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本質是什麼呢？恩格斯在1859年《新美國百科全書》中發表的《緬甸》一文，稱佛教為泛神論，熟悉地提到緬甸的僧人“比較遵守‘清貧’（無私產）和‘獨身’的戒行”（見1975年國際出版社《馬、恩全集》第18冊，頁285）。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見：佛教同基督教、回教一樣，都是一神論（《哲學雜誌》1981年文章《儒教質疑》）。已故陳海量老居士認為佛教是無神論，這當然要看對“神“的定義。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198０年序（頁16），先自聲明立場，做出判斷：“我們不信仰佛教，也不認為佛教所宣傳的是真理”。魯迅則告訴我們：“釋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們平常對於人生難以解決的問題，早給我們啟示了，真是大哲！“（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蔣維喬《佛學概論》說：“釋迦實一慈悲智慧說法不倦之老比丘，應機指導，未曾自組教義，亦未嘗對其他教派，有所攻擊；對於弟子，極其親切，又其生活，至為樸素，戒行嚴肅；以平民的圓滿人格，留模範於人間。我認為《馬、恩全集》的索引不將否定“至高無上的神“的《佛教》歸納於被批判的《宗教》項下，而別立條目，意義深長，值得深入探討。
印度哲學權威拉達克裡什南教授說：“原始佛教像‘實證論’，企圖將重心從對神的崇拜轉移到對人類的服務。佛陀對新宇宙論的創立就沒有像他對新責任感的教導那麼熱切。“（《印度哲學》第1冊，頁357）。這新的責任感就是對人類的責任感，也即是說，佛教是以人道設教。呂澂先生所謂“為人“的宗教，尊重人類的莊嚴；而不是以神道設教，尊重神格；因為佛陀就是一位反抗婆羅門神權，教導人們掌握自己的命運，對眾生負責，濟劫獨，破邪山，生活得又快樂、又有意義的導師。
馬、恩批判一切宗教，獨不及佛，有時還作不平鳴，有點像吳承恩在他的《西遊記》小說中，“雖然把天上所有的神、佛、天帝嘲謔殆盡，卻對觀音採取不同的態度，把她描繪成仁慈可親，有時甚至還帶有讚美的意思。“《拙作（觀音－一半個亞洲的信仰）》，原載美國芝加哥大學1976年11月《宗教學史》季刊，臺灣《慧炬》中譯）。太平天國“毀佛崇天帝“（翼王石達開《白龍洞題壁詩》），一場捌劫，馬翁於1854年寫於倫敦，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的《英、法作戰計畫》文章中說：“中國的反叛者（指太平軍）對佛教進行了十足的十字軍式殺伐，毀壞他們的寺廟，殺害他們的僧侶“（《馬、恩全集》第13冊，頁41）。按照他小女兒埃莉諾·馬克思·艾夫林，小名“科科、中國儲君“的《卡爾·馬克思散記》所說，“摩爾人“並不像他一般信徒和反對者所想像的那麼“兇神惡煞“，而是“挺幽默，挺溫情的“。魯迅有詩：“無情未必真豪傑“！馬克思臉色黝黑，鬚髮如墨，妻女和親密的朋友都叫他“摩爾人“（非洲北海岸的土民）；他也稱無情、失去人性、機械活動人為“商品人“。
唐武宗毀佛，詩人杜牧說：“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卷1０，《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正如中古歐洲教會之賣券贖罪，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宋·宗頤禪師有詩自檢：“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儉是民族傳統美德，戒貪減欲，奉公守法之本；也是原“清貧“托缽謙儉自拘，釋子的天職，《大寶積經》（卷88）所謂“信施之食難可消故“。
人心無厭，三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競選的標語是，“每家的鍋子裡每星期都有一隻雞“，現在每家的車房裡有兩、三輛汽車已經是平常事了。美國當前公、私債臺高築，亮起紅燈，生產率和外貿都落在日本後頭，正掀起一股向日本學習風，就是因為這個受過佛教和中華文化傳統薰陶的蕞爾島國，有“根深蒂固的節約民族性。“成就“高比率的儲蓄，可以用來投資於工廠設備、器材、研究和人材的培養“（見莫比爾石油公司1987年公關文章《使美國加強競爭力》之三，《讓我們向日本看》）。
《人民日報·海外版》1987年3月17Ｄ《中外名人名言》專欄。以“勤儉成功，奢侈失敗“為題，錄載唐·李商隱句：“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敗）由奢“。4月18、19日在這裡舉行的海峽兩岸留美學者《中國現代化模式》研討會上，臺灣丁庭宇副教授指出：“由於經濟的發展，臺灣的色情問題嚴重，經濟犯變成了英雄好漢，倒會的數目越大越了不起，以及價值觀完全被扭曲。這種對現實生活的滿足，導致對理想主義的放棄。“（見《美洲華僑日報》1987年4月21日）。這不僅如丁教授所雲，“對臺灣是一種危機“，而是對全人類的一種嚴重考驗。宋·蘇舜欽說：“習惰志覆，安久質變“（《蘇舜欽集》卷13《送外弟王靖序》）。
晉·慧遠法師曾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高僧傳初集》卷7《釋慧嚴傳》）。在現代社會出現“鋼琴詩人“傅聰所謂“人性枯萎，精神貧乏“，導之以正則正。導之以邪則邪。哀莫大於心死，正本清源。重學敬德，為國為教，此其時也。
《四十二章經》說：“佛言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中國漢語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談會《紀要》強調，“遵紀守法，嚴持戒律“（《法音》1986年第6期）。四川尼眾佛學院更明確指出；“學員出家都是自覺自願，是終身從事於佛教事業的獨身者，如要結婚，必須還俗，脫離寺院“（見1985年11月23日《美洲華僑日報》）。可見恩格斯所提出的“清貧“梵行雖不為中國社會形態所許可，“獨身“斷欲的基本戒律中國僧伽並不後人。其實百丈禪師的《清規》，不許僧眾外宿、蓄財物，已契佛意。明·楚石和拾得詩雲：“釋子當持戒，沙門合離俗，休誇色身健，正恐業果熟。“白居易雖為白衣，尚“護戒先辭酒…香火道場深“今天的僧青年是桃李芬芳，不甘為凡夫，明天是宗門的龍象，負擔起佛法的興亡，“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踵盛唐之風。
劫後百廢待興，寺院重修與僧材的德育固屬當務之急，學術尤不容落後，只有在嚴肅學術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對佛教做出客觀、正確、全面的評價，向世界看齊。
任繼愈序正確地指出：“伴隨著佛教的傳播，推進了我國與鄰國的文化交流，加深了鄰國友誼與瞭解。“（《中國佛教史》第1卷。頁18）。不過任教授認為佛教“所指出的解脫道路是假的……幾千年來的廣大佛教信奉著是受害者。他們信仰虔誠，態度嚴肅，真心相信佛教可以幫助擺脫現實苦難。他們的行為雖不足效法，而他們成為宗教的俘虜是值得同情的。……我們也還要指出宣傳佛教的人們中間確有一些利用佛教作為工具謀取私利的……我們批判的鋒芒所向是佛教的宗教世界觀，而不是當前信奉佛教的群眾，揭露的是佛教麻痹人民的宗教本質，而不是針對虔誠的善男信女。這樣既尊重曾經存在的歷史事實，也尊重千百萬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頁16－17）。這樣的“同情“和“尊重“恐怕不是千百萬信徒所樂於接受的，也無補於學術研究的尊嚴，未必能“加深了鄰國友誼與瞭解“；但他對一些以神謀私，污染佛門的指摘，合當拜受，以資鑒戒，發揚真風。
當我看到新華社1987年2月26日傳真，鄧小平先生在北京會見泰國王儲，接受王儲贈送的銀煙盒，我有點顧慮，小平先生回敬這位佛國貴賓的禮物之中，不知有沒有這部佛教史？
任繼愈先生有他的職業道德和責任感，值得我們尊重和學習，他的學識也是不容否定的，可惜這種責任感已經落在八十年代的後頭。他的否定無異是一種挑戰，對突破舊框框，進一步全面性研究佛教文化有其催化作用。“科研“重實驗而非閉門造車，如巴厘藏《相應部經》（相當於《雜阿含》）第一所指出，“佛陀的教義不是憑什麼道聼塗説，而是意味著‘來察看吧’！“
清·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實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佛法今欲滅，我當勤護持“，《寶積經》（卷78）這麼說正可表達我們這一代佛子的責分－一“拯既滅之文，匡已墜之典“，淨化人心，護持正信，“恰似中秋月，無雲點太清“（楚石和拾得詩）。
1987年浴佛節于紐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