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有沒有興衰榮辱歷程？

我首先查閱了五台山“清涼志”等佛教的很多資料，結果一點蛛絲馬跡也未查到，最後，又查了不少中國史料，才得知中國佛教的發展歷程並非一帆風順，不僅有曲折，而且劫難甚多。據“中國通史”等資料記載“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滅佛運動，即稱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

首次法難是在北魏滅掉北涼後，北魏統治者面對錯綜復雜的各種社會矛盾，道武帝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發展農業、注意改善民族關系等，對佛教也較為寬松，故使佛教在較短的五六十年間，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好景不長，後因太武帝聽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詞，說佛教是外來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種因素，他就斷然放棄了對佛教的支持而轉向道教，將年號也改為“太平真君”，並於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其運動之慘烈，著實令人可怕，逢寺廟就燒，見僧人不是被殘殺，就是趕出廟門，強行還俗。當然，五台山寺廟也難逃此劫，同樣被焚燒殆盡。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難。

太武帝的滅法，從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絕，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公民的個人信仰問題，僅靠暴力行動或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擊是根本不可能如願以償的，往往是事與願違。請看：時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繼位後的第三年，就將太武帝的滅法措施全部廢除，同時，推行了復興和發展佛教的舉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陽(今大同)附近，大規模地開鑿石窟，接著在五台山被燒毀寺廟的廢墟上大興土木，如對五台山的大孚靈鹫寺（今顯通寺)首先動工新建，特別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後，對靈鹫寺又進行了擴建，在該寺周圍又新建了善經院、真容院等十二個院。他不僅在台內大修寺廟，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廟，如佛光寺、嵌巖寺等。故而佛教發展之快、規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廟經濟的急劇增加，實令世人驚歎。據史料記載，到北齊時，僅五台山寺廟就增到近二百余處，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個台頂各建一寺，使佛教發展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高峰。

第二次法難，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黃帝宇文覺年幼，大權掌握在堂兄宇文護手中，次年宇文護立宇文邕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殺了堂兄，自己獨掌朝政，他為維護其統治，在兵制、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後，即首先向佛教開刀，後親率六萬大軍進攻齊，齊亡後，北周統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後，子繼位，楊堅輔政，又宣布恢復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楊堅自立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難，盛唐時期，佛教發展很快，寺廟由政府賜田，並給以免稅、免役等特權，從而使佛教的發展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廟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數最多時近萬人，這時的五台山就已成為我國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實的佛教聖地。尤其武則天執政時期，更是佛教的黃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時，社會上幾乎形成了崇佛學佛熱，社會人士大多數信佛，甚至有的棄官出家當了和尚。寺廟經濟也急劇增加，據史料記載，寺院和地主財富，幾乎占天下財富的十之七八。面對寺院經濟和地方勢力的惡性膨脹，致使國家財政吃緊，正當唐武帝束手無策之際，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來，用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揚的唯心史觀，並一針見血地說：人的“生死壽天”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他還把魏晉以來的反佛代表人物編為“高識傳”作為反佛斗爭的武器。唐武帝本來對佛教就很厭惡，這樣下來，就更助長了他滅佛的決心，接著於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國寺院及僧侶人數，八月又令限期拆毀全國寺廟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萬多所，如五台山僅留下一個偏僻小廟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還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這就是佛教徒稱之為的“會昌法難”。

第四次法難，是“五代十國”末期的公元954年，後周世宗繼位後，他吸取了歷史上前三次的滅佛經驗教訓，在經濟、政治及軍事方面進行了整頓、改革後，對滅佛沒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過行使政府職能下令廢除全國寺院30360所，僧居兩萬多處，迫使僧尼還俗回家，自謀出路，並令將寺廟銅佛全部熔毀鑄錢，國家鑄錢是為了利於商品交換和促進經濟發展。總之，後周世宗的這些重大舉措，對當時經濟發展和加強中央集權都有重大意義。但由於這位封建君主正處在大勢將去的“五代”末期，執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趙匡胤滅亡了。

那麼我們從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難和其它一些相關的問題應如何看待呢。

從封建君主的滅佛看，都有因有果，並非無緣無故，也非一時心血來潮。客觀些講，也是形勢所逼。但對我國眾多文物古跡的嚴重破壞，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從這一點說，也是華夏民族的一大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