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其喪葬文化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中國人很講究對先人的安葬，厚葬之風在中國也很盛行，而伴隨著厚葬之風的擇地：即風水之學，也就應運而生了。風水作為一門學問，固然有它片面的真理存在，但它畢竟不是一門非常究竟的學問。因為風水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它本來就具有某些特殊的地理屬性，但人們所執著的往往是風水這一自然現象的表層，而忽視了風水這一自然現象產生的本質原因。也由於人們過於迷信風水，厚葬的風氣也便應運而生了。站在這個角度上來看，風水先生也確實誤導了不少的人，而且給社會、亡者及其家人，並沒有帶來絲毫的益處。

　　由於風水的理論存在著種種的弊端，於是乎風水學者又在逐漸地改變他們原來的說法，諸如“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啦，也就產生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自然，對於風水現象比較合理的解釋，還是那種將風水學與中國傳統的積德行善的倫理道德相結合得提法。這種說法認為：亡者及其家人若果不具備一定的德行，他即便是選擇了一塊風水寶地，也不可能獲得實際的受用。因為人們要真正能夠安葬到一塊好地上去，就必須選擇在恰當的時間下葬且必須葬在恰當的地理位置（含地理位置、墳墓的朝向、埋葬的深度等因素），只有以上因素都符合風水的要求，亡者及其家人才會獲得風水的實際受用；若果是沒有德行的人，即便是他在埋葬的時間與墓葬方向及深度等方面都符合風水的要求，那地氣（風水）也會因為他的德行不具備而會跑掉的。顯然，後者的說法對於勸導人們積德行善、對於使社會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無疑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但從整體來說，我還是反對厚葬，自然也就不主張擇地（即看重風水）了。我早年去過陝西，在那裡參觀了不少帝王的寢陵：諸如茂陵、昭陵、乾陵、秦陵等處，我都一一去過了。那些帝王的寢陵，未嘗不是經過第一流的風水先生考察過了的，那些墓地自然是風水寶地了，且其墓陵的巍峨高大，也未嘗不令人覺得他們是福報具足了。但那些寢陵中主人的後代：嬴氏、劉氏、李氏家的龍子龍孫，他們還有哪一個在執掌天下呢？在這一方面，倒是漢文帝看透了，《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這樣的記載：

　　頃之，（張釋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淒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昔斤 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1］

　　張釋之可謂是看透了厚葬的弊端，而漢文帝也稱得上是從善如流的好帝王了，因而他並沒有走前人厚葬的那條老路。但在中國的帝王之中，像漢文帝那樣的帝王畢竟不多，從陝西的皇室墓陵到北京的明代帝王的十三陵，他們依然是走的那條厚葬的老路；而在百官與民間，如張釋之那樣的人確實也太少了，因而厚葬之風至今有增無減。究其實，亡者究竟能在厚葬中受益多少？亡者的家人又究竟能夠獲得多少陰間的庇護？這就不客得而知之了。

　　在古人中，還是陶潛看得透，他不只是不主張厚葬，而且連那一套虛偽的喪葬儀式也不採用，連他的祭文也是他自己寫的：這比那種在亡者生前說得他一無是處，而到了他死後又敷衍出許多溢美之辭來要好得多。對於陶潛的那種“不樹不封”、“葬之中野”［2］的做法，我是至為佩服的，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陶潛處在離我們早了近兩千年的那個歷史年代裡，他竟然能夠看得那樣透，這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仔細一琢磨，陶潛的這話還是有來頭的：《周易·繫辭下傳》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樹不封，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3］原來，陶潛的《自祭文》，所引用的還是《周易》裡的古制，但他的向古樸的風俗的回歸，至少反映了陶潛所追求的主體人格與人性的獨立性。

　　若果要對喪葬的原始作一些探索的話，我以為還是《孟子》中的那段話說得好。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蘽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其道矣。［4］

　　從孟子的話裡，我們可以知道：古代喪葬的本來意義，並不在於甚麼風水、地氣，而僅僅只是為了不讓先人的遺體暴露在野外，從而遭到其他動物的吞噬而已。古人的埋葬先人，其起初也並沒有甚麼厚葬的風俗，而僅僅只是用比較厚的“薪”（柴草之類，或如草席等）以裹葬遺體，並不作陵墓（即墳堆），也不植樹或豎碑碣等標誌物，到了後世才有棺槨之喪葬禮俗。也許到了春秋時期，喪葬的禮俗出現了傾向於厚葬的苗頭，因而在《墨子》中，就極力主張“薄葬”，今存的《墨子》一書，其《節葬》三篇還保留下來了最後的一篇，墨子對於“厚葬”、“久喪”（即為先人長期地守孝）等浪費與愚孝的習俗，就很持反對意見了。但墨子的意見並未得到社會的認同，後世還是遵循了“厚葬”的禮俗，孝子的賣身葬親等事蹟被當作佳話來宣傳，因而為了埋葬先人而導致傾家蕩產者自然比比皆是了。事實上，那種為了先人的喪葬而極力浪費的做法是毫無必要的，後人對先人的孝順主要應當體現在對先人活著的時候，而並不是在他們死後的葬禮上面，至於那種在先人生前不孝而在其死後大肆鋪張浪費的做法，則更是毫不可取的。

　　筆者也是飽經滄桑的人了，對於厚葬的弊端總最算是看透了。在五十年代的“大躍進”時期，當年為了興修水利或搞其他建設，就對不少墓地作了挖掘，其中有權有勢的墓主，還可以考慮遷墳；而在那些無權無勢的墓主，就只好聽任其先人的遺骨暴露於野外了。與其花費了許多財富去厚葬，結果又讓別人給掘了出來，還不如採用“不樹不封”的方式深埋；與其選擇了風水寶地去安葬，讓後人為了開發旅遊業而掘墓，還不如選擇一個無人問津的荒山野嶺去埋葬了的好。而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厚葬之風又盛行起來了，農村特別風行土葬，擇地之風頗為盛行，而且競相採用水泥修建墓陵，給那些蔥綠的山坡上面造成一個個青灰色的“癌細胞”。從長遠的發展視角來看，死人與活人爭地的結論，絕對不會是死人取勝，而最終只可能落得死人的遺體暴露於野的結局。今天大型建設常常要將許多墓地剷除，即使是現在政府所認定的公墓區，說不定哪天要搞建設又將會夷為平地……而在城市，則在舉辦喪事上競相豪奢，孝家迎請專業的喪葬演唱班子唱歌，而且往往使用大功率的音響設備，通宵達旦，鬧得街鄰不得安寧。他們所唱的歌也無非是一些流行的淫詞豔曲，俚俗不堪，根本不能體現一點孝子喪親的悲哀氣氛，而僅僅只是為了互相攀比喪事的熱鬧與豪奢。還有更加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那就是通宵達旦地燃放鞭炮，競相攀比響聲大、響聲長。若果遇上了那些富豪死了親人，其周圍街鄰所遭受的災難就可想而知了。據說全國的省會城市與稍微大一點的城市都已經禁止燃放鞭炮了，而唯獨長沙市照燃不誤，其根本原因也莫過於其轄區內有一個生產鞭炮的瀏陽縣而已。我想：有一個瀏陽縣造鞭炮，長沙市就不禁止燃放鞭炮了；若果其轄區內還有一個生產大麻、或者罌粟的縣，那麼，長沙市就該不禁止毒品了。這真是豈有此理！？

　　人生主要在於活著的時候能夠有所作為，對於社會有所貢獻，而並不在於死後的厚葬、或者舉辦那個熱鬧的“追悼會”。像陶潛那樣自己給自己寫《祭文》的人，可以說是將人生的終始看透了的，而那些即使留下了一個大墳堆的人，未見得他也能像陶潛那樣留下不朽的詩篇或著作。這正如我尋常教導後生時所說的：

　　愈想留下的，愈是甚麼都帶走了（帶走了“陰德”）；愈是想帶走的，卻愈是甚麼都留下了（留下了“業債”）。

　　看破了生死的人，又何須去斤斤計較死後的“追悼會”與厚葬呢？多留下一點財富給後人吧，事實上你甚麼也沒有帶走！！

1999年8月27日作于長沙酌爽齋

　　［1］參見《史記》卷102《張釋之馮唐列傳》，光緒十年上海同文書局刊行的線裝本30冊《史記》之26冊。
　　［2］參見《陶淵明集》1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
　　［3］參見《十三經注疏》87頁，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版。
　　［4］參見《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經注疏》2707頁上，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版。

　　－－原載《慧炬》月刊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