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一、行腳兩千年
佛教初傳漢地，究竟是什麼年代，近代的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可信的，有兩種傳說：1.是前漢哀帝元壽年間（西元前二—一年），2.是後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如果採用第一種，今年西元一九九八年，正好是佛教漢傳的兩千年了。因此，我將本年度的雲遊記錄，題名為《兩千年行腳》。
二、一場風波
這一年中，我經歷的事，相當多。
年初剛由美國回到臺灣的第二天，就捲起一場轟動新聞媒體的風波。那是元月四日上午，我應邀至臺北市的慧日講堂，為「佛教建築設計與發展國際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中國佛教建築」；此係由《慧炬》雜誌及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合作主辦的活動。演講結束，我被一家晚報的記者攔到一旁採訪，他不問我對於佛教建築藝術的看法，卻問我宗教亂象，是否佛教最嚴重？宗教法的成立是否有其必要？我答以佛教本身沒有亂象問題，但確實有人藉用佛教之名而損傷佛教；由於法律並不能規範非佛教徒冒充佛教徒，以致有神棍騙財騙色；甚至曾有新聞報導，沒有正式剃度受戒而現僧尼相的男女，生活在一起，養兒育女，佛教的教會組織無約束處置的權力，這便是要請政府立法機構及宗教界來共同商量的問題。
結果當天下午的該報以大字標題，說我宣稱佛教「亂象頻傳，僧尼通姦」，因此引起佛教界的嘩然，便有兩位法師及一位居士為主導，召開記者會，向該媒體發難。
因那家晚報常為佛教作正面的報導，這回是編者標了兩句聳人聽聞的題目，所以先前我不便採取激烈的反制行動，後來該報願意刊出來函更正，我便迅即以短短數語，聲明本人絕未講過此話。同時也以電話向那三位主導的佛教界人士致歉和致謝，因為我而給教界帶來不安，為了我而勞動他們為我聲援。
相當感謝，此事到第三天就平息了，佛教與媒體，雙方所受的創傷，都不太大。這件事使我體會到媒體的力量，真像把利刃，接觸與被接觸之間，如何拿捏分寸，如何才能蒙其弘法之益而不受其誤報之害，真要好好地學習哩！
三、飛越兩千年的天下座談會
元月十日下午，我接受臺灣在工商管理及企業趨勢中佔有很大影響力的《天下》雜誌邀請，與學術、文化、企業界極富聲望的五位學者，共同出席在臺北凱悅飯店舉辦的「飛越二○○○美麗臺灣希望會談」，除我之外，則為李遠哲、施振榮、龍應台、蔣勳、殷允芃。
我在會中提醒大家：「我們對於未來的環境不應該悲觀，也不必焦慮，不應該陶醉，也不能大意。一切要看我們全體大眾的價值觀和認知度來作決定。如果缺乏同舟共濟的互助精神，也沒有無常變化的危機意識，不論有多美的構想，做多大的努力，所得的結果，都將是災難連連。我根據佛經所說，只要人類的內心清淨，所見的世界便是佛國，只要人類的內心平安，生活的環境也能平安……，因此我在十多年前，提出了『心靈環保』的主張。許多人努力於人與人爭、人與天爭，改革社會、征服自然，卻忽略了向內心的價值觀及認知面來修正改善，也忽略了欲望的節制和情緒的化解。
我希望喚起我們的社會大眾，共同攜手，把臺灣寶島，變得更加美麗；不僅在物質的環境方面，同時在精神生活層面，也能成為美化世界、淨化世界的中心。」
我除了有這項榮譽，代表宗教界，出席了這場「希望會談」，今年三月，《天下》雜誌也為我出版了一書，名為《是非要溫柔》。這本書的原稿，是該社的副總編輯莊素玉對我的採訪，由她出題發問，引發我對於如何安頓現代人心的想法，內容陸續刊於該雜誌的「人生管理」專欄。每期刊出時，都能受到廣大讀者群的歡迎，甚至被幾個大企業印發張貼，分享他們的員工；該刊對讀者進行意見調查，每期於上百篇文章中，我的專欄受歡迎的程度總是名列十五到二十之間，故於出版之後，也是該刊的暢銷書之一。在該書的封底，有這樣幾句介紹詞：「看了這本書，你將會瞭解，在緊張忙碌的生活中，你依舊可以輕鬆地面對自己，在知人交友、領導統御、養生保健各方面，也能舉重若輕，無入而不自得。」
幾乎在同一時段，我於《聯合報》副刊及《世界日報》副刊同步連載了兩年多的方塊專欄，也由聯合報系的出版公司「聯經」及我們自己的法鼓文化公司，同步出版，名為《智慧一○○》，刊出時配有年輕漫畫家朱德庸的插畫，非常逗趣，出版後兩家的銷路都不錯。
這是我的作品，由一般出版社發行的新發展，過去已曾有商務、中華、正中、學生、遠流、九歌、皇冠等為我出過十多本書。
四、佛化婚姻與佛化家庭
元月二十五日，法鼓山借用臺北市政府的中庭，舉辦第四屆聯合佛化婚禮，共有四十一對新人參加，是歷年來最盛大的一次，由總統府資政吳伯雄擔任證婚人；臺北市長陳水扁及文建會主委林澄枝擔任男女雙方主婚人；法鼓山護法總會長陳嘉男伉儷，擔任介紹人。
我們出家人自己不結婚，卻為在家人舉辦結婚儀式，依比丘律，是不合要求的。但為了提倡人間淨土的理念，則又必須從普遍的人間著力，佛教不辦婚禮，在家居士同樣會結婚，與其冷漠的排斥，不如積極的輔導，使在家居士們由佛化婚禮而成立佛化家庭，佛教才能於人間受人歡迎，佛法才能有化世的功能。
因此我們首先編印了《佛化家庭手冊》，又編訂了《佛化婚姻與佛化家庭》小叢刊。我不做證婚人，更不做主婚人和介紹人，我只為新婚的菩薩們祝福，並以數語勉勵他們：「互相尊敬、互相禮讓、互相關懷、互相體諒、互相幫助、互相學習。要將夫婦中的另一半視為共同修行菩薩道的伴侶，所以佛教徒稱呼自己的配偶為『同修』，或稱『我家師兄』、『我家師姊』，有了孩子，則亦視之為助你修行的小菩薩，對於自己及配偶的父母，稱為『我家老菩薩』」。所以我的結論是：「淨化人間，始於佛化家庭；建設佛化家庭，始於佛化婚禮。」
五、為華航空難作奉獻
二月十六日，中華航空公司六七六班機，在臺北桃園機場起飛不久即發生空難，二百零二位包括乘客及機組人員，全部罹難。事故發生後，法鼓山的蓮友們立即至現場以及隨行到殯儀館，為亡者助念阿彌陀佛聖號，並給其家屬們慰問照顧。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們派出七位法師及一百五十多位蓮友，為之啟建彌陀法會。四月五日農禪寺有近二千位蓮友及五十多位法師啟建三時繫念佛事，為華航及國華班機罹難者超度；四月十五日華航高級主管三十多人及國華總經理，到法鼓山臺北市安和分院，請我為他們演講「危機感與希望心」，協助他們重建信心，鼓勵他們否極泰來。
華航蔣洪彝董事長非常感激我們，事後華航的總務主任郭本華，特地向《法鼓雜誌》投稿，感恩我們「不求回饋的奉獻」，因為在一片都是指責華航公司的悲情下，我告訴大家說：「除了以佛事功德超度遇難者，也要為華航公司的員工們祈福，因為華航公司也是受難者。」
六、全民許願博覽會
三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法鼓山一連三天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辦的「我為你祝福－共修共願祈福法會暨全民許願博覽會」，這是一個「新世紀全民祈福活動」。所以三月十五日上午十點，在國父紀念館廣場，萬人雲集，總統李登輝先生和我一起啟動刻有〈大悲咒〉的重達二千公斤的花崗岩許願球，副總統連戰、行政院長蕭萬長等政府首長，都到齊了，並且都在許願牆上，留下了許願詞，李總統寫的是「民生樂利，國步安康」。
李總統致詞時說：「雖然各宗教所強調的教義不同，但就信仰而言，都是推動社會前進，增進人類文明的動力。」他也讚歎佛教捨棄名利、普度眾生的精神。
我在致詞中則呼籲：「每個人永保一顆為別人祝福的心，不斷地實踐許願、還願、祝福的三部曲。因為人類生命的目的，是為了許願及還願；生命的意義，是為了盡責與負責；生命的價值，是為了感恩及奉獻。」所以我相信：「人類的良知永遠不會磨滅，全民的希望永遠不會落空。」所以我們要推出「我為你祝福」的全民運動。
這場全民許願祈福活動，做得相當成功，但卻不是出於我們事前蓄意的安排策畫，說來也難以令人置信。若依據我的原始構想，僅屬於法鼓山皈依弟子的「回家活動」，讓大家回來聽我開示並接受我的祝福；執行計畫的出家弟子把它擴大，以全民持誦〈大悲咒〉來祈福；最後由義工菩薩把它推動成為許願博覽會。
原先我未敢想到能夠邀請李總統光臨，那是一位義工菩薩試探總統府的意向之後，才決定把許願博覽會的內容加以補充，層級加以提高。這是由於全民都有祈求平安的希望，加上這項活動的目標正確，所以獲得了全國上下的響應。可見這不能算是法鼓山有什麼能耐，眾多因緣促成了此一盛事，真可謂是不可思議。
七、佛教文學與藝術
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中華佛學研究所借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辦「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承辦人是故宮博物院的李玉珉教授，宣讀的論文，有臺海兩岸的學者共十七篇，包括漢藏兩系的佛教文學及佛教藝術，有關於佛教的詩歌、傳記、故事、戲劇、傳說、石窟的繪畫等，相當豐富。
十一日上午九點，開幕之後，安排有我的主題演說，題目為「佛教藝術的承先啟後」。我不懂藝術，但我懂得找尋一些佛教藝術資料，所以我也寫過幾篇佛教藝術的文章，在遊記中的《火宅清涼》一書，副題便是「中國佛教藝術之旅」。
佛教是亞洲擁有藝術古蹟最多且最偉大的宗教，甚至可以說，如果把佛教藝術的古蹟、古物除外，再察考東方文化中的古藝術品，就相當貧乏了。我在演說中提到：「凡是一個偉大而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宗教，必會給人類後代，留下偉大的文化遺產，包括哲學、文學、藝術。宗教藝術的作品，正是以具象的手法，表達宗教信仰所依據的哲學思想及文學內涵。……如果沒有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學思想，不可能受到上層社會知識分子群的持續信仰及普遍擁戴，就不可能培養及召集高明的藝術人才……繼續不斷地創作出偉大的藝術作品。如果缺少豐富的宗教文學內涵，也不可能有創作宗教藝術品的大量題材。」
我在結論中說：「古代人的宗教藝術，是為少數人的信仰作表達，現代人的宗教藝術，當與社會大眾的生活相結合，創作雖屬於藝術家的事業修養，宗教藝術的功用則能提供全體大眾善及美的教育環境。藝術品應當有其作品的創作風格，宗教藝術又必須兼顧傳統與創新之間的承先啟後。」
這篇演講稿，已於《人生》月刊一七八及一七九期刊出。今年度，我雖忙得不亦樂乎，也撰成了五篇學術性及報告性的論文：一篇是祝壽文〈人間佛教與人間淨土〉，三篇是學術會議的主題演說，那就是佛教建築、佛教藝術、佛教與東方文化，一篇是兩岸佛教教育座談會引言。都算是我的意外收穫。
八、《法鼓雜誌》一○○期
四月十五日，《法鼓雜誌》發行第一百期，編了一整張四大版的特刊，我真感謝那一批年輕菩薩，我沒有指示，他們卻自動地加班完成一份特刊，把《法鼓雜誌》的歷史、編輯、發行，以及讀者們的迴響，琳瑯滿目地呈現出來。
《法鼓雜誌》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創刊以來，總是按月如期送到讀者手上，中間從未缺誤，它是法鼓山僧俗四眾奉獻活動的寫真，也是我個人點點滴滴一百個月感恩、報恩的雪泥鴻爪。說來也真慚愧，為了傳遞法鼓山的理念，呼籲大家一同來推廣心靈環保，齊心來建設人間淨土，我本應是踏雪而行的僧人，雪溶即無痕，卻留下了《法鼓雜誌》的記錄。
從特刊的「《法鼓雜誌》大事記」看來，我在這一百個月之中，還真的很忙！法鼓山的菩薩們，在這一百個月之中，還真的為我們的人間社會，奉獻了不少的心力。我寫了一篇〈期許〉：透過《法鼓雜誌》，願把佛法給每一個需要的人。它從每期發行數千份開始，現在已成長到十五萬份，但它尚是法鼓山的內部刊物，是一份為了答謝內部信眾而提供的福利，它擔負著協助信眾們逐步成長的重要任務。
九、香江法雨第九度
這是我應邀至香港弘法的第九次，每次都是由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主辦，丁珮居士協助。
四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一連三晚，均借紅勘碼頭的伊麗莎白體育館，面對三千人左右，宣講《華嚴經‧淨行品》，這是繼續去年尚未講完的經文，接下去講。
由於五月初我將與達賴喇嘛在紐約有一場「文殊智慧」的對談會，《華嚴經》的這一品，正好也是介紹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今年度的我，好像是交上了文殊菩薩的智慧運，不論是出書、講經、演說、座談，都跟文殊的智慧有關。
除了晚間講經，那三天白天的行程，也很可觀：
接受《明報》、《星島日報》、《新報》等三家媒體記者的個別專欄採訪，事後均有大篇幅的正面報導；《明報》甚至用了一整版介紹我個人以及法鼓山這個團體在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所作的貢獻，這在以往是從未有過的。
四月十八日下午，出席法鼓山香港分會的陳柏楠等借香港大酒店舉辦的「工商界領袖聯誼會」，與會者有臺灣駐港辦事處主任鄭安國、惠記集團總裁單偉豹，以及知名商界領袖陳天明、黃坤、張作鑫、袁立明等。目的是來聽我開示，如何用佛法幫助競爭激烈的工商界領袖們，輕鬆自在過生活。
四月十九日上午，借黃鳳翎中學禮堂舉辦誦經、浴佛法會，共有我歷年來港接受的三皈依弟子三百多人出席。下午於伊麗莎白體育館，為一百五十多位信眾，舉行三皈五戒儀式，本來他們只預備求受三皈，經過我的鼓勵，也都受了五戒，因為我破除了許多人對於「受戒破戒，墜入地獄」的恐懼疑慮，於是便放心歡喜地受了五戒。
為了參觀香港一座全部仿唐式的木造寺院建築，四月二十日上午，一行人訪問了鑽石山的志蓮淨苑，住持是年輕的宏勳尼法師。過去我曾訪問過一次，是在貧民窟的山邊上，這次則已不見貧民木屋，全山都是原木建造，如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及南禪寺那樣雄偉實在的大建築群。莊麗宏大、古樸典雅，堪稱為今日世界唯一的中國古建築復現的大博物館了。
由於宏勳尼法師也是一位優秀的業餘攝影家，對佛菩薩的造像藝術，亦有其獨到的看法，我參拜了該苑大殿的鉅形聖像，也確有盛唐的風格，所以事後又派遣果品比丘率同法鼓山的總工程師陳洽由及承造法鼓山大殿佛像的林聰惠，專程前去向她討教。
十、我的跨出與跨越
對我個人而言，今年最讓我願意跟讀者們分享的經歷是：跨出了漢傳佛教的領域，跨越了臺海兩岸的隔閡，並且把中國的禪法，傳進了社會主義的祖國。
首先是今年五月上旬，我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紐約舉行漢藏佛學大對談，轟動了華人社會，也影響了世界佛教；五月中旬應邀至波士頓的南傳佛教內觀中心，演講並傳授默照禪法；九月下旬，前往俄羅斯的聖彼得堡，主持五日的禪修指導；七月上旬及九月上旬，分別在臺北及北京，我們主辦了臺海兩岸「佛教教育」及「佛教與東方文化」座談會和學術研討會。
這些就要請讀者翻閱以下所寫的全書各篇了，也等於邀請你陪伴我一同走過佛教傳入漢地的第兩千年。請你分擔我的辛勞、分享我的成長，其中有我感恩的熱汗和熱淚，也有我的祝福和期許。
人間是永遠有希望的，只要我們發下宏願。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聖嚴寫於紐約東初禪寺
一、漢藏佛學大對談的籌備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莊嚴寺大殿落成，以及大佛開光的典禮上，請到了二十位來自臺港各地的華僧長老，共同主持開光儀式；達賴喇嘛與我，也都是其中的一位，因此有緣從臺北見面後，時隔一月，和達賴喇嘛再度相遇。當時雖然未有機會個別交談，但在同桌的午齋席上，彼此交換了好幾項意見的看法。
到了七月中旬，西藏之家（Tibiet
House）的舒曼博士（Robert
A. F.
Thurman）計畫邀請達賴喇嘛，於今年度再度來到紐約，為他們的新道場主持開幕儀式。因此，想到要找一個華人的佛教團體，共同跟他合辦一次達賴喇嘛的弘法大會。由於因緣的聚合，主動地找到了我們法鼓山的美國分會。當時我人在臺灣，經果谷師向我勸說，而於七月十五日回覆同意。而舒曼博士也贊同果谷師的建議，計畫在法會的最後一天，安排我和達賴喇嘛，作一場破記錄的漢藏佛學對談。
七月三十一日，舒曼博士寫好一封致達賴喇嘛的邀請函，八月初寄往印度的達蘭莎拉，向達賴喇嘛作正式的邀請。九月初，他又親自到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當面禮請，並且建議達賴喇嘛講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其實就是宗喀巴所著的《聖道三要》；據說在前年，達賴喇嘛已經在洛杉磯講過一次，那是舒曼博士和當地僑領林耿如居士合辦的弘法大會。
達賴喇嘛對於和我作一場漢藏佛學對談的建議，欣然接受；但是並沒有談到該如何進行對談？以什麼作為主題？
九月二十五日，西藏之家與法鼓山美國分會開始討論合作契約的內容，到了十一月十一日才簽妥。舒曼博士為表示對我的尊敬，於十一月下旬率領他的夫人及兩位秘書，來到東初禪寺拜訪，交談極為愉快。之後，法鼓山美國分會和西藏之家，僅以極少數的人力，經過無數次的溝通接洽，終於完成了所有的籌備工作；我們這一邊，是以果谷師為主要聯絡人，加上四位義工，那就是龔天傑、陳珠華、林德利（Lindley）、曾懿莊。
必須作的第一項決定，就是場地。先後換了三處，從最早的可以容納五千多人，然後是三千多人，結果都因為時段不適合而作罷，最後終於確定了一家只有二千多個位子的玫瑰廣場。我也親自到現場看了一次，地點是蠻適中的，靠近無線電城（Radio
City Music
Hall）。可是該場地的燈光、音響，以及座椅，都需要我們自己解決，還有同步翻譯和收聽設備、安全裝置，以及飲食及售票，乃至於為遠道而來的聽眾預約旅館等問題，都要我們自行接洽專業的公司承包，這是非常繁瑣複雜、千頭萬緒的事。而且西藏之家的西方人和我們東方人寺院，是兩個不同工作性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行事習慣的佛教團體，卻要合作主辦同一件事，真是煞費周章。我指示果谷師三個原則：1.吃明虧可以接受的話，不要去計較；2.
要以忍耐心、慈悲心和智慧心，來完成這項任務；3.在平等的條件下，盡全力合作。
在西方社會，辦事的先決條件，就是經費的預算。雙方估計可以從門票入場券的收入之中，除去各項開支後尚有盈餘，其中百分之四十，供養達賴喇嘛，百分之六十，則由兩個主辦單位均分。我們準備將分到的款項，捐給達賴喇嘛作為興辦佛教教育之用，而西藏之家則急著等待這筆錢作為他們新道場的裝潢所需。可是在還沒有門票收入之前，所有的開支要由兩邊的主辦單位預先墊付，於是雙方在銀行設立了一個專款專用的戶頭。
舉辦這樣的一樁大事，是要通過各種媒體的介紹，才能達成弘法的最大效果。首先，要讓東西方的人士知道這項訊息，並且有意願來參與這項盛會；然後要作適當的文宣工作，讓弘法的宗旨和內容，給不能參與這項盛會的全球人士分享。因此，由兩個主辦單位，分別負責找到專業的公關人員，以英文及華文，向各大眾傳播媒體，適時發出梯次性的文宣資料。英語系統的媒體，是由西藏之家找到一位義工公關。華文部分，則由臺灣及美國兩地分頭進行，在臺灣方面，當然是由法鼓山聯合辦公室的公關文宣室，挑起了這項任務；美國方面，則是由東初禪寺的信眾，現服務於《世界日報》的李崇婉居士策畫聯繫。
在會前，除了陸續發佈訊息之外，也分別在臺灣和美國兩地，各召開了兩次記者招待會。美國方面，第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安排在市中心的禪味素食餐廳，和各媒體的主管及記者們見面，由我親自主持；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還是在禪味，由果谷師和舒曼博士共同召開，四月二十五日我又親自訪問《世界日報》，由其現任董事長李厚維及前任董事長馬克任接待。
在臺灣，是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我從羅馬梵蒂岡出席世界宗教和平會議回國，藉法鼓山臺北市安和分院招待記者，宣佈了這項消息及其宗旨；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由於舒曼博士到臺北訪問，所以跟我共同為這項法會舉行記者會，各大媒體也都以顯著的篇幅報導了這項消息；同時，在我們的《法鼓雜誌》、《人生》月刊上有完整的報導；而我也在臺灣一連串的弘法活動之中，透露了這項消息。
媒體記者多半會問起，這場大會為什麼不選在臺灣而要在美國舉辦？我只能回答：「一切都是因緣促成的，這不是我意料中和計畫中的事。」不過，能在美國紐約這樣的國際舞臺上，和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達賴喇嘛，同時對談漢藏佛學問題，無異是將漢傳佛教的觸角，延伸到了國際間。因為目前的達賴喇嘛，不僅僅是代表著西藏文化，事實上已被世界各國認作是佛教的代表。反觀漢傳佛教的聲音，不但在國際上很難聽到，就是在國內臺海兩地，也是被民間信仰和新興宗教所混淆；甚至連臺灣佛教界的僧俗四眾，也對漢傳佛教認識不清，沒有堅固的信心。
我看到今天的臺灣，有許多佛教徒，不是一窩蜂的去學習藏傳佛教，就是一面倒的去依靠南傳佛教。原因就是不知道由祖先們努力了近兩千年的漢傳佛教，留下了龐大的智慧遺產，其可貴處是什麼？所以我非常樂意讓藏傳佛教的代言人達賴喇嘛，以及國際間的佛教徒們，聽到一些漢傳佛教也不錯的資訊。
我是漢人，在漢傳佛教的環境中長大，受到的恩惠是無可比喻的，所以也想趁此機會向國內外人士提醒一下：漢傳系統的佛教徒們不要忘了，我們也有不少值得發揚光大，和世人分享的智慧財產，直到今天，日本、韓國、越南，還有許多人使用著它。
二、弘法售門票？法喜充滿做義工
當把消息發佈之後，本來以為達賴喇嘛於去年到臺灣時，造成轟動，朝野上下對於能夠見到達賴喇嘛，或聽到一場他的演講，都認為是難得稀有的事，所以料想會有不少人願意去美國參與這次盛會。因此，特地向合辦單位西藏之家要求，能給華人全部門票中的三分之二，這項提議也被西藏之家接受了。直到達賴喇嘛主持這項弘法大會之時，還以為華人的聽眾是絕對的多數，所用的儀式及公開的翻譯，都不是英語，而是專為華人翻譯成華語，西方人則透過耳機聽英語。
事實上，那是我們錯誤的估計，到了購買預售門票截止日為止，華人未過半數，西方人士卻一票難求，我們只好陸續把預先保留的華人票，釋出給西方人士，而讓西方人士多花費一付耳機的租金。
在臺灣方面，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準備由法鼓山辦公室或者僧團，來主辦赴美聽法團的活動。也沒有向任何佛教團體發出邀請函，乃至於對法鼓山團體的內部，除了張貼海報之外，並沒有運用護法會的組織體系，發動信眾們前往參加，僅僅提供訊息以及代為接洽信譽可靠的旅行社，來負責籌畫組團前往。因此，最後向旅行社報名的只有兩百多位，而且幾乎清一色都是法鼓山的悅眾菩薩。可見臺灣的佛教界，團體和團體之間的分界線，是多麼明顯；因為這是法鼓山主辦的活動，其他佛教團體的成員似乎就不便參加了。
有若干獨立道場的出家眾，到農禪寺打聽參與法會的消息，以及接到若干居士的電話，因為他們正好在四月底五月初要到紐約，所以向我們索取門票。但當告知他們，門票是要出錢買的，而且價錢並不便宜，最貴的是一千美元，其次是五百美元、二百五十美元、二百美元；最便宜的則為十五至一百五十美元之間，而這種優惠券也僅有二、三百張，是為了清寒學生所準備的。當他們聽到說需要買票時，直接的反應就是：「豈有此理！聽聞佛法怎麼還要付錢？」這是因為在臺灣地區，各種團體的弘法大會，很少以買票的方式進行，於是大家都運用各種管道和方法，找到比買票收入也不遜色的經費資源。
我是最不會想辦法找錢的人，也能每年在臺灣舉辦幾次大型活動，雖然辦得蠻辛苦，但並沒有因此辦不起來。可是生活在美國這樣的社會，大型活動如果是免費的，麻煩可就多了：（一）所有一切的開銷，包括場地設備以及各項籌備工作，錢從何來？（二）人數無法控制，來得太多，僅僅超過一兩位還可以，如果超過十個、八個就不會有位子，其他不得其門而入的人，便會提出抗議。（三）如果是免費的演講活動，除非是在公園、校園等戶外，還會有一些流動的人潮之外，類似的室內大型演講，而且連續三天，很難說會有多少人有興趣來聽；因為不需要花錢，就會予人沒有價值的感覺。
對於我們來講，雖然買票聽聞佛法不太習慣，可是這場活動，是在美國的紐約舉行。要把達賴喇嘛從印度請到紐約，包括他十多位隨從人員，所有往返的交通、食宿以及必須向保全公司雇聘資深的安全人員等，都需要用錢。
我們不可能以舉辦這項活動所需之費用，去向任何團體、組織伸手要錢，因為那樣的作法，反而會變得更複雜。只好羊毛出在羊身上，由聽眾的門票收入來分擔各項費用，反而是最簡單的方法。當然，這樣一來，對從臺灣報名前來參加聽法的信眾們而言，負擔是比較重了一些。
當大家知道這是為漢傳佛教增光，也為藏傳佛教護法，所以我們法鼓山，從我個人，到美國與臺灣的所有僧俗四眾，除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之外，並沒有把這項活動的門票收入，放進私人的口袋和團體的帳戶，所以大家都能夠歡歡喜喜，同心協力來辦完這場活動。
在美國方面，法鼓山分會的人數不多，東初禪寺的出家眾更少，所以多半的籌備工作，只有幾個人在做。尤其是果谷師，他在大學畢業之後，立即就來東初禪寺出家，沒有任何的社會背景和與人交涉的工作經驗，他只是憑著誠心、願心、信心，東奔西走，把這項任務頂了下來。他也特地為此事回到臺灣一趟，收集相關資料，同時向高全德居士的佛教文物公司，商借了大型的唐卡和幡幢、傘蓋等藏傳佛教的莊嚴法物，使得會場充滿了金碧輝煌、彩色燦爛的氣氛。
我自己是在四月十六日離開臺灣前往香港，在伊麗莎白體育館，一連三晚演講《華嚴經‧淨行品》，到四月二十日，再從香港經臺北飛到紐約。見到東初禪寺上上下下、前前後後，把達賴喇嘛來美主持「文殊菩薩智慧法門」大法會的準備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包括兩個重點：（一）為大會會場的佈置、接待、善後。（二）為臺灣以及全美各州組團來到紐約的法鼓山信眾，訪問東初禪寺以及紐約上州的象岡禪修道場。
看起來好像是同一樁事，其實是各不相同的接待工作。因此，分成兩組人馬，其中有少數的人員是跨組的，兩邊都需要他們。一共動員了近百位東西方義工，甚至有些人，為了擔任連續幾天全職的義工，向他們的服務單位請了事假；他們寧願犧牲每年的休閒假期，而來辛辛苦苦的奉獻給三寶，真是讓人感動。
為了這次活動，先後召集了兩次義工說明會。第二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下午，連續開了三個小時的會議，最後由我給他們作了四項勉勵：（一）義工是以服務為第一，我們都是這次活動的主人，不是貴賓。當師父或達賴喇嘛在臺上演說時，服務的人員不是專心坐在那裡看和聽，而是以服務為第一。（二）希望大家能以觀世音菩薩的面孔，經常帶著微笑來迎接貴賓們。服務時，不要像正在打禪七的修行人一樣，面無表情、不發一言的站在那裡，必須隨時為他人祝福。（三）隨時隨地要有合掌的習慣。不論是主動服務或被要求，或者是面對態度不佳的來賓們，都要以菩薩的心腸，謙虛地合掌。（四）隨時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自己動作粗魯、說話大聲，跑得快時容易碰到桌椅，不但自己危險，也給他人帶來麻煩。
這四項勉勵相當有用，不僅對東初禪寺的義工有用，也對西藏之家派出來的義工有效。當我們的義工發覺西藏之家的義工們，只顧聽講而忽略了為聽眾們服務的時候，就把我的四點勉勵，唸給對方聽，使得對方既慚愧又感激。
我們的義工群非常的辛苦，從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就要把會場需用的大量物品，由四面八方運送到玫瑰廣場，甚至忙到深夜還在搬運東西。到了四月三十日，從上午起就進行佈置會場的工作，包括把文殊菩薩畫像印製的布旗，張掛於會場的內外四周。講臺上的佈置更是非常吃重，先要把地毯換新，原有的佈景拆除，再掛上藏傳佛教的莊嚴。另外清理廁所，打掃整個會場，也清出了大量的垃圾，還要佈置達賴喇嘛上臺之前下臺之後的臨時休息室，和他專用的廁所。
最吃重的工作，則是將兩千多張的椅子，排得整整齊齊，從前後左右看去，就像圖案一樣，這是煞費周章的事，雖然預先進行了紙上圖表作業，到了實際運作之時，意想不到的狀況依然頻頻發生。由於現場並沒有準備手提的擴音器，租來的音響設備也還沒有裝好，使得執行工作的總指揮，在臺上臺下聲嘶力竭的招呼之下才完成任務。其中好多排椅子，是排了又折，折了再排，使得不少義工火冒三丈，甚至覺得沒有頭緒而困惑無奈，但是到了深夜時分，畢竟大功告成。
參與佈置會場的義工菩薩們，抱著疲憊的身體又有成就感的心情，離開會場之後，回家休息幾個小時，又要準備第二天一大早趕到會場，擔任接待等的工作。這些義工，真是可敬可佩，他們在這三天之中，都是做著服務聽眾照顧會場的工作。至於達賴喇嘛講的文殊法門、智慧灌頂，乃至我和達賴喇嘛的對談，對這批義工群來說，多半僅僅是粗枝大葉的看到，而非從頭到尾的聽到。甚至有好多位義工，是被安排在場外及地下室，根本沒有機會參與聽講。但他們無怨無悔，而且還覺得法喜充滿，這種心情，就不是局外人能夠體會得到的了。
三、與達賴喇嘛緊鄰而住
四月二十八日，達賴喇嘛一行抵達紐約。原來西藏駐紐約辦事處的官員，約定我一起至機場迎接，或者到他住宿的華爾道夫大旅館會面。可是，就在當天，達賴喇嘛派駐紐約的僧團代表羅伯森喇嘛（Lama
Lobsang），陪同達蘭莎拉辯經學院的副院長丹道格西（Geshe
Damdul），以及該院的學生蔣揚仁欽，到東初禪寺拜訪。說是當天去機場迎接的人太多，甚至不會有機會跟達賴喇嘛講到話，會使達賴喇嘛感到對我不禮貌。至於他到了旅館，旅途勞頓已經很累，最好讓他休息，而且還有不少的媒體記者等著見他，所以不去比較好，因為我不是他的弟子和信眾，只要讓西藏之家的舒曼教授去迎接就夠了。
當天這老中少三位喇嘛訪問我的目的，是聽說我將會以這次門票收入的盈餘款額，透過達賴喇嘛，捐給他們的辯經學院，所以先來表達謝意，同時也商討一些合作交流的計畫原則；也就是說，雙方要討論法鼓山的法鼓大學或者中華佛學研究所，今後跟達蘭莎拉的辯經學院，進行若干合作交流項目的可行性及可能性。
今年三月三十一日，這位臺灣籍的年輕喇嘛蔣揚仁欽，曾陪著他們的院長丹丘格西（Geshe
Damchol），到臺北訪問我們農禪寺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所以知道我們的情況和辦學的方向。他們的辯經學院，創辦沒有多久，那是由達賴喇嘛親自指導，交給最親近的幾位格西負責經營，比起他們在印度南方三大寺的規模，雖然小得多，但它畢竟是屬於達賴喇嘛自己指導的，應該會受到更多的照顧。現在從臺灣去印度留學藏傳佛教的年輕比丘，多數也是該院的學生，所以跟漢傳佛教比較接近。至於如何地合作，要在他們的副院長丹道格西回到印度，討論之後才能知道。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我為了與達賴喇嘛同時出入會場，以及就近招呼的方便，所以也帶著兩位比丘弟子果元及果谷，住進了華爾道夫飯店，跟達賴喇嘛不僅是同一層樓，而且是緊鄰。這是一家在紐約名氣最大，也是歷史悠久的旅館，凡是出席聯合國會議，以及出席各項國際會議的世界各國元首、首長等大人、名人、富人，多半會住進這家旅館。它的設備裝潢雖然普通，空間卻很寬敞，安全警衛也很周密，當然，它的價格也不便宜。我們是由於西藏之家舒曼博士運用了關係，所以能以大約半價的房間費用，住了四個晚上。
雖然和達賴喇嘛緊鄰而住，由於各有自己的時間安排，不能隨便進出彼此的房間，我是到了五月一日早上，才正式到他房間的客廳作了十五分鐘的訪問，然後一同坐車抵達會場，之後只有兩度再到他的會客室，一次是五月二日中午的聚餐，第二次是同日的傍晚舉行記者招待會。其他的時候，只有從會場回到旅館之時，乘坐同一輛汽車。
不過，交談的機會還是蠻多的，每次在會場等待上臺之前，有五分到十分鐘，都是我陪他單獨相處的時間。彼此交談的焦點，不是在臺上講的主題，而是一些戒律上和習俗上的問題，乃至於彼此在修行生活上的問題；跟他相處，始終讓我覺得，是我熟悉很久的一位老朋友。彼此曾就比丘戒可以捨了再受，比丘尼戒則只受一次，捨後不能再受的問題交換意見。
他也在會場中被聽眾問起，近時臺灣佛光山從尼泊爾某喇嘛處請回的佛牙舍利，是真是假？他當眾回答是：「我不清楚，我有些朋友可能比我有研究，不過西藏也有人把象牙當作佛牙供的。」他在私下告訴我說：「西藏人的信仰很多，有的也極有趣，以那麼大的象牙當佛牙總是過分了一些。」他對我能有六年的山中閉關，很讚賞。當我問他每天的日課，他說他每天有三至四個小時打坐修法，也讓我佩服。
五月一日上午九點三十分，與現年六十四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旅館的會客室見面，他看來健康不錯、精神振作、面色紅潤，握手時感到他的兩手柔軟而溫暖。他見客的習慣是先站在門內的正中央迎接，然後伸出雙手彎腰合十，再把身體低過九十度，跟我握手致意。我發現站直身體後的達賴喇嘛，不會比我矮，但在向我打招呼時，就顯得比我矮了許多，好像他的腰、背都是駝著的，就是跟我一起拉著手走向座位時，還保持著同樣的姿勢。可是當他面對面跟我一起坐下時，又跟我差不多高了。
其實，他不僅對我如此，跟所有的信眾和訪客見面，也都如此，所以曾有記者問他，是不是他的背駝了，他則不置可否的回答：可能平時坐得太久了。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為當他和我同坐沙發以及汽車時，我發現他並沒有彎腰駝背；同時我也留心跟隨他的喇嘛弟子們，和我見面時，也都是這個樣的。見到佛像固然會五體投地，見到任何人也都會深深的彎腰，恭敬的迎送，親切的招待，充滿了謙虛、慈悲、平易近人，高人而下己的威儀。他們對於客人和信眾，都能如此的尊敬，對於長輩的禮節，那就更加殷重了。我見到達賴喇嘛的出家弟子們，對於達賴喇嘛非常恭敬，遇到有事需要請示之時，必然合掌彎腰、抬頭仰視，在接受指示的時候，往往會雙膝跪下，再彎腰合掌仰視，這都讓我得到深刻的印象。
我們法鼓山正在提倡「四環」運動，其中一項就是禮儀環保，包括心儀、身儀、口儀；除了個人的禮儀，還有家庭的禮儀、團體的禮儀、社會的禮儀。但是在我們漢人的社會之中，很難落實，雖然大家願意接受這樣的觀念，也覺得非常需要，可惜在民族性的習慣上，卻很難讓大家做到。所以這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加強宣導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
當時我跟達賴喇嘛所談的，只是把前兩次會面的情況，作了一些回憶。然後互相請安問候最近的近況，接著就登車前往當天弘法大會的會場。上午十點整，出席的聽眾已把會場坐滿，聽說其中有許多人是從世界各地趕來，包括歐洲、南美洲、澳洲及亞洲。而我們臺灣來的團體，是排在正中央的一區，所以上臺之後，給我的印象全場多半是華人，兩旁、後邊及二樓，由於光線暗淡，就不容易分辨是西方人和東方人，其實是西方人比東方人多些。
四、慈悲與智慧．聖道三要的內容
開幕之前，由果谷師擔任司儀，為聽眾簡單說明會場的秩序維持，聽法時的心態要專注和恭敬，心情要輕鬆愉快。然後舒曼博士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接著由我上臺致簡單的開幕詞。本來計畫照著預先準備好的稿子宣讀，臨時改為用口語把文稿的內容，向大家很輕鬆的講了五分鐘，題目是「慈悲與智慧的佛教」，茲將內容精要抄錄如下：「達賴喇嘛尊者，諸位兄弟姊妹，早安！我是法鼓山所屬團體的創辦人聖嚴法師。我感到非常高興，能與紐約西藏之家的舒曼教授，共同為達賴喇嘛尊者主辦三天的弘法大會，並且將於五月三日下午，與尊者以佛教的「智慧」為題，同臺對談。佛教，雖然博大精深，它的宗旨，則在為人類提供了智慧和慈悲的精神文明。人類之有苦惱，是因為缺少了智慧；人間之有紛爭，是因為缺少了慈悲。如果能以慈悲心來待人，就不會跟他人發生衝突。如果我們大家都願意開發自己心中的智慧和慈悲，佛國淨土的景象，便會在我們的人間展現開來了。恰巧，達賴喇嘛尊者，於去年三月，在臺灣傳授了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法門，此次來紐約傳授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願我們為這三天的盛會祝福，願它為人類帶來普遍的光明，願它為世界帶來永遠的和平。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達賴喇嘛尊者，不辭辛勞，從印度來到紐約，普施甘露，遍降法雨。」
當場因為是用口頭致詞的方式表達，前後中間另有幾句輕鬆的穿插，所以在我致詞結束時，帶動了熱烈的掌聲和全場的歡呼聲，為大會的開始營造了和諧、快樂的氣氛。接著就由主辦單位安排我的四位出家弟子，果元、果品、果廣、果選，具禮迎請主講的達賴喇嘛上臺。然後就由達賴喇嘛開始進行兩天一共四場的講座，題目是「文殊菩薩智慧法門」。
達賴喇嘛所講的主題是宗喀巴大師的《聖道三要》，譯成漢文只有十四個偈頌，每頌四句，每句七字，一共只有三百九十二個字。它的內容是圍繞著一個「心」字，包括出離心、菩提心、清淨心，以及說明這個「心」是既非有邊，也非無邊的中道空性。綜合的講，所謂三要，就是出離心、菩提心和空正見。
他又特別強調佛法就是緣起法，所以見緣起即是見法，見法即見佛；見緣起故證空，證空即出離，出離而得解脫。他是以所謂中觀應成派的立場，來作深入淺出的講解。他並沒有依據偈頌的條文逐句講解，卻把《聖道三要》的內容表達了出來。
由於他用的詞句不是漢傳佛教所常接觸的佛學名詞，西藏人的思惟方法比較接近於印度，所以華人在乍聽之下，不容易進入情況。其實透過翻譯者表達出來的佛學名相，除了少數是屬於藏傳佛教特有的之外，多半在漢譯的聖典中也可以看到。只是漢傳系統的佛教對於阿毘達磨以及中觀、唯識，特別是密部的教典，並不常用，也不普及，所以感到陌生。尤其近代的中國佛教徒們，除了幾部常用的經論，例如《圓覺經》、《楞嚴經》、《金剛經》、《法華經》、《華嚴經》、《維摩經》、彌陀淨土諸經，以及《大智度論》和《大乘起信論》等少數屬於性宗的聖典之外，很少有人去碰阿毘達磨、中觀及唯識，特別是密部的著作。
其實達賴喇嘛所講的內容，並沒有那樣的複雜難懂，只是他表達的方式和營造的氣氛，讓聽眾覺得稀有難懂。但是，聽眾們不論是否全部聽得懂，或是只聽懂幾成，都會很有耐心的繼續聽下去。因為他所介紹的觀念，都是在西方文化中不易見到的，又是合情合理，合乎現代科學原則的。對於華人聽眾而言，因為接觸到許多陌生的佛學名相和思想體系，就感覺到藏傳佛教是很有內容，又有深度的。因此，在每場兩個到三個小時的講座之間，最多也只有兩三次讓人感到輕鬆、幽默而報以掌聲和笑聲，多半的時間，主講者的語氣表情相當嚴肅，尤其還要透過翻譯人員的口譯，其實不是那麼輕鬆有趣的事。但是全場的聽眾，都能從頭到尾全神貫注，中途離席走動的人幾乎沒有，這是相當難得的，也讓大家感受到出高價來聽講，是非常值得的。
我是被安排在講臺上的座位，面對主講人的右側，和我的出家弟子以及幾位藏傳的僧侶們，包括達賴的隨從人員坐在一起。本來我們特別為達賴喇嘛準備了高大的法座，他臨時要求要坐跟我一樣的椅子，表示他的謙虛。那個看來高貴廣大的特別座位，等到五月三日上午舉行文殊智慧法門灌頂儀式之時，他才坐了上去。這也表現出達賴喇嘛能夠入鄉隨俗，能夠很用心的考慮到，對其他佛教傳統所屬長老大德的禮貌。如果是在藏傳佛教的體系之下，達賴法王是諸大法王之中的最高法王，不需要考慮座位高下的問題。
五、午齋桌上的漢藏交流
五月二日的中午，是由東初禪寺的信眾所開的「禪味」餐廳，提供中餐西吃的素食午餐。他們代替我作東，供養達賴喇嘛，地點就在他旅館房間的餐廳。這是一家在紐約市區向西方人推廣中式素食最成功的餐館，材料是東方的，經營者和廚師是臺灣的，吃的方式和調出的口味是日式和西式的，所以做得相當成功，已經由一家店開到三家店。當天是由他們的經理和老闆娘親自出動，非常用心的為我們準備了五道菜和一份新鮮的時果。
當天同席的人，除了我和達賴喇嘛，還有果元、果谷，加上達賴喇嘛的英文秘書，中文翻譯就是那位臺灣籍的年輕喇嘛蔣揚仁欽，為了翻譯，他的年齡最小才二十歲，反而坐在中間最大的位子，我和達賴喇嘛對面而坐。「禪味」準備的食物新鮮可口，大家吃得非常開心，特別是達賴喇嘛胃口奇佳。這五道菜的分量可以因人而異，多吃多加，少吃少放。我不能說達賴喇嘛吃了五大盤，至少三盤是非常實在的，而且動作很快。因此我問他，如果每天吃這樣的素食，對他來講，營養夠嗎？他則答非所問的說：「相當好吃！」。
大家都知道他也主張素食，認為佛教徒應該素食，表現對眾生的慈悲，但是他曾經試過一段時間，結果沒有成功，那是由於他的身體無法適應。其實，依我的觀察和推想，他不能適應素食的原因有兩點：（一）西藏人不知道有那些種類是非動物類的食品。（二）他們不知道如何烹飪、加工、調味，也不知道有那些豆類、榖類以及瓜果葉菜類的食物。
據我們所知，至少有數百種素食，可以依照季節的不同，更換新鮮的品目。但是他們所知有限，加上烹飪的技術缺乏，所以營養不足，腸胃不適，那是當然的事了。據曾任監察院院長的陳履安居士告訴我，他已經發願要去對藏人傳授烹調的技術，以及讓他們知道有非常豐富的素食材料資源。這真是一項大功德，也將是一項大工程，要想改變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飲食習慣，如果沒有耐心和宏願，持續地推動，大概是很難完成任務的。
我也從達賴喇嘛的傳記中得知，無論他到那兒，一定不得中斷每天需要服用的藏藥，否則就不能維持他身體的健康。藏藥究竟是什麼東西？與漢藥是同類而異質的，藥材有些類似而處方不同。據一位西藏政府派在紐約的官員告知，他們採用植物、動物、礦物，貴重的藥材則包括黃金以及珠玉、寶玉，甚至西藏人最重視的天珠，還有珊瑚等等。我問這些材料是從那兒來的，是不是要回到西藏去找？他說不必，在印度的藏人也設立了醫藥學院的製藥工廠，印度就地可以找到藥材。來自世界各地信徒們所奉獻的金銀珠寶，包括水銀，就交給製藥工廠，如法煉製，有一點像中國古代道家的煉丹術。
在製藥過程中，有一項儀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由喇嘛們，甚至達賴喇嘛親自參與為藏藥修持特定的密法加持，而且這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高貴的藥，價錢並不便宜。曾經有幾位從印度、尼泊爾學法回來的尼眾，供養我幾錠分裝在小紙盒中的藏藥，外面是布包，裡面一層是紙包，再一層是金箔包，打開之後，有一股清涼芳香的味道。也許我的福報不夠，也不會密法，所以體質不合，吃了一錠半之後，覺得並不舒服，所以沒有再用。
當我們於一九八九年去印度朝聖經過尼泊爾時，也曾有當地的喇嘛，贈送我們一些丸藥，據說具有治療百病的神效，試用之後，也和我的體質不合。達賴喇嘛究竟用的是什麼藏藥？據說是一種特別的處方，裡邊有些什麼藥材就不得而知了。
達賴喇嘛的食量雖然驚人，但是他告訴我只用早、午兩餐，使我佩服的是，他經常在世界各地旅行，竟然沒有時差的問題來困擾他。
在餐桌上，他看我吃的葉菜之中，有一盤跟他們的都不相同，就是嫩蕃薯葉。這是由於「禪味」的老闆娘，知道我最習慣吃這種菜。達賴喇嘛問我原因，我說在四十年前，我在臺灣的山中，曾經有過六年閉關修行的過程，那時候山裡最豐富而且四季都能供應的，就是蕃薯葉。不過我比起西藏的密勒日巴尊者還好些，他長期生吃青色的植物，結果皮膚變成綠色。而我是煮熟了吃，雖然連續六年，皮膚的顏色並沒有變。
在餐桌上我們也討論了幾個問題：
（一）美國法鼓山分會準備捐贈七萬美金，提供他作為充實辯經學院的設備之用。（二）今後漢藏兩傳的佛教人才，如何進行交流和培養計畫。（三）由梵文譯成漢文的佛教聖典，還有幾部是藏文所沒有的，譬如兩百卷的《大毘婆沙論》，一百卷的《大智度論》，以及由幾個部派所傳的律藏，這些都應該譯成藏文；我也知道在藏傳的三藏教典中，漢文沒有的大約有一千三百多種。至於漢傳佛教到了第七、第八世紀，已經非常成熟，有所謂大乘的八大宗派都已全部完成，歷代各宗的大善知識所留下的佛教文獻，數量相當驚人，也都值得向藏傳學者們介紹。（四）請教達賴喇嘛五月三日下午的對談，是以什麼方式進行？如果各說各話，彼此沒有交集，可能會使聽眾失望，氣氛也不會很好，因為我們只對自己系統的佛學較為深入，對於對方的就比較陌生，可是佛法的源頭相同，分流之中必有相同之點。所以我向他建議，由我說明漢傳佛教的傳承過程，以及教證和理證的重點，然後請他以藏傳佛教的立場指教回應，他也欣然同意。
因為達賴喇嘛在上午的一場開示中，講到要寬恕你的敵人，甚至把打擊你的人當作恩人、菩薩來看，然後就哽咽落淚，泣不成聲，演講終止了大約有一分多鐘才恢復常態。全體聽眾們都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麼而哭，連我也不清楚。我在陪他回旅館的車上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說：「我一想到龍樹菩薩，就會感恩，就會痛哭，曾經在印度一連哭過三天。」這對於一般人來說，是不容易理解的。
龍樹菩薩大約是西元一五○至二五○年之間的人，他在印度佛教史上，是位非常傑出的高僧，他的著作數量驚人，被翻譯成漢文，收在《大正藏》中的共有二十五部，被翻譯成藏文而被編入西藏《大藏經》中的有一百二十五部。對西藏的格魯派，也就是黃教而言，被稱為中觀應成派，主要就是以龍樹的中觀思想為本。假如沒有龍樹，就不會有西藏的黃教格魯派。就以中國佛教來講，也把龍樹尊為八宗共祖。西藏人有印度佛教的傳統精神，對三寶恭敬，也對法的傳持者感恩，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飲水思源。
因此，我在餐桌上問他一個問題，西藏雖然保存有數量豐富的龍樹著作，可惜還有一部《大智度論》沒有翻譯成藏文，我們相信它是龍樹的作品，所以漢傳大乘各宗，都會應用《大智度論》的觀點。我問達賴喇嘛是否聽過這部論書？據說藏傳佛教的學者們，否定這部論書是龍樹的作品，而推測可能是鳩摩羅什或是那一位大師所寫。
達賴喇嘛說，他從來沒有看過《大智度論》，但知道它的名字，也曾在日本看到了一些，由於龍樹弟子的著作之中，並沒有發現引用《大智度論》，所以推定它應該不是龍樹所撰。
因為我沒有足夠的時間與他辯論，其實我也知道在近代學者之中，如比利時的Lamotte，日本的干潟龍祥、平川彰、加籐純章等人，都提出了他們的看法。比利時的Lamotte以及加籐純章，全然否定是龍樹的作品，其他的則對這個觀點作了一些修正。臺灣的印順法師為此特地口述了一篇論文，由昭慧法師整理，題目是〈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他還是贊成這是龍樹所造的古說，因為西藏沒有翻譯，現在也已找不到梵文原本，因此而說它不是龍樹的著作，未免太牽強了些；達賴認為龍樹的弟子沒有引用《大智度論》，就否定它是龍樹的作品，也不一定合乎常識。龍樹的作品數量之多，在藏傳的三藏之中，就有一百二十五種，還有很多作品，沒有被翻譯成漢文及藏文，所以在漢傳的天臺宗，把他稱為千部論師。而他的弟子，又怎麼可能把老師那麼多的著作，都一一的引用。
我在車上，曾跟他談到戒律的問題和比丘尼戒傳承的問題，此時又再度的提到，並且告訴他，我知道今年八月，臺灣有一批法師會去達蘭莎拉，出席一項比丘尼傳戒和比丘尼律統的傳承問題研討會。他說他相信我一定會出席，那時他會在印度接待我。我說去年三月，他曾經在臺灣當面邀請過我，後來沒見到下文，直到最近，也沒有人給我通知邀請。
當時，他立即交待他的英文秘書，回到印度後，趕快給我寄發一份邀請函，無論如何要我到印度參加該項會議。同時他又說：「現在我當面邀請你，你一定要出席！」我說：「非常遺憾！我雖然沒有像法王這樣，經常環遊世界為弘揚佛法而奔波忙碌，可是我的主要行程，在一年以前都已排定，今年八月的行程排得相當緊密，包括主持重要的幾項會議以及兩次的禪七，八月下旬開始，有十天的俄羅斯聖彼得堡及大陸的北京之行，所以無法應命了。」
也許因為這項會議不是達賴喇嘛親自主辦，所以負責的人員，沒有早一點想到邀請我出席。但到六月上旬，達蘭莎拉方面真的由駐臺北的代表，給我帶來一封正式邀請函，但我還是不能應命，真是無可奈何！
六、從記者招待會到文殊菩薩灌頂法會
到了五月二日下午五點講座完畢，我與達賴喇嘛同車返回華爾道夫，進入他的大會客室，和他一同出席招待東西方媒體記者的會議。包括電視、電臺、報紙、週刊雜誌，乃至於紐約本地，以及臺灣、加拿大等各地的採訪記者四十多人，記者會原定半個小時，結果延長到四十五分鐘。當達賴喇嘛離席之後，華文系統的各家媒體記者，還要求我留下，單獨向我訪問了十五分鐘，除了臺灣的電視臺都派專人採訪之外，知名的有線電視臺TVBS還以現場實況轉播的方式，向臺灣的觀眾介紹。至於當天所問的問題，可以參考五月三日各家華文報紙的報導，臺灣的法鼓文化也已將它整理成文。
在記者招待會之前，有一位香港《明報》的記者周勻之先生，向我發表他的感言說：兩天下來，他是全程聽講，可是能夠聽懂而受益的不多，而他對漢傳佛教的書籍已經看過不少，以他的感受來想像，參與這項法會的華人聽眾，究竟能得到多少利益，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他說，最精彩的應該是從明天的對談之中，聽聽我講的是什麼了。
我告訴他說：「兩天下來，我自己倒是學了很多，相信在華人聽眾之中，總是還有不少的人不虛此行，至於明天的對談，雖然被形容為世紀性的，乃至於空前的盛會，究竟我會讓大家得到多少利益，就等待明天請你指教了！」
在記者會開始之後，第一個發問的是臺灣TVBS的范琪斐小姐，她問得相當突出：「請教達賴喇嘛，您對聖嚴法師的印象如何？您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達賴喇嘛回答得非常簡潔，他說：「聖嚴法師是我已經認識很久的法友，他非常謙虛，而且是位真正有學問的修行人。」聽來這不像是一種外交辭令，而是對我由衷的稱讚。
其實，被他這麼一說，反而感覺到自己沒有智慧，不夠謙虛，更談不上什麼修行。不過，我並沒有要想跟任何人比高低，倒是真的。我願意跟他人學習，保持終生做學生的心態，深入經藏、博覽群書。至於修行，是很難用數據來衡量的，雖然不敢懈怠，力求精進，但所修所行還是極其有限。我所擁有的，就是正如《聖道三要》所說對於空正見、出離心、菩提心的反覆思惟而已。
記者會結束之後，果谷師安排了達賴喇嘛的英文翻譯特波騰欽巴格西，及漢語翻譯蔣揚仁欽，以及我自己的英文翻譯王明怡居士，來到我的房間，跟他們臨時補習，第二天五月三日下午我所要講的漢傳佛教綱目內容；這是為了避免他們在臨場翻譯時發生困惑。那篇綱目是我在當天清晨打坐之後臨時擬定的，脈絡相當清楚，但是有一些專有名詞，對藏傳系統的人是陌生的，即使是我的翻譯，也不會那麼清楚，如果要他們臨時翻譯成藏文和英文，可能不很容易。所以和他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溝通、斟酌、選擇恰當的字義。雖然到了第二天對談之時，並沒有拿著稿子念或照著綱目講，但是這項準備工作，仍為對談會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五月三日上午，是由達賴喇嘛主持文殊菩薩智慧法門的灌頂儀式。預定上午九點三十分正式開始，可是在八點三十分，達賴喇嘛就到了會場，登壇持誦觀想修法。到了九點二十分，見我還沒有到達，就相當著急的問：「聖嚴法師來了沒有？」連問三次。我於九點三十五分抵達會場上了臺，使他感覺到非常歡喜，似乎這場儀式如果我不到場，就會非常遺憾似地。我也的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席藏密系統灌頂大法會，而會場的講臺上，也為我準備了高高的四方蒲團以及圓墊，讓我可以盤著腿坐，舒服一些。
當天達賴喇嘛來得這麼早，不但讓聽眾們覺得奇怪，連我也不知所以然，甚至經常跟他在一起的舒曼教授，當天也是九點二十五分才趕到。他還緊張兮兮的問我：「為什麼沒有讓我知道？」我說：「我也一樣！」其實，達賴喇嘛前一個小時，是非常慎重的一個人在修行文殊菩薩的觀法，然後觀想自己是文殊菩薩的本尊，而來為大眾加持灌頂，這是密教的特色。那種認真修行的信心和態度，是會令人生起敬意的。
雖然聽眾隨後才陸陸續續進場，到十點正，才全體入座。但是他在九點三十分就開始講解灌頂的意義和內容，然後就由翻譯的人員，帶著聽眾用漢語和英語分別讀誦讚偈，包括菩薩戒、七支供養、供曼達拉、受願心文等。大家念得非常整齊，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正式舉行灌頂之前，達賴喇嘛特地調查，希望知道有多少人願意接受灌頂，當然，絕大多數的人都舉手了。他又說：「不想灌頂，也沒關係。」因為我對灌頂這項儀式，還不是十分瞭解，也沒有要準備學習著給人家灌頂，所以沒有舉手。達賴喇嘛又以調侃的口吻說：「灌頂並不是最重要的，法義的熏聞、思惟、修習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他發現，有許多人當他說法時，沒有興趣聽；當他舉行灌頂儀式時，他們都來了，因此而說：「那些專門趕赴灌頂法會的灌頂族，真是比我達賴喇嘛還聰明。」
事後他告訴我，本來沒有想要舉行灌頂法會，但是舒曼教授要求他說，如果缺少灌頂儀式，就會有很多人沒有興趣來了。聽他的口氣，灌頂儀式變成了吸引一般人，潮湧而至祈求加持的信仰，要改變這種風氣，連達賴喇嘛本人都很困難。而這樣的灌頂儀式對他本人來講，當然是一種修行，可是從早上八點三十分到十一點三十分，連續三個小時，不喝水、不休息、不上洗手間，對一位六十四歲的老人來講，也真是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