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佛教傳入中華大地的時間、路線一直是學界探討的話題，古史也有許多不盡相同的記載。可是從海上傳入中國的論點沒有得到重視，過去我們的研究也過於重視標誌性事件的探討。翻開史書，漢代中原與交州地區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繫，也隨交通的發達日漸頻繁；對外聯絡的加強，海上道路的打通，開闢了中國南方與印度乃至羅馬的海航線；外來僧人以及華籍信眾在南方的影響，使佛教從海上入中國成為可能。

關鍵詞：中國佛教 歷史 海上傳播

一、引言

佛教作為來自於印度的宗教，對中國魏晉以來的哲學、文化、藝術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國化的過程形成中華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對佛教究竟是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傳入中國卻是眾說紛紜：遠及三代以前，近至永平求法。而後者過去一直被作為佛法東傳之始。近代梁啟超等先生對此提出異議。如今學界與教界一般以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作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註1]。正因為如此，作為佛教陸上傳入的主幹道──絲綢之路很受到重視。但是，在西元一世紀佛教從海上經由中國南方與南亞、中亞的交往後傳入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梁啟超先生曾在《佛教之輸入》（收入梁著《中國佛教研究史》）

一

文中探討過佛教南方傳入的可能性。錢穆先生在其《中國文化史導論》中也說：「從山東、江蘇沿海乘海舶到交趾，這是海上接通印度的一條路……或許在東漢中晚期，印度佛教已不斷從此兩處漸漸間接直接傳來中國」。本文擬從交州地區融入中國大一統政府後，由此帶來的地區快速發展、中國與西方的海上交往以及佛教在南方所呈現的物質與歷史淵源等方面探討佛教南傳中國的原因。

二、交州之建制

梁《高僧傳》卷一記載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 康僧會所處的時代約為漢末三國初期，他幼年都是在交趾度過，可見漢時交趾已是外國商人從海上入中國必經之地。佛教是否有可能由印度（或中亞）商人經交州一地輾轉進入沿海地區呢？下面我們就從歷史上的交州建制及其所帶來的影響看佛教輸入的條件。

秦及西漢初期建制期 交州是西漢所置，領有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約在今天的廣東、廣西兩省和越南北部地區）。東漢因之。治在龍編（約今天河內一帶），漢末為廣信（今廣西蒼梧縣）。這一地區在先秦時已與楚國有朝貢關係。秦始皇三十五年，派任囂與趙佗「發諸嘗逋亡人幾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謫有罪者五十萬人徙居焉，使與土人雜處。」[註2]二世紀時，南海尉任囂死，趙佗繼之，與秦絕。及至漢高祖定天下，經濟凋敝，大一統政府致力於經濟建設，無暇全力應付遠在南方的割據勢力，於是高祖命楚人陸賈授趙佗璽綬，立為南越王。佗歲修職貢。趙佗曾問陸賈：「我與蕭何、曹參、韓信孰賢？」韓信事發後，蕭何更託信之子予趙佗[註3]。到南越四主趙興，其母為邯鄲人樛氏。所以武帝平南越前，中原與南越已有了較為密切的聯繫。

西漢中期以後加強期 漢武帝時，西漢進入全盛期，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漢滅南越，分置郡縣（蒼梧、合浦、九真、南海四郡皆武帝置，鬱林、日南二郡為武帝時更名），開始加強了對該地區行政上的管轄，納入有效的統治範圍。王莽時「交阯（同『趾』，下同）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註4]。這樣，非常不利於中原政府的有效統治。到光武帝時「錫光為交址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建立學校，導之禮義」[註5]。這種教化首先要有一批能幹的知識份子進行行政上的管理、禮義上的教導，同時更要有一般民眾的遷徙。如前舉之任延，少時即被號為「任聖童」並且「顯名太學」[註6]。漢末三國以後，由於中原的戰亂不息，像《牟子理惑論》所托的作者牟子那樣的南遷民眾增多，也為佛教的深入創造了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漢時蒼梧郡下十一城，戶一一一三九五，口四六六九七五；交州偏南的屬郡──九真郡下五城，戶四六五一三，口二○九八九四[註7]。比之西北邊境人口減少（與西漢比），如敦煌一郡六城僅有七百餘戶[註8]，可見當地開發及發展的程度。

隨著地區開發的進展，與周邊地區乃至中原的交流也更為密切。任延是南陽宛人（今河南南陽縣），錫光為漢中（大約在陝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治所在今陝西南鄭縣東）人。再如建武十六年的交趾女子征側、征貳的起義，永元十二年（一○○年）、永和二年（一三七年）等當地民眾起義的明顯增多，均為漢政府統治引起的。東漢派遣軍隊前往鎮壓起義，軍隊要「修道路，通障豁」，無形中為開闢交通提供了便利。漢時，從交趾到杭州灣，從海上出行至少需月餘，根據勞幹先生的考證，今天的福州即是中途食品供應地[註9]。

綜上所述，至西漢中期，以前被稱之為「蠻荒」的中國南方之地已與中原生息於同一版圖，開始沐浴於同一文化。東漢初期，漢政府加強對交州南部郡縣的統治，促進了交州南部地區的發展，正是交州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自漢武以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註10]，成為唐以前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港口，也為佛教由印度、中亞商人經由海上的傳入創造了條件。

三、兩漢的海上交通

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交州在西漢中期即可通外海：「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餘月，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根據藤田豐八及費琅（G. Ferrand）考證，黃支即印度東岸的Kanchipura（玄奘《西域記》稱建志補羅國）。[註11]當時印度已為最遠端，儘管需要十一個月。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交通的發達，對遠方國度物質的需求更會促進海上交通的繁忙。西元前三十年，羅馬帝國兼併埃及，取得亞歷山大。誠如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說的，亞歷山大「有優良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海上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尼羅河）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註12]。亞歷山大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港口被強大的羅馬帝國奪得後，成為溝通羅馬、印度、中國的西方起點站。西元前四七年，引水家依巴羅斯（Hippalus）發現印度洋上的定期西南風，為海上交通提供便利。不裏尼烏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二三－七九年）在成書於七七年的《博物志》中已述及至中國的情形：「從加斯比海（Mare Caspium 即裏海）和西徐古（OceanumScythicum）大洋，沿海岸折向東方。……直到一座名叫達比斯（Tabis）而靠向海邊的山為止。……那裏首先遇到的便是絲國人，他們是以樹林中產的毛（按：即絲）出名的。……更是驚奇的是人們……為求衣料遠至絲國。」[註13]可見一世紀中期以後，隨著海上交通的開通，羅馬人、希臘人已經知道前往中國的通道。

西元一世紀時，托勒密在《地理志》中提及的加底加拉，據裏霍希芬考為河內及其附近，而藤田豐八主張為占城之盧容浦口[註14]（盧容屬交州日南郡）。無論是取前者還是後者，交州的確在東漢初期作為中國南方重要港口，聚集著西來的商人。據此，印度人可能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進入中國的，如「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註15]。此外，二十世紀以來，在印度、巴基斯坦發現了六十八枚羅馬金幣，其中五十七枚在印度南部發現，金幣大多是屋大維和提比留斯時代（四十四－三七年）。綜上所述，無論從地理位置上，還是從經濟發展來看，印度南方無疑是一個重要中轉站。印度商人或搭乘羅馬的船或自行從印度沿海起航，到達交州。總之，從一世紀中期開始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為佛教傳入開闢了途徑。

四、佛教在南方之初傳

夏、商、周三代文化，雖有損益，但是她們都是中國文化原始組成部分。可是在中華大地上因地域的差異，各地區在文化、思惟上已有了差異，及至春秋戰國更為明顯，比如以《詩》為代表的北方文學與以屈原的騷體詩為代表的南方文學在風格上，部分用字上的差別；又如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不同於受《易》、《庸》一系影響的後起儒學）傳承文、武、周公的理想、制度，強調倫理。這就與重視形上學之探討的道家有著極大的區別。佛教傳入中國初期主要還是依附於黃老思想，而有漢一代黃老思想主要盛行在今天山東、江蘇一帶和四川。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漢初南方的吳王濞、淮南王安、河間獻王德等都以招致方術賓客而聞名，他們的封國幾乎都在江淮一帶。到東漢直接與佛教有關的則是楚王劉英。劉英在建武十五年（三九年）封為楚公，十七年（四一年）封爵為王，二十八年（五二年）就國。「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註16]（按，伊蒲塞，漢譯近事男。今稱優婆塞，男性居士。桑門，沙門）。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劉英因為性情關係所以在受封就國後在南方認識到佛教（「晚節」兩字為要，否則可以在北方未受封時結識），雖然只是形式上的，但畢竟在當時並未作為奇事來記載。其次，明顯可以看出佛教依附於黃老之學，有很強的地方色彩。佛教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已有大乘佛教出現，在此前後，由於對釋迦牟尼的懷念，原先神話意識幾乎沒有的佛教開始神化釋迦，大乘佛教流弊發端於斯。當是之時，中國已與南部亞洲國家建立海上聯繫，來到中國的人士當然有信奉佛教的。一般而言，民眾信仰易於向非理性、神秘方向發展，所以也較易結合於有很強神秘色彩的黃老之術。「桑門」也就是應該來自南亞的僧人（華僧之出現要到西元二世紀嚴佛調等人）。

其次，我們看《梁高僧傳》卷一的安世高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王薨……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以漢桓（一四七－一六七年在位）之初，始到中夏。」湯用彤先生在校註時認為「中夏」即洛陽（見北京中華書局版），這樣就是安世高先至北方。梁啟超先生在《佛教之初輸入》中表示出不同的看法，以下我們延續梁先生思路的整理傳中安世高行跡並劃分如下：

前世    許下度脫同學之願，適廣州，被一少年殺。

今世   過廬山度亭廟大蟒（前世同學）—赴廣州，尋到前世害己少年，少年悟，隨之東遊會稽，安在會稽市中被誤傷致死。

本傳中又云：「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唯高所出，為群譯之首。」可見他的語言、佛學水準都很高，如果不是在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很難達到（漢地當時無此條件）。又，安世高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等佛經，屬小乘佛教系統，而小乘佛教主要經典又是西元前一世紀成於錫蘭（今斯里蘭卡）等地。加之當時交通條件，世高很可能是依如下行程（原記載神話太多，可能為多件事之組合）：安息－西亞各國－南印度（錫蘭）－中國南方廣州－中原－廬山－廣州－會稽。對於出身皇室的世高希望到政治中心傳教是不難理解的。在此我們以安世高為例，看出印度僧人入華另一途徑，這種過程可能是由居士商人主導的，其影響是漸進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在漢末南方已有了不小的聲勢。如《梁高僧傳》卷一魏吳建初寺〈康僧會傳〉云：「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設想假如沒有學問高深的教授者，「篤」也是無有用的，這也就是康僧會學習佛教教義的背景。又，《吳志‧劉繇傳》：「笮融者，丹陽人。……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讀佛教，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當時的場景的確可以說是盛況空前了。

一種文化的傳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基礎正是西元一世紀中葉以降的積蓄，到那時民間已有對佛教認識。如孫皓病時「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圖）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婇女云：『佛為大神』……」[註17]這段記載雖然還不脫神話色彩，但「婇」通「采」，擇也。《後漢書‧皇后記》作「采女」。為東漢宮女之一種稱號，其選自民家，故曰采女。可見那時民間知道有佛。

其次，根據上文，出現了銅質，塗以黃金的佛像供頂禮，亦表現了很濃的大乘佛教色彩（大乘佛教經典常有供奉某一部經會有無量福報的說法）。且查中華之俗，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畫孔子像，似乎並沒有以銅為質來鑄像記載，而這卻是印度造像文化之表現。民間如此，知識階層中在漢末三國初，也有託名為的牟子的人先信奉儒學，後避難交州，信奉佛教，著《牟子理惑論》，倡導儒、道、釋一致觀點。

以上以中國南方本有的社會特質與以劉英、安世高、康僧會等為代表，回顧並分析了自西元一世紀至三世紀佛教在南方發展狀況，可以說佛教在此期間以漸進方式在南方快速發展。

五、總結

以上本文從佛教海上輸入首站交州與中國南方、中原的緊密關係，海上交通之發達與佛教在南方之發展著手回顧，探討了在「東風亦備」情況下，佛教從交州輸入，並籍此傳至南方各地，並擴展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其人員主要為西來奉佛印度人，時間約開始於西元一世紀初，這樣為佛教在南朝快速發展並形成與北方不同格局奠定了基礎。同時再次說明瞭研究文化、宗教傳播的不能單單著重標誌性的事件，更要「漸」帶來的變遷。

【註釋】

[註1] 詳見《魏略‧西戎傳》。

[註2] 見《南越五主傳》（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版）。

[註3] 同 [註2] 。

[註4]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註5] 同 [註4] 。

[註6] 《後漢書‧循吏列傳》。

[註7] 《後漢書‧郡國五》。

[註8]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年六月修訂第三版），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註9] 勞幹，《閩中建制考》《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註10] 《唐書‧地理志》。

[註11] 詳見馮承均，《中國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編第十章（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新一版）。

[註12] 張鐵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聯書店，一九七三年第二版），第六十七頁。本文轉引自許永璋，《大秦商人秦論來華若干問題探討》，《北大史學》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版）。

[註13]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編第十三章（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新一版）。

[註14] 同 [註13] ，第一編第十二章。

[註15] 《梁書》卷五十四。

[註16]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註17] 梁《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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