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 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
一九六七年，剛開闢佛光山時，一片刺竹荊棘，到處深壑崎嶇，可謂“地無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許多人見了都卻步搖頭。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裡看工程藍圖的時候，對身旁的心平說道：“看來開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說： “師父，記得您過去在宜蘭時，常常告訴我們：'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我願意跟隨您的腳步，突破一切難關。”心平不愧最早隨我出家，最能了解我的心意。
記得一九四九年剛來台時，這裡的佛教因神佛不分，不重義理的提倡，被知識分子譏為迷信之流。宜蘭偏處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難度，當我在一九五二年來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為不識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時，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這麼好的佛理，知識青年會不嚮往，我偏要如過去所願，向青年人弘法傳教，我要向困難挑戰！”於是一向羞澀的我鼓起勇氣面對大眾，凡見到一個青年來到寺院，就為他端茶接待，並且耐心地和他講話。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心平，翌年他發心隨我學佛，四年後出家。
後來前來道場禮佛聽經的人日漸增多，記得當時有一位有“金嗓子”之稱的張姓女青年，高中剛畢業，只喜歡唱歌，一來寺院就向我抗議：“為什麼要拜佛？”我告訴她拜佛的意義，她聽了以後，竟然說：“我還是不喜歡拜佛。”我回答她：“那你以後來就不要拜佛，坐著看別人拜佛就好了。”後來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說：“拜佛這麼好，那我以後也要拜佛，但為什麼要繞佛呢？……”聽完她一陣強辯之後，我對她講：“如你所說，你可以拜佛，不要繞佛，站在旁邊看大家繞佛就好了。”後來，她看著看著，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繞佛，覺得繞佛也很好，從此她常常來宜蘭念佛會聽經聞法，要求念佛繞佛，我就這樣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後，我成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她率先組織分會共襄盛舉，成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資聰穎的張姓女青年，在父親的命令下前來和我學佛，剛開始時她很不情願，每次來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會的磬魚響起，就在人群中渾水摸魚地溜走，但我都佯裝不知道，每次她的父親問起她學佛的情況時，我也幫她掩飾。後來她上我的語文課，越上越有興趣，還拿日記給我批改，此後一路跟著我從北到南弘揚佛法、開山建寺，她就是現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師。
年輕的學佛者日漸增加，我帶著這批生力軍到各地去弘法。我們得付費拉電線、買燈泡，並且搬板凳、貼標語、製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開講以前，還巡迴大街小巷，一面敲鑼打鼓，一面高喊：“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我們用這種克難的方式，以宜蘭為中心，竟然將菩提種子撒播到台灣各地。
為了引起社會大眾對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誕節這天舉行迎佛活動，本來我們計劃從宜蘭市的南門遊行到北門，無奈當時聚眾遊行乃法所不許，但為了增加信徒對佛誕節的認識，我們還是鼓起挑戰的勇氣，在雷音寺左右繞了幾圈，引起不少民眾圍觀。
一九七五年，第一屆華僧大會在台灣召開，當來自各地的華僧到達高雄火車站時，我鼓動信徒前往熱烈迎接，原本擬以歡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會，遽知來了幾萬人，因事出突然，我只得靈機應變，向困難挑戰。當大批人車走出火車站的大道時，我自告奮勇，高喊一聲：“跟我走！”隨即拿著教旗在前面闊步領隊，只見一路上所有紅燈都變成綠燈，整個隊伍如入無人之地，浩浩蕩盪地通過街衢大道，震動了整個高雄市，第二天成為《台灣新聞報》的頭版消息。在當年佛教徒備受壓抑的時代，這次揚眉吐氣的成果，發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於這個因緣，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會議”在台灣召開時，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參訪，這本不在佛教會的預定行事之內，但礙於眾議難違，乃安排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的行程。按理說，這短短的兩小時包括巡禮及吃飯，是怎樣也不足夠的，但我不為困難所挫，那天，我們將來自世界各地的五百餘名僧伽接來佛光山，前一個鐘頭，分成二十隊，由嫻熟各種語言的出家弟子帶領他們參觀全山設施；後一個鐘頭，在朝山會館席開五十桌，每桌由兩個侍席給予親切的款待，使他們大感意外，咸認在此地感受到台灣佛教蓬勃的朝氣。
年輕時讀到法顯、玄奘等諸位大師印度參學的壯舉，時生嚮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機會隨團走訪印度。在出發以前，就有很多人說印度人對中國人如何不友好，我們仍然克服溽暑，排除萬難，來到這佛教的祖國，以親善的態度贏得當地民眾寶貴的友誼，最後連印度總理也在百忙之中接見我們。這一次的訪問經驗之後，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年，我親自率領近二百人的弘法團朝禮印度聖蹟，是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朝聖團。當時，印度的觀光事業不發達，衛生條件也不好，在困難重重中，我們居然包了兩架專機，一架載人，一架除了運行李之外，裝滿了賑濟當地貧民的糧食、衣物、毛毯，最難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當中，團員們個個都歡喜愉快，健康無病，讓當地導遊都嘖嘖稱奇。
經過這一次的帶團歷練，後來的幾次朝聖就不為難了。直到第七度，應北印山區拉達克佛教徒之請前往弘法，才感到最為艱辛困苦。記得我們爬上四千米、寸草不生的峻嶺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秉持著“向困難挑戰”的決心，我忍著頭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處訪問開示，主持皈依典禮。
一九九○年，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組織國際佛光會，短短六年之間，我走訪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個協會，會員近一百二十萬名，成為世界五大社團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斷腿骨，從手術後的第三天，便開始到各地佛光會弘法開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臟開刀之後，也在一個月以內，藉著走訪美加視察會務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落基山脈。凡此，都證明了困難並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正視困難，化解困難，視困難為人生進步的踏腳石，要有“向困難挑戰” 的決心。
在推動佛教藝術方面，我也是憑著“向困難挑戰”的毅力開創新局。初到台灣，看到許多青年男女閒時以歌唱自娛，不禁感嘆佛教過去雖然藉著優美的讚偈梵唄度化了許多信眾，但到了今日，因詞意難懂，樂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殊為可惜！於是我開始撰寫歌詞，卻苦於沒有韻文的素養，但憑一顆“不向困難屈服”的願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樹》、《快回歸佛陀座下》、 《西方》等許多首現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開先河，組織佛教歌詠隊，一向不喜歡歌唱的我，不但為隊員請老師、抬風琴、印樂譜、搬椅子，還要勇於承受保守人士的抨擊毀謗。四十年來，我們從鄉村唱到都市，從國父紀念館唱到展演音樂廳，從台灣唱到島外，從錄音帶製作到碟片發行，佛教樂曲終於被大家所喜愛接受。回憶當初如無向困難挑戰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輕時我就立志為佛教設立一座寶藏館，同道們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異想天開。如今許多人見我在全世界擁有七個佛教寶藏館，都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三十多年來一點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辦佛教雜誌弘揚佛法也是一連串“向困難挑戰”的奮鬥史，撇開寫作的艱辛不談，像《覺世》，從旬刊到雜誌，光是工作的地點就搬來搬去，從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義西街，從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區的壽山寺，從大樹鄉佛光山的智度堂到東禪樓，到現在的如來殿。出版的方式則由報紙代印到郵局發行，從幾個人從事包裝到現在佛光山數百位學生幫忙套袋。記得一九六三年時的一場颱風下來，社址所在的三重市變成水鄉澤國，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連夜搶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幾次洪水氾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將資料檔案運送到較高的地面。今天《覺世》能夠擁有一九五七年創刊以來的合訂本，可說是全體工作人員不畏困難，得來不易的成就；每月發行四十萬份以上的雜誌，歷四十餘年，也可以傲視歷史，如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創辦佛教第一本綜合月刊——《普門》，在當年人力、物力、財力都很欠缺的情況下，又是一件“向困難挑戰”的創舉，我們憑著廣度眾生的信念，勇渡難關。近十年來，台灣的雜誌社有如雨後春筍一般林立各地，為了吸引讀者，充實內容，我作不請之友，在忙碌之餘，發心為普門提供“日記”，這一記就記了八年歲月。後來又增闢“百語”專欄，一寫又寫了六載。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曾經就著草地、縫紉機或撿來的木板上寫作度眾，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為了及時提供《普門》的文稿，汽車、飛機的座位、講經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書房。
弘法度眾的艱辛還不足道，開山建寺才是無比困難，佛光山深溝連連，光是搬運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難，而這里土質又奇差無比，遇水鬆軟，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場雨下來，就被洪水沖垮。為了擋水，我經常率領徒眾冒著狂風暴雨，搬沙包，運石頭，甚至連自己的棉被都拿出來應急。一九七七年，初創普門中學時，正逢颱風來襲，不但吹來的焚風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過境之後豪雨不斷，處處成災。普門中學生活大樓坍塌了，我們一面冒雨搶救，一面為新生辦理報到。
數年後，又一場颱風，高雄縣多處成了水鄉澤國，普門中學的山壁也被洪水沖倒，我們一面自力救濟，一面為台灣災區籌募賑濟款項。
隨著來佛光山的信眾日增，相繼興建的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已不敷使用。數年前，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飯的大樓，我再度“向困難挑戰”，在經濟拮据、施工不易的情況下動工，光是奠基時，打到地下的木樁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雲居樓終於完工，計有三萬六千米建坪，一、二樓沒有一根樑柱，上面還有四層樓，人稱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場因位於台灣北端山區，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經費龐大不說，當地的悍民想盡辦法削切山路、阻斷交通才是最為棘手的事情。後來在慧傳和慧義的建議下，決定另闢道路，東借西補地湊了五千萬元的工程費用，總算一勞永逸，解決行車的困難。有一天，擔任北海道場監寺的慧傳載我上山時，指著那條路對我說：“您看！北海道場多麼雄偉壯觀！”我笑著回答：“我一路上沒有看到你們開闢的道路，我只有看到萬分困難下付出的鈔票！”
聯合報》副刊描寫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先生在該校奮鬥的甘苦歷程，其中述說他在柏克萊大學初執教鞭時，因為是東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絕。讀到這一段時，我心裡有一種戚戚焉的感覺，因為我在歐美購屋建寺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往往找了一年半載都徒勞無獲。像現在的巴黎道場原是一座廢棄的倉庫，還是幾經尋覓，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來大學的校址，也是輾轉周折之後才得到手。島外開山之艱辛，可見一斑。幸好我的許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難挑戰”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輟。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磯建西來寺的時候，美國政府抱持質疑態度，偏偏又逢度輪法師暗中誣告，使得申請建寺的過程倍加艱辛，幸虧慈莊、依航不向困難低頭，每天冒著寒風一家家拜訪，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多次協調會，最後連基督教徒都說“我們的家庭需要西來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說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國政府終於核准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國家菲律賓時，屢逢兵變、地震、風災、水澇，但他不畏艱難危險，每天都到菜市場去度化信徒，許多貧窮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風的教育，當地人對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對他刮目相看。一九九七年二月，他應岷崙洛教區副主教拉米瑞茲神父的邀請，率領佛光山馬尼拉講堂的僧信二眾前往有四百年悠久歷史的王彬岷崙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禱菲國新年平安，社會安寧。
數年以前，我們一行數人初抵加拿大多倫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將去飛機場的時候，我只好在路邊停車，把依宏放下，告訴他：“你自己想辦法吧！” 他不負所望，儘管遇到諸多困難，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藉著在當地所學的英語及廣東話廣招來者，建寺度眾，而且還將弘法的腳步拓展到北極地區。
所謂“師資相承”，“克紹箕裘”，千百年來，佛教徒就在相繼不斷的接力當中完成許多宏偉的事業，也延續了聖教的長遠命脈。像棲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孫三代相繼不斷的成果；敦煌石刻則是從前秦時期沙門樂樽試鑿開始，歷時千餘年所完成的偉績，我們在追思驚嘆之餘，對於前賢“向困難挑戰”的遺風，能不勤行效法？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因出資者羅迦陵女士堅持學生（裡麵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將大學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來，禮拜一下很容易，易址遷校卻非常困難，但月霞法師為維護佛制，不惜一切，“向困難挑戰”。古德仁風，實令人不勝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為上求菩提，下化眾生，歷經萬死千生，累劫精進，終於成就佛道，廣度有情，更說明了挑戰困難所憑藉者，並非自私鬥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難並不可畏，它正是內在慈悲、智慧、信心、願力、精神、志節最好的試金石。 “向困難挑戰”，其實是在向自己挑戰，能一鼓作氣，通過考驗，我們的人生才能從突破創新中獲得無限的意義。
要爭氣，不要生氣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華北，在杭州經商的父親於返鄉途中突然失踪，根據判斷，應該是在槍林彈雨中喪生了。我家本來貧窮，遭此變故，一門孤寡更是受盡鄰里欺負。母親卻從來沒有自憐自艾，反而以堅強的語氣鼓勵我們四個稚齡的子女：
“孩子們，我們要爭氣，不要生氣！”
我聽了以後，下定決心要力爭上游。
那時家鄉的經濟十分落後，往往要擺渡到運河對岸採購日常用品。然而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沒有人肯為了賺一兩毛錢而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河。那年我才十歲，看到這種情形便自告奮勇，將衣服一脫，往頭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裡，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大家所需的用品買辦齊全。鄉人們常豎起大拇指稱讚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簡單！”看到母親綻開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加爭氣！”
次年，我攙著病弱的母親離鄉尋父，路過棲霞山寺，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答應寺裡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親知道我意向堅決，只好含著眼淚，獨自回鄉。望著她孑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吶喊：“母親！您放心好了，我會爭氣的！”
剛到叢林參學時，由於年紀還很小，我什麼都不懂，常常被同學取笑。這時，母親的話浮上心頭：“我們要爭氣！”於是，我加緊用功，發心工作，果然獲得了許多讚美。
初摸索寫作時，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兩句詩：
兩隻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佈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后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毫分。
先前寫得不好，是不知所云；這篇寫得好，卻被誤會有抄襲之嫌。雖然如此，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洩氣，反而更加細心地觀察事物，揣摩思考。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的佳作頻出，老師漸漸對我刮目相看，有時還在課堂上予以褒獎。這時，我隨手塗鴉的小詩數篇也陸續在報端披露，更是受到矚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時，只有自己努力爭氣才有用處。
或許因為我是家師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對於我總是分外嚴厲。記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家師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在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麼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全身生滿了膿瘡，無錢醫療，在等死的狀況下，我強耐病痛，寫了一封信給家師，報告我的近況。沒想到家師回信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面對這些事情的當下，心裡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後仔細反省，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百般安慰，乃至給我錢用，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我會很歡喜，他看了也會很高興。然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能夠堅強忍耐，自我爭氣啊！
一九五五年，當我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浮現在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呈給家師指教。由於當時海峽兩岸來往困難，我只有輾轉託人由香港帶到大陸，直到家師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懸宕的石頭。我這樣煞費苦心，為的就是要讓他老人家知道：我是爭氣的弟子，我不會讓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台灣時，善導寺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卻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鐘。寺裡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經一天，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另外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之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我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設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我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現在，佛光山的每個分院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須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在現代社會裡，雖然清茶淡飯、杯水車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自信誠摯的心意卻是無價的。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也都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之意，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我常常在靜夜裡回憶往事，想到當年的一些同道們在生活的壓力和人情的難堪之下，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勝感慨！
至此我堅信，所謂的“爭氣”，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而是爭千秋大業；所謂的“爭氣”，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眾生之福祉。
也就因為這一份為教為眾的認知，時時在心湖里激蕩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從來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撓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縮。
過了兩年，我受聘擔任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甚至後來圓融尼師創辦東山佛學院時請我教書，也終因道源長老的反對而作罷。
我想到與其和他們爭論，倒不如自己到別處去爭氣，所以，我決定暫時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對大眾，走上社會弘法的道路。
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不免感到遺憾。為了佛教的發展，為了眾生的福祉，我只有另闢天地，自我爭氣。
“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當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間佛教”理念，如今已成為教界一致認同的目標。這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應各地信眾請求，在五大洲巡迴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也經常邀請我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當我們遭逢橫逆時，既不需要哀求憐憫，更不需要憤怒抗爭。以願心為動能，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憤為力量，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
只要自己肯爭氣，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擇善固執，因為自助而後人助，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
政治的導向與觀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灣，只准基督教人士四處傳教，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不予認同，即使自己出錢製作電視節目，也遭有關單位駁回，說和尚不可上電視。有一回，我問他們：“連續劇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現嗎？”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說法，真和尚不可以說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似是而非的觀念！”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先例，製作台灣佛教史上第一個弘法節目。此後，由“甘露”到“信心門”，由佛經講座到“星雲禪話”，由“每日一偈”到“星雲法語”，我遊走三家電視台，非但邀約不斷，而且從過去自掏腰包的自製到現在電視台自願出錢的內製。應觀眾要求而將節目內容付諸文字，所出版的書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紛紛前來洽商，希望我能給予他們出版的權利，想到佛法能藉此普遍流傳，我也都欣然應允。
目睹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感，漸漸由排斥轉為接受，由肯定到進一步地讚許時，心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為佛教爭得了發展的空間。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開拓天地，還積極興辦文教事業、慈善事業，而且都先後獲得台灣當局的表揚和肯定。我之所以費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固然主要是為了廣利眾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爭一口氣，改變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
建寺安僧本來是好事，但也麻煩。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經過十年的申請，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廟登記；福山寺也是歷經八年的奮鬥，才成為合法的道場；圓福寺則因為地方財稅單位主管的刁難，險些被充公拍賣，靠著慈惠過去同事的幫忙，暫緩查封的時間，才在千鈞一發中拯救出來。
披覽聖典，翻閱教史，諸佛菩薩的不為惡魔所擾，歷代祖師的不被亂世所惑，不也是“爭氣，而不生氣”的最佳例子嗎？他們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慈心悲願，將全副身心拋灑於生命的時空裡，往往所爭回的，不僅僅是佛教事業的振興開展，更是千萬人法身慧命的亙古長新。我雖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隨效法。
反觀今日的社會，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些人為了爭取私利，而不惜爭狠斗勝，他們即使贏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往往輸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獲得了富貴榮華，卻危害社會，貽禍子孫。還有一些人在困境當頭的時候，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自暴自棄，徒然使親者恨仇者快，遑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了。
忙，就是營養
有一段時間，一連有好幾位徒眾因身體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靜養。為我開車多年、曾經擔任人事監院的永均法師問我：“那些人看起來身體很好，但每天又無所事事，為什麼那麼多病？我們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數職，為什麼反而身體健康不生病呢？”我隨口回答他：“因為忙，就是有營養啊！”不料這句話在徒眾間流傳起來，成為一句法語。回想起來，我的一生的確是因為忙，才少病少惱，身健心安。
童年時代，我就很喜歡忙。每天雞鳴而起，忙著幫大人插秧、除草、放牛、養雞，忙著和同伴捉泥鰍、找蟋蟀、玩紙牌、說故事。甚至連吃飯、睡覺都是在忙中度過。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里面似有似無地打發過去。忙，不但強健我的體魄，也長養我的耐力。
及至我十二歲出家之後，雖然生活方式有所改變，但是忙碌依舊，所以我從來沒有適應上的困難。記得那時我忙著早晚課誦、上課讀書，忙著出坡作務、挑柴擔水，忙著看守林園、捉拿山林小偷、護衛山門，甚至忙著立菩提願、發增上心，忙著念佛號，忙著打腹稿……幾乎到了無事不忙，無處不忙的地步。這樣從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於己絲毫無損，反倒強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緣。
由於我經常自動幫忙菜園工作，所以園頭不時送我兩棵白菜、幾粒番薯姜，讓我帶回去燒湯煮麵，與同學共享，彼此皆大歡喜。尤其在隆冬的夜晚，三五好友蹲踞廚房一角，一面忙著偷吃麵條，一面忙著閃躲糾察老師，既刺激，又溫馨。如今回味起來，依然樂趣無窮。
創辦的《中流雜誌》每個月出刊時，我總是義務地前往協助包裝寄發。一天忙碌下來，不但贏得師長的讚美，而且還能獲贈一份雜誌作為酬勞，使我能免費閱讀，先睹為快。這對於嗜書如命卻囊中羞澀的我而言，真是無上的珍寶。
就讀佛學院期間，我不但每天發心煮放參（晚飯）供養大眾，也時常到常住的織布工廠裡幫忙。雖不曾多吃一粥一飯，也未嘗得到一絲一縷的賜贈，但在忙的同時，我深深了解物力的艱難與緣起的妙用，一生受用無窮。
所以，在“忙”中，有數不盡的樂趣；在“忙”中，有無限的喜悅；在“忙”中，能安身立命；在“忙”中，能多所體悟。 “忙”的生活實在太美妙了！在“忙”中，我感覺到懶惰懈怠實在就是罪惡。
為了照顧一窩剛生下來的小老鼠，我將它們偷偷藏在抽屜裡，每天咬破飯粒慢慢餵食。看著它們從全身無毛到一身烏亮，從未睜雙眼到活蹦亂跳，我感受到生命之可貴在于躍動不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焉能不將自己忙起來呢？
為了同學贈送的幾條蠶寶寶，我在讀書作務之餘，跑全山，摘桑葉，一面注意它們的溫飽情況，一面還要避免被老師發現，一直養到它們長大成蛾，破繭而出。這些點滴體驗，讓我及早深入“雖忙猶閒”的三昧，對於我未來的弘法事業具有莫大的助益。
在佛學院圖書館兼任管理員期間，我除了夜以繼日地整理活頁文選之外，還經常忙裡偷閒，翻看《水滸傳》、《三國演義》、《基督山恩仇記》等中外名著。甚至在開大靜之後，點著線香躲在棉被裡偷偷閱讀，直至天亮。就這樣，數年之間拜忙中自修之賜，我不但得以遍覽群書，更激發對文學的深厚興趣。
老師的一聲令下，我忙著奔走油印，供給教材；同學的一句要求，我忙著整理講義，裝訂成本。忙，使我得到師長的肯定；忙，使我得到同儕的友誼；忙，使我意識到集體創作的重要；忙，使我感受到同心協力的意義。在閉塞的深山叢林裡，雖不曾閱讀“青年守則”，但我早已體會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觀世音菩薩因為二六時中忙著尋聲救苦，地藏王菩薩由於時時刻刻忙著地獄度生，所以贏得佛子們的頂禮讚嘆。因此，忙是善舉，忙是利行，忙是情義，忙是功德。忙，才是佛法的真諦。
剛開始時，為著一個開示，我往往忙了幾個通宵，準備講稿；為了一篇文章，我經常忙了幾個夜晚，搜索枯腸。雖然未曾領過任何鍾點費，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著台下的群眾由少而多，由點頭會意到拍手鼓掌，看著自己的一筆一畫印成方方正正的鉛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樹》、《人生》、《覺生》、《自由青年》等報章雜誌上，一股強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懷，實非錦衣玉食、華廈美屋之樂所能比擬。在忙中，我充分領略服務奉獻，不求報償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無，能苦能樂，能大能小，能進能退。
為了讓一本書及早付梓，我曾經守在深山草棚裡一個月之久，趴在塵泥地上，以大地為桌案，奮筆疾書，寫出我對人間佛教的理想。為了讓一本雜誌如期出刊，我時時餓著肚子，從台北大理街走到萬華火車站，坐火車到老北投，再轉公車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頂，將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師手上，才鬆了一口氣。每次完稿，望著魚肚白的天色，再看看表，往往已是凌晨時分。雖然我整天忙得無人無我，無日無夜，但在我不僅未曾減少什麼，反而增進了信心道念。
一九五一年，我擔任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著帶領學生做早晚課誦、出坡勞動，忙著準備授課及批改作業。此外，還得忙著圈點八十餘本的學生日記及輔導學生的生活。一個月下來，整整瘦了五公斤。儘管如此，我的心靈卻在忙碌中逐漸提升，我的視野也在忙碌中逐漸開闊。忙，開啟人人本具的潛能；忙，發掘方寸自有的寶藏。所以，我喜歡忙。藉著忙，我精進奮發，自強不息。
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時代，有人又說：“教書自有香菇面，教書自有好供養。”但我覺得，教書之樂不在豐衣美食，而在灌輸大家正確的觀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費或錢時，我總是拿去購買佛書，與佛子們結緣。忙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實在比黃金屋、顏如玉、香菇面、好供養更有價值。記得那時我常常為了一場講座，從宜蘭坐上一天的火車到高雄，演說完畢，又從高雄乘夜車回到宜蘭。在北宜線、縱貫線上，我雖然耗費了無數光陰，但生命的力量卻隨著滋長，怎不叫人歡喜？除了定期的講演之外，我馬不停蹄，忙著到工廠為勞工開示，到碼頭為漁民布教，到監獄為受刑人皈依，到軍營為官兵們說法。有人說時間難捱，我卻覺得一天二十四小時瞬息即過，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時可以使用。
那時，台灣的出租車剛剛開始營業，我為了趕路，偶爾不得不以出租車協助自己奔忙。每當里程表跳動一次，我的心臟也隨之起伏跳動。又要忙碌，又想省錢的滋味固然頗不好受，但是每當望著台下聽眾心開意解的表情，看著身邊的工作能夠完成，心中的喜悅真是無與倫比。
一九六二年以後，各個大學紛紛成立佛學社團，廣播電台也增闢佛教節目，一向喜愛文教的我越發忙碌起來。我不但為寺院服務，為信徒講經，還要為學生授課，為電台供稿，整天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雖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樂乎。
為了寺院的落成開光、住持晉山，我經常南北奔跑，親往參加；為了信眾的婚喪喜慶，我往往毫不猶豫，前去致意。漸漸地，應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夠，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願對別人失禮。雖說凡事已恪盡己心，無奈仍有未如人意之處。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時，忙，是一種快樂的修行；成名之後，忙，有時卻成為一種艱難的負擔。俗謂“人為名累”，其實，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難卻才是累人最甚。所謂“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我還是歡喜忙，所以仍然繼續地忙下去。
隨著佛教的發展，五十歲以後，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辦理學院、創建養老育幼事業、從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寫下了“忙”的歷史。但有誰知道，我常常為了開導一個頑皮的小孩，忙著想盡辦法；我往往為了疏通一位固執的老人，忙得舌乾唇燥。時間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飛逝而過。佛經上說： “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眾工作中，我學習到謙虛耐煩的美德，也長養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穫。
佛光山開山之初，我忙著帶領弟子們披荊斬棘，啟建山林。平日里，我忙著在全山掃除各地落葉；假日時，我忙著進廚房供應香客素齋；山洪暴發時，我忙著以身擋水，保衛道場，事後還要忙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颱風來襲，我忙著巡視各地，災後還要忙著修補搖搖欲墜的草寮。經云：“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在“忙”的生活中，我對於這句話有很深的體會，因為佛光山的一沙一葉中，有我全部生命的虔誠供養。
近十年來，我的弘法腳步拓展到國際舞台。我曾六去印度朝聖，八赴歐洲弘法；我曾七往大洋洲地區巡視寺務，三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視察佛光山的別分院。為了將大乘佛法傳入西方世界，我去過北美洲三十次以上；為了每年為期三天的佛學講座，在馬來西亞的莎亞南體育館，我主持過八萬人的集會；在印度的拉達克，我爬上海拔四千米的高地，向當地信眾弘法。聯合國大廈曾有我過往的足跡，印度總統府、泰國王宮、美國白宮也留下我和各國領導人會談的歷史。世界的七大奇觀，我曾一一佇足觀賞。在倥傯的弘法行程中，我瀏覽過莫斯科紅場的風光；走訪過得克薩斯州的美國太空總署，使我對尖端科技的成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參觀加利福尼亞州的環球影城，讓我對聲光化電的功用有了深一層的認知。我忙著做一個地球人，將歡喜遍撒十方世界，將自己融入萬物之中，每天過著既充實又幸福的忙碌生活。
滾石不生苔，流水不生蠹。忙，才能發揮生命的力量；忙，才能使我們身心靈活起來。經云：“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又說：“人所欲為，譬如穿池，鑿之不止，必得泉水。”藉著忙，將自己動員起來，才能一鼓作氣，先馳得點。如果能善於忙碌，“忙”就是一帖人生康樂的最佳營養劑。
沒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國法身寺負責國際弘法部門的範淑智小姐，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會的會長帕拉普先生將佛牙恭送到台灣的時候，曾經來山住了幾天。有一天，她說：“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歡喜、安住，因為我在法身寺不是從事職業，而是一件沒有待遇的工作。”我雖然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還是繼續問她：“沒有待遇的工作有什麼好處？”她說：“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種職業，我會計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歡喜。現在因為沒有待遇，我覺得是法身寺的法務，是我良心的責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覺得沒有待遇的工作比職業性的工作要快樂得多。”善哉斯言！難怪多少年來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樂而忘憂，原來她已經深入快樂工作的三昧了，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眾從信仰裡、從服務中所激發的法喜禪悅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門的長老職事，為什麼能數十年髮長遠心，為佛門奉獻，無怨無悔？仔細想來，不正是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只求佛法能發揚光大嗎？像心平原本在台灣印刷廠服務，慈莊原本在蘭陽女子中學服務，慈惠在稅捐處服務，慈容在製藥公司服務，心定在郵局服務，蕭慧華在電信局服務……三十年前他們為了信仰，不惜辭去待遇優厚的工作，投入佛門的弘法事業，每月只領取區區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發揮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數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為他們弘法利生的代價不是外來的金錢數字，而是內心的功德法喜。
記得有一次，一位遊教授到西來寺參加佛教會議時，看到住眾從早到晚忙得如此歡喜，不禁慨嘆自己經常找不到一位樂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有那麼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於是問我其中有什麼秘訣。我說：“這是因為我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所做的一切都是沒有待遇、心甘情願的工作。”回想多少年來，我經常想到自己只是大眾中的一個，所以從來不以師長自居，命令別人做事，結果大家對於這種沒有命令、沒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熱心。
像在台灣榮民總醫院為我心臟開刀的張燕醫師、美國皮膚科的沈仁義醫師、眼科的羅嘉醫師、牙科的李錦興醫師，不但視我如親，耐煩問診，即使聽說任何一個佛光山的住眾生病了，他們都會自動放下手邊的工作，親為治療。長遠以來，從不接受金錢或物質上的待遇，比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認真。
“沒有待遇的工作做起來更加起勁。”台北佛光青年團團長黃金寶如是說。看著她領導一群青年干部在公暇課餘，從普門寺做到台北道場，從台北道場做到佛光山，任勞任怨，十數年如一日，不禁讓我回憶起數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許多不求待遇的義工為法忘軀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像李決和居士在宜蘭雷音寺為我義務擔任總務主任二十年以上時間，後來隨我出家，法名慧和；陳伯汾先生為佛光山萬壽園和佛光大學的建校工作在台北、台中忙碌奔走；此外從早期的林松年、郭愛、陳慈如、洪呂淑貞等，到近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義工，如台北的蘇月桂、李虹慧、遊登瑞、許卉吟，基隆的孫淑英、李鳳玉，台中的沈尤成、洪嘉隆、賴義明，台南的曾進朑、陳順章、葉惠貞、蕭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趙翠慧，波士頓的馮文鑾，休斯敦的趙辜懷箴，洛杉磯的陳居，香港的嚴寬祜，馬來西亞的陳瑞萊，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遊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劉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聖保羅的張勝凱，南非的熱內等。
近年來，我在台北道場出入頻繁，常常天還沒亮，就看到義工們已忙著擦窗、洗廁、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場的工作就搭公車去上班，有的繼續留在道場值日服務，其中有許多人在家裡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紳、千金嬌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從事金剛、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沒有道情，哪裡會有人肯如此熱心？所以我常說：“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
在佛光山的職事員工有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假期，每天供應信眾飯食、帶領香客參觀、照顧佛殿香火、從事文教工作之餘，還得自修佛學，早晚課誦，朝醒夜寐，無時無刻不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為這種沒有待遇的工作讓心靈更充實，更快樂。因為在沒有待遇的工作裡面，有自己的尊嚴，有奉獻的誠意，有發心的喜悅，有無限的價值。
佛光山佛教學院的學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務，寒暑假有勞動，過年過節還得為眾忙碌，有時第二天就要考試了，但為了讓來山的信眾都能心無旁騖，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擻地從事行堂、典座、香燈、知客等工作。有時我和老師們說：“學業要緊，應該讓學生有多一點時間準備考試。”沒想到學生們卻說：“我們在佛門裡修行，要為弘揚佛法多做一點事情，佛光山是選佛場，我們要經得起佛陀的考試。”——“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張滿分的成績單！
記得過去在台灣，著名的台南大仙寺裡面有三百多位住眾，寺院規定他們在做苦工十五年後，可以換得一間房間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眾連房間的觀念都沒有，每天沉醉在奉獻的法喜中，像慈莊在美國開山時，曾經以馬場為家；滿徹初到德國時，以車庫為房……如果不是諸佛菩薩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讓四眾弟子攜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淨土？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獲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實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黃世樑和林秀蘭夫婦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蘭度化的信徒，那時他們還沒結婚，雙方都曾要求隨我出家，而我當時沒有道場，無法教養他們，所以勸他們在家結婚一樣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後來他們雖然成家立業，但雙方約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養子女。當我建佛光山時，他們結束事業，和我共同開山。二十餘年來，黃先生從事水電修繕，黃師姐為大眾服務，不但不要求待遇，還將台北房屋的租金捐獻給各種佛教事業。發菩提心容易，髮長遠心難；做沒有待遇的工作容易，做幾十年還能保持如此歡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台北的工商界為了要求加薪，紛紛遊行街頭，示威抗爭，一時之間，震動了整個台灣。我在一次集會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員工幽默地說：“你們也可以搖旗吶喊，走到大雄寶殿或朝山會館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為大家不免也會對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一位在山上負責清潔掃地的老先生起身發言，說道：“我們不是為待遇而來的，我們是為歡喜和功德而來的。”我問他： “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麼歡喜呢？”他說：“法師們遇到我們的時候，都稱我們'老伯'，而且對我們微笑、尊重，種種關懷，在這里工作，有很大的尊嚴，有很多的喜悅，這些就是無上的待遇，為什麼要去遊行增加待遇呢？”
“沒有待遇的工作”蘊含了多少的樂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沒有暑寒假、沒有年節，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待遇。從前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因為我和師兄說：“校長的薪水，請您一半交給常住，一半交給我的母親。”
由於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所以有待遇也像沒有待遇一樣。記得我初到台灣在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發的錢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單銀”，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誌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
後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幾十年當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單銀，我用來添置弘法道具，率領青年到各處布教講演。當時蘇澳到瑞芳所有火車站的站長都皈投三寶座下，宜蘭鐵路局運務段段長張文炳居士認為我們對宜蘭佛教有貢獻，因此每次看到我們一行多人搭乘火車到各地佈教時，都不收車票錢。讓我得以將省下的車資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來，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將單銀餘款購買紀念品、卐字項鍊和青年朋友結緣。那時基督教盛行，掛十字項鍊者比比皆是，這些可愛的佛教青年們卻將我送他們的卐字項鍊掛在頸項上，露在衣領外面，穿梭在機關行號、市街大道上，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當時的情景，都不禁歡喜鼓舞，因為在那個佛教備受壓抑的社會裡，在那種民風保守的年代裡，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是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逢週末，台北等地都有許多人成群結隊朝山，在早課時皈依三寶，我的紅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沒有接受待遇的習慣，所以就將紅包聚集起來，為大眾購買桌椅、拜墊。幾十年來，看到信徒上山，所用的桌椅、所拜的拜墊，無一不含藏了我誠摯的心意，偶爾在內心也會揚揚自得。
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我一概拒絕酬勞，但企業行號、公司工廠等地方，因為是生產單位，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所以收下來之後，就盤算如何用之於大眾。甚至於台灣公務人員集訓時，我是講師之一；成功嶺大專青年集訓時，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我也曾擔任教席，像這些常態性上課的鐘點費，我都集合起來購買圖書，供大家閱讀。現在佛光山別分院幾十個圖書館裡都有我購買的書籍，當青年們閱讀時，雖然不知道書裡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內心的歡喜，卻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我曾經擔任中佛會理監事數十年，也曾在台灣省佛教會各支會被選為理事長、常務理事多次，都沒有待遇；甚至我擔任常務顧問、評議委員，也都是無給職；我參加各處道場開光剪彩，都不收車馬費。雖然做了多少“沒有待遇的工作”，初時默默無聞，可是為我一生帶來多少善緣。
我和發心的人一樣，一生樂於做社會的義工。 “沒有待遇的工作”，我做得很歡喜，很自然，因為一直都認為服務大眾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裡的呼吸一樣，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辦《今日佛教》、《人生》雜誌、《普門》雜誌、《覺世》旬刊的時候，還要自己義務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購買郵票、車票、稿紙、信紙。我辦佛學院三十餘年，曾擔任無給職的校長、老師，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學生吃住衣單，等等。雖然都是一些“沒有待遇的工作”，但當我看到多少社會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麼報償都來得更加欣慰。
現在佛光山各別分院辦中文學校、才藝班，我希望他們不要收費，但徒眾卻說社會上請來的老師需要有鐘點費，因為因果業報平等固然是佛門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會的遊戲規則卻是義務權利對等，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順應時代需要，讓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個人認為，想要未來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須提供權利、義務對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別人長期義務奉獻。
過去多少年來，我看到前來佛門發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會上年老退休以後，已經不計較，也不需要金錢來養活家人和自己，才將殘餘歲月的力量全心奉獻給佛教，自忖：“這樣的幫忙，能夠成就多少事業呢？佛門對於一些工作人員也應當給予合理的待遇。”所以當我成立普門中學、佛光出版社、普門雜誌、佛光大學等等時，對於所聘的專職員工，都支付薪津報酬，因為有了待遇，才能解決生活問題，才能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為弘法利生而奉獻自己。如果個人不需要外財負擔家計，有了佛法，內心必定會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絕接受待遇，所謂“有無一如”，不執不拒，無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種修行境界。
此外，我認為，佛門對於一些學有專精，卻心甘情願在宗教裡奉獻、不要求待遇的人，也應該給予發展的渠道。像住在高雄的餘陳月瑛女士為了佛光山的事經常到各個階層奔走發言，我曾取笑她說：“你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聽到這句話，也莞爾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師、高雄的蘇盈貴律師、專科職校的陳潮派老師等保護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樣。我想，即使給予再優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獻身獻命的人。感念之餘，我對他們倍加敬重禮遇。從他們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門中學教職員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學校來發給月薪，而佛光山徒眾沒有待遇，只有每個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門中學一位老師將薪水用罄之後，向佛光山一位職事說：“將你的三百元也藉給我好嗎？”可見得有待遇的人，不見得有，不見得多；沒有待遇的人，也不見得少，不見得無。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傳授三壇大戒時，邀請二十多個國家的戒師穿越千山萬水，前來擔任戒場教誡工作，沒有一個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為弘法利生而摩頂放踵，不計利益的美德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巴西佛光會的張會長不但舍宅為寺，又再添購大筆土地，計劃建設南美第一大寺，將來還要辦南美洲佛學院；美國休斯敦佛光會的趙會長不但購地建寺，還到處張羅建設基金。現代居士大德為興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錢出力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數人錙銖必較的普遍心態，佛教的無相功德不是更豐富、更圓滿嗎？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 “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擁有了更多、更大、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不但個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開山建寺，也是“以無為有”，經常今日不知明日糧，日日難過日日過，正應了古人的詩偈：“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時時刻刻都覺得法喜充滿，希望無限。 《般若心經》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真是一點兒也不錯。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文不名，實際上是心甘情願、歡喜結緣的工作；“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無所得，實際上才是真正能獲得功德法財的工作。
讓我們歌頌工作的權利義務有對等價值的同時，也禮讚“沒有待遇的工作”，因為那不但是佛教有緣人的本分，也是一種能讓自己擁有無限，獲益無窮的生活哲學！
千生萬死
在我一生當中，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幾次入獄，險些被拉去槍斃；二十八歲時，醫生說我的腿必須鋸斷，否則生命難保，想不到蒙佛庇佑，病況好轉；五十四歲時，醫生說我只有兩個月的生命，又在忙碌中不藥而愈。一九九五年，我年近七十，因心肌梗塞而被推進手術室，醫生說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很坦然地接受，因為我知道人生必須要經過千生萬死才能走過來，是生是死，是好是壞，我都要去面對。開刀完畢，在恢復室中醒來，回想過往種種，深深感到“千生萬死”正是我一生的寫照。
童年時儘管家庭貧窮，沒有得到父母多少憐愛，但是親情、恩情在心中盤旋蕩漾，形成一番執著，總是難以擺脫。記得初出家時，想到父母，想到外婆，心中不免千百迴轉，難以割捨；想到哥哥、姐姐、弟弟，想到親戚友人，也是牽腸掛肚，多少懷念。每當家中傳來一絲消息，或姐姐做了鞋子託人老遠帶來給我，都會讓平靜的心湖再添波濤；甚至我出生滿月時寄名禮拜的師父捎來對我的思念，或某位同學為了想念而寫一封信函，也使我因感念知遇的人情而鄉愁盈懷。多次想返回故里探望親舊，終於還是給古寺深山的叢林規矩限制住，多少妄念在方寸中激盪，經過千生萬死，才慢慢跳出私情的牢籠，悠遊於法海之中。
本以為如此就能超然世外，但跟著而來的愛教熱忱、護教勇氣在心中翻騰，每次自問：“興教度眾，舍我其誰？”一股沛然之氣湧上胸懷。但是目睹社會多有不平，佛教界有些人又昏庸無能，經常午夜夢迴，情不自已，激昂慷慨，熱血填膺。在興教護教理念中幾經掙扎，才懂得僅憑血氣方剛、一片愚誠，終是無用，必須學養充分，以待來日。一旦己立，何患無成？因此，也從愛教的框框中脫身而出，立誌發願奮發圖強，才感覺到“千生萬死”的枷鎖已不再桎梏我了。
從一字不識到慢慢閱讀，從懵懂無知到懂得分析，從記憶全失到思辨快速，從扛榜挨罵到名列前茅，在我而言，心智上的發展亦如小龍蛻皮，需要經過多少層的剝落及癒合，“千生萬死，萬死千生”，才能得到一點成果。烽火連天，顛沛流離，每逢換老師，換學校，換同學，換地點，必須要捨棄多少，提起多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定下心來接受無常的變易。如今回首前塵，若非經歷“千生萬死” 的陶鑄，學業、道業哪能有一點成就？
在念佛堂裡想要將一句佛號念得純熟，意念上必須通過千生萬死的考驗，才能將心魔打敗；在禪堂裡靜坐，好不容易將腿子坐得柔軟，不再酸麻難耐，心卻如猿猴般七上八下，經過千生萬死的錘煉，才得到一點忘我的境界。童年的時候，正逢抗日戰爭，我以十歲之齡，就想去當游擊隊裡的兒童兵，為國家抵抗外侮，稍盡綿薄之力；及至出家受過三壇大戒之後，仍想做一名僧眾的警察，護教衛僧。那時，對世俗也曾有一些嚮往，對人間也有一些抱負，覺得身為佛子，應該從事生產，不可做社會的寄生蟲、國家的消費者，所以很想為佛教興辦實業，諸如農場、礦場、窯業、學校、醫院、報館、電影院，等等。此後，每當看到一片廣大的農地，就想到佛教的種子能種在這樣的平野上開花結果；每當看到工廠煙囪冒煙，就好像看到炊煙裊裊都變成佛教的字樣，整日為此夢魂顛倒，就如同輪迴業力束縛住自己的思念。也曾有過努力的成果，像白塔小學、大覺農場、益華文具社、華藏清淨水、華藏小學、華藏織布廠等，無奈最終全部成為夢幻泡影，頓時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千生萬死”，不知如何了脫。
叢林十載，過著貧乏空無的日子，寫了一封信給母親，要寄的時候卻發現沒有錢買郵票，只好放在口袋裡，如此寫寫放放，竟也積了十幾封信。衣服鞋襪常常是揀老和尚往生遺留的舊物穿著，破了，就用紙糊一糊再穿，千瘡百孔的衣物似乎代表著出家僧侶千生萬死學佛求道的決心。
離開焦山到南京、離開大陸到台灣之際，匆忙之間，書籍、衣物無法帶走，只有轉送他人。渡海來台，在基隆下船，從台灣北部走到南部，從南部走到北部，沿途民眾大都打赤腳，眼巴巴地望著我們，我們只好入境隨俗，把僧鞋扔了，買一頂斗笠戴在頭上。後來，煮雲法師從普陀山來台，我將僅有的長衫相贈，從此一襲短褂，一穿數年，後來有了一點錢，才買布染衣，自製僧衣。一種失而復得的心情油然而生，彷彿物品也會死而復生，這才醒悟：“千生萬死”就在眼前，何必往他處體會輪迴流轉？
其中有好長的一段期間，我是處在三餐不繼的飢餓狀態。記得有一次到日月潭傳教，因為沒有錢買回程車票，只得將別人剛剛送我的二十型派克鋼筆賣給他人，才有錢回去。也常常由於買不起一張公共汽車車票，所以從台北車站步行到萬華，只為了將一本雜誌編好。每次在印刷廠裡排版時，因為買不起麵包，終日以喝水充飢，發現還是可以挨得過去。千生萬死的忍耐，換得自己慧命的長存，也是很值得的。
多少不懷好意的惡言，多少嗔恨嫉妒的惡行，多少冷漠拒絕的表情，多少輕視不屑的眼神，如果自己的心念不堅，無法從千生萬死的煩惱中解脫出來，很容易就被無明的巨浪波濤所吞噬，而終至於萬劫不復。
也曾怨恨自己沒有特殊長才，不能受完整的教育；煩憂自己缺乏好因好緣，無法憑仗強勢的背景，以致無法光大師門。也曾氣惱人間功利充斥，缺乏正義；悲憤社會沒有法理，不講公平，以致內憂外患踵繼，身心交相煎迫。繼而反觀自照，又慚愧自己福德不夠、道行不夠、年資不夠、能力不夠，故而立志奮發，積極向前。回顧當年，如果不知回頭轉身，不能從“千生萬死”的境界裡及早出離，如何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從樸質無華的叢林來到五光十色的城市，從深山苦修的古剎走到熙來攘往的都會，起起伏伏的心念猶如經歷千生萬死的天人交戰，才使羞澀內向的我鼓起勇氣，轉而擁抱大眾。早在棲霞山寺出家時，我就已經立定志願不做住持，要往教學方面發展，但是天不從人願，初來台灣，佛教不昌，哪來這麼多學生給你教學？只有先撰寫文章發揚佛教，多少次搜索枯腸，伏案苦思，一篇一篇的文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輪迴，卻被人誤以為懶惰，不事生產。心想：無法堅持理想，只有向現實妥協，但一意妥協也不是辦法。思緒排山倒海而來，如“千生萬死”般一波又一波地湧入方寸之中，終於決定日修苦行，服務寺眾，夜撰文稿，實現理想。後來又走上弘法度眾，甚至建寺安僧的道路，雖是千不願，萬不願，多少猶豫，多少考慮，方生方滅，方滅方生，如“千生萬死”般在心頭攪動不已，但形勢所逼，沒有選擇，自佛光山開山以來，遂揭櫫“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濟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旨以為標的。既經決意，永不退票，一路走來，無怨無悔。感謝常住三寶、龍天護法、十方信眾，護我、愛我、助我、敬我，若非如此，怎能從煩惱妄想的千生萬死中解脫至今，達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出國弘法，看似非常風光，其實在飛機上一坐，短至數小時，長至十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無法活動自如，抵達目的地，感覺有如脫了一層皮。往往從熱帶到寒帶，跨越數國，還得適應各國的氣候、時差、風土、人情、飲食。一下飛機，不斷地講演，不斷地會客，不斷地座談，不斷地照相。我下榻的房間人來人往，是客堂，也是飯廳；是會議室，也是電話間。對於不同的人，我必須要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對於不同的問題，我必須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一次出國就好像經歷了千生萬死，更何況一年多次的環球弘法。
別人聰明，一講即悟，我必須千百次斟酌，才能知道本末究竟；別人能幹，一件事情一次完成，我必須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別人一之，我十之。由於抱定千生萬死的決心，一切方能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從最初一所佛學院到目前十六所佛學院，從最初二十個學生到現在將近兩千名學生，當中隨順各種因緣，或改變學制，或更易老師，或改善教案，或革新教學方法，雖然只有三十四年的歷史，卻也好像歷經了千生萬死。
一份《覺世》雜誌已經一千多期了，中間多少曲折變化：光是搬遷，就不下十次以上，形態大小從四開、三十六開到十六開，發行量從剛開始的二千份到現在的四十二萬份。多少年來，看著坊間許多雜誌社從有到無，而我們是憑著千生萬死、求新求變的共識，才得以屹立至今。
即使一首簡短的《三寶頌》，也是千生萬死，不斷醞釀的結果。如果不是四十年念念生滅，心行思維，哪裡有現在《三寶頌》的歌聲在各種佛教集會中傳出呢？
從雷音寺、壽山寺開始，到世界五大洲近二百間寺院，更是集合多少人力、財力，歷經多少周折才得以完成，可以說一切的成就都是用“千生萬死”來莊嚴的。
佛光山寺院登記，足足等了十年，甚至有些建築的許可證是到開山三十週年之後，才陸續核發下來。放生池蓋好了，一次又一次地被洪水沖垮；土牆建成了，一次又一次被颶風吹倒。每到雨季，驚心動魄，我和弟子們鎮日巡視，好像在和大自然作千生萬死的搏鬥。記得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第一天報到日就遭逢馬達故障，我只有守著修理工人寸步不離，甚至在佛前發願：“如果再沒有水來，我願將身體的血液化為流水，供給大眾飲用。”直至工人說已經修理好了，我還是不放心，穿過樹林，爬上水塔，摸到汩汩的流水，二十四小時的心焦如焚才一掃而空，耳聞早課的打板聲，我才覺醒已經一日未眠，彷彿經歷了一場千生萬死的噩夢。
辦活動，怕沒有人來參加；辦法會，怕細節不周；辦講座，怕天公不作美；辦雜誌，怕無法如期出刊，種種考量，種種策劃，如果不是抱著共同存亡的決心，將相關的人、事、地、物安排妥當，以千生萬死的態度精益求精，如何能將事情辦得盡善盡美呢？
即使如澳大利亞的南天寺、南非的南華寺，雖然承蒙當地政府獻地，但也需要籌備擘畫，像市長、議長等政府官員及建築師、工程師數十小時的飛行，我和慈莊、慈容也是多次赴往勘察，由於大家都具足了千生萬死的毅力，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南半球第一大寺於焉成立，戰亂不斷的黑暗大陸也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從小被老師打罵、責怪，甚至冤枉、委屈，從傷心難過到直下承擔，成長的代價需要經過多少“千生萬死”的心路歷程。及至後來，收徒納眾。許多人羨慕我徒眾滿天下，但是有誰了解：度一個信徒，需要多少年和他周旋，不秉持“千生萬死”的發心，哪裡能讓他得度？教一個弟子，需要多少年慈威並濟，不具備“千生萬死”的耐煩，哪裡能讓他柔軟受教？但徒眾不解，往往怨怪：“你耳根軟，聽信人言。”“你不了解我。”“你不公平。”其實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不從這些情緒的言語裡“千生萬死”地磨煉出來，如何領眾熏修呢？
苦難固然是一場生死，榮耀也是一場生死；挫折是一場生死，成就也是一場生死。多少師長慈顏愛語的慰勉，多少信徒恭敬虔誠的供養，多少人士美言恭維的讚嘆，多少機關獎章牌匾的表揚，如果不把它們看成修養的歷練，任其埋沒大志，也難以從千生萬死中解脫出來！
出家六十年來，師長同道中，一些人年紀輕輕就亡故了，一些人老成凋謝，目睹於此，對於千生萬死的人生早已感悟良多。信徒之中，有些人因親人傷亡而學佛修行，將小我投入大我之中；有些人因看破世事而積極向道，尋找生命的意義。所以，人必須要經過“千生萬死”的體會，才會珍惜自己的人生。
生命，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異、滅；物質，有成、住、壞、空；甚至細胞，也會自己更新，可見輪迴流轉是極其自然的道理，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可悲。可悲的是許多人不了解其中的意義，任其生滅，以致生命如行屍走肉，暗淡無光。儒家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空乏其身。禪門則主張參禪要參到一個轉身時，所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不死的！我們唯有了解千生萬死的真諦，進而積極奮發，才能邁向圓滿。
不要做海豚
初到台灣，住在中壢，負責協助佛教會新竹縣支會的妙果老和尚回复信函、公文。每次去那裡，做完事之後，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給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覺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裡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條小魚的賞賜，心裡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後，我收徒納眾，看到跟隨我的弟子們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給他們一些讚美或獎品，我不禁想起過去的往事，因此對他們說：“希望你們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條小魚吃！”
自古以來，人雖貴為萬物之靈，卻還含有動物貪婪的習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這種習氣，給予好處，作為領導的要訣。例如軍隊戰爭勝利時，皇帝便封官賜地；地方人士做了一點慈善事業，父母官便賜匾授爵；為了籠絡外強，使不侵略國土，便舉行聯婚；為了平服內患，開出種種優厚的條件，以招其來歸。即使如堯賜女兒給舜、萬眾擁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為和番而讓文成公主下嫁、趙匡胤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等，如果將人類心理分析透徹，無非也是一種餵小魚給海豚的想法。
直到現代，有些人對國家社會做了虛偽表現，就希望政府給予升官犒賞；有些人自組社運團體，利用抗爭遊行的方式，強制政府給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賄賂，從事種種不法勾當；有些人在競選時買票，以達到當選的目的。像這種海豚心態，實在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現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敵人買通，充當間諜，導致國破家亡；有些國家則為了得到他國的擁戴而提供給他國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亂。凡此，都說明了海豚心態，小則損及個人的道德、事業，大則危及國家、世界的安寧，我們不可等閒視之。
回想自佛陀創立佛教以來，以及經歷各朝的祖師大德們統領十方僧團，弟子何止萬千，但是他們教導徒眾做事，是以訓誨來代替賞賜，以開示來代替鼓勵，因為他們手裡雖然沒有形式上的小魚，然而卻有另外的法乳滋養徒眾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雲集。此外，佛陀捨身捨命不離仁義的修行、富樓那尊者的一命供養佛陀的決心、鑑真大師的“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師的“發菩提心，立堅固願”，都以身教模範後學，無非是在教育大眾：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為“小魚”而工作，應該要有濟世的抱負及遠大的理想，而不汲汲於得到一點賞賜。
年少時，每每讀到高僧大德的事蹟，總是動容不已。後來來到台灣，看到佛教落後，而大多數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隨俗浮沉，卻不想振興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舍我其誰”的悲願油然而生，例如那時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託大家聽講，而且還得自己張羅道具，租借桌椅，印行傳單和大家結緣。不過我不是以小魚餵食海豚的心態來做的，而是抱著心香一瓣來供養十方的心情來做的。後來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當時皈依三寶座下的信徒，四十年來護持佛法，從未退心，這證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資糧。
很長一段時期，我曾經為《人生》、《菩提樹》、《今日佛教》等佛教雜誌及廣播電台、報紙副刊撰寫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費，而且還倒貼郵資、車資，這是因為心甘情願才能持之以恆。當初我從宜蘭每次到台北主編《人生雜誌》，記得在吃飯時，主事者都說：“你看！就是知道你要來，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長老雖是好意，但我每次聽了這句話，都覺得很不以為然，心裡想著： “工作責任是應該的，難道只為了你這一點賞賜，我才賣命嗎？”在世上，論功行賞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魚餵食海豚的心態來施捨。有氣節的“海豚”看到觀眾拍手，也會高興地搖首擺尾，不一定只為了小魚才表演，更何況我們人類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來宣揚大法，是何等神聖的千秋偉業！
我初到台灣不久，適逢佛教會改組，我也被任命為改組委員之一，自覺能為佛教發展貢獻心力而十分高興，因此很賣力地去做，並且不時提出意見看法，只是後來發現長老們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長老們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務理事，那時我不但無名、無錢，而且連食宿都沒有著落，照理說給我一張辦公桌就很心滿意足了，常務理事是何等尊貴，二十多歲的年輕僧伽，無功無德，豈可據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寧可死守揚州，也不給清朝官祿收買；民國初年的梁啟超寧可退回袁世凱的十萬大洋，也要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聖的弟子，大乘宗門的後代，又豈能如海洋公園裡的海豚一樣，滿足於眼前的小魚？所以便斷然拒絕。
回想五十年來，已召開二十屆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種種因緣不具足之下，總是與我有緣而無分。年輕時，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參與大會，但是都因台灣佛教會的主事者阻礙而希望落空。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樂意從旁協助會務。後來因緣具備，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搬出亞洲地區，進入國際舞台。二十次大會，我個人獨立負責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屆世界會員大會，在美國西來寺舉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在台灣佛光山舉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屆世界會員大會，在澳洲南天寺舉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會議場所，我都積極主動地給予承擔支持。
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時，他們共同推舉我為榮譽會長。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時，他們希望我能正式擔任總會長，以帶領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但我已無意於此，因為國際佛光會的會務已夠我忙碌了，尤其我覺得現在佛教界英才輩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師、馬來西亞的達摩難陀、韓國的月下長老、日本的水穀幸正、泰國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應該來執掌世界佛教會務，而他們也不會如海豚般為了小魚才肯有所作為。所以，世界上國際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魚飼養，而是要給他們佛法更多的掌聲。於是就婉拒了他們的厚愛。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蘭念佛會。因無會址，而需要籌建講堂，但那時一無所有，豈易進行？宜蘭縣張某來找我說道：“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的母親往生，請你為她在告別式上誦經拈香，他們願意提供興建講堂的全部水泥。”我聽後非常不悅，立即回答：“水泥有什麼了不起，就是用黃金打造，我也不去！”因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魚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那時我還年輕，非常執著。但是隔天一個信徒往生，我卻做不請之友，為他誦經祝禱，而且一路送他到墳場。喪家送了我一個六十元的紅包，我將它悉數轉為《蓮友通訊》的經費，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魚可以換得的。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儘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質，就像海豚需要小魚一樣，但世上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像寶貴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誼等，尤其一個人的尊嚴，更不容許別人踐踏！
三十年前，我率領十二位徒眾為嘉義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會，堂主拿了許多布料以為回饋供養，在那個物質貧窮時代，這麼多的布料可謂價值不菲，但我卻予以婉拒，並且另外掏錢給徒眾們到阿里山一遊，以慰勞他們的辛苦。我覺得：海豚可以為了小魚表演，但人除了小魚之外，還有其他的意義在；人，應該珍惜小魚之外的那一點點東西。這幾十年來，無論佛光山多麼忙碌，我都盡己所能，派遣弟子們幫忙其他友寺法會活動，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魚之外的這一點點。
有一天，我正在佛光山法堂處理公文時，突然接到侍者通報：高雄某一信徒要供養我十萬元，希望能和我見面，並要我去麻竹園拿。我立刻拒絕。但是一個星期之後，聽慈惠說，另外某一位信徒要捐兩百元新台幣給佛光大學，我立刻很歡喜地去和他見面。侍者們見了莫不怪之，不知為何我的前後態度竟有天壤之別。我和他們解釋：“因為他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沒有把我當成是海豚。”
幾年前，聯合報系的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去世時，我前去主持告別式，為他拈香祝福，後來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個紅包給我，我告訴他：“人和人來往，金錢可以表示謝意，感情可以表示謝意，道義可以表示謝意，如果能超越金錢、超越感情、超越道義，另外結一點佛緣，不是更好？”王先生很有智慧，一點就通。
我偶爾資助文教界、藝術界的朋友，也經常在人力上、物力上支持佛教界的團體，常聽弟子們說：“師父好傻啊！幫人忙，還要將小魚給別人吃。 ”我往往回答：“因為我是人，不是海豚！”人，有通財之義，有互助之情，不一定要為什麼，也不一定要得到什麼。
吃麵包，我總是先吃四邊的硬皮；吃甘蔗，我也喜歡先啃有節的部位。先苦還是先甘？這是個人的理念。對於人生的施與受，自己吃小魚或者將小魚給別人吃？我覺得小魚，不管是誰，可以留到後面吃，何必像海豚一樣，急於用工作交換？你看！過去美國給予台灣許多小魚（經援），後來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到美國留學後，對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不無功勞。而今天我在洛杉磯設立西來大學，旨在促進東西文化交流，並希望能對美國的人文思想有所貢獻，凡此不也如同回饋他們一條大魚嗎？
過去我曾聽一位信徒說了這麼一段經歷：一個傳教士來到醫院，將他的朋友從床上拉下來和他一起禱告之後，要求對方加入他的信仰，病患者不從，傳教士便說他會因此而下地獄。信仰淪落至此，實在令人感慨！
其實，給人一張紙、給人一幅畫、給人一些歡喜、給人一句讚美、給人一點獎勵、給人一點安慰，乃至給人一點希望，給人一點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是千萬不要把它當成銀貨兩訖的交易。佛教裡的“無相布施”，所謂“三輪體空”，將施與受應有的關係發揮到了極點。因為我們是人，不是海洋公園裡表演的海豚。
所以，每次為初信者加入佛教舉行皈依典禮的時候，我總是向大家先釐清一點：“皈依佛教以後，你可以轉信其他宗教，這就好比轉學一樣。一些宗教說不信的人會遭到天打雷劈，是在利用神權來控制人，佛教不是如此。皈依佛教最主要就是皈依自己，每一個人自性中就有佛、法、僧三寶，皈依佛教是教我們認識自己，找到自己。”這樣的說法，每每贏得大眾的歡喜，許多原本只是觀禮的人也皈投在佛陀的座下。我想這是因為我沒有將人視為海豚，用小魚去引誘他們的來去吧。
禪門的語錄中曾記載這麼一段有趣的事情：趙州從諗禪師有一次斥責正在禮佛的文偃禪師：“佛也是用來禮拜的嗎？”文偃禪師答道：“禮佛也是好事。”趙州隨即說道：“好事不如無事。”黃檗希運禪師也有一句名言：“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當作如是求。”禪師們不是叫我們不去禮敬三寶，而是告訴我們，信仰佛教並不是像海豚一樣貪求有小魚可吃（指名利富貴），我們必須要去實踐佛陀的真理，當下承擔“我是佛”，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也從不以海豚的心理來從事慈善事業，我每次總是告訴前來領取救濟品的自強戶：“佛教裡說：'施者受者等無差別。'感謝你們給予我結緣的機會，希望你們把佛法的歡喜平安帶回家去。”我不期待他們領納了我的一袋米、一瓶油、一台電扇、一個電鍋以後，就對我如何報答，其實我應該報答大家，是大家給我機會，所以我衷心祝禱：希望佛法裡的平等思想能讓每個人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希望我這一點點供養的心意能遍滿十方世界，達到普世和平，人民安樂。
過去，達摩祖師渡海來到中國，梁武帝問他：“我到處建寺安僧，有何功德？”達摩祖師立即呵斥他：“毫無功德！”並說“如此功德，不以事求”。因為有相的功德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相的功德才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
《金剛經》也說：真正布施之道，要做到受者、施者以及所施物彼此不著痕跡。 “空”不是沒有，“空”是融合了你和我，融合了有與無。有了“空”的觀念，可以讓我們擁有更多、更大的世界，而不會像海洋公園裡的海豚一樣，被小魚束縛住自己的生命未來。
《讀者文摘》曾登載一篇故事介紹愛爾蘭丁格爾港的一隻海豚，名叫“風姿”，它擁有愛心，善解人意，不但每天給當地人帶來歡喜快樂，並且還會幫忙治愈人類的心靈創傷。一般的海豚誤闖入淺水區域，最多只待上一時就走了，但奇怪的是，這只海豚卻在這裡，至今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想這是因為它不是為了小魚而表演，所以才能如此恆長吧！
像佛經裡敘述阿難尊者在擔任佛陀的侍者之前，曾經提出三點希望，請目犍連尊者轉呈給佛陀：一是佛陀的衣服，無論新舊，他決不穿著；二是如有信眾恭請佛陀到家中供養，他不能侍奉前去；三是不是見佛陀的時候，他不去見。佛陀聽了很歡喜地接受，並嘉許他的美德。由於阿難尊者一開始就表明，他侍奉佛陀，絲毫不存有海豚企求小魚的心態，果然成為待在佛陀身邊最久的侍者，如大海般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難尊者的心中，也因此才使得我們後世的佛子有福報承受佛陀的教法。
天童寺老和尚負責典座，一做六十年，耄耋高齡還在大太陽下曬香菇，從日本東渡到中國來求法的學僧看到老和尚的風範，不禁肅然起敬。如果老和尚存著海豚為吃小魚而來學道的心態，在典座下會悠悠然就是六十年的歲月，一定不會有如此長久的發心。
反觀現代的年輕人，做事不耐煩，不持久，不外是因為海豚心態作祟，而小魚來源又不易取得所致，所以有許多人到了這裡也跳槽他去，到了那裡也請求調職，結果一無所成，能不成為我們的警惕嗎？
所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昔時，浮山法遠禪師幾次被住持責打遷單，仍不忘學佛初心，在寺門前托缽求道，終於得到歸省禪師的印可，付與衣法；雪竇禪師寧願在寺中陸沉三年，操持苦役，也不肯拿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書，最後終被龍天推出，擔任翠峰寺的住持。高僧大德道風巍巍，無非在向我們開示，唯有不以“海豚”想吃小魚的心態來做人處事，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才能贏得大家的敬重，獲得最後的成功。
所以，在此奉勸大家：如果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事，人生不會產生力量。權利、義務雖然是對等的，但，人不是海豚，盡義務不是一時的表演，重權利也不只是為了得到一條小魚。要建立起大是大非、大功大德的觀念，要懂得生活是為了完成宇宙繼起的生命。人，想要活得朝氣蓬勃，必須要往遠處看，往大處想，不要念念為了小魚，才要表演。
第二部分 -- 最高的管理學
妙睦從佛學院畢業出來之後，就被常住派到洛杉磯西來寺擔任知客。有一天，我在西來寺款待客人，對過程有一些意見，我問她：“你在哪裡受教育的？”她說：“就讀佛光山叢林學院之前，是在香港念管理學。”我聽了以後，對她說：“你過去唸的管理學，都是學著去管事，去管人，是不夠的；你今後最好要學習把自己管理好，才是最高的管理學。”
今天正逢管理學到處普及的時候，論其種類，真是不勝枚舉，有企業管理、人性管理、民主管理、分層管理，乃至於飯店管理、醫院管理、行政管理、倉庫管理，等等，但是對於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內心，就很少設立如此的課程了。在一九九六年，我創設了南華管理學院，和台灣各個大學一起參加聯合招生。經過一番研究之後，我深深感到：佛教其實就是一門精深博大的管理學。
三十年前我訪問日本時，見到日本工商企業團體，一隊一隊，一團一團的，都到各大寺院集合受訓，聽說這叫做職前訓練，是公司行號為了教育員工良好的思想理念及生活習慣，所以在他們正式工作之前，送到寺院裡接受佛教的管理訓練。當時日本寺院負責行政的出家法師也無不以佛門管理做人、管理工作的方式傾囊相授。那時我就認為，今後佛教在社會的管理方面應該做出一些貢獻。
世上，物品的管理比較容易，因為物品既不會表達意見，也不會和你對立抗爭，你怎麼安排，它就如何地發揮功用。說到管理事情，事情也還算很好管理，因為事情有一定的原則，如果能將事情的輕重緩急拿捏妥當，將事情的好壞得失權衡清楚，管理起來也就不為難了。
最難管理的是人。因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煩惱，很多的意見，最重要的是面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習慣、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學歷、不同的資歷、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籍貫、不同的年齡，如何在這麼多的差異之中，將人統攝起來，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
人，很難管理。其實，更難管理的還是自己的一對眼睛，你要管理它非禮勿視，它有時偏不聽話；兩隻耳朵，你要管理它非禮勿聽，它偏歡喜竊聽他人的隱私；一張口，你要管理它不亂說，它偏偏禍從口出，闖下許多麻煩來；一雙手，你要管理它們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可以取，但貪愛小便宜的人總是不計後果。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都不能聽從自己的命令指揮，又如何能管理別人，管理其他的事情呢？
其實，眼、耳、鼻、舌、身是有形有相的，還算好管理，管理自己的內心，這就難上加難了。心中的自私無明、煩惱邪見，如驕慢、嫉妒、憤恨、執著等等，如波浪一般鼓盪不已，如果自己缺乏大願、大力、大智、大悲，哪裡能管理得了自己和自己的內心呢？
盤踞在心中的煩惱固然難以管理，即使是心中的一念情執也不易管理，有的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可說是將自己心意情執發揚到極點；有的人愛國、愛民、愛家、愛人，即使如何地執著不捨，也還能為社會所接受；但，就有一些人，他們的心像頑猴惡馬一樣，總是犯人禾稼，最終還是自己受害至深。
一個人想將自己管理好，則須管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例如自己的思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心念要管理好，自己的威儀要管理好，自己的語言要管理好，任何一個地方管理不好，都會為我們帶來多少無謂的災殃。
平時承蒙有人讚美我，說我門下徒眾之多、寺院之多不知是如何管理的。其實，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管理的法則，像我管理寺院，從不上鎖，像大雄寶殿、大悲殿、會議室、客堂、教室等都是全日開放，好讓大眾隨時都可以進來瞻仰、使用。我管理物品，不喜歡建倉庫，我覺得物品是做來給大家用的，最好能物盡其用，東西一旦堆在倉庫，沒有人看得到，往往一放多年，等到要用的時候已經發霉生鏽，豈不可惜！我管理錢，也不喜歡放在秘密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在壽山寺的時候，我將錢放在固定的地方，讓學生、徒眾各取所需，我認為這才是公平之道；我管理人，倡導法治、人治，甚至無為而治，我覺得最好的管理，其實是自己內心的管理。心治則身治，身治則一切皆治。
有一段民間的繞口令說：“有一個城隍廟，東邊坐了一個管判官，西邊坐了一個潘判官，西邊的潘判官要管東邊的管判官，東邊的管判官要管西邊的潘判官，究竟是要東邊的管判官來管西邊的潘判官，還是西邊的潘判官來管東邊的管判官。”就是判官也彼此不服氣，你要管我，我要管你，互相看不起，僵持不下，就很難為城隍爺了。可見有了管理對方的想法，就有了分別對立，反而就更難管理了。
在禪門有一則饒富趣味的故事，可以和上面的繞口令成為對比。有一個信徒到寺院找住持講話，住持叫旁邊的一位老禪師說：“你趕快去沏茶！”不久，住持又叫他：“你快去切一盤水果來！”住持和信徒講完話，又向老禪師喊道：“你陪客人聊聊啊！我有事要先走了！”住持出去了以後，信徒很奇怪地問老禪師：“這位住持是你的什麼人啊？”老禪師回答：“是我徒弟啊！”信徒大為不滿，說道：“既是徒弟，怎麼可以叫師父去泡茶？”老禪師回答：“他只有叫我去泡茶，沒有叫我去燒茶，燒茶就比較難了。”“他還叫你切水果！”“他很慈悲啊！只有叫我去切水果，沒有叫我去種水果，種水果可就更難了。”“他自己先走了，還叫你來陪我！”“他年輕，比較有用；我老了，所以做一些瑣碎的事情。”其實，在這個寺院裡，老禪師才是真正懂得管理三昧的人，由於他能顧全大局，放下身段，透視人際之間的因緣關係，因此讓整個寺院和合無爭。
有鑑於“人和為貴”，所以我一向主張“集體創作”，我覺得最上乘的管理方式，應該是讓大家自動自發，肯定彼此所扮演的角色，互相合作，共同奮發突破。我也大力提倡“同體共生”的精神，我覺得最高明的管理原則，應該是讓整個團體能夠產生共識，上下一心。雖然我一手創建佛光山，但我都以召開會議來代替下達命令；儘管我是多少人的師父、師公，但我寧願大家商討研究，也不願斷然否決別人的意見。當然，其中也曾遇到很多不必要的困擾，例如一些應趕緊實行的議案，因為主事者的保守而延誤時機，以致日後必須付出多倍的努力及代價，但是為了尊重他人的看法也有其必要，所以我願承擔一切後果。三十年來，為了斡旋各個單位的意見，為了調和各個主管不同的看法，總有開不完的會議，但想到能給人多少利益，給人多少方便，給人多少學習，一切的辛苦即刻化為烏有。
過去曾經聽過一則家庭主婦的故事，讓我感念良多。有一個母親就要過七十歲生日了，家人們秘密地商量著如何為她祝壽，想了半天都不知道她最喜歡什麼，最後小兒子說：“我知道，媽媽最喜歡吃我們每餐剩下來的飯菜。”大家想想，的確如此，於是到了這一天，兒女們就將冰箱裡的剩菜清出來煮了一鍋，說道：“媽媽！今天是您的生日，我們煮了您最喜歡的剩菜孝敬您。”這位母親聽了，一面流淚，一面說道：“是的，我最喜歡吃剩菜，幾十年來，你們所不喜歡的，我都默默歡喜承受下來。”自古以來，男士多稱自己的太太是內人、拙荊，甚至賤內等，其實賢妻良母才是一個家庭裡面主導內外的核心人物。我將這種肯犧牲，肯奉獻，不計較，不嫌苦的管理方法稱為“剩菜哲學”，用它來教導我的徒眾；但看古今中外，善於管理的良臣名將不都是因為擁有這種體貼、承擔的美德，所以能夠克敵制勝嗎？像吳起領軍，不但與兵士同榻而眠，同桌而食，而且噓寒問暖，為吮膿血，所以官兵們都肯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李廣帶兵，在飢乏之際發現泉水，不待士卒盡飲，必不近水；不待士卒盡餐，必不嘗食，所以大家都樂於為他效勞賣命，出生入死。
因此，所謂管理，不一定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而應當深入群眾，將團隊的精神帶領起來。三十多年前，我初創佛教學院，即使像“出坡”這麼一件例行的事情，我都親自說明意義，並且身先表率，挑磚擔水。三十年後的今天，想要為我做事情的徒眾何止萬千，但我不僅未曾以命令的口吻叫人做事，還經常主動地為徒眾解決問題。常常聽說某個徒眾在北部事情忙碌，我便為他主持南部的會議；往往知道哪個徒眾正在主持匯報，一時無法結束，我就為他代課教書。我覺得，最好的管理，是自己先與對方建立生死與共的觀念，才能發揮最大的整體力量。
有些人從事管理，善於謀略在人我之間製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易為屬下所尊重；有些人從事管理，喜用計策先試探別人的忠誠，但是一旦被人識破，就不能為對方所信服。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以己心來測度他情，以授權來代替干涉。像龔鵬程先生和我素昧平生，只因聽說他的才華，便立刻在飛馳於高速公路的車廂裡，先用移動電話邀請他擔任校長，他先是一陣愕然，聽說我要建的是一所屬於全民的精緻大學，便一口答應，從此多年來的校務我未插手干涉，南華在他的帶領下，校譽日有所增。目前西來大學的校長陳乃臣先生，過去是花蓮師範學院校長，我將校務交付給他之後，也很少過問，西來大學的校務在他的拓展之下，也是蒸蒸日上。
在世上，一些父母和兒女們說：“你看！隔壁張家的某某多好，成績這麼好，哪像你？”結果，孩子被說得一無是處，只有自暴自棄。在社會上，一些主管總是責備屬下不如別人，說者固然是恨鐵不成鋼，但沒有想到聽者的想法如何，根器如何，也就枉費心機了。每個人資質不一，各有妙用，只要你善於帶領，敗卒殘兵也能成為驍將勇士，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看出他們的優點長處，而給予適當的鼓勵？你能否看出他們犯錯的癥結，而給予確切的皡導？尤其，你能否不傷害他的尊嚴而讓他的人生得到成長？像盤珪禪師以慈悲愛心感動惡習不改的慣竊，仙崖禪師以不說破的方式教導頑皮搗蛋的沙彌，凡此皆可看出歷代高僧大德管理十方叢林，接引各類僧眾的善巧智慧。
過去曾經有一個連名字都不會寫的男孩被送來佛光山，大家都嫌他笨拙，我用玩的方式來教他，慢慢地他竟然開了智慧。大雄寶殿剛落成時，裡面一萬四千八百個小燈泡的線路錯綜複雜，都是他一人包辦。還有一個摩登妙齡女郎，每次來山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當時不知有多少人反對我收她做出家弟子，但她後來在佛法的熏陶下，不但勤勞努力，而且本分盡責，得到眾人的讚美。所以，說到管理，其實是在考驗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與智慧。
信徒和我講話時常會驚訝地說：“你說中我的心事了！”這是因為，我自四十多年前弘法以來，就常在揣摩前來的聽眾、信徒是什麼職業，抱著什麼心態，我要和他講什麼話，讓他歡喜，讓他感動，由於我能用心為人著想，所以後來我在管理人眾的時候，就能應付裕如。
我接辦南華管理學院時，曾將一座大樓的設計方位改變，事後許多人說改得真好，他們問我是不是會看地理風水？其實，心有心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物有物理，地當然也有地理。過去我在讀佛學院的時候，每次一上殿，我就知道要趕快站到哪個位置，因為我喜歡敲法器，即使沒有開我的牌，也總想有遞補的機會。每次一到齋堂，我也知道應該往哪裡坐，因為我的食量大，我要找一個行堂容易看到的地方，好為我添飯；每次一到教室，我會知道該到哪個位置去，因為過去寺院沒有錢點油燈，只有自己趕緊選擇光線最好的地方；每次和師長談話，我也知道該往哪里站，因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好讓我能有更多學習的機會。後來舉凡隊伍的排列形式、建築的遠近高低、事情的快慢程序等，我都能拿捏得準確，這是因為我能用心將自己的空間管理得當的緣故。
我經常在客人要來的前一刻，站在門口迎接，讓對方驚喜不已，有人問我是不是有神通？其實這是因為我從小就訓練自己要有時間觀念，例如什麼是五分鐘，什麼是十分鐘，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時辰，做一件事情要花費多少時間，我的心中都了了分明，所以一切事物當然也就能夠管理得恰到好處了。
每年大年初一，我能約略算出今年春節大概會有多少人上山；在某些地方待上一兩天，我也能知道當地寺院油香的多寡。徒眾輒感驚訝，其實我無絲毫特異功能，只是因為我有心去留意大小車子的流量，我肯去主動地了解每個地方的人文經濟，由於我心裡面有數字的概念，所以在管理寺院的時候，無論行政、財務、工程、總務……當然就能夠預事而立，面面俱到了。
所以，管理的妙訣，在於將自己的一顆心先管理好，讓自己的心中有時間的觀念，有空間的層次，有數字的統計，有做事的原則。尤其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心裡有別人的存在，有大眾的利益，能夠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滿“最高管理學”的學分。
要做義工的義工
“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問我。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裡，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丁克族”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準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哪裡。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地為他們準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讚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準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麵。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僕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幼獅》雜誌，版面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台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曾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記得每次他一來，糨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乾淨整齊地疊在床鋪上面。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準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飢。他一面為我工作，一面編髮《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台灣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瘂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要職，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台灣佛教會秘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秘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劃。
其實，雜誌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劃的秘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裡，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松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游向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
阿嬌女士有心為佛教做事，礙於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在外兼職賺錢謀生，我知道了以後，為她設法安家。如今她不僅申請入道，做了佛光山的師姑，而且每天發心烹煮美食供養大眾。
永均寧可辭去朝山會館館長之職為我駕車，經常不分晝夜，南來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車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開車枯燥，撐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許多話題和他閒聊。一回一答中，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他載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幾百萬里的路程。因為他常聽我的說話、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歲的年齡，已當上佛光山人事監院，而且勝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給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時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勝任，考量他們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軍隊中說，帶兵要帶心，所謂帶心就是最好做他的義工。我認為，如果要感激別人為你工作，為你忙碌，並不是表面上寒暄虛應，物質往來，而是從內心付出真誠的體貼、關懷，為他解決問題，給予種種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緣才能維持長久。
許多人說我聰明圓融，說我通曉人情世故，知道輕重緩急。其實我生來笨拙，一無是處，如果勉強找出自己有哪點長處，那就是我從小喜歡做“義工”了。回想童年時，父母幾個兒女當中我最樂意料理家務；同齡的孩子裡我最能與人為善。從工作中，我不但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更學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後，我發心作務，香燈、司水、典座、行堂樣樣做過。在行堂時，我揣摩如何快速地為大眾做最好的服務；司鐘時，我設想如何敲出好聽的鐘聲，讓冥陽兩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時，我體會如何運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愛的菜餚；編寫刊物時，我費盡心思撰寫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歲那年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我曾經建議學院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我都一絲不苟地計劃籌備。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到智慧與靈巧，感受到當義工所得到的報酬——結緣和歡喜，無與倫比。
剛到台灣時，我在中壢落腳。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著板車，走十五里的黃土路，到市場叫醒菜販，備辦八十人份的柴米油鹽，再匆匆趕回寺。早餐以後，我快速將環境清理整潔，又到井邊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眾使用。日間還要負責廁所的清掃工作，那時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雙手將垢穢扒盡。寺裡有人往生了，我幫忙裝在木箱裡，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時期，我挑著擔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處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每天勞役之繁重，可說義務發心，其樂無比。雖然有人嫉妒說閒話，但我一直十分感謝寺主的收留，給予我工作的機會，成就我擔當的能力。所謂“義工”，看起來是為人，其實最得利益的還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驃比丘，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來敲門掛單，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為其引導安單。數十年如一日，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心燈通體明亮，法喜充滿全身，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
古德有云：“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在佛門裡，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歷代的祖師大德們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開悟見性，例如，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擔任米頭，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智通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擔任淨頭。還有，石霜禪師的篩米，雲巖禪師的製鞋，臨濟禪師的栽松，仰山禪師的牧牛，洞山禪師的種茶，雲門禪師的擔米，玄沙禪師的砍柴，趙州禪師的掃地，丹霞禪師的除草，懶融禪師的典座，印光大師的行堂等，無非都說明了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舍義工和勞動之外，還有什麼最好？
我雖然沒有歷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獻工作中，我領悟到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原則，發願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授給發心服務的人。所以過去我在佛學院擔任院長時，總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學生，為他們講解這次勞動的意義以及工作的內容、做事的訣竅等，讓他們在工作當中，體會到更多的佛法，達到解行並重的學習效果。後來，我在佛光山舉辦活動時，也都在事前、事後召開講習會議，讓參與的人不僅能懷抱法喜在佛門服務，成就他們廣泛學習的機會，進而提升義工的層次。
這些善因善緣，使得許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裡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被人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董事長、闊夫人們，聽到佛光山舉辦活動，便千里迢迢專程趕來當義工；甚至心甘情願地自掏腰包，坐上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西來寺幫忙寺務；有的還穿著圍裙，捲起袖子，在齋堂裡行堂端茶，在廚房裡洗碗揀菜。那種發心，那份認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進同泰寺，捨身為奴；漢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貴入寺作役，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工作無分貴賤，只要做者有心，一樣能得到歡喜自在；事務無分難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將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將程序繁複的活動辦得轟轟烈烈。
釋迦牟尼佛色身雖已入滅，但法身常住靈山，以諸神通力化導眾生，是娑婆世界裡的義工；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義工；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熱惱煉獄裡的義工；阿彌陀佛以七寶蓮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樹木羅列莊嚴極樂淨土，可以說是淨土世界的環保義工。由於諸佛菩薩常住世間，精進不懈地做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見到光明。我們凡夫俗子福薄德淺，在承受庇蔭之餘，豈能苟且偷安，貪逸惡勞？所以我一直覺得，佛門義工除了替三寶服務以外，更應該效法諸佛菩薩度眾不倦的精神，在世上為廣大的有情布施歡喜，先做好義工的義工。
在這種理念下，我創立國際佛光會時，不斷地呼籲各個協、分會的會長、會員們，應該積極舉辦各項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在大家攜手合作之下，四年來成績斐然，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學校附近護送學童過馬路的“愛心媽媽”，不知獲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醫院裡幫忙排隊掛號的義工，不知協助過多少老年病患；到偏遠地區為人義診的“友愛服務隊”，不知解決多少貧苦人家無錢就醫的問題；在萬丈紅塵中設立的讀書會，不知帶動多少家庭共創書香社會。其他諸如植樹救水源活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特殊學生遊藝會、廢紙回收保護環境活動、到監獄戒毒村幫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會員義工的積極推動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民風日益惡化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一百萬人的佛學會考，光是義工就有三萬多人。
近年來，我常收到各地來鴻，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不管大小鉅細，我一直認為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辭。至於一些讚美過譽，則愧不敢當，因為我們不過是在做穿針引線的工作，將各種好因好緣結合在一起，為開創人間淨土而盡一份力量罷了。
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等到將來退休以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服務大眾。其實做義工不必寄望於未來，此時此刻，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義工精神，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有心服務大眾，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許，做個不“退”轉菩薩、不“休”息菩薩。人身難得，勝緣難再，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間廣結善緣，人生豈不更有意義？
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寒，無法和其他小孩一樣上學讀書，受完整教育，所以一直很自卑，總覺得自己好比路邊的一塊破銅爛鐵，一無是處。十一歲那年，我無意間和外婆談起心中的感受，外婆告訴我：“傻孩子！破銅爛鐵有什麼關係，只要肯在大冶洪爐中鍛煉，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這句話猶如黑暗裡的一道光明，引領我走向多彩多姿的人生。
不久，我剃度出家。在那個年代裡，教育並不普及，佛事念經成為最普遍的度眾方式，因此有一個好喉嚨是身為出家人必備的條件之一，偏偏我不僅天生一副破嗓子，而且缺乏節拍觀念，誦起經來荒腔走板，敲打法器又不上板，所以經常因此而遭受譏嘲諷刺。正當十分氣餒的時候，外婆的話在耳邊響起，於是我下定決心，晝夜練習，熟能生巧，漸漸獲得師長認可。現在弟子們竟然都說我梵唄音聲很好聽，甚至還有信徒將我主持佛七時的佛號聲錄音下來作為珍藏。俗謂：“寧在大廟睡覺，不在小廟辦道”，“要得會，人前淚”。我深深體會到大眾就是一座最佳的大冶洪爐，只要我們肯安住學習，肯在別人面前丟人現醜，不怕困難，“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就讀佛學院時，為了磨煉身心，我曾效法古德，以各種方式來刻苦自勵：在過午不食期間，我體悟到精神超脫的法喜甚於口腹貪求之欲；在刺血寫經時，我感受到自己與佛陀血肉相連，與眾生心心相繫；在實行禁語期間，我曾因多次違禁而掌摑自己，久而久之，連心中也不復閒言雜語；在拜佛禮懺之時，我仆倒佛前，長跪哀悔往世罪業，烏雲般的無明層層剝落，明月般的佛性逐漸顯現，一股法喜冉冉升起。凡此不僅強壯我的體格毅力，也長養我的菩提道心，使我經得起日後風霜雨雪的考驗。佛說“身為苦本”，歷代祖師們則鼓勵我們進一步“借假修真”。身體其實就是一座煉鋼廠，若能下定決心，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苦惱正是最好的燃料，它能促進烈火的焚燒，將破銅爛鐵的雜質，燒煉成精鋼一般的法身。
老師的責備，同學的恥笑，我都視為當然，自知聰明才智比不上別人，唯願以勤奮的作務來彌補不足。因此，當大家還在溫暖的被窩裡時，我摸黑起床，打板司鐘；當同學在孜孜自修的時候，我發心到河邊挑水供養大眾；三餐前後，我趕去齋堂行堂灑掃；課餘之暇，我前往大寮典座，在熱爐沸湯、柴米油鹽中穿梭不停。佛門裡有句話說：“金衣缽，銀客堂，珍珠瑪瑙下廚房。”平凡無比的青菜蘿蔔禁得起大火燒燉，所以能煮成珍饈美味的上堂齋；同樣的，一文不值的破銅爛鐵，只要肯接受千錘百煉，也能鑄成風雨不蝕的不銹精鋼。有首《石灰吟》雲：“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在勞苦的作務裡，我學習到數量的掌握，時空的拿捏；在觸類旁通，應用萬端之下，日後各種大小活動的策劃進行再也難不倒我。
我自覺學問淺陋，所以極力向常住爭取擔任圖書管理工作，藉此機會閱覽群書；我自忖天資愚昧，所以上課時聚精會神，博聞強記。每天我利用零碎時間伏案思索，在日記上發抒我對一件事的意見，對一個人的描述，對一堂課的感想，對一句話的看法……久而久之，文思如泉湧一般瀉入筆端；每月將盡，我將學習所得編成一本《我的園地》，裡面有詩篇、有散文、有論說、議事……年少時的自我鞭策畢竟沒有白費，直至今日，山河大地、風土人情，無一不是我弘法的素材，所謂“大塊假我以文章”。因此，我常勸勉年輕人不要畫地自限，只要肯不斷虛心地吸收世間的光熱，自我塑造，自我建設，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二十三歲時，赤手空拳，渡海來台，初時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念及自己既無顯赫家世，又無師門特色，幸賴世間諸多因緣助我成長，所以總是抱持惜福感恩之心，任勞任怨。同道說我力氣很大，為了不辜負他的讚美，所以使出全身力氣，拉車、挑水、擔石、負薪，沒想到日後竟成為開闢佛光山的資本；前輩命我前往教書，我原本生性怯弱，不敢面對大眾，但既然承他看得起，因此我挑燈熬夜，準備教材，鼓起勇氣，登台宣講，沒想到就這樣一路從北部講到南部，從島內講到島外；長老要我負責文宣，編輯雜誌，其實我根本沒有什麼經驗，蒙他不予嫌棄，所以我全力以赴，從撰文、編輯，一直到印刷、發行，我一手包辦，沒想到後來憑著這一點歷練，開辦了各種佛教學報、雜誌；信徒請我寫標語齋條，我從未有練習書法的機會，但為了不讓他們失望，所以我先揣摩醞釀，然後小心下筆，不料一直寫到現在，徒眾們竟以擁有我的親筆墨跡為榮，弘法之暇，寫字送人成為我自娛娛人的興趣之一。
西來大學的募款，是我為前來參加大悲懺法會的信眾，每人出功德善款十萬元者，即寫一張毛筆字來感謝他們對西來大學的護持。佛光大學書畫義賣會中，我寫的毛筆字竟然是炙手可熱的高潮賣點，自覺不入流的兩幅字——“法界惟心”、“雲水三千”，各賣了六百萬元新台幣，約合美金每幅二十四萬元，後來我自動降價，索性多寫幾張法語，每幅只准以新台幣三十萬元為限，來滿足大家的願望。我深深感到身在世間，若能經常為對方著想，隨順別人的需要，增加自己的韌性與強度，哪怕是一塊破銅爛鐵，也能久煉成鋼。
我生性不擅主動與人交往，無形之中喪失許多人緣，念及於此，我從不推辭開始努力；我不長於交際應酬，經常因此被人誤會，思及於此，我從直心待人著手學習；我自忖一文不名，無以予人，所以布施所學，教導後人；我自認缺點甚多，愧對十方，因此兢兢業業，三思而行……點點滴滴的改進，將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我深信在長遠的菩薩道上，即使資質如破銅爛鐵般的我，也必能藉著反复琢磨，自我修正，去蕪存精，成就像“精鋼”不朽的法身慧命，所以行走於人生逆旅之中，即使面對再大的挫折，再多的阻難，也不曾灰心失意。
在一個簡陋的小廟裡，一架老舊不堪的裁縫機上，我寫了一本《釋迦牟尼佛傳》；在鄉間臭氣沖天的尿桶邊，我完成一部《玉琳國師》。在崎嶇不平的山路行進當中，《弘法者之歌》於腦海裡一氣呵成；在汗流浹背的披荊斬棘期間，《佛光山之歌》於心湖里陸續成章。在地勢懸殊的麻竹林中，我建立一座世界最大的僧團道場；在政令繁複的教育界中，我創設古今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由佛教開辦的社會大學。初闢草萊時，寮房裡的書桌是將工地拾獲的幾塊木板拼製而成，春去秋來，我埋首其上，不知擬好多少份計劃，寫就多少篇文章；剛成立客堂時，裡面的沙發是信徒丟棄不要的舊物，我們把它揀回來使用，三十年來，不知接待多少世界知名的賓客。淨土洞窟剛建好時，沒有餘錢添置設備，只得因陋就簡，以彩色布條代替雕樑畫棟，幾年下來，也度了不少信眾；寶藏堂初成之時，我在這三十坪不到的房子裡擺設佛像、文物，供人參觀，有誰料到這竟是日後各別分院寶藏館的雛形？所以我們不必遇難自憐，受挫怨天，只要自己肯力爭上游，克勤克儉，一旦因緣成熟，即使是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天生智障的李忠山，初來佛光山時，因異於常人，我多方關懷鼓勵，後來他樂觀開朗，勤於拜佛；因中風不良於行的鄭昭暄，在佛七期間蒙佛加被，從座椅上奮力站起，匍匐感泣，從此勤於參加念佛法會。蕭頂順當初不過是一名初中畢業的木工，三十年來，我們合作無間，所有佛光山的建築都是在他手中完成；韓昭泉早年為佛光山開車時，第一天就發生一些小事故，雖遭多人埋怨，但我從不責備，只在他每次出門前，再三叮嚀他小心駕駛，隨著開車日久，技術增進，後來他娶了在佛光山育幼院服務的王小姐之後，成家生子，自行開業，現在已是遊覽公司的大老闆；宗福十幾歲來山時，連玩耍都不會，我教他打球，後來他精通總務，成為修理電器的高手；顏香原本是一個鄉下姑娘，一句國語都不會說，在佛學院的熏陶下，不但國語流利，甚至考取托福，出國深造；慧尚剛從印尼來台時，一句中文都聽不懂，後來他發心從事全山環保工作，終日與垃圾為伍，餘暇刻苦自修，後來竟能以中文作詩撰文，現在肩負沙彌學園的教育使命；慧慶雖然天生咬字不清，但無法阻礙他上進的決心，在不斷努力之下，成為《普門》雜誌的資深編輯，文字功夫高人一等；慧岸初學佛時，矮小膽怯，幾年的佛門訓練之後，竟能登台主法，侃侃而談，目前在光明學苑擔任講師。永光體弱多病，數度住院就醫，憑著柔和忍耐的性格、堅毅不拔的精神，在基督教國家菲律賓各地弘法度眾，廣受信徒愛戴。
我來台灣弘法時，大膽起用一群未見世面的鄉下青年，結果一鳴驚人，博得好評；台灣初次舉辦敦煌古物展覽時，我大力推薦年幼的沙彌擔任解說員，結果深受來賓讚許。可見只要肯賦予任務，導以訓練，男女老少、智愚巧拙都能夠發揮一流的表現，這不也證明了“破銅爛鐵也能成鋼”這句話，誠然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隨著僧團人多，難免龍蛇俱處，玉石混雜，一些弟子對於我普門大開、廣納徒眾的作風有不同的意見，慈莊畢竟跟隨我多年，最知其中三昧，她總是對大家說：“你們不要反對師父收徒弟，即使是破銅爛鐵，師父也能用慈悲的熱火，包容的巨爐，將他鑄煉成鋼。”
“破銅爛鐵也能成鋼”，過去是我勉勵自己的座右銘，如今卻成為我接引人才的方便之道。其實，在古今中外，正有許多名人的範例足以作為我們勵志修行、待人接物的榜樣。像愛迪生小時候被老師視為低能兒童，但是在母親循循善誘之下，吸收了許多現代知識。長大以後，一生從事發明，造福無數人群，帶動文明的進步。松下幸之助十一歲輟學，十三歲喪父，三十四歲時，唯一的兒子出生僅六個月就夭折，他自己一生則受病魔糾纏，四十歲以前，有一半的時間都臥病在床，但憑著樂觀進取的精神積極奮鬥，不但壽達百歲，而且擁有國際知名的電器事業。六祖惠能本是目不識丁的“南方獦獠”，由於他肯潛心苦行，終於在弘忍座下舂米得道。太虛大師原為體弱多病的牧童，在奘年老和尚的栽培下，廣閱經藏，後來成為一代高僧。
所以，我們不必怨嘆自己因緣不足，境遇不佳，只要具備銅一般的決心，鐵一般的意志，再破爛的天賦，再惡劣的狀況，也能成就鋼一般的豐功偉業；我們也不必怨怪別人資質低劣、條件不好，如果自己能擁有不熄的慈心，不滅的悲願，破銅爛鐵也能在我們手中淬煉成為像鋼一樣的棟樑之才。
做什麼要像什麼
人生如戲，隨著時空舞台的變換，隨緣任運，自能肩挑一切重任。
童年出家後，常聽師長們訓誡大家：“做和尚就要像個和尚，你們不要畫地自限，要做什麼像什麼才好啊！”我聽了以後，謹記在心。後來這句“做和尚就要像個和尚”、“做什麼要像什麼”在我一生當中，發揮了很大的功用。
記得當時正逢抗日戰爭期間，民生匱乏，寺院經濟更是捉襟見肘，常常水已經煮滾了，還不見有米下鍋。我那時只是一個小沙彌，看到常住這麼困難，就經常利用課餘時間，上山採無花果（可以染布），一面增加常住的收入，一面可以幫常住巡邏看守山林，以防宵小偷竊木材。數年後，我奉師命到焦山定慧寺就讀佛學院，但每值假期，我一定趕快回到棲霞山。暑假時，無花果累累結實，我依然每天早出晚歸，將它們摘下來獻給常住；乾旱期間，看到寺眾飲水盥洗不便，我也自動到江邊挑水，每次來回總要花上一兩個小時的腳程。寒假時，農曆新年將至，我又拿起抹布、掃帚清理環境，單單從早到晚，擦玻璃就費時一個月；春節期間，我又忙著幫常住接待香客。雖然一天下來，往往疲累不堪，但我常想：自己在棲霞山出家，棲霞山就是我的，我要像一個棲霞山的出家弟子。
青少年時，我在叢林十載生活，其中做了六年行堂，兩年司水，一年半的香燈，還兼任圖書館管理員、自治會的會長。每至冬天，行堂最是辛苦，雙手浸泡在冰凍的水里洗幾百雙碗筷，手掌、手背的皮膚一處處都皸裂了，連里面紅色的肉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時不懂得包紮塗油，第二天還是照常工作，好像從來不覺得傷口的痛楚，只知道做一個苦行僧，就應該要像一個苦行僧的樣子，任勞任怨，謙虛學習。
童年時因家境貧寒，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很珍惜有書可讀的機會，為了做好一個學生的樣子，我自動自發，自我學習。由於白天忙於出坡，讀書的時間很少，我利用在圖書館整理書籍剩餘的零碎時間溫習功課，並且翻閱一些課外讀物。此外，我還每月督促自己編一本《我的園地》，裡面有論文、講座、新詩、散文、心得報告、生活感想等，雖然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看，但是從那時一點一滴地打下基礎，讓我日後在編輯雜誌、寫作撰文，乃至弘法布教、接引眾生時，都能得心應手，實在是始料未及之事。經云：“一一塵出一切法，旋轉無礙遍莊嚴。”又說：“釋迦牟尼佛名毘盧遮那，遍一切處。”我由躬身實踐中更加相信：只要肯發最上心，時時想到自己做什麼要像什麼，其所帶來的利益實在是無量無邊。
那時晚上沒有電燈，常住也不准我們用花生油點燈，因為平日食用的油水已經不敷使用，遑論有餘存的油讓寺眾點燈看書。我每晚都藉著禮佛禪坐來度過漫漫長夜，每當心性懈怠的時候自我觀照，想到高僧傳中古德艱苦奮發的精神，不禁自慚形穢。為了讓自己更像一個佛門的行者，我在萬籟俱寂的黑夜，就著佛前微弱的燈光刺血寫經，蘸著一滴滴的鮮血，培養我對佛法的信心道念。此外，我也自持禁語戒，並嘗試過午不食的修持。除了平日坐禪拜佛以外，凡是聽聞舉辦禪修、佛七，我也都極力爭取參加，其中曾有過忘我的悟境。多少年來，我無論是主持禪七、佛七，或是指導徒眾修持，都能得心應手，不禁感謝老師那句“做什麼要像什麼”，讓我得以從事自利利他的工作。
佛教僧侶必備的三刀六槌，四十八單中的苦修，我都是在早晚課誦、勞動作務中揣摩熏習；佛法妙諦則是在平日行住坐臥，一點一滴的實踐當中有所體悟。在忙碌的參學生活中，我一心一意要求自己做得像一個出家人，所以平常對於常住的一切安排，我都歡喜隨眾，餘暇則兼行密行，就這樣，我的思想慢慢淨化，出家人的樣子自然而然地就顯現出來了。直至今日，我常教誡徒眾“不私收徒眾，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緣，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的理念，其實都是源自於早年我在佛門裡學習做得像一個出家人所體驗到的法則。
過去叢林的教育十分嚴厲，行進時眼睛要看前方七尺處，不可左顧右盼，不可仰視、低頭、跑步、疾行；站要有站相，兩手下垂，操手當胸，要知道自己站的位置。坐下時，椅子只能坐半座，背脊自然挺直，肩膀要平，下巴要收縮。安眠時，要右脅吉祥臥。外出時，衣著要整齊，出房門一定要著長衫，出山門要穿海青，不可戴圍巾、帽子。如果威儀稍有差錯，言行些微不如法，就會遭到師長的棒打、怒喝，而冤枉、委屈更是常有的事情。但我從來不曾挫折、灰心，也未嘗頂撞、懷恨，因為我始終覺得這是老師的慈悲教導，做一個晚輩後學，就應當像一個晚輩後學的樣子，以恭敬的身形，以感恩的心意來接受一切教導訓誨。正因為如此，老師們很樂意教我，原本不聰明的我，在千錘百煉之下居然進步迅速。
回想當初之所以在童稚之齡祝發出家，是因為從小在家鄉看到大和尚威儀庠序的法相，所以暗自發願有一天也要穿上僧袍，讓別人說我像一個莊嚴的大和尚，後來果真願不虛發。我剃度之後，一直牢記這個誓言，並且常以玄奘大師的“言絕虛浮，行絕名利”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六十年來，我不曾散著褲管，身著短衫外出，我不曾穿著大袍跑步，不曾上咖啡廳與人聊天，不曾在傾盆大雨時手執雨傘，甚至地震搖撼時，落石崩於前，也都能鎮靜念佛，不驚不懼……這些舉止均非矯飾，而是經年累月持續當年的一念初心——“做得像一個和尚的樣子”所養成的習慣。一九八八年，西來寺剛落成時，徒眾基於好奇，一窩蜂地開車到比薩屋去吃素食比薩，我聞言禁止，並不是比薩不可以吃，而是身為一個出家人應該像一個出家人，在公共場所走動總非所宜。
如今有許多人誇讚我威儀具足，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行止如法，我聽到這些話，除了感念當年佛門嚴峻的道風之外，更要謝謝老師賜給我的一句金玉良言—— “做什麼要像什麼”。
從佛學院出來之後，常住派我到宜興祖庭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學擔任校長，這對於從來沒有社會經驗的我而言，是一項嶄新的經驗，為了要做得像一個校長，我收集了許多教育及行政方面的書籍，反复研究。鄉下地方經費不夠，師資缺乏，我還得兼任好幾班的老師。為了做得像一個老師，讓學童們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事先深思計劃，竟然可以達到一人同時教授好幾班的課程，而小孩子們也都能安靜上課，不吵不鬧，這番歷練讓原本羞澀內向的我增加不少信心。經云：“一切善法，欲為其本。”做什麼就要像什麼的意願在無形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動力，將我步步往前推進。
後來我和同學智勇法師等人來到南京接管華藏寺，試圖一展革新佛教的抱負。當時嫉恨者固然有之，但暗中歡喜者也為數不少，他們稱我們是一群有為的僧青年，我一聽此話，立刻告訴自己要做得像一個僧青年的榜樣。因此儘管舊勢力經常想要置吾等於死地，我們還是保持樂觀進取，為教犧牲在所不惜的態度，勇往直前，雖然革新一舉因時勢混亂功敗垂成，但這些體驗無形中長養了我的膽量與見識，使我日後得以臨危不亂，履險如夷。
一九四九年，我在台灣基隆下船，又輾轉來到中壢、新竹，後來在宜蘭雷音寺駐錫講經，為了想要做得像一個布教師的樣子，我開始思維如何以事顯理，以理說事；我時時揣摩音調的高低急緩、態度的祥和適中；我經常檢討自己的舉手投足、風度儀表是否慈悲莊重。如今我四處演講，可謂信手拈來，駕輕就熟，想來都要歸功於多年來的辛勤努力。
當稍有餘力時，我開始實踐早年培才安僧的心願，於一九六五年，在高雄建立壽山寺，並且開辦佛學院，未久，以學生日多，校捨不敷使用，又另覓大樹鄉一塊麻竹林地，創建佛光山，將佛學院遷址於此。我一人身兼住持、監工、院長、老師、師父等多重身份，為了將每一個角色扮演好，我可說是煞費苦心，尤其學生從萬丈紅塵來到清淨道場，必然會有很多身心上調適的問題。因此在推土挑石，運磚搬瓦之餘，我自擬教育手冊，制定教學方針暨生活規約；我責成教務處充實教材，聘請名師，帶動學生和老師交流；我要求輔導處以鼓勵代替責罰，以疏導代替禁止；而我自己也經常居中勸誘、協調，好讓大家都能在修道中有歡喜，在生活中有法樂。後來隨我出家的弟子迭有所增，凡是會讀書的，我讓他繼續深造；會辦事的，我讓他一展辦事長才；會教化的，我教導他如何弘法施教；會修持的，我製造機緣，讓他專心修持。看到徒眾們都能各得其所，安心辦道，可說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隨著朝山團的成立，佛光山的名聲遠播，信徒香客日漸增多。經常一聽到弟子通報客人來訪，我馬上踏過崎嶇不平的山路，從工地快步走到客堂，如此一天數回，光是會客就已經汗流浹背，衣服來不及換，只有任它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為了做得像一個稱職的住持兼知客，我利用走路的時間，腦海裡事先對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段、每一個單元、每一個過程和環節都有一番通盤的計劃；到了見面的時候，我也多方揣摩來者的心理，順應他們的需要，期使大家都能有賓至如歸、滿載法喜的感受。
幾十年來，我未曾刻意學過布教、工程、知客、典座……但我都抱著做什麼要像什麼的態度邊做邊學，從錯誤中調整腳步，從眼耳見聞中吸取正確的方法。悠悠歲月，春去冬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越加豐盈自在。
四十年的尋覓，我總算與母親聯繫上消息。我不但為她在南京雨花台買了一棟精舍給她安居，並且請了四個老太太陪她聊天打牌。凡是對母親好的人，我多少都在物質上、金錢上給予回饋。後來，我請母親到日本、美國、香港、台灣等地，和徒眾們見面結緣，甚至在佛光山，我請她在信徒大會上講話，她對一萬多名信眾說：“我送給你們大家的禮物，就是我的兒子。”但在私底下，我每次向她晨昏定省時，她總是對我說：“你在台上面對千萬個人講話，但在台下要聽我一個人的話。”的確，直到她舍報往生，不管我年紀多大，我總得努力做得像個兒子。
近十年來，我云遊訪問世界各地弘法利生，為了要“做得更像一個擁抱世界的地球人”，我入境隨俗，每到一地，總是探問民情風俗，並且學習一些當地語言，走在路上，一聲“How are you”總能博得對方的友善微笑；站在台上，一句“こんにちは”往往獲得聽眾的歡喜鼓掌。
《金剛經》說，人要放下執著，去除四相。唯有無相，才能如虛空一般無所不相，達到真空生妙有的境地。古德亦云：“君子不器。”唯其不器，所以能隨緣任運，肩挑一切重任。
走訪世界各地，非佛教徒總喜歡問我如何能得到感應，我覺得做什麼像什麼就是一種感應。 《阿含經》裡記載：佛陀在忉利天講經三月，回到娑婆世界時，優填王造的紫檀佛像竟然自行離座，向前迎接佛陀，這是因為佛像是以虔誠心恭造得惟妙惟肖，像佛陀的樣子和精神，所以能有如此難得的感應。會演戲的人，無論是好人、壞人、忠臣、奸臣，都能扮演得入木三分，像儀銘、金超群演包公，都因為演得像，所以贏得觀眾熱烈的迴響，這不也是一種殊勝的感應嗎？有人說“人生如戲”，果真如此，我們也要隨著時空舞台的變換而做什麼像什麼，切勿因為自己的不盡責壞了一場戲的氣氛，讓自他懊惱遺憾。
永不退票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辦“百萬傳燈徵文比賽”，其中，來自大陸的江閱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獲得社會組首獎，文中敘述他閱讀《傳燈》後，對於我一生忠於承諾，永不退票的性格有著深切的感想。當《天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頒獎典禮中宣布此事時，昔日點滴一幕幕襲上心頭。的確，我這一生為了實踐承諾，很少有退票的記錄。
一九三八年，年僅十二歲的我陪著母親沿著江浙一帶，尋找在戰火中失去聯絡的父親。經過棲霞山時，一位知客師問我是否想出家，我隨便答了一句：“好啊！”志開上人那時擔任棲霞山寺監院，聽聞此事，便立刻囑人找我前去，說道：“小朋友，聽說你想出家，就拜我做師父吧！”母親起初不肯，但是為了信守承諾不可退票，我告訴母親：“我已經答應他們了。”經不起我再三的請求，母親只好噙淚默許，獨自離去。從此出家近六十年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忠於自己的諾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以後，我曾經掛單中壢、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務不定，所以無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間，李決和、林松年、馬騰等宜蘭人氏邀請我至宜蘭雷音寺駐錫弘法，我欣然允諾。記得那時寺裡住了三家軍眷，丹墀上掛滿了晾曬的衣物，兒童們穿梭其中嬉戲遊玩，院落裡也堆滿了雜物，每次上廁所時，還得移開門口的煤球爐才能進去。總之，周遭的環境根本就不像個道場，但自忖：既已承諾別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來。四十餘年來，雷音寺已經三次翻修，不復當年窘態，而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雖然雲遊行腳，走遍世界，但我對宜蘭的一句承諾，至今尚未退票。
宜蘭地處一隅，民風保守，初來此地弘法，難免遭遇一些阻難，但我從不灰心，相繼成立國文補習班、青年會、學生會、歌詠隊，將學佛風氣帶動起來，所幸大部分鄉民都十分淳樸可度，當地青年的熱情誠懇，尤其讓人感動，我更加覺得自己當初信守承諾，“永不退票”是正確的抉擇。所以，雖然那時嘉義天龍寺、高雄佛教堂、雲林虎尾寺、苗栗法雲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紛紛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於對宜蘭鄉親不能輕易退票的原則，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經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無可旁貸的責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條件，則效果必定不彰。有識於此，青少年時期我就立志將來要興辦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協助高雄信徒完成壽山寺的建設之後，發現此處雖地方不大，但因為是高樓建築，可用空間甚多，乃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當我正興致勃勃地擬訂招生計劃時，一位重要的信徒前來阻止，他告訴我：“辦佛學院將來會沒有飯吃。我坦白告訴你，如果你辦佛學院，我們是不會支持你的。”
辦佛學院誠然所費不貲，又無立竿見影之效，很難獲得大眾的支持，但既然有機會能實現當初的心願，豈能半途對自己的承諾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您可以不護持這件事，但是不能阻礙這項功德。”一轉眼，佛學院至今已歷時三十餘載，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歷史最為悠久、畢業學生最為眾多，著稱於台灣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週再專程到台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周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託，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台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歷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台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台北發展，只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台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熏修；後來遷至松江路，易名為“台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松山火車站旁增闢台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馬來西亞弘法，數年後，我開建佛光山，這時新加坡福海禪苑住持宏宗法師回台灣湖口探親，在與我見面閒聊時提及，當時台灣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馬一帶化緣，而他自己就已經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緣簿。我聽了以後，當下告訴自己：我開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馬一帶的信徒化緣，而且將來如果自己沒有力量布施，絕對不踏上新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時，佛光山首次組織弘法團至馬來西亞時，檳城信眾分四路排班列隊，跪拜供養，歷經數小時，計收到十七萬馬幣，我立刻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以示兌現心中諾言，不為自己退票。十餘年來，我在新馬弘法所得一切紅包錢，也都悉數資助當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為與佛光山有特別的因緣之外，開山三十年來，我未曾向新、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禮法師邀我前往法國弘法，當時一位黃老太太皈依之後，要求我到巴黎建寺，當時我隨口說：“好。”回到台灣後，黃老太太與其女婿鐘勝利前來再度懇請。為了承諾不退票，佛光山在經濟萬分拮据之際，由其介紹，在巴黎買下一座古堡，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道場。一九九六年十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古堡道場成為大家流連忘返的據點。看到會員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憶起首度前往探勘時，氣溫僅有零下兩度，我們師徒數人在雪花飄飄中，巡視四周田園風光，隨即促膝於古堡一角的火爐旁，暢談未來，直到天明。至今想來，仍然感到溫馨無比，意猶未盡。
自建道場，固然需費甚鉅，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時費力，困難重重，我向來不喜與人紛爭，所以不願接辦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對別人的承諾不退票，而與一些寺院結下不解之緣。嘉義圓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賣的寺院，為不忍佛門聖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紹之下，於即將拍賣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義稅捐處情商拍賣延期。幸好當時稅捐處處長魏建言先生是慈惠過去未出家前在宜蘭的同事，因此願意寬限半個月，讓我們得以籌得四百萬元贖回廟產。但是接手之後，才發現寺內還有住家、工廠，為了對林居士的好意實踐不退票的承諾，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萬元搬遷費，才保住這個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進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將台南福國寺獻給佛光山管理。本來我未曾動心，但五六年來見其誠意殷殷，便允諾接納，並請心定前往接洽，才發現寺方負債數百萬元。我聽到心定的報告，真是左右為難，因為在經濟上，佛光山哪裡有這些能力，但是因為自己已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答應接受，為維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萬分無奈地張羅還債事宜。
類似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但是我都咬緊牙關，一一承擔下來。堅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點虧，但在無形中也長養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愛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損失就不足為道了。
十餘年前，台南加工出口區請我作一場講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無法排出行程。”對方表示講座可排在次年，我一來感其誠懇，二來覺得日期還早，便隨口承諾。時間如白駒過隙，一年一眨眼就過去了，約期迫在眉睫，而當時我在洛杉磯舉行西來寺籌建會議，正討論到緊要的地方，儘管許多徒眾勸我打電話請主辦單位將演講改期或推辭，但我力排眾議，堅決不可退票。因此為了這一場兩個小時的講演，我從洛杉磯飛往台灣講演後，第二天即刻趕回美國，連同候機、逗留、坐車，為了兩小時的演講，總計我花了六十小時。雖然如此，至今仍為自己在萬難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紀錄，未曾耽己誤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斷腿骨，於榮民總醫院開刀出院後的第三天，因為想起兩個月前曾答應彰化西方佛光分會的邀請，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學講座暨皈依典禮，遂穿戴整齊，囑人準備車子。雖然主辦單位表示可以延期，勸我休養，一旁照料的弟子們也爭著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終於說服大家。猶記得當時台灣各種公共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我坐著輪椅，沿著漆黑顛簸的小徑，前往文開小學活動中心的講台。當看到千名信眾已井然就座，那種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還好親自來此，雖然諸多不便，但總算沒有辜負信眾的期望。九月七日，我又依約趕到台北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為台灣文藝協會主持講座，與會者見我到來，莫不動容流淚，整個會場籠罩在一片感人的氣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氣。
由於這兩次講演我都經歷輪椅上下講台的困難，唯恐十月份在東京的講座太麻煩別人，因此去電東瀛，沒想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名記者吉田實先生及國會議員一再誠懇地表示願意作各種服務，所以我只有靦然赴會。十月二十八日，抵達日本國會大廈時，承蒙議員先生們不嫌棄我的不便，同心協力將我抬上講台，使這次講座得以圓滿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為了紅磡體育館三天的佛學講座，我又飛往香港，其間又蒙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別的升降機將我送上飛機。對於他們助成我不退票的心願，至今仍銘感五內。
一九九四年初，我對外宣布佛光大學將於一九九六年開學，但沒想到山坡地的開發困難無比，光是中興工程公司為此所訂的紙上計劃就有數公尺之高。後經專家的評估，兩年之後，才核發雜項執照，准予開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開學，正是心急如焚的時候，獲悉嘉義某管理學院雖有建築執照及設校執照，但因內部問題叢生，無法進行下去，儘管必須撥款數億元才能成事，但為了履行開學的承諾，做一個不退票的人，我還是不顧一切困難，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總算在千萬人的期盼下，南華管理學院如期開學，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的大學。而台灣教育界人士更是以驚訝的口吻告訴我，這種辦學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我這一生中為了不退票，不但總是在萬分驚險中度過分分秒秒，而且經常在時空軌道上疾奔，在身體勞累中硬挺。有一回，由於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須在同一天中午，主持台北道場的演藝人員的素齋談禪及台中東海道場的佛光緣書畫義賣記者會。兩地相隔兩百公里，在別人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雙方主辦者都不肯讓步。為了免除爭執，我只得和他們約定，上午十點半到台中，中午一點半到台北，撇開講話的時間不談，即以當時周日的路況而言，也是萬分困難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結果如時到達，讓大家皆大歡喜。
類似這樣的情況雖已歷經多次，但因為我向來秉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原則待人處事，所以不但樂於做種種努力挽回局面，還要反過來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眾：“沒有關係，既然訂了，就不要改了。”沒想到他們因而經常如法泡製，而我為了讓他們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過了半生。儘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為自己增添資本，也是在成就別人的好事，所以我還是無怨無悔地付出一切。
記憶中，不但已經訂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經買好的公車票、火車票、飛機票、船票，我也從來不肯退票，雖說經常為此面對許多困境，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因片面的理由而失信於人。古德說：“人言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豈不成了非人嗎？西哲曾說：“懊悔的果實最難吃。”的確，許多人做事經常懊悔，經常退票，結果一生都在遺憾中度過，其實懊悔無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實踐諾言，“永不退票”，負責到底，才能擁有一個圓滿的人生。
第三部分 --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瞭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嗔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等等。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制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形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制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歷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迂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歷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藉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淩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嗔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便勇敢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舍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歷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制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做出最大的貢獻。
然而卻有許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里，對佛教做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 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游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弘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面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丑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蹟。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盪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裡，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鑑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藉此恢復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的？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佔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制；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的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只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分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布教，屢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因為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衊佛教，我致信抗議。儘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在親身經歷了這許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當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里沒有一間派出所，維繫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只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面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歷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合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后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准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布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後裡、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面不一的假道學、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制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嗔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至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嘆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乾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
小，不能忽視
一般人皆貪多求大，即使在目前日新月異的時代裡，世人以短小精薄為美，也多從其眼前的實用利益著眼，例如小書易於攜帶，小車便宜省油。
其實，就在我們的身邊，有許多小而不起眼的人、事、物，其未來性往往不可限量。例如小砂石混在水泥中，可以建高樓大廈；小螺絲釘鎖在大機器上，可以運轉生產；小水滴不斷滴下，力可透石；小火星足以燎原；河床中一塊塊小土的沉積，可以讓流水淤塞；小小的一句話，足以影響一國之興衰；一文小小的布施，或能濟人燃眉之急；一絲小小的微笑，給人信心無限；一聲小小的愛語，散播了歡喜與鼓勵；每日一件小小的善行，足以廣結善緣；聽了一則小小的故事，可以發人深省；小孩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小王子長大可以繼任王位，統治全國；小不忍，即足以亂大謀……凡此皆說明了小之不可忽視。
記得幼時，母親多恙，我常在病榻前為她讀誦故鄉揚州七字段的故事，母親則糾正我所念錯的字，日積月累下來，我不但從不識字的母親那兒認識許多字，培養我閱讀的興趣，更增長我忠孝節義的觀念。現在想想，童年時小小的孝心，竟成為我希聖希賢的啟蒙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及至稍長，家人送我到私塾讀書。一天，我無意中看到附近讀洋學校的小朋友課本上有這麼一句話：
“短衣短褲上學校，從不遲到一分鐘。”
我將這句話謹記在心，並且朗朗上口，奉為圭臬。直到現在，我向來為人所稱道的守時守信習慣，實則源於這小小的一句話。
回想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出家生涯，我在佛法大海裡，也經常自小小的一瓢飲中，盡嘗無邊的法味。
青少年時，於各處參學，無論是一合掌，或一頂禮，雖是小小的動作，我都盡量表達內心的誠敬；向師長的一請示、一報告，即使是小事一樁，我也盡己所能，述說得適當合宜。猶記得至金山寺掛單，苦候五個小時，沒有人理我；到毘盧寺參訪首座，等了三天，不蒙接見，在這些小小的等候裡，我學到了逆來順受、虛心耐煩，從中獲益甚大。
我也曾在多位老和尚座下忝任侍者，每天供應三餐，佇立侍候，添飯加菜；有時參加焰口法會，我側立在七大師身旁，寸步不動八小時之久。這樣的兼職侍者，一做數年，雖然異常辛苦，精神上卻備感充實，因為我從那些長老大德的行儀中，學習到做人處事的禮貌與進退時空的分寸。由於從事這些小小的工作，我深深地體會到佛法的大用，使我於忙中不覺忙，苦中不感苦。
出家剃度時，我最尊敬的容齋法師為我提取法名──“今覺”，並且告訴我：“不可以小看這兩個字！能夠當下做到，就不愧出家學道。”我從此將這小小的一段話印烙心田，並且時有所感。後來，我一直鼓勵學生或信徒學佛修行，貴在每日反觀自照，小覺小悟，久而久之，自能大徹大悟。
我雖是家師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但是並不因此而享受殊遇，有的只是更嚴厲的呵責。十六歲那年，染患瘧疾，時冷時熱，乏人照顧，正在奄奄一息之際，家師遣人送來一小碗鹹菜，給我配稀粥吃，令我感動涕零，旋即立誓盡形壽以身心奉獻佛教。一小碗鹹菜，引發大願，固不足為外人道，憑著這一點小小的感恩心，使我在人生旅途中歷經千辛萬苦，猶能百折不回，而未嘗稍改初心，才是我這一生中最大的收穫。
十八歲時，至常州天寧佛學院，因名額已滿，無法如願就讀，想去禪堂參學，也遭拒絕，只好任職行單行堂。一位糾察師送我一雙襪帶，這是我參學期中所收到的唯一禮物，東西雖小，卻使我從此學會了廣結善緣。
十九歲時，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客堂知客師慈悲，不但笑容相迎，還幫忙攜拿行李，招呼送單。當時，我還只是一名年輕的學僧，竟能受此禮遇，心中真是感動不已！這段人生中的小插曲，對於我日後待人處事有著莫大的影響：我畢生提倡“給人歡喜”的信條，就在這小小的事件上透露出無限的深義。
一九四九年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為佛教的繼絕存亡盡一己綿薄之力。四十多年來，我念茲在茲，為開拓佛教而努力不懈。每當遭遇困境，憶及與彼岸故人之間小小的承諾，心中自然就會產生一股巨大的願力，激勵我奮發堅忍，終能衝破難關。這幾年來，我四處打聽他的消息，終於與他取得聯繫，並且盡力給予資助，主要是感念當年彼此心系佛教的這份小小共識。
一般人對於我能站在台上，面對數以萬計的聽眾廣開大座，感到欣羨，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從過去小型的布教中，累積多次經驗而有的成果。一九五三年，我應李決和居士之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記得初次上台講經時，我手腳發抖，為了不被察覺，只得雙手抓緊桌緣，好不容易下了台，才發現自己全身已是汗流浹背。隨著說法次數的增加，我的膽子壯了，風儀也有了改進。二十年後，我踏入展演殿堂；近十年來，我頻頻走上世界的講壇。此時的心情，既是為現在信眾的聞法虔誠而感動不已，更是為過去信眾的慈悲成就而升起無限的感恩。
二三十年前，寶島民智未開，神佛不分，為了使正信的佛教深入民心，只得挖空心思，設計各種活動。一天，我福至心靈，想到過去佛陀時代以音聲傳教，但是，卻苦於當年並沒有什麼佛教歌曲，便自己動手寫詞，請楊詠譜先生譜曲，把當地優秀青年一起唱到佛教中來。後來這些青年組成歌詠隊，跟著我上山下鄉弘法布教，每次風塵僕僕而去，披星戴月而返，一支支小小的佛曲就這樣傳揚開來。
多少民眾雖然識字不多，但是被歌曲的詞意所感動而法喜落淚！多少人不慣聽聞深奧的佛法，卻在悠揚的聖樂感召下欣然入教，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台灣，民風還很保守，這一支小小的隊伍，卻以其朝氣蓬勃的歌聲，橫掃蘭陽地區，遍撒菩提種子。後來，我們還突破窠臼，將佛教聖歌、贊偈等錄製成唱片，以另一種形態來呈現佛法妙意，令人耳目一新！一張張小小的唱片就這樣將佛教帶入各個家庭。
“宜蘭念佛會”的成立，是我與信徒們共修的開始。接著，台北念佛會、龍巖（糖廠）念佛會、頭城念佛會、羅東念佛會……相繼成立，這些講堂的規模雖小，卻接引很多人學佛修行，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一九九二年春，我到英國主持倫敦佛光協會成立大會，與副會長趙麗珠小姐會面，她首先興奮地提起三十五年前我曾送她筆紙文具的往事，由此大家打開了話匣子，從其父親──龍巖糖廠廠長趙望先生當年在廠內設立共修會之種種，談到目前她對國際佛光會的展望與抱負。時光真有如白駒過隙，孰能想像眼前這名豪氣萬千，積極在異域推動佛教的護法，正是過去那個乖巧恬靜的小童女呢？而最可貴的是：小小的念佛會成就了殊勝的法緣，緣緣相牽，脈脈相傳。
一九五七年，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首開佛教在電台佈教的先例，於民本廣播電台製作主持三十分鐘的定期節目《佛教之聲》。沒想到乳燕初啼，一鳴驚人。接著，又應廣播公司之邀，再闢《覺世之聲》。這些當年與我共寫歷史的青年們，均先後隨我出家，我們胼手胝足，由宜蘭雷音寺的弘法到高雄佛光山的開山；由島內各別分院的建設，到遍布世界的佛光寺與佛光會的成立；由小型的共修會到大型的國際活動，一晃三十餘載，我們由無到有。如今，心平接棒統領佛光山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則由少不更事的小女孩，成長為當今教界舉足輕重的長老比丘尼。慈惠更於第十八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榮膺副會長，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比丘尼。
年少時非常喜愛讀書，每於晚上開大靜後，躲在棉被裡，拿著一炷香偷偷地閱讀默記，夜夜如此下來，居然也背了不少古文佳作，讀了不少章回小說。拜這點小小香光之賜，我奠下些許國學基礎。
記得十八歲在焦山佛學院唸書時，有一天心血來潮，塗鴉小詩數首，並且試著投稿，不意這篇小小的處女詩作竟在《江蘇新報》上披露，令我喜出望外，引發了我對文學的興趣。
二十五歲時，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承關凱圖老師在任課之餘，發心教演培法師和我六個月的日文，憑著這點小小的文法基礎，我將智道法師贈我的一本日文佛典譯成中文，並承王法蓮老居士贈紙、聖瑞法師出款、聖印法師謄清、心悟法師校稿、竺摩法師題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的中文版終於問世了！一本薄薄的小書，由這麼多因緣和合而成，不也是觀音菩薩普門示現嗎？
二十三歲在法雲寺日夜看守山林，在山上小小的草寮裡，我伏在冰冷的地上，完成了《無聲息的歌唱》，出版後甚受歡迎，給予我莫大的鼓舞，我自許要繼續筆耕，好讓讀者們飽餐法味！
二十七歲，在雷音寺的斗室中，每晚就著小小的裁縫機，我寫下了《玉琳國師》與《釋迦牟尼佛傳》。 《玉琳國師》曾被拍成電影，又被改編成收視率頗佳的連續劇《再世情緣》，一本小書能躍上銀幕，以聲光弘法，實在是始料未及。而《釋迦牟尼佛傳》則是我日夜揣摩曠世聖者一言一行所寫成的，書雖非巨著，但是其中一小字一小句，無一不是我與佛陀無數次接心印心的深刻體驗。後來，我以點滴書款購地興寺，小小的書冊不但以文字般若延續慧命，更成為佛教事業的資源。
一九六一年，我承張少齊、張若虛先生的厚愛，接管《覺世》旬刊，三十年來兢兢業業地經營，如今每期十多萬份的發行量已普及島內外多個家庭，這份每十天出版一次的小冊子可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啊！
一九七九年始，我陸續在三家電視台製作佛教節目，不但屢獲頒獎，也由過去的外制，到目前電視公司的付費內製；此外，更從島內的播出到島外電台的轉播，並且應觀眾要求，將內容結集成冊，譯成各國文字，可見只要內容富含意義，製作質量精良，即使是短小的社教節目也能受到社會的肯定。
從宜蘭的兒童星期學校到現在各別分院的幼稚園、兒童班，乃至島外的中華學校，屈指一算，我辦了近四十年的兒童教育，對於“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句話實在是體驗良深。就以早期畢業的園生來說吧，李宗德是耳鼻喉科的名醫，林孝信在美國開創計算機圖書公司，韓慶雲擔任服飾公司董事長，林幸子在島內外設廠製作禮服，黎明哲、蔡明得在公共機關任職主管等。他們不但事業有成，家庭美滿，而且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於護法衛教更是不遺餘力。我深深感到：幼稚園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學前教育園地，若能於教學上運用巧思，灌輸正確的人生觀在幼童小小的心靈上，他們長大成人之後，自然就會懂得感恩惜福，勤奮向上，不但個人前途無量，也是國家民族的至福。
環視佛光山，其中的一景一物都與我有著深厚的感情；當年親栽的小樹小花，現在已成了滿山的濃蔭；東山的一小堆砂石阻擋了失控的車輪，使車內的心平和四個小沙彌免於一禍；大悲法會中一小瓶一小瓶的淨水，因屢有靈異事蹟而傳為佳話；陳列館中那一尊小小的燈花舍利觀音像是印度朝聖蹟時，佛菩薩顯示的聖蹟，不知讓多少香客駐足圍觀，增上信心！
誰說“小”是微不足道的呢？ “小”，正代表著無窮的希望──只要我們耐煩有恆，時間的浪潮會將小小的人物推向時代的前端；只要我們腳踏實地，歷史的巨手會將小因小緣聚合成豐功偉業；只要我們心存篤敬，即使是一念小小的誠意，慈悲的諸佛菩薩也會予以庇佑。眼睛很小，可以看遍世界；鼻孔很小，卻嗅著虛空的氣息；每一個小小細胞，都助長了人生的生存。莫以小善不為，莫以小惡可為，任何一小步，都是人間前途的一大步，“小”，蘊藏著不可忽視的力量！
肌肉是要活的
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巡視道場，幾天下來，看到一個徒眾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面無表情，暮氣沉沉。最後一天，我終於忍不住，把他叫來，說道：“你幾乎像個死了的人，可能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我感覺不到你是活脫脫的生命，你要將你的肌肉活起來啊！”過後，才發覺自己七十年的歲月中，雖然受盡酸甜苦辣，卻從來沒有被人罵過是死人，覺得這一生過得很有意義。
因為，活，就是美。花兒吐露芬芳，我們覺得賞心悅目，因為它是活的。樹梢隨風輕搖，我們覺得生意盎然，因為它是活的。鳥兒枝頭鳴叫，我們覺得動聽悅耳，因為它是活的。雲朵舒卷自如，我們覺得自在舒暢，因為它是活的。溪水淙淙流動，我們覺得滌盡塵慮，因為它是活的。同樣地，人的肌肉也要是活的，才能散發出生命的喜悅與希望。
五十年前，我在江蘇金山寺的禪堂參學時，老師說：“要眼觀鼻，鼻觀心。”“眼睛要收起來。”起初我老是做不好，經常挨罰，因為從小母親就教我們：“當別人講話時，你要看著他，才有禮貌。”後來才知道禪堂的老師是在訓練我們靜下心來觀無相之相，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還是要注意向對方注目、瞻仰，表示尊重他，也表示自己是一個活生生，有反應的活人。
數十年來，我看盡人間悲歡離合，目睹世事滄桑盛衰，一件事情到我手上，我能夠看出它大概的前因後果；一個人來了，我能夠看出他心裡的喜怒哀樂；一篇文章，我能夠很快地讀出它的內容重點；到任何地方去，我能夠一眼判斷我站立的地理位置。
徒眾常問我：“您怎麼能看出這麼多巧妙來？”我告訴他：“因為我的眼睛是活的。”
活的眼睛才能稱為是靈魂之窗，活的眼睛才能稱為是辨別之神。
有人問我：“為什麼和別人交談時，你總要在對方說完一段話之後，重複敘述其中的兩三句？”這是因為我要讓對方知道我的聽覺神經是活的，我很重視他的問題，我要馬上解決。
像有些弟子聽完我的話之後，唯唯諾諾，但是做出來的卻不是那麼回事，因為有的時候，他只聽了一半，所以做得不周全，引生很多麻煩；有的時候，也會錯意思，結果自己聽出許多煩惱，也把煩惱傳給了別人。所以僅僅聽話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全聽、會聽，才能不負所託，把事情做得神似活現。
現今是一個有色彩、有聲音的時代，我們不但要用活的眼睛、活的耳朵接收宇宙萬物的聲音、色彩，也要用活的嘴巴製造美麗的色彩，發出動人的聲音。
記得過去有一位同道雖然學養很好，但是因為面無表情，讓人見了索然無味，所以大家在背地裡稱他為“活殭屍”。我當時覺得：人還沒死，先讓肌肉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所以以此為惕，經常笑臉迎人，因此結了許多善緣。後來我收徒納眾，也一再告誡大家，要做一個“臉上無嗔是供養”的活人。有一天，一個在殿堂做香燈的弟子向我訴苦：“您老是要我們笑，您可知道，笑久了，嘴角會酸啊！”我回答他：“可見你平常沒有養成笑的習慣，嘴角的肌肉已經死了！”
讓嘴角的肌肉活過來，要先從微笑開始！
記得幾年前的一個清晨，我走到半路，一位信徒快步走來，希望能和我合照，只見他一直向樹叢裡的太太招手，高喊：“快來和大師合照啊！” “卡緊啊！（台語）” “卡緊啊！”但是太太卻一股勁兒地搖手。我回過頭來，朝著這位太太打趣地說道：“大家都喜歡和我拍照，你為什麼躲起來呢？”這位太太才面帶羞澀地走出來，回答說：“不好意思啦！我今天沒化妝啊！”我告訴她：“你對著鏡頭笑就是最好的化妝了！”幾天后，我收到這對夫婦和我合照的相片，我覺得這位太太笑的樣子好像艷陽下綻放的花朵，真美！
笑，不但是最美的表情，也是最好的溝通橋樑。多年前，我到一間泰國寺院，那裡的小朋友和我語言不通，但他們燦然的笑容將彼此之間的距離拉得好近，彷彿我們是舊識相逢。直到離去，我還覺得依依不捨。西哲說：“如果你笑，世界就會跟著你笑。”如果我們想要擁抱世界，就要學著去做一個會笑的活人。
信徒經常找我去排難解紛，我常聽做丈夫的對我說：“太太不愛我了！怎麼辦呢？”我告訴他：“你必定在家裡常常板起面孔，沒有幽默的表情，所以太太不喜歡你。”
也曾聽做太太的和我說：“先生移情別戀了，我好傷心喲！”我勸她：“你必定在家裡像個木頭人，沒有反應，當然丈夫不能接受。”
世上有很多人不漂亮，但是很耐看，很有人緣，那是因為他的“肌肉是活的”，四周環境也因他而顯得亮麗耀眼；也有很多人很漂亮，但是不耐看，沒有人緣，那是因為他冷若冰霜，讓人敬而遠之，當然也就失去了美感。所以奉勸天下的師長父母們，教導後輩子弟不要光著重於知識的堆砌，最要緊的，是讓他們先把肌肉訓練得活起來。
人，有了表情，就像甘霖遍灑大地，一切都會“活”過來！
過去在大陸，師長出門做客，我隨侍在旁，都會一邊恭聽，一邊面露微笑，幫忙點頭示意。因為我要讓他們知道：雖然我是一個不起眼的後學，但是，我是一個活人，我有靈敏的覺知，我有快速的反應。或許因為如此，師長們都喜歡帶我出去。及至來台，慈航法師、妙果老和尚、智光法師、東初法師等前輩大德也很喜歡找我講話聊天，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和他們一樣，有哀喜的神情，有豐富的應對，彼此一來一往，所以話題源源不絕，氣氛活潑生動。
我很感謝從小父母就教導我“童子應對”，記得第一課是：長輩問話時，晚輩要立即回答。這種訓練養成我主動和人講話、招呼的習慣。有時候連徒孫來了，我都先問他：“吃過飯了嗎？”旁邊的人聽了，往往不以為然地說：“他是後輩，你不要管他！”我總是說：“我嘴巴是活的，不能不說話。”
俗語說：“有話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孔子也說自己像一口鐘，小叩小響，大叩大響。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鐘的潛力，但是我們要做一口活力充沛的洪鐘，千萬不要做一口死氣沉沉的啞鐘。過去，我有一名弟子，性情溫和，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喜歡講話。有一次，他來看我，靜靜地坐在角落裡，半天不說一句話，大家幾乎都忘了他的存在。在他起身即將告退時，我故意用激將法告訴他：“你來了不跟我講話，我以後也不要同你講話了。”他一急，囁嚅地答道：“我不知道要講什麼。”我教他先附和響應長老大德的意見，然後再慢慢學習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努力地照著我的話去做，幾年之後，變得侃侃而談，整個人也顯得神氣活現。
我在上課寫板書時，有時字寫在東邊，有時字寫在西邊；有時字寫得大一點，有時字寫得小一點；有時字寫在上面一點，有時字寫在下面一點；有時字寫橫的，有時字寫直的……因為我總想到自己是個活人，所以要充分地活用黑板上各部分的空間。我在講經說法時，經常通過手勢、動作、表情、語氣，來表達圓融的妙諦，因為我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活人，所以要積極地活用身體上各部分的肌肉，將佛法展現出來。
慈惠跟著我到各處弘法，幫我翻譯了四十年的台語。她經常對我說：“我很佩服師父，因為您不論在何時何地，威儀都這麼好。”我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但對於佛門的教育，我由衷感恩敬佩。記得十二歲出家時，常住首先教我佛門行儀，從行住坐臥、吃飯穿衣當中，活靈活現地將佛法落實在生活當中。後來我經常奉老師之命，去放蒙山施食，我遵守師長的教誨，努力將步伐放得沉穩，將手勢表現得柔軟，我默默地告訴自己：要從活的肌肉裡，無聲地表達虔誠的心意、生命的真諦。
每次有焰口法會，我也經常被開牌做老和尚的侍者，雖然在儀式進行中，雙腳不可以移動，眼睛不可以亂視，但是我用耳朵傾聽梵唄音聲，用心來感覺周遭的變化，用手來為老和尚翻經書，因為我的六根是活的，我要活絡地運用它們。
平時，我非常喜歡出坡作務、打球跑步，因為我要將肌肉訓練成活的，讓自己身強體健；我也樂於為人服務，幫忙跑腿，因為我要將活力散發出去，讓大家同感愉悅。我性喜淡泊寧靜，但是在團體人群當中，我一定隨喜隨眾，讓大家感覺到我是一個真正的“活”人，而不是一個“活死人”。惟其如此，師長才肯用我做事，同儕才喜歡和我合作，我才能有更多的機會為佛教、為大眾奉獻心力。
直至今日，我年逾七十，仍南北奔走，洲際弘法，徒眾都勸我要多休息，但我覺得：活躍的人生應該是飛揚的，前進的。人，如果不能動，不是身體違和，就是捨報往生。要休息，將來到棺材裡去，就可以永遠休息，何必在活著的時候，虛擲光陰呢？
童年時，正值抗戰期間，為了躲日本兵，我經常躺在死屍堆裡裝死，身體一動也不敢動，呼吸也暫時停止。此後這種印像一直鮮明地印在腦海裡，因為裝死讓我深切地感受到“活”著的可貴，因此倍加珍惜生命。一九九五年，我因為冠狀動脈阻塞入院開刀，在恢復室裡醒來，第一眼看到牆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地走著，一種活著的幸福感覺油然生起，因為它是動態的，不是死寂的。人生存在世間，也必須將自己動起來。世界上沒有比人能夠活動更美好的事情了！
佛陀著衣持缽，乞食經行，走入大眾，真理才得以弘揚開來；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尋聲救苦，眾生才有得度的契機；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才有光明的希望；玄奘大師千辛萬苦跋涉八百里流沙，西天取經，中國佛教才能夠盛傳不輟。我們想要活出人生的意義來，應該以古聖先賢為榜樣，動眼觀察眾生疾苦，動耳聽聞佛法，動口講說好話，動手多做善事，動腳邁向佛道，動心將方寸裡的寶藏挖掘出來。
出家半世紀以來，從香燈到司水，從知客到布教，從學生到老師，從幕僚到主管，我無不戮力以赴；從黑板到電台，從幻燈機到投影機，從電視到電影，從音樂到舞蹈……都是我布教的工具；從學校到監獄，從工廠到機關，從農村到都市，從海邊到山頂……皆有我弘法的足跡；從老人到兒童，從青年到壯年，從婦女到男士，從難民到顯貴……全是我接引的對象。我覺得人生好充實，好精彩！中國人常說：“話不要說盡，要留一點轉圜的空間。”其實，舉凡應世接物均是如此，我們唯有去除我執的框框，不為自他預設立場，能飽能餓，能尊能卑，能進能退，能早能晚……才能把握當下，活用周遭的資源，發揮生命的光與熱。
活，不但是精神力、生命力的表現，也是慈悲力、忍耐力的詮釋。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人有沒有辦法，不但要看你的肌肉是不是活的，也要看你的心是不是活的！
我一生歷經挫折、打擊，但我從不灰心失意，因為我始終堅信只要自己不死，一定可以活出希望來！我擁有千餘名智愚、賢鈍不同的入室弟子，事實證明，只要能啟發眾生本自具有的佛性，敗卒殘兵也都可以訓練成為活的！
活字印刷的發明、活頁簿本的應用，可以將文字隨意照排、裝訂，為人類帶來多少方便；梵剎的飛簷斗拱、教堂的浮雕壁畫，展現宇宙活潑的生機，讓人們多麼遐思神往！可見即使小至一沙一石，只要我們具有慧思巧手，也能使它活出尊嚴，再創生機。
三十年前，佛光山東側本是一片狹窄的斷崖，我填土整治，植花種樹，氣勢雄偉的大佛城於焉成立，承蒙前高雄縣縣長余陳月瑛女士讚美，說它是全縣的地標。兩年前，嘉義大林鎮一處閒置的工地恍如廢墟，我接收過來，重新擘畫，以精緻著稱的南華管理學院迅速成辦，打破全台灣大學教育史的多項記錄。所以，我們不要以一成不變的眼光、墨守成規的態度來看待萬事萬物，會做事的人將事情做活了，所以能越做越大；會下棋的人將棋下活了，所以能全盤皆贏；會寫文章的人將文字寫活了，所以能感動人心；會講演的人將道理講活了，所以能引起共鳴。甚至會玩球的選手扭轉劣勢，讓球局從敗部復活，所以我們為他喝彩叫好；會醫病的大夫妙手回春，讓瀕死病人復活，所以我們對他禮敬崇戴。
因此，活，非僅指肉體的存活，我們要用慈悲的行為、善巧的語言、靈敏的心意，讓人產生信心，讓人增加歡喜，讓人湧現希望，讓人得到方便，進而立功、立德、立言，讓我們的善行懿舉能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讓我們的國家社會能永遠活在安和樂利之中。這一切的一切，都必須先從基本動作——將我們個人的肌肉培養成為“活”的做起！
勇敢的一面
我生性隨和謙讓，從小甚得長輩疼愛。一天，一位史老師見我被同學欺侮，對我說：“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這個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
我將這句話記在心頭，數十年來，自我奮發，精勤努力。現在回顧往事，我自覺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神州處處風聲鶴唳，連故鄉揚州也不例外，炮火槍聲，街頭巷戰，時有所見，屍橫街頭，怵目驚心。在槍林彈雨中，我不僅曾經見義勇為，救活一位中彈受傷的戰士，告訴大人用門板送他回後方；逃難時，更有躺在死人堆裡的經驗。那時，我不過十歲，在家人眼中，我是個膽識過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隨著母親，離鄉背井，去尋找經商失踪的父親，雖然烽火漫天，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到了棲霞山，我為了一句不經意承諾的話而毅然出家，說來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我出任白塔小學校長。那時每天都在夾縫中提著性命度日，但是卻從不感到畏懼。
當時佛教積弊甚深，連本身自保尚有問題，遑論發揮濟世度眾的功效。有鑑於此，我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來，在宜興創辦《怒濤》雜誌，到徐州編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張貼牆報，發送傳單，甚至街頭講演，宣揚革新佛教、邁出山門、走入社會、廣利眾生的理念，雖然備受舊勢力的打壓，但憑一股興教護國的熱忱，我們不畏權勢，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們來到了南京華藏寺，蒙住持蔭雲和尚厚愛，將全寺交給我們管理。我們一心志在復興佛教，發現寺內陋習甚多，即刻著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規約，革新經懺制度，卻不料與舊僧衝突日甚，加上我們的思想前進，已然觸怒了當地的軍閥政客和土豪劣紳。舊僧與官僚遂勾結起來，對我們百般迫害，煮雲法師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松峰、松泉法師幾乎喪命街頭。我任職監寺，每天出生入死，卻了無懼意，只覺得強烈的使命感時刻充溢胸懷，鼓舞著我們為教奉獻。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譚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覺民等，為了拯救黎民於倒懸，尚且不惜犧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興佛教，普澤蒼生，若不肯勇敢犧牲，又豈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我與同道智勇法師相約：他留守大陸，我則孤身來台，共同續佛慧命，紹隆佛種。由於長年深居內地，當時孤陋寡聞的我，對於台灣的印象，竟然還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蠻荒瘴癘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師不也歷經流沙猛獸之險，隻身西行，取經訪道嗎？古德有云：“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猶豫地承諾下來，孑然一身地到達人地生疏的台灣北部，幾經輾轉，才獨自一人至宜蘭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況下，單槍匹馬，環島布教。多年後，不懂英語的我，還曾經數度隻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當年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對陌生的環境及遙不可知的未來，所憑者無非是堅定果決的勇氣罷了。
來台初時，舉目無親，我四處尋求掛單，卻頻遭拒絕，備受奚落，而三餐不繼、飢寒交迫則是常有的事，我卻從不為此氣餒。早年，孫張清揚女士對我禮遇有加，並有意出資送我出國留學，我一貧如洗，卻未曾動心，更未嘗向她訴窮求援。雖然那時無錢無緣，斗室中連一張陳舊的桌椅也沒有，為了接引知識分子，我竟能首開先河，發起大專青年學佛，記得當時優秀的青年吳怡、張尚德、王尚義等，都是參與第一次佛教座談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處籌款，買下佛光山的土地後，身上僅餘微薄的一萬元作為開山基金。在當時一般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今佛光山的各種建設，不也證明了勇氣比金錢的力量還要大嗎？
三四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民風保守，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間殺生拜拜的陋習，我組織佛教歌詠隊，利用幻燈片作為弘法工具，開辦兒童星期學校，設立學生會、弘法隊，帶領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創新不斷招致非議，甚至還有人說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揚言要殺我而後快。我並不因此而稍有憚色，繼續開風氣之先，灌製唱片，製作佛教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在佛教節慶時穿插歌舞表演等，反對的聲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堅持理想。
現在，各個道場紛紛效法這些弘法模式，說明了當初的勇於創新有其必要。為了引起社會人士對佛教的重視，我還舉辦空前未有的佛誕花車遊行、大藏經環島宣傳、運用視聽器材的環島布教等活動，果然掀起了學佛熱潮。回想當時我們既無文宣專才與組織經驗，又要經常面對教內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轟動，實在是靠著不退轉的信心與勇氣所使然。
弘法布教固然是困難重重，建寺安僧，乃至辦學培養僧才，也不無種種阻礙。一九六五年，我在壽山寺興致勃勃地向大眾宣布要創辦佛教學院時，卻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潑了一盆冷水，他說：“師父！您辦佛學院，我們無法長期支持經費，將來您會沒有飯吃。”誠然，我當時財力匱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興佛教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嚇而退志，仍然決心辦學，佛教學院於焉成立。三十年來辦學不輟，畢業的學生人數愈千，遍布島內外，不斷為佛教獻身賣力，而當年入學的學生慈嘉、慈怡、依嚴、心定、依恆、心如等，隨我開山闢地，建立不少汗馬功勞，目前都是佛光山最優秀的職事。常自慶幸：當年若稍有遲疑，不知要平白損失多少法將良才。
決定籌建佛光山時，也聽到不少反對的聲音，信徒們認為，既然已經有了宜蘭雷音寺、高雄壽山寺可以聽經禮佛，又何必要千辛萬苦另拓道場？於是我特地包了一輛大巴士將大家帶往現場，以便實地說明心中的理想，沒想到他們見到刺竹滿山，野草沒脛，更加害怕起來。大家不但不肯下車，還說：“這種鬼地方，有誰會來？要來，師父您一個人來吧！”我獨自下車，信步繞山一匝，思忖良久後，篤定地對自己說：“我，非來此開山不可！”
開山時，篳路藍縷的困苦艱辛，日夜不休的擘畫經營，層出不窮的洪水天災，聲勢浩大的悍民圍山都非筆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無比堅定的勇氣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積，一血一汗的揮灑，使荒山成為今日的佛光山勝地。當年不肯下車的信徒，後來都成了朝山的常客。當初美國西來寺的建設，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對，經過百餘次的公聽會、協調會，十年的慘淡經營，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其餘島內外各別分院，也都是在經濟拮据、人力缺乏的情況下創立而成，其中所經歷的困境，不知凡幾。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無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心願。當然，於佛光山我雖退位，但於和尚我並未退休，所以對於國際佛光會，我還要更精進努力不可！
我一生隨緣隨喜，但是碰上有違原則的事，我絕不苟且妥協。接管雷音寺時，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請人將大殿內多尊神像搬走，並且親自砍掉兩旁神像出巡用的“迴避”牌子，以正佛堂威儀莊嚴。為了密勒學人獎學金的濫發，應邀作評審委員的我，不惜向主辦人南亭法師拍桌抗議。為使高雄市區信眾便於學佛，我幫忙建築高雄佛教堂，看見牆上的卐標幟與正統佛教不符，我力排眾議，拆掉重建，後來證明：我的擇善固執是正確無誤；我又堅持將佛龕前兩尊巨大無比的石獅打掉，藉此非難的信徒持棍護獅，見我不驚不懼，閉目端坐，僵持良久後，終於默然離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後，我自願退居監寺，禮請月基老和尚擔任住持，為此也費盡唇舌，幾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擾也是不計其數。
少年在叢林參學，讀到古德先賢們為法忘軀的精神，往往令我馳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實法師為了僧道坐位前後，寧受杖責，和皇帝抗爭不屈的事蹟，更是令我欽佩嘆服，故而立志效法。
還記得剛開始弘法時，有一次我在花蓮宣傳布教，警方前來取締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議：“我們到處傳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難道花蓮是化外之區嗎？”威壯的聲勢倒也令他們愕然無聲了。另一次，我在龍潭說法，眼見警察在台下取締，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台上賣力演說，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講經完畢，都相安無事。
《佛遺教經》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毒之罵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寫佛傳時，對於佛陀這一番言教，已有所領略。那時，我在慈愛幼稚園召開董事會，剛要開始，一位素來霸氣的信徒，建議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台主持董事會議。在我走下台時，有位陳老師突然大發雷霆，將桌子一拍，罵道：“你們這些地獄種子！師父創辦的佛教幼稚園，你們竟然找別人做董事長。”那位信徒知錯，請上台的那位欲當董事長的張先生下台，要我重做主席，我實在不願上台，但想到：眼前實在無人對佛教事業具有遠見與魄力，只得忍住剛才下台的恥辱，本著“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決心，再度走回台上，繼續主持會議。然而，有誰知道，為著顧全大局，再次步上講台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我這才深深體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塵，數十年來，憂民憂教，弘法利生，雖飽受譏毀，總是堅此百忍；雖頻遭阻難，猶能勇往直前。唯自愧與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十年生聚教訓比之，猶相去甚遠；與諸佛菩薩的拔苦予樂、百劫精進相較，更是望塵莫及，但盼日後有更多的艱辛困境來讓我砥礪身心，代眾受苦，則於願足矣！
不要做焦芽敗種
芝峰法師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師之一，他在焦山佛學院擔任教席時，一口濃厚的溫州鄉音，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兩年的課程下來，我只聽懂他常說的一句：“你們不要做焦芽敗種！”然而，這短短的一句話卻在我生命裡散發出無限的熱力。
一九四七年，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即遵從師命，隨他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禮拜祖庭。這時，當地的小學剛好缺校長一職，有鑑於教育對鄉里建設的重要性，我應邀留下，為鄉民服務，同時也著手展開我興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歲。
白塔學校學生二百八十人，老師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從辦理教務到主持訓導，從低年級教到高年級，可說是疲憊至極。
在槍聲不斷的暗夜裡，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眠。想到東晉時代的道安大師，雖生逢戰亂之世，卻不畏艱苦，行腳各處，聚徒譯經，弘法不斷；北周時代的靈裕禪師，雖處於毀佛法難，卻無視危險，率領同侶，晝讀俗書，夜談佛理……就在他們的努力與堅持下，佛教得以繼絕存亡，免於滅教厄運。吾等後輩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視佛法衰微，甘於做個焦芽敗種呢？於是，我決定和同道合辦《怒濤》月刊，並且在課餘時，冒著生命的危險，赴各地張貼海報，街頭演說，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後來，我見地方不寧，難申己志，而當時機緣已趨成熟，便與一批有心振興佛教的同道相約，前往南京圖謀發展。此時適逢蔭雲和尚開明接納，表示願將華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們就當仁不讓地接收下來，並且訂定新僧規約，要求寺眾共同遵守，期能藉此引起他寺響應，同為振興佛教而努力。
當時的南京真可謂風雲際會，盛況一時，徐州的《徐報》看重我們雖然人數不多，年紀也都很輕，卻頗思有一番作為，所以特來邀請我們編輯《霞光》副刊，宣揚佛法。可見即使是埋在貧瘠土壤裡的種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終會萌發幼苗，鑽出地面；即使是生在萬紫千紅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頭，也能引起他人的矚目。最怕的是已經敗壞腐朽的種子，或者正被利養之火熏焦的芽苞，摻雜其中，因為它們只會盡其所能，影響整體的繼續生存。
果然，我們的積極作為引起寺內舊僧的強烈反對，他們勾結土豪劣紳，處處對我們施加壓力，甚至買通軍閥貪官，幾次置我們於死地。就在這齣生入死的日子裡，我將老師的那一句“不要做焦芽敗種”提出來，與大家共同勉勵，竟然獲得一致的共鳴。因為我們都寧可死而無憾於大眾的託付，也不願意生而有愧于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我在深夜喚醒睡夢中的道友、同學，趕搭一班輪船，到台灣續佛慧命。
船身在驚濤駭浪中逆風而行，顯得飄搖不定，我目視遠方，只見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鄉，已漸行漸遠，渺不可及，心中不免憂慟起來。這時，老師的那句話就像警鐘一般，在耳邊及時響起。在夜色朦朧中，看著漆黑的海水，竟像極了家鄉那條運河，勾起我兒時的回憶，我驀然驚覺：其實自己在很小的時候，就具有不做焦芽敗種的性格了。
記得家鄉揚州土地貧瘠，經濟落後，里人多以剃刀（理髮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縫師）三刀為業，但是我從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為伍，後來又看到來鄉誦經開示的法師們，個個威儀莊嚴，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歲那年，抗日戰爭爆發，揚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結伴來鄉避難，篤信佛法的外婆獲悉，立即煮菜辦齋，邀請他們來家裡應供。茶餘飯後，在大家的慫恿下，我隨便認了一個師父。就在他們即將把我帶走的時候，我突然仰頭問他：“我可以帶外婆一起去嗎？”
“當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著回答。
我又接二連三地問道：“我可以帶母親一起去嗎？”“我可以帶姐姐一起去嗎？”
外婆的堅毅、母親的明理、姐姐的勇敢，一向是我最欽佩的，但是大和尚回复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罷，不願跟去。
就這樣，我錯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緣，但是我終不於此懊悔，因為一年多以後，我在棲霞山巧遇志開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為教為民犧牲奉獻的高僧大德！
雖說我是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從不把我視為他一人所有，對我百般呵護，相反地，他動輒給我棒喝打罵，並且將我置於大眾之中，讓我在大冶洪爐裡歷經千錘百煉。我常想：如果當年我糊里糊塗地隨著那位揚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廟裡修行辦道，享受豐厚的供養，想必日後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株溫室裡的花朵，哪裡經得起時代風暴的幾番衝擊呢？
念及家師對我的種種期望，老師們對我的種種教誨，我總是堅定地告訴自己：“無論將來路途如何艱困，我一定不要做一個焦芽敗種！”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當我從微曦中醒來，才發現船已駛進基隆港口。我們一行百餘位僧侶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灣竟然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所到之處，不是吃閉門羹，便是被白眼相待。
我們的腳底磨傷了，衣衫也經不起日曬雨打，破了好幾個洞，肚子經常是飢腸轆轆。行腳途中，人數逐漸減少，乃至到後來寥寥無幾，最後大家決定各奔前程。
之後不久，蒙中壢圓光寺收留安單，我在那裡發心操持苦役，後來又前往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因為能刻苦耐勞，頗得寺眾信任，但始終感到長久下去，固然溫飽無虞，卻不能對台灣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慮後，告辭他去。
接著，我應邀主編《覺群》週報，由於主事者未能按照創報人太虛大師的原意發展，因此我寧可拂袖而去，不為斗米折腰。二十六歲那年，我被選為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南亭、慈航、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自感年紀太輕，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決定不受此職，於是寫了辭職書。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不知時務。
來台初期，也曾為中廣公司撰寫廣播稿，並且幫《人生》月刊前後義務擔任主編達六年之久，同時又經常在《自由青年》、《覺生》月刊等多處報章雜誌投稿，弘揚佛法，承蒙大家厚愛，一度被譽為“佛教文藝明星”。當時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會報紙，以重薪聘請我當編輯，做記者，雖然我貧無片瓦覆身，但終究因為這些工作都不是為佛門服務，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雷音寺落腳，經濟貧窮倒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治安單位今天調查，明天臨檢，有時傳你過去問話，有時前來取締法會，將整個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為無奈。
即使在這種種惡劣的環境下，我還是創造了許多台灣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績，例如：第一所幼稚園、第一座講堂、第一支歌詠隊、第一次電台弘法、第一次環島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個星期學校（兒童班）、第一次鄉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紀念品……凡此所憑藉者無他，只不過自始至終，我一直堅持“不願做焦芽敗種”的信念罷了。
目睹當時許多同道見佛教風雨飄搖，在物質、精神的壓力之下，紛紛見風轉舵，另謀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擇善固執多年以後，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體力行，證明了出家的路是無限地寬廣，要選擇成為佛教的護法長城還是成為僧團的敗卒逃兵，端視自己是否甘願做一個焦芽敗種而定。
謹記著“不要做焦芽敗種”這句銘言，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氣，也讓我在順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獲各地信徒之助，為我在新北投購置了一棟景緻優美的花園洋房，命名為“普門精舍”，供我寫稿，不但使我得償夙願，擁有一方安住寫作的天地，而且供養還算豐厚，生活過得怡然自得。
但是為了安頓隨我學佛的一批青年，以及擴大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住了沒多久，我在大家一片嘆惜聲中，將房舍讓售給他人，以所得款項，買下三重埔的一座樓房，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沒想到後來竟成為佛光山文化事業的搖籃。至今想來，仍為當年這份果敢、無私無我的決定感到自豪。
萬事起頭難，佛教文化的推展工作在最初時也歷經一番辛苦，還好弟子們都沒有焦芽敗種的性格，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奮鬥之下，法務蒸蒸日上。一九六四年，我將佛教文化服務處擴遷到高雄大圓環邊，中山路與中正路交叉點的一所房子，因為交通方便、鬧中取靜，眾人咸認是一塊上好的吉地。儘管環境稍趨平順，我並沒有因此而躊躇志滿，仍然一本初衷，時刻留心觀察現勢，擘畫佛教未來的前途。
三年後，我再度出乎信徒的意料，將這塊大家眼中的黃金地段出售，買下一座荒蕪的山地。這時，其他已一無所有，而剛剛創辦的壽山佛學院又開學在即，許多人為我擔心不已，更有一些人笑我愚癡無智。
經過多年的慘淡經營，各種佛教事業在這片荒地上漸漸開展起來，如今已向外拓展至各地。如果當年我耽於安樂，如何能有現在佛光山島內外的百間道場？如果當年我心願褊狹，如何能有今日遍布世界各處的佛光會與佛光人？
至今我年屆七十，仍行腳各地，弘法不輟，曾經有人問我：“何必要這麼辛苦？這麼賣力？”“何必要把佛教事業做得這麼多？這麼大呢？”這一切都不為了什麼，只是為了不做焦芽敗種，盡一個佛子應盡的責任罷了。
出家近一甲子來，目睹一些出家未久的人，以為修行就是要去住山閉關，倡導出家就是要不問世事，心中真是良感哀痛。千百年來，佛教之所以未能維持盛世，歷久不衰，不正是被焦芽敗種之流將法義扭曲，把佛教弄得幾乎消失隱沒？幸賴歷代一些氣度恢弘的祖師大德們力圖發揚，才使得佛教在迭經變亂之後，還能夠絕處逢生，長存不輟。所以我一再勉勵徒眾：為了億萬眾生的法身慧命，我們絕對不能做焦芽敗種！
你看！在大自然中，砂岩里的小花因為能夠突破困境，故能接受陽光的照耀，綻放出美麗的奇葩；湍流中的小魚由於能夠逆流而上，故能享受潔淨的源流，展現出活潑的生機。它們都努力求上進，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況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呢？因此，我們不必嘆息自己的地位卑微。有用的人，即使接受一點小因緣，也能點石成金，做得轟轟烈烈；無用的人，就是付與一樁大事業，到最後也只是“無聲息地歌唱”罷了。
君不見古今中外，有多少偉人豪傑雖然家世清貧，但因為努力不懈，所以能功成業就，光耀門楣；又有多少不肖子孫，即使繼承萬貫家財，卻由於自甘墮落，非但敗光所有產業，甚且使父母蒙羞。假如任何行業的人都有“不做焦芽敗種”的發心立願，又何患無成。
在各國的歷史中，不乏有忠貞愛國之士，即使國難當頭，猶能力挽狂瀾，振衰起弊；但也有許多扶不起的阿斗，縱使賦予重責，掌握政權，不但沒有作為，甚且亡國敗種。
可見焦芽敗種並非天生本質如此，亦非後天環境造成，而是完全在於我們的心念，如果我們能一心向上，則百福臨門，萬家生慶；一心趨下，則千古成憾，億劫不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創造者，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工程師，所以，我們不要小看自己的潛能，如果我們都能自許“不要做焦芽敗種”，則不但自己獲益無窮，也能令整個社會蒙受多利。
面對問題，不要退縮
人從出生下來之後，就會慢慢地感受到人間有很多問題，像生老病死的問題、人我是非的問題、貧富貴賤的問題、煩惱得失的問題，此外還有國家、社會、政治、經濟、人事、感情等諸多問題。許多人容易被這些問題打倒。我在一甲子以上的人生中，也曾經歷過這些問題，很多人好奇地問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在一次和信徒開示中，我告訴大家：“面對問題，不要退縮。”
佛陀是最能夠做到“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人，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佛陀投入整個生命去體證解脫的方法；面對親情感情的問題，佛陀用智慧的言語來感動他的父親及未出家前的妻子；面對人我是非的問題，佛陀用平常心及實際的行動來破除謠言；面對政經社會等問題，佛陀簡明扼要地提出淨化的要點。我有幸出家，在佛法教育的熏陶下，每當面對問題的時候，總能抱定不退縮的精神，勇往直前，從而解決了許多問題。
記得我童年祝發之後，就奉家師志開上人之命，在棲霞律學院就讀。那時，我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夾雜在二十歲以上的同學當中，不要說別人嫌棄我什麼都不懂，我自己也覺得不夠資格，但我知道如果退縮畏懼，不加緊腳步努力學習，將來就沒有前途，所以硬著頭皮面對問題，在自我鞭策之下，居然也由每年扛榜，讀到名列前茅。
一九四一年，家師命我參加三壇大戒。本來按照規矩，受具足戒的戒子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而我那時才只有十五歲。或許由於家師當時是棲霞山寺的監院，因此所有的戒師都看在他的面子上，破格錄取我進壇受戒。起初我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堪受大戒，後來我想到人生的歷史必須要由自己去創造，既然已經出家，又在佛教學院打下了基礎，如果再延續個五年才去受戒，也是拖延時光，不如及早面對問題！如今回想往事，很慶幸當年沒有退縮，使我在佛法的體驗上提早邁進一步。
我在焦山佛學院就讀的時候，曾經代表學校參加全國佛學院聯合舉辦的演講比賽，和六百名僧青年一起角逐勝負。我當時連什麼叫做演講都不知道，但想到既被推選為院方代表，是一次難遭難遇的學習機會，只能向前，不能退縮，因此在一番準備之後，鼓起勇氣上台，沒想到竟能入選，為院爭光。
二十歲那年，我從佛學院結業出來之後，第二年被地方人士推選為小學校長。由於過去十年所接受的都是封閉式的教育，自己也從未讀過公立小學，一下子麵對兩百多名活潑蹦跳的學生，其中還有幼稚園的兒童，內心實在有點茫然。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每一次的挑戰都是成長的契機，所以我“沒有退縮”，因此又獲得了教學上的經驗。
我慢慢發覺，其實有些問題是因為不曾經歷過，不懂得訣竅，所以覺得是問題，如果能用“不退縮”的鎧甲將自己的心理武裝好，就不會被問題擊倒。
在佛教地位低落時，我則始終抱持永不退縮的態度面對問題，不意竟為佛教開拓出一片天地，一路走來，頗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
在新竹教書時，我應當地派出所要求，為民眾國語補習班授課，人數從第一天十四人，增加到第二天八十人，第三天兩百多人……解決了過去派出所下達傳票也沒有人前來聽課的問題。因此，連所長都親自登門道謝，告訴我：“以後外出弘法可以不用到派出所報備。”
面對問題，不要退縮，若能做到結緣而不結怨，固然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但也有許多時候，我們想溝通協調，對方卻來勢洶洶，不願罷休，這時，我們還是要秉持“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勇氣，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記得有一次我在龍潭弘法時，警察命我將聽眾解散。我和警察說：“是我找大家來聽經的，我怎麼能宣布解散呢？你要解散，那你自己上台去宣布。”他回答：“不行，我怎麼能講？”我告訴他： “既然你不能講，那就讓我上去講，講完了，大家自然就會解散。”警察無理可辯，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大家聽我講經。當時一般百姓唯恐被治罪名，大多怕得罪軍警，而我敢理直氣壯地面對他們，不知得到多少人的喝彩。
還有一次，我在花蓮弘法，警察以沒有事先申請為由，強行取締，我當即表示：“我在台北弘法都沒有申請過，花蓮是什麼化外之區？”在四五十年前，從台北來的人都被視為有來頭的人，所以對方一聽也愣住了，我又獲得小小的勝利。類似這樣的問題不知凡幾，但都因為我不退縮，智取而不力奪，所以總能迎刃而解。
一九六三年，創建壽山寺，也為我帶來不少問題。首先是警察局將壽山公園通往壽山寺的路砌了一層一層的階梯，好讓汽車不方便到寺院裡來。我找來工人改成斜坡，警察馬上跑來取締。記得那天，我正在二樓主持皈依典禮，從窗口一眼望見，連忙停止儀式，下樓與警察交涉，結果還是答應讓我鋪成斜坡。
佛光山最初開山的時候，信徒們看到光是偌大的竹林有待整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所以個個裹足不前。我與弟子、學生們誓言要將荒山闢為聖域，但天公不作美，經常狂風暴雨，造成山洪暴發，將平日的心血毀於一旦。初舖的草坪、初種的樹苗，在一陣颱風過境之後，馬上化為烏有，我們不退縮，重新來過，才有現在綠蔭滿山的景觀。為了將溝壑填平，我們搬砂運土，但是一場洪水來襲，砂土流失殆盡，我們不退縮，再去開山挖土，甚至從山下買了一萬卡車以上的砂土填補，才有現在處處平坦可行的地面。
不定時的天災與不合理的法令還算好應付，最無奈的是山下一些鄉民見利忘義。像麻竹園和東山男眾學部之間原本是深不見底的溝澗，我們倒了數千卡車的砂土，鋪上柏油，才成為一條壯觀的大道，但鄉民偏說那是他們原有的道路，通車未果，便聚眾滋事，有一次還用鐵牛車圍山示威。縣里唯恐事情鬧大，建議我將麻竹園前面的柵欄拿掉，讓村民搬運農產品的卡車通行。我覺得遇到問題，應該勇於面對，而非苟且姑息，我便對縣里負責人說：“要拆掉佛光山很容易，但是要拿掉這個柵欄可不容易。” 僵持數日之後，為了來山信眾的安全及道場環境的安寧，後來還是由縣里及佛光山在後山會勘地點，做了一條產業道路，才算解決問題。
佛教徒經過長年累月的教訓，終於從睡夢中慢慢覺醒：問題來了，不能逃避現實，唯有勇於面對，不要退縮，用理性的方式提出訴求，用團結的力量抵禦外侮，才能解決問題。
許多人見我邀眾聚會，侃侃而談，以為我樂於此道，其實我最怕應酬吃飯，最怕到公共場所亮相，也不喜歡寫信、打電話，但是面對社會大眾的問題，我不能不設法解決；許多人看我行事快速，說到做到，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一生中也曾遇到力有未逮的時候，但面對義之所在的問題，我不能不秉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戮力以赴。
二十二歲那年，我擔任南京華藏寺監寺，必須應付寺內舊僧與地方土豪勾結作惡所加諸的種種迫害，儘管生命危在旦夕，但問題既然來了，我自覺更要堅守原則，不能退縮，所以力挽狂瀾，和惡勢力周旋到底。雖說革新計劃沒有成功，卻很自豪僧格立場終究沒有失敗。
許多人以為自己修行就好了，不必管社會上這許多問題，但你逃得了這個問題，另一方面的問題你能逃得了嗎？只要你存在一天，你的問題和社會就有密切的關係，社會的問題也和你有密切的關係。
佛教向來不怕問題，甚至禪宗還主張提起疑情，注重當下，真參實學。世界上許多偉人也都是由於“面對問題，從不退縮”，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勳偉業，其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因為從小謹記母親的一句話而立志向上，她說：“人生好像玩橋牌，無論你手上的牌多麼不好，你都要好好地打完這場牌局。”這就是一種“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理念。所以，真正的修持，真正的生活，必鬚麵對問題，不要退縮；真正有抱負的人，真正有操守的人，也應該面對問題，不要退縮。唯有人人面對問題，不要退縮，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祥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