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做義工的義工
「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問我。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裡，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頂客族」等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準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那裡。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為他們準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讚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準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麵。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僕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救國團的《幼獅雜誌》，版面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臺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記得每次他一來，漿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乾淨整齊地疊在床鋪上面。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準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饑。他一面為我工作，一面編發《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瘂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中國佛教會祕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祕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同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畫。
其實，雜誌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畫的祕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裡，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靈祇；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要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松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遊嚮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
阿嬌女士有心為佛教做事，礙於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在外兼職賺錢謀生，我知道了以後，為她設法安家。如今她不僅申請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師姑，而且每天發心烹煮美食供養大眾。
永均寧可辭去朝山會館館長之職，為我駕車，經常不分晝夜，南來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車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開車枯燥，撐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許多話題和他閒聊。一回一答中，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他載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幾百萬里的路程。因為他常聽我的說話、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歲的年齡，已當上佛光山人事監院，而且勝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給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時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勝任？考量他們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軍隊中說，「帶兵要帶心」，所謂帶心就是最好做他的義工。我認為如果要感激別人為你工作，為你忙碌，並不是表面上寒暄虛應，物質往來，而是從內心付出真誠的體貼、關懷，為他解決問題，給予種種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緣才能維持長久。
許多人說我聰明圓融，說我通曉人情世故，知道輕重緩急。其實我生來笨拙，一無是處，如果勉強找出自己有那點長處，那就是我從小喜歡作「義工」了。回想童年時，父母幾個兒女當中，我最樂意料理家務；同齡的孩子裡，我最能與人為善。從工作中，我不但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更學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後，我發心作務，香燈、司水、典座、行堂樣樣做過。在行堂時，我揣摩如何快速地為大眾做最好的服務；司鐘時，我設想如何敲出好聽的鐘聲，讓冥陽兩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時，我體會如何運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愛的菜餚；編寫刊物時，我費盡心思撰寫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歲那年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我曾經建議學院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我都一絲不苟的計劃籌備，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到智慧與靈巧，感受到當「義工」所得到的代價－－結緣和歡喜，無與倫比。
剛到臺灣時，我在中壢落腳。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著板車，走十五里的黃土路，到市場叫醒菜販，備辦八十人份的柴米油鹽，再匆匆趕回寺。早餐以後，我快速將環境清理整潔，又到井邊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眾使用。日間還要負責廁所的清掃工作，那時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雙手將垢穢扒盡。寺裡有人往生了，我幫忙裝在木箱裡，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時期，我挑著擔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處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每天勞役之繁重，可說義務發心，其樂無比。雖然有人嫉妒說閒話，但我一直十分感謝寺主的收留，給予我工作的機會，成就我擔當的能力。所謂「義工」，看起來是為人，其實最有利益的還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驃比丘，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來敲門掛單，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為其引導安單，數十年如一日，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心燈通體明亮，法喜充滿全身，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
古德有云：「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在佛門裡，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歷代的祖師大德們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開悟見性，例如：
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
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擔任米頭，
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
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
智通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
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
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
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擔任淨頭。
還有石霜禪師的篩米，雲巖禪師的製鞋，臨濟禪師的栽松，仰山禪師的牧牛，洞山禪師的種茶，雲門禪師的擔米，玄沙禪師的砍柴，趙州禪師的掃地，丹霞禪師的除草，懶融禪師的典座，印光大師的行堂等等，無非都說明了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捨義工和勞動之外，還有什麼最好？
我雖然沒有歷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獻工作中，我領悟到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原則，發願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授給發心服務的人。所以過去我在佛學院擔任院長時，總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學生，為他們講解這次勞動的意義以及工作的內容、做事的訣竅等，讓他們在工作當中，體會到更多的佛法，達到解行並重的學習效果。後來，我在佛光山舉辦活動時，也都在事前、事後召開講習會議，讓參與的人不僅能懷抱法喜在佛門服務，成就他們廣泛學習的機會，進而提升「義工」的層次。
這些善因善緣，使得許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裡，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被人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董事長、闊夫人們，聽到佛光山舉辦活動，便千里迢迢專程趕來當「義工」，甚至心甘情願自掏腰包，坐上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西來寺幫忙寺務，有的還穿著圍裙，捲起袖子，在齋堂裡行堂端茶，在廚房裡洗碗揀菜。那種發心，那份認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進同泰寺，捨身為奴；漢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貴，入寺作役，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工作無分貴賤，只要做者有心，一樣能得到歡喜自在；事務無分難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將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將程序繁複的活動辦得轟轟烈烈。
釋迦牟尼佛色身雖已入滅，但法身常住靈山，以諸神通力化導眾生，是娑婆世界裡的「義工」；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義工」；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熱惱煉獄裡的「義工」；阿彌陀佛以七寶蓮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樹木羅列莊嚴極樂淨土，可以說是淨土世界的「環保義工」。由於諸佛菩薩常住世間，精進不懈地做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們凡夫俗子福薄德淺，在承受庇蔭之餘，豈能苟且偷安，貪逸惡勞？所以我一直覺得，佛門「義工」除了替三寶服務以外，更應該效法諸佛菩薩度眾不倦的精神，在世間上為廣大的有情布施歡喜，先做好義工的義工。
在這種理念下，我創立國際佛光會時，不斷地呼籲各個協、分會的會長、會員們，應該積極舉辦各項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在大家攜手合作之下，四年來成績斐然，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學校附近護送學童過馬路的「愛心媽媽」，不知獲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醫院裡幫忙排隊掛號的義工，不知協助過多少老年病患；到偏遠地區為人義診的「友愛服務隊」，不知解決多少貧苦人家無錢就醫的問題；在萬丈紅塵中設立的「讀書會」，不知帶動多少家庭共創書香社會。其他諸如植樹救水源活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特殊學生遊藝會、廢紙回收保護環境活動、到監獄戒毒村幫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會員義工的積極推動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民風日益惡化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一百萬人的佛學會考，光是義工就有三萬多人。
近年來，我常收到各地來鴻，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不管大小鉅細，我一直認為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辭；至於一些讚美過譽，則愧不敢當，因為我們不過是在做「穿針引線」的「義工」，將各種好因好緣結合在一起，為開創人間淨土而盡一份力量罷了。
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等到將來退休以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服務大眾。其實做「義工」不必寄望於未來，此時此刻，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義工」精神，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有心服務大眾，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許，作個不「退」轉菩薩、不「休」息菩薩。人身難得，勝緣難再，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間廣結善緣，人生豈不更有意義？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三月)
不知道的樂趣
去年(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在榮民總醫院做心臟手術，為我主持開刀的張燕大夫因而與我成為好友。有一天，他和我說：「如果我早已認識你，就不敢為你開刀了。」我笑著說：「這就是不知道的樂趣啊！」回想從開刀房到恢復室這段時間，歷經三十個小時，我都是在渾然不知的狀態中，並不感到痛苦，後來知道許多人在門外整日守候，心裡一直覺得不安。我突然體悟到：世間上許多的憂悲苦惱不都由於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造成的嗎？再回想我這一生當中，由於「不知道」而得到的樂趣可真是不勝枚舉啊！
五歲那年，外公劉文藻溘然長逝，家中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我當時不知死為何物，只感到外公平日時常板起臉來訓人，現在卻睡得那麼安詳，不禁竊喜。及至稍長，方覺抱愧不已。所謂「少年不知愁滋味」，童年時因為「不知道」人事的滄桑，所以天真爛漫，隨著年紀增長，見識越廣，「樂趣」也漸漸淡然。
記得小時候，母親經常和兒女們說起一九二七年，孫傳芳與北伐軍隊在龍潭會戰，士兵們來家中搜人，拿刀到處亂刺的情景。儘管事過境遷已久，然而母親每次說到這裡，總是神色駭然，一副心有餘悸的模樣。那時的我，因為沒有經過戰亂，不知惶怖，只覺得與「官兵捉強盜」的遊戲相仿。十歲那年，七七抗戰爆發，雖然真正的戰爭已經來臨，遠地也不時傳來日軍燒殺擄掠的消息，但事不及身，所以依然不覺驚恐。當時我參加國民政府舉辦的民眾補習班，因為念錯一個字而惹得全班哄堂大笑，那種切膚之恥竟然有甚於耳聞戰爭之苦，至今仍記憶猶新。次年，我隨母親離鄉尋找在戰地裡失蹤的父親，目睹屍骨遍野，漂血成河的景象，我終於意識到戰爭的可怕，兒時與兄弟玩「騎馬打仗」的「樂趣」，也隨著「知道」事實的殘酷而消失殆盡。
自一九四九年告別故鄉以後，與家人中斷音訊，沒想到首次得到的消息竟是外婆亡故的惡耗，使我既震驚又傷慟。外婆的溫良恭儉，是我一生的典範，然而卻不能為她親料後事，抱憾之餘，只有將多年積蓄的供養嚫錢寄給弟弟，請他為外婆建立塔堂，以為至少略盡孝意，了己心願。沒想到數年前返鄉，看到的居然是弟媳婦的墓碑，當下心甚不悅，久久不能釋懷。想到世間上，多少戀人因為發現對方沒有忠於感情而發生勃谿，終至分手；多少患者由於瞭解自己病情深重而日漸消沈，抑鬱而死。我深深感到：在「不知道」中，與事實保持距離，反倒是一種美好的境界。
一九四九年，初來臺灣，八月二十二日那天，秋季法會結束，我拿著嚫錢，歡喜地上街買布，準備裁製僧衣，沒想到半路上被捉去警察局，因為平日不作虧心事，心中坦蕩蕩的，心裡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被釋放以後，得悉是在搜捕匪諜，讓我倒捏了一把冷汗，因為一旦定罪，只有死路一條，不禁慶幸當時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才能安之若素地度過難關。
文化大革命時，母親三天兩頭被公安人員抓去盤問我的去處，因為她真的「不知道」我在那裡，所以回話時理直氣壯，儘管吃盡苦頭，卻能倖免一劫。而我在海峽的這一岸，雖然「不知道」母親生死如何，但還不至於十分掛礙，後來與她聯絡上了，反倒為她的生活起居、人我相處而掛心不已。
我一生中看遍各種出家因緣，大致說來，有聞法歡喜，立刻決定落髮者；有考慮再三，才乞求師父圓頂者；也有猶豫徘徊，依然躑躅不前者。而我是在偶然的因緣下髫齡出家，沒有考慮的機會，或許正因為「不知道」出家是什麼，沒有分別心，反倒比別人更能安住在佛法裡。當時我是寺中年紀最小的沙彌，由於自愧什麼都「不知道」，我虛心向學，因此承教最多；由於自慚什麼都「不知道」，我謙卑恭順，因此結緣最廣。人生有如一場馬拉松，回首當年，一些聰慧過人的學長因熬不過風霜雨雪而墮入紅塵，另有一些才學超群的同道則耐不住人情冷暖而流落世俗。所謂「打死拿拳的，淹死會水的」，登高山的健將容易死於山難，開快車的好手也經常亡於車禍，能在「不知道」中隨遇而安，真是一種難得的福份啊！
二十三歲時渡海來臺，在基隆海港登岸，望著陰晦的天色，只覺路途茫茫，每遇一人，皆不認識；每走一步，不知止於何處。雖說「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我確信只要站穩每一個腳步，珍惜每一個因緣，將今日的事情做好，未來就有希望，至於明日將發生什麼事情，既無從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就這樣安然地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頓的時光。
由於仰慕慈航法師盛名，因此安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專程前往彌勒內院拜訪求教。慈航法師笑臉相迎，隨即聚合寺眾，臨時提議要我代他上課，我只好依言開示。事後想想：還好事先「不知道」，否則，恐怕緊張得三天三夜都難以安眠。後來，我經常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於各種場合應邀即席發言，無形中培養應變的能力。所以，「不知道」沒有關係，把握當下的機緣才是最重要的。
四十年來的弘法生涯，從宜蘭到高雄，從鄉鎮到市街，從山林到殿堂，從臺灣到世界，教界的指責、外道的騷擾、政府的禁止、民間的誹謗、佛光山的移山填谷、西來寺的百餘次公聽會……，一切建設所歷經的困難阻礙，都是當初無法想像的，一旦知道的時候，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儘管前程未卜，也只好繼續「不知道」，勇敢地向前邁進，沒想到一路行來有驚無險，種種事業於焉完成。
記得有好幾次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弟子們紛紛關心日後的經費問題，我都和他們說：「不必擔心那些事，我自有辦法，你們知道了，會睡不著覺的。」唐睢謂信陵君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不當知道的事知道了，會削減勇氣，不如「不知道」，反而能一鼓作氣，先馳得點。「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不知道」有時更能解決問題。
我走訪世界各地，經常有人詢問日後政經發展的趨勢，我笑答：自己只是個和尚，不是算命的，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其實，無論是團體的發展也好，個人的前途也罷，都與整個大環境有連帶的關係，非現在所能知道。然而正因為「不知道」，所以未來才充滿了無窮的希望。
三年前，江燦騰先生在一次會談中對我說：「有些人很仰慕您，但為什麼教界又有人不喜歡和您往來？」我不但不追問當事人的姓名，反而回答他：「不是我不好，就是他不好，這就要看個人的看法了。」他聞言哈哈大笑。
我以為眾生的安危才是學佛者所應該知道的，至於其他瑣事，我們不但不強求「知道」，還應該學習趙州禪師的「忘」字訣－－忘是、忘非、忘情、忘境，甚至忘你、忘我、忘有、忘無。
所以，收徒四十年來，我不曾問過弟子：「這件事我怎麼『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向我報告？」我覺得「不知道」很好，表示他們能承擔，我也沒煩惱。
有一回，我自美國弘法歸來，在桃園機場出關，遠遠瞧見四位徒眾向我走來，不禁皺眉，心想：怎麼這麼多人來接機？我還沒開口，其中兩位徒眾見狀，趕緊說道：「我們剛送客人上機，恰巧在這裡遇見師父。」原來是我錯怪了他們，可見眼耳見聞的覺知也不盡然是正確的。所以即使是知道的事情，我們也不宜妄下評斷。
然而有許多人不但濫信所見所聞，連「不知道」的事也想盡辦法去挖掘，不當看的，眼睛偏要看，結果看出煩惱來；不當聽的，耳朵偏要聽，結果聽出痛苦來；不當問的，嘴巴偏要問，結果問出是非來；不當做的事，偏要去嘗試，結果做出問題來。人生有許多過患不都是因為「不知」而強求知所引起的嗎？像影視紅星林雁聽信風水師的話，以為家裡有鬼，最後精神崩潰，三槍自戕；名作家三毛經常與靈媒溝通，結果寧願捨棄人間的生活，到鬼域與親友作伴，這些行為是多麼的愚癡啊！而神棍斂財、少年吸毒，也都是在好奇心的趨使下所造成，其所導致的社會亂象尤其讓人痛心疾首。
「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為了跟上時代，人類汲汲探求新知，殊不知「知」識太多，也會生病成「癡」，像諾貝爾小說獎得主川端康成、三島尤紀夫，他們的博學多聞令人欽羨，然而就是因為知道得太多，卻不能匯歸統一，於是以結束生命來解除心中的苦悶，寧非可惜！而史達林僅僅以一本「唯物史觀」，就為二十世紀帶來無邊的禍害。可見知道得再多，缺乏正確的見解，也是徒然。
數年前，佛光山功德主黃麗明居士和我談起她三十年前的一段舊事，我將其中的地點、人名、經過都說得一清二楚，她驚訝得瞠目咋舌。我每到一地，都能迅速掌握自己行進的方位、說話的分寸，甚至連電視弘法的錄影，也都能在不看錶的情況下，準時講完應該講的話，從不ＮＧ。徒眾常問我：如何知道這些時空、人際之間的關係？其實世間上任何事物，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我們不一定要親耳聽聞，親眼看見，才會知道。
每個人都有無窮的潛力，佛教稱它為「佛性」。佛性不可說，它不講求外在的知識，而注重內心的體悟。「不知道」的事情，都在我們的心裡，我們可以用心眼去看，用心耳去聽，只要我們以平常心來看這個世間，就會感到一切都是這麼的自然美妙，「樂趣」盎然。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五月)
從善如流
有一天，從高雄回山，依空法師同行，途中他忽然問我：「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性格是什麼？」我隨口答道：「從善如流。」過後認真回憶往事，發覺「從善如流」的確為我帶來寬廣的人生。
十二歲披剃出家以後，師父志開上人命我進入棲霞律學院就讀，當時我是班上年紀最小的一位，同學們都大我十歲以上，他們不是嫌我小，就是怕我跟不上，所以總是和我說：「你要用功一點啊！」有感於大家的好意，我「從善如流」，非常認真地頂戴奉行，加倍精進，終於漸入佳境。
十五歲受具足戒時，我因燃燒戒疤而燒壞腦神經，記憶力大為退步，每次背書時，總是記得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老師痛責之餘，非打即罵，罰跪更是每日功課。老師無法可想，教我禮拜觀世音菩薩，求聰明，拜智慧。我「從善如流」，每天半夜三更都到大殿祈求菩薩加被，果然兩個月不到，不但記憶力恢復，而且領悟力比以前更好。
這時，同學們又嫌我不會唱誦法器，我「從善如流」，自我努力練習，到處請益師長，結果雖因天賦荒腔走板的嗓音使我不得不往文教上發展，但由於這段期間曾經痛下苦功，鑽研入裡，所以直至今日，不僅大陸叢林的佛門規矩、法會儀式，我全都了然於心，而且宗下、教下、律下的一切儀軌，我也能如數家珍。我除了感謝學長們的督促教誨之外，更感到這是「從善如流」的性格給予我莫大的助益。
由於自幼家境貧寒，未曾受過良好教育，初入佛學院時，作文課成為我最頭痛的時刻。老師在作文簿上的評語，不是說我文不對題，就是說我辭不達義。同學們在取笑之餘，叫我多用點心，我聽了以後，「從善如流」，不但在課餘時翻閱課外讀物，而且訓練自己在行走排班時運用零碎時間，暗打腹稿。經過這些努力之後，我大有進步，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表揚我的文章，而且將我的作品謄寫之後，送到報章雜誌上發表。
從佛學院畢業出來之後，聽到有人說：「以舞蹈藝術可以幫助弘揚佛法。」我就「從善如流」，鼓勵別人參加舞蹈社團，表演敦煌飛天的舞蹈，一直舞到美洲、澳洲、歐洲等地。聽到有人說：「以話劇方式可以吸收更多佛子。」我也「從善如流」，親身參與話劇表演，甚至多位青年因此得度。乃至聽說運用傳單標語、街頭佈教等方式能增益度眾效果，我都「從善如流」，邀集同道，從上海、南京開始，一直到臺灣大街小巷，甚至偏遠鄉村，大家一齊努力。沒想到這些寶貴的經驗對我日後在設計活動方面竟然有著莫大的助益。
後來，我「從善如流」地接受家師的安排，前往宜興擔任國小校長，使我在弱冠時就略諳校務行政；我「從善如流」地和同學們合辦《怒濤雜誌》(《霞光半月刊》)，使我在年輕時就具備紮實的編務經驗；我「從善如流」地跟隨同道們來到南京重整寺院，複雜的環境使我由年少無知漸漸轉為老成持重；我「從善如流」地直下承擔，率領僧侶救護隊，從烽火漫天的大陸來到春暖花開的臺灣，使我得以有機會與寶島居民共結法緣。
初來臺灣時，人地生疏，我四處行腳掛單，寺院叫我整理環境，我就「從善如流」，灑掃庭院，清理內外；寺眾叫我專辦飲食，我也「從善如流」，挑水擔柴，買菜典座。住持叫我擔任書記，我就「從善如流」，跟隨翻譯，處理公文；信徒要我講解經義，我也「從善如流」，深入淺出，闡釋佛法。我本來是一個不善言辭的鄉下青年，由於我肯「從善如流」，滿人所願，因此無形中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
我「從善如流」，接受同道的邀請，來到偏僻的風城教導佛子，當年的學生們如聖印法師、修嚴法師等，而今都成為教界的長老大德，怎不令人歡喜？我「從善如流」，答應信徒的要求，前往濕冷的雨鄉駐錫弘法，那時的青年們如心光、心平、慈嘉等，現在都成為佛門的龍象棟樑，怎不令人欣慰？因此，「從善如流」不但可以拓展我們的人際關係，更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無限的延伸。
我雖被信徒們尊為師父，但依舊本著「從善如流」的精神為大眾服務，當寺院需要張貼活動標語布告時，我「從善如流」，為撰文稿，如今我對於各式公告可說是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當法會需要繕寫榜文齋條時，我「從善如流」，濡墨揮筆，字雖不好，但願以心香一瓣，與大眾廣結善緣。
早期我初到臺灣，有了落腳之地的宜蘭之後，對於喜歡念佛的信徒，我「從善如流」，成立念佛會；對於熱衷歌唱的青年，我「從善如流」，組織歌詠隊；對於即將升學的學子，我「從善如流」，設立光華補習班；對於呀呀學語的幼童，我「從善如流」，開辦幼稚園、托兒所。凡此不但為臺灣佛教創下了先例，也為有情眾生種下得度的因緣。
三十多年前，曾聽人說：「從大陸來的法師為什麼都喜歡集中在臺北，而不往美麗寶島的中、南部發展呢？」我自忖所言甚是，遂「從善如流」，南下弘法，先建佛教堂、壽山寺，後開闢佛光山；十餘年前，苗栗謝潤德居士對我說：「大師，您為什麼都在福建人的地方設立寺院，不到客家人的地方興建道場呢？」我想想此話也對，便「從善如流」，在潮州、屏東、新竹、桃園等地成立別分院，以示我對所有族群一律平等。
到世界各處雲遊弘法，我「從善如流」，應各地信徒的懇請，在海內外遍設道場，以法水潤澤有情大眾；從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後，我「從善如流」，應十方信眾的要求，組識國際佛光會，將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來。我原本從小是一個羞澀的農家子弟，只能躲在別人背後做做助手，但因為「從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腳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讓我的眼界穿越過去，掌握現在，眺望未來的遠景。
常有人問我：「您如何規劃生涯？」其實我生平素無大志，只是「從善如流」地隨順大家的喜好，沒想到居然能開創一片寬闊的天地。記得過去有人說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從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學院；有人說社會學校很重要，我也「從善如流」，創建智光工商學校、普門中學、西來大學、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有人說無依的老人需要照顧，我就「從善如流」，接管宜蘭救濟院，建設佛光精舍，協助高雄縣政府辦理崧鶴樓，專為老人服務；有人說年幼的兒童需要培育，我也「從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親班、幼稚園、童軍團，還為他們取名「善財童軍團」、「妙慧童軍團」。有人說發行雜誌對弘揚佛法助益甚大，我就「從善如流」，《今日佛教》、《覺世》、《普門》都是在這種因緣下問世；有人說出版佛書能廣度眾生，我也「從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佛光出版社。有人說佛教應該順應現代人的需要，我就「從善如流」，印行新式標點斷句的《佛光大藏經》、語體化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經》；有人說修持應該遵行古制，我也「從善如流」，興設襌堂、念佛堂、禮懺堂、抄經堂等硬體設施，並且備有專人指導。今後我仍樂意本著「從善如流」的觀念，為十方大眾服務奉獻。
雖說我生性「從善如流」，但回憶年輕時，畢竟血氣方剛，也有非常固執的一面，例如：對於建築的外觀設計、室內的裝潢佈置、活動的程序內容、事務的先後步驟等，既已訂定，就不喜歡別人輕易更動。隨著年齡的增長，見識越廣，或許是受了西方民主觀念的影響，我執日益淡薄，只要對方言之成理，大家沒有異議，我就不予置評，自覺在「從善如流」的層次上更為進步；而佛光山的建築式樣、活動型式也因多樣化而顯得多采多姿；弟子們更因為和我在一起，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我所到之處，總是被一堆人簇擁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來獲准到日本攻讀博士，但因為信徒質疑「師父」是至高無上的頭銜，為何還要去求取世間的學位，所以我「從善如流」，放棄負笈東瀛的機會，使我有更多的時間培育青年佛子，未嘗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來想建朝山會館以供絡繹不絕的來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為慈惠建議當時臺灣信眾大多喜歡拜佛，所以我「從善如流」，先建大雄寶殿，佛光山的建設因而一帆風順。
多年前，到西來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對我說：「師公！美國的新年好冷清，您過年和我們一起圍爐好不好？」我聽了以後，感慨係之，不但「從善如流」，連續三年在美國和當地徒眾一起過年，而且囑咐海外別分院的弟子們：新春期間，寺院道場一定要張燈結綵，舉辦活動，邀請信徒一起聚餐，好讓大家每年都能度過一個溫馨感人的中國新年，甚至每年春節，邀約社區美籍人士數千人聯誼活動，幾年實行下來，轉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去年年底，一位信徒請我寫一幅春聯，我不但「從善如流」，寫了一張「平安吉祥」送給他，並且令弟子印行二十萬份，分送信眾，沒想到不數日後，便索取一空。今年又將近尾聲，春節將至，我再度至誠地寫了「歡喜祥和」四個字贈予有緣之人，希望藉此祝福大家法喜無邊，法財無量。
我雖然「從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堅守原則的時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歡一，不喜歡二，比方我只擁有一雙僧鞋，感謝信徒經常縫製僧鞋送給我，但節儉的習慣實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轉贈他人；我一生對於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輕易起來，已經起來，就不喜歡換位。記得數年前在飛機上普通艙就坐後，承蒙機長要親自為我升等，請我坐頭等艙，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動，只得婉謝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諾，永不退票，即使跌斷腿骨，住院治療，也堅持辦理出院，坐著輪椅，依約赴會；我一生不隨便聽信人言，看病吃藥，縱然熟人介紹，我也一概婉拒。記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將上臺講經的前一刻，信徒帶來醫生要為我打針，當時的情況已不容多言，只得「從善如流」，沒想到一針下去，半年左右，左手無法舉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時，小腿腫脹，弟子們堅持將我送醫檢查，我拗不過他們的好意，只得「從善如流」，不料護士量錯體溫，一定要我住院觀察，讓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幾個小時。這兩次的經驗，使我更加堅守自己的原則，除聽主治醫師張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聽，至今身心安泰，頗為自得。
我素無購物娛樂的習慣，三十年前率團到各地訪問時，我只有「從善如流」地隨眾一起參觀百貨公司，欣賞各類展覽；我不喜歡非時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時，徒眾好意地準備了一整桌的點心，我只得「從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魚，飽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後，獨自一人以跑香經行活動來消化胃食。
我向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曾經「從善如流」地聽信別人的介紹，未料錯用非人承辦要事，慘遭無妄之災；我一直想盡一點「中國心，臺灣情」，曾經「從善如流」地採取別人的建言在大陸辦學，不料陷於泥沼，進退兩難，甚至想要回饋故鄉，興建大樓，也是一波三折。
虛空無有定相，無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寬廣；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澤大地。儘管「從善如流」會帶來一些不便與困擾，但我還是寧願自己吃虧，成就大眾。因為「從善如流」不但滿足了他人的希望心願，也是在實現自我美好的世界。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元月)
被領導學
最近領導學、統御學、統帥學、主管學等書籍林林總總，充斥書店，正符合中國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觀念。其實就我一生的閱歷來說，被人領導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而且能夠被人領導的人將來才能做好領導的角色。我深感：領導別人固然很難做好，但能夠擅於被人領導，亦非易事。所以，當目睹大家熱衷於做領導人時，我不禁在此大聲疾呼：做一個成功的「被領導者」才是一門最重要的學問。
我從小出家時，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領導者能讓我追隨效法，當時太虛大師有感於中國佛教積弊甚深，所以極力推動教制、教理、教產改革，他的悲心願力、他的深厚學養、他的熱忱為教、他的勇於承擔……，在在都成為許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對象，雖然我只有親聆教誨一、二次，但心常嚮往之，甚至經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為他效命，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獲得師父志開上人的允准，準備回家，這是我出家以來第一次探親，正當喜不自勝時，太虛大師倡組「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務人員訓練班」的消息傳來，我立刻放棄返鄉計畫，爭取參加，成為我一生中難忘的回憶之一。
中國佛教會正籌組第一屆大會時，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的噩耗驚動了整個佛教界，緇素二眾無不哀慟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靂，鎮日失魂落魄，頓感前途一片茫然，猶如日月無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從。因為我不僅是在為我個人的損失而傷感，也是為中國佛教的未來感到擔憂。後來我想到同學智勇法師能寫善說，文武兼俱，遂一心追隨，並多次去函表示欲將宜興地方國小校長一職讓給他做，請他速來領導。後來在某種機緣之下，我們連袂離開宜興，抵達南京華藏寺時，我也擁護他當住持，並自願作他的副手，接受領導，亟思竭智盡忠，共為復興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越演越烈，大陸風雲變色，為免共處一處，同歸於盡，我們相約分頭努力，希望藉此天涯海角，分燈為教。後來他從南京又回到宜興，我從大陸來到臺灣，從此關山遠隔，音訊全無。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讓我追隨左右，奉行領導，所以我觀察良久，準備擇主常隨。在尋尋覓覓之中，我發現儘管有的大德長於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於時勢分析，有的大德擅於政論批評，有的安於高位榮顯，但都未能懷抱振興佛教的理念。在茫然無主之餘，我更加渴望能出現一位沒有自私主觀立場，而且真正關心整個佛教的高僧大德，來作為依止的對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經環島弘法宣傳團成立，我擔任領隊，追隨團長南亭法師四處佈教，秉持屬下分擔憂勞應有的態度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師經常指示我這樣不能做，那樣不可做，所以雖然合作期間從未發生爭執，但心中深以為憾。儘管如此，我自始至終從未有不歡的場面，一直很慶幸自己還是能接受別人的領導。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聖法師組織中國佛教會第一個訪問團到世界各國訪問時，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無奈身為發言人的我卻不能發言。我有一種不被人尊重的感覺。雖然別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別人，最後才能圓滿結局。
四十年前，有鑑於聖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舊習，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實踐，我也曾一度為人編輯《人生雜誌》，為人助印發行大藏經影印工作，希望藉此推展佛教文化事業。但主事者僅想守成，與我開創的理念無法相符。雖然我並不滿意他的領導作風前後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辭退時，他依依不捨，說我很適合跟隨他工作。這可以證明一點，我懂得被人領導。
儘管世事無法盡如己願，我還是十分盡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親近新竹、桃園、苗栗三地佛教會理事長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記憶中，我所擬定的各種計畫，回覆的各種公文，不曾見他更動一字；所建議的各種事項，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安排，乃至會客、翻譯，也未嘗見他否決。不僅如此，在當時交通不便的年代，還承蒙他親自帶我跋山涉水，周遊各個客家地區，例如竹南的獅頭山、大湖的法雲寺、竹東的師善堂，關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鎮、楊梅，還有許多新竹、苗栗的道場，都感謝他的慈悲嚮導，讓我結下許多因緣。記得有一天，太陽很大，他以一頂拿破崙式的帽子贈給我遮蔭，直到今日，我仍參不透老和尚的肚裡玄機。
我也曾做過《慈航法師全集》的助編，並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師，承其慈悲垂護，親切接待。他雖然是我的長輩，但每次來信皆以「雲弟」稱我，可謂厚愛倍至。不幸年至六十時，正如人云：「慈航止於汐止。」我因而未能長期親炙，受他領導，至今追思，深憾緣慳。
由於幾次未能如願地被人長期領導，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領導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後，我都是擔任住持、會長、校長、院長、所長等職位，更加體會出「被人領導是幸福的，領導別人是辛苦的」。
這一路行來，我雖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領導人，但因為我甘於隨緣、被人領導，不但悟出一番領導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侍」之銘語誠乃擲地鏗鏘，歷久彌新的至理。換言之，一個稱職的被領導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須心悅誠服，放下「上、中、前」(請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間，走路走在前面)的慾望，捐棄己見，時時記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評領導者，更不可出賣領導者自我求榮，一個被人領導的晚輩不得利用領導者的名聲，而且應該善於體會領導者的理念，勤於執行領導者的指示。春秋時代的樂毅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像劉墉的方正不阿，盡忠職守，和珅的八面玲瓏，只顧私利，是兩種不同型態的被領導人。結果前者流芳百世，後者遺臭萬年，實足以為後人深思簡擇。
對於徒眾，我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而總是循循善誘，觀機逗教。大多數的弟子都心甘情願、死心塌地服從領導，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精進，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順從，心中卻存深厚我見，對於這類人等，我也只好裝聾作啞，忍痛見他受挫以後，悔不當初。有時，我也讓一些弟子偶而有機會充當我的管理人，讓他們心裡高興一下。所以，有時在走路時，聽到他們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後，我都無不遵守；有時在吃飯時，聽到他們好心地要我吃這吃那，我也咸皆從命；乃至在開會時，弟子提出佳見，我均從善如流；在做事時，徒眾另有良策，我也隨喜接納。也許正因為我與生俱來這種「被人領導」的性格，所以能與弟子融洽相處，和合無間。
至於我所創設的佛光會，各地協、分會的會長、幹部等，大多為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大家在一個佛陀的人間佛教信仰下團結合作，所以我對於他們的領導也僅限於信仰上的指點，其他如感情、事業、友誼、婚姻等問題，我都避免干預。由於彼此認清界分，所以能凝聚共識，發揮力量。
在叢林中，住持雖貴為一寺之主，但舉凡進出道場，都要遵守客堂規矩，事先告知頭單知客；早先出家的師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須遵從工作倫理，服從序級較高的師弟領導行事。這就是佛教界的長老擔任「領導人」和「被領導人」，以法制為尊，不計較名位的典範。放眼古今，可說最合乎工作的倫理，最合乎做人的藝術。
披覽聖典，觀世音菩薩本於無量劫前證悟佛果，號正法明如來，卻甘於倒駕慈航，接受阿彌陀佛的領導，在世間應聲救苦，所以娑婆穢土有了光明的希望；彌勒菩薩與釋迦如來本為同參道友，但由於前者樂意做補處菩薩，接受後者的領導，使得來世的佛子有幸於龍華三會時，全部得度。諸佛菩薩尚且如此，身為凡夫俗子的我們更應放下尊卑大小的觀念，以眾生的福祉、世界的安樂為重。
翻閱史籍，周公輔佐周成王，後人不僅讚美成王的仁慈愛民，更對周公的廉能賢達歎服有加；魏徵輔弼唐太宗，後人不僅稱道太宗的察納雅言，更被魏徵的公忠體國感動不已；諸葛孔明輔佐愚昧的阿斗，阿斗之父劉備雖明示諸葛亮可取而代之，但諸葛亮仍一心為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伯溫幫助明太祖得到天下，卻甘於屈居其下，做一個謀臣，貢獻良策……。凡此無不成為佳話，傳誦至今。因此「被領導者」雖於表相上地位較低，但只要肯韜光隱晦，涵養人格，堅守崗位，公忠輔弼，其諸般成就即足以與領導者並稱媲美。
在中國，經常將妻子稱為賢內助，在現今男女平權的時代裡，顯得女人好像低了一截，但仔細推究，實際上在一個家庭裡如果沒有母親、妻子，何以為家？所以一個真正的賢內助應該具備賢慧、勤勞、能幹、友善的條件。在歐美，重要人物的身邊都有許多助理來幫他打點事情，中國的社會一向稱之為祕書，無論是助理也好，祕書也罷，與要人比之，似乎都處於卑微的「被領導」的地位，但一切要務若非助理、祕書的推動，則無法成事。所以身為一個被人領導的屬下，除了要具備瞻前顧後、策畫事務、人際融和、勤奮耐勞的條件之外，更必須有忠誠不二、通達情理、知進退、不越分的美德，最忌短視近利、欺下瞞上、逢迎攀緣、曲躬諂媚。
所謂「世事通達皆學問」，人間何處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你看！紅花必須要有綠葉的陪襯，才能顯得出整體的美感；明月也必須要有眾星的點綴，才可以表現出夜色的美麗。「被領導」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被領導者」能做得稱職中矩，將一己融入別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擴大自己，成就自己。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八月)
圖利他人
多年來，我每次從媒體報導看到公務人員因為圖利他人而被撤職查辦，吃上官司的消息時，心中不免奇怪，身為國家公僕，只要是正當事務，不為民求福、圖利他人，難道要圖利自己，私心自用嗎？儒家提倡捨己為人，墨家提倡兼愛非攻，道家提倡無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於人，而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義更將正當的圖利他人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在佛教家庭長大，從小出家學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許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鑽刻薄的人，不做驕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負義的人……，要做與人為善，「圖利他人」的人，沒想到這個觀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盡。
記得童年時，我就經常替父母分擔家事，幫助兄姐解決困難，為師長們跑腿辦事，襄助同學一臂之力，我從「圖利他人」當中學習到許多做人的道理及處事的經驗。
二十歲時，來到臺灣，我幫忙掛單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買八十人份的菜米，還要洗廁所，掃落葉。冬去春來，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禪坐、念佛、寫作……，當時的環境雖然很差，但是卻忙得不亦樂乎。看到現代的青年儘管環境良好，卻煩惱叢生，究其原因，都是由於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圖利他人」其實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誡徒眾們：「要常想自己如何為別人作因緣，而不要想別人如何待我們好。」
後來一些寺院請我去駐錫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紹他們前往任事。多少年過去了，聽說臺灣早年有許多佛寺在沒有法師住持的情況下，被一些附佛外道佔用，不禁感謝當年這些同道答應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濃閉關，偶然得知某一法師也有此意，我立刻將關房讓給他用，並常去探望他，建議他如何閱藏、寫作。六年過去了，他出關弘法，我欣見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歡喜。後來他又因為身分證上沒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國簽證而未能應邀至紐約弘法，我聽說此事，立即為其設法請高雄警察局姜振勛督察長設法，幫他在身分證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後，他到美國擔任住持，我也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興萬分。兩年過去了，他回國有意接掌師父的遺產，我也抱持樂觀其成的心，一再請張少齊居士重視他的未來性，後來，終於成功。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覺得是為人應有的行持，並不冀求有絲毫的回報。
創建佛光山以來，我立下「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條，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無私的胸懷，來「圖利」一切的眾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場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會，後來更應各國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亞洲等地設立別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還設立了接送飛機、中華學校、松鶴學苑、托兒育幼、午齋供應、以粥代茶等服務項目，凡此種種都獲得當地民眾的好評。這一切證明了「圖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觀念才是正確的。
早年我被推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機會能為大眾服務，所以，對於一切會務，我都殫精竭慮，全力以赴。主辦護國息災法會時，我一無所有，憑著利濟眾生的誠心，兢兢業業，結果轟動一時；受命遠赴東瀛，為中華民國爭取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會籍資格時，不諳日語的我，竟也憑著為國為教的決心，獲得對方首肯。甚至在經濟拮据時，我曾為會址的興建捐出不少淨財；後來，中國佛教會主辦世界佛教僧伽會，佛光山捐了二百萬元；中國佛教會開辦玄奘大學，建校籌款運動伊始，我們也贊助一百萬元，以示共襄盛舉之意。
我不但幫忙臺灣教界，對於海峽對岸各個道場的來函化緣，我也隨喜隨分，不只資助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錫蘭、尼泊爾，乃至歐美國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幫助。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佛學院落成，我錯開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參加典禮；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道場開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覺得能夠「圖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價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榮，或方興未艾，自己能夠稍盡棉薄之力，更感到與有榮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倫敦留學期間，曾和我說：「一位南傳佛教法師上課時，曾經告訴大家，出家人不能對在家信徒布施。」我聽到這句話，覺得十分驚訝。佛教的六度波羅蜜裡，以「布施」為上首，甚至主張實踐「圖利他人」的布施時，應該「三輪體空」，為何會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蘭展開弘法生涯時，常用單銀購買佛書、雜誌，分送給年輕人看，他們在言談時互相討論，無形中帶動了當地的學佛風氣。得知鄉民之中，有些人喜歡唱歌，卻不得其門而入；有些人喜歡讀書，卻沒有很好的教育環境，我便成立歌詠隊，設立補習班，以音聲、國學、文藝為因緣，方便接引青年學佛。久而久之，他們都將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樣。當我瞭解到當地缺乏完善的幼兒教育，於是辦了一所慈愛幼稚園。為了提高教師素質，我甚至還節衣縮食，送幾位幼教老師到臺中接受訓練，結果幼稚園口碑甚佳，學生達數百名之多，辦學成果為全省之冠，而家長們也因為送小孩來上學，無形中接觸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輕人由入門初識到虔誠信仰，由護法金剛到義工菩薩，後來跟著我南來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蘭小鎮竟然成為日後臺灣佛教蓬勃發展的搖藍。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嘗不是念念「圖利他人」的善因所得來的善果。
為了「圖利他人」親近佛教，我為前來拈香禮佛的人端上一杯熱茶，在氤氳的香氣中，拉進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我為程度較差的人念書讀報，在珠璣的字句中，培養大家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我為前來問道的人說法，從他們的言談中，倍覺如何觀機逗教、契理契機的重要性；我為傷心難過的人回信，從眾生的煩惱中，體驗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緩。經云：「菩薩發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實在圖利他人，成就對方的同時，我們已經逐漸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剛來到臺灣的時候，憑著一股弘法熱忱，我忙過白日的法務工作之後，往往利用晚上時間來撰寫佛教書籍，由於當時佛教經典發行不夠普及，經常必須苦苦追憶過去所學，方能成篇。後來每念及當年窘境，我在出門弘法的時候，總是節衣縮食購買書籍，好讓弟子們能夠得到法益，甚至想盡辦法，提供資料給所需的人。像藍吉富要出版佛教書籍，需要日文資料參考，我立刻囑咐當時遠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為搜集，他依言照辦，拷貝寄回的資料竟達一尺多高；新文豐書局欲發行高麗藏經，我也將僅有的一套借給他們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發行的書籍、錄音帶等文物，也一本「圖利他人」的願心，或採結緣方式印贈十方，或以大眾化的價格供應讀者。得過金鼎獎，耗資一千餘萬元，費時十餘年，動員數十位佛教學者編纂出版的《佛光大辭典》，本著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將它無條件給中國佛教協會在中國大陸境內發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滿的人生。
許多弟子常對我說：「師父！您這樣挖心剖肺地對待他人，但是他們都能瞭解您的苦心嗎？您會吃虧上當啊！」我想「圖利他人」不嫌多，雖然難免會有吃虧上當的時候，但是我寧可如此，更何況從吃虧上當之中，培養我包容天地，忍耐異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來，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動搖我的心念，想來也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記得西來寺剛落成時，為了辦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買車，日裔車商問清楚我們的需要之後，耐煩地說明那一種車比較便宜、實用，並且教導如何退稅，由於他的「圖利他人」，無欺誠懇的服務，七、八年下來，我們向這家廠商買了不下十多輛的載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圖利他人」的態度也千差萬別，譬如日本商人的敬業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沒有這樣貨品，售貨員會不厭其煩地指點你去乙店購買，我遇到這類情況，在離開甲店以前通常都會多購買一些小紀念品以為感謝。加拿大的稅務員最為彬彬有禮，不但依約定時間在門口等候迎接，而且還告訴你如何節稅。反觀臺灣一些公務人員卻以磨人為樂，總不一次說明如何辦理，這一次也許怪你證件沒有帶齊，下一次又說你印章不合格，常常辦一件事情，總要奔走來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別分院道場，辦個寺院登記，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執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經歷世間諸多風霜磨難，我深以為警惕，經常提醒自己，教誡弟子要常常「圖利他人」，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信徒阿敏姑在宜蘭開布莊，有一次她告訴我：「做生意很難持守妄語戒，因為如果對顧客照實說布料會褪色，就沒有人願意買了。」我教她：「妳可以坦白對客人說明這一種布會褪色，但是比較便宜，一尺要四塊錢；那一種布不會褪色，但是比較貴，一尺要八塊錢。」她本著「圖利他人」之心，不計得失，依法行事，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買了好幾棟樓房。信徒奉獻油香，有時我看對方經濟不佳，不收他們的供養，他們感動之餘，賺了錢以後，竟然不只十倍、百倍地奉獻道場。可見「圖利他人」其實是在為自己廣結善緣，得利的還是自己，因為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
西來寺剛落成時，「中華之聲」電臺的趙元元小姐想要採訪我，她顧念到節目在夜間播出，時間太晚了，對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錄音方式訪問，我得知後，告訴她：「只要對人間有意義的事，不要說時間很晚，縱然颳風下雨，我也會欣然前往。」趙小姐對我的「圖利他人」態度，心生歡喜，約定兩天後在電臺見面。去年，中華電視公司製作「蓮心」節目，邀請我主持第一次的歷史性錄影，我看到他們的企劃資料，覺得這是一個有益世道人心的節目，因此怡然答應，雖然每次錄影都要花上一天的時間，使我的行程益形緊湊忙碌，但想到能夠「圖利他人」，我覺得這一點犧牲仍是值得的。由於訪談內容都是對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話題，所以播出之後，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對於報社記者的採訪，一向歡迎接待，坦誠相談，只是他們總喜歡問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尤其臺灣有許多記者不重視文教的價值，有時和他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有關宗教對淨化人心的重要性，他們卻片言隻字也不刊登，只照著自己的意見，大談佛教的財富。我雖然心中百般無奈不悅，但是生性寧可自己吃虧，也不願拒人於千里之外，所以仍然勉為其難地接受訪問，甚至體念到立足社會謀生艱困，往往主動結緣，提供一些資料給記者發表。如此多年下來，臺灣的一些名記者像中央日報的李堂安、中國時報的蘇正國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們中肯而又不失生動的報導發揮了媒體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謂功德無量。這種圖利他人的精神與方式，不正是社會祥和幸福的原動力嗎？
多少年來，只要知道有苦難的地方，我都自動挺身而出，「圖利他人」，像臺灣的水災，我不只捐助十次以上；其他如孟加拉、菲律賓、俄羅斯、神戶、大阪、洛杉磯，乃至中國大陸各地的地、水、風、火等天災人禍，我也都竭盡所能，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臺灣因為颱風過境造成嚴重的「八一二水災」，總統李登輝先生大概知道我一向樂意「圖利他人」，公開「點名」，希望佛光山能夠捐輸解困。我那時正在歐洲弘法，儘管佛光山也是災區之一，心中憂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擔，登高響應，呼籲全世界的佛光會員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獻了一千萬元給政府賑濟災民。
近來，臺灣社會治安敗壞，重大刑案一再發生，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一些民間團體在市街遊行，要求政府提出革新社會的方案。一時之間，臺灣的社會問題成了社會大眾最為關心的話題，與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銘先生在一次電視訪問中談及此事，竟然說道：「臺灣要淨化心靈，只有星雲大師出來才辦得到！」我輾轉耳聞，除了感謝他的過譽之外，更覺得自己應該身先士卒，為社會安定盡棉薄之力。不久之後，我發起「慈悲愛心列車──環島佈教」活動，倡導社會安定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喚醒大家應從自己做起，除了揭櫫去十惡、守七誡的德目之外，更主張要日行一善，「圖利他人」。只見「慈悲愛心列車」所到之處，均受到民眾熱烈歡迎，許多人扶老攜幼全家一起共襄盛舉，他們頂著烈日，冒著大雨，跟著我們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灣和諧、安定的康莊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飲食果蔬送給沿街佈教的佛光會員們解渴止饑，我們堅信如果能將這種善良的風氣持續傳播下去，臺灣的每一個人都是愛心人，臺灣的每一塊地都是慈悲地，那麼何患社會不能繁榮進步，國家不能幸福康樂？
佛經云：「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會大眾人人都能建立「圖利他人」的觀念，共同攜手努力，共創美好家園。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學，作育英才；傳播界都能篤實客觀，作正面報導；工商界都能改善品質，增加生產；政治界都能重視人權，為民謀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榮的基礎下，享有祥和安樂的生活。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