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播最主要的途徑之一是靠佛教經典，因此弘揚佛法，離不開寫經與抄經。最早的寫本佛經，多數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發願寫的，主要發自一種宗教的虔誠，一則是因為以書寫佛典，流傳於世，具有極大的功德，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則是因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內明，指精通佛典。醫方明，指精通醫術。因明，指精通邏輯。聲明，指精通語言。工巧明，指精通書畫音樂算術等種種技術）所以歷代僧人中不乏傑出的書法家。
七世紀以後，佛教日隆，文人加入佛教寫經與抄經。一方面也許是由於佛經文字的精美與思辯的哲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文人們在佛法與書法中終於發現並找到一種參透禪機的最簡易的藝術方式。從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大書法家均有寫經和抄經書法名作，王羲之的《遺教經》、鐘紹京書《轉輪王經》、唐豈寫《維摩詰經》、張旭書《心經》、柳公權書《金剛般若經》、蘇軾書《心經》，《華嚴經》和《圓覺經》、黃庭堅書《文益禪師語錄》、趙孟珧書《佛說四十二章經》和《妙法蓮華經》、林則徐書《阿彌陀經》、歐陽漸書《心經》、近代大師傅心意書《金剛經》及其他血書經卷，弘一大師嘗集《華嚴經》經文為聯，以贈同願，亦書《華嚴經》、《心經》。這些當初發自一種宗教虔誠而墨寫和血書的經卷，競成為中國書法藝術中的珍品而被保留下來。
除寫經和抄經外，佛教還大量地刻經。也許是因為紙帛易於損壞，不便長久保存，所以佛教徒才以佛經刻石。還有一個較深層的原因，歷史上北魏和北周的兩次滅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遂發願石刻佛經。房山雲居寺石刻佛經，就是由慧思的弟子靜琉發願創刻的。這部被稱為世界文化史上罕見壯舉的石經，不僅在政治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而且保存著自唐迄明不同風格的書法變遷資料。
經幢也屬於石刻佛經的一種，或矗立於佛殿前，或置於寺塔旁，被稱為佛教的“立體宣傳點”。一般經幢都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故稱“陀羅尼經幢”，用石幢或鐵幢刻經也是取其能耐久，不易損壞。它優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藝，既是一種建築藝術，又是一種金古書法藝術。
還有一種摩崖刻經，如六朝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北周小鐵山《金剛般若經》’等。這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經，在千百年的歷史風雨中，已漸漸消蝕了其宗教的內涵，或成為書法的碑帖被歷代書家所臨摹，或作為一種歷史文物，點綴著佛教勝地。
如果說佛教造像“代表人類宗教藝術的一個高峰”，造像的銘文題記則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的另一個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種古拙、雄健、樸美的神韻，那種結體與章法中“計白當黑”的奇趣，那種運筆中的蠻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書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齊《崇因寺碑》、魏碑《龍門二十品》、隋碑《龍藏寺碑》、唐碑《大達法師玄秘塔碑》等。後世碑學家對碑刻題跋的讚美，代表了書法藝術“回歸自然”的審美傾向。
書法由於佛教的開展、活動而得以保存、流傳，佛法又由於書法藝術的傳播加速了弘揚的進程，“兩者相輔相成，共榮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