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以目前僧教育的現狀為基礎，結合自身佛學院學習的親身經歷，重點關注二十一世紀的僧教育。首先，我們對目前僧教育的現狀進行考察，重點關注佛學院教育的利弊；其次，我們從僧格提升與人格完成、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禪修教育與理論教育、學朮研究與弘法教務等几個方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僧教育提出自己的構想，希望能對僧教育的發展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關鍵詞：僧教育 佛學院 禪修教育 學術研究
一、前 言
佛教人才的培養，直接關系到佛教事業的盛衰。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說：“大力培養合格僧才，加強人才建設，是關系中國佛教命運和走向的頭等大事，是我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住持與弘揚，需要清淨的僧伽。在印度的佛陀時代，佛陀以其自身崇高的攝受力與感召力，制定僧團的律儀，通過僧團的運作與戒律的奉行對佛弟子進行培養與教育，這是佛陀對僧教育為我們所作的典范。佛教傳到中國以后，中國佛教的高僧大德通過僧制的建設與清規的制定，以師徒關系為紐帶，以僧團大眾的燻修為基礎，將僧團建設與僧教育緊密結合起來，造就了無數的佛教人才。
19世紀末葉，由于禪宗的沒落、宗教政策的不當、太平天國的摧殘，清代佛教已經衰敗不堪，影響式微。﹝2﹞大規模的“廟產興學”運動，使佛教面臨毀滅的危險。﹝3﹞但是，佛教的改造，在傳統崩潰的同時，亦展開了新的開創事業，佛教教育由此被尖銳地而且迫切地擺上了曆史層面。近代中國佛教教育的革新，首先肇端于楊仁山居士的“祇洹精舍”，然后由太虛大師、歐陽竟無先生繼承而發揚光大，尤其是太虛大師在全國各地創辦許多佛學院，成為近代佛教教育的核心人物。后來，抗日戰爭的爆發給佛學院的生存帶來巨大的困難，佛教教育由鼎盛走向衰退。盡管如此，佛教教育事業擔負着為佛教革新源源不斷地輸送有生力量的使命，從楊仁山到太虛大師，佛教革新事業都是以近代佛教教育為支撐，以佛學院畢業的師生為骨干力量。同時，新式佛教教育還是轉換傳統的重要環節。﹝4﹞
解放以來，特別在改革開放后，在黨和政府的關心下，中國佛教教育事業得到復興與發展，但是其發展模式與規模仍然是沿續着民國以來太虛大師的僧教育傳統。但是，在趙朴老等佛教界領導人的努力下，全國佛教界正在向建立起高級、中級、初級既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三大語系佛教教育體系方向努力。
現在，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紀，隨着經濟文化的高度發達，人類對精神的需求將會逐漸增大。而佛教在世界文明中將會扮演着更為重要的角色，在淨化人心、環境保護、慈善救濟、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擔負着不可推卸的使命。﹝5﹞社會的需求與佛教事業的發展，使我們對佛教人才的培養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思想、佛教、文化素養和工作能力方面稱職、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業的建設與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佛教工作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雖然說佛教教育是面對四眾弟子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問題應該傾向于僧教育，僧教育的成敗將關系着佛教的存亡。面對新的世紀，僧教育應該走向何方？這是一切有識之士普遍關心的話題。同時，一切的未來都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目前佛學院教育的現狀如何？它有哪些成就與弊端？二十一世紀僧教育應該關注哪些方面？同時，目前的佛學院教育將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這些問題，都是僧教育不可逃避的問題。筆者以目前的僧教育現狀為基礎，結合自己的佛學院學習經歷，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簡單的探討，希望引起佛教界與關心僧教育的有識之士的共鳴。
二、目前僧教育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佛學院的恢復，各地紛紛興辦佛學院，培育了數以千計的佛教人才，逐漸改變了佛教界人才青黃不接的現象，為新時代佛教的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在評價僧教育的現狀時，首先應該肯定佛學院教育的成就，而這一點是目前許多人所忽視的。文化大革命后，佛教的復興與發展離不開佛學院，其實佛學院已經成為輸送人才的重點基地。許多出家人通過佛學院的學習，不僅在佛學上獲得了系統的認識，而且在文化知識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目前佛教界，從事寺院管理、佛教協會的工作、講經弘法、對外交流等各項佛教事業的出家人，很少不是出自佛學院，這是一種不爭的事實。
當然，我們也看到目前的佛學院存在着許多問題。從辦學規模上，佛教院校規模太小，以至于在數量上遠遠不能滿足于佛教發展的需要。在辦學質量上，首先，在生源的素質上普遍比較低；其次教學質量低，由于師資的缺乏及不穩定，以至于許多課程只能視老師而定，無法按照教學大綱而進行開課；同時，在教學方法上，仍然釆取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不能啟迪學生進行獨立思考，無法引起學生進一步學習與研究的興趣。﹝6﹞而在師資方面的問題非常突出，首先，在本身的專業素質上，許多任教的老師都是剛剛畢業的學生，知識還沒有經過消化與提高的過程，所以往往照本宣科、毫無新意；其次，在知識的廣度上缺乏，因為本身自己學習時間太短，所以造成了對佛法的整體把握與外學知識的不足，因此授課時不能觸類旁通；最后，在講課方法上普遍不規范，由于許多老師本身出自佛學院，沒有接受一些授課方法的訓練，所以講課很難生動活潑而吸引學生。從全國佛學院的體系來看，存在着嚴重各自為政的現象，并沒有按照高、中、低三級來進行辦學，以至于許多學僧無法受到系統的教育；另外，在課程設置上，各級佛學院并沒有側重，如果一位學僧到另外的佛學院深造，就必須重復地學習，這樣便會浪費學僧的時間。目前佛學院在硬件與軟件的建設上，還需要非常大的投入。
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佛學院的問題歸結于佛學院本身，應該歸到全國佛教界。雖然，許多佛教界領導人總是不斷地強調培養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在重視程度上根本無法兌現。佛教界可以花許多錢用于修大佛、修廟宇、舉辦法會，但是卻舍不得將百分之几的資金投向教育事業。修建一尊大佛至少花費掉數十億的錢，這些錢如果用于教育事業，一定會改善佛學院的各種狀況。目前佛學院辦學大部分是“私人辦學”，而教育事業是全體佛教界的事，這樣給經費問題的解決帶來許多困難。本來佛教的財產是屬于三寶物，但是由于各地寺院經濟的獨立性，所以整體佛教資源沒辦法整合運用。教育是一種無形、無相、無底洞的投資，佛教界既然重視不夠，那么佛學院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同時，在人才使用上，我們仍然存在着一些問題，最主要在用人機制方面。佛教界長期以來受門派子孫觀念、資格輩份觀念、對佛學院的誤解等方面的影響，不太願意接受佛學院的畢業生。同時，許多佛教界的青年才俊紛紛到國外深造，而回國者聊聊無几，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我們佛教界又創造了哪些條件將這些人引進回國內呢？社會上有許多引進人才的機制，但是我們佛教界普遍存在懼怕人才的觀念，害怕這些人會引起自己地位的不穩，更用不上談引進了。所以，發現人才、培養人才、選拔人才是教育事業的關鍵環節，如果不能在用人機制上有所改進，勢必會影響到教育的發展。一位在佛學院受到十几年教育的出家人，有時不一定比得上住在寺院几年的出家人，那么誰願意去接受佛學院的教育？所以，佛學院畢業生前途的解決及完善用人機制，是提高佛學院教育的重要環節。
在僧教育的模式中，除了佛學院以外，現在佛教界還存在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教育。叢林教育仍然是僧教育重要的組成部份，叢林以其深厚的底蘊、丰富的內涵、廣大的攝受力，通過禪堂或念佛堂以及日常的行持，對出家人進行無言的教育，這對于僧格的形成與掌握法儀、律儀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寺院，以僧團的建設為依托，以行持與實踐為紐帶，從事專門的僧教育。如福建寧德支提寺、太姥山平興寺，都是以戒律的學習與行持為主，吸引許多有志于修學戒律的年輕出家人前往學習。最后，便是研究所的出現，這是在佛學院基礎上的提升與發展，也是吸引佛學院畢業生從事學朮研究的基地，是佛教教育應該發展的新形式。
三、二十一世紀僧教育的搆想
二十一世紀是信息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時代，時代與社會對佛教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適應時代而進行僧教育，這是我們佛教界值得思考與關注的問題。
佛法強調兩條原則－－契理與契機，契理就是要繼承，要求我們深入經藏，對古德們的學修進行系統地學習、研究與整理；契機就是發揚，就是把佛法的精神與當今的社會現實相結合，對當今社會思潮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應對的方法與模式，即新型的佛教表現形式。﹝7﹞我們也是基于契理契機兩大原則對二十一僧教育提出一些自己的搆想，希望對新世紀佛教教育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1、僧格提升與人格完成
佛法是以出離世間、斷惑證真為根本，培養清靜、超凡脫俗的出家人是僧教育的目標，這就體現在僧格的提升與人格的完成。作為住持與弘揚正法的擔當者，出家人從其自身宗教感情與佛法修證所體現出來的形象與氣質，是佛法的體現與攝受眾生無形的力量，這就是一位出家人應有的自信、自尊、自重。我們許多出家人由于自身素質的低下及種種社會原因，在內心世界中根本就沒有作為人天導師的信心與驕傲，沒有體會到作為一名出家人的尊嚴，尤其在政府官員及社會賢達面前更是阿諛奉承、低三下四，將自己從神聖的宗教家降格下來，這樣更引起別人的鄙視。這樣的心態與情形何以化世導俗？何以住持佛法、弘揚佛法？
所以，僧教育的重心應該是培養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塵脫俗的僧格。無論是在叢林生活，還是在佛學院學習，僧團及佛學院都要每時每刻向后學者灌輸作為一名出家人應有的自信心、自尊心，讓后學者體會到佛法的尊嚴與出家的神聖。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尊重自己，怎么能要求別人尊重自己？尤其在培養初出家者方面，叢林教育與師徒教育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培養一位出家人應有的法儀、律儀及佛法的基本認識，這也是每一位出家人必須經曆的過程。很多師父收了徒弟后，便着急把徒弟送往佛學院，其實應該留在叢林或者師父身邊，通過日常的行持與嚴格的監督樹立初出家者的行儀與認識。同時，通過佛學院的學習與教育，培養學僧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每一位出家人具有住持佛法的信心與責任。通過佛教史的學習與佛教現狀的了解，使學僧明白“佛教興亡，僧人有責”，作為每一位出家人都有責任與義務使佛法發揚光大。所以，不但要求出家人能夠放眼未來而確定遠大的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現實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這種憂患意識與責任感是促進年輕一代自覺向上最大的動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住持佛法、弘揚佛法都不能離開社會大眾，所以出家人應該在人格上進一步完成。通過待人接物、日常事務既能體現清淨的僧格，又能體現圓滿的人格。這樣不但得到社會的尊重，還得到社會的認同與肯定，才能真正弘揚佛法。
2、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
佛教傳到中國最早是以師徒制為道場的導向，后來慢慢演進，又形成叢林道場的集體生活，將大眾的行、住、坐、臥等生活層面與修行層面攝受于僧團的風範中，代表佛教住世的形象。而學院教育其實是延續傳統叢林的集體教育，經過學院式的課程安排，經過系統的學習與培養，成為僧教育的重要形式。
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有許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近年來佛教界提出“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的口號，以叢林教育補充學院教育的不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二者的區別，尤其在叢林道風日下的今天，二者的差別更是明顯。應該說，一座道風優良的叢林是最好的學校，一個能夠安心見性的禪堂是最好的教室，一位三學增上的師父是最好的老師。叢林教育是師徒相授為基本，以叢林道風與大眾的攝受力，其影響與教育是無形的、深遠的，對于一名初出家者來說，對佛法信心的培養、威儀及日常行持的訓練都是不可代替的。但是，明清以來，許多禪宗祖庭大都忙于經懺佛事、旅游服務等方面，已經失去了其教育的一方面。一些年輕人剛出家，便淹沒在“叮叮當當”的佛事中，根本沒有時間學習與修行，就談不上什么培養與教育了。
學院教育本身是受西方學校教育的影響，重于知識的傳授，而中國佛教的學院教育從建立發展到今天，一直命運多蹇，缺少正常健康的發展機會。但是，學院教育的優點非常明顯，多元化的知識訓練，系統的學習，視野與心胸比較開闊，對于改善知識結搆與提高素質等方面有明顯的成效。但是，學院教育本身注重知識的傳授，同學的團體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攝受，學院式的開放生活對于一些自覺性較差的出家人來說缺乏攝受力，所以對于信仰的提升與修行的進步又會帶來一些影響。
因此，如何解決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的矛盾，是我們新世紀發展佛教教育的重要課題。雖然佛教界提出“學院叢林化”的口號，但是本身的可操作性比較困難，因為學院教育本身時間很短，目的性很強，不可能將叢林生活全部引入學院生活。所以，對于每一位出家人來說，至少有三年以上的叢林寺院生活經曆，接受叢林道風的燻陶，首先成為象模象樣的出家人，然后再進佛學院學習。而現在許多佛學院招生時，都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甚至許多是剛出家沒有几天。佛學院保持基本的叢林生活如早晚課、過堂、誦戒等，讓學生擁有更高的時間用來學習。佛學院畢業后，畢業生回到叢林中，將所學的知識運用于叢林生活中，這樣修學便能相得益彰。
在二十一世紀佛教的發展中，其實加強叢林的道風建設是至關重要的。一些有條件的叢林完全可以建成具有專門特色的學院，如律學院、禪學院等，突出以實踐行持為主，以理論學習為指導。律學院專門講授戒律，弘揚佛教戒律的精神、開遮持犯，并且通過日常的持戒及作法，培養傳戒、講戒等戒律專門人才，對于扭轉戒律不振、傳戒不如法等現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禪學院是以禪堂的禪修為主，通過講授有關禪學理論，造就真正解行相應的禪修專門人材，這是對佛學院通材教育及現代教育有力補充，而且能夠為佛學院培養一些專門的人才，如講授戒律、指導禪修的老師，也能為佛教界輸送這樣非常需要的人才。
3、禪修教育與理論教育
在學與修關系上，佛教界一貫強調“學修一體化”，但是到底什么是年輕學子的修行？有些認為早晚上殿、半月誦戒便是修行；有些認為佛學院的學習便是修行，因為聞思正法本身便是定慧的修行。由于理解上的差異，所以對于貫徹“學修一體化”造成很大的困擾。
從時代的需要、青年學子安身立命的要求及佛法修行本身的特點來說，我們認為對于后學者最重要的修行是“禪修”，并不是早晚功課、念佛等等。﹝8﹞隨着人類精神需求的進一步提升，對佛法的修行法門將會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中國佛教中，最能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飢渴，安定人類的心靈，能糾正當佛教在修行上的誤區，應該是佛教的禪修。太虛大師曾經說過：“中國佛教特質在于禪”，禪修主要啟發學者在心性上的體會，容易引起切身的感受，增強學人的信心，才能煥發出作為一名出家人應有的法喜與寧靜。禪修對于修證法門缺位的現代佛教來說，是振興佛教的核心與重點。對于化世導俗來說，提倡禪修具有時代的對治性與因緣性，禪修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氣功的盛行，充分說明現代人對禪修的迫切需要。
禪修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如何進行禪修的教育則是一個剌手的問題。自從漢魏時期小乘禪觀開始傳播，各種禪法在中國都得到廣泛地流傳，到了隋唐時期發展成為兩個較大的禪觀系統－－天台止觀與禪宗。天台禪法體系完備，但是境界太高，教理繁雜，很難普遍展開；禪宗由于明清以來的沒落，逐漸失去其應有的地位，除了少數几座禪宗寺院仍然堅持禪堂坐禪、打禪七，許多禪宗祖庭已經成為經懺道場、觀光勝地。這樣，對進行禪修教育帶來很大的困難。但是，我們仍然必須看到禪修傳統在中國的流傳，有許多禪宗大德值得我們去親近，這對我們進行禪修教育帶來一些方便。
進行禪修教育的首要手段便是成立禪學院，專門從事這方面的培養與教育。另外，便是將禪修教育納入佛學院系統，開設有關課程，如天台的《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六妙法門》、《四念處》，南傳的《清淨道論》是很重要的禪修指導典籍，禪宗的《六祖壇經》以及“參話頭”、“默照禪”等修行理論，有系統地介紹給青年學僧。同時，請禪修大德向學僧介紹有關禪修的實踐方法，有系統的、有次第地引導學僧進行禪修實踐。佛學院應該每天安排一至兩個小時讓學僧進行禪修，有條件的話，每個學期打一次“禪七”。
漢傳佛教的修行最大的弊病在于無次第，所以使修行者很難逐漸提高。所以，禪修教育應該減免這方面的問題，使學僧透過理論的學習與實際操作后，在禪修中體會到修行的快樂，能夠在修行道路上走得安然、安心，使每位出家人真正確立出家的本懷，真正將佛法、僧團提升上來。
4、學術研究與弘法教務
佛學院作為培養人才的基地，應該培養出怎么樣的人才呢？從辦學理想上，佛學院應該造就有學僧研究人才（專事學朮研討）、法僧布教人才（專事弘法教學）、職僧管理人才（從事佛協、寺院管理）、德僧行持人才（從事如說而行的實證）。﹝9﹞佛學院在辦學宗旨上，都體現了這些理想，我們看几個佛學院2001年的“招生簡章”便可以了解。中國佛學院的“培養目標”是“培養信仰虔誠的佛學學術研究人才、佛學專業教學人才、國際佛學交流人才和各地寺院的高級管理人才”，普陀山佛學院是培養“具有中、高級佛學知識與文化水平的青年僧伽”，河北佛學院是培養“有佛教學識，立志獻身佛教修行和弘法事業，僧格純淨，解行并重的合格僧才”，嶺東佛學院是培養“具有堅定的佛教信仰，願終身獻身佛教事業，具有中等佛學知識及政治、文化水平的佛學研究和寺院管理年輕僧才”。﹝10﹞這些人才確實是佛教發展的所必需的人才，是新世紀佛教發展的希望所在。
作為佛學院來說，我們最好能夠培養出十全十美的當代高僧，既能從事學朮研究，又能從事弘法教學；既能管理寺院、教務，又能如說而行。但是，作為一個人的一生來說，由于其天賦、愛好、基礎、精力等各個方面的不同，勢必很難成為全材。二十一世紀作為多元化的時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對人們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所以社會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各方面專家，佛教也同樣是如此。所以，隨着社會與佛教的發展，佛教界必須提供一種寬松的環境，讓各種人才都能自由的發展。在佛陀時代，佛陀的十大弟子各有他們的特殊點，不可能都象佛一樣，或象誰一樣，每位弟子各有自己的才華與興趣，所以他們才能成為各自的“第一”。多元化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佛教，佛教的多元化發展來自多元化的人才。
所以，佛教界的前輩大德應該引導具有一些特殊才能的人才在各自領域中發揮各自的作用，盡量減免人才錯位而造成不應有的浪費。如一位具有學朮研究的出家人，我們應該提供給他安靜的環境、丰富的藏書、充足的時間來進行佛法的研究與探討；一位具有弘法熱情與才能的出家人，各地能夠經常邀請他來進行弘法活動，如此等等。在佛教界現行的用人機制中，經常會出現“全才”的現象，如一位學識、道德都很好的出家人，領導們便以會他肯定能管好廟、搞好對外交流，其實不然，反而引起他既不能從事學朮研究也管不好廟的結局。所以，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用好人才是相互聯系的環節，則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雖然人才的成長有其自身的內在因素與規律，但是作為佛學院，有責任與義務加以引導與培養，所以在課程設置必須花很大的功夫。初級佛學院所能提供的便是一種基礎的訓練與基本的認識，還談不上一些專門教育。到了中級佛學院，就應該多多注意開設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務等方面的課程，如清規與叢林制度、佛教經濟學、佛教史、佛教與現代社會、宗教政策等。四年制的高級佛學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則側重于學術研究人才與弘法教學人才的培養，所以在前兩年開設必修課程，后兩年則多開一些選修課程，如佛教教育學、佛教心理學、佛教文獻學、佛教哲學、佛教邏輯學、演講與寫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語、日語等。其實，真正一位學朮研究人才與教學人才，四年的學習遠遠不夠，所以三年的研究生是必須的，在這三年中加強本身專業的訓練，還要注意吸收國內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語言的學習與運用。
上面這些是我們對佛學院培養專門人才的一些設想，其實引起佛教界對專門人才的重視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弘法教學人才與學術研究人才，這是我們目前佛教界最缺而且急需的人才。對于弘法教學人才的缺乏，佛教界是心理明白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尷尬狀態。全中國這么大的地方、這么多的寺院，這麼多的出家人，可是經常講經、舉行講座的道場有几個呢？能夠上台為大眾說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我們的寺院整天忙于經懺佛事、旅游接待等事務，很少舉辦講經弘法法會，這樣自然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養。同時，佛教界由于自身的底氣不足，對海外的法師有種“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偏好，大量復制一些海外法師的音帶、錄像帶等，可是對國內法師的弘法資料熟視無睹，無形中對國內年輕法師的成長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其實，扶持這些年輕法師的成長才是真正的弘法，是我們二十一世紀弘法事業發展的希望。
弘法是一種傳統佛教現代闡釋的過程，尤其體現佛法契理與契機的宗旨。契理就是要對傳統的佛法加以正確的理解，契機就是要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機，所以要對社會與時代冷靜地觀察，能夠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一種清涼劑。所以，弘法人才要對佛法有深刻的信解，還要能通曉一定的世間學問，只有融通世間與出世間才能達到弘法的效果。自古以來，佛教的高僧大德無不是佛、儒、道兼通的大家，對世間學問都有很深的理解與造詣，連世間學者都自嘆不如。但是，由于近代社會教育學科分科的精細，再加上出家人本身所受的社會教育的不足，佛教界很難涌現出世間佛法與世間學問兼通的大家。但是，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着忽視世間學問的傾向。其實，對于出家人來說，擁有深厚的世間學問基礎，對于理解佛法、弘揚佛法有着無比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紀，如何用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機而闡釋佛法，已經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環節，就是掌握相當的世間學問，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契理契機地弘揚佛法。
佛教界自從八十年代開始興辦佛學院以來，已經經歷了二十年，但是在全國佛學院仍然存在着師資力量普遍缺乏的狀態，這對我們佛教教育的發展構成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在建設教師隊伍上應該花大力氣，將最優秀的學生留下來，給予專業上的繼續培養，同時還要加強教育學以及教育心理學的學習，使他真正成為一名合格的老師。同時，佛教界應該建立教師晉升制，社會學校有等級晉升制度激烈年輕的教師繼續努力，而佛教界并沒有在待遇、稱號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師在佛學院任教，他有可能從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發生一些相應的變化；而出家的法師則永遠享受“法師”稱號帶給他的“殊榮”，一生為法師，其待遇則變化不大。這種情況會給出家法師一種什么樣的心情？雖然出家人不需要這些東西，但是也體現在這方面的不平等，這樣怎么能留住法師從事教育事業呢？所以，建立教師晉升制以激勵年輕法師從事教育事業，是在教師隊伍建設上的重要舉措。
如果說佛教界對弘法教學人才是一種心里明白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尷尬，那么對學術研究人才則有着雙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對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覺得學術研究有其價值與重要性。所以，佛學院雖然有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的目標，但是并沒有開設必要的課程加以提倡與引導，于是造成了學術研究成為社會學者專利的局面，這樣無形中抑制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要改變佛教界目前學術研究薄弱的狀態，必須釐清三個觀點：第一，佛法的“義解”與學術研究的區別；第二，學朮研究對佛教的價值；第三，出家人從事學朮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義。
如果說佛教學術研究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論師時代，而中國義學的興盛則說明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從曆代僧傳的體例來說，“義解”排在“譯經”之后，“習禪”、“明律”之前，可見學朮研究在中國佛教的地位及其重視程度。但是，近代佛教學朮研究的發展受到歐美風氣的影響，釆取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對佛教進行理性地分析。所以，佛法的“義解”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具有明顯的差異：第一，目標上的不同，學術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論體系的分析、曆史考證，以其本身作為目標；而佛法的“義解”則是通過闡釋與探討而作為修行實踐的指導，所以“義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階段，而最終是進行實踐修證的。第二，在思惟方式上的不同，學朮研究是將佛法作為一種對象進行客觀化的處理，只能是一種“同情地理解”，而且佛法本身有其不共世間的勝義諦，如佛菩薩的存在、淨土、神變等，無法用世間的方式研究其存在性及真實性；佛法的“義解”與佛法之間并無主客之分，“義解”是弘揚佛法的一種手段，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間與不共世間。
雖然佛法的“義解”與學研究有其差異性，但是學術研究作為一種工具，只要能夠恰當認識學朮的價值及其有限性，學朮就能發揮其功能。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佛法有其尊嚴的地方，學術有其尊重的地方。﹝11﹞學術研究利用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不斷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資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優越性。其次，通過學朮研究，使佛教的思想體系與曆史發展脈絡更加清楚，無形中提高了人們對佛法的認識。最后，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學者本身是社會的菁英，對社會了解非常透徹，其思想觀點往往能夠補充僧界的不足；同時，他們作為佛教界與社會溝通的橋梁，銷融轉化佛教的思想，向社會宣達佛教的看法。所以，加強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合作，對于推動佛教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意識，于是花很多錢將知名的教授、學者聚集在一起舉行研討會，或者培養一些研究生。但是，佛教界對本身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則看法不一。其實，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有其本身的優越性，出家人對佛教的教義及儀軌方面非常熟悉，在修持方面有所體會，因此在這方面的研究會比社會學者具有優先性。同時，由于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無疑對佛教地位的提高與改善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出家人以其自身的信仰與學識，通過與學術界的對話與交流，也能影響學術界對佛教的理解與看法。在全國這么多的出家人中，總會有一些對學術研究抱有興趣，所以鼓勵與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由于目前佛教界在培養學朮研究人才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許多年輕的出家人紛紛出國留學攻讀學位，從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大學里已經出現了不少中國出家人的身影。另外，有極少數出家人進入國內大學繼續接受大學教育，這也是僧教育的一種開放式途徑。隨着佛教的發展，將有更多的出家人涌向大學，但是佛教界目前并沒有一種機制對這些人釆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甚至還加以反對或排斥，這對改變人才流失的現象是非常不利的。雖然出家人進大學讀書，其動機與結果不一，或為導正社會而取得認同，爭取社會的發言權；或以世間的學位為自己爭取名利，以世俗法以有別于同道；或為還俗開辟一條道路，等等。但是，作為教育的一種方式，佛教界必須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支持，因為這些人的成長畢竟會影響到佛教。
四、后語：前進中的僧教育
作為新時代的出家人，有幸得到七年的佛學院教育，這對一位僧青年來說，這是無比重要的一段時光。正因為如此，對于佛學院，對于僧教育，有一種充滿報恩與期望的心情。
我們對于現實總是有許多不滿的地方，但是應該看到中國佛教在改革開放后二十年的偉大成就，而這些成就許多便是來自在僧教育上的成功。所以，無論是否曾受過佛學院教育的出家人，都應該有一種“知恩報恩”的心，而不是忿恨不滿，因為我們的僧教育是正在前進中的事物。
佛法提供給我們每一位佛弟子是一種清淨的智慧。所以，對于僧教育我們應該有一種智慧的眼光，看清現實，改善提高。僧教育作為全佛教界的共同事業，就需要我們每一位佛弟子去關注，去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職、在佛教界具有非常影響力的高德大德，更應該具有非凡的視野與心胸，將佛教教育事業提高到核心的地位。這不是整天說“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是培養人才”，而是真正將我們整個佛教界的的重心轉移到教育事業上來，少修一兩尊大佛，少建一兩個大廟，將真正的“大佛”塑造在每一位人的心中，將正法永駐人間。否則的話，“培養人才”可能是“第四”了。
從每一位出家人來說，尤其是年輕一位的出家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我們恰逢中國佛教在隋唐之后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所以，我們應該自慶，要自尊、自重、自信，盡管現實有多么的不圓滿，但是我們有仍然許多希望，因為我們年輕。正因為我們是站在新世紀平台上的年輕出家人，所以有種不可推脫的責任與義務，讓佛法在新世紀發揚光大。雖然我們所受的僧教育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們可以讓后來者受到更好的教育，將自己的身心奉獻給佛教，奉獻僧教育事業，“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薪火相繼，慧燈長明，佛法永住，世界和平。
2001／5／17 聖凱于南京大學哲學系
注 釋：
01、趙朴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中國佛教協會編印《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1993年，第7頁。
02、江燦騰先生將清代佛教衰敗的原因歸結為這三條原因，見《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41頁。
03、“廟產興學”的經過，牧田諦亮先生的論文〈清末以來的廟產興學與佛教教團〉進行詳細的分析，收到《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台北華宇出版社，1985年，第341－382頁。
04、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288頁。
05、拙文〈佛教與心靈環保〉，《法音》2000年第5期，第6頁。
06、學誠法師〈漫談佛教人才建設〉對佛學院存在問題有詳細地敘述，《法音》1999年第10期，第8頁。
07、淨因法師〈從對傳統辦學指導思想之反思談佛教教育的未來〉，《法音》2000年第4期，第16頁。
08、拙文〈現代僧伽禪修教育芻議〉對禪修教育的重要性、原則、方法都有詳細的分析，台灣《佛藏》第13期，1999年，第20－25頁。
09、界詮法師〈住持佛教其責在僧〉，《閩南佛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第8頁。
10、這些培養目標都是來自各地佛學院的“招生簡章”，全國各地佛學院在今年几乎都同時招生，這是佛教教育興盛的象征。
11、惠空法師〈僧伽良知與使命〉，台灣《佛藏》第11期“首屆兩岸禪學研討會特刊系列二”，1999年，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