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
一九六七年，剛開闢佛光山時，一片刺竹荊棘，到處深壑崎嶇，可謂「地無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許多人見了都怯步搖頭。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裡看工程藍圖的時候，對身旁的心平說道：「看來開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說：「師父，記得您過去在宜蘭時，常常告訴我們：『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我願意跟隨您的腳步，突破一切難關。」心平不愧最早隨我出家，最能瞭解我的心意。
記得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渡海來臺時，朝野經濟蕭條，西方的耶教藉著雄厚的財力及美國政府的協助而深入各個城鎮，許多政商界人士跟著先總統蔣中正夫婦信奉耶穌教，一時之間，社會大眾皆以信奉耶教為尚，而當時的佛教則因神佛不分，不重義理的提倡，被知識分子譏為迷信之流。宜蘭偏處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難度，當我在一九五二年來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為不識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時，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這麼好的佛理，知識青年會不嚮往，我偏要如過去所願，向青年人弘法傳教，我要『向困難挑戰』！」於是一向羞澀的我鼓起「勇氣」，面對大眾，凡見到一個青年來到寺院，就為他端茶接待，並且耐心地和他講話，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心平，翌年他發心隨我學佛，四年後出家。
後來前來道場禮佛聽經的人日漸增多，記得當時有一位有「金嗓子」之稱的張姓女青年，高中剛畢業，只喜歡唱歌，一來寺院就向我抗議：「為什麼要拜佛？」我告訴她拜佛的意義，她聽了以後，竟然說：「我還是不喜歡拜佛。」我回答她：「那妳以後來就不要拜佛，坐著看別人拜佛就好了。」後來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說：「拜佛這麼好，那我以後也要拜佛，但為什麼要繞佛呢？……」聽完她一陣強辯之後，我對她講：「如妳所說，妳可以拜佛，不要繞佛，站在旁邊看大家繞佛就好了。」後來，她看著看著，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繞佛，覺得繞佛也很好，從此她常常來宜蘭念佛會聽經聞法，要求念佛繞佛，我就這樣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後，我成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她率先組織分會共襄盛舉，成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資聰穎的張姓女青年，在父親的命令下前來和我學佛，剛開始時她很不情願，每次來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會的磬魚響起，就在人群中混水摸魚地溜走，但我都佯裝不知道，每次她的父親問起她學佛的情況時，我也幫她掩飾。後來她上我的國文課，越上越有興趣，還拿日記給我批改，此後一路跟著我從北到南弘揚佛法、開山建寺，她就是現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師。
年輕的學佛者日漸增加，我帶著這批生力軍到各地去弘法。我們得付費拉電線、買燈泡，並且搬板凳、貼標語、製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開講以前，還巡迴大街小巷，一面敲鑼打鼓，一面高喊：「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我們用這種克難的方式，以宜蘭為中心，竟然將菩提種子撒播到臺灣各地。當時正值戒嚴時期，每次出外佈教，總要受到警察一次又一次地盤問、調查，甚至刁難阻止，佛教界就在這個時候因為時局艱難，而流失了不少從大陸來臺的僧侶，而我卻能堅持理想，所憑者無非就是一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
為了引起社會大眾對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誕節這天舉行迎佛活動，本來我們計劃從宜蘭市的南門遊行到北門，無奈戒嚴時期，聚眾遊行，乃法所不許，但為了增加信徒對佛誕節的認識，我們還是鼓起「挑戰的勇氣」，在雷音寺左右繞了幾圈，引起不少民眾圍觀。第二年，佛誕節即將來臨的時候，我明知「困難」重重，仍然鍥而不捨地籌備活動，此時適逢西藏的達賴喇嘛出走印度，遂藉其影響，號召宜蘭各界人士參加。那時宜蘭小城只有八萬人口，但那天遊行時居然來了五萬人以上，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自此以後，佛教開始打入民心。
一九七五年，第一屆華僧大會在臺灣召開，當來自各地的華僧到達高雄火車站時，我鼓動信徒前往熱烈迎接，原本擬以歡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會，遽知來了幾萬人，因事出突然，我只得靈機應變，「向困難挑戰」。當大批人車走出火車站的大道時，我自告奮勇，高喊一聲：「跟我走！」隨即拿著教旗在前面闊步領隊，只見一路上所有紅燈都變成綠燈，整個隊伍如入無人之地，浩浩蕩蕩地通過街衢大道，震動了整個高雄市，第二天成為《臺灣新聞報》的頭版消息。在當年佛教徒備受壓抑的時代，這次揚眉吐氣的成果，發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於這個因緣，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會議」在臺灣召開時，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參訪，這本不在中國佛教會的預定行事之內，但礙於眾議難違，乃安排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的行程。按理說，這短短的兩小時包括巡禮及吃飯，是怎樣也不足夠的，但我不為「困難」所挫，那天，我們將來自世界各地的五百餘名僧伽接來佛光山，前一個鐘頭，分成二十隊，由嫻熟各種語言的出家弟子帶領他們參觀全山設施；後一個鐘頭，在朝山會館席開五十桌，每桌由兩個侍席給予親切的款待，使他們大感意外，咸認在此地感受到臺灣佛教蓬勃的朝氣。
年輕時讀到法顯、玄奘等諸位大師印度參學的壯舉，時生嚮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機會隨團走訪印度，時逢中、印沒有邦交，而大陸方面又因邊界問題和印度之間糾紛連連，在出發以前，就有很多人說印度人對中國人如何不友好，我們仍然克服溽暑，「排除萬難」，來到這佛教的祖國，以親善的態度贏得當地民眾寶貴的友誼，最後連印度總理尼赫魯也在百忙之中接見我們。這一次的訪問經驗之後，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年，我親自率領近二百人的弘法團朝禮印度聖蹟，是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朝聖團。當時，印度的觀光事業不發達，衛生條件也不好，在「困難重重」中，我們居然包了兩架專機，一架載人，一架除了運行李之外，裝滿了賑濟當地貧民及西藏難胞的糧食、衣物、毛毯，最難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當中，團員們個個都歡喜愉快，健康無病，讓當地導遊都嘖嘖稱奇。
經過這一次的帶團歷練，後來的幾次朝聖就不為難了。直到第七度，應北印山區拉達克佛教徒之請前往弘法，才感到最為艱辛困苦。記得我們爬上四千公尺、寸草不生的峻嶺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秉持著「向困難挑戰」的決心，我忍著頭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處訪問開示，主持皈依典禮。
一九九○年，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組織「國際佛光會」，短短六年之間，我走訪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個協會，會員近一百二十萬名，成為世界五大社團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斷腿骨，從手術後的第三天，便開始到各地佛光會弘法開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臟開刀之後，也在一個月以內，藉著走訪美加視察會務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洛磯山脈。凡此，都證明了「困難」並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正視「困難」，化解「困難」，視「困難」為人生進步的踏腳石，要有「向困難挑戰」的決心。
在推動佛教藝術方面，我也是憑著「向困難挑戰」的毅力開創新局。初到臺灣，看到許多青年男女閒時以歌唱自娛，不禁感嘆佛教過去雖然藉著優美的讚偈梵唄度化了許多信眾，但到了今日，因詞意難懂，樂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殊為可惜！於是我開始撰寫歌詞，卻苦於沒有韻文的素養，但憑一顆「不向困難屈服」的願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樹〉、〈快回歸佛陀座下〉、〈西方〉等許多首現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開先河，「組織佛教歌詠隊」，一向不喜歡歌唱的我，不但為隊員請老師、抬風琴、印樂譜、搬椅子，還要「勇」於承受保守人士的抨擊毀謗。四十年來，我們從鄉村唱到都市，從國父紀念館唱到國家音樂廳，從國內唱到國外，從錄音帶製作到牒片發行，佛教樂曲終於被大家所喜愛接受。回憶當初如無向困難挑戰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輕時我就立志為佛教設立一座寶藏館，同道們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異想天開，如今許多人見我在全世界擁有七個佛教寶藏館，都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三十多年來一點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實非筆墨可以形容。像節衣縮食，親自搬運，乃至因物品過重，差點兒弄到要鋸腳的命運，這些都還不算什麼，最困擾的是早年海峽兩岸互不往來，中國古物很難取得，我只得藉海外弘法之便，四處搜購。而臺灣在戒嚴時期，矯往過正的「白色恐怖」使得人心惶惶，我們即使到了國外，進到商家，還是戰戰兢兢，買到了手就趕快走掉，唯恐被有心之人看到，向政府密報說我們和大陸有往來，那時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到了海關也是飽受刁難，因為工作人員以為我們在跑單幫，不但翻箱倒篋，一一盤查，而且語帶譏諷，強行命令納稅，隨行的弟子常常勸我不要再如此冒險，但我還是堅持「要向困難挑戰」。多年以後的今天，回憶當年「勇氣」充沛，仍感自豪無比。
辦佛教雜誌弘揚佛法也是一連串「向困難挑戰」的奮鬥史，撇開寫作的艱辛不談，像《覺世》，從旬刊到雜誌，光是工作的地點就搬來搬去，從民間印刷廠到憲兵印刷廠，從臺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義西街，從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區的壽山寺，從大樹鄉佛光山的智度堂到東禪樓，到現在的如來殿。出版的方式則由報紙代印到郵局發行，從幾個人從事包裝到現在佛光山數百位學生幫忙套袋。記得一九六三年時的一場颱風下來，社址所在的三重市變成水鄉澤國，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連夜搶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幾次洪水氾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將資料檔案運送到較高的地面。今天《覺世》能夠擁有一九五七年創刊以來的合訂本，可說是全體工作人員「不畏困難」，得來不易的成就；每月發行四十萬份以上的雜誌，歷四十餘年，也可以傲視歷史，如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創辦佛教第一本綜合月刊──《普門》，在當年人力、物力、財力都很欠缺的情況下，又是一件「向困難挑戰」的創舉，我們憑著廣度眾生的信念，「勇度難關」。近十年來，臺灣的雜誌社有如雨後春筍一般林立各地，為了吸引讀者，充實內容，我作不請之友，在忙碌之餘，發心為普門提供「日記」，這一記就記了八年歲月。後來又增闢「百語」專欄，一寫又寫了六載。過去我剛來臺灣的時候，曾經就著草地、縫紉機或撿來的木板上寫作度眾，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為了及時提供《普門》的文稿，汽車、飛機的座位、講經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書房。
弘法度眾的艱辛還不足道，開山建寺才是無比「困難」，像五層樓的壽山寺正好位於要塞司令部的隔壁，軍方以妨礙軍事目標為由，多次下達拆除的命令，但由於我「勇敢」地據理力爭，終於說服他們，在當年軍令如山的臺灣，可說是稀有所聞。佛光山則深溝連連，光是搬運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難，而這裡土質又奇差無比，遇水鬆軟，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場雨下來，就被洪水沖垮。為了擋水，我經常率領徒眾冒著狂風暴雨，搬沙包，運石頭，甚至連自己的棉被都拿出來應急。一九七七年，初創普門中學時，正逢颱風來襲，不但吹來的焚風，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過境之後豪雨不斷，處處成災。普門中學生活大樓坍塌了，我們一面冒雨搶救，一面為新生辦理報到。
數年後，又一場颱風，高雄縣多處成了水鄉澤國，普門中學的山壁也被洪水沖倒，我們一面自力救濟，一面因應李登輝總統的點名徵召，為臺灣災區籌募賑濟款項。所謂「自助人助」，「利人利己」，承蒙第八軍團的工兵來幫我們整理災區，修補圍牆達數月之久，讓學生得以安心上課。
隨著來佛光山的信眾日增，相繼興建的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已不敷使用。數年前，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飯的大樓，我再度「向困難挑戰」，在經濟拮据，施工不易的情況下動工，光是奠基時，打到地下的木樁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雲居樓」終於完工，計有三萬六千公尺建坪，一、二樓沒有一根樑柱，上面還有四層樓，人稱「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場因位於臺灣北端山區，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經費龐大不說，當地的悍民想盡辦法削切山路、阻斷交通才是最為棘手的事情。後來在慧傳和慧義的建議下，決定另闢道路，東借西補地湊了五千萬元的工程費用，總算一勞永逸，解決行車的困難。有一天，擔任北海道場監寺的慧傳載我上山時，指著那條路對我說：「您看！北海道場多麼雄偉壯觀！」我笑著回答：「我一路上沒有看到你們開闢的道路，我只有看到萬分困難下付出的鈔票！」
所謂「人心難測」，到處皆然，我在花蓮建道場，當地一位具有背景的人控告我們非法建納骨塔，多虧政府人員明察秋毫，來到寺院詳細盤問，並且拿著米達尺，一分一釐都測量得清清楚楚，證明與建築執照符合，而在該寺擔任住持的滿泉也具有「勇於面對困難」的性格，在法庭上不亢不卑，對答如流，佛光山才免除一場無妄之災。
日前《聯合報》副刊描寫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先生在該校奮鬥的甘苦歷程，其中述說他在柏克萊大學初執教鞭時，因為是東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絕。讀到這一段時，我心裡有一種戚戚焉的感覺，因為我在歐美購屋建寺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往往找了一年半載都徒勞無獲，像現在巴黎道場原是一座廢棄的倉庫，還是幾經尋覓，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來大學的校址也是輾轉周折之後才得到手。海外開山之艱辛，可見一斑。幸好我的許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難挑戰」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輟。例如：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磯建西來寺的時候，美國政府抱持質疑態度，偏偏又逢度輪法師暗中誣告，使得申請建寺的過程備加艱辛，幸虧慈莊、依航「不向困難低頭」，每天冒著寒風一家家拜訪，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多次協調會，最後連耶穌教徒都說：我們的家庭需要西來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說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國政府終於核准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國家菲律賓時，屢逢兵變、地震、風災、水澇，但他不畏艱難危險，每天都到菜市場去度化信徒，許多貧窮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風的教育，當地人對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對他刮目相看。今年(一九九七年)二月，他應岷侖洛教區副主教拉米瑞玆神父的邀請，率領佛光山馬尼拉講堂的僧信二眾前往有四百年悠久歷史的王彬岷侖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禱菲國新年平安，社會安寧。
數年以前，我們一行數人初抵加拿大多倫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將去飛機場的時候，我只好在路邊停車，把依宏放下，告訴他：「你自己想辦法吧！」他不負所望，儘管遇到諸多「困難」，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藉著在當地所學的英語及廣東話廣招來者，建寺度眾，而且還將弘法的腳步拓展到北極地區。
所謂「師資相承」，「克紹箕裘」，千百年來，佛教徒就在相繼不斷的接力當中完成許多宏偉的事業，也延續了聖教的長遠命脈。像棲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孫三代相繼不斷的成果；敦煌石刻則是從前秦時期沙門樂樽試鑿開始，歷時千餘年所完成的鉅擘，我們在追思驚歎之餘，對於前賢「向困難挑戰」的遺風，能不勤行效法？民初的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因出資者羅迦陵女士堅持學生(裡面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將大學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來，禮拜一下很容易，易址遷校卻非常困難，但月霞法師為維護佛制，不惜一切，「向困難挑戰」。古德仁風，實令人不勝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為上求菩提，下化眾生，歷經萬死千生，累劫精進，終於成就佛道，廣度有情，更說明了「挑戰困難」所憑藉者，並非自私鬥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難」並不可畏，它正是內在慈悲、智慧、信心、願力、精神、志節最好的試金石。「向困難挑戰」，其實是在向自己挑戰，能一鼓作氣，通過考驗，我們的人生才能從突破創新中獲得無限的意義。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永不退票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辦「百萬傳燈徵文比賽」，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江閱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獲得社會組首獎，文中敘述他閱讀《傳燈》後，對於我一生忠於承諾，永不退票的性格有著深切的感想。當天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頒獎典禮中宣布此事時，昔日點滴一幕幕襲上心頭。的確，我這一生為了實踐承諾，很少有退票的記錄。
一九三八年，年僅十二歲的我陪著母親沿著江浙一帶，尋找在戰火中失去連絡的父親。經過棲霞山時，一位知客師問我是否想出家，我隨便答了一句：「好啊！」志開上人那時擔任棲霞山寺監院，聽聞此事，便立刻囑人找我前去，說道：「小朋友，聽說你想出家，就拜我作師父吧！」母親起初不肯，但是為了信守承諾，「不可退票」，我告訴母親：「我已經答應他們了。」經不起我再三的請求，母親只好噙淚默許，獨自離去。從此出家近六十年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忠於自己的諾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中共渡江南下，南京、上海岌岌可危，尤其撤退的傷兵充斥京滬一帶，鐵路兩旁屍骸遍野，當時聚集在南京華藏寺的同學們倡導組織「僧侶救護隊」，計劃跟隨國民政府前來臺灣，其他地方的僧青年也紛紛響應。一時之間，風起雲湧，起初我只是靜觀樂成，尚未十分積極投入，但是後來當大家都打算退出時，我挺身發言：「我們絕不可以中途毀信於參與的青年朋友……。」遂自告奮勇擔任領隊。本來浩浩蕩蕩一行人達百人以上，路經上海時，退心離隊者四十多人，船到基隆時，又走失三十餘人，最後只剩下四十人左右，已無法成隊，大家商量之後，決定各奔西東。如今想來，若非當時秉持「不可退票」這一念領隊來臺，怎麼會發展出以後的一片天地呢？
來到臺灣以後，我曾經掛單中壢、新竹、臺北等地寺院，因事務不定，所以無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間，李決和、林松年、馬騰等宜蘭人氏邀請我至宜蘭雷音寺駐錫弘法，我欣然允諾。記得那時寺裡住了三家軍眷，丹墀上掛滿了晾曬的衣物，兒童們穿梭其中嬉戲遊玩，院落裡也堆滿了雜物，每次上廁所時，還得移開門口的煤球爐才能進去。總之，周遭的環境根本就不像個道場，但自忖：既已承諾別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來。四十餘年來，雷音寺已經三次翻修，不復當年窘態，而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雖然雲遊行腳，走遍世界，但我對宜蘭的一句承諾，至今尚未退票。
宜蘭地處一隅，民風保守，初來此地弘法，難免遭遇一些阻難，但我從不灰心，相繼成立國文補習班、青年會、學生會、歌詠隊，將學佛風氣帶動起來，所幸大部份鄉民都十分純樸可度，當地青年的熱情誠懇，尤其讓人感動，我更加覺得自己當初信守承諾，「永不退票」是正確的抉擇。所以，雖然那時嘉義天龍寺、高雄佛教堂、雲林虎尾寺、苗栗法雲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紛紛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於對宜蘭鄉親「不能輕易退票」的原則，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經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無可旁貸的責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條件，則效果必定不彰。有識於此，青少年時期我就立志將來要興辦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協助高雄信徒完成壽山寺的建設之後，發現此處雖地方不大，但因為是高樓建築，可用空間甚多，乃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當我正興致勃勃地擬定招生計劃時，一位重要的信徒前來阻止，他告訴我：「辦佛學院將來會沒有飯吃。我坦白告訴你，如果你辦佛學院，我們是不會支持你的。」
辦佛學院誠然所費不貲，又無立竿見影之效，很難獲得大眾的支持，但既然有機會能實現當初的心願，豈能半途對自己的承諾「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您可以不護持這件事，但是不能阻礙這項功德。」一轉眼，佛學院至今已歷時三十餘載，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歷史最為悠久、畢業學生最為眾多，著稱於臺灣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週再專程到臺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週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託，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臺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歷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臺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臺北發展，只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臺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薰修；後來遷至松江路，易名為「臺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松山火車站旁增闢「臺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
一九六三年，我曾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赴馬來西亞弘法，數年後，我開建佛光山，這時新加坡福海禪苑住持宏宗法師回臺灣湖口探親，在與我見面閒聊時提及：當時臺灣有很多寺院都向星馬一帶化緣，而他自己就已經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緣簿。我聽了以後，當下告訴自己：我開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星、馬一帶的信徒化緣，而且將來如果自己沒有力量布施，絕對不踏上星、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時，佛光山首次組織弘法團至馬來西亞時，檳城信眾分四路排班列隊，跪拜供養，歷經數小時，計收到十七萬馬幣，我立刻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以示兌現心中諾言，「不為自己退票」。十餘年來，我在星馬弘法所得一切紅包嚫錢，也都悉數資助當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為與佛光山有特別的因緣之外，開山三十年來，我未曾向星、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禮法師邀我前往法國弘法，當時一位黃老太太皈依之後，要求我到巴黎建寺，當時我隨口說：「好。」回到臺灣後，黃老太太與其女婿鐘勝利前來再度懇請。為了對承諾「不退票」，佛光山在經濟萬分拮据之際，由其介紹，在巴黎買下一座古堡，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道場。一九九六年十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古堡道場成為大家流連忘返的據點。看到會員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憶起首度前往探勘時，氣溫僅有零下兩度，我們師徒數人在雪花飄飄中，巡視四周田園風光，隨即促膝於古堡一角的火爐旁，暢談未來，直到天明。至今想來，仍然感到溫馨無比，意猶未盡。
自建道場，固然需費甚鉅，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時費力，困難重重，我向來不喜與人紛爭，所以不願接辦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對別人的承諾「不退票」，而與一些寺院結下不解之緣，例如：嘉義圓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賣的寺院，為不忍佛門聖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紹之下，於即將拍賣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義稅捐處情商拍賣延期。幸好當時稅捐處處長魏建言先生是慈惠過去未出家前在宜蘭的同事，因此願意寬限半個月，讓我們得以籌得四百萬元贖回廟產。但是接手之後，才發現寺內還有住家、工廠，為了對林居士的好意實踐「不退票」的承諾，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萬元搬遷費，才保住這個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進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將臺南福國寺獻給佛光山管理。本來我未曾動心，但五、六年來見其誠意殷殷，便允諾接納，並請心定前往接洽，才發現寺方負債數百萬元。我聽到心定的報告，真是左右為難，因為在經濟上，佛光山那裡有這些能力，但是因為自己已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答應接受，為維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萬分無奈地張羅還債事宜。
類似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但是我都咬緊牙關，一一承擔下來。堅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點虧，但在無形中也長養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愛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損失就不足為道了。
十餘年前，「臺南加工出口區」請我作一場講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無法排出行程。」對方表示講座可排在次年，我一來感其誠懇，二來覺得日期還早，便隨口承諾。時間如白駒過夕，一年一眨眼就過去了，約期迫在眉睫，而當時我在洛杉磯舉行西來寺籌建會議，正討論到緊要的地方，儘管許多徒眾勸我打電話請主辦單位將演講改期或推辭，但我力排眾議，堅決「不可退票」。因此為了這一場兩個小時的講演，我從洛杉磯飛往臺灣講演後，第二天即刻趕回美國，連同候機、逗留、坐車，為了兩小時的演講，總計我花了六十小時。雖然如此，至今仍為自己在萬難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紀錄，未曾耽己誤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斷腿骨，於榮民總醫院開刀出院後的第三天，因為想起兩個月前曾答應彰化西方佛光分會的邀請，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學講座暨皈依典禮，遂穿戴整齊，囑人準備車子。雖然主辦單位表示可以延期，勸我休養，一旁照料的弟子們也爭著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終於說服大家。猶記得當時臺灣各種公共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我坐著輪椅，沿著漆黑顛簸的小徑，前往文開國小活動中心的講臺。當看到千名信眾已井然就座，那種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還好親自來此，雖然諸多不便，但總算沒有辜負信眾的期望。
九月七日，我又依約趕到臺北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為「中國文藝協會」主持講座，與會者見我到來，莫不動容流淚，整個會場籠罩在一片感人的氣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氣。
由於這兩次講演我都經歷輪椅上下講臺的困難，唯恐十月份在東京的講座太麻煩別人，因此去電東瀛，沒想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名記者吉田實先生及國會議員一再誠懇地表示願意作各種服務，所以我只有靦然赴會。十月二十八日，抵達日本國會大廈時，承蒙議員先生們不嫌棄我的不便，同心協力將我抬上講臺，使這次講座得以圓滿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為了紅磡體育館三天的佛學講座，我又飛往香港，其間又蒙中華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別的昇降機將我送上飛機。對於他們助成我「不退票」的心願，至今仍銘感五內。
一九九四年初，我對外宣布佛光大學將於一九九六年開學，但沒想到山坡地的開發困難無比，光是中興工程公司為此所訂的紙上計劃就有數公尺之高。後經內政部環保署、營建署及學者、專家等的評估，兩年之後，才核發雜項執照，准予開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開學，正是心急如焚的時候，獲悉嘉義某管理學院雖有建築執照及設校執照，但因內部問題叢生，無法進行下去，儘管必須撥款數億元才能成事，但為了履行開學的承諾，作一個「不退票」的人，我還是不顧一切困難，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總算在千萬人的期盼下，南華管理學院如期開學，承蒙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光臨致辭時，向大家說：這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的大學。而教育部的官員更是以驚訝的口吻告訴我：這種辦學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記得慈惠到教育部索取大學申請表格時，櫃臺的辦事人員還曾經好心地告訴他：「辦大學是一件相當辛苦，而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星雲大師做事向來『不退票』，萬一弄不好，將因此而破例，最好先仔細考慮清楚啊！」回首兩年來的辛勞，實非以筆墨能夠形容，不禁為自己信守承諾，「永不退票」的形象感到欣慰。
我這一生中為了「不退票」，不但總是在萬分驚險中度過分分秒秒，而且經常在時空軌道上疾奔，在身體勞累中硬挺。有一回，由於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須在同一天中午，主持臺北道場的演藝人員的素齋談禪及臺中東海道場的佛光緣書畫義賣記者會。兩地相隔兩百公里，在別人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雙方主辦者都不肯讓步。為了免除爭執，我只得和他們約定，上午十點半到臺中，中午一點半到臺北，撇開講話的時間不談，即以當時周日的路況而言，也是萬分困難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結果如時到達，讓大家皆大歡喜。
類似這樣的情況雖已歷經多次，但因為我向來秉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原則待人處事，所以不但樂於做種種努力挽回局面，還要反過來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眾：「沒有關係，既然訂了，就不要改了。」沒想到他們因而經常如法泡製，而我為了讓他們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過了半生。儘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為自己增添資本，也是在成就別人的好事，所以我還是無怨無悔的付出一切。
記憶中，不但已經訂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經買好的公車票、火車票、飛機票、船票，我也從來「不肯退票」，雖說經常為此面對許多困境，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因片面的理由而失信於人。古德說：「人言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豈不成了非人嗎？西哲曾說：「懊悔的果實最難吃。」的確，許多人做事經常懊悔，經常退票，結果一生都在遺憾中度過，其實懊悔無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實踐諾言，「永不退票」，負責到底，才能擁有一個圓滿的人生。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三月)
敢，很重要
一天夜裡，我在閱讀報章雜誌時，突然心有所感：同樣是血肉之軀，有些人雖然平凡低微，卻能成就豐功偉業，彪炳人寰；有些人儘管資源豐富，卻顯得千頭萬緒，一籌莫展。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敢，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像諸葛亮書生報國，他用空城計誘開敵軍，免除了一場殺戮，那種「敢」於面對千軍萬馬，臨危不亂，古今罕可匹敵，讓人敬佩不已。天文學家伽利略能不計毀譽，拼死不向神權低頭，那種「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蕩氣迴腸，無以名之！法顯大師以六十高齡，「敢」於西行取經達十餘年之久，去時路途艱險，鳥獸絕跡，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載，那種「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氣，可謂雷霆萬鈞，世間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斷臂護藏印經，那種為法捐軀，無怨無悔的志節，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於貧寒，長於亂世的我，之所以能對佛教對人間有一點兒作為，不也是因為在「敢」的趨使下，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嗎？「敢」，誠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歷經內憂外患，我就在那時誕生於中國內地的一個小鎮上，那裡土瘠民窮，資訊缺乏，但我幼小的心靈裡卻時時刻刻充滿了許多問題。外婆茹素拜佛，和藹可親，經常為人排難解紛，贏得大家的敬愛。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裡都會發出如海潮般的聲響，雖然鄉人都覺得這是一種有修為的表現，但年少的我卻滿腹懷疑。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肚子裡發出這種響聲對於了生脫死有什麼用呢？汽車、火車也都可以發出這種聲音啊！」她默然不語，陷入沉思。數年之後，談及此事時，她突然正色地對我說道：「將來我的後事只有託付給你了！」我想：與其說是因為我所問的問題讓她驚悟覺醒，不如說我從小「敢」於發問吧！
十歲那年，父親在戰亂中失去音訊，生死未卜，母親帶著我們兄姊四人，孤苦無依，遂生起變賣祖產另謀發展的念頭。哥哥生性老實，畏懼眾議，裹足不前；姊姊是女性，在傳統社會中沒有講話的餘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歲，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奮勇，無畏族人的激烈反對，陪著母親走了十幾華里的路，風塵僕僕地回到老家，毅然簽字賣地。由於這一念的「敢」作「敢」為，不但家庭經濟困境頓告解決，數十年後，鄉里中許多親友故舊由於坐擁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鬥，我的俗家則因為沒有恆產而倖免一劫，為眾人所羨慕。
十二歲出家學佛之後，儘管叢林教育禁錮森嚴，卻無法完全壓抑我「敢」想、「敢」說、「敢」做的個性。佛學院裡沒有體育課程，我提議無效，背地裡自製籃球架，被發現之後，差一點兒被記過受罰；全班拒交考卷抵制某位老師教學不佳，學校怪罪查辦，我一人前往代罪，險些被佛學院開除。因為「敢」，我比別人多吃了一些苦頭，但我寧可如此，也不願作一個少做少錯，沒有承擔的啞羊僧。
十九歲時，我提議舉辦「佛教古物展」，對於當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舉猶如石破天驚，沒想到能蒙校方允准。我一個青澀少年，雖沒有任何辦活動的經驗，卻如火如荼地規劃、聯絡、佈置、發動，竟然也吸引了數萬人潮來參觀，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貴文物。除了驚訝「敢」所引發的潛力之外，我更感謝師長們給予我成長的空間，讓我「敢」於發揮，「敢」於創作。我深深覺得：「敢」，是不劃地自限；「敢」，是勇於破繭而出。
我不但從小「敢」於向家族的壓力挑戰，「敢」於和陳腐的思想奮鬥，而且「敢」於出生入死，「敢」於見義勇為。抗日戰爭期間，烽火連天，老弱婦孺嚇得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我卻經常在槍林彈雨中收拾死屍，挖土掩埋安葬，並且救助傷兵，托人運回後方。聽說左鄰右舍沒有米糧，我不顧江水濤濤，槍聲四起，潛入運河，游到對岸，搬回幾天的柴米油鹽，解決大家的民生問題。看到母親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攜母尋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骨遍野，令人驚心動魄。鄉人都誇母親生了一個勇敢的孩子，其實，說來慚愧，我只不過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罷了。但這也說明了「敢，很重要！」「敢」，使我遇事果斷，臨危不亂。
二十一歲那年，我在鄉下一所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國共相爭，地方不寧。不但槍彈聲、嘶殺聲時有所聞，還要接受各路人馬不定時的搜查詢問，他們動不動就拿著槍抵著你的太陽穴，堵著你的後腦勺，要你坦白交代，要你忠於某一方，如果不「敢」面對現實，如何生存下去？大時代的災難在心版上留下堅忍不拔的印記，成為我日後最珍貴的資糧之一。
不久，我來到人文薈萃的南京，聯合同道響應改革佛教的新運動，撰文辦報，傳播新思想，弘揚新理念；走上街頭弘法佈教，以實際行動說明佛教跨出山門，擁抱社會的必要性；為寺院訂定新規矩，發展新作風，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當時的佛教界保守護短，將我們視為洪水猛獸，處處給予打壓、排拒，讓我們幾乎走投無路；甚至勾結地方土豪劣僧，對我們這群敢作敢為的僧青年施以恐嚇、威逼、私刑、棒打……，無所不用其極。想到經中說：「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亦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請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龍律師糾舉華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產，以警傚尤，而且結合憲兵、軍警的力量，打擊黑道橫行。過去老師一再告誡我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此時我不僅口說言詮，而是用身體來力行實踐，用生命來刻劃歷史。想到這裡，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喜，因為我在勇「敢」的層次上，有了一點進步；我在勇「敢」的體驗上，有了一點提昇。自忖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教為僧、為國為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無奈國勢不保，我抱著滿腔興教熱忱來到臺灣，想一展抱負，卻到處受阻。那時大家害怕「白色恐怖」，噤若寒蟬，除不顧性命危險，發起「搶救僧寶運動」的慈航法師，以及不惜違逆蔣宋美齡夫人，拒絕信奉耶教的孫張清揚女士等少數大德以外，許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認自己是三寶弟子，就是見風轉舵，改信耶教，在僧侶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易服變節。
「敢」的念頭在這個時候更形「重要」了。我抱定為教奉獻的決心，無畏警察單位的取締阻撓，仍然「敢」四處聚眾弘揚佛法，舉辦遊行慶祝佛誕佳節；我堅持宣揚真理的信念，不懼情治人員的逮捕盤問，依舊「敢」張貼海報迎接章嘉活佛來臺，撰寫文章廣招來者信仰佛教；甚至我「敢」拒絕政府人員要我們在寺內書寫「反共抗俄」標語，一派凜然地回答來者：「寺院在這裡，就已經說明一切了。」我「敢」和軍區周旋，要他們撤回藉故拆寺的成命。正信佛教就在「一敢，天下無難事」的情況下，突破了政治的防線，接觸到社會大眾。
但我不以此為足，因為佛教需要提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承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當時老人當權的教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我以杜絕後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負人，儘管沒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說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儘管自己沒有飯吃，我「敢」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儘管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我，我「敢」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儘管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種種想問難於我，我「敢」出面應對，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儘管沒有地方安單，我「敢」各地行化，宣揚妙諦；儘管身無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為我「敢」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
所以，「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氣，也是智慧……。「敢」的好處不勝枚舉，回想我這一生中有好幾個轉捩點，也都是在「敢」作「敢」為之下，化危為安，漸入佳境。首先，在十二歲時，我為了一個偶然的承諾，割愛辭親，出家學佛，步入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當年如此「敢」於下定決心，我的一生必定無法如此多采多姿。
接著是在二十三歲時，局勢變異，未曾踏出江蘇一步的我，竟「敢」冒著生命的危險，連夜奔走南京、常州之間，接應百餘位同道加入「僧侶救護隊」，坐火車，搭輪船，穿山越嶺，漂洋過海，來到舉目無親的臺灣。文化大革命時，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飛煙滅，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歿，如果不是因為我一念救人之慈，「敢」領隊來臺，恐怕也難逃劫數了。
到了臺灣，「僧侶救護隊」因故自動解散，我在中壢、新竹一帶流浪掛單，教書寫作，聽說宜蘭偏僻落後，沒有人願意去弘法，我那時連臺灣各地風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諾李決和居士的邀請，前往駐錫，沒想到在那裡度了許多佛教青年，為臺灣佛教開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當年畏難苟安，戀棧他處，或許沒有這麼多秉性淳良的常隨弟子，與我一起眾志成城，為教奉獻了。
開闢佛光山是第四個轉捩點。當時很多人看到這塊偏處一隅的荒山野地，紛紛卻步退心，我不為動搖。三十年來，「敢」和洪水颶風搏鬥，一次又一次重拾磚瓦，再建家園；「敢」在是非批評中生存度日，以事實瓦解有心人士的毀謗。在無錢無緣下，我培養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務大眾。其中，有許多弟子承繼了我「敢」作「敢」為的作風，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莊，手拎一只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設一百餘所道場；慈容，雖然生來一副瘦弱的身軀，卻「敢」周遊全球各國設立佛光會；依華，「敢」隻身到環境惡劣的印度留學，十年寒窗，學成歸國，促成佛教戒法再傳印度的殊勝因緣；慧禮，「敢」赴往「黑暗大陸」──非洲弘法佈教，感化無數黑人皈依三寶、出家學佛；依德，為了護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槍之中，奮不顧身，勇往直前；覺傳，在綁匪面前，「敢」滔滔講說佛法，絲毫無所畏懼……。「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業，也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敢」，不但涵養了個人的聖胎，也成就了萬千眾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從住持之職退居下來，破除臺灣佛教「萬年住持」的傳統，為教界作模範，為大眾立榜樣。退位之後的我天地更為寬闊，因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戰，以辛勤的耕耘來戰勝先天的不足；我「敢」邁開腳步，行人所未行之路。例如：我不會他國語文，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於焉發揚光大；我不曾學過組織企劃，但我「敢」創立國際佛光會，讓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現世落實；我沒有豐富的辦學經驗，但我「敢」辦大學，作育英才，像美國的西來大學曾獲優良大學的認可，嘉義的南華管理學院在接辦一年之內開學招生，創辦至今，時間雖短，卻也聲譽鵲起。去年進來的一百名學生當中，有二十七個學生將該校填為第一志願，有三十幾個學生將該校填為前十個志願，為臺灣教育史創下先例；我也不懂廣播、電視，但我「敢」創辦公益性質的「佛光衛星電視臺」，所有節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沒有廣告插播。
秉持諸佛菩薩「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精神來從事國際弘法、組織佛教教會、辦理高等教育、設立傳播事業，必須要有開闊的胸襟與遠大的視野，非「敢」無以成事。往後還有很長的日子需要大家齊心著力，如何才能延續佛教的千秋偉業？如何才能長養眾生的法身慧命？還是那句話：「敢，很重要！」
我們不但要「敢」於勇猛向前，「敢」於展開新局，也要「敢」於返觀自照，「敢」於除舊佈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閉山門，潛心靜修，就像任何一種重大的變革一樣，封山也需要有遠大的勇氣。在封山典禮即將結束時，全山法師以果「敢」的步伐踏入「靈山勝境」，山門隨之掩閉上鎖。我們立志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扎根，期待不久的將來能為社會作出更佳的貢獻。
徒眾常說我「行事膽大，遊走於懸崖邊緣」，其實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違背。記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的候選人在我說法時，站上講臺，硬要我將他介紹給大家，我當著他的面，直言告訴聽眾不要選他；掌管財務的職事因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糧作為建設之用，我嚴禁不准；中日斷交，我遠赴東瀛，向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爭取保留中國佛教會的席次；在臺灣戒嚴時期，我向政府官員建言應開放民意，包容異己；在訪問大陸期間，我向中共領導階層表示應恢復佛教道場；凡世界各地發生重大天災人禍，我發動信徒，捐輸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時，我竭盡所能，給予支助；國內畛域之見衝突日盛時，我在臺北道場舉行首次「二二八平正法會」，希望藉此喚起大家的覺醒，撫平歷史的悲劇，促進族群的和諧；臺灣重大刑案頻傳之際，我發起「慈悲愛心人運動」，培訓二千名慈悲愛心人，到大街小巷、學校機關、車站市場、公園廟口，向大眾宣導慈悲愛心，以實際的行動來帶動全民淨化自己，關懷社會。
一九九八年二月，為了光大佛教歡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讓世界各種傳承的僧伽齊聚一堂受持淨戒，讓南傳、藏傳國家失傳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國恢復起來。當大眾環繞正覺大塔經行時，我想到「大雄大力大無畏」的佛陀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棄既有的權位名利，向內心的無明煩惱挑戰，甚至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發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為了解民倒懸，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階級制度挑戰，四處宣揚「眾生皆有佛性」的理念，並且廣收徒眾，有教無類。在感動涕零之餘，我心中突然湧現深刻的體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爭強鬥勝，而是大願力的實踐，大慈悲的示現，大無私的奉獻，大格局的開展。
「敢，很重要！」真正的「敢」，能為大眾帶來幸福，能為社會帶來安康，能為世界帶來和平，能為人類帶來光明。在此呼籲我們的朝野能表彰真正「敢」作「敢」為的精神，同心協力，轉邪為正。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落實「敢」奉獻，「敢」承擔的理念，敬業樂群，克盡厥責。果能如此，我們的生命將更加光輝燦爛，我們的家園將更加美好溫馨。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六月)
以智慧來代替金錢
有一次，佛光山舉行徒眾財務講習會時，我問與會的大家：「你們知道佛光山處理財務有那些原則？請大家舉手發表。」在眾多的弟子當中，依諦一馬當先地舉手，他從位子上站起來說：「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師父您常說的『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確，我一生處理財務的原則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智慧來代替金錢」。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錢去莊嚴，但要用智慧去莊嚴世間。
過去有一句俗語：「有錢能使鬼推磨。」說明了一般人對金錢的看法，其實一個人不論富有到什麼程度，也無法永遠持有，佛經上說：「財物為五家所共有。」所謂的五家，就是指大火、大水、盜賊、貪官污吏及不肖子孫。這五者足以使我們的錢財銷毀殆盡，更何況金錢也不是萬能的。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奴隸，但是買不到人緣；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群眾，但是買不到人心；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魚肉，但是買不到食慾；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高樓大廈，但是買不到自在歡喜；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華衣美服，但是買不到氣質；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股票，但是買不到心滿意足；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床舖，但是買不到睡眠。最重要的是，再多的金錢買得到世間的物質，甚至書籍，但是買不到智慧，因此「智慧」才是人類最寶貴的資源。
像春秋戰國時代，說客遊走於燕、齊、韓、魏、秦、楚、趙各國之間，消弭了許多兵戎殘殺，就是因為他們擁有智慧的辯才；策士與君王一席話之後，往往位居極品，也是因為他們擁有智慧的頭腦；諸葛孔明雖然起於布衣，人力、物力、地利均不及曹操、孫權，但是因為他擁有智慧的策略，所以能夠與強權周旋，偏安蜀中，最後終能與魏、吳鼎足而立。所以歷朝以來，帝王善於傳世者，不但為太子物色智慧超群的老師，而且將他們的地位提昇在丞相之上；在各種兵法中，軍事家都是運用智慧，運籌於斗室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現代民主憲政所謂的「內閣」制度，也是因為當初是在一個小房子裡面決定國家的政策方針，所以有此名稱。「內閣」看起來不大，但智慧無邊，甚至牽一髮動全身，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經局勢。
此外，人類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不是金錢造就的，而是眾人「智慧」的結晶。像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讓知識的傳遞更進一步；瓦特發明蒸汽機，帶來了工業革命；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縮短了世界的距離；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更為宇宙的開發寫下劃時代的一頁。
兩千六百年前，佛教對智慧的修行就極為重視，並且稱最上乘的智慧為「般若」，一般的智慧有善有惡，但是「般若智慧」是純善無染的。經典中說「般若智慧」如目，能引導其他五度到達圓滿的彼岸；又說「般若智慧」是諸佛之母，因為十方諸佛皆由「般若智慧」而誕生。像文殊菩薩之所以位於菩薩之首，而且是七佛之師，就是因為他長於「般若智慧」；舍利弗之所以成為佛陀的首座弟子，而且被任命為第一位沙彌羅佥羅的剃度師父，也是因為他擁有「般若智慧」；妙慧童女能受到諸大菩薩的禮敬，也是因為他的「智慧」超凡，能言人所未能言，道人所未能道；龍樹之所以被尊為佛教八宗的共主，也是因為他的「智慧」過人，著書立說，破邪顯正。
我從小生長在農村貧苦的家庭裡，經常衣食不周，因此就想到要用「智慧來代替金錢」。例如夏天的時候，稀飯到隔日就有餿味，我學習鄉人用韭菜和在裡面，再煮一次，就可以消除怪味；剩下的菜餚，我也知道要放在清涼的地方，可以維持不壞，第二天還能再吃；即使是燒一根木柴，我總想到如何讓火維持久一點；寫一封信，我也是將用過的舊信封套反過來再用一次。
及至出家學佛，由於正處於兵連禍結的時代，民生困乏，寺院經濟更是拮据，僧侶們大都過著清貧的生活，襪子、鞋子的底破了，就拿厚紙板墊補；衣服破了一個洞，就將報紙糊成硬紙，代替布料縫成補丁。我就在那種環境之下，學會「廢物利用」的智慧。我在佛學院讀書的時候，曾經自己動手用樹枝木板釘成一個克難的籃球架，也經常將剩飯、剩菜煮成一鍋美味的炒飯，和同學們共享。因此，我經常很自豪地說：「即使是殘兵敗卒，我也要像韓信一樣，能調御成為勝利之師。」
如今我看到現代的人，也許是經濟發達，購物方便，需要什麼東西，總是一想到需要，就買現成的。我常想：如果有「代替」品，為什麼非要花錢呢？如同撰寫文章，重在表情達意，通順流暢，我不太計較文字的工整對仗，所以我批改文稿的時候，如果有意義相同，可以代替的字，即使文詞再美，我也不輕易為人更動。物品也是如此，重在實用大方，我不一定要用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像佛光山的佛像，並非金、銀、木、石的雕刻品，而是用水泥打造而成，但外相莊嚴肅穆，一樣能引發信徒的信心道念，因此來此朝拜的善男信女超過數千萬人以上。
我記得多年前走訪印度時，曾經看到一對雕工精美的大理石燈籠，價值十多萬臺幣，當時在佛光山擔任都監院院長的慈惠十分中意，建議我將它們買回去裝飾佛殿，我問她：「妳是怕佛光山沒有東西可以給小偷覬覦嗎？你當家當了那麼久，難道沒有感覺到全佛光山雖然殿堂那麼多，但是我從來都不掛念有人會興起歹念，你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原因呢？」慈惠恍然大悟，多年之後，他談及此事，向大家說道：我從這裡學會了善用因緣的「智慧」。一個善知因果的人，不但自己不種惡因，而且也會設想周到，不讓別人種下惡因，所以不會產生惡的果報。
我不但不花昂貴的代價來購買器具用品，甚至佛光山很多辦公桌椅都是從別人休業的公司行號裡搬回的舊貨，有些傢俱則是信徒淘汰更新而廢棄不用，我們撿回來使用至今。公家物品固然如此，私人用品也是一樣，即使是一雙筷子、一個碗也有生命，我也是反覆儘量使用，讓它的生命延長。甚至佛光山有上百億的建設經費，我也從沒有為自己買過一張辦公桌。我不是不會用錢，但是我就是不為自己花錢。當初佛光山初期的建設，沒有建築師，沒有辦公室，當然更沒有辦公桌，我和包工蕭頂順先生都是站在路上比手畫腳一番，一棟一棟的建築物就完成了。我做事的原則是：用「心」去成就一切，用「智慧」去成就一切，而不要用金錢去堆砌一切。
記得在開山之初，我也請了一名劉姓建築師幫我設計了一座寺院大樓的藍圖，當他將設計模型拿給我看的時候，眉飛色舞地說道：「這棟大樓的建築即使在一百年之後，還是很合乎時代潮流。」我當即告訴他：「一百年之後，我們都已經不在世間了，更何況寺院建築最重要的是莊嚴、實用，不在於式樣新潮。」因此，佛光山就沒有再請過建築師設計。
雖然沒有建築師設計，但佛光山的大雄寶殿外觀富麗堂皇，多少年來，不知贏得多少人讚美，連圓山大飯店後來要重新裝修時，蔣宋美齡女士都曾派人來向我們索取設計藍圖以為參考，其實大雄寶殿除了硬體建築以外，一張設計圖都沒有。像畫棟雕梁的色彩是台灣一位油漆匠的研究作品，而人人稱道圖案優美的天花板，不過是三夾板漆上油漆而已。所以，我們不一定要用金錢來做事，發揮我們的「智慧」，一樣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一天上午，我站在佛光山的門口，觀察到徒眾們一部車子、一部車子接二連三地開到城裡去辦事，我當時很訝異：為什麼大家不坐一部車子下山，如此一來，不是既可以辦事，又能夠節省能源嗎？雖然「佛佛道同，光光無礙」，但「千年暗室，一燈自明」，如果一燈能抵無盡燈，也未嘗不好。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佛教界還沒有人用汽車時，我為了弘法方便，買了一部九人座的「載卡多」，因為常識不夠，請工廠將它改裝成二十六人的座車，每次出門，我都招呼徒眾學生們一起上車，那種「皆大歡喜」的情景，至今想來，仍然覺得趣味無窮。所以我常常告示徒眾：節省是「智慧」，忍耐是「智慧」，善於處理是「智慧」，能將世間萬物提綱挈領，化繁為簡，運用自如，能為大眾所用，就是一種「智慧」。
現代人什麼物品不用了，即使出於愛惜的心態，將它們放在倉庫裡，我覺得也是一種浪費，因為一放進倉庫就不再聞問，再好的東西也等同廢物。所以我主張不設置倉庫，我認為只要你會運用，破銅爛鐵都能派上用場，所以基本上，世間上沒有廢物。如果自己不用，能讓他人使用，就是一種「智慧」的考驗了。
記得三、四十年前，我希望把靜態的佛教帶動起來，常常舉辦一些社教活動。有人批評我：「沒有錢，還辦什麼活動？」其實我辦活動，一切從簡，不但沒有花什麼錢，而且還有結餘。因為辦活動可以陶鑄思想，凝聚力量，這些價值都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所以我力排眾議，一次一次地辦下來，不但吸收了許多青年人學佛，而且培訓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幹部。我們同心協力，將佛教從宜蘭發展到臺灣各個角落，從國內發展到世界各個城市。近十年來，我們所辦的一些大型活動，如「回歸佛陀的時代」、「禪淨密三修法會」、「慈悲愛心列車活動」、「恭迎佛牙祈福法會」、「籌募佛光大學基金園遊會」，乃至每年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的大型佛學講座等等，動輒數以萬計的人前來參加，大家看到台上台下飛天躍舞，莊嚴堂皇，實際上除了很多義工前來幫忙外，許多道具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用碎布拼湊而成，甚至自己穿袍搭衣，莊嚴場面，無形中發揮了淨化人心的力量，凡此都肯定了金錢不是萬能的，唯有散播佛法的「智慧」，用慈悲融和大眾，才能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安和樂利。
在佛經中記載：一位善生長者得到了世間上最稀有的栴檀香木做的金色盒子，他立即向大眾宣布：「我要將這稀有的寶貝贈送給世間上最貧窮的人。」許多貧窮的人來向善生長者索討這個金盒子，但是善生長者都說：「你不是世間上最貧窮的人。」大家認為他根本沒有誠意要將這個金盒子送出去，因此要他說出世間上最窮的人是誰。善生長者於是告召大眾：「他不是別人，他就是我們的國王。」國王聽說此事，心裡很生氣，派人把善生長者抓去，將他帶到收藏珍寶的庫房，那裡的金銀財寶，多得不可勝數，但是善生長者還是認為國王是世間上最貧窮的人，因為國王雖然有錢，卻不知道做福利人群的事情。
其實世間上像國王這樣「最貧窮的富人」多得不勝枚舉，我有幸能在佛法的薰陶下，認識到「智慧」才是人生真正的寶藏。雖然我沒有錢，但是我很會用錢，像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增設佛殿，但我卻用來建設講堂及會堂，因為我覺得身為出家人，應該運用自己的「智慧」走向社會，弘法利生，不一定把興隆佛教的責任交給大雄寶殿的佛祖。
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擴建寮房，但我卻用來建設教室及圖書館，因為我認為佛子們應該讓眾生都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添置莊嚴器具，但我卻用來建設會議室及談話室，因為我要讓寺院道場成為智慧的殿堂；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購買房地田產，但我卻用來興學校，辦雜誌，因為我要將佛陀的智慧傳播十方；過去的寺廟一有餘錢，就儲存起來，但我卻將錢用在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事業，甚至將明年、後年的預算都在今年用光了。雖然如此，我未曾因此而煩惱，因為我對於錢的看法是「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更何況沒有錢，就沒有紛爭，就不會為子孫留下禍端。七十多年來，我從來不曾為自己積存一點錢，我覺得這是一種最有「智慧」的作法。
我不但在支出上秉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作風，在收入方面，我也從大眾「智慧」上著眼，而非用金錢來計算盈虧。像《佛光大辭典》一套成本要新臺幣七千元，但我以每套四千元出售，結果前來購買者趨之若鶩；《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一套成本要新臺幣一萬一千元，我半價出售，立刻增加五千套的銷路，既減少了倉儲費用，也讓更多的人共享佛教的「智慧」。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為了弘道，豈是一般的圖利者？但想當初我提出這個建議時，多少徒眾都不以為然哩！
記得四十年前，我辦「每月印經會」，助印費每本一元，連印刷的成本都不夠，但我能維持不輟，每個月還有盈餘去印更多的經本，這是因為我對於參加印經的人並不計較捐款數目的多寡。後來我辦《佛光小叢書》的助印會，每本助印費只收十元，每年送出去的小叢書在百萬本以上。不要看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它不知讓多少失意的人絕處逢生，讓多少失和的夫妻破鏡重圓，這種「智慧」的力量，那裡是金錢所能比擬呢？
三十多年前，東方佛教學院開建的時候，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元，但是捐獻一間教室的功德款只需要五萬元。當時擔任會計的徒眾不時來和我說：「師父！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您只收五萬，這樣不行啊！我們會虧本，建不起來的。」我也知道五萬元不夠成本，但是我以這種方式，在全世界建了十六所佛教學院，用佛法的「智慧」不知為佛教界增加多少事業，培養了多少人才。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年舉行萬緣法會，凡參加者，我們為他消災祈福，每人只收一百元，連飯錢都不夠；從臺北到高雄佛光山的朝山專車，其中包括三天二宿五餐的費用，我們也只收二百元，連來回的油費都不夠。弟子們對此都不抱樂觀態度，認為我是在作虧本的事情，但是這麼多年來，佛光山不但不因此而關門，而且前來參訪的人越來越多。我常想：如果來的一百個人當中能有一個人認識佛法的美妙，並且將妙法帶回家庭，帶到社會、國家，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大眾之福。所以，我們不要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事情，尤其佛法是無價的，我們應該廣為流通，讓大家都懂得用「智慧」來莊嚴這個世界。
現在的社會大眾開口閉口都是錢，甚至傳播媒體也常在推算誰有錢，誰沒有錢，佛光山也因此常遭受池魚之殃。像前幾年，有人在算佛光山的房地產有多少，後來又有人為宗教團體的財產排名，結果佛光山瞠乎其後。其實不管佛光山有錢沒錢，佛光山的建設都不是用金錢塑造的，也不是個人的，而是萬萬千千的佛光人所共有的，是用他們的誠心、智慧、勞力建設起來的。所以我覺得：看佛光山乃至看一切的事業團體，不要看錢有多少，應該看組成的分子用他們的智慧做了多少事，成就了多少功德。試問他們的發心能算得窮盡嗎？
目前外交界有所謂的「金錢外交」，工商界有所謂的「錢上滾錢」，社會上有所謂的「拜金主義」，國防上也主張花多少錢去購買武器。其實在「金錢外交」之外，我們還可以運用「智慧」去進行文教外交、宗教外交；在「錢上滾錢」之餘，我們應該想到經濟的成長只是富裕的指標之一，大眾生活素質的提昇，人民智慧水準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拜金主義」已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害，為下一代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都具備做人處世的智慧，才是當務之急；購買武器自衛誠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衛國家的思想觀念，乃至全體的國民都應該具有臨危不亂，堅忍不拔的智慧，因為能打倒我們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愚蠢自私。如今，在一片經濟衰退的骨牌效應中，在戰亂四起的世局當前，希望大家都能傳播「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觀念。金錢固然要緊，智慧更為重要，讓我們的民眾不因為金錢的有無而動搖志節，讓我們的社稷擁有更高的智慧去面對危難的考驗。
「智慧！智慧！」我們要高呼：「般若智慧才是世間至寶！」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六月)
有播種，才會有收成
記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時，有一次在路上，一位正在掃地的沙彌來問我：「我常看到有人送麵給您吃，為什麼別人都喜歡煮給你吃，卻不煮給我吃呢？」他問得天真，但我一時卻不知要怎麼說，看他在掃地，即刻回答他：「只要你好好掃地掃個十年，自然就會有人煮麵給你吃了。因為『有播種，才會有收成啊』！」
「有播種，才會有收成」，這雖是一句老生常談，但是真正透悟其中道理而去實踐者幾希。發明之王愛迪生曾說：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靠著勤勞服務，得到大眾的支持，使得他的企業蒸蒸日上。
凡此都說明了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但就有許多人不想付出努力，只想投機取巧，坐享其成，結果即使得到了想要的名利富貴，轉眼也會成空，因為這和因果業報的自然法則是相違背的。像社會上一些人雖然年富力強，但不想憑勞力賺錢，只有用偷搶詐騙的方式來巧取豪奪，結果鎯鐺入獄，讓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在牢房裡度過，豈不可惜！提婆達多為了爭奪教團的領導權，而毀謗佛陀，破壞僧團的和合，結果墮入地獄，受無量劫苦。沒有「播種」而強求「收成」，就好比緣木求魚，無有是處。
其實，看到別人「播種」，自己也跟著隨喜讚歎，享有「收成」就好了，為什麼要打擊掠奪呢？一九九六年，雪梨南天寺落成時，澳洲總理基亭特頒賀辭，讚美南天寺是澳洲重要的宗教據點，也是南半球第一大寺；新南斯威爾省省長卜卡前來參加，稱道南天寺是新南斯威爾省最重要的建築，也是南半球的天堂。布里斯本政府對於中天寺在當地社會的貢獻不但支持獎勵，而且給予我們居留上的便利。前幾年，洛根市市長羅德葛利還親自蒞臨中天寺，以佛教儀式，為兩位住眾舉行宣誓入籍典禮。我在心中不禁禮讚：「偉大的澳洲！」目前澳洲處處呈現和樂景象，追根究底，不正因為澳洲人「播下」寬容隨喜的「種子」，所以才有如此豐美的「收成」嗎？
「有播種，才會有收成」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即使是證悟宇宙真理的佛陀，雖然進出皇宮，化導貴族，深入市井，度眾萬千，但有一次在毗蘭邑托缽時，卻空缽而返，以馬麥充饑達九十天之久，但是佛陀的弟子目犍連尊者無論到那裡托缽，都能滿載而歸。眾人怪而問之，佛陀自述這是由於在因地時，見比婆葉如來為病比丘托缽請食，曾經說過：「髡頭沙門應食馬麥，不應食甘饌。」以是惡語，故有如斯報應；而目犍連則在過去世曾和當地居民結過深厚的法緣。所以，「有播種，就有收成」，只要曾經努力過的，必將在生命中留下痕跡，即使在千百年後，也會遇緣而發，成就不可思議的果報。可是有一些人偏要說：「我不相信因果業報，也不相信前世、來生。」
我覺得：假使世間上沒有因果業報，一期的生命結束之後，你在現世所做過的努力都將落空，就好像把樓閣建築在虛空中一樣，這究竟是在和誰過不去呢？
「有播種，就會有收成」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過去報章雜誌曾經報導，英國的科學家將一顆二千年種子加以培育之後，生根發芽。連植物的種子經過千餘年後，都能夠在因緣具足下得到成長，我們怎能不相信眾生三世的因緣果報呢？
也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社會上有許多修福行善的人反而遭遇悽慘，有許多作惡多端的人反而快樂逍遙呢？」我回答他們：「前生累積的福報就好比存款，往世累積的罪業就好比欠債，你的銀行裡既然還有存款，就不能因為你現在作惡就不給付；你過去欠債累累，也不能因為你現在行善就不用償還。」
過去有一個老和尚為了建寺到處化緣，來到一個村落，一個賣燒餅的小孩子得知，心生善念，將當天賣燒餅的錢全部布施出來，但隔天因為交不出收入而被老闆解雇辭退，只好流浪街頭，乞討維生，貧病交迫，頭生癩痢，後來眼睛也瞎了。有一天，他來到老和尚的寺院，卻一不小心跌到茅坑裡淹死了。居民們都在議論紛紛，說小孩好心行善反遭惡果，天底下那有什麼報應呢？老和尚得知，趕緊出面解釋，說道：「這個小孩子因為前世的惡業，本來要受三世苦果，第一世受窮苦報，現癩痢相；第二世瞎而不見；第三世跌進廁所溺斃。但是因為他今世一念慈悲，發清淨心作功德，所以三世業報提前縮短在這一世受盡。因果昭彰，怎可說沒有報應呢？」大家聽了才恍然大悟。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曾經播下「惡的種子」，固然會遇緣受報，一旦播下了「善的種子」，也必定不會憑空消失。所以我們只要盡心盡力「散播善美的種子，廣結善緣」，生命將永遠充滿希望的曙光。
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初來台灣的時候，佛教的境遇極其坎坷，但是我相信「有播種，必定會有收成」，所以我開始「散播文化的種子」，挑燈夜戰為報章雜誌、廣播電台撰寫佛教文稿，節省嚫錢單銀，購買佛教雜誌書刊送給年輕朋友閱讀。不久，喜愛文藝的青年們一個個來了，他們有的是被佛教圓融的義理所深深吸引，有的是因為佛教美好的詞句而得到共鳴。接著，我開設光華文理補習班，在教授國文的同時，引導他們進入佛法的堂奧，從批改作文的字裡行間，灌輸他們佛教的義理。我組織歌詠隊，讓佛法融入青年人的歌聲裡，帶到每一個家庭；將法音梵樂灌製到唱片裡，隨著發行量的增加，進入每一個人的心中。
一九五七年，我在台北三重埔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喜好文化的年輕朋友們緊隨不捨，有的幫忙推銷佛教的書籍文物，有的協助整理從各地來的文件信函。十多年之後，佛光出版社、香海文化公司、「如是我聞」等事業相繼成立，從平面讀物到有聲書籍，從經釋論文到兒童漫畫，許多青少年因閱讀而在八識田中種下善根，隨即加入佛教的行列。
近幾年來，我在各地成立美術館、滴水坊、佛光緣，將佛教與文藝結合在一起，有志於文藝的朋友們聚集而來，有的發心規劃，貢獻良策；有的動腦宣導，積極推動。隨著國際化的腳步加速，我在海外設立佛教翻譯中心，發行各種文字的小叢書和大眾結緣，當地人從書本中了解正信佛教之後，有的前來學佛，有的幫忙校稿。《維摩詰經》說：菩薩發什麼樣的心，成佛時，什麼樣的眾生就會來生其國。而我，未成佛道，僅只發了露水道心，就有這麼多善心美意的人前來助成，可見經典所云均非虛言也。
俗語說：「萬事起頭難。」但只要你肯決心播下第一顆種子，以後的收成自然就會源源不斷。記得剛開始佈教的時候，台下聽講的人稀少，有時遇到天候不佳，竟然沒有幾個聽眾，面對許多空板凳，我依然滔滔演說。久而久之，來聽的人多了，本來取締的警察也成了忠實的聽眾，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尤其喜歡親近佛法，他們開始覺醒佛教是正信的宗教，是生活的哲學。
後來我辦幼稚園，家長們紛紛送小孩前來念書；我辦星期兒童班，父母們帶著兒女前來上課；我舉辦法會開示佛法，白領階級不遠千里而來聞法；我開大座講經，高中學生也提早擠在長排的隊伍裡，只為了索取入場的票卷。後來有人要跟我出家，有人要隨我學佛，為了教眾、養眾，在萬分艱難之際，我開辦了佛教學院，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畢業出去之後，在各個地方弘法佈教，又再引度了更多的大眾。
教育工作雖然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一旦落地生根，發枝抽芽，就有如播撒尼拘陀樹的種子一樣，一生百，百生萬，生生不息，收成不斷。所以，我不計金錢上的得失，繼續在信眾教育上著手，婦女法座會、青年會、弘法隊、大專佛學夏令營、信徒講習會、功德主會，一週又一週，一年又一年不停地開辦著，它們如同小齒輪般，帶動了佛教法輪的轉動。數十年後的今天，更擴大為世界傑出佛教婦女會議、世界佛教青年會議、國際佛教金剛會議、國際佛教義工會議……，但很少人知道：如此轟轟烈烈的成果竟是源自於一顆小小的願心種子，這就是「播種」在佛教的沃土裡所獲得的「收成」！
因此，「有播種，就會有收成」，並不是說播下了種子，就坐等收成自動上門，其中還要經過不斷地努力。過去我到寺院裡，常聽知客師和來寺的善男信女們說：「您拜過佛了嗎？趕緊先到大雄寶殿拜佛！」「您吃過飯了嗎？趕快去齋堂吃飯！」好像只要把信徒香客趕了去拜佛、吃飯，就沒有自己的事了。慨嘆之餘，不禁心有所感：「僧伽們將度眾的工作全都交給大雄寶殿的佛祖來負擔，那我們出家是來做什麼呢？」所以，我經常向徒眾們開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天的佈教師應該走向社會，在人群中散播喜悅的種子。」
我也經常看到一些人辦完法會活動之後，洋洋得意地說道：「這次來了多少人，多麼盛況。」但是問他事後的聯繫工作，卻是一臉茫然，無言以對。我覺得：「宗教做的是度人濟世的工作，如果活動之後不予聞問，沒有道情的交流，不是和商家『銀貨兩訖』一樣嗎？」所以，我常常告誡弟子們：「農夫播種之後，還要澆水、施肥、剪枝、除草，日夜照拂，種種努力，才有豐碩的收穫，我們也應該將度來的『種子』看顧好，讓他們能在佛光法水的撫育下，健全成長，奉獻社會，讓大眾都能享受到收成的利益。」
數年前，慧禮法師告訴我：南非有十萬個黑人等著皈投在三寶座下，要我趕快去主持皈依典禮。我回答他：「你們先趕快把佛學院辦起來，度當地的人出家，學習佛教的義理、儀規，否則我去了，十萬人皈依了佛教之後，怎麼辦呢？誰來繼續教育他們？我不能去主持一次皈依典禮，只是將他們從苦海裡撈上來看一看，再放回去讓他們受苦啊！」如今南非佛學院辦得如火如荼，雖然離我的理想還很遠，但我相信：只要持續地「播種」，不久的將來必定會有可觀的「收成」。
我常看到一些初學的人背離師門，自立門戶，心中備感遺憾：既然已經播下了種子，為什麼不耐心等待收成呢？青澀的梅子即使強摘下來，也無法入口，當然更談不上供養諸佛，奉獻大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位老和尚應邀主持戰士亡魂的超度儀式，一開始他就摹仿子彈的聲音：「砰！砰！砰！」在場的人聽了，無不心有所感，掩面而泣。台下一位年輕的法師將這一招學了起來，在後來類似的場合裡，也發出「砰！砰！砰！」的聲音，沒想到大家起先是一愣，隨即相視大笑。這則故事告訴我們：表面的摹仿是沒有用的，因為禪心的體證不同，修證的深淺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結果。
唐朝宰相裴休的兒子裴文德當上翰林學士之後，被父親送到寺院裡參學，由於一時之間憍慢未除，對於每天擔水挑柴的粗活，心裡竟生起厭煩來。有一天，他終於忍耐不住，憤憤不平地吟了一首偈子：「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有一位老和尚聽了，不疾不徐回應道：「老僧一炷香，能消萬劫糧。」無相無為的功德不是有相有為的福德所能比擬，而一切無為無相的功德也都是從有為有相的福德中淬煉出來。在佛門有一句話說：「一年樹木砍下來當柴燒，二年樹木砍下來做桌椅，十年樹木砍下來做棟梁。」「播種」之後孕育的時間、過程不同，都足以造成收成的差異，不可等閑視之。
我們常聽到一些人說：「真施主不怕假和尚。」姑且不論這樣的布施助長了社會投機的亂相，就布施的個人而言，也未必能獲得實利。《成佛之道》說：「心、田、事不同，功德分勝劣。」《四十二章經》云：「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種子如果播種在肥沃的田地，就會得到豐碩的「收成」；如果「播種」在貧瘠的田地，即使再怎麼努力，也是白費功夫。布施，與其將錢財捐獻到個人的口袋或不可知的地方，何不奉獻給有制度的公益組織或寺院僧團，以期更有效地用在社會大眾身上，讓自己也蒙受更大的功德呢？
持戒修行亦然，不能錯亂因果，混淆是非，像佛世時，一些外道持牛狗戒，以為折磨身體將可以讓自己早日解脫，殊不知解脫在心，不在身形，結果身壞命終之後，由於生前習氣使然，升天不成，反墮惡道，令人惋惜；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標榜不吃不喝，以此來號召信徒。其實河沙妙德都在我們的方寸之間，與吃喝沒有絕對的關係。在國外，有些邪教還教人集體自殺，以獲得拯救，那更是一種以盲引盲，相牽入火坑的作法。所以，播種也要有智慧，才能得到真實的收成利益。《楞嚴經》云：「心地不真，果招紆曲。」凡事如果不從自己的真心上去參究，終如蒸石成飯，無有是處。
《大寶積經》中記載：古時有一位乞女，節衣縮食，拿出僅有的一文錢到寺院去供養油香，住持大和尚馬上召集寺僧，迴向祈福。不久，國王出宮巡幸，在半路上遇到這位乞女，看到她美若天仙，便將她帶回宮廷立為皇后。一年之後，這位皇后率領百官婇女，帶著幾十車的供養物品，得意洋洋地來到這間寺院，沒想到只有知客師出來誦經迎接。皇后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和以前的待遇比起來有天壤之別呢？便下旨要住持出來答話，大和尚說：「因為妳以前以萬分的真心，獻出妳僅有的一文錢；而現在你雖然帶來幾十車的物品，卻是以貢高我慢的自大心理來供養。心器垢穢，何來莊嚴功德呢？」
一瓣心香的「播種」雖是無形無相，卻可以得到彌天蓋地的「收成」，所以，對於佛教信徒，我分為四種層次：一年級是出錢布施，二年級是出力作義工，三年級是讚美說好話，四年級是善心多祝福。佛教裡的「迴向祝禱」就是在培養我們善心祝福的美德，可惜一向以來都沿用古文唱誦，令人很難將情感投入其中。所以，數年前，我作了一首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期使大家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受用。最近，我又用白話語體撰寫了多篇〈佛光祈願文〉，無非也是希望各行各業的人都能從每日的祈願中學習「播種」五戒十善與四無量心。
我不但對廣大的信眾「播種」真理，也經常在僧眾間實施觀念「播種」，例如，我每年舉辦國際僧伽會議，傳播現代僧伽的理念，提昇出家人的素質；我每年舉行台灣寺院行政講習會，促進道場間的交流及共識。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同體共生的世界，必須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才能共創幸福的社會。尤其僧伽是信徒的依止老師，寺院是大眾的慧命之家，有了健全的僧伽和寺院，更能使我們的社會有豐美的「收成」。
數十年悠悠歲月，隨時間而過，昔日天真問我的小沙彌想必已是中年比丘了，不知道你的「播種」，「收成」了沒有？但我可以告訴你，四、五十年來，我不斷地「播種」慈悲，讓眾生不斷地「收成」慈悲；我不斷地「播種」智慧，讓眾生不斷地「收成」智慧；我不斷地「播種」歡喜，讓眾生不斷地「收成」歡喜；我不斷地「播種」安穩，讓眾生不斷地「收成」安穩。「播種」不一定是為了自己，能讓大眾共同分享「收成」，這就是世間上最美好的事情。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