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四、康僧會：
                                             康居國人，世居天竺，隨父移居交趾（中越地區），譯《六度集經》，因深闇華文，多引當時道家理論以釋禪經（如《安般守意經》、《道樹經》、《法鏡經》等），乃為中國「格義佛教」發端之人。

　　　　　　戊三、重要發展：
                                          由 於方術的被禁，導至附庸於神道的聲聞禪法與法數受到了抑制，乃透過康僧會的努力，而朝向道家格義化方向發展，此為延續漢代而另有轉進者。另一方面由於老莊 玄學思想的興起，使得以支婁迦讖（漢代）及支謙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說，被理解為與道家玄虛空無相應的玄學式佛教。從而使佛教，受到當時士大夫的重視，分別 以洛陽及建業為中心，而被研究。後一發展不但開啟了兩晉時代的清談及玄學格義佛教的發端，同時也透過傳譯，而植入了當時印度正盛的大乘性空思想於中國佛教 中，為中國佛教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大乘般若性空思想之基礎，此一性格亦深深地影響了宋代以前的中國佛教之發展。

　　　　　丁三、西晉（265~317）：

　　　　　　戊一、外在環境：
                                          司馬氏的門閥政治與個人的荒侈所造成的政治腐化，使得平民知識份子因受迫害、不滿而趨向山林與清談。在清談風氣的推動下，三國以來具有反儒及自由派思想的老莊玄虛思想，亦更形發達隆盛，從而在思想上產生了以老莊玄虛、無為而解釋儒教淑世學說的潮流。

　　　　　　戊二、重要翻譯：

　　　　　　　己一、竺法護：
                                      世居敦煌郡，先祖為肢人精於翻譯，在方等、般若學方面之貢獻，深受後代所推崇。譯有《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漸備一切智德經》（《華嚴經》十地品）、《光讚般若經》（即《放光》、《大品》般若最早之異譯）、《勇伏定經》（支婁迦讖所譯《首楞嚴經》之再譯）。

　　　　　　　己二、竺法蘭：
                                             天竺人，出生於河南，重譯有《放光般若》、《維摩詰經》、《首楞嚴經》。

　　　　　　戊三、重要發展：
                                          由於時代所造成的清談風氣與自然主義（道家無為思想所成），結合了佛教的解脫思想與淡泊生活態度後，一方面固然使得佛教也有著濃厚的「清談」色彩，另一方 面則在此風氣的帶動下，使得三國時代以來即已蓬勃發展〔主要由三國時的朱士行（出家人）所推動〕的（舊）般若性空教學，一直成為此時及東晉羅什大師來華之 前的佛教義學大宗。雖然其中亦一直存在著道家玄學性思維的格義性格，但卻也為〝性空〞之理的深入理解，種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亦由於清談的風氣，進一步促成了名僧與名士的交遊，再加上西域僧、俗二眾來華後的深入民間弘化，使得佛教在上流社會及庶民階級兩個領域上皆有擴大發展之勢。此一發展因為對道教產生了排擠效應，故而亦開啟了往後數百年中佛道相爭的局面。

　　　　　丁四、東晉至羅什大師來華〔317~401，約與南方東晉王朝（317~420）及北方五胡十六國（311~439）的年代相當〕：

　　　　　　戊一、外在環境：
                                          西 晉末年因政治的腐敗，而引發「八王之亂」及「永嘉之亂」（五胡亂華之始）。在西晉亡後，北方五胡十六國相繼興起，在劇烈的鬥爭之下，黃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受 到了空前的破壞。在此同時，南下建都於建康（南京）的東晉王朝，則將北方中原文化，大量地帶入吳國時代即已開發的江南地區。在保存或摧殘中原文化的同時， 由於政治上的鬥爭及人口的大量流徙，事實上亦強力地促使著各個民族及文化的相互融合。此中雖仍以中原漢文化為主體，然已不同於原來的漢文化，而在南北方各 自表現出不同於原來的中原文化。
        另外，由於南方晉室的偏安心態及門閥政治所造成的腐敗及鬥爭，使得南方清談風氣達到鼎盛。

　　　　　　戊二、重要人物：

　　　　　　　己一、佛圖澄大師（232~348）：
                                      本姓帛氏，似為西域龜玆國人，清真務學、善解文義，誦經數百萬言，善誦神咒。曾至罽賓受誨名師（羅漢）學習一切有部佛法，又學於般若及方等，志弘大乘。於西晉末永嘉四年（310），以七十九高齡來華，感化後趙石勒、石虎，並使之正式認可漢人之出家。
                                      主要弘化於河南、河北等黃河中游地區，為東晉初期北基者。大師除以道德和神異感化人主，從而弘護佛法之外，他並廣泛地建寺（八百餘所）、安僧、收徒（門徒 近萬人）。更重要的是他教化僧伽，培養許多影響後來中國佛教非常深遠的弟子（大抵皆為格義佛教之菁英），如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僧朗、法常、僧 慧等人，皆是當時重要的法將。

　　　　　　　己二、道安大師（314~385）：
                                              河 北冀縣西南部人，生於西晉末年愍帝建興二年，幼失父母，十二歲出家，性敏而志於學，萬言之經一讀成誦。受具後往師佛圖澄（約二十四歲），年三十七因避兵亂 而率同學五百人，先後在河北一帶九次移居，但仍齋講不斷，倡禪觀而對格義佛教開始質疑並主改革。四十二歲度慧遠大師（年二十一），五十二歲派從學者南下揚 州弘法，使北地之禪法，般若義學及淨土教法，再次南傳。晚年則居於長安五重寺，譯經及監修等工作，為第一傳入授受期佛教的總大成者，亦是佛教中國化、制儀 化的奠定者。

其對時代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五點：

　　　　　　　　庚一、樹立於顛沛流離中，仍能堅苦卓絕、自利利他，而非逃避隱居的高超僧格。

　　　　　　　　庚二、成就諸多佛法事業，如延續前代般若之研究，重視戒律，實修禪觀，倡議淨土，推動譯經，考定經典歷史及真偽，並整理經目等。

　　　　　　　　庚三、開創我國注釋經典先河，並首倡格義佛教之改革。

　　　　　　　　庚四、教育僧伽（如慧遠、僧叡、慧持、道生等皆其高弟或再傳弟子）。

　　　　　　　　庚五、建立僧制、確立僧伽軌範等。
                             大師為此期的佛教做了完整的總結，並在思想，人才，修行，事業及僧制等方面，都為下一期佛教的來臨，預先確立了厚實的基礎。終其一生雖皆在北方弘化，然其對中國佛教之貢獻卻是長遠而全面性的。

　　　　　丁五、本期綜述：
                              本 期由西漢末年的佛教初傳為始，至道安大師的奠定中國化佛教的基礎為止，前後經歷了四百餘年的漫長歲月。就外部的大環境說，政治上由漢室的衰老，到國族的爭 亂、分裂，社會上由質樸到浮華，思想上由尊儒到崇道，行動上由務實到清談，再加上文化的南北大遷移及民族的快速融合等等，可說正是一段中國文明最為動盪的 時期。
                 在此背景下，佛法以〝神道〞的色彩為媒介而傳入中國，更經由經典的傳譯及道家玄學化清談的助緣，而漸次地展開了大乘般若性空學的初期研究。就思想史而言， 此期的佛教主要以道家格義化的般若性空思想而貫徹始終，初期雖亦有聲聞佛法的研究，但終以外在因緣的限制，而無法有效的流行。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此期的般若性空研究，雖是西域正流傳的思想主流，但礙於翻譯及思想定義上的不足，此期的佛教思想界一直缺乏著一種專屬經佛教所運用的， 經過嚴格定義及明確理解而又統一的佛法名相及概念，來進行法義上的思維辯證。終此一期的佛法義學，皆受限於玄學格義的架框而未能有效突破，因此在研究理解 上仍有所欠缺。其間雖不乏有真知卓見者（如道安大師）對此產生質疑，但整體而言，舊般若性空學要從格義架框中洗鍊而出，即有待於羅什大師來華之後，所掀起 的另一波翻譯研究之高潮，方能剋竟其功。這也就是我們以羅什大師的來華，作為時代分界點的原因所在（其影響性是遠超過政治變遷對佛教之影響的）。 
                        至東晉時期則由於佛圖澄及道安兩位大師的先後經營，更使得佛教在士大夫階級的理論性研究外，更深深地落實到民間弘化及僧團實踐的層面上來，在本期結束前，可以說已為下一期理解研究期的來臨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丙二、理解研究期（401~578）：

丁一、羅什大師來華至宋、齊二朝（401~502，約北魏宣武初年止）：

　　　　　　戊一、外在環境：
                                  在 南北朝之前，北方由於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合頻繁，因此對於外來文化的吸納則相對於南方為容易，因此譯經事業勝於南方。此外南方相對於北方的戰亂頻繁而言，則 顯得較為和平而傾向於放逸；北方以武人政治為主中央集權至為明顯，文化上胡漢相混的色彩較濃，南方則以漢族的儒家文人政治為主，文化上仍有儒術獨尊的色 彩。

　　　　　　戊二、重要人物：

　　　　　　　己一、鳩摩羅什大師：
                                               龜 玆國人，七歲隨母出家，初學說一切有部教理並五明諸論及世間法術，受學《中》、《百》、《十二門》等論之後，學風丕變，而大弘中觀。年四十一為呂光所迎， 居甘肅涼州十七年，後以五十八歲之齡入長安。於十二年中，重譯或新譯之經典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門下三千，達者八十，其中僧肇（三論家之祖）、僧 叡、道生（《涅槃》之聖）、道融等四人，合稱「關中四聖」最負名，是中國佛教的主要奠基者，亦為新般若學研究的啟發者。其主要影響有三：

　　　　　　　　庚一、修正了歷來所譯經典之缺失，並精確地建立了般若性空學之概念與名相，從而使中國佛教開始在思想上徹底地脫離了二百五十多年來的格義佛教限制，同時也確立了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基礎，為之後的中國佛教之發展，開創了最佳的起點。

　　　　　　　　庚二、將印度般若系的大乘經典及龍樹菩薩的中觀論典（首次）大量地引入中土，促成了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各宗派的產生與發展。

　 　　　　　　　庚三、經弘《法華》、律遵《十誦》、修依《坐禪三昧經》（菩薩禪法）、學歸《般若》、《四論》、傍涉《成實》而推崇《泥洹經》。嚐云： 「《三藏》去滯，《般若》除妄，《法華》開一究竟，《泥洹》闡實，此三津（後三者）開，照之無遺」對後世之中國佛教思想影響深遠。
                         又大師雖一生皆在北方譯講，然因歿後北方漸又陷入統一前的爭戰時期，教義之學的研究則隨著道生（思想已不同於羅什大師）、僧叡、慧觀等人而向傳播到晉室並延續至南朝。
                         亦約於此時，北方由曇無讖（北涼時，412來到張掖）譯出《大般涅槃經》（421），南方亦由慧遠大師之支持，由佛陀跋陀羅（覺賢）譯出六十卷本《華嚴經》。前者之「真常（理）」思想與後者之「唯心（識）」思想，亦對中國佛教產生了另一層面的思想刺激則不可不知。

　　　　　　　己二、慧遠大師（33）：
                                       俗姓賈，晉成帝咸和九年（334），生 於山西雁門樓煩縣（五台山麓）十三歲隨舅遊許昌、洛陽，學六經及老莊，二十一歲與弟一同師事道安大師，聽《般若經》。四十五歲於襄陽辭師東下，止於廬山， 建東林寺，居三十餘年而不出山。以其學問及道德，在南方貴族化清談佛教的大環境中，獨樹佛教僧團之清流形象。為東晉時代南方佛教的主要建構者，更為南朝佛教的來臨，立下基礎。其主要影響有以下五點：

　　　　　　　　庚一、促使戒律（《十誦》）、禪法（三乘共禪及觀像念佛）與般若思想進一步地在南方弘傳。

　　　　　　　　庚二、協助覺賢大師譯出《僧祇律》四十卷及《華嚴經》六十卷，乃至有部毘曇學之傳譯等，尤其《華嚴經》之譯出，於中國唯心思想之啟發深具意義。

　　　　　　　　庚三、提倡往生彌陀淨土，影響後世深遠。

　　　　　　　　庚四、建立僧團、培育僧才並致力傳統禮教與佛教的調和。

　　　　　　　　庚五、以實踐禪修、嚴持戒律、深研般若、求生淨土乃至不懼生死、不畏權威的高超實踐僧格，而扭轉了南方向來即普遍多於言說少於實行的貴族式格義佛教之缺失。

　　　　　　　己三、道生大師：
                                      屬義解僧，於《涅槃經》深有體悟，帶動中國佛教在「真常」思想上的深刻啟示，影響後代佛教深遠。

　　　　　　　己四、佛陀跋多羅：
                                      屬禪修僧，以禪、律知名，弘傳禪法為志，譯出《不淨觀經》、《大般泥洹經》、《華嚴經》、《觀佛三昧經》及《大方等如來藏經》等，乃是唯心（大乘有宗）思想的主要傳入者，亦影響中國佛教思想相當深遠。