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從傳人中國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千多
年的歷史時期，佛教與中國社會相輔相成，呈現了曲折的變化和發展，特別是到了現在，中國佛教必須而且能夠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時代的要求。從歷史上看，在中國社會發展之最鼎盛時期的唐朝，佛教
也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各大宗派相繼形成，許多大德高僧都被當時的帝王請到京城進行弘法利生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玄奘和鑑真兩位大和尚，他們還不
遠萬里到國外取經和弘法。同時，當時的京城，也是外國僧侶聚集之地，許多外國僧
人來到長安、洛陽學法，這對唐朝與當時外國的友好關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唐以後的幾個朝代，佛教也都與其當時的社會相適應，對
當時的社會發展起有一定的作用。
佛教徒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愛國力量，無數佛教先輩在抗
日戰爭的年代裡，他們紛紛組織了抗日救護隊，救護傷員和難民。例如愛國高僧圓瑛大師，當“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
佔領東北三省後，他義憤填膺，以中國佛教會的名義，通告全國佛教徒，建立護國道場。同時代表中國佛教會致書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的
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國人民一道，本著佛陀的大無畏精神，共同製止日本的軍國主義。 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難當頭，圓瑛大師號召全國
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組織僧侶救護隊，辦理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收容無辜難民和抗戰受傷的戰士。圓瑛大師要求僧侶救護隊隊員們要發揚“大無畏”、“大
無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搶救傷員和難民。當時在上海的僧侶救護隊，共救軍民萬餘人，時人稱為
“戰神之敵”。他不僅教誨別人，而且自己一直身體力行。為籌集款項支援抗戰，他帶領弟子明暢法師前往南洋籌集
經費，倡導“一元錢救國運動”。他在南洋華僑中募得了大量款項寄回國內，以充佛教醫療
和收容所的經費，支援抗戰。他還曾贈言與北京中國佛教學院師生：“國家興亡，匹夫
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鮮明地號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國興教”的兩副重擔。 1939年，他和明暢法師一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受到
嚴刑拷打，他們大義凜然，威武不屈。因此，他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愛國老人”。這樣的高僧愛國事例還有很多。
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與國家的宗教政策有直接關
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
過的《共同綱領》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建國初期，國家經濟還很困難，各級政府就撥出巨款維修佛教的名剎古寺，給信教群眾以宗教
活動的自由，保護佛教徒的合法權益，幫助有困難的教徒解決生活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量的寺廟得到恢復，各地都創辦
了培養青年僧侶的佛學院。所有這些，都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創造了前提。
正是在國家宗教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佛教僧侶除了加強自
身建設外，還廣作資生福利事業，積極向社會福利事業進行捐贈。如在上海，我們的院長真禪法師從1985年起，即向上
海市兒童福利院捐款，1988年在上海市兒童福利院設立“真禪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每年捐贈二次，目前基金已達人民幣100萬元。 1991年夏季，上海佛教界支援災區人民人民幣100
萬元，嶄新棉被1000條。 1993年又創辦了 “真禪學校”。今年夏季，我們上海佛學院尼眾班的每一個同學也把自己
的毛衣褲捐獻給廣西省的廣大災民。此外，上海佛教界在對外交往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貢獻。明暢大和尚和真禪大和尚多次出國弘法，使許多外國信徒
和華僑信徒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華僑信徒中的許多人都到國內投資建廠，對社會福
利事業進行捐贈，促進了中外人民和中外佛教徒之間的友好關係。
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輝照耀下，維護社會穩定，促進
民族團結，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更相適應，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心力，這是我們每一個佛教徒的神聖職責。江澤民主席最近指出：“民族、宗教無小事”。這說明維護民族團結和億萬佛教徒的團結，是關係全局的
大事。我們身為佛教徒，應當遵循佛陀的教導，以“六和”精
神，同體大悲、普度眾生的坦蕩胸懷，為兩個文明建設貢獻力量，以促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更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