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雅利安人自五河流域東遷入恒河後，與當地原住民通婚，
產生了不同的人種。其思想風格亦不拘泥於原本純雅利安人種時之觀念，有了
自由、反婆羅門的學風。當時尚無統一之政權，大國統掌著小國，甚至吞併之。婆羅門恃寵而驕、教風每況愈下，剎帝利階級深感不滿，
紛紛提出新思維。佛陀就在此時誕生、求道、成佛而說法，以挽救百家爭鳴
的亂象。而其業論，駁斥當時異說，去蕪存菁，展現了救世的積極
作用。本文先探究佛陀業論的真義及其在當時展現的特殊性，冀
從正確認識世尊的業論中，來反觀當今的教育，盼能獲得一些啟示。
二、起源與發展
業論思想起源何時，已難考證，然最早有文字記載者，首
推《阿闥婆吠陀》。其提出，人不因行為消滅而一切歸零，行為過後會留下潛
在的勢力，影響、束縛著人們，故須用咒文除罪。木村泰賢認為此種信仰早已存在，且為下層人民發展出來
１。到了《梵書》時代，就明白提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且《梵書》中的再生思想，也引申出輪迴的觀念。而於《梵書》時代後期，業論與輪迴結合，但只是片段的
記載，迨至《奧義書》，理論才漸趨完整。
《奧義書》認為人因執著歡愉而有慾望，因慾望而有動
機、意向，之後發展出行為，且依善惡行為而得善惡果報，輪轉於天道、祖道、第三道中。如《布利哈陀阿蘭若迦奧義書》雲：“人依欲而成，因欲
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業，因業而有果。”此三道中，天道、祖道為善道，行善者往；第三道為惡道，行惡者往。輪迴主體是一常住的自我，生生世世嘗受自作業的苦樂果
報。可見《奧義書》已透過精密的觀察來探索業。
印度文明進入第三期２後，對於業有了更多樣的看法，其
中最有名的為六師外道。據《長阿含?沙門果經》：不蘭迦葉認為殺生、偷盜、淫
逸、妄語等無罪報，施與、利人亦無福報，徹底否定業的存在。末伽梨拘舍羅則是邪命外道的創始者，徹底的宿命論，否
定意志力與修行，認為輪迴的時間是預定好的，修行無法改變命運。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則為順世論的先驅，認為人由地、水、
火、風構成，死後一切回歸四大，什麼都不存在，不但否定業，也否定來世。另外婆浮陀伽旃那也認為人由地、水、火、風、苦、樂、
生命七種元素構成，亦傾向於唯物論，否定因果報應。而散若毘羅離子則是不可知論者，認為世上一切真理及存
在都不可斷言。最後，尼乾子（耆那教創始者），認為業的確束縛著靈
魂，若要消滅業，則需透過出家、苦行，捨一切慾望，以防新業流入。
三、特色
佛陀面對紛雜的業論，既不贊同宿命論者，也不採人死即
無的斷滅說法，更不同意藉由祭祀即可獲福之迷信思想。其摒棄此類奇說異論，提出了看似平淡，卻能矯除時弊的
業論思想。其梗概及特色如下：
首先，佛陀肯定《奧義書》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於《小業分別經》中，回答斯波學童對世間壽命、健
康、容貌、智力、地位、財富等多有差異的疑惑時，提出業力相續的看法。認為殺生、兇惡者會短命或生惡趣，反之則長命或生善
趣。故善惡果報皆由自己行善惡業而來。而於《大業分別經》進一步說明為何有人為惡卻生善趣，
主要是因之前或後來所作善業而先受報、死時有正見、或有成就受持等，而其所作惡業並非不受報，只是時機未到。
再者，業在表面上看來的確是束縛著人們，帶來許多痛
苦。但佛陀在真切觀照苦因後，認為“我們過去的業，並不直
接或客觀地規定今生的苦樂，可是卻會間接或主觀地規制我們感受苦樂的狀況”３。因苦樂並非是先我而客觀存在的實有，“在業和苦樂之間
夾著一個識（心）”４，此心就是我們離苦得樂的關鍵，故人們改善自己的努力是有意義的，被肯定的。佛陀肯定自由意志的力量，且極重意業，因它為動機之所
在，也是身口行為表現的根柢。也唯有認可人具改善自我、提升自我的意志與能力，才能
使絕望、沉溺物慾的人們，見到有可為的希望，這對當時的人無疑是一股沁心的清泉。
另外，佛陀業論的一大特色，即“無我論”。印度一般提及輪迴，皆承認有一不變的自我，生生世世輪
迴，而業乃依附其上，但佛陀不採此說。佛陀認為業非附著於生命上，而是“生命繼起的營造
力”，它能“規定生命的方向，與生命活動的內容以及外形”５。木村泰賢認為佛陀可稱為某種經驗論者６，因他認為佛陀
主張“人的生命活動為過去經驗的累積”。不斷造業，經驗就不斷積累，而造就人的性格。更由此性格牽引意志的走向，繼續造新業，而有新經驗或
強化舊經驗，再回頭影響性格。如此，經驗不斷變化、新增，人也就無時無刻不在改變，
故無一恆久不變的自體。由此觀之，佛陀業說與其緣起思想息息相關。再者佛陀的無我論並非否定主體性的存在，其真義應是不
要人們執著非我的東西７，佛陀仍是肯定一“能造業及荷擔所造業的善於變化的心或稱意識”８。
最後，原始佛教業論的另一特色即是展現踏實素樸的修行
氣息，佛陀並未也不願高談形而上問題。印順導師在其《唯識學探源》雲：“初期佛教的業力說重
點在業力的必然受果、業力的差別，少提及業力的體性，怎樣存在。”佛陀注重的是自我修行、自我實踐，以達解脫，而非建構精奇的理
論以炫人。其對症下藥，撥棄當時紛擾的誤人邪說，故能吸引有識之
士青睞，迅速發展為一大教團，也留給後人學習的典範。
四、教育意義
如今，縱身感官取樂、拜神祭鬼求改運獲財與大談前世今
生沉迷算命者，所在多有。加以資訊傳播的無遠弗屆，更助長許多錯誤意念的投射。結果，看似文明先進的科技社會，卻聚集了一群缺乏自信
與正確人生觀的人們。今日雖與佛陀的時代相去甚遠，但人心的沉溺似是自古皆
然的，故佛陀業論的內涵，或可提供現代人一些自我教育或教育他人的方向。綜合以上的討論，大體可歸納出以下三點：
１、自由意志力量的增強
佛陀面對業而招感苦樂果報時，並不採聽天由命的宿命心
態。在其一生中遭遇國家滅亡、弟子背叛、在家人中傷及病魔
纏身時，依然遊走各地、積極說法，充分錶現雖有苦果，卻不被苦果所囿的態度。這強大力量的來源，就在於佛陀徹底地了解到人類意志力
量的強大。相對於現今人們輕言自殺，或深感無力改革而隨波逐流、
悶悶不樂的孱弱心智，無疑是一大對比。
佛陀雖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絲毫不爽，但更強調行與
果報之間的心識，此心識力量是可以鍛煉、可塑性強的。只有體認到這一點，才可在處處是局限的現代社會中，覓
得一安心之所。也才能從這安心之所源源不絕地釋出愛心、溫暖與慈悲而
不疲憊。否則遇到一點困難，便求神問卜，那如何成為一位堅強的
教育者！堅強不是外表形似硬漢，或如告子所言的不動心而已，堅
強是確知自己即是力量，自己就有力量，而且不會枯竭、柔軟、溫和而不暴力的。我們應好好鍛煉培養此一自由意志才是。
雖然意志力量的強大是被肯定的，但善惡果報的法則亦不
容破壞，故已實現的果報，如：家庭背景、出生國、容貌、甚至老死等，佛陀並不希望人們太過沮喪或極力去改變。真正需努力改善的應是意識的內涵，因為它是生死輪迴的
根本，且由薰習而成，故可由薰習改之。教育的大方向應著手於心靈意識的陶冶，尤其應注意資訊
內容之優劣，減少暴力色情的刊物、網路、電視等，塑造一優雅的學習環境。只有滅除意識的不斷受污染，才能使健康思想有機會萌芽
茁壯，否則負面的意念到處流竄，如何保護自己、及教育他人呢！
２、“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塑建
佛陀並未積極地強調輪迴，只是在對一般大眾說法時，隨
順世俗地提及。其面對業報時，採取的是不迴避、不執著、不凝滯的態
度。認為唯有把握當下的自我修持，努力精進才是首要之務。就如《箭喻經》中的比喻：一位被箭射中的人，當務之急
是對症下藥，趕快醫治，而非詢問箭的來龍去脈，延誤了就診時機。故當下的努力精進是邁向解脫的一大關鍵。因為只有如此，才有自我改造的契機，也才能擺脫因業報
而間接感到的苦果。
佛陀業說是與緣起法緊密結合的。事事時時皆有不同的因緣，或起或滅，永無止息。而眾生也在每一瞬間不停地造身、口、意業，若不分分秒
秒謹言慎行，果報恐不堪設想。故曰：“菩薩畏因，眾生畏果。”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每
一刻也都是一個因緣新生的自我，那是自我改造的契機，若能用一顆無掛礙、無染污的心來面對、觀照每一步，不斷精進，那每一秒都是善的
新生，也每一秒都是惡的死亡。不被過去已發生的業果拘泥、牽絆，也不貪求執著未來的
虛榮、財富，只有時時刻刻用這樣的心情來警醒自己當下散發好的意念，並教育他人，才能慧劍斬惡習，進而超越泥淖，蛻化為出塵的蓮花。
３、踏實素樸的精神營造
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科技一日千里，故而物質豐盛。在人心求新求變的要求下，各項事物變得絢麗奪目、汰舊
換新率高。大家在耳濡目染中，開始懂得包裝、推銷自己。外表光鮮亮麗，口若懸河地大談人生哲學、教育理念、政
治倫常等議題，但真正不好高騖遠，踏實執行者，恐怕寥寥無幾。社會給了群眾大量負面的教材，讓許多人妄想一夕成名、
一夜致富，凡事講求速成，殊不知精神的革新是不能速成的，更何況是追求徹底解脫者呢！速食文化麻痺了人們的心智，而資訊交通的發達雖使人見
聞廣闊，卻也削弱了篤實純真的一面，故佛陀踏實穩健的作風值得提倡。唯有純良之風再起，社會安寧才有希望，教育工作也才能
事半功倍。但純良之風須靠意念的改造，而意念改造的成功與否端賴
堅強自由意志的覺醒。故佛陀業論所展現的這三種意義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的！
五、結論
教育自己是艱難的工程，而教育他人更是充滿挑戰。眾生品類繁多，皆自無始以來薰習而成，其個性、人格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故其性難改。面對這樣的困境，唯有深切了悟到佛陀業說的真旨，才能
以不竭的愛心、寬容、智慧與慈悲來循循善誘，而無厭倦、痛惡之心。且若能真正同理心地感受他們身不由己的行為，就不會偏
喜伶俐聰明之人，而排斥、怒罵魯鈍眾生，否則恐難得教化之功！
又不論教育自己或他人，不結惡緣是很重要的。每個人有其因緣果報，即使親如子女，也不能替代。身為教育者應尊重其為獨立的個體，教導他們自我負責，
若短時內無法改善，也應避免因太過強求而反目相向。因為時機或許並未成熟，若執意造作，恐適得其反。佛陀因機說法的教育態度，值得效法！
１ 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印度哲學宗教史》，高觀廬
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225-226。
２ 木村泰賢等人曾將印度文明發展定為三期：殖民於五
河地方時代（第一期：紀元前1500至1000 年）、移住恒河地方時代（第二期：紀元前1000至500年）、開拓南隅時代（第三期：紀元前五、六世紀）。
３
舟橋一哉《業的研究》，餘萬居譯（台北：法爾出版社，1993年），頁21-22。
４ 同註3，頁22。
５ 達和《一九八一年佛學研究論文集．原始佛教的業報思想》，頁336。
６
木村泰賢《原始佛教思想論》，歐陽瀚存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143。
７
黃俊威《無我與輪迴》（中壢：圓光出版社，1995年），頁11。
８ 同註5，頁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