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遭難遇
我的一生中，有許多信念與習慣，其中，「難遭難遇」這四個字令我畢生受用無窮！
我出生在歷史上著名的魚米之鄉──江蘇揚州，我覺得這是一件「難遭難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幹，童年庭訓，愛的攝受與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難遭難遇」。在很自然的因緣下，禮志開上人披剃，他有著恢宏的氣度，不希望我終生隨侍在旁，因而及早將我付諸十方大眾，進入叢林苦修，我能投皈在這麼偉大的師父門下，實在是「難遭難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聖地，千佛名藍」之稱的棲霞山。在古寺深山裡十年，我看到春暖花開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楓葉，我接受善知識炎熱嚴威的考驗，也嘗到寒冬冰雪般的嚴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難遭難遇」。及至行腳臺灣，先是落腳在佛寺中，搬柴、運水、拉車、採購……無所不做。後來，又替人看守林產，日夜巡山，這一切「難遭難遇」的經驗，無不是在磨鍊我的心志，長養我日後淬勵奮發的道念。
來臺後，由於生性內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編輯佛教刊物，但以食宿無著，而改從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卻遭佛學院因故停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鼓起勇氣，走入社會弘法。就在這種機緣下，我開始與大眾廣泛接觸，養成我「以眾為我」的習性，可謂「難遭難遇」。
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時，多少國家邀我講經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只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請我主持法會，我也因不擅梵唄唱誦，而辭卻盛情。現在想想：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辦道，專意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己志，這何嘗不是一種「難遭難遇」的因緣呢！當時臺灣寺廟囿於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學佛，欲培養佛教人才，唯有自設道場一途。佛光山，就是在這種理想下開闢而成。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難阻撓、貧乏空無，無一不是「難遭難遇」的逆增上緣。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後，承各方信徒愛護，未曾將我遺忘，這裡邀我講經，那裡請我弘法，在盛情難卻之下，日子未見清閒，反益形忙碌。馬不停蹄的雲遊行腳，足跡遍布海內外，使我結緣更廣。雖然舟車勞頓，總有一股「難遭難遇」的法喜，鼓舞著我精進不懈。「國際佛光會」這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誕生，各地會員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發展至此，可謂永劫剎那，「難遭難遇」。
別人給予我的慈悲關懷、喜捨協助，即使是點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難遭難遇」的善緣。例如：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物資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就著一架破舊的縫紉機上撰寫文稿。數個月後，信徒將附近監獄中即將丟棄的書桌揀來給我使用。供養雖非珍珠瑪瑙，出自一片誠心，卻是「難遭難遇」。
年輕時，經年累月，三餐不飽，一位老太太阿綢姑常常送來一碗麵、兩片麵包，給我止饑。清夜自捫：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愛，把我當作師父或是兒子看待，此種恩情，「難遭難遇」。王鄭法蓮老太太與我素無深交，但憑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寫的《無聲息的歌唱》和《玉琳國師》，沿門兜售，竟然各賣了兩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業，一盒粉筆、一個幻燈機，她都贊助，在人情紙薄的社會裡，尤其感到「難遭難遇」。現在我將高齡九十多歲的王老太太接來佛光精舍居住，頤養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來，不少青年學子隨我出家為僧，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我對他們犧牲奉獻，現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許多護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幫助印經，發心服務，出錢出力，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時有著「難遭難遇」的感受。
春風秋雨固然可以潤澤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萬物。青少年時，師長們無情的打罵，無理的要求，孕育我服從、堅忍的性格，使我安然度過人生中的每一個驚濤駭浪，這種「難遭難遇」的教育方式，實在功不可沒。
初出道說法，往往為一句講辭、一段例證而斟酌半天，案牘勞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廣開大座，或隨緣法施，信口道來，只覺得俯拾即是佛法。大眾慈悲，肯聽我演講，促使我深入經藏，慧解薰修，每思及此，唯有一句「難遭難遇」，足以略表心中無限感激。
有人欺騙我時，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須寬大為懷；有人毀謗我時，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會尋仇報復；有人加害我時，自許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長年經歷困頓蹇厄的環境，並沒有將我打倒，唯願天下蒼生皆得福祿壽喜；經常遇到無理取鬧的眾生，也沒有令我氣餒，唯有祝禱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達。所有的冤親債主、榮辱毀譽，透過「難遭難遇」的信念，化為忍耐、寬容，便能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生命中一切好壞榮衰，都因為我有了這個凡事作「難遭難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滿了喜樂與幸福！
(佛光廿六年－一九九二年七月)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二年起，我負責編輯《人生雜誌》，前後有六年之久。記得有一次，發行人東初法師說過這麼一句話：「錢，用了才是自己的！」這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無窮。
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有錢，養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臺灣省佛教會發給我新臺幣五十元的月薪，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是一筆微乎其微的數目字，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非常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臺幣三百元的供養，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耶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製的卍字項鍊，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佛子結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鍊，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鍊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讀。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養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補助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三人到臺中接受幼教師資訓練，其餘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我每月如是，後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誌》的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節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起佛教徒購書讀書運動。甚至後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學，當年，正是經濟最為拮据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頭腦的傻子。結果，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學成歸國後，均以所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念書求學，甚至到國外參學，現在他們都陸續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再證明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過三五兒女，其教育費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計算在家弟子，光是隨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辦了六所佛學院供他們念書，負責養他教他，尤其是數十名徒眾在英國牛津，美國耶魯、天普、加州，法國巴黎，日本駒澤、佛大、大正、東京，印度國際，韓國東國等大學的留學費用，更為可觀。此外，為了增廣弟子的見聞，我還鼓勵他們到國外旅行參學，每年所費不貲。我從不叫窮，也不為難，因為，我以為：不播種，就沒有收成；有錢不用，縱使積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養人才的身上，我一點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錢給人，最難的是公平恰當。記得早期隨我出家的青年，其所來自的家庭有貧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錢置於一處，隨其自取，我認為讓他們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憶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佈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費用等等，對於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感於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於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繫緊褲帶，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法緣。我曾多次在臺灣環島佈教，我出錢在電臺廣播，我是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臺灣佛法普及，豈不是當年遍灑各地的菩提種子開花結果了嗎？我們不要怕花錢，因為，「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編輯《人生雜誌》時，我據理力爭，建議將本來的篇幅由二十頁增加至二十八頁，以饗讀者，發行人要求我補貼多加八頁的費用，我沒有錢，但也硬著頭皮答應，從此每日更加省吃儉用。花錢還是小事，我往往因為社內編校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繼晷，絞盡腦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寫作的園地，《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都是我那時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鍊出我會寫文章的筆來。佛教講布施，看來好像是給人，實則是給自己；如果當初我吝於出資，也就無法培養自己敏銳的覺知與思考的能力。現在想來，真正是：「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寫作的習慣，我更發奮筆耕，在各書報雜誌發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買了千百份小紀念品送給信徒。我並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報，只想以此廣結善緣。後來，有許多學子受了我的鼓勵，前來學習佛法；而賣紀念品的小販也發了小財，在買賣之間，受到佛法的薰習加被，而自願皈依在三寶座下。後來，臺灣到處有佛教小紀念品的流通處，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於此，更印證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編輯雜誌，還自掏腰包，購買佛教書刊給信眾閱讀，《菩提樹月刊》、《人生雜誌》、《覺世旬刊》，及臺灣印經處和瑞成書局的佛書，都是我常與人結緣的禮品。我希望大家多讀多看，以便思惟與佛法契合，成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為淨化世間的一股清流。果然，當年受我餽贈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講臺，發揮了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錢，成長了佛教如許的花果。誠然，花錢，不光是買自己的所需，最好能買取智慧，貢獻大眾。
還記得二十六年前，葉鵬勝的父親以做僧鞋為業，賣價一雙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購買；經常往來高雄和臺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麵店裡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陽春麵，我都付給五塊錢。人皆怪之，我卻感到理所當然：因為那時佛教事業並不普遍，身為佛子，我只是想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拋磚引玉，鼓勵商人多從事有關佛教的事業，如此一來，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購買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豈不一舉兩得？
我常到香港，香港的計程車經常拒載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雙倍的車資給他，希望能改變風氣。後來，我更將這種理念擴及一些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佈教，往往買了一大堆當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來之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訪問，在小攤子邊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沒有自己歡喜的東西，只得給每個攤販泰幣一百元，一百多個攤販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實踐我「小小布施」的心願。
率團出國，觀光名勝，我也總是率先購物，儼然一付採購團團長的模樣，其實我自奉甚儉，並不需要那些紀念品，只是我知道：隨行的信徒看到我買，就會跟進，讓他們跟那些小販結緣，也是好事。甚至我組織弘法探親團到大陸時，看到徒眾與商家討價還價，也會被我斥責，因為我知道那些東西索價是高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那麼貧苦，我們怎麼忍心還價。
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但要買時，從未想買便宜貨，總怕商人不賺錢。我以為：本著一種歡喜結緣的心去消費購買，將使商人因經濟改善而從事產品品質的改良創新。錢，與其購買自己的方便，不如用來購買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貴。如此一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會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創辦壽山佛學院，免費供應膳宿給學佛的青年。於是，我節衣縮食，以便支付鉅額的教育費用。不長於經懺佛事的我，也甘願到殯儀館誦經，替喪家通宵助念，並且費心於各處張羅師資。此外，我一有了紅包，即設法添置設備：一次購買一張、兩張椅凳，三本、四本圖書，點點滴滴累積下來，教室就這樣一間間增多了，圖書館也成立了好多間。我不以為這是一種負擔，因為我始終覺得是為「大家」買的，而不是為「個人」買的。「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想來也不過是向來「以眾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時，我也剛在佛光山開山，即曾以十萬元贊助；就在那時，聽說臺中有一位素未謀面的青年碩士欲至日本攻讀佛學博士，唯囿於經濟困難，無法如願，我立即親自送了十萬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資助青年學者到國外遊學，以增進其閱歷……，像這種補助文教慈善之事不勝枚舉。如今，我看到慈濟功德會蓬勃發展，青年學者在佛教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成長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們能以「享有而不擁有」的觀念來理財，自然能時時分享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樂趣。
一九五○年，煮雲法師從舟山撤退到臺灣，我將剛裁縫好的一件長衫送給他，從此，我在圓光寺一襲短衫，過了兩年；早年開山時，萬般困難，某法師向我借八十萬元，念及他是長者，我也盡力籌措，後來知道他只是為了試試我的為人，心中也有不滿。我多次率團到日本開會，團裡的法師要求我替他們出旅費，當時，我自理都稍有困難，遑論顧及他人，但我還是多方設法，滿足所需。過去一些同參朋友在臺灣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經對我不起，我也不念舊惡，時予資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錢，我也盡己之力，順應所求。平日看到別人不慎遺失錢財，一副焦急的模樣，自然會升起惻隱之心，還自願出錢幫助，解決困難……。我不富有，但肯散財，我不曾因此而貧窮，「錢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復何求？只是有些厚顏之士，往往獅子大開口，索資數萬乃至百萬，雖說錢是用來消災解難，但我不願給予，因為金錢是「淨財」，不能讓它成為「髒錢」。
我於各處弘法時，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蒐集。早期迫於經濟窮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飯錢，以充購買之資；為了節省運費，我總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親自將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譏議，認為我是在跑單幫，經營生意，我從不加以辯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陳列館」；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國西來寺建了「佛教寶藏館」；現在，我又為巴黎古堡道場蒐集佛教法物。所有這些館內的一品一物，無不是我多年來如此苦心的蒐集。雖然成立以來，年年均因維護費用的龐大開銷而入不敷出，但是，從來賓讚許的聲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來的信念：「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實則蘊含了無比豐沛的生命，以其簡潔有力的方式，無言地宣說了佛教悠久偉大的歷史、文化、藝術，這種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建設，才是無價的財寶。錢財，不只是用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更應該用來莊嚴眾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經有一個貧窮的小女孩，因人介紹，前來找我，表示要跟隨我學習佛法。那時，我自己托身何處都感困難，只有婉言拒絕，但在她臨走時，我又非常不忍，當下即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十元相贈，以為她另尋佛學院，作為學道之資。沒想到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她居然以十萬倍的捐款作為報答，並且護法護僧，不遺餘力。她，就是素有「黃仙姑」之稱的黃麗明居士。對於此事，她津津樂道，而我更加確定：「錢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還有百千萬倍的利息。布施金錢，不是用來買一份虛名，不是在於數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誠心來贏得自己的歡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於弟子徒眾間，解囊紓困：佛光山單位與單位間，有時或因權責問題，或因財務困難，或因立場不同，而對某些需要用錢的個案爭論計較，我知道後，一句「我出這筆錢」，自能化干戈為玉帛。佛光山多年來平安和諧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穫嗎？因此，我始終堅持：「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為我有這種「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與不儲財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著「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風來安僧辦道，多年來，不但未曾有些許盈餘，反而負債累累，雖然日日難過，但也日日過去，倒也相安無事。佛光山沒有人搶著去當當家住持，爭著去管理財務，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服務社會，奉獻眾生，說來也是我的福氣，比擁有金錢更具有意義啊！
反觀濤濤濁世中，一些人坐擁財富珍寶，出入汽車洋房，一旦死後，屍骨未寒，不肖子孫即為分配財產而爭論不休，生前的所有錢財不但帶不走，尚且形成後世的禍源，寧不悲乎？還有一些人，汲汲營營，貪圖小利，放高利貸，招人標會，於金錢之積聚無所不用其極，到頭來倒債倒會，一生的辛苦還是歸為別人所有，寧無悔乎？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即已說明：財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盜賊、暴政和不肖子孫，因此教我們要布施結緣。有一首詩將這些情況描寫得十分貼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捨萬文收，
與君寄在堅牢庫，汝及子孫享不休。
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一文不名，但是我從不自認貧乏，反而覺得世間處處都是財富：一句好話、一件好事、一個方便、一點友誼……，都是彌足珍貴。後來我有了供養，只以為這是宿因所現的福報，實不足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錢如水，必須要流動，才能產生大用。漸而體悟到：如何用錢，是一種甚深的智慧。而用錢最好使大眾都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般若寶藏，才能使自己永遠享有用錢的快樂。所以，我深深覺得：擁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元月)
心甘情願
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才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在年輕時，比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的對我說道：「沒有關係，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欽佩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裡，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像！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作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
我最初離開叢林時，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國民小學的校長，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會，只憑著因緣際會，抱持堅忍負責、「心甘情願」的認知，以勤補拙，謙沖學習，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是一九四八年。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儘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隨著政府來臺之初，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雖然當時也曾有《今日青年雜誌》邀我當編輯，更有《戡戰日報》聘我為記者，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既然身為出家人，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怎麼可以捨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識時務，我還是「心甘情願」，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扒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餘，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無所有。
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懺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羡慕，因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畢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嘸飯呷(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寺眾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裡，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桿、爬方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中央廣播電臺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即使嘸飯呷，我也「心甘情願」！
甚至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臺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為上賓，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儘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於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我便「心甘情願」作不請之友，向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我也幫助他行銷。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我也建議他們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並且一再贊助他們。後來，他們財政發生困難，向我求援時，我也不計嫌隙，四處為他們籌款，不下數百萬元，助他們度過了難關。當時徒眾都不以為然，而我為了佛教文化的傳揚，還是「心甘情願」，力排眾議，搶救了這兩套書。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誌》，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据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過去，我省吃儉用，每到一處，便廣為蒐集佛教文物，為了節省運費，我抱著沉重的佛像法器、經書聖典，國內國外，上機下機，出入海關，往往引起旁人奇異的眼光，甚至被譏為經商販賣。其實，我為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心甘情願」忍受一切難堪與汙蔑。後來，從臺北到高雄，從國內到國外，因為我的努力，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佛光山、西來寺、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我的心願逐漸實現，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雖然數十年來屢賠不賺，還是覺得非常「心甘情願」！
我歷經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臺灣時，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眾得知之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懺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啊！
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您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二十餘年後的今天，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鳳毛麟角只留下慧龍、慧尚等人。目前他們都擔任佛光山的要職。雖然是播種多，收成少，我已覺得彌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數何止是當年的三倍，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師父！您真傻喔！」而我，還是那句話：我「心甘情願」作一個「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忿忿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犖犖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復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國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目前，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已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麼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面對挑戰。
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為構思說法的內容而殫精竭慮；我為了爭取佈教的自由而與警察頻生衝突；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甚至勒緊褲帶，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大臺錄音機來回，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度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癒，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週來回佈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里，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現在，我雖已從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閒，經常應邀參加他們的會議。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決意興建佛光山時，信徒們見到遍山的荊棘麻竹，個個都驚懼起來。他們認為：當時已經有壽山寺足以棲身課徒，又何必千辛萬苦，另外開山？在海外建立道場時，一些人又說：「何必將寺廟建得那麼多？那麼大呢？」這些意見固然不無道理，但是，為了安僧度眾，我「心甘情願」承受辛苦；為了弘化更廣，我「心甘情願」喜捨千金。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海外道場一一落成了，又有國人埋怨我將資金帶往國外。其實，當國際人士對臺灣豐厚的外匯存底咋舌眼紅之時，我在海外建寺，宣揚中華文化，為國人回饋世間盡棉薄之力；當初臺灣接受美援時，貧窮辛苦，現在能施捨結緣於世界，為什麼不做一個樂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貪瞋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了「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採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國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清夜捫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餘力；為國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從不望褒揚，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儘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大家見到我的徒眾與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鮮為人知。《維摩經》云：「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我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眾，或施以開導，或軟言慰藉，或讚揚鼓勵，或再三教誡……。此外，我更方便權巧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給予他們良好的教育環境，提供進修深造的機緣，建設清幽的居住房舍，成立各種的福利措施。我以養蘭之心護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誠培養徒眾，感恩圖報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義忘情者也會讓我遺憾惋惜！記得十年前，我曾供給一對姊妹習醫，不料她們醫學院畢業後，不僅不思回饋，反而恥笑同門；一些弟子們身懷長才後，貢高我慢，覓枝另棲。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諸東流還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這些徒眾走出山門之後，是否會迷失掉自己？
所幸還有許多以教為命的優秀弟子，日夜精勤，為教為眾而奉獻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願」隨我開山闢土，繼任住持後，接下佛光山龐大的組織和債務，仍一本初心，無怨無悔；耐心柔和的慈莊，四十年前未出家時，腳蹬高跟鞋，挨家挨戶把佛書推展到每一戶人家，後來到美國創建西來寺，歷時十年，備嘗艱難，一直都是「心甘情願」，任勞任怨；才華洋溢的慈惠，當年放下高薪的職位，「心甘情願」地跟著我到處弘法，隨侍翻譯，並曾在大學任教；能幹練達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寶後，便「心甘情願」地以弘法利生為己任，以瘦弱之軀，現在負責中華佛光總會的工作，未嘗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學後，「心甘情願」地回國為僧伽教育克盡厥責，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嚴、依恆、慧開、依空、依諦、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後期的弟子，如尼泊爾的滿乘，「心甘情願」地以弘揚大乘佛法為己志；美國籍的滿仁，「心甘情願」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來廣結善緣；韓國籍的李仁玉，於成功大學畢業後，「心甘情願」地來到中華佛光總會服務人群……。他們的發心奉獻，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讚賞，所以我奉勸未來的門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六月)
面臨死亡，不要驚慌
我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劉氏。抗戰初起，她被日軍火燒、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對我說：「面臨死亡，不要驚慌！」後來，我多次在死亡邊緣遊走，從不驚慌，外婆的話，對我影響最大。
常有人問我對於生死的看法，我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雖然慚愧鮮少建樹，然自忖對於佛教事業總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滿，最難得的是：我曾經多次面臨死亡。對於生死，我從外婆的話裡體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記得小時候既膽大又頑皮，有一次路過一條大水溝，我想一躍而過，沒想到卻陷入水溝裡，一個碎玻璃瓶口穿足而過，將腳丫子截成兩半，頃刻間，鮮血如注，我隨手撕開衣角，胡亂包紮一番，回去也沒有看醫生，過了些時候，居然自己癒合起來。回想當時因為年紀太小，外婆的話、外婆的勇敢精神，讓我不懂得害怕，覺得死了也沒什麼了不起。
家鄉每逢嚴冬必定下雪，連河川都凍結成冰，我經常和哥哥在雪地裡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歲那年的春節前夕，我獨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枚雪白的鴨蛋，心想把它撿起來，再走向前一看，原來只不過是冰塊即將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轉身離開時，一隻腳已經踏入溶冰，剎那間，整個人就掉進了冰窟，怎麼奮力也爬不上來。這時，我全身冰冷，以為這下應該是沒救了，不知過了多久，我竟然像遊魂似的，在寒風中站在家門口敲門，哥哥應聲開門，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這才發覺自己全身都結滿了冰塊，至於是如何從冰窟中上來的，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家人一再追問，才憶起在朦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門。
中日戰爭爆發那年，我才十一歲，對於生死開始有了些微體認。那時，處處烽火瀰漫，當前線不斷傳來勝負傷亡的消息時，在後方的我們，也無時無刻不是在槍彈的威嚇下過一天算一天。常常天還沒亮，蘭花會、大刀會等民間抗日組織便起身操練武術刀棍，口裡還聲嘶力竭地喊著：「殺鬼子喔！殺鬼子喔！」助長了我們不少勇氣，也憑添幾分緊張氣氛。每當槍戰格鬥結束，街頭巷尾的孩子一個個都跑出來數死人，絲毫不知「死」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為了躲避日軍的殺戮，情急生智，趕緊躺在屍堆裡屏息裝死，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來只在呼吸之間啊！
次年，我在棲霞山出家。參學期間，飽受病苦的磨難。記得在十五歲時，我乞授具足大戒，因為燃燒戒疤時，戒師吹氣太猛，以致於頭頂上的十二個香珠燒在一起。將整個頭蓋骨都燒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緊，但腦神經已被燒死，我變得健忘而又笨拙，但是沒有半點怨尤。後來，靠著每夜禮佛祈求，在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復了記憶，還比以前更加聰慧。一段意外的災禍，沒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緣，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堅強。
十七歲時，我染患瘧疾，乍冷乍熱，極為難受。當時在叢林參學的人，都抱定把色身託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即使得了疾病，也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直至全身虛脫倒臥在床上。大約一個月後，家師志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我捧著那碗鹹菜，感動得涕泗縱橫，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於是，我立下誓願：「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以報答師恩。」未幾，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覺中痊癒了。
過了兩年，我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不知怎的，全身長滿了爛瘡，歷經數月，都未見轉機。平日灼痛難耐不說，時值溽暑，膿汁和著汗水緊黏著衣裳，每次脫衣換洗時，身上的一層皮也隨著衣服一齊剝下，那種摧肝裂膽之痛才是苦不堪言。當時，物質貧困，三餐不飽，更遑論下山就醫。或許是命不該絕吧，我又熬過了一關。
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後，出任宜興白塔小學校長時，正值國共相抗，轉為激烈，雙方每天都派人攜械四處搜尋可疑分子，被抓去槍斃毒打的人無日無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數。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平日寧靜純樸的鄉村，此時充滿騰騰殺機。一天，我也無緣無故地被架走了。關了十天以後，在往赴刑場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黃黯淡，心中倒不驚懼死亡，只是遺憾：「我現在才二十一歲，可惜啊！許多的理想與抱負還未施展，卻即將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剎那間就要消逝無蹤了。而師父和外婆、母親都不知道。」想著想著，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帶我步出刑場，逃過死亡。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令我體會到外婆的話：「面對死亡，不必驚慌！」實在有道理，因為驚慌也沒有用啊！
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我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由於當時謠傳大陸密遣五百名僧侶來此從事滲透顛覆工作，我和慈航法師，以及同時被捕的二十餘名外省籍僧眾再度擠在牢獄中，不但不能躺臥休息，還備受綑綁扣押的待遇。就當年的情勢而言，間諜只有死罪一條，我那時真的泰然自若，坦蕩無畏。二十三天後，在吳經熊、孫張清揚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才將我們解救出來。又一次歷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念，從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願力。
是年，我安單在中壢某個寺院。有一回，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徑行駛，為了讓路給迎面而來的兩名學童，我一個閃身，不料卻連人帶車滾落到約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來時，發現自己頭朝下、腳朝上，腳踏車則支離破碎成三十幾塊，散得一地都是。一陣天旋地轉，金星亂冒，我閤上雙眼，自忖已經與世長辭了。
過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環顧四周的花草樹石，想到陰間與陽間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懷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頭頂，捏捏四肢，感覺沒有異樣；又觸觸鼻孔，碰碰胸口，發現自己竟然還一息尚存，大難不死。趕緊起身，將腳踏車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載貨用的繩子綑好，扛在肩上，走著回去，一路上只惋惜著車子壞了，損失慘重，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是否無恙。這天，我在日記上寫著：「平時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是腳踏車騎人。」
二十八歲那年，為了擔任影印大藏經環島弘法團領隊，扛著大型錄音機前往花東宣傳，不料卻因此患了嚴重的腿疾，疼痛無比。醫生說：「別無他法，只有將腿鋸斷，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聽了以後，並不懊惱，自念：「腿鋸斷，不能行走，正好可以專心著書立說，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點都不覺驚慌，努力籌措鋸腿經費，沒想到過了些時日，竟不藥而癒，自慶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後，卻在浴室內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斷了。手術後醒來的第一件事，是請護理人員告知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的弟子們：「我很舒適安樂！」兩年來，我拄杖雲遊，遠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確實未曾感到絲毫不便，反而覺得：人生有一點缺陷，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贊助，在新北投溫泉路購得一屋，將它命名為「普門精舍」。記得一個颱風夜裡，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個不停，忽聞屋後轟然作響，原來半山腰的落石滾滾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傾聽千軍萬馬似地呼嘯不停的風聲雨聲，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險，只是慨歎：「如果房子被風雨衝毀，不但有負信徒美意，更讓教界人士笑我福報不全。」次日天亮，風停雨罷，我信步踱出屋外檢視災情，只見山的上半部完好無礙，而山的下半部則因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沒有被落石壓垮，眾人目睹此景，莫不稱奇，並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謝諸佛菩薩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間，我的背部遽痛，榮民總醫院的醫師看了我的Ｘ光片，告訴我說：只剩下兩個月的壽命了！並且一再叮囑：務必在幾日內再來複檢。我因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來，也忘了這麼一件事。一年後，醫生再看到我時，大吃一驚，思維良久，才開口問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經受傷？」我左思右想，才記起數年前在颱風天巡視災情時，曾經從高處摔落地面，當時也是因為法務繫身，而無空就醫，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Ｘ光片上的黑點原來正是體內久積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莊的父親李決和居士在宜蘭念佛會任職總務主任時(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請他到高雄幫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請鐵路醫院的醫師來檢查，這才發現：他的五臟六腑全都腐爛多年，他卻不以為意，每天依舊勤奮工作，忙裡忙外，後來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歲時，還隨我出家，年高八十，才捨壽往生。
在年輕一輩的徒眾裡，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歲初來美國時，得了紅斑血狼瘡，他抱病苦讀，終以優異的成績，在一年內於美國完成專科學業，被全校師生譽為「超級女尼」；十年來，他受盡病痛的折磨，幾度差點喪命，卻依舊樂觀勤勞，不落人後；現在擔任美國西來學校校長，並主持《佛光世紀》發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寬，在監督極樂寺工程時，曾被山洪沖下，幾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滿，因為盡責看守佛光山的停車場，而被惡民亂棒擊打頭部。但是他們從未喊苦，也不退縮，一本為法忘軀的精神服務大眾，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們面對死亡的態度則更為瀟灑從容，洞山良价禪師在集眾開示後，坐化而去；聽到弟子的悲號，又張眼復活，七天後以愚癡齋訓徒完畢，再端坐捨報。德普禪師令弟子辦齋祭祀，在享罷祭祀之後，怡然長辭。晉朝徐明叛亂，劫燒民舍，性空禪師獨往賊營斥賊，賊欲斬師首，他卻吟偈自稱「快活烈漢」，賊眾見狀動容，非但不殺，還恭送回山，當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災免難；後來，他在死前預知時至，坐在自製的木盆裡，放入河中，吹笛隨流而化，三天後，被人發現坐化在沙灘上。其他還有丹霞禪師策杖著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禪在淋浴沖身時悄然立化，其他如隱峰禪師的倒立而亡，龐蘊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傳為趣聞美談。這些禪門先賢們來去自在的風範，無非是對吾輩凡夫俗子的說法示現：放下執著，隨緣放曠，自能超越於生死之外！
所謂：「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環本是天地運轉的常道，因此我們應該秉持平常心來看待死亡。更何況人死了只不過是換了一副軀殼罷了，我們的意識(類似《遠見雜誌》所說的「生命密碼」)，乃至業力還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遞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實有，死也不是真滅，既然如此，於生死又何懼之有呢？最重要的是應該把握當下，以創造繼起的生命啊！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七月)
忍耐就是力量
「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譭謗、譏諷、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歲，開始撰寫佛陀傳記，在《佛遺教經》中看到這麼一段話時，心中感觸甚深，我檢視過去顛沛流離的歲月，自忖若非憑仗忍耐作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過苦難連連的時光？我又盱衡未來複雜多變的社會，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覺更需堅此百忍，方足以應付萬難。從此，我時時刻刻以「忍耐」作為我為人處事的圭臬。多年後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實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我出身貧窮的蘇北，十二歲出家以後，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貧寒適足以勵志，我刻苦耐勞的性格就是在這個時候孕育而成。二十三歲那年，我隨政府播遷來臺，在兵荒馬亂之中，所攜帶的包袱不慎遺失，我身邊一無長物，當時的寺廟又不接受外省人掛單，我只得過著四處飄泊，風餐露宿的日子。記得我曾經在狂風暴雨中，摔到溝圳裡，被水沖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經在烈日當空下，曬得汗流浹背，頭皮發麻。最後好不容易從臺南走到臺中，感謝寶覺寺林錦東先生肯留我小住數日。
後來，我從中壢、新竹又輾轉來到宜蘭雷音寺弘法，之後的十餘年，我的經濟都非常拮据。其間曾經有人要認我作母子兄弟眷屬，甚至還有人希望我能繼承他的地產家業，都被我嚴辭拒絕。這時我卻聽說一些同道因為生活艱難，紛紛另謀出路。如果當時我不能忍饑耐貧，豈不也是隨俗流轉，又那裡能在日後發展弘法利生的抱負呢？所以，「忍耐」並不是膽怯，而是在面對生死存亡、榮辱毀譽時，還能夠打從心裡發出一種無比的勇氣，堅守自己的理想。
記得在叢林參學十載，為了服務大眾，除了平常的勞動出坡以外，我自願發心典座煮飯兩年、飯菜行堂六年、擔水司茶一年半。初來臺灣，為了報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課教書以外，我發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掃數小時落葉、水溝、茅廁，每天還要拉車到十餘里外的市場，購買八十餘眾的油鹽柴米。雖然與當地住眾、信徒言語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眾的好感。只是有誰知道，我常常因為體力透支而暈眩嘔吐，往往一陣天旋地轉後，我又默默地咬緊牙關，繼續未竟的工作。
後來，我以文字般若來弘揚佛法，開始搜索枯腸，熬夜筆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會，說法佈教，為了準備講辭，我經年累月費心思量，有時竟通宵未眠。佛光山開山初期，我又與山崩洪水日夜搏鬥。近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在海內外講經度眾，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爭地和有限的時間賽跑。數十年來，無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勞累、「忍耐」疲憊中度過，然而我不以為辛苦，因為「忍耐」是為了要積極地開拓人生，創造佛教遠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來磨」，我素來身體結實，然而也有好幾次病痛的經驗讓我苦不堪言，在叢林參學十載，我曾經生爛瘡，發瘧疾，雖然辛苦難耐，足以致死，但是從來沒有尋醫就診，為的是已將「色身歸於常住，性命付予龍天」，只好用信仰和時間治療。不知是諸佛菩薩的加被，抑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藥而癒。其他如感冒、牙疼、眼痛、腦熱，就更算不上什麼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長，遇到再厲害的感冒，再嚴重的病痛，我也慣於忍住苦楚，繼續弘法寫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個段落時，才發覺自己也奇蹟似地恢復了健康。
近幾年來，精力不復以往，糖尿病、高血壓、眼疾、腿傷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漸衰朽退化，所幸頭腦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處雲遊，弘法利生不斷。多年來的經驗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們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擔一切病苦，而在病時不覺病，苦時不覺苦，自覺「忍耐的力量」可以應付一切。
過去大陸的叢林教育非常傳統，在聆聽長老開示時，必須雙手合十，如果講話開示好幾個鐘點，等到放掌時，手已僵硬不堪。訓練最嚴格的時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時候，我們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個小時，起身時，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進肉裡，兩腳酸麻就更不在話下了。糾察師手拿楊枝，如影隨形地跟在我們後面，一個動作不合標準，便是一頓鞭笞。試問今天的學子是否也能忍受這種嚴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罵棒喝也時常發生，可是從來沒聽過有人埋怨叫苦。
記得有一回，我向家師稟告學院一位教授推薦我去讀「國立教育學院」，家師聽罷，罵我：「混蛋！怎可到社會念書？」還給了我兩個耳光。事後我絲毫不感到生氣，想想自己也的確混蛋，怎麼會想到社會上去念書。反觀時下許多青年貢高我慢，動輒反抗，真是令人擔心他們如何在大時代中迎接各種挑戰呢？要想成大器，必須先在生活上學習「忍耐」。「欲成佛門龍象，先作眾生馬牛」，對於逆境，先忍之於口，是為下忍；再忍之於面，是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動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學院讀書時，既不擅長梵唄，又不通曉經文，因此，經常受到同學們的歧視，甚至師長們也認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時，我都除名在外；有時佛事開牌有份，臨時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師批評得一無是處，偶有佳作，卻被懷疑是抄襲而來；一位職事甚至當眾說：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陽會打西邊出來。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計其數，而我覺得這一切一切都是「當然的」，不值得計較，因為未來的時日還長，現在誰能知道呢？
乃至初到臺灣弘法佈教，由於當時正信佛教並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懷好意地對我指指點點，甚至從中阻攔一些好因好緣；也曾有人故意騷擾說法，乃至糾眾持棍，怒目以對。對於這些差別待遇，對於這些誤會滋擾，我從來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誠意，以靜默來回應一切的動亂。所以，「忍耐」並不是退縮，而是用平常心去對待人間一些不平的境界。
體膚的饑寒、筋骨的勞苦可以藉意志力來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誤解也可以用平常心來對治。一般人最難忍受的還是名節的無端受損、人為的故意抹黑，然而在幾十年間，這些我全部都遭遇到了。我在大陸時，共產黨說我是國民黨的特務，要將我殺害；來到臺灣以後，國民黨又說我是共產黨的間諜，要將我槍斃。弘法初期，由於辦了許多創新的佛教活動，而被社會誤解，被同門批評；有時為你戴紅帽子，有時又為你戴黃帽子，紅帽子是解嚴以前的臺灣可以砍頭的罪名，黃帽子是在佛教裡置你於死地的居心，然而我並不急於爭辯，只是盡己所能，為所當為。
早年因我為佛教勇於建言，我多次被教界人士議論為異端分子，後來由於軍工商各界官員來向我請益佛法，我又被新聞媒體說成與政治掛鉤，凡此都是打擊傷害的話題，然而我並不予以理會，只是淡泊處之，默然以對。果然事實的發展證明了我理念正確，時間的遞嬗也還給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並不是懦弱無能，而是面對毀謗譏諷，還能擇善固執，無怨無悔。
有人見我常雲遊弘法，行腳名都大邑，欣羨萬分，其實個人的辛苦鮮為人知。我常常為了一場演說，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一夜；為了一句承諾，在天空中飛行十餘小時。近十年來，弘法邀約不斷，往往由於行程緊湊，汗濕衣襟，卻來不及更換，只得任著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身體的溫度也隨著室內室外的冷氣熱流忽冷忽熱。一趟海外之旅下來，走訪五、六個國家是常有的事，有時從熱帶到寒帶，有時繞著地球走了一圈，舟車勞頓固然辛苦，適應不同的時差、天候、風土、人情更是艱困。
記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訪問印度新德里，天氣酷熱無比，每晚睡不著覺，只得趴在地上寫日記，《海天遊蹤》一書就是這樣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訪印度，來到北邊的拉達克山區，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強忍著頭痛臉腫與呼吸困難，主持法會，會晤訪客達一星期之久。類似這種經驗不一而足，然而我還是樂此不疲，因為忍耐有時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利益別人，自忖菩薩發心，猶能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我這一點小小的奉獻犧牲實在微不足道。
忍貧、忍饑、忍病、忍苦、忍勞、忍打、忍罵還算容易，唯有忍氣、忍恨的掙扎最難消解。
記得八、九歲那年，家鄉缺水，鄉民為了爭水鬧得不可開交，正巧一位解姓鄰居在我家門前的水溝跌死，他的兒子解仁保遂來鬧事，硬說是我家將他父親害死，要求我家理賠後事。敦厚誠實的家父隨即被官府逮捕，後來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審訊，才使得家父無罪開釋。一場無妄之災雖告結束，我幼小的心靈卻始終無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後，聽說解仁保失業，無法維生，我心生惻隱，還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師幫他介紹一份工作，解決他一家的生活問題。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了，美麗的河山在日本鐵蹄的蹂躪下變得殘破不堪，溫馨的家園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經商途中失蹤，根據研判，應該是犧牲在日軍的槍口下。十一歲時，我曾隨著寡母四處尋父，所經之處無不是瓦礫殘垣，屍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識。及至成人，我雖然有數次赴日深造的機會，終因國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棄。一九七三年，在政府的一再邀請下，為了促進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我強忍多年來心頭的痛楚，出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一職。畢竟「冤家宜解不宜結」，過去的歷史固然不容抹殺，一味的尋仇，只有加深恨意，唯有前瞻性的記取教訓，防微杜漸，根本上促進彼此了解，互助合作，才是長久相安之道。
君不見東西德打破了聳立已久的柏林圍牆，互相交流；歐洲各國也紛紛袪除過去的成見，為設立共同市場而孜孜努力，甚至以、阿之間多年仇恨，也因拉賓等人的一念之間而獲化解。「忍耐」，實在是天地間最尊貴的包容雅量！「忍耐」，誠然是宇宙中最偉大的和平動力！
在海內外，我的在家信眾多達百萬；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們固然對我恭敬孝順，我也奉獻了許多精力心血，大處不提，就瑣事而言，我容忍他們的差異性格，耐煩地循循善誘；我容忍他們的情緒用事，耐煩地諄諄教導；我容忍他們的不同意見，耐煩地從中調和；我容忍他們的不守時間，耐煩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慈悲，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藝術。由於我肯付出容忍耐煩，才能攝受他們來到佛門為大眾服務。
幼兒以啼哭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淚，力氣也耗盡了；婦女以嬌媚為力，然而一旦使出嬌媚，氣勢也消失了；莽夫以拳頭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頭，正氣也瓦解了。唯有真正的菩薩行者，他們以「忍耐」為力，以慈悲為力，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氣，排除萬難，成就福國利民，饒益眾生的豐功偉業。
雖說我一向推許「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時候，例如：當我在臺上演講，看到臺下前面還有空位，而後面的人卻沒有位子可坐時，我會罣礙難忍；當知道別人受到侵犯的時候，我也會義憤填膺；當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時，我會上前指責；見聞好事，不即刻參與，我也會坐立難安。我以為：一成不變的忍氣吞聲，姑息縱容，並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應該是當仁不讓，顧全大局，為眾謀福。
我今已年近古稀，自愧還是在忍耐上不斷學習、突破，在生活當中，對於佛說「忍」的三種境界體會頗多，我以為：「生忍」，是為要生存在人間蘊釀的耐力；「法忍」，是在轉識成智，用佛法所產生的智慧；「無生法忍」，則是隨緣隨處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滅的自在境界。能夠擁有「生忍」，就具足面對生活的勇氣；能夠擁有「法忍」，就具備斬除煩惱的力量；能夠擁有「無生法忍」，則在在處處，無不是桃源淨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