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在二十世紀高度科學、文明時代的人們，一提到佛教往往就視之為迷信、落伍，它似乎代表著消極、厭世，這是對佛教的曲解或誤會。
實際上，在這個時代裡，佛學對我們的思想、生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時代裡，對人們影響最密切、最明顯的是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政治，第二件是經濟，宗教不曉得被排在第幾件了。所以那些才華橫溢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都投入到這兩個行列中。而宗教領域的開拓以及體驗、發展，正缺乏這些精英們的支持和投入，就顯得沒落了，這可能是人類文明跟社會發展趨勢所造成的某種偏差。
我們有時候會對佛教在過去歷史上那種輝煌燦爛的時代存著一種幻想、一種陶醉，希望佛法仍能那樣光大。可是人類的生活環境跟接觸的層次，不可否認的邁入了一種比較趨於物質環境的形態生活，科學的領域也在這種物理學的基礎之下有了高度的發展，對“物”的開拓有了極大的成就，對“人”的開拓可以說是比較闕如，這是存在的一個實情。那麼這一個事實如果用佛教名相來解釋，就是所謂“共業”的問題。共業就是說共同所感的：某種思想、某種行為、某種生活感受共同趨勢、共同形態，而表現的一種共同的苦惱以及共同的災難，這就是所謂共業的涵義。
我們知道，佛教宗派很多，佛學裡面也有所謂了義的或者不了義的。所謂了義的就叫做究竟的、如實的佛法，不了義的就叫做方便、適應的佛法。究竟道另有個名詞叫做“正常道”；方便呢，有時候又叫做“方便道”，就是適應眾生、度化眾生的某種“善巧方便”。究竟道就叫做“理”，方便道就叫做“事”。
佛學，嚴格的說，不外乎談“理”與“事”。把握這兩個方面，就可以把佛教的脈絡找出來了，這是一個研究佛學的方法，也是一種修證佛法的方法，這一種方法，在經論裡是一再地被宣說。
“理”就是理論，或者說是一種意境理想的境界，這一種“理”境——理的意境是什麼呢？是形上的、抽象的、概念的。佛學常說“理事要相應”，理就是宗教所悟的境界，你所悟的境界是不是真實的、健全的、解脫的正道，那要從“事”上去看相應不相應。事就是“時間”“空間”和“人”的表現，這三者的表現就稱為“事”。所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時間、空間和那個時候的人，表現於那個時候的事去體會佛法、去學佛法。被限於某一時間、某一空間、某一人物而呈現的事相，就稱為一事的方便適應。而時間、空間、人三者演變流衍到今天，雖然三者的事相有不同的方式表現，而人生的實質問題，可以說古今如一，所以佛法說：法性是遍一切法存在的。現在的“事”跟古時候的“事”，雖然在現象上有所不同，而實質上的“理”可以說是一樣的，《妙法蓮華經》曾說：“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第一義就是真實的究竟道，由於究竟道是無可言宣的境界，佛陀不得不借用“異方便”來適應眾生、善巧方便地來開顯這個第一義的境界，使眾生透過這個方便悟入佛法。所以方便須有善巧，沒有善巧就不成其為方便。“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就是說聖者解脫的境界在無可言說、無可表示的情況之下，不得不借眾生世俗諦的方便來開顯第一諦。所以佛教思想的時代關係，就可以在歷史上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印度二千多年前的原始佛教、大乘開展出來的佛教、到晚期的密教，甚至中國特殊發展的禪宗，這些都可說是適應“異方便”的開展。如果這些方便有了事過境遷，我們又執方便以為究竟，以為是不可更變的如實，那麼就會像印順導師說的那樣：“二千年來的佛法，在過去是多少無上的妙方便，到今天反而是障礙佛法的不方便了。”所以《妙法蓮華經》裡，又有一句話說“正直舍方便，但說無上道。”“方便”的佛法是可以舍的，可以因為時間、空間和人事關係的不同而捨棄的。
談到“理”跟“事”，說到理事要相應，我們說“時間、空間、人”三者表現的就是事，佛法也要不離開這些關節去印證。如果學佛，對這個事不能條理分明、不能正知正見，學起佛來就本末顛倒，苦苦惱惱，不得受用。所以理事相應，首先要與你當前的生活環境能應用得上，這才叫做理事相應，這個就是事。所以禪宗也說：“平常心是道，搬柴運水無非是道”，就是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我生活周遭的就是我體會真理的地方，不能離開這些。所以佛教是非常富有人文色彩的。這“究竟”跟“方便”的抉擇，就可以把佛教跟我們當代社會、當代人的生活，充分地密切配合、而不脫節。不管時代怎麼樣地進步、怎麼樣地變化，佛教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就像我們傳統儒家思想說“苟日新、日日新”這樣的生生不已，佛法本來就富有這樣的思想、這樣的精神。這裡我要提到佛教最根本的思想：“無常”的思想，這是我常常談起來的。對於所謂“末法”、“像法”、“正法”，我常常批評它，已經流入於“宿命論”的講法，違背了佛教無常論的講法。佛教的“無常論”並沒有一個定型的方式，一切事一切人都可變，變好變壞決定於這個人的迷、悟而已。“迷”，當然是受宿命論那些邪知邪見的引導；“悟”，你就可領悟到，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不障礙任何人悟入佛法。
佛學常說“理事無礙”，說“性相不二、空有圓融”，“理性空”同樣接近“理”涵意，“事相有”同樣接近“事”涵意，只是著重點、應用不一樣而已，這是佛教一貫具有的精神。我們要瞭解佛法的理性跟空寂的性空境界，那確實是一件形上的、抽象的、超越的境界。簡單的說，真理是超越時空的，無法用時空的影響。佛法的理性若要加以表現、具體的弘揚，又不得不透過事相的顯現。所以在事相的顯現上，就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我們在今天這個時代，今天這個空間，今天這個現實的生活環境裡，以我們的感觸來運用佛法，如果我們不能領悟“理事要相應”真諦，則中國佛教的困境以及它的衰相，是很難扭轉的。
——輯自《慈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