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我初到臺灣，當時海峽兩岸戰雲密布，人心惶惶，許多僧侶紛紛興起逃避的打算。一天，隨著舟山大陳義胞播遷來臺的煮雲法師攜函前來，說是在普陀山閉關修行的塵空法師寫給我的。
塵空法師是太虛大師的高徒之一，曾經擔任過早期《海潮音雜誌》的編輯。抗戰勝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受訓期間，有幸得與其親近，他的慈心後學、長者風範，一直令我景仰心儀，頃接來鴻，自是歡喜不已。尤其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有信自遠方來，更是如抵萬金，我迫不及待地拆開展閱……
「現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
當這一句擲地鏗鏘的金玉良言映入眼簾時，心中頓起無比震撼！在那個局勢混亂的年代裡，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隨著西風東漸，耶教開始盛行，加以臺灣佛教徒在當時缺乏正信，只知燒香膜拜，乞求福壽財利，使得佛教淪入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會重視。而佛教界本身也在處處打擊僧青年的信心：寺廟不肯接受外來僧尼掛單用齋，求見長老屢遭閉門羹，撰寫文章不准刊出，講經弘法也備受限制……，遑論要靠佛教生存。就在這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處境下，塵空法師的一句話，猶如一帖強心劑，振奮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應該抱持著「佛教的命運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將這句話謹記在心，也傳述給我的同道，互相勉勵。
是年，我從臺中到了臺北，在短短的兩天之內，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長老責問：「你有什麼資格跑來臺灣？」到了中正路某寺掛單，也遭拒絕，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緊緊裹著被雨水淋濕的衣服，在大鐘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時左右抵達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准供應我們午飯，其實，我們連前一天的午飯都還沒吃呢！想去投靠成子寮觀音山，途中卻遭大雨沖毀公路，只得忍著饑寒，逗留在車站裡，望著狂風豪雨，心中盤算：不知還有何處可去？
灰濛濛的臺北天空，崎嶇難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憶起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能咬緊牙關，度過那段難堪尷尬的日子，是因為我對佛教有著堅定無比的信心，我自覺：人為的苦難，正是在考驗我們的道念與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所遭遇的種種磨難，我們這一點點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終於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開始奉獻勞力以為回報，我每晨拉車採購；我日日清洗大眾浴廁；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應寺眾；一有空閒，我就掃除庭院落葉；我為病人和老人服務，將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沒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願，我要讓別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獻佛教，服務眾生的機會。
後來，妙果老和尚問我是否有住持法雲寺的意願，無上法師也有心將靈隱寺交給我管理，慈航法師極力推薦我至天龍寺講經弘法，宋修振理事長鼓勵我到德林圖書館讀書……。由此可見，佛教是溫馨的，佛教是重視人才的，只是我們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決心。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間，雖沒沒無聞，但也憑著一股「捨我其誰」的奉獻熱誠，為所當為。例如：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在永樂戲院演出「火燒紅蓮寺」，我寫信向她非議劇情誣衊佛教；朱時英居士欲更改《覺群》的宗旨，我提出異議；政府呼籲「取締」拜拜，我撰文反對，主張應正名為「改良」拜拜；我為花蓮大地震奔走募款賑災；我為韓戰的前線官兵寄贈佛書，以紓解數萬義士精神上的苦悶；我向立法院抗議西班牙鬥牛來臺表演；甚至為了弘法佈教的自由，我多次在各地和警察機關據理力爭……，凡此別無他意，只是一心想讓佛教有靠我的機會。
要做到「佛教靠我」，並非速成易事，還需要有堅強的忍耐力量，能經得起百般的阻難。記得過去上海滬劇團計畫將拙著《玉琳國師》改編成話劇，在臺北上演，有人告訴他們不要和我來往；中央廣播電臺邀我撰寫廣播稿，有人去信要他們停止；甚至臺北師範學院(即今師大)請我講演，海報都已經張貼出去了，還有人有辦法叫他們取消；章嘉大師提名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參加在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居然也有人能將全案取消……，這一切一切都不要緊，我自信能耐得過千錘百鍊。後來，我和弟子在廣播電臺製作「佛教之聲」單元，達六年之久；我從臺視到中視、華視主持佛教節目，轉眼已有十幾年的歷史，甚至我現在每講三分鐘，華視還給我六百元酬勞；而在各大專院校間的講演，已經多得無法應付……。現在我不必代表什麼會，參加什麼會，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成立的國際佛光會，就已經將佛光普照全世界了。
因此一個人不要害怕被別人打倒，能打倒自己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四十年的歲月，瞬目即過，回想來時路，其間所遭遇的艱辛困苦，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我之所以能夠堅固道心，無怨無悔，塵空法師的至理名言──「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誠然是非常重要的。
(佛光廿六年－一九九二年九月)
勇敢的一面
我生性隨和謙讓，從小甚得長輩疼愛。一天，一位史老師見我被同學欺侮，對我說：「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這個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
我將這句話記在心頭，數十年來，自我奮發，精勤努力。現在回顧往事，我自覺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神州處處風聲鶴唳，連故鄉揚州也不例外，炮火槍聲，街頭巷戰，時有所見，屍橫街頭，怵目驚心。在槍林彈雨中，我不僅曾經見義勇為，救活一位中彈受傷的國軍，告訴大人用門板送他回後方；逃難時，更有躺在死人堆裡的經驗。那時，我不過十歲，在家人眼中，我是個膽識過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隨著母親，離鄉背井，去尋找經商失蹤的父親，雖然烽火漫天，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到了棲霞山，我為了一句不經意承諾的話而毅然出家，說來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國共相抗激烈，我那時二十一歲，出任白塔小學校長。白天，國民黨軍隊來校搜查共產黨；晚上，共產黨游擊隊又前來突襲國民黨部隊，如是每天都在夾縫中提著性命度日，但是卻從不感到畏懼。
當時佛教積弊甚深，連本身自保尚有問題，遑論發揮濟世度眾的功效。有鑑於此，我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來，在宜興創辦《怒濤雜誌》，到徐州編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張貼壁報，發送傳單，甚至街頭講演，宣揚革新佛教、邁出山門、走入社會、廣利眾生的理念，雖然備受舊勢力的打壓，但憑一股興教護國的熱忱，我們不畏權勢，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們來到了南京華藏寺，蒙住持蔭雲和尚厚愛，將全寺交給我們管理。我們一心志在復興佛教，發現寺內陋習甚多，即刻著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規約，革新經懺制度，卻不料與舊僧衝突日甚，加上我們的思想前進，已然觸怒了當地的軍閥政客和土豪劣紳。舊僧與官僚遂勾結起來，對我們百般迫害，煮雲法師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松峰、松泉法師幾乎喪命街頭……。我任職監寺，每天出生入死，卻了無懼意，只覺得強烈的使命感時刻充溢胸懷，鼓舞著我們為教奉獻。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譚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覺民等，為了拯救黎民於倒懸，尚且不惜犧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興佛教，普澤蒼生，若不肯勇敢犧牲，又豈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國勢頹危，我與同道智勇法師相約：要為佛教至少留下一人，以續佛慧命，紹隆佛種。於是決定：他留守大陸，我則孤身來臺。由於長年深居內地，當時孤陋寡聞的我，對於臺灣的印象，竟然還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蠻荒瘴癘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師不也歷經流沙猛獸之險，隻身西行，取經訪道嗎？古德有云：「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猶豫地承諾下來，孑然一身地到達人地生疏的臺灣北部，幾經輾轉，才獨自一人至宜蘭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況下，單槍匹馬，環島佈教。多年後，不懂英語的我，還曾經數度隻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當年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對陌生的環境及遙不可知的未來，所憑者無非是堅定果決的勇氣罷了。
來臺初時，舉目無親，我四處尋求掛單，卻頻遭拒絕，備受奚落，而三餐不繼，饑寒交迫則是常有的事，我卻從不為此氣餒。早年，孫張清揚女士對我禮遇有加，並有意出資送我出國留學，我一貧如洗，卻未曾動心，更未嘗向她訴窮求援。雖然那時無錢無緣，斗室中連一張陳舊的桌椅也沒有，為了接引知識分子，我竟能首開先河，發起大專青年學佛，記得當時優秀的青年吳怡、張尚德、王尚義等，都是參與第一次佛教座談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處籌款，買下佛光山的土地後，身上僅餘微薄的一萬元作為開山基金。在當時一般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今佛光山的各種建設，不也證明了勇氣比金錢的力量還要大嗎？
三、四十年前的臺灣社會民風保守，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間殺生拜拜的陋習，我組織佛教歌詠隊，利用幻燈片作為弘法工具，開辦兒童星期學校，設立學生會、弘法隊，帶領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創新不斷招致非議，甚至還有人說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揚言要殺我而後快。我並不因此而稍有憚色，繼續開風氣之先，灌製唱片，製作佛教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在佛教節慶時穿插歌舞表演……，反對的聲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堅持理想。
現在，各個道場紛紛效尤這些弘法模式，說明了當初的勇於創新有其必要。為了要引起社會人士對佛教的重視，我還舉辦空前未有的佛誕花車遊行、大藏經環島宣傳團、運用視聽器材的環島佈教等活動，果然掀起了學佛熱潮。回想當時我們既無文宣專才與組織經驗，又要經常面對教內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轟動，實在是靠著不退轉的信心與勇氣所使然。
弘法佈教固然是困難重重，建寺安僧，乃至辦學培養僧才，也不無種種阻礙。一九六五年，我在壽山寺興致勃勃地向大眾宣布要創辦佛教學院時，卻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潑了一盆冷水，他說：「師父！您辦佛學院，我們無法長期支持經費，將來您會沒有飯吃。」誠然，我當時財力匱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興佛教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嚇而退志，仍然決心辦學，佛教學院於焉成立。三十年來辦學不輟，畢業的學生人數愈千，遍布海內外，不斷為佛教獻身賣力，而當年入學的學生慈嘉、慈怡、依嚴、心定、依恆、心如等，隨我開山闢地，建立不少汗馬功勞，目前都是佛光山最優秀的職事。常自慶幸：當年若稍有遲疑，不知要憑白損失多少法將良才。
決定籌建佛光山時，也聽到不少反對的聲音，信徒們認為，既然已經有了宜蘭雷音寺、高雄壽山寺可以聽經禮佛，又何必要千辛萬苦另拓道場？於是我特地包了一輛大巴士將大家帶往現場，以便實地說明心中的理想，沒想到他們見到刺竹滿山，野草沒脛，更加害怕起來。大家不但不肯下車，還說：「這種鬼地方，有誰會來？要來，師父您自己一個人來吧！」我獨自下車，信步繞山一匝，思惟良久後，篤定地對自己說：「我，非來此開山不可！」
開山時，篳路藍縷的困苦艱辛，日夜不休的擘畫經營，層出不窮的洪水天災，聲勢浩大的悍民圍山都非筆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無比堅定的勇氣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積，一血一汗的揮灑，荒山成為今日的佛光山勝地。當年不肯下車的信徒，後來都成了朝山的常客。當初美國西來寺的建設，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對，經過百餘次的公聽會、協調會，十年的慘淡經營，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其餘海內外各別分院，也都是在經濟拮据、人力缺乏的情況下創立而成，其中所經歷的困境，不知凡幾。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無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心願。當然，於佛光山我雖退位，但於和尚我並未退休，所以對於國際佛光會，我還要更精進努力不可！
我一生隨緣隨喜，但是碰上有違原則的事，我絕不茍且妥協。接管雷音寺時，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請人將大殿內多尊神像搬走，並且親自砍掉兩旁神像出巡用的「迴避」牌子，以正佛堂威儀莊嚴。為了密勒學人獎學金的濫發，應邀作評審委員的我，不惜向主辦人南亭法師拍桌抗議。為使高雄市區信眾便於學佛，我幫忙建築高雄佛教堂，看見牆上的卍標幟與正統佛教不符，我力排眾議，拆掉重建，後來證明：我的擇善固執是正確無誤；我又堅持將佛龕前兩尊巨大無比的石獅打掉，藉此非難的信徒持棍護獅，見我不驚不懼，閉目端坐，僵持良久後，終於默然離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後，我自願退居監寺，禮請月基老和尚擔任住持，為此也費盡唇舌，幾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擾也是不計其數。早年，我在寺內講經，耶穌教、鴨蛋教就在寺外喧囂吵鬧，我默擯不理，久而久之，也就銷聲匿跡了。
少年在叢林參學，讀到古德先賢們為法忘軀的精神，往往令我馳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實法師為了僧道坐位前後，寧受杖責，和皇帝抗爭不屈的事跡，更是令我欽佩歎服，故而立志效法。
還記得剛開始弘法時，正是臺灣實行戒嚴令最為嚴峻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花蓮宣傳佈教，警方前來取締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議：「我們到處傳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難道花蓮是化外之區嗎？」威壯的聲勢倒也令他們愕然無聲了。另一次，我在龍潭說法，眼見警察在臺下取締，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臺上賣力演說，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講經完畢，都相安無事。
我在宜蘭駐錫弘法時，警備司令部連續接到黑函投訴，說我白天收聽大陸廣播，晚上穿著便衣外出，張貼親共標語，散發反動傳單。後來到了高雄，又有人密告我在佛光山窩藏長槍兩百支，儘管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都足以讓我隨時招致殺身之禍，我仍不退縮，依舊四處弘法，護教衛僧。
三十年前，壽山寺初建好時，高雄要塞司令部以寺樓超高為由，下令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是不敢申訴反駁的。眼見高雄信眾好不容易有了一座安頓心靈的殿堂，怎能就此坐視夷為平地？我獨上要塞司令部理論，一席義正辭嚴的話，令主辦人連聲道歉，收回成命。
我也常仗義直言，或駁斥政府對於佛教不公平的措施，或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例如：建議政府將「寺廟監督條例」改為對各宗教一視同仁的「宗教法」；反對宗教不平等的待遇，與各界人士共論政府宗教方針的弊端等。一九六三年，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該國佛教，舉世譁然，雖然我國政府基於反共理由，宣布不准民間有反吳的言論，我還是發出正義之聲，撰文抨擊。其實唇槍舌戰非我所願，況且言行招忌，只會帶給自己更大的阻力，然而佛教所以能流傳千古，不就因為一些只問是非，不問利害的佛門龍象嚴持正義，奮鬥爭取而來的嗎？我豈能愧對歷史！
我不但發心為教奔走奉獻，我也積極為眾謀取福利，例如：四十年前在日月潭服務的陳秀平因有通敵之嫌而受政府監視，我卻大膽為他保證，後來並推薦他擔任智光商職的副校長；二二八事變後，某信徒被牽連入罪，禁止外出，我自身難保，但也主持正義，為其申冤，還其自由之身；以叛國而被軟禁的孫立人將軍，我也因為推崇其功在國家，不顧某方警告，堅邀他到佛光山參觀小住；陳鼓應、楊國樞、韋政通等言論開放的學者，也曾在二十多年前，應邀到佛光山的叢林大學授課，為此，臺灣大學某葉姓女教授放言：「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儘管如此，基於尊重人權、融和黨派、禮遇學人的理念，我願義無反顧，冒著判罪監禁的危險，言所當言，為所當為。
在先總統蔣公逝世時，我講演評論其遺囑中的宗教色彩；在中國國民黨十三全會中，我建議蔣經國先生：應開放政治管道；在李登輝先生初任總統時，對於他的公然為耶教證道，我表示不以為然……。為了國家更好，我甘冒大不諱，直陳諫言，自覺勇氣充沛。
近幾年來，我率先赴中國大陸探親弘法；我接待許家屯先生、千家駒先生，乃至協助民運人士等，一再成為媒體報導，大眾矚目的焦點，拊掌稱快者固然有之，批評瞋怪者也為數不少，「政治和尚」的稱號不逕而走，我仍不怨不悔，我以為：慈悲包容是促進人類和平的良方，我願為海峽兩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統一而努力不懈。
《佛遺教經》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毒之罵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寫佛傳時，對於佛陀這一番言教，已有所領略。那時，我在慈愛幼稚園召開董事會，剛要開始，一位素來霸氣的信徒，建議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臺主持董事會議。在我走下臺時，有位陳老師突然大發雷霆，將桌子一拍，罵道：「你們這些地獄種子！師父創辦的佛教幼稚園，你們竟然找別人做董事長。」那位信徒知錯，請上臺的那位欲當董事長的張先生下臺，要我重作主席，我實在不願上臺，但想到：眼前實在無人對佛教事業具有遠見與魄力，只得忍住剛才下臺的恥辱，本著「捨我其誰，當仁不讓」的決心，再度走回臺上，繼續主持會議。然而，有誰知道，為著顧全大局，再次步上講臺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我這才深深體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塵，數十年來，憂國憂教，弘法利生，雖飽受譏毀，總是堅此百忍；雖頻遭阻難，猶能勇往直前。唯自愧與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十年生聚教訓比之，猶相去甚遠；與諸佛菩薩的拔苦予樂、百劫精進相較，更是望塵莫及，但盼日後有更多的艱辛困境來讓我砥礪身心，代眾受苦，則於願足矣！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五月)
一念之間
一九九○年，我首次至香港紅磡體育館講經，因為香港將屆「九七大限」，港人無不憂心忡忡，許多聽眾與媒體記者紛紛問及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我向他們回答道：「一切都在『一念之間』。」
我自幼在深山古剎薰習佛法，成年後又踏入社會弘法利生，深感禪門裡所謂的機鋒相對，世間上所講的機緣際遇，往往發生在「一念之間」。
我閒來喜歡一書在握，神遊天下，經常發現無論是古今中外反敗為勝的戰爭，或者是各行各業出奇致勝的事例，其關鍵莫不是在「一念之間」。
近來閱讀《李登輝的一千天》與郝柏村的《無愧》，兩相印證，使我更加肯定人我彼此間關係、政策的利弊良窳，也無非決定在「一念之間」。
多年來，我觀察紛紜世事，研析始末究竟，時時覺得人生數十寒暑中的成敗得失、緣起緣滅，都與我們的「一念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回首前程，自覺一生當中有許多事情，也都是取決於「一念之間」。
十一歲那年，母親攜我離鄉，找尋在戰爭中失蹤的父親，途經棲霞山寺，我趁母親禮佛之際，好奇地在寺內到處觀看，遇到一位知客法師出奇不意地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我因為急於回頭找母親，就隨意說了一句：「好啊！」沒想到他真的為我引見監院志開上人(後來成為我的師父)，為了信守承諾，我只好與母親辭別。如今，我由衷感謝這無意間的「一念」，使我得以及早遨遊在真理的大海之中，汲取無邊的法味。
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瀰漫神州，國勢危如累卵，國人紛紛逃往外地避難，我本來想與華藏寺常住共存亡，但是同窗智勇法師突然決定放棄原有計畫，而屬意我代為領導他所組織的「僧侶救護隊」來臺灣服務，我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臨危受命。就這樣，我在「一念之間」，離開了大陸故鄉和親人，也因為這「一念」的改變，我得以來到臺灣，續佛慧命。多年來我不忘母恩師教，精進努力，弘法利生，但願這一切都足以告慰親人於萬一。
我原本生性羞怯，不敢面對大眾，因此來到臺灣以後，即隱守在寺院中，於從事苦役之餘，以教書寫作弘揚佛法。
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在龍山寺遇到李決和居士正四處央請法師到宜蘭弘法，無奈卻因宜蘭地處偏僻而乏人問津。我心生不忍，故毛遂自薦，李居士聞言，萬分歡喜，回去後立即來信聘請。
就因為這「一念」的不忍之心，我來到了風光明媚的蘭陽平原；也為了這「一念」的慈心悲願，我開始鼓起勇氣，面對社會大眾，普施法雨，廣行教化。宜蘭之行，又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轉捩點之一。
習與群眾接觸之後，弘法邀約相續不斷，山巔水湄都有我的足跡。後來，遠在高雄的信徒居然也聞風前來請法，他們的熱忱如同南臺灣的太陽一樣強猛，每次總是請了樂隊到火車站隆重接送，一路上吹吹打打，經過市區，鞭炮聲、鼓掌聲更是不絕於耳，引來路上行人側目圍觀，行車駕駛也紛紛探頭，令我坐立難安。後來有好幾次來去，想盡辦法，悄悄地換了幾班不同的火車，還是難以逃過。
有一次，我聽說某位信徒生病，即前往探視，沒想到附近信徒早就已經在目的地守候良久，爭相邀請我去作家庭普照，每到一處，總是瓜果餅乾擺滿一桌，我一生不忍拒絕別人的好意，於是去了，一家又是一家，一天下來，肚皮都快要撐破了。
信徒的虔誠恭敬固然感人，但是我自覺福薄德淺，受不起信徒如此盛情供養，因而生起了不要再來高雄的念頭。但是有一次當我啟程北返，剛坐上車時，信徒翁陳盆老太太跑到我的車窗前，對我說道：「師父！你一定要再來喔！」這一句話，我不知聽過多少人講過多少遍，但是此刻她那種渴望的音調與誠懇的態度，深深地叩擊著我的心房。正因為這「一念」的感動，我決定與高雄再續法緣，因此，才有後來的佛光山。
當時，高雄市市長陳武璋先生曾有意將壽山公園的忠烈祠交給我改建佛寺，但唯一的條件是要維持「忠烈祠」原名。當時自忖：我乃一介衲僧，豈可寺主不作，而去作祠主？於是我建議改稱「忠烈寺」，以正視聽，然而議會不允，我也只好作罷。一些人為我惋惜，覺得我平白失去大好機會，但是更多的信徒因為我這「一念」的堅持原則，而更加肯定僧格的崇高。
後來，高雄的信徒決定為我覓地興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壽山寺於焉迅速落成，繼而又在寺內成立佛學院。不久，隨著信徒與學生的增多，空間不敷使用，故打算另闢寺院，經過多方查訪，我們看上澄清湖畔一塊景色優美的土地，正決意付訂金的時候，一個徒弟說道：「我們如果在這裡建寺，蔣中正總統來澄清湖時，就可以順道來此禮佛了！」我聞言後，十分不以為然，心想，建寺安僧是要使大家專程前來聞法修道，不是讓人順道冶遊觀賞的。我們為什麼不沾佛光，而去沾湖光呢？
就因為這「一念」的覺醒，我不惜放棄購買的打算，因而與澄清湖失之交臂。但是我至今不悔，而當初頻呼可惜的徒眾，如今無不稱道我的果斷明智，因為我們後來擁有的佛光山，是一座憑藉佛教僧信二眾共同努力，胼手胝足開闢出來的靈山聖地。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一座山寺竟然也是得之於「一念之間」。
一九六七年時，我無意間聽說越南褚姓華僑全家大小陷於經濟困境，正欲一死了之，我當下就決定籌錢購買他所擁有的一片荒山，為其解困。為了這「一念」的悲愍，我不知花費多少唇舌力排眾議，因為這裡既沒有秀麗的山光水色，也沒有便利的公共設施，放眼望去，有的只是滿山的刺竹，遍地的芒草。
好不容易說服大家，接著就是千辛萬苦的開山工程，我和徒眾每天在烈日驕陽下，擔石鑿地，揮汗如雨。遇到狂風暴雨，我們又得不惜身命，在山崩洪水中，搬運沙包，防止災患。經過一番艱難的奮鬥過程，荒山野地才呈現出寺院的初貌。今天佛光山能有這番繁盛的景象，全都是二十八年來不斷努力開發智慧、勞力的結果。
所以，「一念」固然足以形成人生的轉捩點，更重要的是自己必須肯用心，肯出力，去完成那最初的「一念」。
回想我這一生從俗家到出家，從大陸到臺灣，從宜蘭到高雄，從壽山寺到佛光山，乃至從國內到海外，雖然無一不是「一念」所造成的結果，但是其間不論是出自無心的「一念」、勇敢的「一念」、感動的「一念」、慈悲的「一念」，我都心甘情願的堅持那「一念」，做好那「一念」，甚至為了「一念」，一生吃盡苦頭，受盡委屈，也從無怨悔。
雖然這些只是當時「一念」突發的感言，但是後來我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直至今日，我對佛教所做的一切，無不是稟持這「一念」的發心。而這「一念」雖說是突發，卻絕非偶然，因為這「一念」的興起就如同會通禪師拈毛開悟，香嚴智閑擊石見性一樣，是經過多少時日將全副身心投入佛法的結果啊！
我雖然擇善固執，往往以一生的歲月來堅持「一念」的實踐，但是我並不固守己見，剛愎自用，而能察納雅言，回頭轉念。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接到日本大正大學的博士班入學通知，當我正準備負笈前往日本時，朱殿元居士和我說：「師父！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師父，地位比博士還要崇高，為什麼還要去攻讀博士學位呢？」我當下汗顏，自忖所言甚是，我已棄俗出家，以弘揚真理，淨化人心為己任，我的地位、我的使命的確非比尋常。我又想到：人活著，不僅是要為自己打算，更要多為別人設想，我今天既然已經是他人的師父，卻還要遠赴東瀛，以日人為師，讓我的徒眾情何以堪？
就在這「一念之間」，我放棄了深造的打算，但是我未曾感到絲毫遺憾，因為我將研究學問的心力放在弘法利生上，施設了更多的佛教事業，利濟了更多的有情眾生，自覺人生更富意義。
我的弟子滿和是臺大外文系畢業的高材生，數年前，他以高分通過托福與GRE考試，就在申請留學時，他幡然醒悟，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訴說他的心聲：「……要做一個出家人，是從發心、慈悲做起，而非從研究學問開始。我為了別人的希望、鼓勵而去讀博士，但是我仔細想想，我不要這些，我是來出家的……。」
就在這「一念之間」，他也與留學擦身而過。目前他承辦西來大學的校務，從事《西來通訊》的主編，並且為我擔任英文口譯，幫我筆譯英文講稿，樣樣工作都做得有聲有色，法喜充滿，我相信她也會和我一樣，感謝這「一念」的轉變。
我記得在剛來臺灣時，目睹佛法之衰微，深感痛心，因而常思如何突破。有一天，心中忽然興起設立佛教文物陳列館及佛教圖書館的念頭。雖然我當時一無所有，但我擁有一顆不滅的恆心。為了實踐這「一念」，每當身上有一些餘錢，我就拿來請購佛教典籍；每到一地弘法，我也抽空網羅佛教文物。如今，圖書館、寶藏館遍布於各地的佛學院與別分院中，足見唯有以鍥而不捨的精神為動力助緣，才能功圓果滿，成就事業。
我從青年時期就非常關心佛教的動向與前途，三十多年前，我在伏案筆耕時，有感而發，在一篇「佛教需要什麼」的文章裡寫下：佛教需要建一個大學、需要辦一份報紙、需要設一個廣播電臺、需要成立一個電視事業。儘管一經提出，遭人譏議，斥為天方夜譚，雖然許多年來，因緣不足，未能順利如願，然而這「一念」未嘗稍退。
一九九○年，我終於在美國洛杉磯成立西來大學；一九九三年，國內教育部也核准佛光山在宜蘭興設佛光大學；將來我還要在別處廣設大學，以佛教解行並重、悲智雙運的理念教育青年，造福人群。雖然目前還有報社、電臺、電視臺尚未如願設立，但是這些計畫在我心中醞釀多年，相信必有實現之日。
三十七歲那年，我出席中泰佛教辯論會時，見到雙方在枝節問題上互相辯解，徒增彼此法執，不禁感慨系之，故在會議進行一半時，起身發言，主張佛教應以團結、統一、動員為當務之急，引起數百位與會者的共鳴，改以這三項建議為討論課題。
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因為聽到一句：「選官何如選佛？」「一念之間」，將官祿前程拋諸腦後，行至湖南，於石頭希遷門下參學得道；六祖惠能本為一名樵夫，由於安道誠的鼓勵資助，「一念之間」，放下世俗生活，來到黃梅，在五祖弘忍座下開悟見性。
我雖不才，但徒眾之中也有多人因為隻字片語的啟發，而在「一念之間」選擇了正確的人生方向，對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例如：張慈蓮因為我的勸告，「一念之間」，放棄當歌星的美夢，成為佛教徒，從事幼教工作，培育菩提幼苗，功德無量；依照在聽了我的開示以後，「一念之間」，改變學唱歌仔戲的初衷，剃度出家，歷任典座、當家，目前是巴黎佛光寺的住持，度人無數。
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天堂、地獄、喜樂、憂愁，乃至生、老、病、死無非都在我們的「一念之間」。我一生中所遭遇的阻撓、傷害不知凡幾，但都因為我時時持有樂觀進取的念頭，故能轉危為安，化難為易。
我歷經多劫，幾次瀕於死地，但是我不曾因為即將命終而形色憂懼，也未嘗由於獲得重生而雀躍狂喜。我以為生死只在「一念之間」，如果我們能在生時妥善運用時空，多做益事，則臨死何懼？如果我們能在平日為自己寫下歷史，為社會留下貢獻，則雖死猶生。反之，如果我們多行不義，無惡不作，則即使藏身密室，服食仙丹，依然常懷恐怖，生不如死。如果我們吃喝玩樂，無所事事，如同行屍走肉，則雖生又何異於死呢？
臺灣與香港的媒體記者最喜歡問我對於政治走向與經濟趨勢的看法，偏偏我對政經方面素無研究，但是我了解世間上所有的一切都脫離不了因緣果報，而這些也往往都取決於「一念之間」。
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貪瞋愚癡、邪見我慢，雖起於小小的「一念之間」，卻足以毒害心靈，鑄成大錯。如果我們能及時到諸佛菩薩前合掌懺悔，能及時反省悔過，則「一念之間」又是另一番光風霽月的景象。
佛教說「一念三千」、「一念之間」，不但影響我們自身的行為舉止，對於整個社會也有莫大的關係，所以我們應該慎於「一念」，時時在起心動念處觀照反省，將自己當下的每「一念」都安住在慈悲、般若、大眾、佛法之中。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五月)
不要作蕉芽敗種
芝峰法師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師之一，他在焦山佛學院擔任教席時，一口濃厚的溫州鄉音，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兩年的課程下來，我只聽懂他常說的一句：「你們不要作焦芽敗種！」然而，這短短的一句話卻在我生命裡散發出無限的熱力。
記得當時才剛抗戰勝利不久，一切都還在百廢待興之中，無奈內訌頻起，民生非但沒有日趨安樂，反而越見凋零；佛教本來有治本之效，然而在保守人士的把持下，弊端叢生，功能不彰，令人慨嘆不已。所以每當「不要作焦芽敗種」這句話在耳畔響起時，心中總是如雷鼓動。於是，我不斷思惟如何才能復興佛教，整頓家邦，因為，我「不要作焦芽敗種」。
一九四七年，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即遵從師命，隨他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禮拜祖庭。這時，當地的國小剛好缺校長一職，有鑑於教育對鄉里建設的重要性，我應邀留下，為鄉民服務，同時也著手展開我興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歲。
白塔國民學校學生二百八十人，老師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從辦理教務到主持訓導，從低年級教到高年級，而且還要日夜應付國共兩軍來校搜尋異議分子，可說是疲憊至極。
在槍聲不斷的暗夜裡，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眠。想到東晉時代的道安大師，雖生逢戰亂之世，卻不畏艱苦，行腳各處，聚徒譯經，弘法不斷；北周時代的靈裕禪師，雖處於毀佛法難，卻無視危險，率領同侶，晝讀俗書，夜談佛理……，就在他們的努力與堅持下，佛教得以繼絕存亡，免於滅教厄運。吾等後輩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視佛法衰微，甘於作個「焦芽敗種」呢？於是，我決定和同道合辦《怒濤月刊》，並且在課餘時，冒著生命的危險，赴各地張貼海報，街頭演說，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後來，我見地方不寧，難申己志，而當時機緣已趨成熟，便與一批有心振興佛教的同道相約，前往南京圖謀發展。此時適逢蔭雲和尚開明接納，表示願將華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們就當仁不讓地接收下來，並且訂定新僧規約，要求寺眾共同遵守，期能藉此引起他寺響應，同為振興佛教而努力。
當時的南京真可謂風雲際會，盛況一時，徐州的《徐報》看重我們雖然人數不多，年紀也都很輕，卻頗思有一番作為，所以特來邀請我們編輯《霞光》副刊，宣揚佛法。可見即使是埋在貧瘠土壤裡的種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終會萌發幼苗，鑽出地面；即使是生在萬紫千紅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頭，也能引起他人的矚目。最怕的是已經敗壞腐朽的種子，或者正被利養之火薰焦的芽苞，摻雜其中，因為它們只會盡其所能，影響整體的繼續生存。
果然，我們的積極作為引起寺內舊僧的強烈反對，他們勾結土豪劣紳，處處對我們施加壓力，甚至買通軍閥貪官，幾次置我們於死地。就在這出生入死的日子裡，我將老師的那一句「不要作焦芽敗種」提出來，與大家共同勉勵，竟然獲得一致的共鳴。因為我們都寧可死而無憾於大眾的託負，也不願意生而有愧於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徐蚌會戰後，國軍失守，死傷遍野，智勇法師發起組織「僧侶救護隊」，不料他卻臨時變卦，我雖然自忖能力有限，也只得顧全大局，自願負起帶領的責任。那時，局勢岌岌不保，我在半夜裡乘車趕到常州天寧寺禪堂，在深夜喚醒睡夢中的道友、同學，一同趕搭最後一班輪船，到臺灣續佛慧命。
船身在驚濤駭浪中逆風而行，顯得飄搖不定，我目視遠方，只見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鄉，已漸行漸遠，渺不可及，心中不免憂慟起來。這時，老師的那句話就像警鐘一般，在耳邊及時響起。在夜色朦朧中，看著漆黑的海水，竟像極了家鄉那條運河，勾起我兒時的回憶，我驀然驚覺：其實自己在很小的時候，就具有「不作焦芽敗種」的性格了。
記得家鄉揚州土地貧瘠，經濟落後，里人多以剃刀(理髮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縫師)三刀為業，但是我從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為伍，後來又看到來鄉誦經開示的法師們，個個威儀莊嚴，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歲那年，中日戰爭爆發，揚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結伴來鄉避難，篤信佛法的外婆獲悉，立即煮菜辦齋，邀請他們來家裡應供。茶餘飯後，在大家的慫恿下，我隨便認了一個師父。就在他們即將把我帶走的時候，我突然仰頭問他：「我可以帶外婆一起去嗎？」
「當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著回答。
我又接二連三地問道：「我可以帶母親一起去嗎？」「我可以帶姊姊一起去嗎？」
外婆的堅毅、母親的明理、姊姊的勇敢，一向是我最欽佩的，但是大和尚回覆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罷，不願跟去。
就這樣，我錯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緣，但是我終不於此懊悔，因為一年多以後，我在棲霞山巧遇志開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為教為民犧牲奉獻的高僧大德！
雖說我是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從不把我視為他一人所有，對我百般呵護，相反地，他動輒給我棒喝打罵，並且將我置於大眾之中，讓我在大冶洪爐裡歷經千錘百鍊。我常想：如果當年我糊里糊塗地隨著那位揚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廟裡修行辦道，享受豐厚的供養，想必日後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株溫室裡的花朵，那裡經得起時代風暴的幾番衝擊呢？
念及家師對我的種種期望，老師們對我的種種教誨，我總是堅定地告訴自己：「無論將來路途如何艱困，我一定不要作一個焦芽敗種！」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當我從微曦中醒來，才發現船已駛進基隆港口。我們一行百餘位僧侶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臺灣竟然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所到之處，不是吃閉門羹，便是被白眼相待。這也難怪，在那個動亂時刻，大家都害怕我們之中匿藏匪諜密探之流。
我們的腳底磨傷了，衣衫也經不起日曬雨打，破了好幾個洞，肚子經常是饑腸轆轆。行腳途中，人數逐漸減少，乃至到後來寥寥無幾，最後大家決定各奔前程。
之後不久，蒙中壢圓光寺收留安單，我在那裡發心操持苦役，後來又前往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因為能刻苦耐勞，頗得寺眾信任，但始終感到長久下去，固然溫飽無虞，卻不能對臺灣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慮後，告辭他去。
接著，我應邀主編《覺群週報》，由於主事者未能按照創報人太虛大師的原意發展，因此我寧可拂袖而去，不為斗米折腰。二十六歲那年，我被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南亭、慈航、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自感年紀太輕，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決定不受此職，於是寫了辭職書。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不知時務。
我自認一生頗能隨緣隨喜，然而當時目睹臺灣教界神佛不分，而自大陸播遷來此的中國佛教會，又無能成事，自忖振興佛教已是刻不容緩的大業，我怎能苟且附和，置佛教慧命於不顧，甘於做一個「焦芽敗種」呢？
來臺初期，也曾為中廣公司撰寫廣播稿，並且幫《人生月刊》前後義務擔任主編達六年之久，同時又經常在《自由青年》、《勘戰日報》、《覺生月刊》等多處報章雜誌投稿，弘揚佛法，承蒙大家厚愛，一度被譽為「佛教文藝明星」。當時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會報紙，以重薪聘請我當編輯，作記者，雖然我貧無片瓦覆身，但終究因為這些工作都不是為佛門服務，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雷音寺落腳，經濟貧窮倒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治安單位今天調查，明天臨檢，有時傳你過去問話，有時前來取締法會，將整個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為無奈。
即使在這種種惡劣的環境下，我還是創造了許多臺灣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績，例如：第一所幼稚園、第一座講堂、第一支歌詠隊、第一次電臺弘法、第一次環島佈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個星期學校(兒童班)、第一次鄉村佈教、第一次有佛教紀念品、第一次出現卍字項鍊……，凡此所憑藉者無他，只不過自始自終，我一直堅持「不願作焦芽敗種」的信念罷了。
目睹當時許多同道見佛教風雨飄搖，在物質、精神的壓力之下，紛紛見風轉舵，另謀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擇善固執多年以後，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體力行，證明了出家的路是無限地寬廣，要選擇成為佛教的護法長城，還是成為僧團的敗卒逃兵，端視自己是否甘願作一個「焦芽敗種」而定。
謹記著「不要作焦芽敗種」這句銘言，固然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氣，也讓我在順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獲各地信徒之助，為我在新北投購置了一棟景致優美的花園洋房，命名為「普門精舍」，供我寫稿，不但使我得償夙願，擁有一方安住寫作的天地，而且供養還算豐厚，生活過得怡然自得。
但是為了安頓隨我學佛的一批青年，以及擴大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住了沒多久，我在大家一片可惜聲中，將房舍讓售給他人，以所得款項，買下三重埔的一座樓房，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沒想到後來竟成為佛光山文化事業的搖籃。至今想來，仍為當年這份果敢、無私無我的決定感到自豪。
萬事起頭難，佛教文化的推展工作在最初時也歷經一番辛苦，還好弟子們都沒有「焦芽敗種」的性格，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奮鬥之下，法務蒸蒸日上。一九六四年，我將「佛教文化服務處」擴遷到高雄大圓環邊，中山路與中正路交叉點的一所房子，因為交通方便、鬧中取靜，眾人咸認是一塊上好的吉地。儘管環境稍趨平順，我並沒有因此而躊躇志滿，仍然一本初衷，時刻留心觀察現勢，擘畫佛教未來的前途。
三年後，我再度出乎信徒的意料之外，將這塊大家眼中的黃金地段出售，買下一座荒蕪的山地。這時，其他已一無所有，而剛剛創辦的「壽山佛學院」又開學在即，許多人為我擔心不已，更有一些人笑我愚癡無智。
經過多年來的慘淡經營，各種佛教事業在這片荒地上漸漸開展起來，如今已向外拓展至各地。如果當年我耽於安樂，如何能有現在佛光山海內外的百間道場？如果當年我心願褊狹，如何能有今日遍布世界各處的佛光會與佛光人？
至今我年屆七十，仍行腳各地，弘法不輟，曾經有人問我：「何必要這麼辛苦？這麼賣力？」「何必要把佛教事業做得這麼多？這麼大呢？」這一切都不為了什麼，只是為了不作焦芽敗種，盡一個佛子應盡的責任罷了。
出家近一甲子來，目睹一些出家未久的人，以為修行就是要去住山閉關，倡導出家就是要不問世事，心中真是良感哀痛。千百年來，佛教之所以未能維持盛世，歷久不衰，不正是被「焦芽敗種」之流，將法義扭曲，把佛教弄得幾乎消失隱沒？幸賴歷代一些氣度恢宏的祖師大德們力圖發揚，才使得佛教在迭經變亂之後，還能夠絕處逢生，長存不輟。所以我一再勉勵徒眾：為了億萬眾生的法身慧命，我們絕對不能作「焦芽敗種」！
你看！在大自然中，砂岩裡的小花因為能夠突破困境，故能接受陽光的照耀，綻放出美麗的奇葩；湍流中的小魚由於能夠逆流而上，故能享受潔淨的源流，展現出活潑的生機。牠們都努力求上進，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況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呢？因此，我們不必嘆息自己的地位卑微。有用的人，即使接受一點小因緣，也能點石成金，做得轟轟烈烈；無用的人，就是付予一樁大事業，到最後也只是「無聲息的歌唱」罷了。
君不見古今中外，有多少偉人豪傑雖然家世清貧，但因為努力不懈，所以能功成業就，光耀門楣；又有多少不肖子孫，即使繼承萬貫家財，卻由於自甘墮落，非但敗光所有產業，甚且使父母蒙羞。假如任何行業的人都有「不作焦芽敗種」的發心立願，又何患無成。
在各國的歷史中，不乏有忠貞愛國之士，即使國難當頭，猶能力挽狂瀾，振衰起弊；但也有許多扶不起的阿斗，縱使賦予重責，掌握政權，不但沒有作為，甚且亡國敗種。
可見「焦芽敗種」並非天生本質如此，亦非後天環境造成，而是完全在於我們的心念，如果我們能一心向上，則百福臨門，萬家生慶；一心趨下，則千古成憾，億劫不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創造者，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工程師，所以，我們不要小看自己的潛能，如果我們都能自許「不要作焦芽敗種」，則不但自己獲益無窮，也能令整個社會蒙受多利。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元月)
我失敗的記錄
有許多人說：我做的事情經常容易成功，甚至一些棘手複雜的難事，只要一經我處理，都能圓滿解決。但實際上，我有許多失敗的紀錄，其中的辛酸苦楚，難為外人所知。不過，中山先生所說：「失敗為成功之母。」誠信然也。
記得二十一歲那年，剛從焦山佛學院結業出來，壯志滿懷，一心想興設學校，開辦農場，冀望能從教育與經濟兩方面著手，作為復興佛教、服務社會的根本。後來在白塔國小任職校長，因地方不寧，燒殺掠奪之事層出不窮，校務既無法推展，辦農場的計劃當然也就擱置下來。兩年後，我辭去教職，與幾位年輕的同道，連袂來到政商發達、人文薈萃的六朝名都──南京。
我的第一個夢想雖然在現實的大環境下難以持續，但是並未全然幻滅。後經蔭雲法師的推薦，我們接管了侯家橋的華藏寺，接著興辦華藏小學、益華文具店，並且擬定寺院僧伽制度、新生活規約，自以為憑著滿腔興教救世的熱忱，必定可以力挽狂瀾於既倒。沒想到一九四八年秋冬徐蚌會戰後，國軍失利，我們所有的計畫也隨著國勢的急轉直下，再度在瀰天漫地的煙硝彈屑中失敗。
這時，我接辦智勇法師之事，率領「佛教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行腳全省一周，既無人來接應，又無人肯收留，隊中成員紛紛離隊，另作打算，最後七、八十人的救護隊，只剩下六、七人左右，大家共相商議，自然解散。當年的隊員中，印海、淨海、浩霖、宏慈、以德、寬裕等多位法師，都是被我在半夜酣夢中叫醒，臨時加入救護行列的，如今大家住持一方，見面談起往事，甘苦並陳，雖然未曾救過一兵一卒、一國一人，然而多年來致力於弘法利生，似乎益眾更廣。一段失敗的插曲，造就了其他因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亦妙哉！
離別，可能有再聚的時候；受傷，也會有癒合的一天；唯獨感情，一經破壞，很難彌補裂痕。回想過去，曾因自己年輕，處事經驗不足，而與許多好友分道揚鑣；有時又由於照顧不周，而使一些同道覺得不易合流。對於這些人事上的失敗，我一直深以為憾，在反省之餘，我時時警惕自己，待人接物要講求圓融誠懇，犧牲奉獻。所以多年來，我不但致力於人事的溝通協調，並且盡己所能，居間促成大家的歡喜與融和。
儘管如此，有時候還是不能盡如人意。例如：達賴喇嘛、許家屯及民運人士與西來寺或佛光山有所接觸，我們站在宗教慈悲與包容的立場予以接待，自覺問心無愧，然而卻開罪中國大陸政府，對我誤會至今。長久以來，我一直致力於兩岸的統一與和諧，然而就此看來，我似乎仍然是失敗的。
對於國家社會，我固然恪盡國民應有的關懷；身為佛子，對於教運興隆，更覺得是自己責無旁貸的責任。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剛來臺灣時，發現佛教地位十分低落，我真是憂心忡忡，故而無時無刻不在思惟振興佛教之道。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復會，並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我那年才二十六歲，出乎意料之外，竟當選為常務理事，因自認年紀太輕，資歷淺薄，又食宿無著，故立即辭職。是年，因大眾不服新選理事長白聖法師，投書政府，內政部宣布選舉無效，解散中國佛教會，另成立中國佛教會重整委員會，我也被指派為整理委員之一。重整時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頭會員操縱全局，白聖法師再度當選理事長。其實，選而無選，贏而非贏，中國佛教會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開的意義，而稽之後來的種種荒誕行徑，更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後四十餘年，顧念佛教尊嚴，不願紛爭，雖參與中國佛教會，但完全是失敗的紀錄。
及至一九七○年，我聯絡開證、靈根、宏印諸位法師及李中和、王金平等人，另外發起籌組「中國佛教青年會」，並向內政部提出申請，中國佛教會風聞後，從中作梗，多方阻撓。當時任職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的蕭天讚先生特地前來佛光山，要求我放棄中國佛教青年會的申請，並以擔保我當選下一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作為交換條件，我立刻斷然拒絕，因為此非個人榮辱，實乃佛教青年弘法無力，報國無門。當然，中國佛教青年會沒有因為我的不屈不移而誕生，對於此一失敗歷史，心中實感遺憾。
後來，鑑於當時對「青年」二字十分敏感，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建議我成立「中華佛學會」，不料又遭中國佛教會打壓，政府因為怕教內不和，所以也沒有核准通過。
一九八五年，在蒙藏委員會的董樹藩先生建議之下，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並推舉我為理事長，但終因與我復興佛教的原意相距太遠，故又將此職位轉請田璧雙喇嘛負責。這一次就組織教會而言，我似乎已經成功了，但如果將主題集中在佛教社會運動上而言，我仍然是一個失敗者。
儘管如此，我並沒有灰心。一九九一年，中華佛光協會終於通過內政部及社工會的核准，正式成立。次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又在美國宣布成立，短短三年來，協會、分會遍及全球各地，每次看到會務蓬勃發展，不禁憶及往事，深深感到：一時的失敗無關弘旨，只要我們肯汲取經驗，再度出發，必定能有開創新局的一天。
我不但致力於教會的健全，以期團結教界的力量；也在興設道場上付出許多心血，希望佛子的法身慧命都能有所依怙。三十多年來，建寺百餘間，信眾百餘萬，均能以和為貴，對於佛教的興隆，可說有很大的影響，唯獨在高雄建「高雄佛教堂」是一大失敗紀錄。記得一九五四年，我參與建堂工作，歷經十年，落成時，正值月基法師由港來臺，無處安身，我便請他擔任住持，自任監院，後來由於他無法擺平信徒之間的紛爭，以致直到現在，佛教堂仍然乏人領導，無法發揮興教利世的功能，我一直都感到慚愧不已，又豈止於失敗？
以文字般若弘傳佛法向來是我心中堅持的理想。一九五七年，廣慈、煮雲法師創辦了《今日佛教月刊》，第二期出刊後難以維持，邀我加入。我當時正在辦《覺世旬刊》，同時也在各地弘法，本來已無餘力兼任《今日佛教》主編，但我生性喜歡與人為善，所以建議邀約演培、悟一等法師共同成立社務委員會，齊心合力，並承蒙大家推我擔任主編等工作。我雖隻身兼負數職，每月臺北、宜蘭、高雄三地奔波，可謂忙碌不堪，然而為教的法喜與如潮的佳評為我帶來不斷的鼓舞，我自許要做得更好，以不負大眾的期望。三年後，原發行人要將發行權收回，《今日佛教》從此停刊，目睹辛苦經營的佛教刊物就這樣銷聲匿跡，當時心中確有幾分悵然。
文化事業需要投注許多心血，卻無立竿見影之效，誠然是一項艱辛備至的工作，但其卻具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影響力，所以我並沒有因為諸多挫折而失望放棄。多年來，我在興寺安僧、從事教育事業以外，還孜孜矻矻地辛勤筆耕，苦心培養文化人才，並發行《普門雜誌》，創立「佛光出版社」，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更密切注意傳播媒體的發展，希望藉著科技文明，讓社會大眾普受法雨的滋潤。
一九八○年，我首開先例，有意製作「佛光普照」節目在電視臺播出，然而當局卻以「名稱具有濃厚的佛教意味」為由，不予批准，後來改名「無盡燈」，又再度被拒，直到第三次更名為「甘露」，才勉強准予播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但十五年後的今天，天下出版公司高希均教授有感於我在世界各地建設「佛光」道場，成立「佛光」會，開辦各種「佛光」事業，特請主編符芝瑛小姐為我作傳，取名《傳燈》，此即無盡燈之意。可見只要佛弟子有心突破障礙，佛法的光明無遠弗屆，終將普照世間，並且燈燈相傳，永無止盡。
十幾二十年前，臺灣對於佛教的排斥不僅表現在聲光媒體上，連作育英才的佛教教育事業也備受壓抑。一九七三年，我將一九六四年創辦的東方佛教學院，更名為「叢林大學」，但教育部幾次取締，不准成立，我問：「天主教、耶穌教都有神學院、聖經書院，甚至大學的設立，為何唯獨佛教不能？」儘管我據理力爭，也不蒙政府接受，不得已，只好暫停。
後來內政部知道佛教人才需要培養，多次與教育部會商，並勸我以忍為進，接受建議，改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或「叢林學院」，至今二十餘年，雖歷經千辛萬苦，始終未曾中輟辦學；雖不用「大學」之名，但實際上施以佛教叢林教育，為教界不斷培養僧才。
為使佛法能落實人間，我又想到以佛教的精神來創辦一般學校。一九六四年，我邀南亭和悟一法師共同創建智光工商學校，後來南亭法師往生，悟一法師退出，留我一人為創校董事。但現在的主事者卻無視財團法人規章，總想將我排除出去。我派弟子滿綸、張培耕等人前往開會，每回都遭拒絕代理，多達五次以上。其實我派人參加，只是聊盡擁護之意。許多人說他們欺人太甚，我告訴大家：只要自己俯仰無愧，成功不必在我。
一九六七年，景文中學前身的指南中學，曾有意以八十萬新臺幣賣價讓度給佛光山，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但我們為把握先機，仍四處籌募，付清頭款後，派慈莊為駐校董事，前往接收。他以桌為床，在學校工地內住達半年之久。最後因前董事會紛爭不已，是非太多，只有知難而退。
十年後，普門中學順利在佛光山內落成，開始招生。清晨、傍晚，我站在東山之上，就著朝陽暮色，遠遠目送校車載運學生進進出出，在安慰中也有幾許喟嘆，難道真是應了古人所說的「好事多磨」嗎？
能洞察佛教教義之精微，以為辦校宗旨的教界人士已不多見，遑論沉浮於紅塵中的社會人士，更是鳳毛麟角，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當屬此少數中的佼佼者。十多年前，他在文化大學內創辦印度文化研究所，邀請我當大學的董事並兼任所長。有感於他的高瞻遠矚，我立即應允。承他厚愛，在開學時，特意為我作介紹，向學生們說道：「華崗整個就是一個大叢林，我們在此歡迎方丈大和尚回來。」又曾說我「全身是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百年難得一見之人」。我蒙獲賞識，並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自忖只有努力辦學，以為報答。不料張創辦人去世後，其公子張鏡湖先生繼任校長，就將該所取消，當年為籌設「玄奘館」而四處奔走所募來的七百餘萬元，至今仍在該校實習銀行。第一個為教育部所承認與佛教相關的研究所至此又告中止，可以說我為教育的又一次失敗紀錄。
經過一番努力，一九九一年，我終於在美國洛杉磯創辦西來大學，其中設有佛學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當初玄奘大師將大法帶回東土，我們不讓先賢，在十三個世紀以後，促使大法西傳。目前，西來大學於一九九四年蒙美國政府給予I-20的認可證書，正擬擴大招生之中。
如今，佛光大學也在宜蘭礁溪動土興建，遙想當年連小學都沒能辦好，經過多少年的奮鬥不懈，培植因緣，而今一切具足，水到渠成，不但中學，連大學、研究所都相繼成立，如果大家以為這就是「成功」的話，我也只能借用中山先生的話：「失敗為成功之母。」一切均非信手拈來。
許多人羨慕佛光山的建築金碧輝煌，但是外人很少知道，佛光山一直是從失敗的瓦礫堆中建立道場。每逢大雨如注時，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防範，以免因山洪暴發而沖毀施工中的建築。回想開山近三十年來，在狂風暴雨的肆虐下，放生池與大佛城就各倒了兩次，普門中學大樓也垮了一次，東山之嶺則坍方多次。然而天災地變沒有崩潰我們的信心，反而使大家凝聚得更緊，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失敗不正是考驗我們的試金石嗎？
在開闢佛光山時，我一向本著喜捨結緣的精神，對於村里建設不落人後，而無奢求報恩之心，不料卻徒增一些村民的貪欲無明。十年來，我們一直想買下後山坡地，廣加利用，無奈地主利字當頭，藉機哄抬地價，使得一樁好事始終無法成就。雖然如此，對於人性，我還是永不灰心；對於佛道，我更是永不退心！
為寓教於樂，我總在設施上用心，但也免不了有失算的時候。例如：我曾邀請名家以佛教歷史故事為題材，在佛光山設計了一座「歷史公園」，內有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略具規模，然而由於專家人員的問題，延宕至今，尚未完成。所幸以《觀無量壽經》為主題的淨土洞窟已建好，多年來發揮佛法教育的功能，實現了我的初願。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設淨土洞窟，而不建閻羅十殿，以便對醜陋的人心有所警示呢？」回想我自己一生中，曾被不少人誣陷欺騙，甚至幾致死地，可說歷經人世的悲苦黑暗，但是我非但沒有被打倒，反而以失敗為力量，重新站起；以失敗為借鏡，幫助他人。極樂世界的淨土風光、九品上生，正能從這些積極面去喚醒人性的光輝，我們又何必將地獄的恐怖呈現出來呢？
在此奉告大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容或有許多失敗的紀錄，但是最後能擊敗我們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每一個人都能從失敗中成功。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三月)
未來比現在更好
一九四九年元月，我來到台灣，看到當地社會經濟蕭條，生活落後，與我過去生長的南京、上海的繁榮景象比起來，可說有著天壤之別。佛教方面，臺灣的寺院崇尚拜拜，既沒有大陸叢林的宏偉規模，又沒有續佛慧命的文教事業，而神壇廟觀充斥，其中許多都打著佛教的旗號來行斂財之實，凡此都使得佛教淪為迷信之流，無法達到淨化人心的目地。感嘆之餘，我在《覺生月刊》上寫了一篇文章－－「回憶比現實美麗」，文中敘述大陸佛教事業建設、人才運用等種種情況，期能喚起當地教界的覺醒，同時也以此自勉自勵。四十六年來，我以復興佛教為己志，未嘗稍怠，如今臺灣的佛教十分盛行，社會的經濟也越來越繁榮，但是我並不因此自滿，依舊夙夜匪懈地策劃未來，希望未來的一切都能比現在更加美好。
三、四十年前的臺灣，佛教徒多以誦經拜懺為主，對於佛法中因緣果報等教義並沒有真正的認識，當時的寺院多將佛經典籍束之高閣，一般人不易接觸，市面上印行的佛書，多以課誦本或一些非佛法的善書，即便偶見《金剛經》、《彌陀經》等，也都是古本製版流通，內容艱澀，印刷粗糙，真正能讓人瞭解佛法的讀物真是少之又少。
有鑑於此，我嘗試用淺白平易的文字撰寫佛教小說、散文、傳記、詩歌，在報章雜誌刊登，在廣播電臺發表；我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簡明易懂的佛教叢書；我發起「每月印經會」，採新式標點符號，分段、分行，重新編印佛經；我編纂佛教雜誌，登載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文章，使佛法能深入人心……，凡此都獲得了大眾良好的反應，連平日視佛教為迷信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予以認同。
為了提昇佛教文化的層次，我繼續往前邁進，創設佛光出版社，以生動的文字將佛教的智慧流通於世；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以現代化的方式讓大眾易於接受佛經；舉辦贈書活動，將優良的佛教圖書捐給機關學校，使整個社會都能受到書香的薰陶；鼓勵演藝人士從事佛教電影的製作，以悲智願行的典範寓教於樂；指導老師們研究佛經裡的教育方法，用方便巧思啟發學生的心靈。目前，我仍然不斷地著書立說，將自己體驗的佛法公諸大眾，並且繼佛光山、西來寺、澳洲的佛教寶藏館之後，又於各處設立展覽館、美術館，以精美的文物展現佛教歷史的源遠流長，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
臺灣佛教從乏人問津到熱烈澎湃，佛教典籍文物的通俗化、文藝化可說居功最大。將來，我們還可以從事長程的規劃，重新結集三藏，將漢文三藏經典整理簡化，添加南傳經典和現代著作，修正與原意大有出入的佛書，補入新發現的古人作品，舉凡相關的漫畫、攝影、雕刻、建築、圖表、梵唄聖樂的曲譜、護教辯難的論文、法制規章程序等，均納入其中，並且重新歸納分類，電腦存檔編印，成為國際共遵的三藏經典，讓佛法從山林寺院走入社會學校，從出家弟子到達在家信眾。
此外，我們可以擬定方針，大力提倡佛教優良讀物，獎掖佛教音樂創作；分門別類，出版佛教專書；運用視聽科技，將佛經講座、梵唄音樂、佛教卡通、佛法典籍、佛教劇本、佛教故事製作成錄影帶、錄音帶、光碟片；成立佛教資料社，將佛教人事、數字考據等資料建檔，為歷史留下見證；興辦佛教通訊社，對外發佈佛教每天的大事、活動、佛教對政經的觀點、佛教對生權的維護、佛教對和平的看法、佛教對輿論的督促；設立佛教電臺、電視臺，二六時中，出和雅音……，讓社會大眾的眼見耳聞都能夠浸潤在佛教的世界裡，相信未來的社會一定比現在更安和樂利。
五十年前在大陸各地叢林參學時，我就深深地感到：過去佛教寺院以租佃收入與法會油香添補經濟來源的不足，隨著時移世遷，社會型態逐漸改變，佛教的財源也應有所更易，更何況普濟群生是每一位佛子應有的責任，所以興辦佛化事業才是佛教的慧命所在。十年後在臺灣，這份心願逐漸達成。
四十年來，我為教界造就人才，辦理養老院、育幼院、托兒所、幼稚園、圖書館、出版社、雜誌、學校、講堂、醫院……，佛教事業的大眾化不但帶動了佛教的發展，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讓佛教事業更加普及化，鼓勵信徒經營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農場、林園、工廠、銀行、報社、電視、電臺、購物中心、超級市場、信託保險、旅遊事業……，佛教界可以辦理青年助學貸款、工商企業融資、退休養老基金、急難扶持會……，成立職業輔導訓練中心、婦女求職中心、電話法語中心、佛法諮詢中心、大專青年活動中心、老人長青苑、收容所……，鼓勵佛子們充實六度四攝的修養，擔任教授、講師、律師、醫師、護士、幼教師、教誨師、佈教師、工程師、美術師、音樂師……，組織佛教體育隊伍、佛教音樂團體、提拔佛教藝術人才，舉辦佛教巡迴展覽，以正當娛樂來化導眾生。
佛教本著慈悲濟世的胸懷，以普及化的佛化事業教眾養眾，相信整個國家必定會更加富強康樂。
佛法的教化由文字到圖樣，由靜態到動態，無非都是度生的方便，然而佛法不是一種知識，必需要靠修行才能有所體證，只可惜過去的佛教太過重視出世的思想，佛弟子一入門，所接受的就是苦行禁欲、了生脫死的教義，法師也鼓勵信徒捨棄世間，入山清修，不但埋沒了佛教的人間性，也使得整個佛教與社會脫節。
因此，我提倡每日課誦生活化，依據自己的環境，將修持納入生活作息當中；我主張戒律規範人間化，鼓勵信徒實踐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的修持，樹立饒益眾生、福利世間的風範；我贊成舉辦經常性的念佛會、禪坐會、報恩會、法座會、八關齋戒會等，讓紅塵眾生藉此蕩滌塵慮；我也歡喜舉辦大型的禪淨密三修法會、掃街植樹運動、親子遊樂活動……，歡迎信徒全家參加，共享法喜；我在佛光山及各道場設立修持中心，提供良好的修行環境，我發起朝山參訪團，啟發信眾清淨道心。
經過多年來的努力，佛法已在臺灣民眾心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首長們均公開讚揚佛法的周遍圓融。舉凡佛像開光、佛化婚禮、新居灑淨、破土典禮、開工儀式、公司開幕、落成大典等，民眾們也都喜歡邀請法師前往加持祈福，冀望日後每個人從生到死，從小兒彌月到成年禮儀，從公僕選舉到宣誓就職，從年節慶典到家庭聚會，都能藉著佛教儀式來淨化身心，那麼舉國上下必然一片和諧，社會到處一定安詳和樂。
近幾年來，國際佛光會舉辦的淨化人心七誡運動，不但引起法務部的重視，機關學校也紛紛熱心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行的世界佛學會考，吸引百萬人共襄盛舉；佛光山叢林學院主演的梵音海潮音音樂會，屢次造成座無虛席的盛況；佛光山舉辦的短期出家修道會、在家戒會、教師夏令營、大專青年學佛營，也成為大眾每年矚目的焦點。修持實踐的人間化儼然是今天佛教的趨勢，日後我們還要朝著統一化的目標前進，因為各門各派的修持方法分岐太大，各宗各寺的禮儀程序差異太多，不但佛門信眾莫衷一是，也容易導致邪魔外道乘虛而入。所以，今後的佛教，早晚課誦內容應該統一，生活規範應該統一，禪淨懺儀軌則應該統一，婚喪喜慶儀式應該統一，乃至殿堂供奉的本尊應該統一，印刷發行的經書應該統一，稱謂頭銜的禮貌應該統一，僧俗層次的資格應該統一。
多年前，法學博士曾敏敏女士曾對我說：「我們在家信眾總是覺得了生脫死、成就佛道，是一件好渺茫，好遙遠的事情，我們只想知道自己如何能夠過得比別人更好一點，比世人更超逸一些，就很滿足了。」我聽了這番話，心中真是感觸良多。佛教之所以無法推展開來，化導群迷，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傳教者不能契理契機，而用出家人的標準來要求在家信眾，使得有心之士覺得佛道難成而心生畏懼，裹足不前。人間最重要的就是讓現在的生活過得更好，捨棄人間的生活，那裡還有佛道可求呢？捨棄現代的說理，那裡能使人心悅誠服呢？因此，我在說法時，總是鼓勵信眾淨財事業越多越好，禪悅法喜越妙越美，希望大家都能在佛法的引導下，擁有全面的人生，享有合理的經濟生活，正義的政治生活，服務的社會生活，淨化的感情生活。
弘法的內容固然需要順應人心，弘法的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所以，我們應該走入人群，到鄉間的廟口宣道，到國家的殿堂講經，到三軍陣營開示，到各級學校說法，到機器聲不斷的工廠佈教，到受刑人聚集的監獄指點迷津。我曾力排眾議，用音符樂曲來弘揚佛法，以聲光化電來敷演妙諦。我也改變傳統講經型態，有時採取座談方式，一齊研究討論；有時前往家庭普照，與信徒們接心；有時召開會議，大家報告心得；有時舉辦活動，彼此聯誼交流。
四十年前，我突破窠臼，在臺灣興建第一座講堂，灌製第一張梵唄唱片，設立第一所星期學校，發動第一次環島佈教。我在道場建築裡添設教室、會議室、簡報室、圖書館、視聽中心，將寺院學校化，使之成為「學佛」的場所，而不僅是「拜佛」的地方。我在聚會活動裡，增加開示說法，好讓與會者將實用的佛法帶回家庭，影響社會，達到淨化人心的目的。
剛開始，我以現代化的理念進行弘法工作時，真可謂滯礙難行，但是久而久之，當人們發現現代化使得佛教更加進步，讓眾生更能身受法益時，大家莫不起而效法，認可實踐。
弘法方式的現代化已經成為時勢所趨，未來我們還要邁向「國際化」的新里程碑。因為佛陀說法總是以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為對象，佛教的弘傳當然也不能侷限於一時一地為滿足。所以，我在佛光山開辦國際學部，培訓國際弘法人才；我創建國際佛光會，統籌世界各地的佛教資源，遍灑菩提種子於十方；我設立國際弘講師、檀講師制度，結合僧俗四眾的力量，在海內外廣宣妙諦；我發起佛教委託研究，獎勵世界有心之士探討佛教國際化的各種問題；我召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國際禪學會議，我補助中央大學召開文學會議，我支持一些美學研究，期使學術界也能互相交流；為了提倡佛教融和，我舉行世界顯密會議、國際僧伽講習會，增進世界各宗派之間的團結合作；如今我又開始籌劃國際佛教金剛會議、國際佛教婦女會議、國際佛教義工會議、國際佛教青年會議……，未來佛教的弘法若能走向國際化，必定能使眾生蒙福更多。
佛教「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觀，從過去、現在，一直貫穿到未來；彌勒三經裡也勾畫出未來人間淨土的藍圖，可見佛教對於未來時空的重視；而羅漢的四向四果，菩薩的五十二階位，更說明了佛教對於生涯規劃的倡導。經云：「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四十六年來的努力已經使佛教在國內開花結果，如今我們必須站穩腳跟，在現階段的通俗化、大眾化、人間化、現代化上精進不懈，放眼未來，著力於佛法的文藝化、制度的統一化、事業的普及化、弘法的國際化，相信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更加美好。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六月)
有理想，才有實踐
在棲霞山出家的少年時期，師父志開上人恐怕我不懂發展未來，有一天特別找我過去，說道：「理想是現實之因，現實是理想之果，你要有理想，才能實踐你的世界……。」我將這段話深記腦海之中，多年後的今天，憶及往事，深深感到這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回想童年時什麼都不懂，但當我見到莊嚴宏偉的佛寺道場，及長袍飄逸的出家僧眾時，心中便生起將來要出家當和尚的念頭，不料這一念後來竟成為事實，如今想來，真是印證了「有理想，才有實踐」的道理。
出家之後，受了幾年關閉式的叢林教育，有一天居然異想天開，在日記上寫著「佛教需要文藝化，佛教需要電影化，佛教需要人間化，佛教需要國際化」，日後當我「實踐」稍有成績的時候，才恍然覺悟到：這一切的一切雖然在當初只是小小的一念，卻在自己未來的一生當中，成為「理想」的果實。
為了「實踐」佛教文藝化的理想，我從青少年時期即開始在紙上塗鴉，記得第一篇作品是〈鈔票的話〉，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念頭投稿，沒想到竟然被江蘇省在鎮江發行的《新江蘇報》錄用，後來我又接二連三寫了許多小品、新詩寄到《新江蘇報》，也都獲得錄用刊載，這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種無上的鼓舞。
及至弱冠來臺，雖然當時食不裹腹，依然自我勉勵，陸續以淺顯的白話撰文寫稿，《無聲息的歌唱》就是在生活最艱困的時候，為向大眾介紹佛教法器寫下的隻紙片字結集所成的書籍。我不但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如「茶花再開的時候」、「真正皈依處」……，佛教童話故事「星君仙女下凡塵」……，刊登在《人生》、《覺生》等佛教雜誌之外，又嘗試撰寫長篇小說《玉琳國師》，沒想到初試啼聲，即蒙受讀者歡迎，後來多次改編成劇本，錄製成廣播劇，在電臺播放，拍攝成電影，在劇院演出。其中以數年前勾峰先生改編製作的連續劇「再世情緣」，最為轟動，連海外地區都爭相播放。
也因為當初這一念「佛教文藝化」的「理想」，我不知結交了多少文藝界的朋友。像郭嗣汾先生就是我四十年來的文藝老友。為了推動「佛教文藝化」的理念，我曾邀請他編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菩提樹下的兒女」，廣受好評。在我主編的佛教刊物中，也發表了許多像＊?弦的新詩、公孫嬿的散文等當代名家的大作。
此外，著名文學家何凡、林海音夫婦也曾多次與我聚餐座談，而後來的一些作家像應未遲、端木野、陸震廷、姚家彥等人，一直到佛光山開建以後，仍經常與我往來會談，女作家協會會長劉枋女士尤其喜歡佛光山清幽的環境，曾經來此長住。天主教徒郭晉秀女士等一群女作家則組織合唱團，經常在佛光山重要的集會中獻唱。去年我赴美弘法時，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黃美芝率領作家多人，也專程前來邀請我擔任該會顧問。當初「佛教文藝化」的這小小一念卻讓我與海內外文壇人士廣結善緣，實是始料未及之事。
過去在大陸時，由於雅好文藝著作，因此胡適之、林語堂、巴金、魯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從文、許地山等人的諸多作品，我可說是無所不看，至於歐美翻譯名著如《戰爭與和平》、《少年維特的煩惱》、《老人與海》、《浮士德》等，我也多所涉獵。及至來臺，像謝冰瑩、瓊瑤、高揚、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說，無論是古典的，現代的，我都一一拜讀，作為忙裡偷閑的一點娛樂，甚至像武俠小說家臥龍生等人，後來與我還成為朋友。我發覺：與他們無論是神交也好，是對話也罷，無形中都增廣了自己的知識見聞，甚至與經義相證，趣味盎然，對於開拓思惟，遣辭用字，助益甚多。
我努力提倡「佛教文藝化」，其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因閱讀文藝作品，而在八識田中種下菩提種子。但有些人不明此理，批評我太過重視文藝。回溯歷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濤、懷素、曼殊等出家僧眾，雖然在藝術上具有偉大的成就，卻不能列入正統佛教史中，誠為可惜！
其實，胡適之曾稱讚《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華嚴經》是儒林外史式的小說，其他如《大寶積經》、《百喻經》等，是辭句優美的散文，《本生譚》則有類現代的文藝小說，凡此雖是佛法，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藝術。
此外，從佛教弘傳的歷史來看，長行式的散文、重頌式的詩歌、譬喻式的故事、論議式的雜文……，二千五百年來，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眾生。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維摩詰經》等圖案形式的變文，將佛教文學與藝術相互結合，穿越無垠的時空，也為人類留下了不朽的貢獻。古德云：「高山不辭土壤，大海不揀細流。」大家為何獨將文藝排除於佛法之外呢？
中國國民黨之所以能推翻滿清政府，締造中華民國，文宣上的努力，功不可沒；中國共產黨憑著一枝筆桿，橫掃千軍，勝過百萬雄兵。佛教講究智慧通達、勇猛精進，為何流傳至今，佛門釋子反而昧於事實，畫地自限呢？
為了光大聖教，我決定忠於「理想」，以「實踐」來證明一切，所以我接辦《覺世》，另創《普門》，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賞的文字，讓佛法走進家庭，深入社會，如今《覺世》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普門》是國內唯一月有盈餘的佛教雜誌，「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圖書包括中、英、日、韓等各國文字，多達四百種，並曾多次獲獎。凡此成果，不都源於當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嗎？
我生長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記得十歲左右，曾走上很長的路程，看了一齣抗戰宣傳默片，心中深受影響。及至出家之後，有聲電影問世，然而礙於封閉的叢林教育，無法見識到現代化的聲光化電，只有從報章雜誌上閱讀影評，心中對電影的嚮往日以復加，從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銀幕，將佛教電影化」的想法。
佛學院畢業後，我從宜興來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華戲院觀賞嚴俊和李麗華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現代有聲電影。後來，又看了林黛剛出道時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劇中小人物的苦難情形引發我心中的共鳴，電影的影響力又再一次地在我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雖說看電影與看書一樣，都是正當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歡看電影畢竟不能為人所諒解，所以我也自我約束，避免譏嫌。儘管如此，「藉電影弘揚佛法」的心願已深植八識田中。
來到臺灣以後，金國戲院所附設的製片廠表示有意將拙作《釋迦牟尼佛傳》拍成電影，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真是高興極了，自忖：多年來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尤其想到金國戲院的負責人是我在臺北的皈依弟子，那時的興奮實非筆墨足以形容。但電影上映之後，才發覺劇情根本與原著不符，遑論合乎佛法？但觀眾那裡曉得箇中原因，於是種種的抗議、恐嚇接踵而來，我首當其衝，遭到許多無妄之災。
後來又有人要將我的《玉琳國師》改編搬上銀幕，易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因為是臺語發音，當時我聽不懂，也無從了解它的好壞。
過了幾年之後，電視逐漸開始普及，電視製作人游娟、林登義等人又將此書改成連續劇，在臺視、華視播出時，又因劇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評。
雖然歷經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為「佛教電影化」雖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終生努力實踐的「理想」。像日本片「釋迦傳」、「鑑真大師」、「空海上人」，韓國片「等身佛」、「大鵬翅鳥」、「元曉大師傳」等，將佛教故事透過電影效果深入民間，可說是功德無量。國內的製片水準逐日提昇，應該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電影供大家觀賞，像《維摩詰經》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運用現代的科技效果，將大乘佛教活潑的內涵精神展現在銀幕上，必定會比京戲裡的「天女散花」還要精采。此外，若能以歷史性的手法拍攝「西遊記」，以正面的手法將玄奘大師橫度流沙，西行取經的艱辛困苦展現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觀眾心靈的共鳴。
多年來，我經常將心中的理念分享給電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還未見有人敢勇於一試。儘管當初心中的理想未能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但多年來的努力耕耘，長出一點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視為美景的前奏，我對於未來還是充滿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著力最多者，便是將「佛法通俗化」。十五歲時就讀的焦山佛學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稱，當時的老師皆是一時之選，不但佛學素養深厚，社會知識也異常豐富，講起國文、地理、歷史、生物……，都是旁徵博引，生動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課下來，我就能牢記其中的內容，那時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類似這種講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來臺灣時，雖然在佛學院仍沿用傳統的分科、表解來教導學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對大眾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線。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聽到一位信徒讚歎某人講經講得真好，但當別人問起講些什麼內容時，對方卻回答：「什麼都聽不懂，只知講得很玄很妙。」我聞言自忖：當初佛陀說法的用意本來就是為了利喜眾生，如果被後世的佛子講得讓人聽不懂，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看看當時的佛教界普遍以趕經懺為主，對於弘法卻不重視，遑論說法的內容與方式了。也因為如此，信徒們只知道拜拜、吃素，卻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覺覺他。因此，我更決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來弘揚妙諦，設法將現代人的生活點滴和佛法印證融和。
我發覺：將佛法真理講得讓人聽不懂很容易，讓人能了解其中的奧義卻是十分地困難。儘管如此，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願意比別人花費更多的心思來準備教材，甚至省吃儉用，購買弘法道具，從黑板到幻燈片，從投影機到電腦字幕，幾乎都可以說是開佛教的先例。
自民國一九六○年左右開始，二十年當中，我一口氣主持了數百場的佛學講座，從鄉村陋巷到國家殿堂，從大專院校到三軍軍營，從監獄到工廠，從難民營到體育館……。後來，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講演稿陸續結集成書，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應大家要求，分編為單行本，每年發行數百萬份以上。想當初僅憑一點小小的理想，經過努力地實踐，得到這麼一點點的成績，雖然不甚滿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師當年的勉勵了。
如今我雖已年屆七十，仍繼續以「通俗化」的方式到處說法，並且每天在華視、中視、臺視三家電視臺主持弘法節目，像「星雲禪話」、「星雲說偈」、「星雲說喻」、「星雲說」，都是藉著淺白的言辭來解釋繁瑣難懂的名相、典故、偈頌、義理。自播出以來，迴響不斷，其中有意欲輕生的少年感謝我讓他重獲新生，有貌合神離的夫婦感謝我挽回了他們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謝我讓他們一家重拾美滿的生活，有獨居失伴的老人感謝我給予他心靈的拄杖……，這一切都證明了「理想是因，實踐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虛大師遠赴歐美弘法，並且在各地倡導組織「世界佛學院」及「佛教友誼會」，但終以後繼無人、經費缺乏，而未能克盡其功。年少的我由報章雜誌中獲知此事時，雖已是走入歷史的陳年舊聞，但仍在心中引起無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國際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腦海，成為我永世奮鬥的目標。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國，隨著中國佛教會訪問團到東南亞國家訪問，由於擔任該團的秘書兼發言人，所以有很多機會和當地的政要或佛教團體的主要幹部談話，記得在馬來西亞，邱寶光居士和我初次見面時提到：在星、馬一帶有許許多多佛教青年不會說中國話，卻會說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曉英語的法師常在檳城弘法，一定會有更多的知識青年皈依佛教，最後他表示很希望臺灣的大德法師能前來領導他們學習大乘佛法。我聽了以後，感慨萬千，世間上有多少人渴望著法水的滋潤，而身為僧伽的我們卻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慚愧啊！
來到印度，尼赫魯總理接見我們時，說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國，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是我們佛子都應有的責任。」我心中為之一振，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願嗎？尼赫魯不愧為一國之元首，能勇於發此讜論。
一九七六年，美國兩百週年紀念，我組團赴美訪問，並視察當地佛教的發展，後來又多次應邀赴歐美等地弘法，我發覺藏傳、南傳、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於戰爭逃難，或隨著移民而登陸西方，雖有弘法熱忱，但大多缺乏國際宏觀，因此組織散漫，無法充份發揮整體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緣具足之下，我於美國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隨即籌建西來寺，作為國際弘法的第一個據點，其後更以此為基礎，相繼在美洲、歐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過頭來在日、韓、馬、菲等亞洲各地建設不下百座佛教道場及事業組織，以健全的僧團作為弘法利生的堅實後盾。
一九九二年開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為主，與佛光山各別分院並駕其驅，期能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藉著僧信合作，將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餘個協會，可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們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講經弘法，有的以文教度眾，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獻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說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說我法緣殊勝，其實什麼是宿因？什麼是法緣？當初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佛教國際化」的「理想」作為動能，就沒有陸續的「實踐」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這番成果了。
俗謂：「沒有天生的釋迦，沒有現成的彌勒。」佛道難成，但釋迦牟尼佛以利濟眾生為願力，就能夠在五濁惡世成就佛道；彌勒菩薩在燃燈佛時是一個貪著利養的人，但也憑著十大善願，在世間漸修善根，而於未來次第成佛。所以，佛門裡有一句話說：「願不虛發。」願，就是一種理想，「有理想，才有實踐」，兩者相輔相成，才有豐碩的收成。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