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掌錄：閻崇年對話星雲大師

合掌錄：閻崇年對話星雲大師
星雲法師

01/04/2017 17:22 (GM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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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作者介紹

閻崇年，漢族。 1934年4月生，山東省蓬萊市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歷史系畢業，從事滿學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歷史學者，研究滿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議並創建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滿學會和北京滿學研究基金會。倡議並主持第一屆和第二屆國際滿學研討會。先後到美國、日本、蒙古、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市政府授予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

論文集有《滿學論集》、《燕史集》、《袁崇煥研究論集》、《燕步集》共四部；專著有《努爾哈赤傳》、《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編學術叢刊《滿學研究》第一至六輯和《袁崇煥學術論文集》等十一部。先後發表滿學、清史論文二百五十餘篇。其作品有《正說清朝十二帝》、《袁崇煥傳》、《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等。

星雲大師，中國江蘇江都人，1927年生，十二歲於宜興大覺寺禮志開上人出家。 1947年焦山佛學院畢業；1949年來台，擔任《人生雜誌》主編、「台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1953年任宜蘭念佛會導師；1957 年於台北創辦佛教文化服務處；1962年建設壽山寺，創辦壽山佛學院；1967年開創佛光山，以弘揚「人間佛教」為宗風，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並融古匯今，手擬規章制度，印行「佛光山徒眾手冊」，將佛教帶往現代化的新里程碑。

在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歲月裡，大師陸續於世界各地創建二百餘所道場，如西來、南天、南華等寺，分別為北美、澳洲、非洲第一大佛寺。並創辦十八所美術館、二十六所圖書館、出版社、十二所書局、五十餘所中華學校、十六所佛教叢林學院，暨智光商工、普門高中、均頭中小學等。此外，先後在美國、台灣、澳洲創辦西來、佛光、南華及籌辦中的南天等四所大學。 2006年西來大學正式成為美國大學西區聯盟（WASC）會員，為美國首座由華人創辦並獲得該項榮譽之大學。

1970年起，相繼成立育幼院、佛光精舍、慈悲基金會，設立雲水醫院、佛光診所，協助高雄縣政府開辦老人公寓，並與福慧基金會於大陸捐獻佛光中、小學和佛光醫院數十所，育幼養老，扶弱濟貧。

1976 年《佛光學報》創刊，翌年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纂《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 1997年出版《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佛光大辭典光盤版，設立佛光衛視（現更名為人間衛視），並於台中協辦「全國廣播電台」。 2000年創辦佛教第一份日報《人間福報》，2001年將發行二十餘年的《普門》雜誌轉型為《普門學報》論文雙月刊；同時成立「法藏文庫」，收錄海峽兩岸有關佛學的碩、博士論文及世界各地漢文論文，輯成《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各一百冊等。

大師著作等身，撰有《釋迦牟尼佛傳》、《星雲大師講演集》、《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往事百語》、《佛光祈願文》、《迷悟之間》、《當代人心思潮》、《人間佛教系列》、《人間佛教語錄》等，總計近二千萬言，並翻譯成英、日、西、葡等十餘種文字，流通世界各地。

大師教化宏廣，計有來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餘人，全球信眾則達數百萬之多；一生弘揚人間佛教，倡導「地球人」思想，對「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自然與生命、圓滿與自在、公是與公非、發心與發展、自覺與行佛」等理念多所發揚。 1991年成立國際佛光會，被推為世界總會會長；於五大洲成立一百七十餘個國家地區協會，成為全球華人最大的社團，實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創會以來，先後在世界各大名都，如洛杉磯、多倫多、巴黎、雪梨等地召開世界會員大會，每次與會代表都在五千人以上；2003年通過聯合國審查肯定，正式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

為促進世界和平，大師曾與南傳佛教、藏傳佛教等各領袖交換意見，1997年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晤談；是年五月獲內政部、外交部壹等獎；2000年獲頒「國家公益獎」，2002年獲頒「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獎」，2005年獲「總統文化獎-菩提獎」，肯定大師對國家、社會及佛教的貢獻。

大師除屢獲國家各級頒獎表揚外，國際上亦德風遠播，舉其犖犖大者如：1995年獲全印度佛教大會頒發佛寶獎；2000年在第二十一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上，泰國總理乃川先生頒贈「佛教最佳貢獻獎」，表彰大師對世界佛教的成就。 2006年獲香港鳳凰衛視頒贈「安定身心獎」，以及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頒「終身成就獎」、美國共和黨亞裔總部代表布什總統頒贈「傑出成就獎」。

1978年起，先後榮膺美國東方大學、智利聖多瑪斯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韓國東國大學、泰國瑪古德大學、台灣輔仁大學、澳洲葛雷菲斯(Griffith)大學等校，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1988年，被譽為北美洲第一大佛寺的西來寺落成之際，除了傳授「萬佛三壇大戒」，為西方國家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同時主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會中寫下海峽兩岸代表同時參加會議之先例，並為兩岸佛教首開平等交流之創舉。

1998 年2月遠至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及多次在家五戒、菩薩戒，恢復南傳佛教國家失傳千餘年的比丘尼戒法。 2004年11月至澳洲南天寺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為澳洲佛教史上首度傳授三壇大戒。大師並積極推動國定佛誕節的設立，1999年由總統李登輝宣布將農曆4月8日訂為國定假日，成為佛教東傳中國二千年以來首度國定佛誕節。

1998年4月8日，大師率團從印度恭迎佛牙舍利蒞台安奉；2001年10月前往美國紐約「九一一事件」地點，為罹難者祝禱；回台後，同年12月，受邀至總統府以「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發表演說；2002年元月與大陸總書記江澤民達成佛指舍利來台協議，以「星雲簽頭，聯合迎請，共同供奉，絕對安全」為原則，後組成「台灣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委員會」，至西安法門寺迎請舍利蒞台供奉三十七日；2003年7月，大師應邀至廈門南普陀寺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同年11月，應邀參加「鑑真大師東渡成功一二五○年紀念大會」；隨後率領佛光山梵唄讚頌團，首度應邀至北京、上海演出；2004年2月，兩岸佛教共同組成「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至台、港、澳、美、加等地巡迴弘法；2006年3 月，應邀到享有「千年學府」之譽的湖南長沙岳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創下歷史上第一位出家人到此講學的紀錄。同年4月應邀出席於杭州舉辦之首屆「世界佛教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說「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寫下宗教和平交流新頁。

2004年應聘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基督教、天主教、一貫道、道教、回教等領袖，共同出席「和平音樂祈福大會」，促進宗教交流，實際發揮宗教淨化社會人心之功用；11月，與瑞典諾貝爾文學獎審查人馬悅然教授及漢學家羅多弼教授就「佛教與文學」、「佛教與世界和平」進行交流座談。

大師近年回大陸宜興復興祖庭大覺寺，並捐獻揚州鑑真圖書館、接受蘇州寒山寺的贈鐘，期能促進中國統一，帶動世界和平。

大師對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的發展，可說厥功至偉！

序 - 緣起

閻崇年

《合掌錄——閻崇年對話星雲大師》的緣起，要從一個電話開始。 2008年初春的一天，佛光山滿耕法師在北京打來電話，說國際佛光會會長星雲大師委託她送大師的傳記《雲水三千》給我，並要親自送來。我們約定時間，滿耕法師到達寒舍，送來星雲大師親筆簽名的大書《雲水三千》。我感謝星雲大師的深情厚誼。滿耕法師說，揚州有個鑑真圖書館，館裡舉辦“揚州講壇”，大師請我前去做演講。我欣然答應。滿耕法師又說：“演講的題目，大師建議講袁崇煥。”我說：“既然是大師的意思，那就照辦。”我們初步商定了演講的時間和題目。在簡短談話中得知，滿耕法師在台灣大學獲得學士、在美國西來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得博士學位。

星雲大師，心儀久仰。星雲大師是揚州人，負笈南下，整六十年，法高望眾，超凡脫俗，襟懷博大，慧識卓越，邀請我在春天到揚州，自然是件快樂的事情。

說起揚州，記憶美好。揚州地處長江、淮河交匯之地，京杭大運河樞紐之區，氣候溫和，景色優美，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自隋唐以來，許多名人雅士，喜歡聚集於此，吟詩作畫，以文會友。尤其在清朝康熙、乾隆鼎盛時，祖孫各六下江南，大量的蘇商、浙商、徽商雲集在此，車船交匯，富甲天下，成為當時世界十大最繁華的城市之一。所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水鄉揚州，氣韻清爽，垂楊綠柳，景色幽美，亭台樓閣，文物名勝，自然風光的旖旎，人文景觀的優雅，尤其瘦西湖的園林與建築之美，個園與何園之幽，有“園林之盛，甲於天下”之譽。

我學習和研究明清史，自然想考察京杭大運河，也想去揚州一睹她的風采。 1966年，我騎自行車從北京出發，沿京杭大運河考察，在揚州駐留，後到杭州，順達紹興，景仰禹陵。我在匆忙中領略了揚州的瑰麗風采，印象至深，記憶永銘。

揚州的春天，清麗而優美。白居易《憶江南》詩云：“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不光“誰不憶江南”，而且“誰不愛江南”！李白在《送孟浩然之廣陵》中絕唱：“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在“煙花三月”的美好季節，春暖花開，鶯飛草長，柳枝飛拂，文氣日盛，4月5日，我到了揚州。當日，上午遊覽瘦西湖，中午在鑑真圖書館滴水坊用齋飯（午餐），下午做《崇煥精神薪火永傳》的演講。演講之前，星雲大師從台灣高雄佛光山親自給我打電話表示禪意，我自然至為感謝。電話中，星雲大師希望我到台灣講學，我敬示謝意，並說具體時間再商量。爾後，滿耕法師又傳達了星雲大師約我去台灣講學的口頭邀請。

我曾於1992年、1997年、2003年和2007年，先後四次到台灣進行學術與文化的交流，對星雲大師早有耳聞，但總沒有機會謀面。 2008年4月30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星雲大師後，大師邀請我到國家大劇院見面，我很高興地表示同意。陪同星雲大師的有國台辦、統戰部的領導和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等。到了國家大劇院門前，星雲大師派滿耕法師在門前接我。

星雲大師和我見面後，他第一句話說：“你在《百家講壇》講得好，我在學習。”又說：“我邀請你到台灣講學。”星雲大師送我檀香佛像一尊、《佛光菜根譚》一冊並簽名，我回贈拙作《正說清朝十二帝》和《明亡清興六十年》，也都簽名蓋章。星雲大師接書後說：“我要仔細拜讀！”隨後我同星雲大師、同葉小文局長等分別合影留念。

見面時，星雲大師再次邀請我去台灣講學，最好是一年。我表示感謝，並說時間太緊；大師說那就半年，我又不好意思地表示今年已有安排；大師再懇切地說那就三個月罷！我便答應下來。臨別時，星雲大師又說：“歡迎你到佛光山，到佛光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我回答說：“感謝星雲大師的盛情邀請。去台的時間，我籌劃一下，再作聯絡。”接著就是在星雲大師的關切下，兩岸雙方辦理我到台灣講學的相關手續。

2008年11月2日，承蒙台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兼歷史學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李紀祥教授邀請，領受翁政義校長聘書，我來到了佛光大學擔任歷史學系和歷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佛光大學是怎麼回事？

星雲大師提出要辦一所佛光大學。辦大學，哪來錢？星雲大師是一介出家人，個人身無分文，他是一位“沒有抽屜、沒有鑰匙、沒有存款”的老和尚。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當年出家人有一句名偈：“日中一食，樹下一宿” 。現在大部分的出家僧人，已經不是“日中一食”，而是一日三餐，不過佛門三餐有自己的稱謂，早點和午餐叫做“過堂”（或“齋飯”），晚飯稱作“藥石”。在佛光山，早、晚餐是三菜一湯和多樣主食，午餐是四菜一湯和多樣主食，並都配有水果；也已經不是“樹下一宿”，而是住進現代化的樓房。儘管這樣，一座寺院要建一所大學簡直是天方夜譚似的神話。但是，星雲大師滿懷信心，他要眾僧祈願信徒添油香（捐贈）。眾人拾柴火焰高。星雲大師說：辦大學、辦中學、辦小學、辦幼稚園，念佛的人不出錢，不念佛的人出錢——我這一生，都是這樣。每位信眾，自覺自願，每人每月添油香一百元新台幣（約合人民幣二十五元），三年為一期，多者不限。這樣，一位信徒每期添油香三千六百元（約合人民幣九百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添油香的徒眾，超過百萬人，共捐款新台幣三十六億元（約合人民幣九億元）以上。短短幾年，佛光大學不僅成立，而且成為一所國際著名大學。

台灣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大學有多所，如成功大學（鄭成功）、銘傳大學（劉銘傳）、逢甲大學（丘逢甲）、中山大學（孫中山）、中正大學（蔣中正）、義守大學（林義守）、長庚大學（王長庚）、元智大學（徐元智）、玄奘大學（唐玄奘）等。大學正式成立之後，佛光大學翁政義校長建議把校名佛光大學改叫“星雲大學”，星雲大師表示不願意。他認為辦這所大學不是為的自己，學校也不是自己的，就連“星雲也是假名，是一時的” 。這如道家所云：明道若昧，道隱無名。他感謝功德主們的讚助與支持，至於自己，可以若昧，可以無名，而不揚名。但是，為建校作出貢獻的功德主是必需銘恩，且貞珉留名的。

星雲大師心胸博大，感恩為懷。他提出：凡是為佛光大學出資、出智、出力的，都是功德主。 11月15日，在佛光大學懷恩館，舉行“佛光山2008年功德主會議（北部）”。說也奇怪，開會之前幾天，天天下雨；開會這天，雲開霧散，晴空萬里，陽光燦爛。白天的大會我沒有參加。會議組織者通知我去參加晚餐。

我參加的國內外餐宴，可以說是數不勝數，這樣的晚宴卻從來沒有出席過。餐桌像會議桌，左右分兩列，一排聯一排，中間為通道，主席桌在台上。我榮幸地被排在台上的主席桌就餐。每人一份精緻的便當，便當盒為漆盒，異常精美，如工藝品。整個餐宴，禪樂伴奏，氣氛肅穆。會後一天，我接到電話：星雲大師請我到佛光山。

20日，我應星雲大師邀請到佛光山。我乘高速鐵路即高鐵火車，從台北站上車，行程三百四十五公里，九十分鐘，到達終點站左營。左營站距高雄市中心約三公里，現屬於高雄市左營區。高雄是台灣南部最大的城市，有幾個火車站，左營為其一，且成為台北到高雄的終點站。火車站有人迎接，登車後前往佛光山，住在朝山會館。在佛光山期間，正好趕上“佛光山2008年萬緣水陸法會”，男女信眾，萬人上山，氣氛濃烈，秩序井然。整個活動期間，沒見一名警察、武警和保安。有兩件小事，令我很驚訝。萬人大會，露天會場，長達六小時，散會之後，廣場沒有一張紙片、一點垃圾、一個礦泉水瓶；會場的坐墊、椅子及雜物等，在三十分鐘之內全部清淨。萬人大會，來自五洲四海的僧俗信眾八方雲集，星雲大師格外忙碌，但他還是以出家人的祥和、親切、熱情、溫馨，多次接待我，並同我懇談。

在台期間，我同星雲大師先後在佛光大學、在佛光山、在高雄、在台南、在彰化、在台中六次會面，並五次聆聽星雲大師講話（開示）；在佛光大學懷恩館、佛光山傳燈樓法堂、如來殿大會堂暨貴賓室、惠中寺貴賓室、新營講堂貴賓室、彰化福山寺貴賓室、佛光山傳燈會集會堂、辦公室、麻竹園貴賓室等地，與大師進行了九次會面談話。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佛光大學懷恩館，共兩次聽他講話，併兩次同他交談。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佛光山，談話共達八個小時。第六次是同他一起到台中、彰化，整整一天，談話、參觀、共餐，十二個小時。第七次是在如來殿，第八次是在傳燈樓的法堂，第九次是在麻竹園貴賓室。星雲大師請我同他共餐六次。我們談話時斷時續地共計有二十五個小時。

12月31日早七點，我要離開佛光山，乘飛機回北京。早六點，我接到大師侍者通知，大師在麻竹園請我共進早餐，並為我送行。我趕到麻竹園見了大師，大師說：過臘八，特請蕭師姑為你做臘八粥，給你送行。我很感謝，也很感動。大師說：“雖然我們談了多次，還是不夠。希望安排個時間，詳細談，深入談。談的時間、地點由你定。”後來我和大師商量，在2009年春暖花開的三月，在星雲大師的“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在大師祖籍揚州的鑑真圖書館，繼續對話。

2009年3月21日到23日在宜興大覺寺，24日到26日在南京雨花精舍和揚州鑑真圖書館，我和星雲大師繼續六次對話，兩次共餐。

以上十五次會見和八次共餐的談話錄音或記錄，經過整理、修訂、補充、編輯，彙為《合掌錄——閻崇年對話星雲大師》一書。本書的簡體字本在北京出版，繁體字本在台灣出版。

參加談話的先後有多人，其中插話的有：佛光山前教育院院長慈惠法師，佛光山教育院院長慈容法師、佛光山寺總住持兼宗委會主席心培和尚，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慧寬法師，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永本法師，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佛光山電視中心主任覺念法師，佛光山傳燈會執行長永融法師、佛光山司庫長蕭碧霞師姑，高雄市南台別院住持滿益法師，台中惠中寺住持覺居法師，佛光山法堂書記室主任妙廣法師，香海文化事業公司蔡孟樺執行長、宜興大覺寺妙士法師和鑑真圖書館翁振進館長等。

本書名為《合掌錄——閻崇年對話星雲大師》，“對話”好理解，就是兩個人的對談、交流；“合掌”的含義有三：一是海峽的此岸與彼岸，二是文化的佛家與史家，三是社會的弘法與傳史，合掌相聚，對談記錄。

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九州出版社周春編輯校理錄音稿，佛光山教育院提供資料，有關朋友給予幫助，九州出版社編輯出版，謹表謝意！

感謝為本書出力的各位先生女士和慈悲智者。

2009年4月5日於北京四合書屋

苦旅

禍兮福兮

星雲大師：

民國十六年農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揚州江都一個窮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於家境清寒，生活艱難，受不起教育；不過到了六、七歲的時候，外婆還是把我送到私塾裡讀書。只是進私塾唸書，一天要繳四個銅板，因此有錢的時候我就帶著四個銅板去上課，沒有錢就不去了，老師也能諒解。雖然因為家境的關係，父母沒有給我上學讀書的機會，但我還是感謝父母賜給我一個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從小就很勤勞。

崇年先生：

民國二十三年農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東省蓬萊縣一個半農半漁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後來開個小店鋪。我兄弟姐妹七人，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最小。我們兄弟，小時候在家，長大一點就要隨父親到北京去打工。家裡吃飯還可以，但並不富裕。我在農村上正規的小學。學校是在民國時期建的，校名也很時髦，叫“維新小學”。就這一點來說，我的童年還是比較幸福的。但“福”中也蘊含著“禍”。這個“禍”，以後我再跟您說。

星雲大師：

回憶起我的童年，六、七歲時我就知道要幫忙做家務，我會燒煮飯菜，只不過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時家裡的大人經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學，只有關起門來整理環境，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尤其廚房灶裡的灰要不斷地耙，因為煮三餐都是燒稻草，很容易就積了滿灶的灰燼。我總是主動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滿地都是灰。這時我也會不厭其煩地慢慢把它掃乾淨，總想讓家人回來一看，家裡整潔又乾淨，帶給他們歡喜。再說，我覺得人本來就要工作、要服務；不工作，那我來人間做什麼呢？人活著就要勞動，勞動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樂於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時候不做家務勞動，因為我有奶奶、有母親、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還有兩個嫂子，家裡有五位女性，所以家裡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活不用我做。這看來是福，但也留下“禍”：我後來成家，也不做家務，直到現在還是惡習不改，這是我很對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雲大師：

現在社會上很重視環保，回想起童年，其實我小時候就有“環保”的概念。當時我看到路上到處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還濛濛亮的時候，去撿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積起來，不但可以作肥料，還能賣錢。有時賣個幾毛錢，甚至一塊錢，因為生活艱難困苦，偶爾看到母親沒有錢買東西，我就把賺來的幾毛錢掏出來給她，心裡還得意地想：“媽媽，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賺錢給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講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觸。我小時候，放寒暑假時，每天早上天剛亮時就被大人叫醒：“起來，拾糞去！”小孩子貪睡，總也睡不夠。雖然困，也得起。特別是冬天，地凍天寒，北風狂吹，衣服穿得單薄，手都凍僵了。我那個時候拾糞沒有“環保”觀念，只是為了家裡種地多積一點肥料。拾糞回來，大人要檢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糞倒在豬圈裡做肥料，然後才能吃早飯。

星雲大師：

農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會有很多牛糞，所以我也會去撿牛糞。撿了就把它堆積起來，雖然年紀小，不過我懂得把它一點一點地用水攪和，再貼在牆上，曬乾之後就可以當柴燒。牛糞不髒，也沒有臭味，還可以賣個幾毛錢。過去我一直不敢把這些事情告訴別人，覺得難為情，現在環保意識抬頭，我覺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減輕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也是對環保的實踐，同時也增強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論什麼人，只要對公益有所幫助，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崇年先生：

我們那裡燒草，除莊稼桿外，孩子們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摟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時年齡小，又累又渴又餓；還有，早上要到海邊拾海帶--不是吃的海帶，而是冬天用來燒炕的海草。這種海草，還可以用作苫蓋房頂。前幾年我在北京見到一座建築，房頂用山東海草苫蓋，說是有多麼多麼的高級。其實，我們老家這種海草房頂很普遍，多得是，因為村民大多買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帶，積攢起來，以備苫房之用。拾海帶是在冬天，氣候寒冷，海風又大，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星雲大師：

說起世間的苦難，我很慶幸自己十二歲時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棲霞山是十方叢林，家師志開上人是棲霞山的當家，在這里為我剃度，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興白塔山的大覺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興大覺寺，並在那裡做過短期的小學校長。沒多久就來到台灣，當時除了手上拎著一個手提包，其他別無長物。回憶起這段往事，也不怕你見笑，我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灣，距離三十六年（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兩年。當時我腳上穿著鞋子，手裡拿著一個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著我看。我覺得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都朝我看？ “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經過去了嗎？難道還要再彼此仇視嗎？後來我才慢慢發現，他們並沒有壞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麼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來是這樣。於是我把鞋子脫了，手提包也不要了，兩手空空，跟一般的台灣民眾一樣，大家也就不覺得奇怪了。但這樣還是不行，因為我沒有戴斗笠，於是又買了一頂斗笠戴起來。說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當時決心要融入台灣社會。

崇年先生：

其實，我剛從山東鄉下到北京上學的時候，也遇到相似的情況。我說話帶口音，被同學嘲笑。怎麼辦？學吧！學北京話。不然，同學就叫你“老西子”。為什麼叫“老西子”呢？原因有兩個：一個我是山東人，閻錫山是山西人，一東一西正好對應；一個我和閻錫山都姓閻，於是同學聯想，就叫我“閻老西子”。不怕您笑話，前不久，我們小時候的同學聚會，有的五六十年沒見面，初見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綽號“老西子”，聽起來還蠻親切。當然，我拼命學北京話，慢慢地說話不帶鄉音，和他們一樣，穿著也和他們一樣，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學中間了。

星雲大師：

由於家父是一個老實人，我們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親所賺的錢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過得很艱難。我的母親是一個帶有富貴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頭腦，專長是為人排難解紛。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個普通人家的家庭婦女，沒有受人重視。

崇年先生：

母親對子女影響大，母親是人生的第一個教師。我的母親是一位內斂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憶我的長輩，給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母親，所以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母親。由於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顧母親，這是我人生的一大遺憾。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愈來愈懷念我的母親。

星雲大師：

我在家裡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他只喜歡讀書。我的姐姐最近才過世，她也是很優秀，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針線。家裡日食艱難，也沒有錢給她買針線。我記得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想要為家裡賺錢。只是小孩能到哪裡賺錢呢？不過，我還是能想到辦法！

崇年先生：

我沒有姐妹，只有四個哥哥。他們都在外面做事或讀書，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裡男勞動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種、鋤草、收割、打場我都乾過。一個小孩子，頂一個勞力，辛苦得很。回憶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養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後來我遇到許多磨難，沒有倒下，能挺過來，都得益於小時候的辛苦和磨難。

星雲大師：

苦難的大時代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但苦難也能錘煉出更具韌性的生命力。我從小生長在窮苦多難的大環境裡，加上出家後接受佛法的薫陶，養成我“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空為樂、以眾為我”的人生觀。這是禍，更是福。

崇年先生：

其實，苦難對一個人，更多的是歷練。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紂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陽）囚禁西伯（後來的周文王），並把他的長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質。後來紂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賜給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兒子肉做的羹。 “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在被囚期間，發明周易，後來起兵；他的兒子武王時，推翻殷朝，建立周朝。

說史

孝莊太后

星雲大師：

莊妃嫁給皇太極時年齡很小。

崇年先生：

莊妃嫁給皇太極的時候是虛歲十四歲，剛懂事。莊妃的媽媽是蒙古科爾沁貴族。孝莊太皇太后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往生，享年七十五歲，這在當時算是高壽了。孝莊太后信奉藏傳佛教，心地善良，行止有度，胸懷博大，慈悲智慧，是清朝一位傑出的女政治家。

星雲大師：

皇太極為什麼要娶那麼多蒙古宮妃？娶一個就好了。

崇年先生：

滿洲人的習俗，貴族一夫多妻，平民有妻有妾，相當於奴婢。皇太極一生后妃十六人，他建國號為大清時，冊立的是“一後四妃”，都是蒙古族，都姓博爾濟吉特氏（成吉思汗後裔）。皇太極會蒙古語，他們之間語言可以溝通。皇太極繼承努爾哈赤聯合蒙古的政策，他更重視“滿蒙聯盟”。

星雲大師：

他們之間的關係怎樣？

崇年先生：

前些時候，北京有個“國際協會”，主要成員是外國駐華使節和夫人，分別在各國駐北京大使館舉行報告會，我多次受邀為他們做報告。一次，一位大使提出：皇帝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還有愛情嗎？我說“有”。我舉的一個例子是順治帝與董鄂妃的故事，再一個例子是皇太極與關雎妃的故事。皇太極關雎宮宸妃，是皇后的侄女、莊妃的姐姐，皇太極非常喜歡她。當她病重時，皇太極正在前線指揮作戰，得訊後急忙策馬兼程趕回。這時宸妃剛往生，皇太極撫屍大哭。出殯時，皇太極悲痛欲絕，來迴路上，一路走，一路哭。回宮後，不吃不喝，日思夜念，不久得了一場大病。可見皇太極對於關雎妃的死，是動了真感情的！宸妃天聰八年（1634年）同皇太極結婚，這時她已二十六歲，皇太極也已四十二歲，年齡不算小了。宸妃往生時三十三歲，這時皇太極已到知天命的年齡，還那麼鍾情，史書記載：“上慟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就是說悲悼得昏迷，達六個多小時才甦醒。皇太極五十歲了，對宸妃的往生還是如此的動情！

星雲大師：

莊妃，也就是大玉儿，這個女人很能幹。

崇年先生：

“大玉儿”是小說、電視劇裡的名字，她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稱她莊妃，又稱她孝莊太后，再稱她太皇太后。孝莊太后的確是女中的英傑。她跟慈禧不同，慈禧是在幕前，她是躲在幕後。在幕後是對的，在幕前，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在幕後，你可以幫助出謀劃策，運籌帷幄。所以在這一點上，孝莊比慈禧高明。

星雲大師：

慈禧的學問、思想、宏觀不及大玉儿。

崇年先生：

孝莊太后經歷豐富，她在天命朝就出嫁，嫁給努爾哈赤的第八子、四貝勒皇太極。經過了天命朝、天聰朝、崇德朝、順治朝、康熙朝五朝。在當時打天下的時候，她是跟著戰火，從蒙古到後金，又從關外到北京，類似遼的蕭太后。

康熙皇帝

星雲大師：

康熙帝的母親很早就死了，誰照顧他呢？

崇年先生：

有他的祖母孝莊太后，有孝莊太后的陪嫁女蘇麻喇姑，有庶母，還有保姆、太監和宮女等照顧他。

星雲大師：

乾隆帝到底是滿人還是漢人？

崇年先生：

正史說乾隆帝的母親是滿人。不過現在有一條新史料、一項新研究表明，乾隆帝的媽媽是熹妃，姓錢。檔案記載：雍正做皇子的時候，乾隆帝的母親是格格錢氏，雍正登極做皇帝后，冊封格格錢氏為熹妃。但在後來的檔案、史冊中，熹妃錢氏卻變成熹妃鈕祜魯氏。 “錢氏”應當是漢人，滿人沒這個姓；“鈕祜魯氏”則一定是滿人。應當說，熹妃在雍正朝、在大清朝只能有一位，不能重名。看起來，乾隆帝的母親是漢人還是滿人，是一樁歷史疑案，值得研究。

星雲大師：

有人說康熙帝氣質很好，這我們就不懂，歷史上看得出他教養很好嗎？

崇年先生：

康熙帝這個人很奇怪，就是從小就喜歡看書。康熙帝剛一懂事的時候，家裡老是叫他看書。他如痴如醉地看書。一天，他奶奶孝莊太皇太后怕他累壞了，便把書藏起來，他七找八找把藏的書找出來接著讀。後來讀書過累，曾經咯血。康熙帝從小真是喜歡書，史書說他天性好學，這話並不誇張。他回憶自己讀書的經歷說：“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高，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誠以天下事繁，日有萬幾。為君者，一身處九重之內，所知豈能盡乎？時常看書，知古人事，庶可以寡過。故朕理天下事五十餘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益也。”

星雲大師：

康熙帝擒鰲拜的時候，年紀多大？

崇年先生：

智擒鰲拜，康熙帝那個時候才十六歲，虛歲十六歲，周歲十五歲。鰲拜是四朝（天聰、崇德、順治、康熙）元老、輔政大臣，還握有兵權，擒鰲拜不是件容易的事。

星雲大師：

康熙帝沒有把他殺死了嗎？

崇年先生：

沒有殺。康熙帝這個皇帝講仁政。鰲拜是很霸道的，是四朝老臣--在康熙帝他父親、他爺爺、他老爺爺的時候，立過大功，受封號“巴圖魯”，就是英雄的意思。康熙帝擒撲鰲拜後，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鰲拜懇請：“臣罪該萬死，但在搭救太宗御駕時，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傷疤，求免一死。”康熙帝說免死監禁，後鰲拜死於監所。換個皇帝的話，肯定是要殺的。鰲拜在康熙他爺爺（皇太極）打仗碰到危難的時候，護駕受過傷，這是不得了的大恩大德。康熙帝抓了鰲拜，只懲治鰲拜死黨，沒有擴大化。

星雲大師：

我一直覺得，有些國家、有些地區，像台灣的陳水扁先生老是在搞種族撕裂，可是反觀清朝康熙皇帝，他就努力地在做民族和諧的事情。

崇年先生：

是，盡量地在促民族融和。所以我很贊成大師的“和合”、“和平”、“和睦”的觀念。

星雲大師：

“和”好。一個滿族人要統領有幾千年文化的漢人，尤其漢族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並不是那麼容易。

崇年先生：

漢族有那麼多的高士、雅士、名士、紳士，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開始大多不服，後來慢慢就服了。有些反抗很厲害的漢人，後來也服了康熙帝。康熙帝主要不是以力服人，他是以理服人。以理服，才能服人心。

星雲大師：

在我看來，歷代的皇帝多數都不好，擄掠、暴虐、懶惰、主觀，真是壓在人民的頭上。他以為天下就是他的，他是至高無上的，生來就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歷史上的好皇帝實在太少。其實做皇帝，只要以人民的好樂為自己的心，就會受到人民的愛戴。像唐太宗，雖然性格上的弱點還是很多，但基本上他能以民為重，所以在歷史上可稱一帝。您說“千古一帝”，是指唐太宗還是康熙帝呢？

崇年先生：

我是這麼說的。我到美國去，遇到一位老先生，他是滿族人，說康熙是“千古一帝”。我說那漢武帝、唐太宗怎麼看啊！我說康熙是“千年一帝”。

星雲大師：

您說康熙是“千年一帝”，怎樣說？

崇年先生：

我說，我們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三千多年，第一個一千年，稱王不稱帝，像商紂王、周文王、周武王。稱帝的歷史兩千多年，從秦始皇到宣統。

這兩千年分前一半後一半，前一半，可論說的有秦始皇，稱帝時間不長，只十二年，雖完成六國統一，“車同軌、書同文”，但徵發徭役、焚書坑儒，激起民變，流毒千古！第二個是漢武帝，雖雄才大略，但後期有“天漢民變”，宮廷也出問題，不是一個太平盛世。所以，前一千年可稱的就是一個唐太宗。這話也不是我說的，《舊唐書•太宗本紀》說：“千年可稱，一人而已！”

後一千年，我算了一下，一共八朝九十個皇帝。北宋九個皇帝，南宋九個皇帝，遼十個皇帝，金九個皇帝，都是半壁山河；西夏十個皇帝，偏隅西北；就剩元、明、清。元朝十五個皇帝，成吉思汗“彎弓射大雕”，他很偉大，但是沒有在中原稱帝，底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定都北京，雖武功可稱，但文治不足。

星雲大師：

只有武功，沒有文治。

崇年先生：

明朝一共十六個皇帝。第一個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了不起，把蒙元統治推翻了，但“胡惟庸案”、“藍玉案”等，誅殺過濫，遺毒後世。胡惟庸，左丞相，案發，誅殺一萬五千多人；藍玉，梁國公，案發，“磔於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朱元璋“胡藍之獄”案件，《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誅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週內深文，亦云慘矣！”

星雲大師：

奇怪，殺人怎麼這麼輕率！世間最寶貴的就是生命，生命應該受到尊重啊！濫殺人、濫害人實在是最惡劣的行為。

崇年先生：

有人說朱元璋晚年性格有了變態。之後就是永樂皇帝。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攻占南京，奪取皇位，年號永樂。

永樂在位二十二年，遷都北京，親自北征，史有功績。他奪取皇位後，在南京找了幾個史官，問道：你怎麼看我這件事？史官說一個字“篡”！永樂還不錯，沒有殺他們，只是生氣。後來又找一個史官問，回答還是一個字“篡”！之後，他就不再找人問。

在“靖難之役”後，他也是殺人太多，也太殘酷，殘過其父。史書記載，他從北平發兵時，僧人道衍跪著秘諫說：“南京有位方孝孺，素有學行，武成之後，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點頭答應。攻下南京後，方孝孺果然不降，朱棣大怒，命用刀豁開嘴角到兩耳，還是不降。命將其寸磔，誅其十族，連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原兵部尚書鐵鉉不降，割其耳鼻，挖身上肉，煮熟放到其嘴裡，又投入油鍋炸，最後寸磔之。還有敲掉牙齒，斷其手足，甚至殺人之後，把皮剝下來，以人皮楦草，過於殘暴！ “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朱棣竟然株連十族！這能夠上“千年一帝”嗎！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他信道教，嚴嵩專政，“庚戌之變”，蒙古軍隊打到北京，天下也不太平。

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是張居正輔助他，第二個十年還做了一點事（史稱“三大徵”），萬曆二十年之後，近三十年不理政事，就是“六不做”--不郊（不祭天地）、不廟（不祭祖）、不朝（不上朝）、不見（不接見大臣）、不批（不批答奏章）、不講（不禦經筵）。

星雲大師：

為什麼不批？你可以不做皇帝就好了？

崇年先生：

他乾脆把位子讓出來，或者就在后宮享樂也行，但他沒有這麼做，就是奏章不批，皇帝照做。

星雲大師：

您將來可以寫一本書，叫做《皇朝的得失》，他們的得失，怎麼樣影響自己，影響社會，影響國家。把這許多得失作為一面鏡子。

崇年先生：

明朝沒有了，接著就是清朝。努爾哈赤開國，沒有看到統一；皇太極五十二歲過世，也沒有看到統一。順治帝看到統一了，二十四歲就往生了，前期主要是多爾袞在攝政。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清史稿•聖祖本紀》對康熙帝有個評價：“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 ”

星雲大師：

康熙帝學西學，後來呢？

崇年先生：

康熙帝引進西學，學習西方很好，但沒有形成製度，結果人亡政息，他故去之後，這些就沒有了。他如果建立制度就好了，就可以後代延續下去。所以製度很重要。

星雲大師：

還有乾隆呢？

崇年先生：

清朝皇帝在位六十年以上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當太上皇三年多。但是，乾隆朝西方世界發生大變動：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乾隆皇帝高傲自大，故步自封，乾隆中期發生王倫民變，天下也不太平。所以，乾隆帝夠不上“千年一帝”。

事理

有無相生

星雲大師：

前面說過，“不給”兩個字，養成了我淡泊物慾和“不要”的性格。

崇年先生：

可是，您什麼都有。

星雲大師：

是的，我不要而有！我不要錢，不擁有錢，錢來了，我覺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錢用了，才能體現錢的價值。如果我要、我有，那麼人都有貪心，有錢就會把它存到銀行里，就要積聚，就不能創建事業。因此，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說：因為我“不要而有”，所以才有佛光山的一切。平時只要我有一點稿費收入，或是皈依的紅包，我就拿來建寺廟、辦學校、添置各項弘法設備。我認為個人可以不要，但是大眾要，要給大眾。我常說，我也是一個信徒，我跟大家一樣，我也要布施，我也在學習喜捨。我經常教誡佛光山的徒眾，不可以在信徒面前說到喜歡什麼東西，因為那是一種暗示，你歡喜，要他買給你，這是罪過，不可以的。我有多少奉獻、結緣？我覺得出家人要“以無為有，以不要而有”，不可以被物質所囚。

崇年先生：

您的“有”與“無”是您的佛家有無觀。

星雲大師：

世間的人總認為，“有”、“無”是相互對立的，有的不是無，無的不是有。但事實上，有的也會無，無的也會有。你本來沒有錢，忽然中了彩券，一夕致富，不就發財了嗎？有財有勢的人，忽然遭遇一場橫禍，頃刻間財富蕩然無存，什麼也沒有了。因此，假如有慧眼的人，能徹底認識世間，就會知道“有的非真有，無的非真無”。有，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雖然這個理論要實踐很難，尤其佛教信眾過的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是從“有”上面著力去獲得需要的，不過出家生活還是要從“無”上面入道。 “無”反而更大、更多。

崇年先生：

佛家從禪學上看待“有”與“無”，在家人則從生活中看待“有”與“無”。老百姓認為：有，就是有，這個月我領了人民幣兩千元薪水，就是有了兩千元錢；這個月我花了兩千五百元人民幣，就是家裡不僅沒有錢，還虧了五百元人民幣。

星雲大師：

剛才講，“有”和“無”不是相互對立的，如《般若心經》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有一如，這是從理體上來看待有無；若從事相上說，世間生活不能缺少資生物用，即使佛教也講究“淨財”、“資糧”的具備，所以如何在生活中調和“有”、“無”，這是一種智慧。

崇年先生：

還是有“有”的慾望？

星雲大師：

有一次，我在香港機場轉機，候機時間需要兩三個小時。平時我到機場搭機，經過免稅商店很少會去看它；那天候機時間實在太長了，順道就進了一家文具店。記不清楚當時我是看到一樣什麼東西，忽然動念想買。問過價格，大概要港幣四五十塊錢，但是我身上沒有錢，我怎麼買呢？這時看到慈惠法師從遠遠的地方走來，我說： “惠法師，跟你借五十塊錢。”她問我：“做什麼？”“我想買這個東西。”她走過去一看，說：“啊！師父，不要買啦！這個在台灣多的是。”說完轉頭就走。我在後面一愣：“啊！身上還是要有錢！有錢就可以自己買，就不跟人家借了。”

崇年先生：

在佛家看來，“有”即是“無”，“無”即是“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好像有像點繞口令。佛家的“色”，不是“女色”的“色”，而是與“心”對立的佛教名詞，是指人能感觸到的、有形質的東西，佛家把它稱作“色” 。弄清“有”和“無”，“色”和“空”的關係，的確是一種智慧。

不過，禪學的“有”與“無”是理論的概念；生活中的“有”與“無”是實踐的行為。出家人住在寺院，實際上過著“供給制”的生活；在家人住在家裡，衣、食、住、行、用，油、鹽、醬、醋、茶，孩子上學，老人生病，都要花錢，所以他們從生活的現實來看待“有”與“無”。不過，在家人有一點禪學知識，從出家人的禪學看待“有”與“無”，視野可以更寬、更遠些，心胸可以更大、更包容。

星雲大師：

您說的沒錯，在家生活“開門七件事”，哪樣不需要錢？人大都是為錢而生活，但錢是無限的，夠用就好，而且很重要的是，錢要用在刀口上，要用得及時，用得有意義！

昨天我剛從大陸南京回台灣，到機場的路上就想著：“回台灣應該不要用錢了吧！身上還有一點人民幣，全部送給開車的司機好了！”但是想到回台灣，在機場有人會用輪椅來推我，要給小費！我就問同行的容法師：“您有準備到機場要給的小費嗎？”她說：“我準備了。”結果到台灣後，通關出了機場，我問容法師：“有沒有給小費？”容法師說：“找不到人了。”我一听就很生氣：怎麼不懂得小小錢的布施呢？

說到用錢，過去常有人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事實上我不是很有錢，而是“會用錢”。我常說：“有錢是福報，用錢是智慧”，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放下

佛門威儀

星雲大師：

我個人的生活一向很簡單，有時候三餐“以茶泡飯”也可以吃得很滿足。因為我對物慾需求不高，甚至可以說“安於貧窮”，所以在弘法的旅途中，一路走來都能不因生活貧乏而退失道心。

記得1949年來到台灣之後，沒幾年就受邀到宜蘭弘法。當初宜蘭沒有和尚，尤其像我那麼年輕的出家人更是少見。我那時才二十多歲，第一次到宜蘭北門口雷音寺，看到寺裡的設備十分簡陋，生活條件很差，但我沒有生起嫌棄的心。尤其在我第一天到達雷音寺的時候，連上個廁所都看不到廁所在哪裡，因此必須走二十分鐘的路程到火車站去上廁所。因為這樣，訓練我一直到現在，從早上上過廁所之後，到晚上都不用再上，這是慢慢訓練成功的。

崇年先生：

真是硬功夫。那天我同您從高雄經台南到台中，早上八點出發，傍晚六點回來，有十個小時，期間您關照我上淨房，可是我注意您沒有去。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連續十個小時不去洗手間，真是功夫！

星雲大師：

我記得當年走在宜蘭中山路上的時候，很多人都站在店家門口朝著我看。我感覺到他們在旁邊看我，所以就更加的“眼觀鼻、鼻觀心”，正經地往前走。我常說，所有的信徒都是督促我成長、幫助我成長的老師，我要感謝他們。

崇年先生：

長輩也是監督我成長的老師。我的祖母要求我們走路要挺胸，不許斜視，不許東張西望，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這對我以後的行動坐臥都有幫助。

星雲大師：

在佛門講“四威儀”，就是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鐘，臥如弓。行走時，如和風般輕快灑脫；站立時，如古松般筆直挺拔；坐下時，如大鐘般沉穩莊重；安眠時，如彎弓般右脅而臥。這種臥法是右脅向下，兩足相疊，以右手為枕，左手伸直，輕放身上的臥法，可以收攝身心，不忘正念。因此，又稱“吉祥臥”。

崇年先生：

儀表很重要。 11月25日，您在如來殿做開示（講話），那天大殿人太多，有些人坐不下，就坐到台上。您講話時間很長，一位聽眾站起來給您送上一杯水。您說： “我不喝！我從來講話不喝水，以示對聽眾的尊重！”還說：“我要有威儀！”當時我想，台下的聽眾不能喝水，台上的講者也不喝水，講者、聽者都不喝水，這就平等。轉念一想，台上人在講，費口舌；台下人在聽，不費口舌，所以台上講者喝水，台下聽者不喝水，這是可以理解的。

星雲大師：

我演講幾個小時不喝水，主要是對聽眾的尊重。

崇年先生：

12月1日到4日晚間，我在佛光山大會堂給叢林學院師生做報告，每天一場，連續做了四場報告。演講時，主持人、聽眾都讓我喝水，我說：“我向星雲大師學習，台上做報告不喝水，以示對大家的尊重。”

星雲大師：

“尊重”是做人應有的修養，也是佛門一個很重要的修行。在佛教裡，信徒恭敬佛、法、僧三寶，法師也要愛護、尊重信徒，所以我常對徒眾說：要對信徒添油香。你給信徒歡喜、法益，是對信徒添油香；你愛護、尊重信徒，也是對信徒添油香。

幾十年來，我在佛教裡一步一腳印地走，要辦報紙，有大家發心出錢出力一起辦報紙；要辦電視台，大家一樣出錢出力辦電視台；要辦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乃至蓋道場，大家仍然是出錢出力辦學校、蓋道場。大家的發心真是無窮無盡，無有休止，他們除了生活上的種種家用開支以外，為了信仰，無不諸多奉獻。當然，有的人很歡喜樂助，但也有的人省吃儉用，比較勉強。也有的人做資源回收，撿垃圾、拾破爛，賣了錢之後，捐給佛光大學作為興學之用，每個月一百元、一百元地贊助，讓我很感動。實在地說，不是我教育了信徒，而是信徒教育了我。

悟道

契理契機

星雲大師：

我一生演講無數，感到最難的是如何“契理契機”。最初，往往為了一篇講稿，日夜揣摩聽眾心理；常常為了一句名相，反复思維其中深意，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聽懂受用，並且能運用到生活上，以作為現實生活的指南。

崇年先生：

我有類似的體會。譬如，我講《明亡清興六十年》最後一講的大結局部分，怎樣在三十二分二十秒的時間內，把明朝滅亡和清朝興起的原因說清楚，讓專家學者覺得可聽，平民百姓覺得可看，這就很不容易。從一開始我就思索著結尾這個難題，前後想了三個多月。一天夜裡兩點，我似醒非醒、似夢非夢地醒來，突然豁然開朗-- 明亡於一個“分”字，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興於一個“合”字，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我很興奮，披衣起床，打開電腦，把心靈所思記錄下來。這個觀點講了之後，從科學院院士到普通百姓，都覺得可以認同。這就是您說的“契理”。有時“契理”是不可言喻的，需要“悟”。這“悟”很重要。佛教人物有三個“悟”的故事：第一個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佛，第二個是懷素見閃電悟書，第三個是惠能大師作偈悟禪，都是一個“悟”字。做事情、做學問要能“契理契機”，心靈覺“悟”，非常重要。

星雲大師：

你平時也很注意佛教的故事？

崇年先生：

是的。我在給學生講治學時，講過懷素悟到書法的真諦。唐代大書法家懷素，寫狂草著名。他在《自敘帖》中說：“經禪之暇，頗好翰墨。然恨未能遠睹前人之奇蹟，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游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懷素幼年家貧，有用葉作紙、漆盤練字、禿筆成塚、盤底磨穿的記錄。一天傍晚，他觀看夏雲奇峰、閃電蛇舞，受到啟發，頓悟書藝，成為狂草。他悟到狂草的要領：“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惟盤龍走。”從而成為書法大家，有“狂（張）顛醉（懷）素”之譽，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豐碑。

星雲大師：

你還講過惠能大師？

崇年先生：

是的。我講：禪宗弘忍大師晚年，要傳授衣缽。先由大弟子神秀大師作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小弟子惠能也作了一個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大師將衣缽秘密傳給惠能大師。後來惠能大師逃到南方，成為佛教禪宗南派首領，神秀大師則為北派首領。我講這些例子，都為了向學生說明“悟”是很重要的。對於做學問來說，難得做到“慧識兩精”。可以說，天地之間，悟莫大焉！

星雲大師：

惠能大師是禪宗六祖。這兩首偈子的不同，在於神秀大師的境界雖高，但還落於有相有為的層次，而惠能大師體證的是無相無為的智慧，境界更為超越。因此，五祖便將衣缽傳給了惠能大師。

崇年先生：

讀書的時候，要參研事理，在殫心竭慮中，激發覺悟靈光。要注意抓住在半夢半醒之中、亦夢亦幻之際，失神凝望之時、困苦磨難之間可能產生的靈感，這就是“悟”。做學問尤重悟性。許多學者，埋頭讀書，積累資料，缺少參悟。其他業者，忙忙碌碌，糾纏事務，唯缺頓悟。

星雲大師：

悟，的確重要。在禪門裡，參禪重在教人悟道，而不是教人成佛。悟，如同人睜開了智慧眼，能看清宇宙萬有、社會萬象；不只是看到外相，還能看清前後關係。只要能悟道，還怕不會修行嗎？

崇年先生：

看來，佛家、史家要做好，都要重視“悟”。要悟到“契理契機”，既要“契理”，又要“契機”。悟理雖重要，悟機更重要。人們常說機會，“機”為時機，“會” 為相合，就是說，時機到了、會合有了，或者說時機具備了、條件成熟了，一定要抓住，千萬不可錯過。因此，成大事者，善抓時機。事情千條萬條，時機最為重要。做大事，本乎機；成大事，存乎會。古今中西，蓋由於此。

星雲大師：

崇年先生：

星雲大師：

崇年先生：

藝文

體悟人生

星雲大師：

最初我在棲霞佛學院讀書，全班約有學生五十人，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許多，大部分在二十歲以上，只有我還在幼童之齡。我只有自慚形穢地混雜在那些大人學生之中，因為他們都曾聽講過《成唯識論》、《因明學》、《般若經》等，而我對這些經論，都有如鴨子聽雷，完全不知道講的是什麼意義。

所幸我出家前在私塾裡認識幾個字，這時總算能派上用場，我經常到棲霞佛學院的圖書館，借幾本文學書籍來閱讀。我記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說，就是《精忠岳傳》。

崇年先生：

記得我小時候家裡不讓看小說，學校也不讓看小說。不讓小孩看小說，是中國一個傳統的約束。究竟為什麼不讓小孩看小說呢？康熙帝說的一段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古聖人所道之言即經，所行之事即史，開卷即有益於身。爾等平日誦讀及教子弟，惟以經史為要。夫吟詩作賦，雖文人之事，然熟讀經史，自然次第能之。幼學斷不可令看小說。小說之事，皆敷演而成，無實在之處，令人觀之，或信為真，而不肖之徒，竟有效法行之者，彼焉知作小說者譬喻、指點之本心哉！是皆訓子要道，爾等其切記之。”小孩可以讀經書，可以讀史書，就是不可以看小說。《紅樓夢》里賈寶玉偷看《西廂記》，被看作是觸犯天條，大逆不道！

但是，同學們還是偷著看小說。我最先看的一本小說是《三俠五義》，被小說中人物的俠義精神所感動。

星雲大師：

岳飛的精忠報國，以及他的兄弟們英勇果敢的表現，都讓我產生非常強烈的尊敬與嚮往。

崇年先生：

岳飛的故事和精神始終在感動我，一直到現在。但是，袁崇煥的故事和精神更讓我感動。崇煥被害，身後無子。岳飛有兒子雷、霖、震、霆，有孫子岳珂，岳珂寫了《籲天辯誣集》、又輯《金陀粹編》，給岳飛鳴冤。岳飛身後留下了《岳武穆遺文》。于謙死後，他的兒子於冕把先父遺稿收集起來，出版《節庵存稿》。袁崇煥沒有這樣幸運，所以在他死後至今，沒有出版一部較完整的詩文集。真是想起來就令人難過。

星雲大師：

後來我又接觸《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經常看得很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廢寢忘食的地步。

後來我又閱讀過不少西洋文學，先後看過英國莎士比亞全集、印度泰戈爾的詩集、俄國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以及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美國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還有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等。

崇年先生：

我讀小說主要是在中學，《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記》、《少年維特的煩惱》、《紅與黑》這些西方文學作品是不許讀的，要讀只有蘇聯的革命小說。

星雲大師：

在那個時候，我愛看小說，最後慢慢被老師發現了，成為“黑名單”上的學生。老師認為，一個不認真閱讀經論，只是沉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但是不管別人怎麼嘲笑、歧視，我對東西方的小說、文學作品、歷史傳記，還是讀得津津有味，樂此不疲。因為經論看不懂，只有閱讀這些世間著作，能夠增添我的知識見聞。

崇年先生：

這個“黑名單”我是深有體會的。當時我們要是讀那些書，會被認為是思想落後，嚴重一些就是思想右傾，更有甚者，遇上運動可能被打成“右派學生”或“反動學生”。

星雲大師：

因為閱讀，我也逐漸展現了自己的學習成績，例如《水滸傳》裡的一百單八將叫什麼名字，什麼綽號，用什麼武器，穿什麼衣服，我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甚至我能列出三四十個人，覺得他們不夠資格當選一百單八將中的好漢。

崇年先生：

您真是記憶力強，學習能力強。在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我都喜歡，但我最喜歡、最推崇的是《紅樓夢》。

星雲大師：

我對《三國演義》崇拜不已，尤其當中對於人物武功的鋪陳，很有層次，例如“呂布戰三英”，可以看出呂布的武功勝過關雲長、張翼德，而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可見關雲長的武功又是遠遠勝過一般的英雄武將。

崇年先生：

我上中學就喜歡歷史，我讀《三國演義》是把文學與歷史結合來讀，還看裴松之的注。我始終覺得，我的歷史細胞比文學細胞多一些。

星雲大師：

對於《三國演義》中，把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黃忠、馬超，列為“五虎將”，我認為最為公正。當中尤以趙子龍那種不計較、不比較，不鬧情緒，只是一心一意輔佐劉備，最讓我欽佩。

崇年先生：

《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我最不喜歡劉備，心口不一，裝腔作勢；我最喜歡諸葛亮，聰慧飄逸，神機妙算。

藝術人生

星雲大師：

世間上，凡一切具有審美價值的事物，統稱為藝術。藝術不只是一幅畫、一個雕刻，甚至一首歌、一筆字、一個建築、一場講演，只要能給人美感，可以引起別人的共鳴，能夠讓人的心靈提升擴大，這就是藝術，這也是藝術的價值所在。

崇年先生：

藝術因子，無所不在。看人們是否用藝術的視角去發現，去運用，去創造，去欣賞。

星雲大師：

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提倡“生活的藝術”，即穿衣吃飯，行住坐臥，都有藝術在其中。一般人喝茶，但有的人品茗；有的人愛書，也有的人捕捉書中的智能，這就是藝術。

崇年先生：

其實，歷史並不是枯燥的、乏味的、呆板的，歷史也是藝術。我在拙著《正說清朝十二帝》的扉頁寫道：“歷史是鏡子，歷史也是藝術；它可以藉鑑，更可以欣賞。”歷史也是藝術，歷史可以欣賞--這句話得到許多讀者的共鳴。

星雲大師：

人的生活離不開美感，從生活中感受、領略美的事物，才能享有藝術的人生。世間上，有的人脂粉庸俗，這是因為沒有藝術；有的人氣質高雅，這就是藝術。有的人只是注重外表的事相，而沒有內涵；沒有內涵，即使是一幅畫、一首詩，也不是藝術。

崇年先生：

人的身心，充滿藝術，所以做人要學習藝術。人內在蘊涵藝術，才能夠展現美，才能夠顯露氣質，也才會受人歡迎。生活上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做人，但做人要學習藝術，才能過一個有藝術、昇華的人生。

星雲大師：

藝術是人類情感與智能的結晶，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不同的藝術，包括音樂、舞蹈、繪畫、雕刻、語言、文學、戲劇、電影等。藝術可以透過眼耳的觀賞聆聽，從視聽上去感受它的美；藝術尤其需要用心靈去體會，才能豐富人生。

崇年先生：

說到藝術，大師的藝術造詣很高。譬如音樂，有一次我聽您向僧俗眾人開示，講到誦唱“阿彌陀佛”四個字，您說：可以高，可以低，可以一高一低，可以一低一高，可以前高後低，也可以前低後高……您一邊講、一邊唱，簡直就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歌曲。這就是誦經的音樂，誦經的藝術。

星雲大師：

還有，生活中，懂得幽默，就是一種藝術。近代知名的詩人作家郭沫若先生，為人風趣幽默。有一次應邀參加漫畫家“廖冰兄”的畫展，席間，郭沫若問廖冰兄，為什麼取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名字，自稱為“兄”？一同出席的版畫家王琦搶著代為回答：“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叫冰兄！”郭沫若一聽，說道：“喔！我明白了，鬱達夫的妻子一定叫鬱達；邵力子的父親一定叫邵力。”一句話，引得滿堂賓客捧腹大笑。

崇年先生：

這種生活中的藝術，既要有藝術，又要有智慧，光有藝術而沒有智慧流於庸俗，光有智慧而沒有藝術過於嚴肅，只有藝術與智慧結合，才有幽默，很不容易。

星雲大師：

宋代的石曼卿學士，有一次出遊報寧寺，侍從不小心使馬受到驚嚇，馬背上的石曼卿因此摔了下來。隨從大罵侍從，而石曼卿只溫和地握著馬鞭，對隨從說；“好在我是'石'學士，如果是'瓦'學士，豈不要摔破了。”

一句幽默的話，一些和善的語言，會化解人的難處，這就是生活的藝術。所以，人，不一定要擁有萬貫家財，也不一定要日日高朋滿座，但何妨為自己營造一個藝術的人生，讓自己的心靈時時浸淫在真善美的境界裡，這樣的人生，何其高雅，何其富有！

崇年先生：

談到藝術，您喜歡京劇嗎？

星雲大師：

喜歡。前不久我請張百發先生率領北京京劇院演員到佛光山演出，引起轟動。

崇年先生：

我也喜歡京劇。過去有時間看戲卻沒有錢買戲票，現在有錢買戲票又沒有時間看戲，真是難得兩全。一些京劇界的朋友送我光盤，可以在家DVD機裡看戲。我還喜歡聽戲，越劇、黃梅戲我都喜歡聽。

星雲大師：

你喜歡西方音樂嗎？

崇年先生：

可能跟專業有關，我偏愛中國古典民樂，也喜歡西方古典音樂。譬如，莫扎特、施特勞斯的作品，我很喜歡。韻律明快，節奏感強，聽了愉悅心境。

星雲大師：

您的藝術生活豐富嗎？

崇年先生：

很遺憾，我生活單調，也不會玩，我基本上是個書呆子型的學者。

讀書

讀書“四要”

星雲大師：

十二歲那年，我在棲霞山剃度後進入佛學院，從此，書便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資糧，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愛好。因為渴望讀書，我極力嚮往擔任圖書管理工作，希望藉著整理書籍的剩餘時間閱覽群書。

崇年先生：

我從小開始讀啟蒙書，《三字經》、《百家姓》一類的。上小學後，學校和家裡都不讓我們看小說。所謂“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紅樓夢》也不許看，我們只有偷著看些俠義小說。我中學是在北京上的，那個時代全面學蘇聯，小說也多是翻譯蘇聯的文學作品，什麼《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三個穿灰大衣的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等等。也看托爾斯泰、果戈理、高爾基的作品，但很少看西方古典文學作品，所以知識有缺陷。

星雲大師：

自從愛上讀書以後，我常常覺得閱讀的時間太少了，甚至在夜晚熄燈以後，躲到棉被裡點著線香偷偷看書。中國古典小說、從西洋翻譯過來的小說、高僧傳記、歷史典籍等，可以說，我的成長一路伴隨著書香。

崇年先生：

我讀書多的時候，是在圖書館工作期間。那時候我不能教書，在圖書館做管理員。我在書庫裡放一張課桌、一把椅子、一個水杯，任意瀏覽，信手翻閱。館長對我格外客氣，每天只要到班就行，工作做不做無所謂。所以，我可以用大量的時間讀書。《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藉此機會讀書，真是因禍得福。

星雲大師：

人讀書，就像匠人切磨鑽石，每一本書都是一具切割輪，要磨除晦暗的表層，讓智慧穿進內心，折射出美麗的光芒。

崇年先生：

這就是“腹有詩書氣自華”。聖人與俗人，區別在哪裡？康熙皇帝在《庭訓格言》裡說：“聖人一生，只在'志學'一言，又實能學而不厭，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人何為甘於自棄而不學？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孰能御之？是故'志學'乃作聖之第一義也。”就是說：賢人、聖人與凡人、俗人的區別，就是一個“學”字。孔子、孟子起初也是普通人，孟母為了給他學習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三次搬家。康熙皇帝的格言，民間百姓的體驗，都說明一個道理：立志學習，學而不厭，凡人可以成為賢人，俗人可以成為聖人。

星雲大師：

讀書就要讀一流書，做一流人。我對來佛光山求學、進修的人提出四點建議，即“讀書四要”：讀做一個人，讀明一點理，讀悟一點緣，讀懂一顆心。

讀做一個人，就是說光會做學問不行，事業再大，但不一定懂得做人。因此，到佛學院讀書，最主要的就是讀懂如何做好一個人。

人是要講理的，不講理的人，讀再多書也沒有用。讀明一點理，就是要使我們的理路通順流暢，要以理待人。

宇宙世界的成就，在於一個“緣”，若因緣不具足，則無法成就事業。要廣結善緣，把因緣讀出來、悟出來，至少每天要有一小悟來修持。

讀懂一顆心，就是讓自己看清自己的心念。一念嗔心起，整個思緒皆為煩惱所獨占，不能做主。故要注重因緣，讀懂自己的一顆心，心明白了，則一切都明白了。

崇年先生：

您說的這四點建議，不光對於佛學院的學生有用，對眾生都是適用的。但是讀些什麼書呢？世上的書太多了，讀不過來。北京圖書大廈的經理告訴我，他們同時上架的圖書約三十萬種。我年輕時候，老師告訴我們要按著張之洞《書目答問》開列的書單去讀，後來發現那是一個好看而不適用的書目。我也常對學生說：“讀書要三名：名人、名著、名篇。”就是先選擇名人的書讀，名人書中選其名著，名著中再選其名篇。譬如說，名人司馬遷，選其名篇《史記》，再選其名篇《太史公自序》，記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讀書有方

星雲大師：

宋太宗曾經說：“對讀書，我只感到有好處和樂趣，不覺得有什麼辛苦。”讀新書如晤良友，讀舊書如遇故人。書實在是人不可缺少的伴侶。

崇年先生：

美國總統林肯說過：誰送我一本書，誰就是我的朋友。他對書看得多重！英國作家斯邁爾斯也說過：“一本好書常可視作生命的最佳歸宿，一生所思所想之精華盡在其中，對大多數學人而言，他的一生便是思想的一生，因此好書即為金玉良言與思想光華之總成，令人感銘於心，愛不忍釋，成為我們相隨之伴侶與慰藉。”中國古代文人墨客，沒有不愛書、不讀書的。讀書是中國文人一個優良的情結。

星雲大師：

古人讀書，很有講究。讀經典的時候，要求高聲朗讀，讀得字字響亮。朱熹在《訓學齋規》中說：“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得其義也。”朱熹還提到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崇年先生：

清代左宗棠在寫給兒子的家書中，也提到了這“三到”：“讀書要眼到，一筆一畫莫看錯；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過……溫書要多遍數想解，讀生書要細心聽釋。”他還對此做了詳細的說明：

“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不辨明句讀，不記清首尾，是目不到也。”

“喉、舌、唇、牙、齒五音並不清晰伶俐，蒙籠含糊，聽不明白，或多幾字，或少幾字，只圖混過，是口不到也。”

“經傳精義奧旨，初學者固不能通。至於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體會，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虛字審其神氣，實字測其義理，自然漸有所悟。一時思索不得，即請先生解說，一時尚未融釋，即將上下文或別章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复推尋，務期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始可放手。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裡行間，時復思澤，乃為心到。”

星雲大師：

每次看到這段家書，我都倍感親切，因為我也是這樣告訴我的弟子的。為人父母和為人師者，其心實在是不分軒輊。我給弟子上課，不奢望大家都聰明得一講解就了然於心，但卻很在意弟子聞法的態度，最起碼要能做到目到、口到、心到。

崇年先生：

讀書的口到與心到，是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的。心到了，口到了，眼必然到了，“三到”是融為一體的。因此，要想把書真正讀好，讀到爛熟於心，達到應用自如，“三到”是缺一不可的。

星雲大師：

讀書貴在有恆，不必貪多，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

崇年先生：

讀書之法，初貴於博，繼貴於精，最貴於悟。這個“悟”字很重要。《西遊記》裡唐僧三個弟子的名字悟空、悟能、悟淨，都突出“悟”。讀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體會，康熙帝總結自己的讀書經驗時說：“朕八歲登極，即知黽勉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有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以經書為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及至十七八，更篤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复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朕少年好學如此。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張、林二內侍，俱及見。明時善於書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

星雲大師：

讀書要珍惜時間，懂得利用零碎的時間來讀書，不要讓光陰白白溜走。我常常自豪地告訴別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鋪，汽車、飛機是我的餐廳，一本書和膝蓋是我的書桌，一支筆是我所有的動力。”

崇年先生：

讀書既要博覽，也要精選。讀什麼書呢？我認為要“讀傳統、讀'三名'、讀時尚、讀急需”。傳統，經學如《大學》，史學如《史記》，子部如《老子》，集部如《楚辭》；“三名”即名人，如李白；名著，如《李白集》；名篇，如《送孟浩然之廣陵》。時尚，如保健類的書；急需，根據自己的急切需要選擇。

星雲大師：

有的人很會讀書，並深得其樂；有的人對讀書則味如嚼蠟，不知其味。我認為，讀書要以融通為主，以方法、技巧為輔；讀書以勤、熟為功效，以用心、下手為實際。

崇年先生：

我概括了讀書的“八之訣”：博學之，精約之，時習之，審問之，考辨之，思悟之，發明之，篤行之。

星雲大師：

你概括得很好，如果能夠做到這些，就進入了讀書的最高境界。

崇年先生：

讀書的經驗應是：貴多更貴精，由博而致約；貴精更貴悟，由約而通達。把書讀通了不容易。

星雲大師：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書境界。

崇年先生：

我認為讀書有三種境界：

一是“消閒”，這是最低的層次。人太忙，怎麼辦？要消閒，諸如對飲當歌，或串門閒聊，或居家獨處，翻開書本求教。不管什麼書，只要能讀下去，凝滯的時光，如同澗底的暗流，漸次打發過去……

二是“求知”。抱著這種念頭去讀書似有功利目的在。人要生活、立身、升遷，並求得在社會上立足，必持一技之長，此技或從社會得來，或從書本中得來，而從書本中得來，便是“求知”。其實，“求知”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自我完善，二是啟迪別人。世上只有自己明白的事，才能清楚地告知別人，這種人追求知識的目的是為了充實自己的不足。

三是“無欲”。就是無欲無為的讀書。清代思想家戴震認為：“凡事皆有欲，無欲則無為也。”讀書只有除卻功利之外，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將讀書當“敲門磚”者，永遠跨不進神聖的讀書殿堂。

身心

健康食品

星雲大師：

目前，國際間最重視、最關心的，就是環保、建築、經濟、衛生、保育等問題。而這些國際間所關切的潮流，都離不開人類的安全與健康，其中，“食品健康”問題，一直是人類所關心的重點。

崇年先生：

“民以食為天”。吃是維持人類生存的根本，以至於中國人把吃當作“天”來看待。食品的健康與安全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保障。

星雲大師：

從中國的秦始皇，到十六世紀法國的弗朗西斯一世，都是一心慕求長生不老藥的君主。除此之外，中國歷代文人也都有這樣的訴求，比如宋代，蘇東坡有“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的詩句；蘇轍有“老去自添腰腳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的詩句；黃庭堅則留下“湯泛冰瓷一坐春，長松林下得靈根，吉祥老子親拈出，個個教成百歲身”的詩句。由此可見，食用健康食品，是不論身份、地位、地域的，是人們有志一同的希望。

崇年先生：

中國歷代的君主，秦始皇、漢武帝、明嘉靖帝、清雍正帝等，都想長生不老，可是至今沒有一位長生不老的皇帝。說到飲食，皇帝的飲食是天下最好的，偏偏皇帝不高壽。明朝十六位皇帝，平均壽齡四十二歲；清朝十二位皇帝，平均壽齡五十三歲。這說明皇帝的飲食同皇帝期望的壽命是不一樣的。

星雲大師：

孔子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現在流行的健康食品，卻要合乎自然，且不能太鹹、太油、太精緻，雖不是長生不老藥，但要益於五臟六腑的消化，要增加皮膚的滋潤，還要能夠抗拒百病。如水耕植物、海藻片、糙米飯、小麥草、胚芽米、水果醋，低糖、低膽固醇的食品，一些清淡、天然、無人工色素的食品，都被列入健康食品的行列。

崇年先生：

現在，窩窩頭和糙米飯成了人們飯桌上的新寵。過去農村一般家庭平日不吃白面，逢年過節才可能吃上一頓白面。北方的麵條，窮人吃的雜面，現在成為綠色營養食品。粗精顛倒，蠻有意思。不過，現代人為了口腹之欲，往往也不吝品嚐魚翅、燕窩、魚須等。 2003 年SARS從南粵等地開始流行，據說與人們愛吃一些動物野味有關。

星雲大師：

現在一般的社會人士，只貪圖飲食享受，面對不斷的天災人禍、生靈不安，似乎真的都沒有一點覺省。在加拿大，人們即使釣到了魚，如果沒有一尺長以上，他們是不會忍心烹殺煮食的，一定要放回河裡，以保護生命的成長。現在世界上不少護鯨協會都用種種方法去影響臨海國家，呼籲大家共同抵制、處罰濫捕鯨魚的人，為的是要維持生態的平衡，不要讓稀有動物在我們這一代絕種。不然的話，真是天大的罪過啊。

崇年先生：

我到過一個地方，早上到海邊散步，見漁民用密眼網捕魚，捕上的魚非常可憐，約有一寸多長。這真是竭澤而漁。我看到史料記載，在清康熙年間，清朝代表到尼布楚去談判，臨行帶上漁網，到關外一個湖里捕魚，一網下去，全都是魚，網拉不上來。五十年前，東北還有民謠：“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落在飯鍋裡。”由於人口激增，漁獵沒有節制，上面那種狀況，已成歷史故事。

星雲大師：

什麼才是健康食品呢？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每天所食，只要能維持生命能量之需，而不過取，就是健康食品。《菜根譚》雲：“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身心健全、生活自在，才是真正的食品健康。

崇年先生：

古代有春天不狩獵的禮制，因為春天是動物懷胎繁孳的季節，要關愛生命，並澤及子孫。

星雲大師：

保護生態，實質上就是保護自己的生存空間，也就是保護自己的生命。我們不能把自己一時的口腹之樂，建築在其他眾生的痛苦身上，如此有損自己的陰德、壽命，這是必然的因果；如果沒有這樣的因果，何必以“食”比“天”呢？

崇年先生：

人與生物、人與自然，共存共享，彼此和諧。人若無限制地破壞與與自然界的平衡，到頭來，必然受到生物與自然的懲罰。

星雲大師：

其實，人除了嘴巴吃之外，眼、耳、鼻、身、心都需要健康食品。眼睛的健康食品，是看有益身心的書籍、影視；耳朵的健康食品是聽好話、聽悅耳的音聲；身體的健康食品，是舒適、充足的睡眠，以及適度的運動；心的健康食品，是滿足、感恩、信仰、沉靜、安忍、自在，以及包容、寬心、溫和與體諒。

和合

說“分合”

崇年先生：

我原來分不清，你們穿的普通衣服叫“海青”，外面罩的叫“縵衣”，相當於工作服或職業裝；另一種叫“袈裟”，才是僧人的標誌，是這樣的嗎？

星雲大師：

是的。

崇年先生：

我不知道這事。我看見有的穿“海青”或“縵衣”的卻留著長發；有的卻剃髮，不明白。今天才明白。

星雲大師：

我覺得西服也好，漢服也好，服裝代表的是一個人的身份，好比軍人，海軍有海軍的服裝，陸軍有陸軍的服裝，空軍有空軍的服裝；此外，警察有警察的服裝，法院有法官的服裝等等。這有什麼關係啊！為什麼要排斥僧服呢--我是說大陸有些地方不准穿僧服上講台。

崇年先生：

可能有人有一個概念，以為這是傳教，不是做一項學術文化交流。這種現象，慢慢會好轉的。我舉一個例子，一九九二年我到台灣，那年兩岸剛開放，台灣送了很多書給我，當時我帶了兩個大箱子，裡頭全裝滿了書。結果到了廣州海關說要檢查，我說：“請看吧。”箱子裡的書都是學術的書、清史的書，過關沒有問題，但其中有一本書是台灣“國史館”編的，是他們所有出版物的目錄，一個小薄本。海關檢查人員見上面印著“中華民國某年某月印”的字樣，他說：“你這本書不行。”我說：“怎麼不行？”他說：“這個印有'中華民國'字樣。”我說：“它是在說明哪一年出版的，不是說'中華民國'。”他還是說：“那不行！”我說：“要不你沒收？但你沒收必須要寫個沒收條子，我到北京以後去告你沒道理。”他說：“我不沒收，你給我書。”我說：“我也不能給你。你要這幹什麼？”他說：“我要拿回去請示。”要知道，那天我早上四點就起床，從淡江大學坐車到桃園機場，行李檢查後上了飛機，在香港又換乘飛機，之後到了廣州，都已經累得夠嗆了。因為頭天晚上，他們請我吃飯，到了夜里三點鐘才把我送回，四點鐘我又急著起床趕路。這時候他拿書去請示，我又等了三十分鐘，等得不耐煩了。他回來以後，不客氣地說：“給你！”我說：“不可以這樣說！什麼叫給我？這本來就是我的書，怎麼換成是你給我？你應該說還我，怎麼是給我？”當時我態度很硬，就說：“你叫什麼名字，給我把姓名留下，我到了北京，找了相關人員之後，再找你！”這時他軟了，就說：“對不起。”到了現在，您送我您寫的書，我可以帶回去了！若在一九九二年，那可能有點麻煩。

星雲大師：

我在一九八九年到北京去。當時大陸友人也跟我要書，我說我不能給你，他們就問：“為什麼？”我說我這個書裡頭“共匪”字樣很多！ ”他聽了哈哈大笑說：“中國好幾億人口，哪裡有那麼多共匪？ ”有一次，台灣有一個老太太到北京去觀光，來到天安門，她看到衛兵站在那裡，就上前去說： “共匪先生，請問廁所在哪裡？ ”她在台灣稱“共匪”稱慣了，以為這就是一個稱呼，以為這個名詞指的就是大陸人。這許多事你也不能跟她計較，因為這個是歷史造成的呀，普通老百姓是沒有罪過啊！

崇年先生：

過去中國社會缺乏和諧，幾千年間的戰爭就是鬥、就是殺。特別是近百年來，戰爭連綿不斷，人民生活蒙受苦難。人民希望和平、和諧。

星雲大師：

歷朝的分合，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是分裂的，三國是分裂的，東晉五胡十六國是分裂的，五代十國是分裂的，後來中國衰弱，甚至到了民國軍閥割據，都是分裂的。

崇年先生：

宋、遼、金、西夏，都是分裂的。清初與南明也是分裂的。

星雲大師：

以佛法來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獨立存在的東西，一切都必須在各種因緣條件的和合之下，才能存在，一旦組成的因緣沒了，那麼事物的本身也就無法存在，這也就是佛法所說的“緣起”道理。縱觀世間上哪一個人、哪一件事物，不是彼此相依相待的呢？例如：汽車沒有油怎麼開？樹木花草沒有陽光、空氣、水的滋潤、灌溉，怎麼能生長？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又怎么生活？所以，一切的存在都要仰賴因緣關係。台灣有一首歌叫做《你儂我儂》，歌詞裡寫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能表現這個意思。

從“緣起”法則來看，宇宙中一切事物既然都是相因相成，眾生之間也都具有同體共生的關係，那麼人類就應該摒棄“弱肉強食”的概念，大家彼此互助，不分裂、不排擠，讓共生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和平安樂地生活。這是我們應該努力追求的目標。

崇年先生：

《紅樓夢》中也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星雲大師：

世界上，國與國分、地與地分，尤其是人與人分，最為危險。世界上，最難處理的問題，不是貧富、不是愚智，而是種族、人際的問題。以中國來說，漢、滿、蒙、回、藏是過去千百年來的情結，始終擾亂著中國的政局，難以安寧。一直到孫中山先生倡導“五族共和”，這些種族情結才慢慢獲得和解。

崇年先生：

雖然政治處於不斷的分合之中，各種類型的文化--農耕文化、海洋文化、草原文化和森林文化--也在不斷地匯合，多元的經濟形態更是混合而生。因此，實際上，中國的各個民族還是處於持續融合的進程之中的。

星雲大師：

我看當今中國，有兩位了不起的人物，第一個是鄧小平，第二個是胡錦濤。在思想上，鄧小主張改革開放，指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讓中國開放、進步成長、發展快速，所謂“中國崛起”，鄧小平先生功不可沒。第二個就是胡錦濤倡導的“和諧社會”，不但承繼過去，還開拓中華文化的未來。中國十三億人口，到處講和諧社會，不要殺戮，不要鬥爭，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海峽兩岸都很高興，這會影響到世界和平。在這個大前提下，有無限的未來，無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