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經體
寫經體是一種獨特的書體，它不同於石刻，又不同於書簡等一般日常文體，它是由經書手寫而成的。也許，在抄經時並沒有把它當做藝術品創作，所以沒有碑刻那樣嚴謹和規範化。但出於對宗教的虔誠與對佛經的崇敬，這類寫經書體呈現出熟練、持重、嚴謹、自然的風格面貌。
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優婆塞戒經》卷六殘卷一段，300餘字，為北涼玄始六年（西元427年）作品。另一段卷七，則收入羅振玉《漢晉墨影》中。此殘卷具有一般寫經的特點，又具有鮮明的個性。橫筆多平直有力，主要橫畫極長，構成每個字乃至全篇的基調，有些按筆寫成特別粗重的三角形；在全篇中也顯得十分突出。還有些字的右下豎筆較重較長，這樣就形成橫向和右下較重的節奏感，而另一些字如“樂”、“法”等，結構錯落跌岩，這就使整篇字既有統一的韻律感又有豐富的局部變化。
《善見律卷》為初唐國詮所寫。明詹景鳳《東圖玄覽》提，到：“唐貞觀中經生國詮奉敕作指頂許字，用硬黃紙書《善見律》。”唐人寫經，多不落名款，有的雖有名款但非名人。而國詮何許人，亦名不見經傳，他寫的經卷，今唯見此一種。此卷書法工整，結構點畫均勻秀勁，運筆靈活、熟練，輕重適宜。全篇一氣呵成，造詣精湛。
篆體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作品。此套皇室藏經，是以三十二種篆體手寫而成。其中的鳥篆是以赤雀、丹鳥二種鳥形的組合，每個字都加以鳥頭及屈曲線條裝飾，十分精美。龍書篆和柳葉篆，字形有巾舞翻飛之妙，另外，小篆、上方大篆、倒韭篆、芝英篆、垂露篆、龍爪篆、科鬥篆、鳥篆、鵠頭篆、龜書篆、龍書篆、懸針篆、飛白書篆、金錯篆，依其造型，雖有異趣之處，但都是篆隸古體或通行的楷、行、草文字的裝飾變化，有取日月星辰、草木鳥獸的形象，配合佛經經義，除了具有莊嚴祥瑞的象徵意義外，這種篆體佛經還展示了一個華麗精妙的文字美的世界。
石刻佛經
《房山石經》，石經自隋代靜琬法師發願創刻之後，歷經唐、遼、金、元、明，延續一千餘年。經石總數有1500石，碑銘82石，刻佛經1025種。像這樣大規模地攜刻佛經，歷時這樣長久，確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壯舉。特別是通過歷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可以看到自唐迄明這一千多年的書風變遷史。其中寫出經的僧人大多是有造詣的書法家，遼代沙門“圓融書勢深似李北海”，在書法藝術上有很高的價值。
《泰山經石峪》，又名《泰山金剛經》。北齊摩崖刻經。字徑五十釐米，字數愈千。是現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規模最大的，被尊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刻于泰山鬥母宮東北山谷的溪床上，望之十分壯觀。觀其筆勢雄偉，兼有篆、分、真、隸諸勢，而又給人以古拙樸茂、渾穆閒靜之感，與有些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險絕、奔放的情調有明顯差距。清代楊守敬《學書皮言》評“北齊《泰山經石峪》，以徑尺之大書，如作小楷，迂徐容與，絕無劍拔弩張之跡。擘案大書，此為極則。”
《唐邕寫經碑》（北齊，西元572年）在河北磁縣鼓山響堂寺壁。經體字在隸、楷之間，許多地方更接近隸書。楊守敬《平碑記》謂：“書法豐破，與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相似。”《集古求真》云：“書兼隸筆，然圓腴遒厚，實導唐賢先路。”此碑結字平穩，不尚奇險，字雖豐映，卻沒有所謂“火氣”。也許，由於佛教信仰的關係，傳世的寫經大都有一種蕭散、沖和之氣，此碑雖是大字，亦有此氣象。
在山東鄒縣東北的尖山、崗山、葛山和鐵山，有許多摩崖刻石，俗稱“四山摩崖”。除《尖山摩崖》刻于北齊武平六年（西元575年）外，其餘三由均刻於北周大象年間（西元579？／FONT＞580年）。其中以《金剛般若經》與《匡哲刻經頌》最為有名。康有為，《廣藝舟雙揖》：《‘四山摩崖’通隸楷，備方圓，高渾簡穆，為擘案之極規。”在山東水牛山，北齊石刻《文殊般若經》，可與“四山摩崖”媲美，·書法雄渾圓厚，勁健奇偉。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般若碑》渾穆簡靜，自然滿足……用意逼近章草。”
造像題記
在龍門石窟中，碑刻題記共有三幹多件，前人擇其精美者集為《龍門二十品》。又集為《龍門四品》，而《始平公造像記》（北魏，西元498年）被認為諸品之首。龍門造像多為陰刻，此碑獨為陽刻，且有限格，這在古代石刻中頗為少見。
此造像記字體端莊，結構謹嚴，筆劃方整俊快；顯得鋒鎩閑利，是北魏碑中的典型風格之一。有人懷疑它是刀刻的效果，其實它是書家使用硬毫，斜執筆，斜下筆形成的。趙之謙曾說它是“北魏造像中最佳者”。康有為評此碑：“遍臨諸品，終於《始平公》，極意疏蕩，骨格成，體形定，得其形雄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
而《龍門四品》之一的《孫丘生造像記》（西元502）則為陰刻，字勢厚重、茂密，錯落有致，在章法上能做到斜與正、疏與密的變化統一，既有跌富之勢，又感覺十分穩定。
東魏《高歸彥造白玉釋邊像》（西元543年），1921年在河北定縣料敵塔前出土，刻工極精。它結字寬博、嚴謹；筆劃極為圓潤秀美。南北朝以前碑刻，多有所謂“金石味”，北朝碑刻更多以方嚴、粗獷著稱，此造像刻石“馨逸綺麗”，嫵媚嬌豔，甚至有人曾譽為“魏代刻石之冠”。
西魏《杜照賢造像》（西元546年），此碑筆劃細瘦活潑，字體在隸、楷之間，又兼有篆、草寫法。從書法歷史上看，雜采一、二體而書於一碑，自漢至隋，時有所見。像這種集篆、隸、真、行、草於一身的“集大成”的碑刻，在南北朝中可算是一個特例。
北齊《薑纂造像》（西元565年）結體多呈長形，在同時代碑刻中少見。結字方整寬博，平畫寬結，有洞達氣。有些字如“元”字末筆，”統”字的右半，呈規則的圓形曲線變化，造型優美，有篆書筆意，又富於裝飾效果。整個碑刻的行筆、結字、章法，都非常自然，無造作氣。整體看去有稚拙、撲厚和穩定、舒展之感。在北碑中極有特色。
佛寺碑銘
《龍藏寺碑》有隋碑第一之美譽。隋代的書法上承漢魏六朝，下開唐楷，在這一過渡中，具有典型性、較為成熟的是《龍藏寺碑》。此碑刻于隋開皇六年（西元586）。正書無撰書人姓名，歐陽修認為撰者是未署名的張公禮。瘦勁寬博，平正沖和，有隸書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謹嚴。字形結構樸拙，用筆沉摯，有一種高穆典雅的風神。康有為對此碑評價很高．認為《龍藏寺碑》統合分隸，為六朝集成之碑。
唐代歐陽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長安終南山佛寺，全稱為《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此碑書法平正清穆，豐腆悅澤。明代王世貞說：“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書概》亦云：“率更化度寺碑，筆輕意長，雄健彌複深雅。”歷來把《比度寺碑》與《醴泉銘》並稱為“歐體”的“楷法第一”。
“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在寫《孟法師碑》時四十七歲，其書法繼承王羲之的傳統，外柔內剛，筆致圓通。此碑章法縝密而氣勢流動，在創立楷書新的風範上，褚遂良的影響是很大的。最能代表他獨特風格的是《雁塔聖教序》，此碑是他五十七歲時書。意間行草，疏瘦勁煉，雍容婉暢，儀態萬方，如張懷瓘贊曰：美人蟬娟，似不輕於羅締，鉛華綽約，甚有餘態。”
《王居士磚塔銘》刻于唐顯慶三年（西元658年），明萬曆中於陝西終南山出土G磚銘盛行于漢魏、兩晉南北朝，隋唐以後逐漸減少。銘文以刻畫為多，書法也少變化。此磚銘瘦勁秀逸，淳雅整飭，筆調輕重鹹宜，酷似褚遂良書，為唐磚中佼佼者。書者敬客交無記載，所傳書跡只此一件。清代王謝云：“名不顯於時，然此書法特為勁瘦，大類褚公，則知唐世能書人不免為巨公掩耳。”此銘刻工亦頗見功力，表現逼真而精細，使書法原貌得到真切的反映。
唐代書法以歐陽詢、虞世南為宗，褚遂良出，風格一變，薛稷承褚又變書風，遂成“初唐四家”之一。《信行禪師碑》約刻于武則天時，李真撰文。其書疏瘦勁煉、流美飛揚。董鸛說：“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于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別為一家。”薛稷書跡流傳極少，此碑可看出其書法的一般特點。
李邕的書法，則以王蔑之的行書筆法來寫魏碑。《麓山寺碑》（開元十八年，西元730年）為其生平傑作，尤為藝林所重。此碑行筆雄健而取其道潤，在結體上，中心緊密，筆勢外張，多呈歌側之勢，顯得逶迄您肆而有法度。李邕書法充分融匯了王、歐、虞、褚諸家特點，為盛唐書壇掀開了新的一頁，對於宋、元書家，特別是蘇、黃、趙影響很大。
《道因法師碑》（唐龍朔三年，西元663年）為歐由詢之子歐陽通所作。通尤工於楷書，盡得父法，與其父有“大、小歐”之稱。此碑筆力比其父更為險峻，勁利異常。明王世貞云：“《道因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氣。”
代表盛唐氣象的額真卿書法，從二王瀟灑您媚的書風中擺脫出來，自成雄渾一派。他的楷書端莊穩實，氣勢開張，行草蒼逸沉勁，碑刻剛健渾厚。傳世的《多寶塔感應碑》為顏氏早期作品（唐夫寶十一年，西元752年），較之晚年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此碑更為清秀。結字平穩謹嚴，剛勁秀麗。碑石堅潤，攜刻精妙。學顏書的人，往往以此碑為初階。
《般若台銘》，唐大曆七年，李陽冰在福建會城烏石山書摩崖刻石；篆書四行，每行24字，每字長約40釐米，寬25釐米。筆致屈曲回環，變化開閡，龍蛇盤踞，飽含蒼勁之力、雄渾之氣。
《大智禪師碑》（唐開元24年，西元736年）為典型的‘唐隸’代表之作。唐代通行正書，八分（隸書）．已屬古體，寫的人不多，而史浩（字惟則）是古體隸書有成就者之一。書小史》云：“惟則工八分，頗近鐘書（指鐘繇書的《上尊號碑》），發筆方廣，字形峻美，亦為時重。”觀此碑書法清峻秀健，老勁莊嚴，頗具骨力。無怪後世書家稱史氏為“開元間八分書第一人”。
與顏真卿並譽為“顏筋柳骨”的唐代大書法家柳公權，曾於西明寺書《金剛經碑》，備兼鐘、王、歐、虞、褚、陸之體，成為他成名之作。今傳世的碑刻還有《玄秘塔碑》，是柳六十四歲時書（會昌元年，西元841年）。觀此碑可看出柳書學顏出歐，別構新意，自成“柳體”的匠意。明王世貞說：“《玄秘塔碑》柳書中之最露骨者，道媚勁健，因自不乏。”顏、柳相較，顏書更平和，而柳體更險勁，但都不失端莊沉著之態。所以，歷來學大楷的人，往往以此碑與歐書《九成宮碑》、顏書《多寶塔碑》為入門典範。
唐裴休為晚唐著名書家，他的正楷取法歐、柳，當時寺刹多請其題額，然存世書跡僅《圭峰禪師碑》一品。此碑書于唐大中九年（西元855年），柳公權篆額。碑文筆勢嚴謹，清勁瀟灑，結構尤為精密。清葉昌熾《語石》說：“《圭峰禪師碑》尚存，其書遒勁而無蘊藉……細參之，其運筆之操縱、結體之疏密，與誠懇聽合無間。”
禪僧書藝
釋智永，會稽人，南朝高僧，生卒年不詳。俗姓王，為王羲之七世孫。少出家，通《般若》、《法華》諸經；好禪寂，人稱永禪師。善書法。尤工草書。相傳智永居永欣寺閣，臨池學書三十年，寫《真草幹字文》八百餘本，凡浙東諸寺各送一本：當時就廣為流傳。
智永在書法藝術史上有兩大重要貢獻：其一，發明“永字八法”，達成為隋唐諸家學書者宗匠。其二，臨集《千字文》，開後代書法家寫《千字文》之風氣。
《真草子字文》，由一千餘個字編集成四言文章，便於初，學者誦讀、識字。這類文章古代即有，名入書寫而傳世的也很多，但以智永千文存世最早和最有影響。智永千文，備具楷法，尤其是草書，規範性很強而不失於刻板。蘇軾說：“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雲：智永“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回向，沉著收束”。清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雲：“智師《千文》，筆筆從空中落，從空中住，雖屋漏痕，猶不足以喻之。”特別是《千字文》中的草書，更是書家學習的圭皋。
釋懷仁與《大唐三藏聖教序》。唐代書僧懷仁曾書《三藏聖教序》，碑文選自王書各帖，集王羲之真跡，煞費苦心，歷時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由於懷仁對於書學的深厚造詣和嚴謹態度，遂使此碑點畫氣勢、起落轉折，纖微克肖，“逸少真跡，鹹萃其中”，充分體現了王書的特點與韻味，達到了一種天然、平和、簡靜的境界。清葉昌熾《語石》雲：“集字始於懷仁，唐以前未聞也。集右軍書者多矣。惟《聖教序》鉤心鬥角，天衣無縫，大雅以下，膛乎其弗及也。”
自此碑以後。效法懷仁集諸名家書法為碑刻者：不斷出現，如書僧大雅所。集《興福寺碑》、唐玄序所集《新譯金剛經》等佳作，但以懷仁的這品碑最為成功。
釋懷素與狂草，懷素，字藏真，俗姓錢，長沙人，大曆十才子錢起之侄。早年家貧，無錢買紙，就種子芭蕉，以蕉葉寫字。又自製漆板，隨寫隨擦，日久盤板為之磨穿。史載懷素性疏放，不拘細行。嗜酒，一日九醉，人稱“醉僧”、有時酒酣興發，遇寺壁裡牆、衣裳器皿，無不書寫，嘗自言“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故以狂草得名。
懷素存世的墨蹟頗多，有《佛說四十二章經》、《自敘帖》、《論書帖》、《食魚帖》、《苦筍帖》、《東陵聖母帖》、《秋風辭》等。其中尤以《自敘帖》最能反映他的狂草逸態。全帖七百餘字，奔放流暢，一氣呵成。整幅作品如一部用線條交織而成的音域寬闊激越的交響曲，又像是一幅寫意畫卷，千姿百態，墨氣淋漓。他以那“迅疾駭人”的純速度，仿佛要從點畫的束縛、牽絆、沾染中掙破出去所顯示的力度和氣勢，直把中國“線的藝術”推向抒情性的最高峰。所謂“狂來輕世界，醉裡得真如”，表現的正是他那“無法”、“無物”、“無我”的超逸沉醉“狂態美”和“貴在無羈束”的自然美，這一切都具有一種浪漫色彩的書法的反書法的特徵。《食魚帖》在動靜、虛實的處理上，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放逸而不狂怪，更兼有孫過庭筆法。《苦筍帖》字雖不多，但技巧精熟。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流轉，雖變化無常，但法度具備。
歷代論懷素書者極多，唐呂總《續書評》：“懷素草書，授筆掣電，隨手萬變。”《宣和書譜》：“懷素精於翰墨，當時名流，如李白、戴叔倫、竇冀、錢起之徒；皆舉詩美之。狀其勢以為若驚蛇走虺；驟雨狂風，人不以為過論。”又謂懷素草書“字字飛動，宛若有神。”
懷素狂草所表現的“禪心藝境”，是從“經禪”中得到證悟。所以能表現禪意，又能表現藝境。
釋竹禪與九分禪字，竹禪；四川人。相傳東漢上谷人王次仲創八分書，魏晉時稱楷書為隸書，因別稱帶有明顯波碟的隸書為“八分書”，以示區別。竹禪在八分書的基礎上，歷時五十年，新創九分書。自言“所加一分即禪味矣”。現存四川新都寶光專的《華嚴經序》，為竹禪晚年所書。一幅面積達三十三平方米的巨幅九分撣書，全幅lo02字，字跡似鐵筆勾勒，自首至尾，剛勁沉著，風格淳厚。此幅巨作，體現篆、隸兼美的藝術風格，然又似篆非篆，似隸非隸，不為法脫，而又不為法縛。竹禪以書法體現“禪意”，可謂意匠深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