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序
二十一世紀對人們來說，這個世界將愈來愈好，或是愈來愈讓人失望？人類生存以繫的地球，可能走入世界光明的盡頭呢？還是迎向世界盡頭的光明？
「現代化」的意義
「世界盡頭的光明」（Lightat the Edge of the World），原是國家地理頻道在二○○七年五月推出的系列節目主題，由加拿大籍人類學家，也是「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贊助的十三位探險家之一——維德·戴維斯（Wade Davis）博士，實地探訪彷若與世隔絕的四種古老文明：伊努特文化、尼泊爾佛教文化、泛安地斯山文化與玻里尼西亞文化，實際記錄古文明的存在困境。為了追索古文明尚存的餘息，戴維斯博士攝影小組開拔到南太平洋的復活島、大溪地、北極的格陵蘭島、南亞的尼泊爾，以及南美洲的祕魯，以鏡頭真實呈現古文明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置身極地氣候的生存震撼。
在拍攝系列影片之後，戴維斯博士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的採訪為他開啟了生命皈依的因緣。為了宣傳影片，他再度重返亞洲。在介紹影片的同時，他更關切的是「現代化」的意義——人類世世代代夢想追求進步、追求一個更便捷的時代，而二十一世紀彷彿是人類夢想的實現，但這就是我們要的進步嗎？戴維斯以人類學家、記錄者和節目主持人等多重身分交織發問，他把這個疑惑，一併拋給同樣關心世界的人們；二○○七年四月下旬的台北之行，他也試問了此地的觀眾。
戴維斯博士在旅經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後，於四月二十七日首度抵達台北。台北的多元文化樣貌，從白天的市景到入夜的風貌，都讓他興致昂然。然而此趟行程，最初並不在既定的規畫之中；那是出自「國家地理頻道」台灣區工作人員的建議而意外促成的行旅。不過，就在戴維斯博士確定訪台後，另一個讓工作人員驚喜的是：他們擬定一場座談會，試著邀請法鼓山創辦人，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禪師的聖嚴法師擔任座談貴賓，在心存期待卻又不敢期盼的寄望之下，法師同意出席的好消息傳來了！這讓國家地理頻道的工作人員幾乎不敢置信，不知如何表達既興奮又感激的心情，於是，「感恩」成為他們唯一的言語。
因此，聖嚴法師與戴維斯博士的對話，便成為「世界盡頭的光明」亞洲巡迴期間，唯一的一場座談會。
願世界的光明永遠常在
四月二十八日中午，就在座談會開始的前兩個小時，聖嚴法師與戴維斯博士首度晤面。面對眼前這位名聞遐邇的人類學家，聖嚴法師知道他與佛教是親近的。戴維斯博士在尼泊爾採訪藏傳佛教期間，因為親近僧侶與禪修的體驗，當下皈依成為佛教徒：那一刻，淚水濕潤了他的眼眶。
「我在影片中看到你流淚了，我看了也想流淚。通常第一次接觸佛法、聽到佛法的開示，或者參與修行時，凡是用心投入者，都會有這種流淚的反應。」聖嚴法師這樣說起。
戴維斯博士的表情，似乎有些靦腆，他可能從沒想過與聖嚴法師首度晤面的第一個話題，竟是眼淚。而他接受了這個話題，並且進一步分享：在喧囂、忙亂的塵世之中，忽然遇得一種靜心的佛法，特別感動，所以淚流。
聖嚴法師娓娓說道，佛教雖有藏傳、南傳與漢傳等傳承的不同，在修行方式上有所差別，但佛法的基本精神與原則都是一致的。對於午後的座談，則提議以「心靈的體會」為聚焦，聖嚴法師說，自己是一名中國佛教的禪師，很願意分享中國禪宗對於「心的修持」的見解。譬如這次活動主題：「世界盡頭的光明」，其中關鍵，不在自然環境的好壞，而在於人心的觀念。法師指出：「只要人的想法、觀念是正確的，就能有世界盡頭的光明；只要有一個人、一群人，乃至更多更多的人，願意用慈悲與智慧的佛法來自助助人，這個世界的光明就會永遠常在。」全程專注聆聽的戴維斯博士表示，他非常期待午後的座談，對於聖嚴法師開示的禪法，他願洗耳恭聽。
在尼泊爾採訪期間，曾聽聞「四聖諦」的戴維斯博士，在晤談尾聲，從聖嚴法師手中接下好幾本法師的英文著作，當中一本恰是關於「四聖諦」的講述。聖嚴法師如是說：「就請你看看藏傳佛教的四聖諦，跟我講的四聖諦有何異同。」戴維斯接過贈書，直呼不可思議！他說這次來台灣之前曾有一個疑惑，雖然很高興要來台灣，可是始終覺得理由不充足；除了首訪，除了影片的宣傳，應該還有一個更深的因緣，他這麼想。直到這一刻與聖嚴法師晤面，他說：「現在我完全明白了。」
世界盡頭的光明
—聖嚴法師與維德·戴維斯的對話
時間：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地點：誠品書店信義旗艦店
主持人：陳文茜女士（知名媒體評論工作者）
與談人：聖嚴法師（法鼓山文教禪修體系創辦人）
維德·戴維斯博士（Wade Davis，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駐會探險家）
心靈的體會
陳文茜：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座談會的兩位主角：一位是在台灣大家最敬重的宗教家之一——聖嚴法師，法師經常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提出很簡單的兩、三句話，就把許多人花了許多時間都參不透的道理告訴我們。我想宗教之所以成為許多人的心靈寄託，是因為許多從事宗教探索的人，他們對於心靈的瞭解比大多數人來得深刻。另外一位，是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駐會探險家維德·戴維斯（Wade Davis）博士。其實，人類學家與宗教家的角色有一點類似，他們透過不斷地探討各種文明的存在與消失，及其演變的過程，從中去思考人性思惟裡最深刻的部分。
首先請教聖嚴法師，在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什麼原因讓您出席今天的座談？
聖嚴法師：主持人好。維德·戴維斯博士是全球知名的探險家、旅行家和作家，在他拜訪尼泊爾以後，我認為他也是一位大修行者。我自己雖 然也修行了六十年，但是懂得的佛法仍然有限，我只知道自己是一名中國禪宗的佛教徒，同時我們有一個團體叫做「法鼓山」，而我們這個團體，就是用禪佛教的方法和觀念，來幫助參與修行的人和各界人士。
在這十年之間，我也經常在全世界各地，跟不同宗教、民族、文化和地區的人接觸，分享法鼓山的觀念和方法，我發現許多人都很能夠認同，也很願意接受，我用的一個名詞是「心靈環保」。如果我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互動，不時地談起佛教，那會讓對方感覺是在傳教，而不歡迎我了。因此，我跟他們互動時很少提到佛學名詞，而是用「心靈環保」來溝通、來分享。
這個世間，地球一天天受到破壞，是誰破壞的呢？是受到人類的破壞。由於人為破壞，所以地球逐漸暖化、變熱，而地球的資源日益短少。儘管大家都有共識 ——「地球只有一個」，也都主張地球資源需要保護，但是說要保護地球資源的人，往往就是地球資源的破壞者。因此，我們必須從觀念的調整開始，練習從我們的內心來體會自己、體會他人，體會這個世上所有的一切。
戴維斯博士是人類學家，同時兼具生物學、植物學的研究專長，大凡與這個世界相關的知識領域，可說都在他的研究範疇之中，尤其是他到了尼泊爾之後，因為接觸藏傳佛教而成為佛教徒，內心也有一些深刻的體驗。因此，今天這場座談主題也可定為「心靈的體會」，我們不去申論彼此專長的領域，而是針對心靈的體會，彼此交換意見。戴維斯博士的想法，如果能與法鼓山「心靈環保」的理念相呼應、相結合，應當會產生一些影響力，這是我非常期待的。
維德·戴維斯：我只想說，在聖嚴法師面前，我不敢造次，只想聽他開示。或許我可以做的，就是從我先前的演講中整理出一些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大家共有的疑惑，來向法師請益。
我想請教的是：當人們來到亞洲，在這處佛陀與佛教的誕生之地，譬如新加坡、吉隆坡、台北，會發現處處充滿驚人的能量與蓬勃的經濟。我很好奇，佛教的修行如何在現代社會找到定位？在環境保護這件事情上，佛教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聖嚴法師：我不敢說我的回答就是代表整體佛教的立場，因為佛教發展至今，已形成各種不同的宗派，也有不同地域、文化的傳承，而我僅是代表法鼓山所傳承的漢傳禪佛教立場，來回答佛法如何幫助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上，許多人都在追求快樂、追求富足、追求平安，甚或追求一個倚靠；這些期望，如果是向內心以外的物質世界、人群或者社會去追求、爭取，很可能得到的是一種虛幻——虛幻的快樂、虛幻的富足、虛幻的平安，就連倚靠也是虛幻的。
但是，從佛法的立場來講，世事的虛幻是正常的。要知道，所有的事物，無論是得到的、失去的，都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虛幻不是「沒有」，而是暫時的「有」，但這並不實在，也不可靠。如何才叫做可靠呢？那就是我們的心要能夠安定，無論生活條件富有或者貧乏，我們的心都能不受外在的環境影響，經常處於安定、寧靜的狀態之中，這才是真正可靠的。
某些開發中或者未開發的國家，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非常低，可是他們過得很快樂；我在西藏、印度，看到當地的窮人生活很苦，可是他們的臉上經常有笑容。而我自己從小也在貧困的環境裡成長，那時並不覺得有什麼欠缺，也不覺得哪裡不好；反而是在富裕的現代社會裡，人們擁有充裕的物質條件，可是不快樂的人卻很多。不快樂的原因，主要是不知足、貪求無厭。至於佛法如何在現代社會幫助大家修行？主要是從觀念上來調整，並且提供方法的練習，來幫助我們安定、健全身心。
戴維斯博士拍攝這一系列影片時，也到了尼泊爾，跟著藏傳喇嘛一起修行，和醫師友人一起打坐。在打坐時，他有一些體驗，讓他很震撼，也很感動，這就是他的內心有所轉變。當一個人的內心轉變以後，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會更懂得反省、知足惜福，而經常覺得自己與身邊的人，和社會、自然環境是息息相關的融合體，因此他對物質的需求、對自然世界的破壞可能會少一些。這也是法鼓山正在推動的工作。
知足常樂
陳文茜：戴維斯博士在尼泊爾山上，遇到一位法國籍的藏傳佛教喇嘛，這位喇嘛原來出身於法國名門之後，是一位科學家，他的社交環境經常可與各界名士接觸，例如一流的音樂家、藝術家和人類學家等等。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同時也看穿了一個人的財富、名望、地位和快樂，不可能同時兼得。因此，後來他成為一位藏傳佛教的信仰者，甚至出家成為喇嘛。
戴維斯博士提了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一個法國人到了尼泊爾，去尋找他在現代文明中的名望家族中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樂！可是我們大家都生活在這裡，如果我們想要在現代文明社會裡得到一點點快樂，那麼我們需要的佛法修行，跟在尼泊爾山上的有哪些差別？是不是想要有一點參透或修行，就一定得到尼泊爾山上，或者離開現實的世界？
聖嚴法師：事實上，我也曾經有過六年住山閉關的經驗。那段期間我每天只吃一餐，經常只吃番薯葉。當時我沒有什麼物質的需求，即便是要換洗衣服沒有肥皂，要漱口沒有牙刷、牙膏，卻依然過得很快樂，因為我的物質需求很低，也沒什麼物質的刺激來誘惑我。往後這三十多年以來，我和大家一樣，都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之中，也到許多國家和大都市，跟許多的人互動，但是我的需求依然很少，因為大眾需要的東西我不一定需要，對多數人具誘惑性的事物，對我來說則可能是絕緣的。但是多數人都認為需要的東西，我也不好反對，只有勉勵大家：「知足常樂！」不知足的人，永遠貪得無厭，心有恐懼，始終覺得不足，這樣的人是很痛苦的。
在我的弟子之中，有企業的負責人，也有在工商業具影響力的人士，我總是勉勵他們，在企業的經營發展上，也要考慮到對社會、人心與自然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切勿因為追求企業的利益，而導致環境的破壞、惡化，讓社會大眾承受苦果。
面對死亡的智慧
維德·戴維斯：以一個西方佛教徒的經驗，我發現佛教徒竭盡一生所迎接的，恰是多數西方人終其一生所刻意忽視的，那就是「死亡的到來」。在西方，人們有時會把知識誤解為智慧，認為知識可以用物質和財富來彰顯，也就是知識具有一種形貌，或者說知識就等同於寫了許多書、獲得多重學位的知識分子或學者。
記得我在哈佛大學的教授，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仍戮力埋首於生平第四百九十七次的科學報告，可是在他輝煌的科學家生涯之中，卻從不曾探觸有關智慧的議題。在西方，人們對於晚年總是不舒坦，他們會憤怒地說：「且慢！我可是通用汽車的董事長；我拿了三座諾貝爾獎；我是擁有四十五本著作的大作家；我在好萊塢人人皆知⋯⋯而你卻說我終將一死，這像是人話嗎！」但是對我來說，能夠體認知識與智慧的不同，真是太好了！
有一次，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搭計程車，駕駛是一位老伯，他看起來已經有點年紀，因此我說：「先生，很抱歉，你看起來有些年長，似乎不適合再開車了。」他說：「孩子，你認為我有多老呢？」我說：「看不出來，應該有七十幾了吧！」然後，他轉過頭來說：「我九十七了。」我說：「真看不出來！你的氣色真好，有什麼養生祕訣嗎？」然後他轉過身去，說了一句我不太想轉述的粗話，他說：「孩子，我可不擔心這種『該死』的事！」在我看來，那不是知識，也不是智慧，或許他從未受過教育。對我來說，佛法這門殊勝之課，一旦開啟，永不嫌遲。每個人最終都將踏上這段旅程，因為在生命臨終的一刻，我們都必須面對那奧妙和令人期待的一刻——內心的轉換，而它確實是可能的。
學習不傷害的「進步」
維德·戴維斯：到底什麼才是「進步」呢？這次亞洲巡迴之行，許多媒體記者都聽過我談論對於文化的觀點，最終總是回歸到「進步」的焦點上。有誰不想進步呢？但是我想問的是：究竟你對「進步」的定義是什麼？是以經濟體制來妥協環保生活嗎？是把一切奉獻給物質享受的人生嗎？
我想，此刻法鼓山所致力的，就是使佛法人間化，讓全世界知道，學佛修行並不是與人間脫節的，而修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承諾，那就是讓人們體認：我們必須學習不去傷害。不傷害乃是佛法的主軸，其中也包括不傷害地球。
當然，相較於四十年前，人們對環保的認知只是不從車窗丟出垃圾，卻無人談起「生物圈」（Biosphere）或「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等名詞，但是現在，這些已是一般學童習以為常的語言了。從這點來看，我們當然值得驕傲與自信。這當中的關鍵點，就是一九六八年神奇的聖誕之夜，當美國「阿波羅號」太空人首次登陸幽黯的月球表面，在那裡，既沒有日出，也不見月升，卻是人類史上首度見識地球的升起。這也是第一次讓人們感受彼此間的緊密相繫，不是因為同處一個無垠的宇宙，而是為了同屬無垠宇宙裡，一個漂流的星球而動容。漂浮在太空裡的一只藍色孤星，這個景象喚醒了對地球的夢想。可是在佛教來講，這是一向既有的認知。也因此，人們把佛陀稱為「大醫王」，比喻佛法是藥方，而把修行視為療癒之路。
陳文茜：戴維斯博士曾經到海地，調查當地民間製造殭屍的方法，這段經歷促使他寫下《黑暗之路》（Passage of Darkness）和《穿越陰陽路》（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兩本聞名的暢銷書。而他個人除了是人類學家，也是探險家、領有執照的河川導遊，以及在加拿大著名的藝術工作機構擔任監事；他的演說經歷，包括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加州科學學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等。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很關心一個問題，也是戴維斯博士這一系列影片的主題之一：關於格陵蘭冰原氣候變遷的問題。先請教聖嚴法師，您剛剛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現在談論全球氣候變遷最多的人和國家，可能也是造成氣候劇烈變遷的最主要來源。這個問題，其實從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去年拍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在全世界播出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他也變成像是傳道家一樣到處去演講。請教聖嚴法師您的看法。
聖嚴法師：這個問題我是關心的，但是沒有研究。從一個佛教徒和宗教師的立場，我首先能夠做的就是祈禱。其次，是透過各種管道去呼籲那些有權、有勢、有資源者，能夠對大自然「手下留情」。
其實，地球的暖化、溫室效應這類問題，人類已討論了二、三十年，但是問題並沒有改善，反而破壞得更嚴重；過去的破壞是人工的，而現代則是機械的，所以破壞的速度更快，而且情況更劇烈。此外，不論水底或者陸地的生態，也都面臨物種大量消失的嚴重問題。
造成這些破壞的主因，不是未開發的貧窮國家，而是已開發的富饒之邦。另一方面，提出地球生態危機的議論者，也是那些已開發文明國家的專家、學者和政治人物。只是他們嘴上這麼講，可是實際上做了什麼呢？有的人很關切自己國內的環保問題，但是對於其他國家環境的破壞，卻無動於衷。這些都是只考量商業利益，以及自己國家、族群的利益，而使地球環境的惡化更加嚴重。
我所能夠做的，就是透過各種管道來呼籲，提醒大眾一起來重視環境保護的問題。我想戴維斯博士現在做的也是相同的工作。其實，不只是對待自然環境，在人與人、族群與族群、文化與文化之間也是如此，在維護自己的權益之時，也應尊重他人擁有相同的權利。可惜就如戴維斯博士所言，現在地球上存在的六千種語言，每兩個星期就有一種消失；而戴維斯博士呼籲以後，語言卻還是照樣地消失。
留給子孫美好家園
陳文茜：我想再請教戴維斯博士。前幾天報上有一則科學報導，在距離地球兩萬五千光年的地方可能有另一個地球。如果撇開兩萬五千光年的距離不談，我很好奇，身為一名探險家，您會不會想去另一個星球探險？
維德·戴維斯：我想這是一段極其漫長的迢迢之路，恐怕在我有生之年是難以抵達的。這讓我有所感觸，人們論及太空遷徙，往往忘了其間遙遠的距離，除非我們能有一種新的方式，以現在人們無法想像的速度往前推進。可是，要在人類有限的生命裡抵達另一個星球，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到另一個星球去探險的想法確實不錯，也許有朝一日也能成真，但是如果人們將其做為逃避照顧地球家園的藉口，那就相當不可取了。
在太空這個議題上，只要想到人類記憶的善變與健忘，而能泰然適應各種惡劣的環境，真是使人震驚。看看我們這個世界，即使在空氣嚴重污染的環境，人們依然成家、依然過日子、依然竭盡所能，處處把人類的本能發揮到極致。問題是我們能夠改變氣候的變遷嗎？我們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嗎？或者乾脆接受、適應呢？這是個大問題，就目前來講，也許兩者都需要。
讓我驚訝的是，人類對於自己加諸於地球的各種行徑，居然遺忘得如此徹底！我曾到過美國中部的一處田野，那裡不久前才發生一樁悲慘的事—一種活躍於十九世紀的鳥類，從此消失了。在我們曾祖父生活的年代裡，北美曾有一種為數繁多的鳥類，其數量佔全部鳥類的百分之四十，稱為「旅鴿」。當為數二、三十億隻的旅鴿成群結隊飛抵美洲中西部時，天空幾乎完全被遮蔽了；當牠們棲息林間，即使旅鴿的重量極為輕盈，支撐的枝頭卻還是應聲折斷，而牠們大量排出的糞便，能使盛夏的光景彷彿殘冬一樣。然而這種鳥類，從群數的頂峰到完全滅絕，只在一個世代之間。
另一個相近的例子，是北美洲的野牛，在一八七一年，北美洲的野牛數量曾經比人類還多，但是現在，就在野牛生存過的地方，牠們已經徹底消失，並且被人們遺忘了，人們現在已經無法想像，野牛的存在，其實就與上一代的父祖輩同一時期。
人類是如此健忘，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控制氣候的變遷，我們就必須改變。我們必須記住地球此刻的容貌，並且傳承給下一代。這樣他們就會問，為什麼祖父留下的環境，到了我們這一代就變糟了？不論任何一個世代，有誰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就是有權利，可以把上一代交付的家園弄糟以後，再留給子孫？我想這是錯的。
現場問答
問：二○○三年起，蘇丹境內的達佛開始出現種族屠殺，災難持續至今，請問聖嚴法師，遠在台灣的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當然我們會記得祈禱。
聖嚴法師：假如你有意願的話，可以直接到蘇丹去瞭解他們、幫助他們；以當地的年輕人為著力點，宣導和平的訊息。達佛目前所面臨的種族屠殺問題，是兩個回教族群的對立，一個是黑人的回教徒，另一個是阿拉伯人的回教徒；而交織在這兩個族群之間的仇恨，主要是世仇，不是一時之間發生的。因此，我們可以做的是告訴他們：怨怨相報無法解決問題，而要用慈悲來療傷止痛。
最近，法鼓山在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召開為期一週的「蘇丹青年和平論壇」（Sudan Youth Peace Dialogue），由於蘇丹國內不允許這樣的活動，所以移至肯亞舉行，並且邀請蘇丹的青年領袖們參與互動、對話。我相信，蘇丹青年參加這個活動以後，回到自己國內將會產生一些力量，原來是激烈對立的，或許可轉為平和地握手。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但是這樣的工作，如果多一些團體一起來做，力量將會更大。
問：我們都知道要保存文化、保護地球資源，但是真正掌握實權者不一定這麼做。在這種情況下，像我們一般沒有權力、沒有資源的人該怎麼辦？
聖嚴法師：我們這些升斗小民、平凡的百姓，人微言輕，要想做大人物該做而不做的事，怎麼辦？很簡單，就從自身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凡是破壞資源的東西，你不要用；凡是破壞資源或破壞地球環境的活動，你不要參加；凡是製造種族、族群衝突的事情，你不要參與，同時，適度地向身邊的人，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宣導這樣的觀念。如此一來，至少你自己不會破壞環境，也能影響一些人不去破壞環境。由此一人影響十人，十人影響百人，力量就會慢慢出現。一直以來，法鼓山推動的就是人心淨化的工作，只有人心淨化，才能帶動社會的淨化，從而破壞環境的速度會慢一些。因此我相信，世界盡頭的光明是可以期待的。
維德·戴維斯：我的一點結論，也是我要重申的，當你聽聞佛法之後，信與不信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你。唯有人心的轉變，才能帶動社會的改變。不過，很可能會有一種情況：當人們對某一想法認同之際，卻不認為這種想法足以改變世界。偉大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經說過一句名言：「無庸置疑，少數人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事實上，從人類的歷史來看，能讓世界改變的，從來都是少數人，而政府與大型組織，則往往缺乏改變現況的適應性、見識和動力。」
改變，始於一個個人的心靈，試想甘地、佛陀，或者史上偉大的名人，無不是從個人的一個理念開始，從而帶動世界的風潮。因此，我不認為悲觀是有用的，在許多方面，悲觀只是一種放任，特別是對為人父母者。除了攜手邁向更美好的未來，我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