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發展至唐代時已達到鼎盛，空前盛況，前所未
有。除“會昌法難”之外，大部分的最高統治者還是持推崇佛
教的態度。佛教不管是在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還是在社會地位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優越成績，給社會各方面帶來了或大或小的貢獻，為唐以後的佛教發展提供了借鑒的作用。這一切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佛教自身健康的發展有著
密切的關係。
中國佛教發展至唐代時已達到鼎盛，空前盛況，前所未
有。除“會昌法難”之外，大部分的最高統治者還是持推崇佛
教的態度。佛教不管是在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還是在社會地位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優越成績，給社會各方面帶來了或大或小的貢獻，為唐以後的佛教發展提供了借鑒的作用。這一切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佛教自身健康的發展有著
密切的關係。
自佛教傳入中國初，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認為佛教是神仙
方術；早期的最高統治者也有一部分把佛教當作統治人民的工具，以至到現在還有人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從《舊唐書》看唐代的皇帝大部分還是推崇佛教的，不管
是利用佛教，還是真心為了佛教未來的發展。
一、從反佛者看唐佛教的社會地位
唐代也有反對佛教者，當然每個朝代都會有，只是最終的
效果如何，也因個人和當時的社會風氣及統治者的抉擇有關。如韓癒的《諫迎佛骨表》；傅奕的反佛論。
1、韓癒的《諫迎佛骨表》
韓癒的《諫迎佛骨表》是由“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乃送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而引起的，（《舊唐書》卷十五）隨後韓愈便“上疏極陳其弊”。他認為中國未有佛教前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
堯、帝舜諸位皇帝壽命都很高，而在佛教傳入後的殷湯、湯孫、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諸位皇帝也不是因為的佛教的傳入而壽命高。還特別舉例說從漢明帝時開始有佛法，在位只有十八年。其後天下相斷不安定，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
“三度捨身施佛”，最後卻“餓死台城”。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而看佛教，是足不信可。
佛教產生於印度，發展在中國。韓愈認為佛是外國的人，與中國語言不通，穿的衣服也不
一樣。沒有“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而且佛已死多年，枯朽的骨頭，污穢不堪，不應迎請到宮
中祭拜。應該“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將以上自己反佛的觀點，上奏憲宗，憲宗看了非常的憤怒，將韓癒的奏疏以示宰臣說：“愈言
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舊唐書》
卷一百六十）於是，癸巳（633），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2、傅奕的反佛觀念
傅奕在武德七年（624）上疏――陳述廢除佛教。他說佛教在印度，路途遙遠，漢譯佛書是假託。從倫理的角度講佛教是不忠不孝，出家人剃除鬚髮，割愛
辭親；遊手好閉，逃離租賦。虛張六道，恐嚇愚夫，矯詐欺騙。有造作惡逆，犯法的人，在獄中口誦佛經，晝夜不知疲
憊，希望免其罪。人的生死壽命，自然生滅。佛教講人的貧富貴賤，功業所招，都是由佛。這是佛教“竊人主之權”，是害政之教。 “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久。”（《舊唐書》卷七十九）漢明帝假託夢想，開始建立佛教。西晉以上，不允許中國人，削髮出家。到苻堅、石勒時，羌胡亂華，都是佛教導致的災難。
後來，傅奕又上疏。高祖召群官議論，唯有太僕卿張道源稱讚傅奕的奏請是合
理的。中書令蕭瑀與傅奕爭論說佛是聖人，非聖人是不知道的。傅奕說禮節是事親，奉上，這是忠孝之理，臣子應該奉
行。然而，佛卻逾城出家，逃背父親，以出家來抗天子，“以
繼體而悖所親”。蕭瑀不是遁入空門，是遵無父之教。我聽說不孝的人是無親的，這就是你。蕭瑀不回答，合掌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
到太宗嗣位，常常臨朝對傅奕說，佛教的道理是非常的玄
妙，是可以學習的。而且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很有靈驗，唯獨你不悟解這個道
理，為什麼呢？傅奕回答說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漸漸流傳中
國。模仿老莊玄言，妖術之教。對“百姓無補，國家有害”。可見傅奕的反佛是非常的尖銳、刻薄，然而，佛教並非如
他所說。
從以上韓愈和傅奕兩人反佛的事件來看：雖然他們激烈的
反對佛教，但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沒有採取廢除佛教的行動，而且，還不同程度的支持、推動佛教的發展，可見佛教對當時的社會是啟到一定的作用和貢獻的。唐有“會昌法難”，然，在“會昌法難”後，佛教反而更
加的興盛，用歷史學者的學識來看，為何會興盛？可以一目了然了。
二、從當朝皇帝對佛教的態度看唐佛教的社會地位
在唐代大部分的皇帝是支持佛教，具體的行動：如開設譯
經道場，不但支持僧人的譯經，還派當時的社會文豪參加翻譯；廣度僧尼；建寺造像，舊宅改為佛寺等等，都是表現為對佛教不同程度的支持；同時，也說明佛教
在唐代的社會地位。略舉如下：
太宗李世民雖對道教的崇拜，但不減對佛教的支持。當玄奘法師從印度取經回來，太宗遠遠的在長安迎接。還把玉華宮改為佛寺，供玄奘法師翻譯經典。並派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
十餘人，相助玄奘法師翻譯經典。唐代的翻譯是非常的興盛，這與皇帝的支持分不開的。太宗知道蕭瑀喜歡佛教，塑佛像一軀，並且在佛像旁繡蕭
瑀的形狀。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賜袈裟。
武則天是非常的信奉佛教，對佛教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
性。武則天命沙門偽撰《大雲經》，為其登上皇帝的寶座在渲
染，同時也給佛教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有利的機會。並且，下令各州設置大雲寺，造像度僧。更有歷史意義的是：她下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也處道
士女冠之前。這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佛教幾乎成了國教。
“安史之亂”時肅宗聽取郭子義的意見，請神會置壇度
僧，所得錢財，以充軍需。神會為唐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因而受到皇室的重視。 “安史之亂”平定之後，肅宗皇帝詔入宮內供養，並建造
荷澤寺供他居住，給予極高的禮遇。
憲宗時，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皇帝請入宮中供奉三日，後送諸大寺院供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
會昌五年（845）五月，誅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是因
為其說惑武宗，排毀佛教。造成武宗啟動大規模的毀佛事件，即佛教所謂的“會昌法
難”，有大部分的原因是道士的諫言。然“會昌法難”後，佛教又開始興盛。
懿宗信奉佛教是非常的虔誠，經常在宮中供養僧尼。還賜安國寺的僧徹法師，旃檀座椅。
高宗在位時，在宮中為文德太后追福超度，造慈恩寺及翻
經院，敕京城諸寺幡蓋，送玄奘及所翻譯的經典、佛像、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656)，高宗又詔令左僕射於志寧、侍中許
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郞薛元超等，共同潤色玄奘所定的經典，國子博士範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
協助翻譯。
三、從當時的佛教發展狀況看佛教的社會地位
佛教發展到唐代是非常的興盛，空前的盛況，給佛教帶來
了勃勃生機。唐代的佛教不但在思想上比其前有所進步，還在諸多方面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佛教宗派方面。中國化佛教發展到唐代時，佛教宗派林立，八宗思想各有
特色，也是標誌著佛教的鼎盛時期。唐代佛教宗派的成立，實際上在此之前的南北朝，已經有
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唐王朝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也給佛教在思想上統一提供
了有利的機遇，佛教宗派的創立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時代的產物。
佛教文學方面。佛教文學在中國佛教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豐富了中國
文學詞語，提供了有利的養料，成了傳統文化中不或缺的組成部分。佛經翻譯思想非常的豐富，佛教詞語豐富了現代漢語詞
庫。如：曇花一現、借花獻佛、海底撈月、因緣等等。魯迅先生提倡把《維摩詰經》當作小說來，因其經中的故
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楞嚴經》的文體，越讀越不厭倦，愛不釋手。
佛教藝術。佛教藝術自佛教的產生地印度，早在健羅陀時期就很興
盛。佛教藝術作為一個奇葩，隨佛教傳入中國後，也對中國藝
術啟到一定的作用。寺院的建築，給現代學習古建築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實
物樣本，同時，也是人們喜歡參觀的最佳地方。塔，在印度時是供奉佛陀舍利的，給信徒禮拜的。在中國唐代前塔成為佛教寺院的主體，一般都建在大雄寶
殿前，到了唐以後，逐漸成為旅遊者到寺院的一大景觀。不一而足。
四、結論
唐代的社會、經濟、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這給佛教
帶來了有利的機遇；同時，也是佛教在唐代轉型的時機。佛教自傳入中國開始，在社會中不能被普遍的認識和理
解。那麼，佛教有識之士就才取用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來解釋
佛教(格義佛教)，使佛教在社會中得到普遍承認。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逐漸鞏固，又反過來
用佛教的詞語來解釋佛教，這樣，佛教教義人們已能夠接受和理解了。
綜觀唐代的佛教不再是格義佛教，而是對唐代的社會各個
方面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當然，佛教在唐代的鼎盛不單單是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支
持，也與佛教自身的健康發展，思想上的創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離不開，佛教在唐代的社會地位也是空前的。
發表《上海佛教》2005年第3期，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