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以來，經過漫長的文化融合與積澱，
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縱觀歷史，佛教的發展對於國家安定和人民幸福，都具有
重要的積極意義。弘揚佛教的價值，不僅在於修身齊家，而且可以輔助治
國，平天下。對於當今“和諧社會”的構建，佛教尤其具有淨化人生、
和諧社會，並進一步促進世界和平的現實意義。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是由當時中國的領導者主動引請的。佛教和平地傳入中國，成功地融入中華文明並成為其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形成了風格獨特、影響久遠深廣的中國佛教，與儒道一起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並以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和慈悲濟世的宗教情懷為中國文化中
和諧理念和價值觀提供了信仰支撐和心靈關懷，使中國文化的“和諧”特徵更加突顯，更加深入人心。
一、佛教對於歷史的和諧
中國佛教初興於漢明帝。西元76年，漢明帝如夢所示，即派使者西去訪尋佛法，
並延請二胡僧回國傳法，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其後，佛教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淨化、服務、穩定國
家的作用也為歷代社會廣泛重視。
漢末，天下大亂，儒家正統觀念崩潰。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十六國的各個割據政權都在境內弘
興佛教，爭取民心，安定社會。客觀上，佛教促進了中國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聯
繫，並促進了中國各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後趙的石勒、石虎父子，在高僧佛圖
澄的襄贊下，使佛教第一次在中國真正成為實際上的國教。
大唐盛世，佛教作為唐代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達到了鼎盛階段。貞觀十五年五月，唐太宗親臨弘福寺，自稱菩薩戒弟子，
齋供財施，在民間影響深遠。中印兩國也以玄奘為法師紐帶，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
關係。如意元年（692），武則天收復西域，將于闐的實叉難
陀法師請到京師，給予特殊禮遇，並通過在龜茲、疏勒等地建立了以漢僧為主體的大雲寺，強化了中原與西域的文化聯繫。
宋代，宋太祖趙匡胤以重開佛教作為穩定北方局勢和取得
南方吳越等奉佛諸國擁戴的重要措施。國家重視佛教文化事業，由官方直接控制譯經。出世的個人解脫的佛教，對於現世的關注日益突出，佛教
思想廣泛地影響了民間。
元代，忽必烈帶頭崇佛，於“萬機之暇，自持數珠，課
誦、施食”。從成吉思汗起，蒙古統治者就試圖把喇嘛教作為聯繫西藏
上層的重要紐帶，在大一統的國家內，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漢等各族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出過家，對佛教及其與社會政治的
關係深有所知。明太祖朱元璋繼續給喇嘛以優厚的禮遇，並以此作為皇權
中央管轄西藏地方的重要管道。明代有大量勸善書在民間廣為流傳，三教合一與佛教向民
間深層廣泛發展，給社會生活以深刻影響。
清代，佛教也廣受統治者重視。清順治帝皈依佛門，雍正帝自比“和尚”、“野僧”，宣
揚三教合一和禪淨合一，提倡念佛淨土。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學佛運動，使念佛淨土在社會深入推
廣，成為世俗學佛的基本內容。
由此可見，佛教在中國歷代社會都倍受重視，社會影響廣
泛、深遠。佛教在教化民眾，促進社會安定和對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佛教對於人心的和諧
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獲得廣泛認同，這是因為其本
身的思想與東方文化的價值觀非常吻合。佛教注重個人的內在修為，教導人們向自心求法。就此方面而言，佛教與儒、道二教存在共通之處。
太虛大師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
成，是名真現實”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作用於人心的和諧，教導人們正確地去認識自“我”的高度概括。所謂“明心見性”，就是考量人們自我認識程度的標準。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煩惱、痛苦和生死的解脫之道為核心
的宗教思想體系。世間的一切困苦都是緣於人們無法正確認知生命，因而由
貪、嗔、痴所造作的諸多罪業所引起的。所以，凡事都從自己的內心去尋求問題的答案。通過針對殺、盜、淫、妄、酒五種惡行所製定的“五
戒”，為弟子定下了一個基本的善調，要求弟子要“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以“戒定慧”三學相應對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貪嗔癡”的迷惑
思想，從而斷滅煩惱，了生脫死，覺悟人生。
《法句經》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
佛教。”這句著名的“七佛通戒偈”表明，持戒的重點不在外表，而在“自淨其意”。 “意”指心的作用，即要求在心地上用功夫。 “心”是行為的支配者，去惡從善，關鍵是心淨。 “心淨則國土淨”，這也就是要求人們自覺地克服反道德
的心理因素，實現個人與自我從內“心”上的根本和諧。個人內心的和諧，也必將有助於社會道德的提升，推動和
諧社會的健康發展。
三、佛教對於社會的和諧
經過2000多年的融合，中國佛教已經完全融入中國社
會，不僅完全適應中國世俗禮法，而且也在提升個人的道德品質的基礎上，由個體擴大到群體，以至於帶動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就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佛教宣導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主張人都要行菩薩道，教
化人們要多行善事，多修正行。除五戒、十善外，還將“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之
“四攝”，“慈、悲、喜、舍”之“四無量心”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六度”，做為人與人和諧相處，自
利利他的行為準則。這些教法體現了一種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社會存在貧
富差別懸殊、弱勢群體生存艱難的情況下，對於協調人際關係，緩和人群之間的矛盾，化解社會動亂、危機，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此外，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要常思己過，要懷感恩之心。佛教“以戒為師”的思想，與當今我國宣導的以法治國是
非常吻合的。
在中國歷史上，將以“以佛立國”、“以佛治國”思想，
成功實踐於國家管理，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雲南大理王朝。在大理王朝22代國王中，先後有9位國王禪位為僧，再
加上被迫退位的1人，總共有10為國王出家為僧。大理國全民篤信佛教，並嚴格以佛教思想來化解各種社會
矛盾，包括權力之爭，協調各種關係。因此，在大理國延續316年的時間裡，沒有發生過什麼
大的戰爭、動亂或官廷殺戮之類的血腥事件，成了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封建王朝之一。
佛教道德規範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以人際關係為重的思
想，適應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佛弟子修持實踐的道德規範，直接有利於非信徒大眾的福
祉。佛教道德規範也不限於信徒必須遵守，對非信徒同樣有實
踐意義。基於眾生平等的原則，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實踐道德規
範，成就崇高人格。此外，根據緣起論、因果律，強調人與人的互相依存，互
為因果，並由此而肯定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個體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共存共榮。這些佛教思想，都為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奠
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
四、佛教對於世界的和諧
當今世界社會矛盾紛雜，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人們為了爭奪名利不擇手段，結果引發貪心、嗔心等種種
不善心行，導致人心失去控制，引發種種社會問題。在物質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所面臨的困惑，不僅未因科
學的發達和生活的富裕而減少，反而在不斷地增長。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潛藏著巨大的精神危
機，給世間的和諧帶來了致命的隱患。愛因斯坦曾言：“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而沒有宗教的
科學是瘸子”，其中的深刻內涵，值得我們深思。
當代中國佛教，無論是身處都市叢林，還是深山古剎，無
不都在以自身的實際行動，積極地實踐“人間佛教”，造福於社會。佛教在淨化人心，慈善濟世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正在發
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和諧社會，從心開始”，和諧世界需要全人類共同攜手
創造。禪宗講“明心見性，以心傳心”就是要我們端正心態，從
生命本初最為清淨的內心去關照自我，勤修“戒、定、慧”三學，才能夠從根本上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局限，獲得全人類最的廣泛認同，真正
實現全世界的大同和諧。在新的世紀，必定能夠以佛教的倫理準則和道德實踐，為
世界的和諧發揮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佛陀教法的根本目的也在於此。
五、佛教對於其他文明的參考價值
在中國，佛教歷經2000多年的文化積澱，已經與中國
本土的儒教和道教充分融合，成為構成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三大主幹文化之一。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佛教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與
文化信仰。
相對於其他文明而言，緣起於農耕文明的佛教，其自身獨
特的宇宙人生觀，對於其他文明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佛教的“五戒”、“十善”與基督教“十誡”、“七宗
罪”和伊斯蘭教的“十項天命”等其他宗教戒規，在許多方面具有普遍的共性。這也表明佛教戒規與其他文明一樣，都是人類社會和諧發
展的經驗總結，都是人類生存智慧的體現。佛教以“業力”學說為紐帶，通過“三世因果”和“因緣
和合”理論體系，為人類對於自我、自然和生命意義的認識，提供的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評判標準。認為世間萬物都是“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將人類社會
的一切問題都就、歸結於“貪、嗔、痴” 三毒，並以“戒、定、慧”三學相應對治。佛教認為，“心”是世間一切困苦的根本點，所以教導人
們“自心求法”，從自己的內心去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這些都為人們應對人生困苦，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
式。
不管處於任何文化背景的人們，都可以從中發現差異，尋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價值原點。佛教的圓融與慈悲，將為化解不同文明的價值觀差異，提
供重要的交流平台，對於調和民族衝突，消除社會矛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