的儀式，此時已經成為這個剛剛從十多年的戰亂中安定下來的王朝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祭祀活動之一。
然而，洛河的流水雖然再一次帶走了象征疫鬼的火把，卻帶不走漢明帝劉莊心中那份長久以來的不安。作為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第四個兒子，自當上太子的那一刻起，這種微妙的不安就始終伴隨著劉莊。
公元25年，漢光武帝劉秀正是憑借著一塊刻有“劉秀當為天子”的神秘石碑，聚攏人心，建立東漢。公元57年，劉莊即位，他內心深處或許也無數次期盼著自己的天子名位能像他所崇拜的父親那樣得到某種上天神諭的確認。
公元65年元宵前夕，劉莊夜寐南宮。恍惚中，他夢見一個高大的金人，從西方飄然而至，在殿庭裏飛繞著。夢中的情境如此神奇，縈繞在劉莊腦海中。這個夢成了第二天劉莊和幾個近臣之間的核心話題。
有的大臣告訴他，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與夢中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樣。劉莊被深深地吸引了。皇皇大漢，怎能缺少如此神通的大神?又怎能不聆聽大神的教誨?
很快，劉莊就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拜求佛法。這一年是永平八年。
然而，由於兩漢之交中原王朝國力的衰弱，原本已被西漢武帝遠逐大漠以北的匈奴，此時又重新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區域。
公元65年，當漢使西出玉門關，小心翼翼地躲開匈奴的騎兵，踏上茫茫取經求法之路的時候，遙遠的西方，佛陀滅度已五百多年。
隨著阿育王孔雀王朝的覆滅，整個印度半島在分裂戰爭和外族入侵中度過了兩個多世紀。在複興的婆羅門教的擠壓下，大量佛教僧侶被迫離開了故土，把佛法帶到印度南邊的海島以及印度北邊的大月氏、龜茲、於闐等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兩支同樣懷著前途未卜心境的隊伍，在今天阿富汗一帶的大月氏不期而遇了。一邊是一路西行、風塵仆仆的求法使者，一邊是一路北上、遊化宣教的高僧。這似乎不經意間的相逢，竟直接促成了世界兩個偉大文明間的一次巔峰對話。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曆史中，這次對話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影響之深廣，超出想象。
這次曆史性的相逢，很難找到詳細記載。也許正因如此，才給後人留下無限遐想的空間。
洛陽，這座九朝古都自東周時起就被稱為“天下之中”。“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這是《漢書》作者班固在永平初年對洛陽城發出的由衷贊歎。
公元67年，西行求法的漢使回到洛陽。他們不僅帶回了佛經和佛陀的畫像，隨同到來的還有兩位印度的高僧：攝摩騰、竺法蘭。
或許從走進洛陽城門的那一刻起，兩位高僧就打消了內心的顧慮，認定這裏就是他們漂泊半生的歸宿之地。根據有關史料的記載，攝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得到了漢明帝極高的禮遇，被安排在負責招待國賓的鴻臚寺居住。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陽的人們發現，西雍門外三裏處正在大興土木。原來，當漢明帝劉莊得知兩位高僧並不只是想在中土做短暫停留，而是要常住洛陽傳教弘法時，他決定在洛陽城西為高僧修建一處清修之所。從此，在中土大地，洛河之濱，中國的第一座佛寺誕生了--白馬寺。
“寺”字本來並不表示傳播佛法的寺院，漢代時，三公住“府”九卿住“寺”。九卿即包括專為接待外賓的官--鴻臚，鴻臚所在地方也叫鴻臚寺。攝摩騰、竺法蘭兩個被安排住在鴻臚寺，專門給他們蓋了一個廟，也就沿用了“寺”的叫法。
“白馬”之名的由來，最常見的是“白馬馱經”說。據說在漢使迎得二位高僧返回中土時，佛經、佛像是由一匹白色駿馬馱回的。劉莊不忘白馬的馱經之功，故名之曰“白馬寺”。其實，“白馬”之名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概念。
“白馬”是佛教話語中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符號。傳說悉達多王子在逾城出家時，所乘坐騎就是一匹白馬;一千餘年後，當大唐高僧玄奘西去取經時，傳說中騎的也是一匹白馬。
另一方面，“白馬”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符號。公元前2世紀，劉邦殺白馬盟誓;公元2、3世紀之交，建安才子曹植曾經寫下了“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的詩句;甚至即使到了之後的公元12世紀，當南逃的北宋康王趙構行將落入緊緊追趕的女真騎兵之手時，據說又是一匹白馬把他渡過了錢塘江……
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在“白馬”這一特定的符號上，找到了最初的交融點。這是不是也暗示了佛教文化和中國文化最初的融合?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確切考證攝摩騰和竺法蘭生卒的具體年代，他們到達洛陽後所譯的佛經也大多失傳了。然而，一部由四十二個短小段落所組成的《四十二章經》卻一直流傳了下來。據史料記載，《四十二章經》譯成後收藏於兼有皇家圖書館和皇家檔案館功能的蘭台石室的第十四間，這個細節說明了漢明帝劉莊對《四十二章經》十分珍視，同時也反映出佛教初傳中土時主要是作為一種皇家秘學被接納的。事實上，東漢時期雖然已經有修習佛學的中土貴族，但出家則是被當時的王法所嚴格禁止的。
在攝摩騰和竺法蘭之後，又有多位西方高僧來到白馬寺譯經。其中來自安息國的安世高和來自月氏國的支婁迦讖是最為著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在公元68年以後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裏，有一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十五卷佛經在白馬寺譯出。
白馬寺東南兩百米處有一座磚質佛塔--齊雲塔，高三十五米，分十三層。今天人們看到的齊雲塔是元代建築，而東漢的齊雲塔，據說有五百尺高。
齊雲佛塔的修建，又有一段神奇故事。一天，劉莊駕臨白馬寺，會見攝摩騰和竺法蘭。攝摩騰向劉莊問道：“在我們白馬寺的東南方向，是一所什么建築?”劉莊解釋說：“很久以前，那裏突然凸起一個大土包，有一丈多高，鏟平了，不久又鼓起來，上面還有時泛出光芒，百姓很神奇，稱之為‘聖塚’。從周代以來就時時向它祭祀祈福。”攝摩騰一聽說道：“佛陀涅槃百年之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座舍利塔，想要把佛的舍利安放於天下各地，而中土有十九處。這種稱作‘塚’的地方就是這十九處中的一處。”劉莊完全聽呆了，馬上與二僧一起前往，在他們到達“聖塚”的一瞬間，大土堆的頂上出現了個圓形光環，劉莊與二僧的身影儼然其中。劉莊驚呆了，下令在此處建立高塔一座，岌若嶽峙，故名齊雲塔。
由於佛陀顯聖，劉莊對佛像的興趣大為提高，他命人在清涼台和洛陽城的開陽門上，都畫上了精美的佛像。又過了一百多年，最遲在東漢末，佛陀的塑像也出現了。從此，大量修塑佛像和信眾對佛像的頂禮膜拜，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和景觀，於是中國佛教也有了所謂“像教”的稱謂。
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來到白馬寺，他叫曇柯迦羅。
此時，中土的國號已經由東漢改成魏，而佛教，也從深宮走進了市井民間。在洛陽的街市上，曇柯迦羅親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對佛教的熱誠。但同時，他也發現百姓們竟當街用犧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禮佛應有的儀軌。精通戒律的曇柯迦羅被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此後，在白馬寺，曇柯迦羅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時期，安息國僧人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了規范僧團組織生活的《曇無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團組織章程都已齊備，一條中土有緣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鋪就了。
公元260年，一場受戒儀式在白馬寺舉行。這是一個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事件。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壇，長跪於佛祖面前，儒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老傳統被打破。白馬寺誕生了中國漢地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朱士行，受戒前就已在洛陽講授般若學。由於深感前人的譯本義理不全，就在受戒這一年，他發願遠涉流沙，西行求法。公元282年，朱士行終於在於闐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帶回中原，譯成漢文《放光般若經》。而朱士行自己則在八十二歲時圓寂他鄉，終生未能重回洛陽。
朱士行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他的經曆象征著佛教從宮廷信仰延伸到了民間。
佛家有“三寶”：佛陀是佛寶，佛所說的法是法寶，佛的出家弟子的團體是僧寶。佛經的大量翻譯、佛陀造像的大量出現以及中土出家人團體的誕生，白馬寺都見證了這“佛、法、僧”三寶在中土紮下的最初根基，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
大約在建寺後的一百二十年，劫難第一次降臨到白馬寺。
公元190年，時值東漢末年，以袁紹為首的勢力從北、東、南三面邊直壓洛陽。盤踞洛陽的董卓力不能拒，脅迫漢獻帝劉協遷都長安，為了斷絕人們還回故園的念想，董卓下令把洛陽城周圍二百裏以內的宮室房室全部燒毀。白馬寺連同洛陽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在經月不熄的大火中，不複存在。
這只是開了個頭，從公元2世紀末開始，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分裂、動蕩的時期。中原王朝衰微，這片以平原為主而缺乏天然屏障的自古繁華之地，注定要成為四戰之地而飽受戰火創痍。身處其中的白馬寺並沒有因為是佛門靜地獨善其身，而是成為這段曆史的縮影和見證。
公元310年，一位精神矍鑠的西域僧人來到洛陽。他決定到洛陽來建寺傳法，可此時的洛陽在前漢大軍的圍攻下岌岌可危。於是他只能藏身於草野之中以觀時變。這個僧人就是佛圖澄。傳說他當時已近八十歲高齡。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的壁畫中，有一位袒露上身、盤腿坐在竹林河畔的高僧，正兩手拉出腸子放入水裏清洗，這就是佛圖澄。據傳說，佛圖澄左乳旁邊有一個小洞，直通腹內，平日他常用棉花堵塞小洞;把棉花拔掉，洞中發出的光亮使滿屋子燈火通明，他就借此光誦讀經書;每逢到齋日，他就到河邊，把腸子從洞口掏出來，放到河水中清洗，然後再裝進腹中。
後來佛圖澄見到石勒，據說開頭時也是露了一手神通而博得石勒的信服的。石勒建立後趙政權後，對佛圖澄十分尊信，軍政大事必咨而後行。佛圖澄常用佛教教義勸導石氏施行“德化”，“勿暴虐”、“不害無辜”，並大力向民間傳播佛教。
佛圖澄年輕時精通醫術，練過瑜伽，出家後持戒謹嚴，據傳他活了一百一十多歲。
河北臨漳居於太行山東麓，曆史上曾先後成為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的都城。公元335年，已過百歲的佛圖澄在這裏遇到了前來參學的僧人道安。兩人的年紀差出近八十歲，可是佛圖澄卻堅信自己眼前這個其貌不揚的年輕僧人，日後必成大德。
因為長得黑，初入佛門的道安受到歧視，只有佛圖澄只眼獨具。道安認為持戒只注重形式是片面的，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個見解讓當時的中國佛教界非常吃驚。後來菩薩戒傳到了中土，證明道安的見解正是秉承了大乘佛教的宗旨要義。他對般若學有精湛的研究，而當後來真正完備的般若經傳至中土時，人們不得不贊歎道安對佛法的洞見。
公元350年至公元365年間，在古代中國相當於今天河北、山西、河南、湖北的廣大區域內，出現了一支規模並不算小的僧人隊伍，在不停地遷徙以躲避戰亂。他們衣衫襤褸，經常食不果腹，卻紀律嚴整，每日修學不廢，他們常常不得不躲入深山，卻又不忘時時來到城邑村落傳教布道。帶領著這支僧人隊伍輾轉遷徙的，正是道安。十六年中，道安的隊伍不但越走規模越大，還培養出了不少傑出的佛教人才。
時間推移到了公元6世紀的中葉(公元547年)。一本叫做《洛陽伽藍記》的著作把我們的視線再一次拉回到洛陽，拉回到白馬寺。書中記錄：東漢時在白馬寺譯出的佛經當時還在寺中保留著，這些經函不時放射出亮光，照得堂宇透亮，僧人和信眾時常膜拜。而白馬寺前種植的石榴和葡萄全然與眾不同，石榴一個重達七斤，葡萄有棗那么大，洛陽城中還流傳著“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的民諺。可見白馬寺的神奇傳說，還在街頭巷尾流傳。
少有名寺卻多有高僧，這是十六國和北朝時期中國北方佛教發展的特征。少有名寺是因為戰亂，而多有高僧一則是因為佛法東來的大勢並沒有中斷，二則更是因為新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尊崇佛教。佛教代表著一種更為先進的文化，對於加強這些政權對民眾的統治也有大的益處。
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國古代曆史又出現了第二個盛世隋唐，中國經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大分裂後終於又走向統一，佛教所起到的整合作用不能低估的。
大概是由於感受到政治和心理的雙重壓力，當了女皇後的武則天並不喜歡待在長安，而是長年居住在東都洛陽。武周時期政治的一種重要特點是佛教和政治緊密結合，所以當時的洛陽呈現出空前的宗教熱潮。
公元685年，武則天下詔大修白馬寺，這是曆史上對白馬寺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建。據史書記載，這次擴建的提議者是深受武則天寵幸的薛懷義。白馬寺修好後，薛懷義經常住在寺中，他還挑選洛陽市民中膂力過人者剃度為僧。薛懷義主持下的白馬寺，嚴格意義上說已不只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寺院，而成為一種政治勢力的代表。
唐代的洛陽城南望龍門，北依邙山，西至澗河，洛河橫貫其間。現存的洛陽老城是明代洛陽城的一小部分，而明代洛陽城，又只是唐代洛陽城的一小部分。這種比例關系同樣適用於白馬寺，今天我們看到的白馬寺，也只是唐代白馬寺的一小部分。據說唐代的白馬寺規模異常宏大，其山門幾乎直抵洛河北岸，僧眾三千多。佛寺在每天日落時要關山門，那時由於寺院太大，僧舍距山門過於遙遠，因此在曆史上留下了“跑馬關山門”的說法。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經過武則天的大事營建和薛懷義的大力經營，此時的白馬寺不啻已成為一座具有一定軍事抵禦能力的城池，據說回紇兵是在拽倒了山門後才攻入寺中大肆劫掠的。史書記錄了當時的情境：“死傷者以萬計，累旬火焰不熄。”唐代白馬寺經過這場劫難流傳至今的，只有清涼台西的這幾個石柱礎了。
五代以降，曆宋元而至明初，又有多位帝王下詔重修白馬寺，但由於洛陽地區已不再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都無法恢複白馬寺鼎盛時的規模與氣象。
公元1555年，又發生了一次對白馬寺重要的修整。這次修整實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不過是個叫黃錦的司禮監太監光耀鄉梓的個人行為。可這次修整奠定了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白馬寺的基本規模和格局。
進入山門緣中軸線北行，依次呈現面前的是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盧閣。佛門清靜，造像莊嚴，當人們對佛像進行頂禮膜拜時，是否聽懂了佛陀透過這一組組佛像，向世人講述的佛教思想呢?
白馬馱經，佛法東來;祖庭滄桑，釋源千載。白馬寺見證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和嬗變的曆程。佛教為中華文明帶來了新的思想資源，並在中國曆史近兩千年的演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華文明也以自己深厚而博大的文化滋養了佛教，不但使之大昌於東方震旦之國，而且把佛陀的思想和智慧傳遍亞洲。
玄奘
倘若“超越”存在於時間中，它大概意味著永恒;存在於空間中，意味著自由;存在於文化和宗教中，便意味著包容。倘若一個人能使“超越”同時存在於這三個范圍內，那么中國唐朝僧人玄奘則當之無愧。
玄奘生於公元600年;
公元627年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取經;
公元645年攜帶六百五十七部經書回到長安;
公元664年2月5日圓寂。
玄奘在生命最後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一直努力翻譯著從印度帶回的佛教經典，而西行時所染的冷病一直折磨著他。玄奘一生共譯經論七十五部，總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他圓寂後，大唐皇帝唐高宗失聲痛哭：“朕失國寶。”出葬那天，趕來為玄奘送行的人數達到一百多萬。
西安，當時是唐朝國都，時名長安。如今西安的曆史痕跡已模糊不堪，曆史似乎更多存留在了書本上。那應是個繁華如夢的時代，美國漢學家愛德華·謝弗在他研究唐朝外來文明的著作《撒馬爾罕的金桃》中寫道：“中世紀時，唐朝在整個亞洲地區聲明顯赫，而在遠東地區，唐朝的聲威至今還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
唐朝開創初期，驍勇善戰的唐太宗用十幾年的時間迅速地征服了東突厥、西突厥和西域等地區，疆土的擴展，邊疆軍鎮的設立，使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入這片樂土。長安，當之無愧地成為了那個世界的大都會，各地的商人、傳教者和冒險家紛擁而至，各國進貢的使臣更是絡繹不絕。令人吃驚的開放程度使宮廷裏可以看到突厥人、日本人、印度人，還有作為畫匠、樂師的胡人，多種文化美好地彙集此地，彼此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也是印度文化大量侵入的時期，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醫學以及語言學等學科的湧入，佛教哲學在這時已經滲透到了唐朝的上流社會生活中。
這就是玄奘生活的時代，充滿了開放和包容精神。這位高僧一生熠熠生輝的事業，無疑滲透了那個時代驚人的力量。
公元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回到長安，標志著他朝聖之旅的結束，針對這次史詩般的西行，除了佛教徒們的崇敬，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好奇與豔羨。當時追求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不僅在宮廷，也在一般城市居民階層中廣泛流傳，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正悄然開啟。玄奘的歸來在熱鬧的長安城引起了巨大轟動，人們迫切地想知道一個花了十七年時間，行程五萬裏，從遙遠的印度歸來的和尚帶來了什么?
玄奘回到長安那天，朱雀大街如同歡慶盛大節日一般的沸騰，幾百座寺院的僧尼們將幡帳、幢蓋、寶案、寶輿排列在一百五十五米寬的街道兩旁，穿戴整齊站在路邊以示虔誠，長安城的百姓、官員、外來旅行者傾城而出，湧到從朱雀門到弘福寺幾十裏的道路兩側瞻仰這位高僧的風采，官府派人在車仗前飛馬傳令。二十匹馬拉著玄奘帶回的六百五十七部經書、佛陀舍利和七尊佛像。
玄奘載譽而歸，他是公元3世紀以來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人中幸運的一個，大多數夢想著取回真經的僧人死在了艱辛的路途。此刻帶著印度聖地光芒的玄奘在僧侶們眼中成了佛陀的化身，而他勇敢地戰勝茫茫荒野、風暴雨雪、“妖魔鬼怪”，最終完成漫長旅行的壯舉，則在普通人心中增添了無盡的神秘色彩。
玄奘西行幾個世紀之後，根據他的旅程虛構的小說《西遊記》誕生了，唐三藏的名字也以這種奇特的方式被更廣泛地傳播，並流傳至今。在很多人心中，那個唐朝的大和尚玄奘，就是小說中帶著三個奇形怪狀徒弟、曆經九九八十一難、最終完成西天取經任務的唐僧。
曆史中真實的玄奘孤單而執著。當玄奘放棄隱居修行，選擇生死未卜的西行之路，後又放棄印度已得到的顯赫地位、崇高榮譽，選擇回國譯經、弘法，他的生命就注定走上了與平常人、平常的僧人，甚至他自己原本的願望都完全不同的道路。
出發時曾經面臨的困境和西行途中的經曆使玄奘學到了“不依國主，佛法難興”的道理。這就是為什么他剛到長安就馬不停蹄地趕往洛陽的原因，他希望能盡快開始譯經。要把六百五十七部經書翻譯出來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他需要政府的支持，實際上就是唐太宗的支持。
唐太宗此時正全力以赴地准備東征高麗。公元620年，身為秦王的他率軍攻打洛陽王世充時，少林寺的僧人們曾為他立下汗馬功勞。而他本人並不看重佛教，認為佛教思想無益於天下，但唐太宗也深知，佛教已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從鞏固政權的時期開始，他就采取了讓在中國本土誕生的道教與外來的佛教並容，並以儒家思想為本的政策。另外，作為一名政治家，為了更好地統治漢人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唐太宗掩蓋了鮮卑族的出身，稱道教創始人李耳是李家王朝的祖先，這就使唐太宗順理成章地將道教的地位擺在了佛教的前面。
在福建泉州開元寺，一座南宋年間修建的石塔內有座有趣的雕塑，向我們呈現了自印度回國後的玄奘拜謁梁武帝的場面。梁武帝手中所持的《般若心經》，無疑是玄奘獻給他的，梁武帝是南朝時一個小國--梁朝的開國皇帝，生活在公元6世紀前半葉，把這兩個相隔百年的人同塑在一面牆壁上，並使他們相向而立，企圖給世人造成他們屬於同一時代的印象，這種做法確實令人費解。梁武帝生前熱衷於佛教，曾經放棄帝王寶座為信仰而“舍身”，從而加劇了王朝的傾亡。鑒於開始時唐太宗對佛教漠不關心的態度，人們大概認為玄奘帶回的經典與其送給他，倒不如送給梁武帝更為合適。
這座雕塑講述的只是一個“天方夜譚”，卻生動地向我們暗示了玄奘將要面臨的境況。
西行時玄奘非凡的外交天賦，曾經幫助他贏得了西突厥葉戶可汗和印度戒日王的推崇，他們為他完成西行提供了決定性的幫助。玄奘令人折服的智慧在與唐太宗見面時再次顯現，本來短暫的禮節性召見卻持續了整整一天。
兩人間試探著你來我往。唐太宗先示以威，再布以恩，玄奘巧妙回答了他對出發時情況表示的疑問，又詳細講述了西行的經過，並把取經的順利完成歸功於太宗的聲名遠播，這樣的贊美讓太宗動了心。
玄奘傳記中詳細地記敘了這次戲劇性的會面，可以看到玄奘對當時的政治法律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敏感。玄奘的徒弟彥悰對他師傅的機警善辭有過這樣的稱贊：“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
玄奘的言談舉止也讓太宗馬上意識到，面前站著的絕非一個普通的僧人，而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了不起的人。任人唯賢的太宗勸玄奘還俗做官，甚至還想帶玄奘隨軍出征，玄奘婉言謝絕，表示要“畢身行道，以報國恩”。
出於政治的考慮，太宗終於向玄奘退讓了，對譯經他同意予以支持，但是拒絕了玄奘要到少林寺譯經的請求，而將譯場設在長安的皇家寺院弘福寺。也許是因為少林寺聲名顯赫，並且在太宗奪取政權時發揮了特殊作用，一座具有革命精神和號召力的寺院，加上一名佛教界的精神領袖，不能不讓唐太宗心懷忌憚。
洛陽會面的另一個成果是《大唐西域記》。依照唐太宗的敕命，玄奘讓弟子辯機執筆，根據他西行旅途的筆記彙集整理完成了《大唐西域記》。這部當時唐太宗出於政治、軍事及外交上的考量，要求完成的參考書，內容遠不及玄奘的原始筆記來的豐富，至少，一些他出發時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後來被唐朝征服而沒有被選在其中。有幸保存流傳到了20世紀的《大唐西域記》，其中的內容和價值已足以令人震驚。書中對中亞和印度各地地理人文狀況的精確記載，讓人看到了玄奘的嚴謹作風，如同一張現實世界中的尋寶圖，為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
一千三百年後，英國考古學者和印度學者一道，手持英譯本《大唐西域記》，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圖索驥，陸續發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阿旃陀寺等眾多佛教聖地和數不清的古跡。而在世界文化史、宗教史中，它同樣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無論怎么樣誇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中世紀印度的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這是英國曆史學家史密斯對玄奘的評價。印度人談論玄奘，就像談論他們自己的民族英雄。玄奘的大名一再出現在印度古代史的課文中，在印度許多寺院的壁畫上玄奘已被描繪成一個半神的人物，他腳穿草鞋，手拿筷子，騰駕在彩雲之上。
《大唐西域記》和稍後慧立所著傳記中描述的佛國盛況，在唐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玄奘作為一個光輝的典范，激發了許多人對印度的濃厚興趣，在當時一度掀起了印度熱。在玄奘回來之後的四十年裏，到印度朝聖的中國僧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不少人半路遇難，未竟誓言，一些人酷愛印度，最後留在那裏，那些凱旋歸來的則受到英雄般的禮遇。這樣的狂熱持續了至少三百年。
《大唐西域記》雖然得到唐太宗的贊賞，卻沒能改變他對佛教根深蒂固的看法，這是一個難以被左右的人。為了使新譯佛經便於流通，公元646年7月13日，玄奘上表，請太宗為新譯經文作序。太宗拒絕，他知道，作為皇帝，這樣的序文意味著對佛教地位的承認。當然這一點正是玄奘希望的，他一再懇請，太宗雖然表面應允，卻遲遲不見下文。
敏銳的玄奘對太宗的心機一目了然，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變皇室對待佛教的態度上來。這是一個複雜而曲折的過程。
公元648年5月至9月，一個漫長的夏天。玄奘翻譯完一百卷的《瑜珈師地論》，他一直等待的時刻來到了。玉華宮清涼的空氣讓唐太宗的心情格外舒暢，胸有成竹的玄奘看起來風塵仆仆、謙遜有嘉。兩人相談甚歡，氣氛異常融洽。太宗問及譯經之事，有備而來的玄奘提到剛剛譯完的《瑜珈師地論》，並把精心挑選的內容講解給太宗聽。那是一段分析君王在治理國家中的過失與功德的經文，它與太宗的經驗如此的契合，太宗開始對佛教刮目相看了。待他把有關的章節閱讀完畢，忍不住發出這樣的感慨：“朕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瀅之池方溟渤耳。而世雲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太宗終於答應了玄奘的請求，為所譯經文作序，並在序文中稱佛教為“聖教”。一切開始變得順利起來，當時跟隨在太宗身邊的太子李治--後來的唐高宗，也隨即附序。兩篇序言一出，長安城的王公、貴族紛紛開始親近佛法，佛教仿佛一夜間盛行起來。
不久，太宗又在玄奘的提議下，在全國范圍內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名，佛教從此進入了中國曆史上的黃金時代。
這是一個怎樣的夏天，香爐邊白煙繚繞，誦經聲連綿不絕，滾燙的空氣裏香火彌漫。正當玄奘忙碌不堪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辯機，那個年輕才俊的和尚，《大唐西域記》的撰寫者，玄奘的得意弟子，因為與高陽公主的私情暴露，被太宗處以極刑--腰斬。人們從如此殘酷的處決方式中，看到太宗非同一般的憤怒。我們猜測，也許這憤怒當中隱藏著，太宗對玄奘拒絕還俗的耿耿於懷。
玄奘與唐太宗的關系，始終讓人琢磨不透。史料的記載告訴我們，太宗生命中最後的日子是在玄奘的陪伴下度過的。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這段時間裏，他幾乎與玄奘形影不離，他們常常促膝談心。死於戰爭的千萬個亡靈，殺兄篡位的 “玄武之變”都化做噩夢纏繞，令太宗恐懼懊悔。玄奘與太宗交談的內容我們無從了解，可以肯定的是玄奘用佛陀的教誨，減輕了太宗心中的痛苦，以至於太宗總是拉著玄奘的衣袖感歎道：“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翠微宮位於終南山的太合穀，始建於隋文帝時，是離京城最近的行宮。唐貞觀十年廢，貞觀二十一年重修，是唐太宗避暑養病的離宮，唐太宗的生命就在這裏結束。
玄奘要在這一天把《般若心經》翻譯出來。這部曾經使他從死亡沙漠奇跡般逃生的短小經文，最初是一位他救過的病僧作為回報口授給他的。全文共兩百六十個字，太宗的病情急轉之下，他希望這段神奇的經文能像幫助自己一樣，幫助太宗度過生命中最危險的時刻。然而兩天之後，太宗終於沒能抵擋病魔的侵蝕，他的生命結束了。這段複雜而奇特的友誼也結束了。
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繼位，稱為唐高宗。唐高宗生性缺乏主張，遠不如他的父親英明。高宗繼位，玄奘沒有停下腳步，為了保持佛教剛剛取得的地位，他繼續努力著。他了解高宗，這位溫和平庸的年輕皇帝，一定會延續父親對佛教的態度，而且他確信只要自己持續地努力，佛教的前景會更加光明。
在外人看來，玄奘與皇室的關系比以往愈發親密了。
公元656年正月，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來慈恩寺行香，玄奘請二公向高宗彙報，請派大臣參與譯經潤色工作，並請求高宗為寺院撰文建碑。高宗一一允諾。四月，高宗親自撰文書寫的石碑制成，玄奘率僧尼到芳林門遠迎。官府組織了龐大的送碑儀式，長安百萬餘人前來觀看。高宗登上安福樓看到這樣的場面，高興異常。碑立在寺中，觀者日數千人，玄奘再一次制造出了抬高佛教的轟動效應。
半年後，皇後武則天難產，祈求佛教佑護，提出所生孩子將皈依三寶，屆時請玄奘為孩子授戒。玄奘啟奏她必定平安，會順利生下一個男嬰。男嬰生下後，皇室沒有違背許下的承諾，由玄奘收為徒兒，玄奘為他起名佛光子。從此佛教在皇室中有了代理人，這就是後來的唐中宗。他雖然並未正式出家，但當上皇帝後，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可見玄奘的良苦用心。
在與皇室的交往中，玄奘除了不斷爭取對譯經的支持之外，還一直在試圖影響唐朝的宗教政策，但是這種影響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效果。雖然唐高宗在玄奘的一再陳奏之下，廢除了當時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的規定，但是調整佛道次序的問題始終擱淺下來。太宗沒有解決的事，高宗是不會輕易插手的。
當初玄奘向唐太宗提出要在少林寺譯經時沒有被允准，十二年後他向高宗提出了同樣的請求，再次被拒絕。在高宗看來，玄奘越是表現出志在出世、成就事業的宗教品格，愈是令人放心不下。此時的玄奘是位名振五印、譽滿華夏，一旦入山修禪，三學齊備而四眾歸信，必然成為事實上的法門領袖。而將其困於京城內宮、皇家寺院，以譯事相牽，以雜事相擾，以公卿與之交接，使其既無修定的餘暇，又無行動的自由，法門領袖自然就徒有其名。
歸隱少林成為玄奘終生沒有實現的願望。少林寺的翻譯堂，玄奘仰慕已久，公元508年北魏宣武帝時，北印度高僧菩提流支和中印度高僧勒拿摩提，曾經聯手在那裏翻譯出了《十地經論》，這樣的翻譯盛事一直是玄奘企圖效仿的榜樣。另外，當西行時染上的冷病越來越頻繁地侵蝕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的時候，玄奘想去少林寺的願望就更加強烈。那裏距離他的出生地僅十二公裏，在生命進入晚年時，除了譯經之外，他大概還希望進一步修習禪觀，並“以此送終”，這個遺憾一直伴隨他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在玄奘歸來後的十九年裏，幾乎一半以上的時間都不得不周旋於宮廷之間，陪伴在皇室左右，但對玄奘來說，譯經始終是壓在心上的頭等大事。十九年裏，玄奘只有兩個四年的時間用於專心譯經。一個是在太宗去世後的四年，一個是自己生命的最後四年。八年的時間畢竟太有限，《慈恩傳》中描述玄奘在慈恩寺四年的譯經生活時這樣寫道：他“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白天有事，務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複起”。
玄奘在長安的譯場有四處，它們先後是弘福寺譯場、慈恩寺譯場、西明寺譯場和玉華寺譯場，其中慈恩寺譯場最為有名，也是唯一留存下來的。公元648年，當時身為太子的李治，為了追念十二年前去世的母親長孫皇後，特意下令建寺。同年12月，寺院落成，太宗親臨現場，並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太子禮請玄奘任上座，同時將譯場遷至這裏。這座由皇室改建的寺院，占地將近27萬平方米，規模宏大，建築雄偉。今天的慈恩寺是原來建築的一個院落--西塔院，占地面積僅相當於當年整個寺院的九分之一。
玄奘在慈恩寺的譯經工作長達四年(公元649-653年)，他的譯經班子在今天看來令人羨慕，從全國精心挑選的二十三名僧人組成了強大的陣容，玄奘擔任譯主。他以非凡的領導力和絕對的權威性，統領著這些當時佛教界的精英們。
中國的翻譯事業，經曆了東漢到西晉的草創階段，東晉到隋末的“舊譯”時期，至此進入了玄奘開創的“新譯”時代。
在中國佛教史上曾有四大翻譯家，他們是具有印度血統的龜茲人鳩摩羅什(公元344-409年?)，印度人真諦(公元500?-569年)，玄奘和錫蘭人不空(公元705-774年)，大約每隔百年才出現的這些翻譯家中，漢人只有玄奘。
在譯經的過程中，始終有一件事情讓玄奘牽掛，寺裏的經籍箱堆篋疊，而人的肉身終歸毀壞。唯有薪火相續，找到可以繼承自己的弟子，才能使弘揚佛法的事業不至一旦而廢。
古代的譯場本身也是學校，玄奘白天主持翻譯，晚上就為弟子們講授當天新譯的經典。玄奘在印度所學的微言大義，就通過這種方式流傳。玄奘的弟子中名傳後世的人很多，除了窺基之外，玄奘的弟子中還有撰寫《慈恩傳》的彥琮、慧立，新羅僧人圓測，回國後開創日本法相宗的道昭……
為了保存從印度帶回的經像，公元652年，玄奘向唐高宗請求在大慈恩寺內建塔，獲得批准，敕令建磚塔。為了慈恩塔的早日建成，玄奘日夜操勞。開工那天，還親自挑磚，參加建塔勞動。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四角五層的慈恩塔終於落成了，這就是今天大雁塔的前身。玄奘把帶回的經典及佛舍利一萬多粒，全部奉納於此。
值得一提的是，塔門兩側的磚龕內分別鑲嵌著唐太宗撰《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聖教序記》碑。序言就是玄奘在譯完《瑜珈師地論》後，懇請唐太宗撰寫的，太子李治也隨即附序。佛塔奠基那天，玄奘把兩塊刻有序言的石碑砌在牆上，希望它們能成為鎮塔之寶。曆史證明了玄奘的遠見卓識。公元842年，唐武宗發動了中國曆史上最為瘋狂的滅佛運動，他拆毀了四萬四千六百多座寺廟和佛塔，卻始終沒有敢拆存放有他祖宗碑文的廟和塔。大雁塔躲過了這次以及後來的曆次劫難。
玉華宮肅成院的遺址上，這裏就是玄奘生命中最後四年生活、居住的地方。公元659年，為了翻譯六百卷的《大般若經》，玄奘上奏高宗，希望把譯場移至離京城遠些的玉華寺。高宗終於恩准，玄奘可以全心全意地譯經了。
六十歲的玄奘，帶領“玄門四神足”在內的一批高僧，遠行兩百多裏來到玉華山，滿懷報負。看到深秋的玉華山依然景色秀麗，他深信：“這裏就是閻浮兜率天!”生命中的最後四年，在這樣的心情下開始了。
公元663年10月，在譯完《大般若經》六百卷後，玄奘忽然感到體力不支。也許是預感生命將盡，玄奘停止了譯經，開始終日誦經。他對自己的下葬也交代得很清楚：用草席包裹，置於山澗僻靜處，勿近宮寺。玄奘也為自己的來世做著准備，向立在寺院周圍的佛像作最後的告別;讓人把他翻譯的所有經書、請來的佛像、幫助過的窮人和指導過的信徒都一一列了清單;還請人專門做了一尊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的塑像，放在自己的床前。
正月初九，玄奘在肅成院過一小渠時，不慎跌倒，小腿受傷，被門人抬回臥室。這個小渠玄奘不知走過多少次，那一瞬間，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發生的。到13日，他一臥不起，沉沉昏睡，偶有譫語。正月23日，昏迷十天的玄奘忽然醒來，向玉華僧眾及同來的譯經大德、弟子、衛士一一作了臨終前的歡喜告別。
2月4日，玄奘合掌良久，之後右手撐頭，左手放在左腿上，舒展兩腿，右向側臥，與釋迦涅磐姿勢相同，並以這個姿勢持續五日五夜。他的弟子悄聲問：“和尚決定得生為彌勒菩薩否?”“得生!”玄奘回答，之後呼吸漸趨微弱，不久氣絕。
2月9日當高宗接到玄奘圓寂的報告時不禁泣道“朕失國寶!”敕命以官費安葬玄奘。
3 月，玄奘弟子按照遺囑，用草席作成靈車把玄奘帶回長安，安置在大慈恩寺譯經院。每日有成百上千他的弟子和長安市民淚流滿面地來向他告別。4月14日，玄奘被安葬在白鹿原，那一天趕來送葬的有一百多萬人，三萬人為他守墓三天三夜。玄奘靈塔的左右兩側，分別是他的兩位高足窺基和圓測的墓塔，師徒三人一如從前，相互陪伴，相互聆聽，令身處此地的人都會油然而生出一份感動。
過去的一千多年裏，興教寺幾次遭毀，舍利塔也在農民起義中被挖掘，玄奘的遺骨多次轉移。迄今為止，確切的埋葬地點已經無法考證。我們知道的是，他的頂骨於北宋年間被移至南京。公元1942年被占領南京的日軍發現，公元1944年將一部分帶往日本。目前，玄奘的頂骨舍利分散在南京、西安、成都、台灣、日本和印度，這是除佛陀之外分布最廣的舍利。
在終南山紫閣峪有一座無名塔，根據史料的記載，人們懷疑玄奘的部分遺骨很有可能被埋在這裏。崎嶇的山路把人帶到雜草叢生的山頂，這裏一片荒涼，各種昆蟲的叫聲不絕於耳，靜靜的草葉在風中自由地舞動，隆隆的水聲就在不遠處的山穀裏，仿佛冥冥中應驗了玄奘的遺願，“我死之後，請用草席包裹，置於山澗僻靜處，勿近宮寺，不淨之身盡量屏遠”……
靈隱寺
靈隱寺，又名雲林禪寺，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飛來峰與北高峰之間，兩峰挾峙，林木聳秀。建寺一千六百多年來，雖多曆興廢，但法脈蒼盛，大德輩出，為江南第一名刹。
史載東漢明帝遣使往西域求法，使者在西行途中遇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二人，迎歸洛陽，建白馬寺。攝摩騰、竺法蘭二僧在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
杭州的飛來峰，相傳也和《四十二章經》一樣，來自遙遠的古印度，而且比《四十二章經》來得更早，也更神奇。
公元328年，攝摩騰、竺法蘭兩位僧人到中國的兩百多年後，印度和尚慧理雲遊到杭州，他認出此山是印度的靈鷲山的一峰，不知道什么時候飛到中國南方，他由此推測此地有仙靈隱藏。為印證此峰確為天竺飛來，慧理告訴當地的人們說，這山峰之中一向有黑白二猿修煉，也應該一起飛到這裏了，試一呼喚，果然有一黑一白兩只猿猴從洞中跳出。
慧理後來在飛來峰下建了寺，寺名靈隱，取“仙靈所隱”之意。慧理和尚主持修建靈隱寺後，終生在中國傳播佛法，並埋骨於此，再也沒有回到印度，他的靈骨就供奉在靈隱寺旁的這座理公塔內。
用今天的眼光檢視，飛來峰在地質構造上屬石灰岩，確與周圍由砂岩構成的群山不同。在佛教人士看來，這座山從印度飛到中國並非沒有緣故，早在釋迦牟尼在靈鷲山下講法時，就曾預測東方的土地上今後將大興佛法，此峰也許聽了佛祖的教誨，自己先遣飛來以待。
靈隱寺建成之後，果然不負其“仙靈所隱”的名字。慧理後，有永明延壽、延珊明教、雪竇大慧、瞎堂慧遠、具德弘禮等高僧住持開宗判教，廣宏法義;有智一、道濟等奇僧大德外示異象，內修梵行。從而使靈隱寺聲名日隆，法脈漸廣，逐步成為杭州佛教的發祥地，對兩浙佛教的傳播也起著先導作用，“東南佛國”由此而開。
靈隱寺初創之際為東晉鹹和年間，其時佛法初興，僧眾稀少，香火寂寥。直到南北朝時，梁武帝蕭衍賜田擴建，才初具規模，香火逐漸旺盛。
隋文帝仁壽二年，隋文帝派慧誕法師來杭州弘揚佛法，慧誕法師在靈隱寺前飛來峰與蓮花峰間棧道修建了神尼舍利塔。
到了唐代，靈隱寺已經形成規模。茶聖陸羽的《靈隱寺記》載：“晉宋已降，賢能迭居……修廊重複，潛奔潛玉之泉;飛閣岩曉，下映垂珠之樹。”可見當時靈隱寺規模宏大，高僧雲集，聲譽可與西部的名寺“洛陽伽藍”，即白馬寺相媲美。唐長慶時，靈隱寺僧道峰專修“華嚴宗”，信徒甚眾。據白居易《華嚴經社石記》載，道峰在龍興寺開講《華嚴經》時，聽眾達數千人之多，盛況空前。
會昌五年，唐武宗下詔排佛禁佛，史稱“會昌法難”。各地的寺院毀壞殆盡，全國有二十六萬僧尼被強令還俗。靈隱寺同樣在劫難逃，寺毀僧散，鍾寂煙滅，雜草叢生，成了蟲鳥盤桓之地，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荒敗景象。後來雖經修繕，但畢竟元氣大傷，一時無法恢複舊觀。
公元960年，吳越王錢弘俶崇信佛教，請延壽禪師重興靈隱寺。這個延壽禪師，是餘杭人士，為淨土宗六祖，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延壽禪師苦心經營，設計新的寺院布局，除了完成山門、大殿等的重建，還拓建了五百餘間僧房。後來，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在延壽禪師所建的靈隱寺基礎上，擴建靈隱寺為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屋宇一千三百餘間，常住僧侶三千餘人，恢複了靈隱寺原有的規模與盛況。
當時佛教宗派林立，延壽禪師憑著深厚的佛學功底，將各派教義集中梳理，編著了百卷的《宗鏡錄》。當時的高麗國王讀了《宗鏡錄》後，大為欽慕，特派僧侶三十六名前來向延壽禪師學法，並以國王的身份向延壽禪師行弟子之禮。除編著《宗鏡錄》外，延壽禪師還著有《萬善同歸集》、《唯心訣》、《禪淨四料簡》等，闡發他的觀點和領悟，對當時和後世佛教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北宋一代，皇室對靈隱寺非常重視，宋真宗曾賜名“景德靈隱禪寺”，仁宗天聖二年，章懿太後賜脂粉錢九千五十四貫給靈隱寺，作為修茸寺廟之用，後又因靈隱寺齋僧施粥的需要，將良田一萬三千多畝賜與靈隱寺作為廟產。
慶曆年間，靈隱寺住持契嵩和尚撰《原教論》，針對當時一些尊儒排佛的思潮，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會通儒家的“五常”，強調佛儒兩家都以“教人為善”為宗旨，宋仁宗賜契嵩“明教大師”的稱號。自此，靈隱寺名聞遐邇，靈隱寺成為天下禪宗聖地。
蘇軾任杭州知事時，常到靈隱寺休閑賦詩，不但將白居易所書“冷泉”兩字之後補上一個“亭”字，還寫了許多有關靈隱寺的詩句，其中《留題靈隱寺方丈》一詩，描繪了當時靈隱寺晨鍾暮鼓、香火鼎盛的寺廟盛況：
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
喬木百丈蒼髯須，擾擾下筆柳與蒲。
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鍾擊鼓喧朝晡。
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
南宋遷都杭州，高宗和孝宗時常到靈隱寺進香。宋孝宗賜給當時著名的禪師慧遠“瞎堂禪師”的名號，改法堂名為“直指堂”。
曆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濟公”--道濟和尚，就是瞎堂慧遠禪師的弟子。濟公不但是婦孺皆知的俠僧，也是靈隱寺曆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神僧。
道濟和尚十五歲在靈隱寺皈依瞎堂禪師慧遠和尚出家，卻成日瘋瘋癲癲，時而面壁靜坐，時而同一班頑童戲耍，時而濟困扶危，懲治強梁，時而呼朋引伴喝得大醉。靈隱寺的僧眾見道濟不守清規，紛紛告到慧遠和尚處，請求和尚清理門戶。豈知老和尚批下十個大字：“佛門廣大，豈不容一癲僧!”自此，“癲僧道濟”之名，不脛而傳，久之簡稱“濟癲”。
道濟常帶三分癲意，行俠仗義，於遊戲裏顯神通，從嬉笑中透真諦。道濟的生活始終離不開酒肉，總是不醉不歸。但是癲癲醉醉的道濟，仿佛進入遊戲三昧，屢次借神通替人消災解厄，扶弱濟貧，也因此結交了許多達官顯貴。後來淨慈寺不慎毀於火災，就全仰賴道濟的神通募化，感得皇後應夢布施，連同建寺用的四川圓木，竟也神奇地由古井湧出，時人無不稱奇，把道濟稱為濟公活佛。至今，西湖淨慈寺的運木古井猶在。
宋嘉定二年，道濟預知大時將至，沐浴更衣，端坐而化。火化時，舍利如雨，供奉於虎跑寺。一代活佛，就此辭世。
一生任性逍遙、遊戲人生的濟公活佛，注重修心，不拘形式，放浪形骸，他所彰顯的是一種自然天真、隨緣入世的度化精神。八百多年來，濟公傳說已成為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的素材。同時，濟公傳說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深刻在民眾心裏。
“醉傲瘋癲卒未休，杖頭明月冠南洲。轉身移步誰能解?雪覆蘆花十二樓。”這是道濟留下的一首“自贊”詩。作為一個禪者，轉身移步之中皆有道不盡的禪意，誰能夠理解酒醉瘋癲背後的真諦呢?
《瘋僧掃秦》是京劇、豫劇等很多劇種共有的名段，故事取自《說嶽全傳》，劇中的瘋僧就是靈隱寺的燒飯和尚。
傳說在聽聞秦檜謀殺嶽飛父子後，瘋僧憤然在靈隱寺牆上寫下一首詩，其中兩句為“東窗密計勝連環，痛殺老僧心膽寒。”一日秦檜到寺內燒香，見此詩揭露了他夫妻二人東窗密謀、假傳聖旨、陷害忠良的事情，很是驚慌，馬上令人將寫詩的和尚喚來查問，見瘋僧外形醜陋，便呵斥道：“如此衣著肮髒，見我有失禮節!”瘋僧卻冷笑道：“我外形雖醜陋，內心卻皎潔。有人雖道貌岸然，卻心存奸詐。”秦檜又問：“你拿只吹火筒怎么沒洞呢?”瘋僧答道：“不能有洞，有洞就要私通番邦!”秦檜大為光火，怒斥：“你拿的掃帚還是新的，沒掃過地，是個懶和尚。”瘋僧答道：“我的掃帚，不是掃地的，是要掃盡奸臣的!”說著便舉起掃帚對准秦檜橫掃過來，秦檜頓時嚇昏過去。待他驚魂稍定，瘋僧已不知去向。
後人敬仰瘋僧羞辱權奸的膽識和痛斥國賊的凜然正氣，塑像供養。
南宋一代，燒飯和尚和道濟這一瘋一癲兩位奇僧，可親可敬，為靈隱寺這座千古名刹平添了幾許俠肝義膽。
元順帝至正三年、十九年，靈隱寺兩次毀於兵火，損失慘重，靈隱寺的衰落於元代初露端倪。
明代，靈隱寺多次毀於火災，除大殿、直指堂等幸免於難外，其餘殿堂都經曆多次重建，到明末清初，靈隱寺已呈現“苔寮蘚壁”的破敗慘狀。
面對滿寺零落殘敗、風雨飄搖的淒涼景象，當時的住持豁堂禪師自知難以使靈隱寺起死回生，便請在揚州弘法的好友具德和尚來住持靈隱，重興這座千年古刹。
具德和尚法名弘禮，是三峰法藏法師的嫡嗣，臨濟宗三十二世，不管到哪兒開堂說法，均受到僧眾信徒的歡迎。修造靈隱寺需耗銀百萬兩，具德和尚立志重建，多方募集資金，用了十八年時間，終於使靈隱寺面貌煥然一新。
靈隱寺大雄寶殿上梁之日，前來觀看的人達十多萬之眾。具德和尚修複後的靈隱寺規模非常之大，共建成“七殿”“十二堂”“四閣”“三樓”“三軒”，還建有“五百羅漢殿”共五十四間。同時，寺裏寺外，廣植樹林，稱為“玉樹林”。新的靈隱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時譽“東南之冠”。具德和尚是一個改革家，他十八年努力使靈隱寺的積弊盡除，禪風重振。
靈隱大殿落成後的一天早晨，載堂禪師聽到屋頂上劈啪有聲，出門一看，有桂子從天落下，圓圓得像蓖麻子一般大小。寺裏的方丈與一些僧人都去拾取，送給具德和尚看。具德和尚說：“這是月中桂子，我已看到過兩次了。”
據《靈隱寺志》記載，唐天寶年間就曾經從天上落過桂子，唐駱賓王的《靈隱寺》詩有“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的詩句。宋天聖年間八月的初一、十五兩夜，寺宇殿堂左右，天降桂子，大小如豆，像珠子一般圓滑，有黃白黑三種顏色。寺裏的僧人取來種在林下，剛滿月，就長出了一寸長的樹苗。每次月中桂子落下來必有好兆頭。具德和尚重興靈隱的十七年中，就見過三次。
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多次來到靈隱寺，留下多篇記遊詩文。康熙皇帝還改寺名為“雲林禪寺”。嘉慶二十一年，靈隱寺毀於火，朝廷特賜帑金一萬兩重修。
清鹹豐十年，太平軍入杭州，大多寺宇被毀，靈隱寺僅存天王殿與羅漢堂，之後多次整修，逐步恢複原貌。直到公元1936年冬，羅漢堂再次失火被毀，前代所遺之物，僅存天王殿中的木刻韋馱像。公元1937年，日本侵略軍進入杭州，靈隱收容難民五六百人，嘈雜無序，再次毀於火災。
公元1949年之後，人民政府於公元1952年撥款修複靈隱寺，公元1975年後，又多次進行全面整修，終於使這座千年古刹煥然一新。
靈隱自創建以來，高僧雲集，人文薈萃，儒釋交融，談禪論道，一吟一詠早己蔚然成為文化大觀。文人雅士紛至遝來，與僧侶結成方外之交。身處塵世久了，身心疲憊，偶爾到寺院走一走，便會像白居易說的那樣“我來恍入金天界，三仗蒸炎半點無”。這裏有著名的冷泉亭，白居易曾留下一篇《冷泉亭記》。春夏之交，正如白居易所寫的那樣：“草薰薰，木欣欣，暢人血氣，起人心情。”宋戴複古也有“生無適俗韻，老欲結僧緣”之句，頗能道明世俗中人暫避塵世之想與偶得清靜之望。
從五代至宋、元年間，人們陸續在飛來峰的石洞中刻鑿佛像，留下石刻造像三百三十餘尊，使飛來峰成為我國南方古代古窟藝術重要地區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那喜笑顏開、袒腹露胸的彌勒佛。這是飛來峰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為宋代造像藝術的代表作。
巍巍殿宇，森森古木，伴隨著一批珍貴文物古跡。天王殿前左右各有石經幢一座，兩經幢都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建，時大宋開寶二年已巳歲閏五月》題記。大雄寶殿前月台兩側各有一座八角九層仿木結構石塔，塔高逾七米，塔身每面雕刻精美，經古建築專家梁思成生前考定，兩石塔也是吳越末年雕造的。靈隱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貝葉寫經、東魏鎦金佛像、明董其昌寫本《金剛經》、清雍正木刻本龍藏等，都彌足珍貴。
和世間萬物一樣，靈隱寺也經曆著生生世世的輪回。從慧理禪師開山至今，靈隱寺已有一千六百七十多年的曆史。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靈隱寺曾遭遇十數次兵火之毀，但一再獲得新生，屢毀屢建，法脈頑強。今天的靈隱寺，從如源頭活水，將佛法傳遍了中國大地。
法門寺
1987年，位於陝西省扶風縣城北十公裏處的法門寺發現了一座隱秘的地下宮殿，這時距古塔的倒塌已有六年。
考古隊員們小心地走了進去，第一道門上有一把鎖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鉛鎖，這個地宮也沉睡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考古隊員踩下去的土地松動了，出來一股奇異的香氣，裏面層層無盡的文物一點點露了出來。當時太陽直射，正是十一點左右，一千多年的濕氣和金銀器交彙相應，看上去是個金色的世界。
佛祖釋迦牟尼的指骨舍利面世了。在法門寺地宮與稀世珍寶一起出土的還有兩塊石碑，一塊是記錄地宮兩千四百九十九件文物的清單。另一塊志文碑，記錄的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位唐代高僧之手。
志文碑開篇寫道：“我是皇帝內殿首座禪師僧澈，皇帝曾賜我袈裟，我為皇帝講經，今天我奉皇帝之命記述以下故事……”
拜塔是一種傳承千年的古老儀式，佛經中說：“若於此塔，或一禮拜，或一右繞，塞地獄門，開菩提路。”最初的塔，專為保存佛祖舍利而建，逐漸演化成佛教的標志性建築。佛教傳入中國，譯經的人創造出“塔”這個全新的漢字，而與之對應的，是一種更接近於中國式樓閣的建築。
世上的塔不計其數，而法門寺真身寶塔卻是最獨特的一座。
公元前486年，八十歲的釋迦牟尼在印度北部的一個樹林中去世了。悲傷的弟子用香木燃火焚化了釋迦牟尼的遺體，在灰燼中找到未被火化的牙齒、指骨等。這就是佛祖真身舍利，那么佛祖真身舍利是如何穿越萬水千山從遙遠的印度來到法門寺的呢?
僧澈的志文碑是這樣記載的：“釋迦牟尼佛祖圓寂一百多年後，印度有位君主叫阿育王，他將佛祖真身舍利分為八萬四千份盛在塔裏，驅使鬼神送往世界各地，法門寺得到其中之一……”阿育王曆史上確有其人，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這座印度風格的漢白玉塔，即以其命名。難道這就是傳說中鬼神從印度送到中國的那座真身舍利塔嗎?
關於佛祖真身舍利如何來到法門寺，還有另一種說法。唐代僧人法琳考證，阿育王派出的一支傳教僧侶帶著真身舍利，在秦始皇時代來到中國。然而，剛剛統一六國的秦始皇顯然不可能去接受這個來自遙遠國度的宗教，失望的傳教者離開鹹陽，行進到美陽縣附近，這裏曾是古代周國的發源地。據說就在這裏天空出現祥雲，行走了萬水千山的僧侶們相信這是佛祖的某種暗示。佛祖真身舍利就這樣，被埋在地下。多年後，這裏建起了一座寺廟--法門寺。
關於真身舍利如何來到中國，兩個故事都只能視為傳說。據說，中國得到四枚真身舍利，也有的說是十九枚，無論怎樣，法門寺這一枚指骨舍利，都是確定為其中之一的。
釋迦牟尼生前始終反對偶像崇拜，然而，隨著佛教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國的普及，佛祖神奇的傳說越來越多，他留在人間的真身舍利，也被賦予了種種神跡。
公元631年，岐州刺史張德亮來到法門寺拜佛。此刻，經曆了隋末唐初改朝換代的戰爭洗禮，法門寺已經破敗不堪。張德亮向來信仰佛教，對於法門寺藏有佛祖舍利一事，早有耳聞。在法門寺寶塔下面，他找到了釋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張德亮立刻將此事上奏唐太宗李世民。
然而，唐太宗並不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史書記載，他常常這樣嘲諷張德亮：“卿既是佛，何不出家?”然而這一次，張德亮報告了一個重要信息：“傳說佛祖舍利，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穀撚而兵戈息”。
這句傳說正暗合了已經出現的貞觀之治。唐太宗特批調用修建皇宮望雲殿的木料修繕法門寺真身寶塔，並下詔開啟塔基開示舍利。
佛祖舍利究竟是什么樣子，據當時的記載，不同的人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有人看到了佛像、菩薩、聖僧，有人看到了一片白光，還有人看到綠光、紅光、五色雜光。據說，很多盲人在舍利面前突然複明，卻又有許多明眼人根本看不到舍利，只有對自己的罪孽，深刻懺悔後才能得見。關於佛祖舍利種種靈異的傳說，吸引著人們從各地趕來朝拜，地處偏僻，原本並不顯赫的法門寺，每天竟聚集了數千名朝聖者。
法門寺出土的一塊石碑上記錄了一位叫惠恭的僧人，於貞觀末年沐浴舍利，並燃燒自己的兩個手指，以表虔誠。在當時的文獻中，類似的記載屢見不鮮。當傳說中的神通被不斷誇大後，狂熱的人們似乎忘記了學佛的真正意義。
當法門寺的香火日漸旺盛的時候，中國也進入了一個空前強盛的時代。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二十件琉璃器，大多產自伊斯蘭國家，都是在唐代來到中國的，如今這些稀世珍寶即使在原產國，今天也很難見到。
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十三件秘色瓷，這些失傳了近千年的神秘瓷器，因為只供宮廷使用，制作工藝秘不外傳而得名，它們代表了世界青瓷工藝的最高水平。“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是唐代詩人陸龜蒙贊美秘色瓷的詩句。由於沒有實物傳世，秘色瓷此前始終是個神話。而法門寺地宮的開啟，使神話變成現實。
那時的大唐帝國，以開放的胸襟包容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對於宗教，唐太宗始終秉持著“三教調和”的策略，儒、釋、道三教在大唐帝國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法門寺佛祖真身舍利面世三十年後，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下詔，將舍利迎接到東都洛陽的皇宮供奉。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皇帝將佛祖真身舍利迎接到皇宮供奉。
佛祖舍利“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穀撚而兵戈息”，這句預言從此成為唐代皇室的規矩，為了安放舍利，唐高宗命人打造了九重寶函，但原件已失。在法門寺地宮裏，出土了一套八重寶函，是晚唐的作品，除第一重檀香木寶函破損外，其餘七重以金銀珠寶造就，可以想見當年的極度奢華和皇帝禮佛的一片誠心。
在迎奉舍利的大典上，與唐高宗並肩而立的是皇後武則天，武則天將自己的繡裙供奉給佛祖。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絲織品七百多件，大多被歲月剝蝕。從殘片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唐代絲綢無與倫比的技藝，其中撚金線最細處只有零點零六毫米，比發絲還細。今天通過高科技手段，也無法達到如此水平。
因真身舍利而輝煌，法門寺成為大唐帝國的皇家內道場，經過多年修建，形成了占地百畝可容納萬人修行的瑰琳宮二十四院。唐代佛教空前興盛，宗派林立。由於真身舍利的感召，各宗各派不可思議地共居一寺之內，使法門寺成為唐代佛教文化的學術中心。
武則天在丈夫死後成為帝國的新主人，這位女皇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再次迎奉真身舍利，還沒來得及送還法門寺，武則天就去世了，她的大周帝國國號隨之消失。武則天的兒子唐中宗恢複了大唐帝國，為了送還真身舍利，唐中宗下詔打造漢白玉靈帳一鋪表示虔誠，唐中宗和他的妻子兒女共七人，剪掉部分頭發，入塔供養舍利。
然而，形式上的崇佛，並不意味著心靈的皈依。就在送還舍利不久，唐中宗被人毒死了，凶手就是當初一同落發的妻子和女兒。
公元716年，一位叫善無畏的印度高僧來到長安，按照中國曆法，這是開元四年。大唐帝國的主人是唐玄宗李隆基，這是唐朝曆史上可以與“貞觀之治”相媲美的一段黃金歲月，史稱“開元盛世”。
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大量唐代貨幣，它們在通道上鋪滿厚厚一層，俗稱錢雨。其中，有十三枚玳瑁錢為世界僅有。玳瑁為深海龜類，用其背甲精心磨制而成玳瑁錢，供奉舍利，這是大唐帝國極度富有的象征。
善無畏帶來了印度佛教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密宗。
不久，另外一位密宗高僧金剛智和弟子不空也來到長安，同樣贏得了唐朝皇帝的禮遇，先後拜為國師，使密宗在大唐帝國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史稱--唐密。那是一個佛教空前興盛的時代，皇室偏愛密宗，士大夫修行禪宗，百姓則擁戴淨土宗。帝國上下，佛號處處可聞。
除了宗教，唐玄宗還擁有更為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往我們只能從古老的畫作中了解盛唐皇家生活的點滴，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大量文物，終於使我們有機會觸摸這種生活華麗高貴的質感。
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卻一反常規，沒有在三十年之期迎奉真身舍利。唐玄宗尊崇唐密，但同時他也是道家信徒，而治理國家則是儒家作風，權力才是皇帝真正的信仰。
法門寺出土的一個鎏金銀質香囊，內部運用陀螺儀原理，安裝兩個平衡環，無論香囊怎樣轉動，香料都不會流出。很多很多年以後，這個原理被應用到發現新大陸的航海中。而此時，它僅是皇室貴族保持魅力的一種玩具。據說，楊貴妃的身上總是攜帶著這種香囊，她們沉醉在愛情的芳香中，完全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毀滅。
唐玄宗晚年，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逃亡四川。長達八年的戰爭結束了開元盛世的一切。當年邁的唐玄宗回到滿目瘡痍的長安，皇帝已經是他的兒子李亨，是為唐肅宗。硝煙未散，唐肅宗就做了一件他父親忽略的事情，迎奉法門寺真身舍利入皇宮供養。
法門寺公元1987年發現佛的舍利時，天上下起毛毛細雨，法門寺的大和尚趕來，看到舍利立即跪下來，念經、行禮、瞻禮，久久不肯起來。
那天是陰曆四月初八，剛好是佛誕日。
“太平盛世，舍利出世。天降甘霖，萬事太平。”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陸續又有三枚舍利面世。所有的文獻都表明，法門寺地宮佛祖真身舍利只有一枚，為何會同時出現四枚呢?
公元820年，又到了三十年的周期，唐憲宗按例迎奉舍利，這已經是唐代皇室第五次迎奉舍利了。然而，對於皇帝的行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刑部侍郎韓愈就在舉國上下一片狂熱的氣氛中，寫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諫佛骨表》：臣聽說陛下命人，從法門寺迎請佛骨到皇宮，又准備了盛大的典禮，並在京城寺廟連日供養。臣雖愚鈍，但也明白陛並非迷信佛教，只是為天下蒼生祈福罷了，但是普通百姓是容易被迷惑的，他們怎么能理解您的苦心呢?
百姓為表虔誠，燒頭燒手，散盡家財，放棄正業，如不制止，局面不可收拾。
在大殿上韓愈奏稱：“漢明帝時，才有佛法，此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唐憲宗駁斥道：“太宗開啟佛骨，始有貞觀之治，則天皇帝迎請佛骨，才有大唐強盛，亂亡相繼，運祚不長，這不是咒我。”
震怒的唐憲宗，下令處死韓愈，經百官求情，韓愈被貶到偏遠的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這是韓愈離開京城時最後的感歎。關於韓愈諫佛骨一事，曆來眾說紛紜。有人說，其實韓愈精通佛學，他反對的，只是對佛的盲目迷信。
二十多年後，中國佛教的一場空前劫難終於降臨了。公元840年，唐武宗繼位，他一反前朝作風，大舉蕩滅佛教。唐武宗年號會昌，由他發起的這場滅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
唐朝多位皇帝尊崇迎奉的真身舍利，首當其沖成為這次滅佛運動的犧牲品。唐武宗為什么以如此極端的方式顛覆了大唐帝國曆代皇帝的信仰呢?從法門寺出土的一塊記錄地宮文物的清單上，或許能找到答案。這些供奉真身舍利的稀世珍寶，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僧侶，其中一位叫智慧輪的唐密高僧的供奉之物，僅次於皇帝，其他皇親國戚文武重臣都無法與之相比。
“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這是年輕的唐武宗登極之時面對的情形。經過兩百多年空前的發展，寺廟已經成為唐帝國最大的財富所有者，不僅如此，高僧對於帝國政治走向也擁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物極必反，佛祖真身舍利被毀了，四千六百多座寺廟被毀了，不計其數的佛教經典被毀了，二十六萬僧尼被迫還俗。
當滅佛行動還在進行中，唐武宗忽然暴病而亡，唐代乃至整個中國佛教曆史上最慘烈的劫難宣告結束。又經過一個三十年，曾經強盛無比的大唐帝國已經如同垂死的病人。此刻，皇帝是唐懿宗。唐懿宗的父親--唐宣宗在彌留之際將皇位傳給兒子的同時，也留下了這樣的囑托：世道不好的時候，人心思變，如果沒有佛教使百姓安守本分，那么勇敢的人將會奮起鬥狠，智慧的人則會策劃陰謀，而阡陌上的貧民，將會揭竿而起。
佛教，似乎已成為晚唐皇帝們的一棵救命稻草。或許揣摩到了皇帝的心事，一個叫師益的高僧請求在法門寺地宮結壇作法。此時，距離唐武宗毀滅法門寺真身舍利已近三十年。在沒有佛骨的地宮裏結壇作法，又有什么意義?對於這個有些莫名其妙的請求，唐懿宗還是同意了，卻迎來一個驚天發現--在法門寺地宮西北角師益找到了佛祖真身舍利，佛祖真身舍利並未毀於會昌法難!
那么，會昌法難最黑暗的一夜，究竟發生了什么?在僧澈撰寫的志文碑裏，只有語義模糊的推測：昔日唐武宗滅佛，毀壞焚燒的佛教聖物無數，在毀滅佛祖真身舍利時，砸碎的卻是仿制品，人們把仿制品的碎片呈給皇帝複命，這是君子的智慧……
公元1987年考古學家們發現的四枚舍利中，有三枚是為了保護真身舍利而造的仿制品，究竟哪一枚才是佛祖真身舍利呢?
在安放四枚舍利的容器中，有一個不起眼的鐵函，打開後有個裝有寶珠的水晶珠鎏金函;金函再打開，裏面是個檀香木函;檀香木函裏面是水晶槨;水晶槨裏面是玉棺，玉棺裏端放一枚舍利。鎏金函上記得清清楚楚，這才是佛的真身舍利。
當年趙樸初對這四枚舍利有這樣詩意的闡述：真身舍利為影骨，影骨像天上的月亮一樣，照到三條江裏，三個月亮和天上月亮一共是四個，一月映三江。
在學佛者心中，三枚影骨與靈骨一樣，都是佛的化身。在佛經裏，甚至一粒米、一顆沙、一根草，也都可以視為舍利。只要心中有佛，佛就無處不在，不必拘泥形式上的真偽。
公元873年春天，皇帝下詔迎奉法門寺佛祖真身舍利，被會昌法難一度中斷的佛教大典將再度上演。
法門寺出土的一尊鎏金珍珠裝捧真身菩薩，是唐懿宗為迎奉舍利特命宮廷作坊“文思院”精心打造的。菩薩手中捧著的是一塊鎏金文匾，上面寫著皇帝向佛祖許下的願望：祈願自己萬壽無疆，祈願李家子孫萬代相傳，祈願萬國來朝，祈願天下太平。
《資治通鑒》記載：“自京城至(法門)寺，三百裏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儀衛之盛，過於郊祀……”這是唐代曆次迎奉佛骨中最盛大的一次，皇室、官吏、僧侶、百姓競相向佛骨供奉奇珍異寶。
法門寺出土的的文物中，一只銀盒來自江西，一只精美的銀籠子來自於偏遠的嶺南，而用於浴佛的銀盆來自江南，是浙江西道節度使供奉之物。由這些出土文物可以了解到當時各地高超的手工業制作水准，更可以感知，當年大唐王朝舉國上下那種崇佛的氣氛。
4月8日，舍利入京城，皇帝親自在安福門跪拜迎接。《資治通鑒》記載：唐懿宗，降樓膜拜，流涕沾臆。
為表虔誠，皇帝獻上了一支雙輪十二環的錫杖。錫杖最初是為了驅趕蛇蟲，或為化緣時震動發聲引人注目之用。後來漸漸發展成為佛教重要的法器，雙輪十二環屬於佛祖釋迦牟尼，是佛教世界最高權威的象征。在法門寺地宮發現之前，日本藏有一支白銅頭六環錫杖，曾經號稱世界錫杖之王。然而，無論工藝還是等級，與法門寺出土的這支相比都遜色許多。
兩個月後，禮佛盛典仍在進行當中，唐懿宗卻病倒了。在遺囑裏，皇帝再三強調，葬禮切在簡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喪具。千瘡百孔的大唐帝國，交到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手中，即唐僖宗李儇。因排行第五，李儇在宮中被稱為“五哥”。“五哥”這個昵稱出現在法門寺地宮的這件文物上，與它同時出土的，是一整套唐代宮廷茶具，失傳了一千多年的唐代宮廷茶道就此重見天日。
唐僖宗將刻有自己昵稱的茶具供奉給法門寺佛祖真身舍利，表達的是和父親一樣的心願，企盼大唐帝國重振雄風。
公元873年冬天，唐僖宗下詔將佛祖真身舍利送還法門寺，京城百姓歎息道：“不知再見複在何時。”
法門寺地宮裏，佛祖真身舍利，一枚靈骨和三枚為保護真身而制的影骨，以及兩千多件來自皇室的奇珍異寶，由唐密高僧智慧輪主持按照神秘儀規布置而成。供養佛祖舍利最高壇場，稱為曼荼羅。
內殿首座、高僧僧澈，接受皇帝的命令，為這次送還舍利，起草《志文碑》。在志文臨近結束的時候，僧澈這樣贊歎地宮景觀：“窮天上之莊嚴，極人間之煥麗。”
“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穀撚而兵戈息”，當傳說中的這個周期再次來臨的時候，卻不見了虔誠的唐朝皇帝。因為曾經如同神話般強盛的大唐帝國，在這個時候滅亡了。
法門寺地宮的秘密就這樣埋藏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法門寺第一枚舍利面世的時間是農曆四月初八，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誕生的日子。
公元2006年，佛誕日前夜。數千名佛教信眾齊聚法門寺，點燃蓮花燈，紀念佛祖。
佛經說：故佛所言，如燈傳照。
佛法如燈火，曆經千年，生生不息，代代傳承。正如釋迦牟尼臨終前的囑托：我真正的生命是法身，不是形軀。形軀會消逝，但真常的法身卻永恒，見到形軀的我，你們未見佛，依循我的教誨，即是見佛……
布達拉宮
三百多年來，一座宮殿一直矗立在神秘的世界屋脊之上，矗立在“聖城”拉薩，在青藏高原特有的陽光照耀下，散發出令人震撼的輝煌壯美。
三百多年前，五世達賴喇嘛曾經賦詩贊歎這座宮殿：“相等帝釋美妙宮，羅刹王威城相同……”她的美麗如帝釋的宮殿一般，她的莊嚴堪比羅刹王的城堡。
用何種的詞彙來形容這座最接近天空的布達拉宮都不過分，她至高無上，獨一無二。她從紅山的岩石上長出，向天空伸展。
她是神聖的，但也沒有離開這俗世紅塵。
布達拉宮最初的建造者是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贊幹布。這位西藏曆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十三歲就繼承了王位，在之後四年的時間裏，他平定內亂，征服青藏高原的各個部落。公元633年，年僅十七歲的松贊幹布將首都由雍布拉康遷至拉薩，他創制文字，引進佛教，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軍事和度量衡制度，以拉薩為中心建立起強盛的吐蕃王朝。
紅山位於拉薩的中心部位，形似一頭安臥的巨象。松贊幹布在這裏修建了自己的王宮--布達拉宮。
當時的中原地區正值盛唐，為鞏固政權，松贊幹布與相鄰的大唐和尼泊爾和親，尼泊爾的尺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相繼來到拉薩。為迎接兩位公主的到來，松贊幹布擴建了後宮。史料記載，當時的布達拉宮共有一千間宮殿，“無比稀有，美麗堂皇”。
松贊幹布是第一位引佛法入藏的君主，在西藏人心中，他是西藏的永恒祜主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吐蕃王統世系明鑒》中說：觀音菩薩覺得教化雪域眾生的時機成熟，便從自身射出四道光明，一道射往尼泊爾降誕為尺尊公主，為白度母轉世;一道射往大唐降誕為文成公主，為綠度母轉世;一道射往藏地化為六字真言的法身形相;一道從觀音菩薩心間射出，入郎日松贊王妃腹中，降誕為松贊幹布。
轉世輪回的概念並非西藏文化中所獨有，但卻在西藏文化中最為根深蒂固。每個人都不僅僅是他自己，還代表著之前生生世世的流轉。“我是誰”的問題對西藏人從不造成困惑，在藏傳佛教修行中，“淨觀”是重要的原則和技巧之一。那意味著在內心中把周圍的一切生命視為佛、菩薩的化身顯現，無論人類還是昆蟲，無論貴族還是乞丐。在一個“淨觀”的修行者看來，外在變異的人性與內在永恒的佛性並沒有矛盾。
從松贊幹布建造布達拉宮至今已經一千三百多年了，在這一千三百多年中，布達拉宮的命運似乎也和整個西藏地區的興亡盛衰緊密聯結在一起。伴隨著吐蕃王朝的統一和興旺，布達拉宮在紅山上屹立了兩個多世紀。但無論是英明神武的松贊幹布，還是他雄偉莊嚴的王宮，都逃脫不了“無常”的宿命。公元9世紀中葉，統治西藏兩百多年的吐蕃王朝四分五裂，布達拉宮也在內戰中毀於兵火。在此後的六百多年裏，隨著西藏的政治中心移至薩迦，拉薩不再是西藏的中心，布達拉宮也在歲月的磨礪中被逐漸淡忘，一直處於破敗之中。
公元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與松贊幹布一樣，曆世的達賴喇嘛也都被西藏人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顯現。五世達賴做出了與松贊幹布一樣的決定，在紅山上重建布達拉宮。經過六百多年的時光流轉，布達拉宮也似乎進入輪回轉世，再次獲得了新的生命。
這一次重建始於公元1645年，公元1648年完成了我們看到的布達拉宮的白宮部分，包括頂層達賴喇嘛的寢宮、護衛室和西藏地方政府十三品官員的辦公場所。
公元1652年，五世達賴喇嘛率領僧俗官員三千餘人，前往北京覲見順治皇帝。順治皇帝給達賴喇嘛冊封了金冊、金印，從此，達賴喇嘛的稱號正式被中央政府承認。
白宮建成之後，五世達賴喇嘛就遷居至此，並在這裏居住了三十四年，直到公元1682年圓寂。布達拉宮從此成為曆世達賴喇嘛的冬宮，拉薩重新成為西藏政治權力的中心。
公元1690年，五世達賴圓寂八年後，他最寵信的攝政王桑結嘉措開始在“凹”字型白宮中央的尊貴位置修建紅宮和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這項浩大的工程曆時三年，動用了將近七千名當時最好的工匠，其中包括一百多位清政府派出的工匠和近兩百位來自尼泊爾的工匠。僅紅宮的建築材料、工頭工資、裝塑佛像和宗教儀式等項目，就耗費白銀兩百多萬兩。
如果用藏傳佛教中轉世輪回的說法來比喻，我們今天看到的布達拉宮就是她的第二世。但這兩個不同時空中的布達拉宮卻有很多相似之處。
松贊幹布的布達拉宮分為“王宮”和“後宮”，達賴喇嘛的布達拉宮分為“白宮”和“紅宮”。松贊幹布的布達拉宮是政府機構所在地，同時也是他和兩位虔信佛法的王妃靜修佛法的道場。而達賴喇嘛的布達拉宮則兼具寺院和王宮的功能和屬性，白宮是西藏的政治和行政事務中心，紅宮則是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事務中心。在當時西藏人們眼裏，白宮中的達賴喇嘛是以人的形象顯現的世俗權力的擁有者，是西藏的統治者;而紅宮中的達賴喇嘛則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一位以修行證果為目標的高僧。
在藏傳佛教所說的“息、增、懷、誅”四種事業中，白色代表“息”，即滅除災難、和諧安寧;紅色代表“懷”，即權力威德、尊貴榮耀。作為西藏政教合一時代的中心，布達拉宮的紅宮象征四業中的威望權力，白宮則象征四業中的和諧安寧，代表著當時的人們祈求西藏政教事業興盛的美好願望。
五世達賴喇嘛之後，曆世達賴喇嘛都對布達拉宮進行了不同規模的維修和擴建。直到公元1936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靈塔完工，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由經堂、宮殿、靈塔組成的完整建築群。
建成後的布達拉宮依山壘砌，群樓重疊，殿宇嵯峨，氣勢雄偉，有橫空出世，氣貫蒼穹之勢，堅實墩厚的花崗石牆體，松茸平展的白瑪草牆領，金碧輝煌的金頂，具有強烈裝飾效果的巨大鎏金寶瓶、幢和經幡，交相映輝，紅、白、黃三種色彩的鮮明對比，分部合築、層層套接的建築型體，都體現了藏族古建築迷人的特色。
有一句成語叫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浮屠”就是指塔。塔，梵文為“窣都婆”，是印度埋葬佛祖釋迦牟尼火化後留下的舍利的一種佛教建築，也音譯為“浮屠”或“塔婆”，是墳塚的意思。佛經中講到，建造和禮拜佛塔可以消災滅罪、積累福報、植下善根，有非常大的功德。
佛教傳到西藏後，也保留了為高僧大德的法體或骨灰建造靈塔的傳統。
布達拉宮中共保存有八座曆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分別屬於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和十三世達賴喇嘛，是紅宮的重要組成部分。八座靈塔無一不是金碧輝煌、莊嚴神聖，其中五世和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尤其令人歎為觀止。
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是布達拉宮重建後的第一座靈塔，除了極盡奢侈華美，塔中還藏有佛祖釋迦牟尼的大拇指骨舍利、松贊幹布遺令、貝葉經文等稀世珍寶。
十三世達賴喇嘛靈塔是布達拉宮中最晚修建的一座靈塔，也是宮內最大、最精致的一座靈塔。這座離今天最近的靈塔始建於公元1934年，公元1936年竣工。共耗費黃金五百八十多公斤，四萬多顆玉石珍寶遍綴塔身，珠光輝耀，華麗非凡。
由於布達拉宮是五世達賴喇嘛重修的，之前的第一到第四世達賴喇嘛靈塔早已分別安放在紮什侖布寺和哲蚌寺，沒有遷入布達拉宮。而在五世達賴喇嘛之後，每一世達賴喇嘛都在布達拉宮中建有靈塔，只有第六世達賴喇嘛例外。
在曆世達賴喇嘛中，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是最特別的一位。一方面，他是西藏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同時，他又被一些人認為是離經叛道、沉溺於男女之情的破戒僧。
1682年2月25日，布達拉宮的重建者，精明能幹的五世達賴喇嘛與世長辭了。然而拉薩街頭卻一片寧靜，既沒有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祈禱達賴早日轉生;又未見打卦降神，尋訪靈童的出世方向。西藏地方的一切政教事務，一如既往，仍由攝政王桑結嘉錯代行處理。任何人要見五世達賴，都被“達賴閉關修行”的借口擋駕。就這樣，五世達賴圓寂的消息被封閉了十五年之久。
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十四年，門巴族農民的兒子，十四歲的倉央嘉措被認證為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開始他作為六世達賴喇嘛的曲折生涯。
在五世班禪大師等多位高僧的親自指導下，倉央嘉措系統學習了佛教顯宗和密宗的經典，很快就掌握了藏傳佛教各個派別的法教。與此同時，倉央嘉措做出了與其他曆世達賴喇嘛大相徑庭的行為。據說每當夜幕降臨，他就喬裝改扮，悄悄走出布達拉宮，前往八廓街與情人幽會。在秘密被發現後，倉央嘉措依然我行我素，並且把他的情感訴諸筆端，創作了大量清新優美的情詩。
在那東山頂上，
升起皎潔的月亮，
年輕姑娘的面容，
時時浮現我心上。
那一天
閉目在經殿的香霧中
驀然聽見
你誦經的真言
那一月
我轉動所有的經筒
不為超度
只為觸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磕長頭匍匐在山路
不為覲見
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
我轉山轉水轉佛塔呀
不為修來世
只為在途中與你相見
詩中寫道：
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
安得世間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做人還是做神?紅塵還是淨土?年輕的活佛選擇了前者。他向他的老師五世班禪大師納還了居士戒，攝政王桑結嘉錯和三大寺堪布的勸告，都未能使倉央嘉措有絲毫回心轉意。
倉央嘉措離經叛道的行為並沒有影響一些弟子和信徒對他的虔誠，在他們眼裏，倉央嘉措所做的一切不過是遊戲三昧，貌似放蕩不羈，實則清淨無染。而那些詩歌，實際上是一些密法修行的體驗和比喻，並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男女間的情詩。但世間畢竟沒有雙全之法，這位詩人活佛在他坐床後的第十年，因“耽於酒色，不守清規” 遭到“廢立”，被解送北京。
此後的故事更加撲朔迷離。有人說倉央嘉措在赴京的途中病死或被謀殺，也有人說他在途中化作清風遁去，從此浪跡天涯，弘揚佛法，廣度眾生。據說他的足跡到過北京、印度、尼泊爾、蒙古，有人說他圓寂在五台山，也有人說他六十四歲的時候仙逝在阿拉善。
兩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並沒有忘記這位神靈與情種，人們熱愛這位神聖的活佛，也同樣熱愛這位至情至性的詩人。傳奇的一生，才華橫溢的情詩，使他成為西藏藝術史上最傑出的詩人，也是西藏曆史上爭議最多的人物。他的情詩被西藏人民世代傳唱，對西藏的曆史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曆世的達賴喇嘛都是布達拉宮的主人，只有倉央嘉措是布達拉宮的過客。也許，只有走出布達拉宮，他才能完成廣度眾生的宏願;也許，他本就不屬於布達拉宮，他屬於布達拉宮之外的整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上，有四個地方以“布達拉”為名，一處在印度最南端的莫科林岬角，一處在我國浙江省定海縣，一處在日本的紀伊，還有一處就是我們說的拉薩的布達拉宮。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布達拉”呢?
“布達拉”為梵文音譯，又稱“普陀洛迦”，原義為“光明之樹”。佛經記載觀世音菩薩居住的地方在印度的南海之濱，名為普陀洛迦。從此“普陀洛迦”成為觀世音菩薩道場的代稱。印度莫科林岬角的“普陀洛迦”是觀世音菩薩的根本道場。唐玄奘和尚遊曆印度時，曾經專程到這裏朝拜。
史志記載，在五代和宋朝神宗時期，觀世音菩薩都曾浙江省定海縣的梅嶺一帶化身顯現，救度危難。因此，梅嶺改名為普陀山，成為中國最大的觀世音菩薩道場。
西藏人視觀世音菩薩為藏地的守護神，松贊幹布和曆世達賴喇嘛都被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們所居住的布達拉宮自然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這也是布達拉宮名稱的由來。在藏地的山石上，隨處可見觀世音菩薩的心咒：六字真言：嗡嘛尼唄咪哄。人們相信，只要將這六字真言一心念持，便能摧毀一切眾生之迷惑，消滅罪障，成就佛果。由於簡短易記，六字真言在藏區流傳廣泛，藏民中很多不識字也不會念經，但是很少有不會念這六字真言。其實，六字真言在漢地也同樣影響廣泛。
藏民族在自然條件極為嚴酷的世界屋脊上生存繁衍，可以說，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視眾如母的情懷是他們頑強奮鬥的精神支柱。在藏民族從桀驁不馴的原始狀態走向文明開化的過程中，大乘佛教思想，特別是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的精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除了印度的普陀洛迦、中國的普陀山、布達拉宮之外，世界各地還有很多著名的觀世音道場，如日本紀伊的普陀洛、斯裏蘭卡的普德蘭港、韓國的洛山等。究竟哪一處才是真正的觀世音道場呢?按佛經的說法，觀世音菩薩化身千萬，尋聲救苦，“千處祈求千處應”，可以說無處不是觀世音的道場。太虛大師說過：“清淨為心皆普陀，慈悲濟物即觀音。”只要我們每個人都保持清淨的心地、慈悲的德行，無論是雪域聖地，還是萬丈紅塵，都會成為觀世音的道場。
和諧世界，從心開始。
化紅塵為淨土，也要我們每個人從自己做起，在我們的心裏建起一座布達拉宮。
雍和宮
雍和宮，最早叫做雍親王府，是雍正即位前的居所。雍和宮是乾隆皇帝的誕生地，為什么雍和宮變成了今天的喇嘛廟呢?這裏有段錯綜複雜的故事，雍和宮則作為一段曆史的見證，講述著帝國都城和遙遠的世界屋脊西藏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佛教之弘傳及長久住世，全仗講論佛法之寺廟。……皇祖先帝在位時，廣弘佛法，……但在京城未建講經之紮倉。現在，我們施主與上師二人若在皇城宮中創建寺院，……定會使佛教複興!”
這是乾隆皇帝和他一生的好友章嘉活佛三世說的一段話，他想把父親雍正皇帝的行宮雍和宮，改建成傳播藏傳佛教的寺廟。准備在永和宮裏開辦紮倉，也就是佛學院，弘揚佛法。
章嘉三世聞言，非常高興，立即表示願意竭力協助聖上。而西藏的達賴和班禪喇嘛都紛紛寫信給乾隆皇帝，對他大興黃教，在京師修建藏傳佛教寺廟表示感謝。
於是，雍和宮的改建工程，在章嘉三世的主持下，轟轟烈烈地開工了。同年8月，六名來自尼泊爾的工匠應招入京，負責雍和宮改建工程。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雍和宮，既有皇家建築的特征，又有西藏寺廟的特點。
而這六個來自尼泊爾的工匠，他們不僅僅在雍和宮幹活，還負責教導皇家造辦處的工匠們。從雍和宮開始，到故宮裏的雨花閣，清漪園的四大部州，避暑山莊的藏傳寺廟，這些藏傳建築在京師附近的興建，都和這六個尼泊爾工匠密切相關，正是他們的到來，才有了京城藏傳佛教建築的興建。雍和宮是開端，又作為一代聖王乾隆在北京倡導藏傳佛教的一個象征。以它為始，作為京畿重地的京城以及周邊，陸續的修建了很多寺廟，高峰時有三千多個寺廟，那時候的北京堪稱佛國天堂，鍾鼓齊鳴、佛唱嫋嫋、香火繁盛。
雍和宮，是乾隆出生之地，明代是供太監居住的官房，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把它賜給了四皇子胤禛，從此成為“貝勒府”。因為貝勒這個爵位並不顯貴，所以，胤禛只能得到明代的舊宅作為府邸。後來，胤禛晉升為“和碩雍親王”，“親王”是皇帝的近支親脈，他的舊宅得以改頭換面，升為“雍親王府”，屋頂的瓦也換成了綠色的琉璃瓦。
這座王府發生真正的改變是在康熙六十一年，這一年，康熙皇帝駕崩，胤禛繼承皇位，名號“雍正”。雍正帝遷入紫禁城，居住過三十多年的“雍親王府”改為的行宮，賜名“雍和宮”;因為這裏出了兩個皇帝，所以也被人們稱為“龍潛福地”。
然而，這個“龍潛福地”也曾經是一個特務機關--“粘杆處”所在地。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個兒子，他們都是皇帝的競爭者，皇位的競爭激烈而殘酷。為了得到並保住皇位，雍正帝在雍和宮成立了“粘杆處”，名義上是為皇帝掏雀捕蟬，陪太子玩耍，實際上是專門為雍正帝捕殺政敵。粘杆處的特務們叫做“粘杆侍衛”，都是些身懷絕技的大內高手，雍正帝利用他們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兄弟。至今，一些民間文學和稗官野史上都有關於雍正“謀害”兄弟的記載，他也因此稱為“血滴子”皇帝。
但是，“血滴子”皇帝雍正非常信仰佛教，在他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就跟康熙皇帝的國師大活佛章嘉二世來往密切，當了皇帝之後，他把雍和宮的一半賜給了章嘉二世，作為黃教的上院，供他在京城講論佛法。因此，在雍正帝在位的後期，雍和宮的大部分地方都住了僧人，雍和宮日日傳出誦經聲。民間有揣測傳說：雍正帝這樣做是為了贖罪積德。但是，雍正首先是個皇帝，他這步棋，應有著更深遠的思慮。怎樣才能占領更多江山，怎么樣才能博得不同民族人民的心?
“萬裏經營到天涯，紛紛調發逐浮誇，當時費盡民生力，天下何曾屬爾家。”康熙皇帝的這首詩，是清朝皇帝對藏傳佛教重要性的最精辟認識。滿族作為異族定鼎中原，從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開始，扶持藏傳佛教的政策就已為基本國策。
公元 1653年，西藏第五世達賴喇嘛朝見順治皇帝，開創了達賴喇嘛由中央政府冊封的先河;公元1713年，康熙大帝冊封第五世班禪大師為“班禪額爾德尼”，開創了班禪大師由中央政府冊封的曆史;同時，康熙大帝還幫助西藏人民擊退了准噶爾軍隊的入侵，平定了西藏內亂，並任命一個名叫頗羅鼐的當地人為郡王，由他總理西藏地方事務。基於順治康熙兩代皇帝的努力，西藏進入了政通人和的“頗羅鼐”時期。
雍正帝是個勤奮的皇帝，為鞏固和穩定蒙藏局勢，不僅僅熱衷於推崇佛教，還潛心苦讀佛書，研究佛經，並在章嘉二世的指導下禪坐三次，達到了深通佛理的境界。他和章嘉二世的友誼一直延續到章嘉二世活佛的圓寂。
章嘉二世圓寂之後，他主持的佑寧寺僧人在西北方向尋找到他的轉世靈童章嘉·若必多吉，年僅四歲的若必多吉成為三世章嘉活佛，繼承了前世章嘉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會關系。
章嘉三世諸錫佑寧寺不久，青海地區發生了叛亂，章嘉三世在僧人保護下躲藏起來。雍正帝知道後發出急詔，火速把小章嘉三世接到了北京。雍正皇帝對章嘉三世照顧有加，在章嘉三世拜見雍正帝的時候，雍正帝抱起了小活佛，並特別准許他乘黃幛馬車，坐九龍褥，教他滿漢文字，學習宮廷禮節，讓他和年幼的乾隆皇帝一起讀書學習。雍正這樣做，是有意為他們的未來鋪平道路。
公元 1735年，雍正帝暴卒，靈柩被安放到雍和宮神諭殿內(今永佑殿)，一年後，移葬清西陵，兩年後，神諭殿內供奉了雍正的影像，乾隆皇帝按季節來這裏行禮上祭，僧人日日誦經，這時的雍和宮，就是“影堂時期的雍和宮”。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乾隆皇帝開始了把雍和宮改建為佛教寺廟的工程。
乾隆皇帝寫的《禦制雍和宮碑》中這樣說道：雍和宮是雍正帝的行宮，子孫後代無人能住，但是，若長久閑置，必顯荒涼，把它改為一座皇家藏傳寺院，“香幢寶綱，夕唄晨鍾”，是懷念父親的最好方式。
雍正帝生前的巧心安排沒有白費，和乾隆一起成長起來的章嘉三世，不僅是乾隆佛學造詣方面的導師，也成為幫他處理蒙藏事務的好幫手。而乾隆皇帝更沒有辜負先帝的期望，他時刻牢記“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訓，深知利用藏傳佛教是他坐陣京師統領蒙藏地區最有效方法，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也就成了曆史的必然，成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雍和宮，是宏大、昌順、和諧的宮殿，是彌勒菩薩的佛國淨土。這片佛國淨土的改建，在章嘉三世的督辦下，曆時六年，告以實成。建成的那一天，章嘉三世帶領僧眾舉行了三天三夜的開光儀式。清代詩人震鈞這樣形容這座廟宇：“殿宇崇弘，相設奇麗。六時清梵，天雨曼陀之花……固黃圖之甲觀，紺苑之香林也。”
傳說，佛祖釋迦牟尼經曆了六年的苦修之後，發現苦行並不能得到解脫，於是結束苦行，在尼連河畔，喝下了牧女用米豆和野果熬的一碗粥，然後，在一棵菩提樹下盤腿坐下，說：“我若不能證到無上大覺，寧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終於，在陰曆臘月初八日(也有說是陽曆十二月初八)的淩晨，釋迦牟尼戰勝了最後的煩惱，獲得了徹底的覺悟，成了大智慧的佛陀。
於是，每到這一天，雍和宮都會舉行隆重的臘八盛典，人們用這口八噸銅鑄成的鍋熬粥，敬給佛祖、獻給朝廷，然後是王公大臣和大喇嘛、文武官員和本寺僧眾，其餘的，施舍給平民百姓。
在雍和宮的大殿內，供奉著三尊兩米高的銅佛，中間的佛像，就是現在世的佛釋迦牟尼，他結跏趺坐，右手的手印是“成道印”，左手的手印是“禪定印”;東邊的是燃燈佛，代表過去世的佛，他出生時身邊一切光明如燈，他的手印是轉法輪印，表示修成正果;西邊的彌勒，是代表未來的佛，他雙手成“說法印”，表示他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對天、人、地、眾生說法。雍和宮大殿中供奉這三尊佛稱“三世佛”，表明從無限久遠的過去，到無限遙遠的未來，都是佛的世界。
帝王行宮被改建成佛教寺廟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蒙藏，那裏的人們和信徒感受到了朝廷對藏傳佛教的尊重，西藏郡王頗羅鼐馬上獻給乾隆皇帝一尊銅質鎏金澆鑄而成的釋迦牟尼像，乾隆皇帝非常高興，親自在佛像上題了禦制詩一首，並把它供奉在法輪殿之中。
雍和宮法輪殿，原來是雍正帝的寢殿，改建寺廟後成為寺院僧侶集體誦經的場所，稱為“大經堂”。在大經堂的中央，佇立著一座佛像，這就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像。
宗喀巴大師在公元1357年出生在青海湟中縣宗喀地區，八歲出家，十七歲入藏研究佛教。在西藏，他向各位高僧大德學習求法，後來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學說，提出了一條循序漸進的學經之路。此後，宗喀巴大師創立的格魯派逐漸形成，並成為藏傳佛教的主流教派，他的弟子開創了達賴和班禪的轉世系統。
公元1419年農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大師圓寂。每到這一天，在雍和宮，僧人們要為宗喀巴大師點燃千盞供燈，虔誠地誦經。在西藏，各家的屋頂上要點燃酥油燈，這就是“燃燈節”的來曆。
就在雍和宮正在修建的時候，掌管西藏政權的郡王頗羅鼐去世，他的兒子朱爾默特繼承了郡王的職位，但是，朱爾默特暗中與境外勢力勾結，企圖脫離清朝政府的控制。清朝的駐藏大臣殺死了他，朱爾墨特的手下又把駐藏大臣殺害了，此事，激怒了遠在京師的乾隆皇帝。
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派三千清軍入藏，平定了這次叛亂，授命駐藏大臣和七世達賴共同管理西藏政教事務，並嚴格規定西藏重要官員的人選必須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利用這次平定叛亂的機會，乾隆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地區的管理。
萬福閣處在雍和宮的最北部，原來是雍親王府的後罩樓，在雍和宮改建的時候，乾隆皇帝覺得這裏太空曠，想修建一座高大的樓閣，卻沒有找到一尊能與之相稱的高大佛像。遠在西藏的七世達賴喇嘛聽說了這個消息，立即派人尋找建造大佛的原料。恰好此時，尼泊爾王國從印度運回了一根高大的白檀木，七世達賴用重金換來了這根大檀木，由西藏出發，經四川走水路，運到了京城，獻給了乾隆皇帝，用以報答乾隆皇帝的對西藏的平亂之恩。乾隆皇帝見到這棵巨檀木，非常喜歡，下令馬上雕造佛像。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中國最大的獨木雕像彌勒大佛終於雕造完成了，這個佛像通高二十五米，地面高十八米，另外八米埋入地下。佛像的胸部在萬福閣的二層，面部在樓閣的三層之上，站在地面，必須仰視才能看到佛像的面部，也表達了高深莫測的佛教意境。
《彌勒下生經》說，彌勒是釋迦牟尼的弟子，釋迦牟尼曾預言，彌勒要接替釋迦牟尼的位置，替他主持來世，廣度眾生。彌勒通常以兩種身分出現：一是未來佛;二是菩薩。未來佛的形象和釋迦佛大體相同，而菩薩，則是戴著天冠的居士裝束，雍和宮的彌勒大佛就是這種正統的菩薩造像。這個彌勒大佛，頭戴五佛寶冠，身披菩薩裝，雙肩裝飾著寶相蓮花，代表著佛法的戒、定、慧、摩尼四種莊嚴之相。他兩手結印契，象征著彌勒繼承釋迦牟尼在未來世界講經說法，普度眾生。
古印度信眾認為，用絲穿起花瓣，花瓣就不會被吹散，把釋迦牟尼的教言搜集在一起，就能永世流傳。佛教傳入西藏地區之後，藏族學者就把梵文的有關經論翻譯成藏文，形成了藏文大藏經。在雍和宮法輪殿東西山牆的經架上，擺放著一層層的藏文大藏經。西牆是一百零八部《甘珠爾》經，東牆是兩百多部《丹珠爾》經。《甘珠爾》也叫正藏，是佛祖釋迦牟尼圓寂之後，弟子們六次結集記誦下來的。《丹珠爾》也叫續藏，是弟子們對釋迦牟尼言教的注釋和講解，由佛教思想的注釋彙集而成。
為了防潮和防蟲，僧人們每年都要將這套大藏經翻看兩遍，每次讀完經之後都要用黃布包好，依序放置在經架上。這也是僧人們修行的內容之一。
在主持修建雍和宮之後，章嘉三世成為雍和宮的第一任堪布，他從蒙藏地區召來了五百名天資聰穎的年輕僧人，又請來了著名的活佛來雍和宮講經說法，並創建了習修佛教教理和十明文化的四大經院。
乾隆皇帝篤信藏傳佛教中的科學知識，迫切地希望傳播它，他曾親手抄下藏文藥王經，親身穿著佛裝被人畫像。他認為，祭祖、敬佛必然福蔭子孫萬代，所以，發出了 “頻繁未敢忘神禦”的感慨。在清朝的鼎盛時期，北京一地就有三千座佛教寺廟，連皇宮紫禁城中也有藏傳佛教的聖地雨花閣，在帝王的園林頤和園修建了四大部州，避暑聖地承德避署山莊也有很多佛教寺廟。僅在乾隆時期，活佛章嘉三世，就主持修建了北京頤和園的四層金頂佛殿、熱河的普寧寺、普樂寺、菩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
乾隆皇帝的努力博得了活佛們的尊敬。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壽時，六世班禪不遠萬裏來為乾隆皇帝賀壽。不幸的是，六世班禪因病圓寂於北京黃寺。六世班禪圓寂的消息傳到西藏，他的兄弟們為爭奪他的財產和權力，發生暴亂。這件事，引發了乾隆皇帝對活佛轉世等宗教制度的思考。
藏傳佛教認為活佛是永恒的，通過連續不斷的“轉世”來到世間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圓寂時，就要根據種種“征兆”和“啟示”，來尋找被認為是活佛化身的“轉世靈童”，但有時找來的“靈童”不止一個，就會出現糾紛和爭執。並且，在轉世制度執行的過程中，也出現“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的弊端。
在章嘉三世的指導之下，乾隆皇帝認真修習過藏傳佛教。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寫了《喇嘛說》，明確規定了活佛轉世靈童，須經金瓶掣簽方可認定。並批准特制了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於大昭寺，用以掣定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等藏區大活佛;另一個在北京，供在雍和宮，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大活佛。
在金瓶掣簽之前，把候選靈童的名字寫在簽上，放進金瓶中。活佛和駐藏大臣在眾高僧面前舉行掣簽儀式，掣出一名作為轉世靈童。轉世靈童經金瓶掣簽認定後，立即上報中央政權，獲得批准後，擇吉日舉行坐床典禮。這個金瓶掣簽制度由乾隆首創，一直沿襲到今天。
經過清朝幾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時朝，清政府終於實現了對蒙藏地區的完備管理。乾隆皇帝把清朝帶進了康乾盛世的頂端。晚年的乾隆對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更是感慨萬端，雍和宮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懷念父親祭奠先人的地方，更是他在“俯仰之間”就完成了江山繼續的夙願的地方。
公元2008年5月21日，雍和宮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難的同胞舉行了祈願法會。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來到了雍和宮，帶領僧眾，吟誦祈禱經，超度亡靈。
穿越了百年時空，經歷了無數滄桑，擁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雍和宮，從古傳承而來。過去的帝王們靠這裏得到江山的穩固和政權的長久，現在的人們在這裏許下願望，播種希望，祈求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