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宗教，無不重視用藝術形式來宣傳教化，尤其是美術。佛教作為東方世界影響最大的宗教，更是深諳此道。梁慧皎《高僧傳》即雲：“敬佛像如佛身，則法身應矣。”可見寓教義於藝術形象，直接去感化芸芸眾生，這是自佛教形成乃至流布到漢地以來一以貫之的歷史事實。現僅就佛教東傳影響我國美術發展的主要方面略陳管見。

　　佛教傳入，首先引起了美術創作隊伍的變化。此前的美術創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畫匠）完成的，而此後則出現了具有較高文化知識的士大夫畫家。孫吳的曹不興，兩晉的張墨、衛協、顧愷之、戴逵、王廣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們的繪畫，尤其是佛畫的創作在當時就令人矚目。晉明帝司馬紹以帝王之尊繪製佛像，更是極大地推動了佛教美術的發展。而建寺造像、依經圖變以求福報的民眾心理則為佛教美術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社會契機。此後，畫家與工匠（畫匠）的結合，為工程浩大的造像藝術，如敦煌、雲崗、龍門等石窟的開鑿及裝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唐代佛教美術的繁榮，正是在一大批專業畫家和無數工匠、畫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的偉大成就，成為光輝的藝術典範。

　　其次，佛教傳入帶給中國美術全新的內容，極大地豐富了人物群像的塑造。且不說各種域外風光及世俗民情使人耳目一新，單就題材而言，就新添了變相畫、經變畫、供養人畫等品種。這種經變、變相的創作，至唐而臻於極致，出現了吳道子、張孝師、盧　伽、楊庭光、王韶應、皇甫軫、范長壽、陳靜眼、楊仙喬、尹琳等一大批傑出的美術大師。他們創作了數以千萬計的作品，遍佈于大唐帝國的都市勝刹，甚至於鄉村梵宇，教化了無數的民眾。《唐畫斷》即謂吳道子畫“地獄變”，“都人鹹觀之，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而佛教中的人物造像，更是琳琅滿目。姿態各異的佛、菩薩、羅漢的塑像和畫像，無不引起清信士女對佛國清淨世界的嚮往。至今在許許多多信徒家的神台之上，大都供奉著眉清目秀的觀音或身寬體胖的彌勒像。可見即便在現代社會，佛教美術依然是民眾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於士大夫而言，隨著禪宗的興起，由唐代著名詩人王維開創的文人寫意畫，曆宋元明清迄于現代，名家輩出，長盛不衰。特別是其中的山水畫，無不洋溢著禪意禪趣。

　　復次，佛教美術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精彩紛呈的不同流派，它促進了中國美術向多元化方向的發展。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說：“至今刻畫之家，列其模範，曰曹，曰張，曰吳，曰周。”此即後世所謂四家樣，實指四種不同的流派和風格。曹家樣由北齊曹仲達創制，其所繪人物衣服緊窄，後人譽為“曹衣出水”。張家樣由梁張僧繇創立，其特點是骨氣奇偉，運筆時把書法藝術的點、曳、斫、拂諸筆融會貫通，形成明快、瀟灑的簡淡風格。吳家樣為唐吳道子首創，因“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後人贊之為“吳帶當風”。特別是蘭葉描的運用，自然舒暢，奔放不羈，予線條的表現力以新的內涵，頗受大眾歡迎。周家樣是唐周　所創，其特點是“衣裳勁簡”、“彩色柔麗”，所繪婦女形象以豐厚為體，尤其是他妙創“水月（觀音）之體”，影響後世甚大。

　　與此同時，佛教傳入給中國美術帶來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論。就圖案製作而言，先秦兩漢時期的裝飾紋樣變化不大，多是傳統的雲氣紋、雲山紋、龍紋及其它常見的動物紋樣，植物紋樣則罕見。佛教傳入之後，圖案樣式大大豐富，出現了獅子紋、忍冬草紋、鋸齒紋、　字紋等，尤以蓮花紋和佛光的大量運用，更增強了宗教藝術的表現力。就構圖而言，先秦兩漢時僅是平列所有形象，沒有縱深和遠近的空間關係的處理，缺乏立體感。魏晉以後，由於佛教美術的影響，焦點透視法得以廣泛應用，人物形象的立體感增強，栩栩如生而魅力無窮。特別是凹凸法的引入，使圖畫藝術具有了浮雕的審美效果。據唐人許嵩《建康實錄》記載，梁人張僧繇即以此法繪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世鹹異之”，致使該寺更名凹凸寺。今人范瑞華指出：“蓋吾國繪畫，向系平面之表，而無陰影明暗之法，自張氏仿印度新壁畫之凹凸法後，至唐即有石分三面之說矣。”據此可知，凹凸法作為一種繪畫技法，處理的是三維空間、透視與色調對比諸問題，它給中國畫家以巨大的啟迪，不僅被畫家所接受，而且頗受世人讚譽。在此基礎上，後人又創造了“沒骨畫法”，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另外，天竺繪畫理論中的“六支”說，對謝赫繪畫的“六法”論也有影響。於此中外共知，匆需贅述。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美術中所表現出的豐富的人文精神，也滲透到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如莫高窟254窟的“摩訶薩本生”所繪的摩訶薩捨身飼虎和275窟“屍毗王本生”中屍毗王割肉貿鴿的壁畫，體現了佛教捨己救人、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這與儒家提倡的“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相契合；其285窟“須菩提品”之孝子故事，亦與儒家古老的孝悌觀念相符；而33窟、113窟等大量描繪西方淨土世界的壁畫，則表現了人們對美好事物的嚮往和追求。凡此種種，皆是大乘佛教所宣導的精神，它們一直流淌在華夏民族的血脈之中。

　　總之，佛教傳入對中國美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流而不是源。因為早在佛教傳入之前，中華美術的成績便己斐然可觀。如王逸《楚辭章句》就說：“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可知繪畫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已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佛教東傳之後，給中國美術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帶來新的題材和風格，不唯使中國美術得到迅猛發展，且佛教美術自身亦成為中國藝術史上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